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围棋

以棋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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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国手

　　（1）清初国手

　　清初的围棋国手，有过百龄、汪幼清、盛大有、吴瑞徵、周懒予等人。其中过百龄、汪幼清、盛大有在明末已很著名，尤其是过百龄，以一代宗师的身份稳执棋坛牛耳，直到辞世。而吴瑞徵、周懒予等则是清初才开始享名的人物。

　　盛大有，名年，苏州人，与过百龄同为清初弈林前辈，家学渊源，亦擅山水、梅竹，可谓多才多艺。顺治末年，盛大有曾与汪汉年、周东侯、程仲容等会于杭州，互弈十局，刻谱刊行。康熙七年，与黄龙士争雄，因年事已高，七战全负。大有的棋风属传统力战一派，然禀性执拗，每为同时棋家所讥。但黄龙士评价他说：“盛当局面窘迫之际，亦有生机，本领自有过人处。”《弈府阳秋》选录大有胜过百龄四局，《寄青霞馆弈选》载有与黄龙士、周东侯、汪汉年、程仲容等对局五十余谱。

　　吴瑞徵，名贞吉，新安人。著有《不古编》弈谱。不古者，以见弈艺日新，不以古囿之也。每局皆有评语，极见精当。与黄龙士有对于三局，一局黄先，二局吴先。又与程仲容、高钦如、吴孔祚、萧幼白、杨汝炯诸人对局，瑞徵皆让一先，盖亦清初翘楚也。

　　清初的国手中，在棋艺方面较有成就的是周懒予。比周懒予稍后的国手有周东侯、汪汉年、李元兆、周元服、许在中、姚籲孺、戴臣野、郑谷耕等人。

　　（2）周东侯

　　周东侯，名勋，六安人。他的棋立意翻新，不拘成法。

　　清初，与周懒予、盛大有、汪汉年对局最多，而与龙士对垒尤曲尽其妙。东侯尝言，局中义理之所在，务须推移尽变，若稍存余蕴，必不能淋漓酣畅，高手以胜负泥于胸中，故往往中止。又言善弈者在未落子先至落子经营，又入第二法门，况半局而经营惨淡，岂上乘见解乎？《弈选小传》则谓人称龙士如龙，东侯如虎，其为弈淋漓尽致，不可方物，非同辈诸人比也。《弈理析疑》载东侯、龙士一局，计三百二十二著，无半子胜负。吴修圃评云：“国初时，名手如林，龙士最幼，诸家遇之辄望风而靡，惟东侯刻意追新，喜出偏锋，屡胜不屈，此局如春秋晋楚主盟，不相上下，可称劲敌。”修圃又有评云：“周、黄对垒，如兵家以奇胜，而衅端起自东侯，往往失利，此局自首至尾，机趣横生，有一波未平，一波复起之妙，彼此出奇，是谓奇而法。”徐星友亦有评云：“是局黄白周黑，白固游刃有余，然不以局胜而不尽变，黑不以败局而气馁，各穷其至而后已。如此对局，失著似不必穷追，输赢又当别论。不泥于一端，则得其大意也。”安邱王彦侗刊有《六家弈谱》，以东侯居首，龙士次之，梁、程、施、范又次之。彦侗谓东侯虽先龙士而霸，而往往败于龙士，且败于周懒予、汪汉年之俦，其技似稍逊者。然纯以偏锋从事，不计胜败，一往直前，必期尽变而后已，此亦阅者之所快，而学者之所不当废也。邓元鏸评弈，谓东侯如急峡回澜，奇变万状，可以知其弈品矣。东侯著有《二子谱》三十局、《四子谱》八局，附刊《弈悟》后，虽不及范、施二子、四子谱之精，然批评甚详，亦足益人神智矣。

　　（3）一代宗师黄龙士

　　黄虬（1651—？），字龙士。又名霞，字月天。江苏泰县人。出生在离县城数十里的姜堰镇，地处偏僻乡间。自幼聪慧，16岁已称国手。他以精湛的技艺领袖群伦，继往开来，在世的时候已被列为“圣人”。他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可惜中年而逝，他的死也成为千古之谜。

