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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存:我与新中国一起成长⑥追忆在长沙时光(下)

2020-04-28 10:08:30 红网时刻

回忆起我的同学们,那个个都是故事……

赵洪同学是复读生,个头最高,与个高的我都坐在后排,其父是解放军政治干校的军干,我父亲也曾是军干,我们谈得来。

赵洪幽默且调皮,因为关系不错,他也不易生气,我常喜欢挑逗捉弄他。赵洪两腮帮子肌肉显得有些松弛,有同学给他起了个“柿饼”外号,我觉得还不贴切,就给他起了“冬瓜”“鞋底”等似其脸型的绰号。有一次上课前,趁赵洪还未进教室,我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两个圆头大、中间小的“鞋底”和“冬瓜”,待赵洪进来那一刻,同学们哄堂大笑,弄得他好尴尬。

最让我难忘的还是“蒋光头”蒋振华同学,就因为是他姓蒋呗。从某种意义上说,振华兄是“老天爷”派来改变我命运的“天使”。


1968年上山下乡前夕,长沙市五中初76班部分同学留影。后排左起:赵滨秦、杨志存、赵洪、雷大军、蔡建创;中排左起:张雪英、刘耀兰、周美玲、刘征平;前排左起:刘晓红、汪金和、汪胜利、张行力、何健



那是1965年初二时,记不得是哪天了,我路过隔壁初80班教室,看到蒋振华与该班同学在玩黑、白“扣子”棋,那时我正迷象棋,看到他们玩得津津有味,也忍不住学了起来,结果一发不可收拾,毕生都在为“黑白子”奋斗。这里要特别感谢蒋振华老同学。

初76班任课老师中,我最佩服数学老师叶运祥,叶老师授课经常是一支粉笔、一张嘴、一根教鞭,很少见他带教案进教室,他讲课条理清晰,逻辑性极强,我一直对数学不感兴趣,可叶老师的课却让我着迷。

叶老师管理课堂纪律很严格,对不认真听讲的同学,时常用教鞭敲头,故背地里被有的同学称之为“叶阎王”。据说,叶老师是新中国成立前日伪时期被我留用人员,后来受到过不公正对待。

语文老师欧阳丽娜论年龄,比同学们大不了多少,论教学能力虽不及我在株洲三中的语文教师张老师,但她特别重视我,常把我的作文当范文推荐给同学们,我挺喜欢她。记得有次欧阳老师把我写的《我的母亲》在班上朗读,至今记忆犹新。

俄语老师陈育民是班主任,个子偏高,和蔼可亲,因我不大喜欢外语课,对陈老师授课没啥特别深的印象。

印象最深的要数体育老师马泽京了,同学们给他起了个与名谐音的绰号“马扯筋”。因为在株洲三中时我就受过篮球训练,恰恰马老师也爱篮球,年龄也就20多岁,我们接触也就多了。一上体育课,后半节马老师往往安排打篮球,我挺开心,老盼着上体育课。马老师教授的体育知识,为我日后从事体育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初76班,总成绩我自认为是排中上游。在我的印象中,学习能力突出,整体成绩一直处在上游的女同学有周用敏、皮可珊、刘征平,男同学有李豪、林博中,他们都是我暗暗学习的榜样。还有胡显华、张行力、杨子亮、蒋振华、化更奇、邓尧西、皮文汇、陈以文等成绩都不错,挺佩服他们的。要不是“史无前例”运动的影响,他们中多数考入大学毫无问题。


初76班女同学中成绩拔尖的周用敏



语文、地理、历史、生物、美术和体育是我的强项,考试多在90分以上,数学、物理、化学、外语、音乐是我的弱项,在70至85分间浮动,当时我的大学理想是报考美术院校,为此,我画了不少毛泽东的版画头像。

