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 徐书白 2015-10-15 15:22
在回答标题中的“为什么”之前，让我们先来厘清一个“是什么”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围棋到底有多红？
不妨以1985年作为时间节点，来对比一下中国和日本。
当时的日本，人口约为一亿，围棋爱好者数量却高达1208万（据日本余暇开发中心2000年发布的白皮书），专业棋手有六百人，九段棋手有六十余人，其中不乏小林光一、武宫正树等“超一流选手”。
同一时期的中国，人口在十亿左右，是日本的十倍不止，但据专家估计，围棋爱好者无论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都落后于日本，这从棋手数量就可窥见一斑：专业棋手不过一百余人，九段棋手更是只有四位，还包括已经“退居幕后”的国手陈祖德和吴淞笙。
实事求是地说，截至1985年，相比起围棋历史源远流长、曾对周边国家输出围棋文化的中国而言，日本更当得起“围棋王国”之名。
然而，在这之后，事情起了戏剧性的变化：中日围棋之间出现了实力上的大反转。
仅仅过去短短十多年，到1996年，日本的围棋爱好者数量就下降到了410万人，以每年66.5万人的速度递减。棋坛上活跃着的，依然是坂田荣男、藤泽秀行、加藤正夫、武宫正树、小林光一、大竹英雄这些“老面孔”，新秀后继乏力。
至于中国，到了1999年，时任中国棋院院长的陈祖德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中国有3000万围棋人口是大概是没有问题的”。一年之后，《围棋天地》杂志给出的统计数字是：中国的围棋人口有2000万。即便取较低的那个数字，中国也远远超过日本。
陈祖德，新中国第一代棋手代表人物，也是第一任中国棋院院长
这个时候，活跃在中国棋坛上的，是老中青四代国手：即便不算已经成为象征人物的陈祖德（1999年，他被评为“新中国棋坛十大杰出人物”之一），也还有聂卫平、马晓春、常昊以及渐渐崭露头角的古力（他们正好代表了五〇后、六〇后、七〇后和八〇后），而准九〇后棋手陈耀烨（生于1989年）和九〇后棋手如周睿羊、时越、范廷钰、芈昱廷和唐韦星等（若干年后，他们先后夺得全部六项世界围棋大赛冠军）也已经或快要开始摸索着上网下棋。
国手王汝南曾在一篇发表于1987年的文章中说，“中国大陆兴起了一股从未有过的‘围棋热’”，他称之为“中国围棋的复兴之路”，这也是该文的标题。套用今天常见的术语，以1985年为起点，中国围棋在八十年代实现了“爆炸式增长”，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比如，作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是一名围棋爱好者，“金角银边”、“谋势”、“做活”这些围棋术语都被他移用于比喻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
许多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企业家，也对围棋情有独钟。如江苏春兰集团董事长陶建幸、上海建桥集团董事长周星增、中国移动上海公司董事长郑杰、上海澳特来公司总经理池仁冠、贵州百灵集团董事长姜伟等。八十年代围棋热席卷中国之时，这些企业家最多不过三十岁出头，正是易被新鲜事物感染的年纪，十多年后，他们一待事业有成，便立即赞助围棋比赛和选手。诞生于1998年的春兰杯，便由陶建幸斥资千万举办，这既是第一项中国大陆出资主办的世界职业围棋大赛，也是中国最有分量的围棋赛事之一。
与春兰杯并称为世界职业围棋六大杯赛的“应氏杯”，则直接诞生于围棋热之中。这项全名为“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赛事，由台湾企业家应昌期于1987年8月创办，四年进行一次，是奖金最高的职业围棋比赛，冠军奖金高达四十万美元，即便亚军，奖金也有十万美元之巨。昭和棋圣吴清源评价说：“应昌期先生是创办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第一人。”
常昊力捧春兰杯
与围棋有关的组织机构、书籍报刊，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也盛极一时。
1985年6月8日，蜀蓉棋艺出版社成立。这家全国唯一的棋牌专业出版社推出的围棋入门读物，四年间共销行了一百多万套。有读者以这套小册子自学，拿到围棋段位，特地写信致谢出版社，“我汇款来立个户头，你们出一本书我买一本”。
在《中国围棋的复兴之路》一文中，王汝南也提到，“棋书畅销，《围棋天地》、《围棋》月刊、《围棋春秋》、《棋牌周报》等专门刊物订数持续上升”。当时的他，身份还是北京中日围棋友好会馆馆长。四年后的1991年，作为围棋热的直接产物，中国棋院在北京成立，陈祖德、王汝南分别担任正副院长。