　　龙士是一个早慧的天才，学棋时间不长，即已无敌于乡里。他的父亲也是一位有心的人，见孩子在棋艺上颇堪造就，遂带他出外游访，欲求明师指点。父子二人先到北京，后又随某满族将军去关外。一年之后，龙士离北地南归，技艺大有进步。后来，父亲又两次带他去拜访诗棋名家杜濬。杜濬《变雅堂文集》有《送黄童子序》一文称：“甲辰之岁，黄童子虬来谒，年十一。别去五年又来谒，已逾成童……其生也仅十六年。”初次尚“下弈秋一等”，二次“其弈居然秋矣”。说明龙士十六岁时，棋艺已由二手而达国手阶段。杜濬很赏识这位少年聪敏可喜，称许他“斌斌鱼雅，有可以学问之质”。

　　当时国内棋坛上，享名最高的是盛大有，龙士向之挑战，对垒七局，取得压倒性胜利。不过大有已年逾七十，精力难乎为继；龙士年方十八，正锐气无伦，所向无敌之际。胜利的天平倾向年轻人也在意料之中。国内其他高手，如何闇公、程仲容、娄子恒、卞邠原、谢友玉等皆望风披靡，纷纷签订城下之盟。唯有周东侯勉能抗礼，东侯的棋力原自不弱，但龙士毕竟艺高一筹，故常从绵密深稳中出奇制胜。

　　当龙士名震天下之时，比他年长十岁左右的徐星友尚默默无闻，遂从龙士学艺。龙士初让四子，后让三子，倾力相授而无保留，使星友一跃而为国手。从康熙中叶开始，黄、徐先后成为照耀棋坛的双星。

　　龙士性格磊落，技艺超群，同时高手莫不翕服。他的名字不仅在棋坛回响，而且在文士名流中也获得极高的推崇。著名经学家阎若璩曾将龙士列为清代十四“圣人”之一。阎氏所列圣人，如顾炎武、黄宗羲、朱彝尊、汪琬等，皆是学可究天人，文可变风俗的巍然大师。龙士能以棋艺而与上述诸人并列，可知在阎氏心中，围棋与经史、文学相比肩而毫无逊色。

　　从现有史料看，龙士一生的踪迹比较模糊。除童年到过北方，成名之后，大部时间活动于江南一带。据李斗《扬州画舫录》等书记载，龙士曾客居扬州、杭州。是否又到过北京，则未留下确实的记载。但在野史中，每有龙士充任“内廷供奉”，并在康熙御前下棋的记载。虽难断为信史，似也无法排除各种可能。揆之常理，北京乃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国手荟萃的所在。以龙士艺名远播，领袖群伦，不去北京访棋会友，干谒公卿，希冀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不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从龙士所遗棋谱看，他既未与范西屏、施襄夏对局，也未与范、施之前的程兰如、梁魏今对局。因此，一般史家认为他中年早逝。有关他的死因，诸说纷纭，颇带传奇色彩。如《国弈初刊序》谓：“清初国工周懒予、周东侯、汪汉年诸人忌黄龙士，诱以声色，瞀乱其精神，遂因致疾而卒。”又裘毓麟《清代轶闻》载：

　　相传徐（星友）家甚富，既成国弈后，忌黄名出己上，乃延之于家，饮食供奉备极丰腆，乘间蛊之以声色。三年，黄精力耗竭，遂死。又一说：谓黄故负气，徐一日遍延高手，于厅间置弈局三，谓黄能同时敌三人乎？黄奋然曰：“何不可之有！”东西顾而弈，弈竟黄胜，然是夜遂呕血死。

　　以上诸说，前人均谓诞妄不经之谈。笔者却以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分析上述诸说，龙士的死因集中在如下两点：一、惑于声色致疾而死。二、弈棋用力过甚，呕心沥血而死。这两种情况都属于暴卒，与龙士中年而逝的说法基本相符，故不能一概斥以为非。如《清代轶闻》所记徐、黄二人交往，似含有真实的成份。星友既向龙士学弈，延请至家款待丰腆，亦属寻常。至于遍延高手，以一敌三，也是棋家常有的事。非说星友设计，必欲致龙士于死地，则不免矫情过甚。总之，龙士的死，实是一桩疑案。希望能发现更为翔实的材料，俾使龙士中年而逝之谜，能够大白于人间。