在五中学习期间,还有以下几件事给我留下清晰的记忆。

那时,上过物理课后,李豪等同学都能自制半导体收音机,买一个二极管,戴一只单耳塞或耳机,用细铜线连接,一头搭上铁水管或晾衣服的铁丝做天线,就能听到电台的广播,我也学着做了一个,感觉新奇的不得了。

五中的体育传统项目是足球,76班足球踢得不错的同学有汪胜利、王阳生、毛黎光、杨泽麟等。有次,全国足球乙级联赛安排湖南省足球队和湖北省足球队在五中训练守门员,那时,学校的球场寸草不生,从我们学校毕业到湖南省足球队担任守门员的封小年,绰号“疯狗”,训练时可真够“疯了”:运动员“嘭嘭嘭”连续硬脚头轰门,封小年左扑右挡,虽然戴着护膝、护腿和护臂,倒地擦出来的鲜血与黄土混合粘在腿和手臂上还是令人触目惊心,训练如此“残酷”,让我暗自庆幸自己没有爱上足球。

每逢“双抢”季节,学校都组织学生下乡支农。有次,我班到靖港公社三河大队三益生产队参加“双抢”,我们住农民家,有天晚上收工回来去厨房找水喝时,刚打开门,就看到昏暗的煤油灯亮光下,本屋30多岁的女主人在脚盆里洗澡,生平第一次见到裸体女人,吓得我扭头就跑,身后倒传来了女主人的嘻笑声,尴尬的我第二天都不敢直视女主人。

初三时,父亲给我买了一辆永久牌加重自行车上、放学。那年头,能拥有自行车的学生全校也就十几个,虽引来同学们羡慕目光,但我差点丧命。

有天放学骑车回家,出校门右转上劳动路是下坡,韶山路与劳动路交汇处是一个花草转盘,我看到从砂子塘方向来了辆公交车,急忙带刹车,但刹有点失灵,眼见车头车厢已过,谁知该公交车是带拖的,自行车一下子猛烈撞上拖厢,我猛然倒在地下,头脑还清醒,再看自行车前轮已变成麻花,公交车司机是没看见还是怕,车没停直接跑了。我活动了手脚,觉得无大碍,便肩扛自行车走回家,这次有惊无险捡条命后,我被母亲禁止骑行一个月。

五中学生有自行车还不算太稀奇,有摩托车可就绝少了,我校高中学生只有一辆,车主是从印度尼西亚回国的华侨子弟,是白白胖胖长了一大堆肉的人,在校园还骑着摩托车呼啸来,呼啸去,那才叫威风凛凛呢。

说到华侨子弟,也不是都家境富裕,我班隔壁初79班也有位个不高,头发卷曲的华侨子弟,没摩托只有单车,外号“小胖子”,他是相对于骑摩托车的“大胖子”华侨而言才获得此绰号。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老百姓主要娱乐是看电影和戏剧,在五中就读时,长沙市有好几个电影院我经常光顾,如中山路百货大楼东头的新华、五一广场东南的银星、黄兴北路的青年、黄兴南路学院街的文化、蔡锷中路的顺星桥建设……最吸引人的,当属湘春路市工人文化宫宽银幕影院。看过的电影,印象深刻的有很多,像《天山上的来客》《兵临城下》《英雄儿女》《霓虹灯下的哨兵》《三进山城》《青松岭》《烈火中永生》《苦菜花》《地道战》等。

那时,首映新片票价0.20或0.25元,复映影片票价0.15元,学生寒暑假专场只要0.08元。这些电影院休息大厅的墙上,挂着赵丹、白杨、秦怡、王丹凤、田华、王心刚、王晓棠等当红明星的大幅照片,非常引人注目,每逢评选“百花奖”更是影迷们的节日。

我很少看戏,就记得五一广场的湖南剧院、解放路的解放剧院和中山路的红色剧院。主要是票价贵,一张戏票0.3至0.5元,花1元欣赏戏剧名角演出,在当时已是奢侈消费了。

然后,时间来到了1966年5月16日,一切都乱了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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