“围棋之乡”也不断涌现。1988年，浙江天台县向国家体委申报“围棋之乡”并获得批准。到了1990年，短短一年间，国家体委又命名了四个“围棋之乡”：天台的邻县嵊县、江苏张家港市塘桥镇、河北怀安县以及上海嘉定县。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围棋队现任总教练俞斌就是天台县人，为中国围棋拿到第一个世界冠军的马晓春是嵊县人，陈祖德则是嘉定人。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围棋为什么这样红？
中日围棋擂台赛
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国队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的优异表现。之所以将1985年作为中国围棋热的关键时间节点，也是因为，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始于1984年10月6日而终于1985年12月20日。这场持续一年有余的围棋对抗赛，拉开了中日围棋擂台赛的序幕。
中日围棋擂台赛一共举办了十一届（1984-1996），但真正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具有巨大影响力、鼓动起华人围棋热的，主要是前三届比赛。而这三届的主角只有一个：聂卫平。
棋圣聂卫平
站在今天回看这三届比赛，聂卫平的表现只能用“疯狂”来形容，如果把当时比赛的全部过程写成小说、拍成电影，一定会有人表示不屑：故事太假，没劲。
然而，它确实在真实世界发生了。
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有“内战外行、外战内行”之称的中国棋手江铸久一鼓作气，接连击败依田纪基五段、小林觉八段、淡路修三九段、片冈聪九段以及战胜过聂卫平的石田章九段五位日本棋手，却最终负于日本超一流棋手小林光一九段。之后，小林光一连胜钱宇平、邵震中、刘小光、曹大元、马晓春六名中国棋手，中方只剩聂卫平一人，日方却有三位超一流选手：小林光一、副帅加藤正夫九段以及主帅藤泽秀行九段。最终，聂卫平将这三名日本选手一一击败。中国获得冠军。
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小林觉连胜钱宇平、邵震中、曹大元、江铸久、刘小光五将，马晓春好不容易将之击败，遏制住了日本连胜的势头，又败在片冈聪手下。这一回，聂卫平面对的是五名日本棋手：片冈聪、山城宏九段、酒井猛九段，还有两位超一流选手——副帅武宫正树九段与主帅大竹英雄九段。不可思议的是，他再一次将这些日本选手一一击败，其中，与武宫正树的对局由中央电视台全天直播，藤泽秀行称之为“世纪之战”，日本媒体则叫它“滴血的名局”。中国再获冠军。
与前两届比赛相比，第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平淡了许多。双方互有胜负，中方主将聂卫平下的唯一一盘棋，就是对阵日方主将加藤正夫，中盘即取得胜利。中国又获冠军。
到了第四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已经升到七段的依田纪基连胜六场，中方又只剩聂卫平一人，局面与前两届惊人的相似。聂卫平先奋力把依田拿下，然后又击败淡路修三九段，第三场面对羽根泰正九段，在中盘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官子惜败于羽根，止步于十一连胜。
赛后，日本记者和日本棋院负责人都表示，他们等这一天，足足等了四年。而十一连胜的记录，直到中日围棋擂台赛告终，也再无人打破。
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日本队阵容。上排左起为依田纪基九段、小林觉九段、淡路修三九段、片冈聪九段，下排左起为石田章九段、小林光一九段、加藤正夫九段、藤泽秀行九段
这样的战绩，用今天知乎网友的话来说，“简直就是恒大正赛连斩拜仁、皇马、巴萨、多特、切尔西、曼城”。聂卫平的风头之劲，比如今受到狂热追捧的“小鲜肉”孙杨、宁泽涛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他一不靠颜值二不靠腹肌，全凭头脑取胜，倒应了前几年因美剧《生活大爆炸》流行起来的那句话：Smart is new sexy。
第一届中国围棋擂台赛获胜之后，就有大量读者写信给聂卫平，夸他是民族英雄。清华、北大的大学生为了听聂卫平演讲，挤满了报告厅。老山前线的战士还写信给聂卫平说：“我们在前线奋战，就是为了你能在后方击败日本棋手。”
台湾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后来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的沈君山，在聂卫平豪取九连胜、拿下三冠军的时候，曾经发来贺信，结尾说道：“聂兄这两年的努力和奇迹，不但提高了围棋在国人间的地位，也更加强了全世界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这棋盘外的成就，也许是更有长远意义的，谨在此代表海峡此岸的棋友，向聂兄致敬意。”
