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GO李喆 2020-02-25
一个时代的退隐
李世石先生本人可能并不同意这个判断：他的退役标志着一个时代的退隐。
李世石说，围棋是个人的事。这意味着，你所下的棋，只是代表你个人的思考限度、精神力量与技术经验。你所下的棋，包含的是你作为独立个体在那些对弈时空中的灵感与激情，包含着诸多复杂而又独特的、经过日积月累的持续训练而形成的印象与观念。你甚至不能代表处于同一水平线内的另一名棋手，你不能代表一个共同体、更无法代表全人类。你所下的棋，是你自身存在的显现，如此而已。
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把从2016年初的AlphaGo横空出世到2019年底的李世石退役整体地看作一个围棋领域内的历史转变期，那么在我看来，李世石的退役正宣告着这个转变期的完结。对此，更稳妥的方案当然是让后人去言说、总结，让时间再往前流淌一会儿，看看接下来会流向何方，再对这一时期做出符合其后果的定位判断。但是，当我们意识到未来的流向与我们的认识并非毫无关联——我们对当下发生的事件如何理解，将在一定程度上建构它未来的模样，我们在此刻便不能无动于衷或仅仅保持沉默。
围棋AI对人类围棋的技术超越究竟意味着什么？对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经过两三年的发展，围棋领域内的所有人应该都有了自己的回答。训练方式的转变，教学方式的转变，解说方式的转变，行业结构的转变……每一个变化都延展出一系列的新课题，我们来不及停下来理解适应，已经开始摸索着前进。
对于职业棋手来说，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是分化的。处于竞技上升期或巅峰期的棋手，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去适应这一变化，将围棋AI的出现视为训练方式的革新。这当然是一个理性的认识，从现代围棋的历史经验来看，迅速适应新的训练方式是提高技术水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在前两次的训练方式革新（集体研究、网络训练）中未能及时适应的棋手基本上都遭遇了下滑甚至淘汰，而这一次训练方式革新的变化之大、效用之强都是前所未有的。对局中遇到任何一个布局变化，如果你是临场思考而对方用AI仔细分析过，就变成了你蒙着眼与对方打架，或对方拿着标准答案与你同场考试、手握谜底与你一同猜谜。
一直以来我都不认为围棋是一个强调记忆力的项目，我们从来都在说理解、理解，只有理解了才有价值，才能灵活运用。然而记忆力与记忆经验在今天的竞技围棋中突然变得异常重要，重要到如果你不熟悉点三三的系列后续变化，连起手下星位都需要勇气的地步。毕竟，当你使用临场的对局灵感去对抗AI的胜率数据时，你所承担的风险不仅仅是在布局阶段亏损10%甚至30%的胜率，更在于你脑力和用时的消耗，以及对局心理上的极大劣势——你始终怀疑是否下了错棋，而对方却胸有成竹，这往往是比胜率亏损更严重的劣势。以往像李世石这样的棋手常常也不屑于采用集体研究得出的布局套路，但在过去他们可以认为只是风格差异导致的局面理解不同，或者是对集体研究结论的不信任。而在今天，拒绝布局套路不再意味着以个人经验对抗集体经验，而更接近于以个人经验对抗标准答案。
当然，这其实也不过是一个重新积累基础经验的过程，AI或者人用AI发现的诸多新定式成为了围棋的基础知识，仍有志于职业竞技的棋手都需要补上这一系列的新课程。对于年轻棋手而言，推翻老定式，学习新定式，这一课已是必经之路。而对于已过巅峰期的棋手而言，这一课确实是困难的。这困难倒不在于破旧迎新对于曾深度参与建构围棋旧世界的棋手而言更为艰难，我相信如李世石这样对探索围棋真理拥有强烈热情的棋手并不会因拒绝变革而止步。真正的困难在于，以往所有的围棋知识革新，毕竟都是一代代棋手们自己所创造的，而这一次，棋手不再是创造者。
当历史上的棋手们去学习范西屏、施襄夏的九三投，去学习秀策的黑布局，去学习吴清源、木谷实的新布局法……学习者可以从中找到一条革新的理念脉络，可以从中看到创造者的精神，即便那些创造者们都已作古，我们仍然可以穿越时空与他们形成思想共鸣，我们可以看到在棋艺发展的这条道路上，这些前辈先贤们曾经以自身的天才开辟出怎样的思维空间，又是如何“愈出愈奇”，使人类整体对围棋技艺的认识一步步走到今天。