　　龙士的棋艺及其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自康熙中叶至今，棋家一致推崇。即使在日本，也获得极高评价。例如围棋大师吴清源认为：龙士的棋艺已达到日本的“名人”等级（川端康成《吴清源棋谈》）。吴先生所言“名人”，非指今天日本新闻棋战所产生的名人，而是指昭和以前，各个时期雄踞日本棋坛的第一人。

　　关于龙士棋艺的特点，前人多有评述。如徐星友评：“寄纤秾于淡泊之中，寓神俊于形骸之外。”“一气清通，生枝生叶，不事别求。其枯滞无聊境界，使敌不得不受。脱然高蹈，不染一尘，臻上乘灵妙之境”。再如邓元鏸评：“龙士如天仙化人，绝无尘想。”“用思尤密，深入奥窍。当危急存亡之际，群已束手智穷，能于潜移默运之间，益见巧心妙用，空灵变化，出死入生”。龙士的对局，散见于清朝、民国期间各家棋谱，较为著名的有王彦侗所辑《六家弈谱》、邓元鏸所编《黄龙士先生棋谱》。龙士的著作有《弈括》及《黄龙士全图》。《弈括》的内容分“拟出子三十局”、“演官子式三百六十局”。《黄龙士全图》共二十局，亦是出于式规模。书前有龙士的自序，对全局的战略战术作了精辟扼要的说明，是一代大师毕生实战经验的总结。

　　与龙士同时的国手，有娄子恒、凌元焕、谢友玉、程仲容、张吕陈、江天远、何阁公、高钦如等人。

　　（4）铭心刻骨“血泪篇”——徐星友

　　徐星友（1644—？），名远，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自康熙中叶黄龙士辞世后，乃至程、梁、范、施四大家称雄之前，约三四十年中，为国内棋坛最著名之国手。

　　星友生于书香门第，工书善画，属于多才多艺的士大夫之流。其学弈较晚，但专心刻苦，有三年不下楼之说。最得力之导师即黄龙士。最初授四子，星友进步很快，已达二子水平时，龙士仍授三子十局。双方竭心倾力苦思精索，极尽腾挪变化之能事。对局之紧张激烈，犹如以性命相搏，时人遂命名此十局为“血泪篇”，用以形容星友悬梁刺股的学习精神。此事历来为棋界所传颂，时至今日仍是教育青少年矢志进取的良好教材。经过这样铭心刻骨的阶段，星友一跃而为国手，成为龙士逐鹿中原的劲敌。

　　星友成名后，曾到北京，与周东侯角逐而胜，前已述及。晚年又到京师，遇后辈新秀程兰如，订弈十局。但终因年高力衰，难敌对方之精壮锐气。主事者又邀集其他高手，暗助兰如，星友遂败云。受此挫折之后，星友南归，闭门倾力编著《兼山堂弈谱》。其时，少年之范西屏、施襄夏已崭露头角，慕名上门请益。星友授以三子，对西屏、襄夏的棋艺颇有帮助。星友的棋，属于平淡一派，所谓“流水不争先”是也。这一派棋手的特点是功力深厚，有良好的大局观和局面平衡能力。

　　星友的局谱留存不多，辑为专集者有《绘声园弈谱》，凡授二子者十九局，嘉庆年间高手金春亭为之评解。此外还有《师竹斋谱》，嘉庆时由盛新甫从星友让子谱增辑，凡二子至九子四十局。由此也可以知道，星友在他的一生中，曾以很大精力从事教学以指导后进。

　　星友传世的著作是《兼山堂弈谱》。据翁嵩年的序解释说：“兼山者，艮也，止之义也，观此可以止矣。”书中共选清初著名棋手对局六十二谱，如过百龄、盛大有、周懒予、周东侯、汪汉年、黄龙士及作者自己，皆有代表作入选。并由星友“反复研讨，直穷微芒”，逐篇加以评注。星友的评注紧扣关键，平实可用，且每每夹述对局者的风格轶事，使读者既可窥视一代国手的技艺精华，又可领略他们的人品风貌，诚为赏心悦事之佳作。