应氏杯的创办，也是因为聂卫平的连胜。台湾企业家应昌期早就想办世界著名棋手的比赛，看到聂卫平的神奇表现，他认为时机来到。他对聂卫平说：“我这个比赛就是为你办的。”
早在中日围棋擂台赛开幕之前，金庸就曾拜聂卫平为师，学习围棋。1984年“新体育杯”的决赛在金庸香港家中进行，聂卫平说，“金庸知道我爱吃螃蟹，专门在家里请我吃了顿螃蟹。那顿饭从下午5点一直吃到晚上10点半，我一共吃了十三只，金庸一直在旁边陪着。那天有两个菲律宾佣人对我稍有怠慢之意，第二天金庸的太太就把她们‘炒’了。”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期间，金庸已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负责政治组事务，工作很忙，但聂卫平战胜武宫正树之后，金庸仍然抽了一个晚上请他吃饭。
美国的华人棋迷也因为中日围棋擂台赛而热情高涨。据《新体育》原主编郝克强回忆，他去美国访问，有位台湾到美国经商的华侨对他说：“原以为中国与日本打擂台赛围棋，是否早了一点。没想到中国胜了。我们都出了口气，你们是不会理解我们美国华人的心情的。”
可以说，聂卫平几乎以一人之力，将全球华人联系在了一起。而这联系的纽带，是围棋。
2015年，聂卫平（左）与武宫正树（右）再现“世纪之战”
围棋“恐日症”
实际上，早在中日围棋擂台赛开始之前、“文革”尚未结束之际，聂卫平就已开启属于他自己的时代。他曾五次获得中国围棋锦标赛冠军（1975、1977、1978、1979、1981），并于1979年获第一届“新体育”杯与第一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冠军。中国棋坛一致公认，1975年至1979年，是“聂卫平时代”。
但这远不足以燃起大众对围棋的兴趣。只有中日之间进行的比赛，才能做到这一点。
正如中国男足长期患有“恐韩症”，中国围棋也长期患有“恐日症”。“恐日症”的背后，是对中日国力巨大差距的焦虑，以及对日本曾经犯下的侵略罪行的愤恨。
如果说足球是否起源于中国尚存争议的话，围棋则是发源于中国的地道国货，近代以来却兴盛于日本。民国初年，日本五段棋手高部道平访华，中国棋手无一是其对手。据他描述，中国棋手最高水平也不过相当于日本初段而已。这无疑是让国人绝望的事实。
伴随着日本加速对中国的侵略，中日之间的围棋比赛逐渐上升到爱国层面，成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因如此，1928年就东渡日本学棋的吴清源于1939年至1955年间在十番棋擂台上击败全部日本超一流高手时，才会激发国人极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即便吴清源已于1936年抗战爆发前夕入籍日本，也可以搁置不问。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棋手对阵，依然胜少负多。
1960年，日本围棋代表团首次访华，中日双方共三十五盘，中国仅胜两盘，和一盘，余皆败北。
1961年，日本围棋代表团再度访华，五十四岁的日本女棋手伊藤友惠五段八战皆胜。郝克强回忆说，与名手过惕生并称“南刘北过”的老将刘棣怀对弈伊藤时，刘每一手都下得很慢，常常苦思冥想，伊藤则作悠闲自得状，下完一手棋，便起身赏花观鱼。战不多时，伊藤就吃掉了刘的一条大龙，“刘老的脸红到了耳朵根”。此事也一直被中国棋手视作奇耻大辱。亲眼目睹这场惨败、当时年仅十八岁的陈祖德对此念念不忘，曾在1986年出版的自传《超越自我》中说，“这不仅仅是围棋手的耻辱，也是民族的耻辱，是国耻！”
刘棣怀，中国围棋一代名宿
后来，陈祖德曾于1963年受先一子战胜日本棋手杉内雅男九段，又于1965年分先战胜日本棋手岩田达明九段，打破了日本九段棋手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文革”开始后，他被下放到工厂，七年无棋可下，只能自己在宿舍内埋头打谱。因此，他曾一再感叹：“如果没有‘文革’，我们早就赶上日本了。”
整体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和中国政治局势的动荡，让中国棋手始终得不到“复仇雪耻”的机会。
尽管如此，“文革”后期，中国棋手还是在对日战绩上取得了堪称石破天惊的突破。实现这一突破的人，正是聂卫平。
1974年，日本关西棋院代表团访华，宫本直毅九段连胜六场，却败在了聂卫平手下。1976年，聂卫平率中国棋手赴日参加中日围棋对抗赛，击败“本因坊战”冠军、超一流选手石田芳夫九段，并以六胜一负的成绩，被日本称作“聂旋风”。
1974年至1980年间，聂卫平与日本九段棋手对弈三十局，胜十七局、和二局、负十一局，已然占据上风。
不过，以上这些赛事，影响还仅仅局限于围棋圈内，与后来登峰造极的中日围棋擂台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只能说是铺垫与前奏。
