文武双全
我认为，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事务大体可分成文、武两道。因此，在人类社会的构成因素中，二者缺一不可。
武道是对身体和意志的锻炼，是塑造人格的必需。而文化是维持和平与丰富精神世界所不可缺少的。近来，文与武的界线有些混淆，体育也被列入文道活动的范围之中了。其实，胜负之争本来就属于武道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难怪人们把围棋和将棋都归档于武道。并且，记者们还经常在观战记中把“擂争十盘棋”的生死对局，比喻成古代武士们的自刃格斗。
自古以来，“文武双全”一词本身就充满着神奇的腕力，因而使世人无须解释，便深知文武兼备的必要性。就像穷兵黩武的教训一样，“胜负一边倒”的人容易偏信武力，忽视仁义，因而在他的人格上必然缺少和谐。我始终不渝地将围棋和宗教信仰作为生命的两大支柱，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风雨兼程地走了过来。因此，我一方面作为棋士，在残酷的胜负世界中奉行武道；另一方面，吸收了红会的宗教思想和东方哲学思想，并将其作为人生的指南而自我培育出丰富的精神世界。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披荆斩棘地踏出了一条文武双全的道路。因此，对我来说，胜负与信仰，如同人离不开水与火一样，缺一都不可。
不过，尽管围棋从胜负的角度来看属于武道，但从其可不计较胜负、仅作为娱乐、或为后人留下出色的棋谱作品这一点来看，围棋与文化领域真是太接近了。据道教学说解释，棋盘、棋石是作为观测天文、占卜阴阳的道具而发祥的。因此围棋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打下了文化的烙印。正因为如此，围棋更接近于艺术。譬如，即便有些棋子被提取，但未必波及到满盘皆输。这种胜负矛盾中自强不息的精神，恰恰是歌颂为和平而斗争的艺术形式。从围棋具有如此鲜明的性格来看，如果它一旦在世界上普及推广、国际间的交流也兴盛起来的话，围棋一定不负众望，在类和平和国际友好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我留学日本的最初几年里，为了成为一名一流棋士，走过了一条潜心研究的艰难路程。后来，我在了解红会、吸收宗教和东方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又逐步意识到我命中注定要通过围棋和宗教信仰两个方面的途径来为日中友好效力。从那时以来，我一直抱着一个最大的愿望，即希望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人们都能避免政治上的争端，让实现和平共处的那一天早日降临！
战后，在我信仰玺宇的时期，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对我的评价都不好。特别是“战胜国”中国，对我的责难尤其严厉。然而，尽管如此，我对日中之间求得和平的愿望依然没有一天动摇过。而且，受玺光尊的派遣，当年我前往“中国代表团事务所”（注：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派出机构）去游说时，也曾为日中和平呼吁过。为此，我反遭到对方的一阵奚落。战后的一段时期里，就连我的婚事都受到一些中国人的种种议论。不过，我仍然把这桩姻缘视作日中友好的象征。我发誓，同这位日本血统的妻子相敬相爱，白头到老！
我感到无比欣慰的是，作为一名棋士，我取得了超出自身实力以上的成绩。通过这些成绩，在以日本、中国为首的十多亿亚洲人之间形成了一条无形的联结纽带。我认为这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而且，我能名留日中友好的青史，这比当上亿万富翁还要令人高兴啊！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自己肩负着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即必须为后人留下问心无愧的坚实足迹。为了履行这个义务，我今后也决不作为贪私欲而辱清名的事。我决心经常不断地反躬自问，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永保廉正、无愧终生。
静思往事，我之所以飘落日本，并非自愿，完全是天赐的命运。诚然，正是为了善始善终地保全这个好命运，我才勤奋地生活过来了。
我觉着，自己能做出意想不到的成绩，皆因自己的努力受到了神灵的承认。我的一生中能与濑越宪作先生、桥本字太郎先生和木谷实先生这些贤良的前辈邂逅相识，能与红会这一宗教结下奇缘，真是莫大的幸运啊！
今年已是我的古稀之年。根据我研究的历法来看，一九八四年是“转关”的甲子年。甲子是每隔六十年循环出现一次，但“转关”的甲子则是二千五百年循环出现一次。迄去年（1983）为止，人们将刚刚结束的二千五百年的“未法之世”中出现的释迹摩尼、孔子、老子、基督等圣贤，视为由神派到人间来拯救“未法之世”的使者。而“未法之世”已告结束的今年开始，一个必然的趋势出现了，即世界将朝着没有纷争的方向发展，人类将迎来和平共处、光明灿烂的新社会。
现在，我已挥泪告别驰骋多年的棋坛，从现役棋士阵营中引退了。但是，今后我依然希望通过围棋与宗教这两个方面，以新的面貌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迎来“转关”的甲子元年之际，我想以文会友并敬告各位读者：这一年将作为我生活的新的出发点！
经一生的磨练，在棋中悟“道”，在宗教中达“理”，修成文武双全、人格和谐，性灵与日月同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