　　（5）中兴盟主程兰如

　　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继黄龙士、徐星友之后，程兰如、梁魏今称雄一时，程、梁与后起之范西屏、施襄夏，并称为清代围棋“四大名家”，也有再加上黄龙士、周东侯而被称为“六大家”者。

　　程兰如，名天桂，安徽歙县人。兰如在康熙末年已成第一国手，其标志即是在北京与徐星友对垒十局而大获全胜，迫使名满海内的老国手从此退隐武林。

　　兰如的棋，细致深厚，算路深远，仍旧发扬中国力战派的传统，中盘杀伤力极强。正当兰如声名远播之际，两颗耀眼的新星诞生了。年轻的范西屏、施襄夏以锐不可当之势登上棋坛，严重威胁了兰如的霸主地位。一开始兰如尚对范、施二人授先，含有指导后进的意思。但时间不长，即被范、施超越。某些零星的史料表明，程兰如、梁魏今与范西屏、施襄夏，这两代国手曾聚在一起进行激烈较量，兰如和魏今终于敌不住范、施而败下阵来。

　　兰如不仅围棋下得好，而且更精于象棋。李斗《扬州画舫录》载：“程兰如弈棋不如施、范，而象棋称国手。”说明兰如资质不凡，于围棋、象棋都能达到极高的境界。

　　兰如的著作有《晚香亭谱》。施襄夏《弈理指归·序》评价说：“……惜语简而局少，凡评通局当然之着，或收功于百十着之后，或较胜于千百变之间，义理深隐，总断难详，未入室者仍属望洋犹叹。”《晚香亭谱》不见于邓元鏸所撰《国朝弈谱目录》。大约是因为语简局少，义理深隐，难以流传的缘故。

　　（6）机心付冰释，朗朗神仙人——梁魏今

　　梁魏今，先程兰如而成名。雍正年间，则与兰如并驾齐驱，同为棋坛翘楚。魏今的棋清高而雅淡，与徐星友一脉相承。

　　魏今深通棋理，也善于指导后进。施襄夏讲他因魏今的教诲，终于领悟棋道真髓，从而棋艺大进，即可与魏今、兰如分先角胜。

　　魏今与“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很有交往。板桥有诗《赠梁魏今国手》云：

　　坐我大树下，秋风飘白髭。朗朗神仙人，闭息敛光仪。小妇窃窥廊，红裙飏疏离。黄精煨正熟，长跪奉进之。食罢仍闭目，鼻息细如丝。夕影上树梢，落叶满身吹。机心付冰释，静脉无横驰。养生有大道，不独观弈棋。

　　诗中所写正是魏今晚年的形象。看来他不仅弈称国手，而且讲究养生之道。从诗中看，魏今似乎正为板桥表演道家长生之术。一边吃黄精，一边修炼，充满神秘的气氛。由此我们可以窥见这位棋艺名家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

　　（7）棋圣范西屏

　　范世勋（1708—？），字西屏（一作西坪），浙江海宁人。清朝三百年第一高手，也是我国古代最为杰出的围棋大师。袁枚称许他：“虽颜、曾世莫称，惟子之名，横绝四海而无人争。将千龄万龄，犹以棋名，松风丁丁。”

　　西屏三岁时，见父与客对弈，即“哑哑指划之”，客人无不惊异，都说：“此儿将来定会以弈名天下！”西屏的父亲一生好弈，不善治家，结果“好弈破其家”而“弈卒不工”，多少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亲自教他下棋，并聘请县中好手郭唐镇、张良臣担任教师。

　　西屏天资聪颖，七八岁时即能与郭、张两位老师抗衡。郭、张遂知难而退，建议另请高明。时山阴俞长侯弈名远播，是除徐星友、梁魏今、程兰如而外的高手。西屏的父亲携子慕名前往，拜俞长侯为师。在长侯的悉心指导下，西屏的棋艺进步很快，12岁时已与老师齐名。这一年，11岁的施襄夏也拜在俞长侯门下，与西屏同窗学艺，日夕切磋，如鱼得水。

　　两位少年同是资质不凡，弈事突飞猛进。长侯既高兴又惊奇，为使他们开拓视野，长侯曾携二人前往杭州，拜访前辈国手徐星友。星友授三子指导，勉励有加，并赠以《兼山堂弈谱》。西屏和襄夏如获至宝，潜玩经年，技艺愈加成熟。