围棋外交与“老同志”支持
铺垫与前奏也好，高潮与巅峰也罢，都来自中日双方心照不宣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的策划与经营。
二战之后、冷战期间的世界格局，让中日关系变得微妙而复杂，两国之间的交流也因而困难重重。
与一心想要赶超日本、在棋枰上一雪国耻的中国棋手相同，中国政治家也始终关注着日本围棋，但目的不是为了竞技，而是为了外交。
在这个意义上，围棋之于中日关系，就如同乒乓球之于中美关系，是一种巧妙的外交手段。相较于前者，后者开始得更早、持续得更久，更能体现官方与民间、大陆与港台的良性互动，也更能自然而然地与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衔接起来。
1958年，中日关系因为“长崎国旗事件”出现严重危机：中日友好协会在日本长崎举办了中国邮票和剪纸展览会，会上首次在日本悬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却被两名日本人撕毁。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中国随即中止执行中日钢铁协议和渔业协议。为了缓和关系，次年10月，日本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率代表团来华访问。
松村与陈毅一样，都酷爱围棋，陈毅与他手谈几盘，向他建议：中日应该多展开文化交流，“围棋、乒乓球、书法、兰花都可以。不谈政治，只谈友谊”。周恩来也提议：双方可以就此达成君子协定。松村自然无不允之理。中日“围棋外交”就此开启。
陈毅与日本友人下围棋
1960、1961年，在松村的推动下，日本围棋代表团两度访华。值得一提的是，首度访华时的团长是日本棋界元老濑越宪作名誉九段，当时他已是七十二岁高龄，而且双目已因广岛核爆炸失明。
1962年，以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李梦华为团长，“日本通”孙平化为副团长的中国围棋代表团也首度访问日本。这次礼尚往来的访问活动受到日方热烈欢迎，获得空前成功。
1963年，受中方邀请，日本棋院和关西棋院，派出联合代表团访华。此次访华堪称中日围棋交流的里程碑，日方代表团不仅带来了杉内雅男（日方代表团团长）、宫本直毅、加藤正夫等一众高手，还授予陈毅荣誉七段棋手称号，这是日本围棋界第一次授予国外人士如此殊荣。陈毅在赠送荣誉证书仪式上发表讲话，表示愿意通过围棋交流来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
1964年底，日本二十九名著名棋手联名呼吁恢复日中邦交，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棋手，如漱越宪作、桥本宇太郎、坂田荣男、杉内雅男等，都是日本棋坛举重若轻的人物，也都在访华的围棋代表团之列。还有许多棋手走上街头征集签名，为日中友好鼓呼。
这一着“围棋外交”，恰似围棋术语中所说“手筋”，一子落定，通盘皆活，中日友好的种子自此便深深埋下，即便在“文革”的狂风暴雨之中，中日关系受到极大影响，中国围棋活动也受到极大干扰，一到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两国政府签订《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两国又迅速重新恢复围棋交流，这才有了在日本劲刮的聂旋风。
中日恢复邦交之后，关系不断升温，交流日益频繁。1978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文化交流协定》，这两个重要文件的签订，让中日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纪元。围棋，自然也包括在内。与日方联系合办中日围棋擂台赛的郝克强说：“到了80年代中期，中日两国的围棋界都有进行一场决战的需求。是时势促成双方一拍即合，诞生了举世瞩目的中日围棋擂台赛。”
当时的“时势”究竟如何，不妨以1982年上映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为例。这部电影由中日合拍，“以北洋军阀时代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漫长岁月为背景，通过中日两个围棋手及其家庭的悲欢离合，谴责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反映中日两国人民深厚情谊”。
中方剧本作者洪州、康同回忆说，他们在1979年初展开剧本写作之时，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不久，“有人以为我们意在赶这个浪头”。初稿完成之后，日方导演、编剧、制片人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与中方反复讨论如何修改剧本。一共花了三年时间，剧本才最终修改完成，在此基础上拍摄的电影，“取得了始料不及的成功”。