相比于人类理性能力内可以找到标准答案的死活与官子，布局一直是棋手释放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乐园。诚然，中盘的搏杀同样对棋手的创造力和战略能力提出要求，但毕竟中盘距离最终结果更近，其选择的优劣更容易得到分辨；而布局虽然发展出最多的理论，研究出极多的定式，但却只能得到最少的共识。换句话说，由于布局距离结果最远，与结果的相关性最小，使得棋手在布局阶段获得了最大的自由。因此，我们比较容易评价一名棋手的官子和死活能力的强弱，但我始终对于简单地评价一名棋手布局能力的强弱持一种谨慎态度，尤其是当我们采取一种精通布局套路的立场去批评不常按布局套路落子的棋手。一名棋手的布局，往往包含着他对作为其后续的序盘、中盘的理解，包含着他对各处布局阵势的后续手段的独特认识，也包含着他对于棋局未知空间的意识、感觉与想象——将这些加起来，正是一名棋手的所谓“风格”。从这一角度来说，棋手的布局与他对围棋的整体认识紧密关联。
有一些实力强大的棋手，习惯于按照自己当前最熟悉的布局套路开局，尽量将对局引入自己熟悉的格局，从而取得对全局的掌控。这样的风格，固然是出于对胜利的惯性追求，但也不可否认是对竞技围棋的一种深刻认识。我并不完全同意“胜负师”与“求道派”的区分，在竞技围棋中，追求取胜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探寻自己最擅长的取胜路径本身也难以与所谓“求道”相区分。但是，在追求胜利之外，当棋手面对棋局时，还有一些其它的力量在驱动着我们，不同风格、不同性格、不同人生阅历的棋手对此的感知实有强弱之分，这种分别并不决定技艺的高下、胜负的结果，但却决定着棋手对于围棋本身的认识。这种驱动力难以准确定义，因它混合着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潜意识，我们暂且就其要领而言——这种力量就是创造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的感知强弱，即是棋手创造感的强与弱。而创造感的强弱，直接影响着棋手对围棋性质的认识——围棋究竟更偏向艺术还是竞技。
毫无疑问，李世石是一位创造感极强的棋士，他的棋谱中充斥着将棋局引入陌生领域的激情，时而选择在悬崖峭壁上跳跃翻腾，时而自降于黑暗地底寻一点灵明，不满足于在既定的航线上平稳前行，宁愿冒着暗礁冰山的风险驶向前所未见的风景。因此当他在退役前夕说出“我将围棋视为艺术，我心中的围棋是两个人齐心协力创造一部作品”时，我们也就不应感到丝毫意外了。而他的退役，与韩国棋院的不和解当然是一种外力，而内在更深刻的原因，还是在于围棋AI对他作为棋士的创造感的冲击。
大概所有的棋手都认可AI带来的围棋技术飞跃，我们仿佛突然见到了千年以后的围棋，几乎所有的过往定式都被推翻。更让人兴奋的是，它不仅仅展示神迹，甚至还是可学习的。我们把曾经经过无数次复盘反思也想不明白的对局输入电脑，便能看到确切的胜率和诸多变化图渐次展开，对局面理解的所有分歧都有了结论。所有的妙手、缓着、战略构思、气合转换，全都被胜率波动显示为正解或与正解的距离。围棋AI成为了所有棋手的指导者，同时也成为批阅试卷的审判者。我们这一代棋手当然是极其幸运的，以后的棋手再也不会像我们这样跨越前AI时代与后AI时代，他们将从小学习三大复杂定式之点三三，从小用AI检阅分析自己的对局。我们这代棋手完整地见证了围棋AI的诞生与飞跃，我们在漫天云雾中看见了围棋之神的一个侧脸，而就在此刻，某些棋手也听见了围棋之神的一声叹息——仿佛来自天外，又仿佛来自心底。
围棋后AI时代，学习和模仿AI下法已成为有志于竞技的棋手几乎唯一的道路。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对于将围棋视为艺术的棋手而言，这条道路无异于自我降格——将棋手从创造主体降格为模仿者。诚然，棋手并未完全丧失创造的空间，理解力与再现能力仍然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困难恰恰在于，由于布局的可模仿性，布局从棋手最自由的创作空间，变成了最需要模仿的、最不自由的对局阶段。如今出现的所有布局新手变化，只有由AI下出或由人用AI研究得出的区别。而随着这些新套路的数量逐渐堆积成山，布局的创作空间必将越来越窄。以往棋手若通过自己的埋头钻研想出一个有力的新手，往往要经过其后成百上千盘的实践以及数月乃至数年的集体研究才能确认其可行性与正解（甚至始终存在分歧），而在今天，新手刚刚落在棋盘上，观者已对其是否成立了然于心。