洪、康两人总结原因说，“彼此都有所坚持，又都有所让步，共同的原则和目标是加强中日友好，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样圆满的结局”。
当时的中日关系处在多么友好的氛围当中，由此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位作者刚萌生创作欲望，就“兴奋地鼓励”他们的，是冯牧：“围棋的题材好，值得一写。要写出围棋的味道来。”主张“中日合拍”的，是夏衍，当时他正因病住院，在医院听完了剧本初稿录音。陈荒煤、赵丹、孙道临先后都对剧本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赵丹本来是此片中方主演与艺术顾问，1980年他去世之后，孙道临接替了他。
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文革”时被打倒，“文革”结束之后才得以解脱的“老同志”，或者说老干部。
对中国围棋给予最大程度支持的，是老干部，对中日围棋交流给予最大程度关注的，也是老干部。可以开出一张很长的名单：方毅（国务院副总理）、廖井丹（中宣部副部长）、金明（国务院秘书长）、张劲夫（国务委员）、唐克（石油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叶飞（上将、海军司令员）、黄克诚（大将、中纪委常务书记）、袁先禄（《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
而这些老干部，大多受到陈毅的影响。方毅、张劲夫、黄克诚、叶飞等，都是新四军时期陈毅的部下，在他的影响下学会了下棋。廖井丹做成都市委书记时就对围棋有着浓厚兴趣，陈毅到成都视察，一定会和他聊起围棋，并叮咛嘱咐“把围棋搞上去”。“文革”之后举办了“陈毅杯”围棋比赛，主要针对老干部，不少参赛选手出身于新四军。方毅更是接替陈毅，担任了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国队取得最后胜利之际，曾亲自到场观战的方毅还感叹道：“如果陈老总还在，他该有多高兴啊！”
除了这些老干部以外，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对中国围棋予以特别关注。
聂卫平在其自传《围棋人生》中回忆，邓小平、胡耀邦曾多次邀请他去北戴河休假，他的入党问题是胡耀邦过问后解决的，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文降低围棋队伙食标准，也是他找了胡耀邦，才没有降下来。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期间，他和曹大元还一起被邀请到北戴河，与邓小平、胡耀邦一起打桥牌休息。当时小林觉已连胜中方三人，邓小平对聂卫平说：“我看你们这一届要输。”胡耀邦说：“输了没关系，明年再来。”
万里去世后，聂卫平在《怀念万里叔叔》一文中说：“万里不下围棋，但对围棋特别关心。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我连胜日方小林光一九段和加藤正夫九段后，请出了日本队主将、名誉棋圣藤泽秀行九段。决战前，万里找到我，拿出一副网球拍，对我说：‘送你一副拍子，你要学习打打网球，学会放松，学会了打网球，肯定能赢日本人。’他建议我打打网球，锻炼锻炼身体，让脑子恢复活力。”
陈毅画像
而聂卫平最感念的，还是陈毅，用他的话来说，“陈老总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我是永远不能忘怀的。”他在还只有十岁的时候，就被父母带到北京体育馆，与陈毅下棋。此后，只要有时间，陈毅就接他过去“杀上几盘”。聂卫平后来在中日擂台赛期间，不吃午饭，只吃几片西瓜的习惯，就是因为陈毅与他初次见面时，就请他吃了当时难得一见的西瓜。
聂卫平说，他清楚地记得，1964年中国完成原子弹试验以后，陈毅说，“原子弹相当于中国的‘九段’，中国有了原子弹，也就是有了‘九段’，而中国围棋目前还没有九段，你们将来要打败日本的九段”。
二十年后，聂卫平真的做到了。他率领的中国围棋队在头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取得的三连胜，以及随之而来的围棋热，都足以告慰陈毅这位新中国围棋的奠基人于九泉之下。而今时今日，中日之间国力以及棋力的逆转，则是陈毅那句名言“国运盛，棋运亦盛；国运衰，则棋运亦衰”的最好证明。（文/徐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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