既无法接受棋手成为模仿者的自我降格，又无法接受守旧带来的竞技上的严重劣势，于是对李世石而言，退役几乎成为了唯一理性的选择。李世石说：“艺术是把你自己的颜色放进一些东西里，那是我所努力去做的”。而当“自己的颜色”面对一个突然出现的高维审判者，艺术与竞技在围棋领域内似乎前所未有地难以共存。
自日本的四大家争棋时代以来，围棋中的艺术总体上被理解为由人的极限创造指向棋的客观正解，这是竞技围棋的艺术观。李世石的隐退，标志着这个漫长时代的退隐甚至终结。当客观正解（虽然是近似正解）已然自动显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面向正解的创造似乎已失去其存在的根基与必然性，我们发现了自身的渺小，我们获得了理智的谦卑。当然，即便正解就摆在那儿，完美的模仿仍然非常困难，今天与未来走在竞技围棋道路上的棋手们，首先需要使自己成为优秀的模仿者。即便在柏拉图的艺术理论中，对真理的模仿仍然是有价值的。
如果参考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提出的那个著名理论，我们可以看到李昌镐的棋是“日神”式的，是充满理性、秩序和确定性的棋；而李世石的棋是“酒神”式的，是充满激情、想象和不确定性的棋。日神式的棋，接近于科学精神；酒神式的棋，接近于艺术精神。至于吴清源先生的棋，则让人更多地感到一种日神与酒神的结合，即科学与艺术的中和，其中还有一些宗教的色彩。AI降临，如同日神现身，阳光普照，所有人如沐春光，而酒神隐匿无踪。
那么，围棋的艺术是否就此终结了？对此我倒并非完全绝望。当指向正解的竞技围棋中的艺术被迫隐匿，艺术作为人的自我表达、内观反思，作为对规律知识的理性辨识与普遍应用等等，在围棋中仍然存有巨大的潜在发展空间，而这或许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扇天窗。只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打开它？
这是一个“祛魅”的时代。不止是围棋，在艺术、文学、甚至哲学领域，“祛魅化”的进程早已得到认识与反思。在尼采“上帝之死”的呼喊下，神秘的权威轰然倒塌，一切价值亟待重估。而科学主义与消费主义形成规训的合力，人们的日常生活愈发同质化，个体经验的价值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文学领域，罗兰·巴特提出“作者之死”的原意固然是对作品本身仍抱有某种“去作者化”的期待，但作者的退出与其说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策略，不如说是一种被迫的退让，这种退让伴随着的是在东西方都愈发强烈的“文学已死”的哀叹。作者的隐匿退出，作品的同质化与套路化，创造性的消亡，新形式的缺失……如果说这些危机在文艺领域还只是影影绰绰地呈现于敏锐专业的人群心中，那么在围棋界，这些危机在技术飞跃的这两三年里，已经实实在在地摆在所有人面前。当棋士不再能依靠自身独特的着法风格和创造性得到辨认，转而靠棋盘外的言论噱头和花边新闻去吸引公众注目；当棋士不再将围棋视为凝结生命精气的命运之艺，而只视为一种市场机制下通过自身努力来获取名利报偿与优越地位的工具，这种“祛魅”后的虚无使我们不得不对“棋士之死”这一命题发出并非假设性的疑问。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吴清源先生仙去，李世石先生隐退。棋士之名实，如何能重塑？这问号指向未来，而我们必须面对。
我想，当人工智能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当人类的哲学和艺术获得了更深的认识，未来的人们回望来时路，一定会铭记2016年3月13日，在旧时代退隐、新时代来临之际，一名叫李世石的棋士下出了不在AI计算之内的一手棋，并由此成就了人类正式面对AI的唯一胜局。虽然李世石说他只代表个人，但那步棋，却是标志着人类自由思想的符号，凝结着千万年来人类创造力与灵感的光芒，完成了李世石“酒神”式围棋艺术的最终定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