　　雍正元年，西屏15岁。相传这一年“西屏与长侯弈，授先十局，长侯皆北。自是师徒不复对垒”。说明两人师徒名分虽在，但西屏的棋艺水平已超过老师许多。

　　对于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来说，他的最大希望，莫过于学生超过自己。如学生只是托庇于老师的名望，亦步亦趋，一代不如一代，那对教育家自身也是一个不可原凉的悲剧。俞长侯之所以能够培育出两位绝代围棋大师，就在于他始终以淡泊和欣喜的心情，看待学生超过自己，并尽心尽力予以成全。

　　当西屏如雏鹰展翅，而声名未广之际，俞长侯特地携他与襄夏造访松江钱长泽。长泽字东汇，“以名家子，抱经世才，而赋性恬淡，不乐仕进。惟于百家杂艺朝夕研讨，而尤工于弈。……先生弈学既高，从游日重，雅不屑以阿堵角胜负等博塞戏，故四方善弈者争游其门。”长泽棋艺只达三品，但于棋理深有研究。属于社会上有钱有势，倡导赞助围棋的名流，故家中高手颇聚，似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之感。像徐星友、程兰如等都曾是钱家座上客。西屏师徒三人来到以后，颇受优待，长泽与两位少年纵谈古今棋理，范、施听后“靡不悦服”。后来长泽编著《残局类选》，西屏曾为之参订。

　　自松江之游以后，西屏“名噪天下，遇日以隆”。毕沅《秋堂对弈歌·序》谓：“（范）年十三即成国工，百年来称第一高手，前者弈师俱逊一筹。”袁枚《范西屏墓志铭》谓：“……十六岁以第一手名天下。”两种说法并无矛盾，皆表明西屏在雍正年间即已称雄棋坛。

　　西屏成名后，辞别师傅，开始他自己的棋艺生涯。从史料记载看，他的活动主要在江南苏州、扬州、太仓之间。年轻时曾游北京，《墨余录》略有记载。又据鲍鼎《国弈初刊·序》云，西屏和襄夏二十六七岁时，曾在北京对弈十局，西屏七胜三负，惜世无遗谱。传说孤证，有人指为可疑，然以二人高弈盛名，受聘入京，亦属寻常。

　　当时国内棋坛群雄纷争，强手如云，似春秋战国之势。西屏南征北讨，一扫群雄，遂成霸业。大抵除施襄夏以外，所有强手皆难望其项背。西屏全盛时期的精彩对局，从传世棋谱看，除与襄夏之“当湖十局”以及与梁魏今之十局，系分先对局，其余皆是让子对局，从二子到九子，总有几十人之多，基本囊括了乾隆时期的著名棋手。

　　西屏中年入赘江宁为婿。其人性倜傥任侠，潇洒不群，游历郡邑，士绅急争致之。“所获金无算，垂手散尽，囊中不留一钱”。袁枚也形容他“为人介朴，弈以外虽诛之千金，不发一语。遇窭人子显者，面不换色，有所蓄半以施戚里”。

　　时太仓毕见峰好弈，寒暖不彻，常邀西屏至家作客。其孙毕沅曾形容西屏说：“每对弈，州中善弈者环观如堵墙。君不思索，布局投子，初视草草，绝不经意，及合围讨劫、出死入生之际，一着落枰中，瓦砾虫沙尽变为风云雷雨，而全局遂获大胜。众口欢呼，神色悚异，啧啧称为仙。”诗云：“明轩洞豁筠帘遮，众宾环堵且无哗。东西对垒建棋鼓，圆奁方局无参差，五岳不动四目动，死灰槁木形神悚。……”是诗可想见西屏对弈时的情景矣。

　　乾隆二十九年，西屏56岁时客居扬州。在此之前，西屏经常来往于扬州，所以有关他在扬州的传说故事很多。此次居住时间较长，曾应两淮盐运使高恒的邀请，住在其署衙后花园，著书立说。其间收仪征卞文恒为徒，文恒将施襄夏所著《弈理指归》布衍与西屏参阅，西屏拣择变化，参以己意，著成《桃花泉弈谱》。问世后风行海内，各地出版商争相镌刻，一时洛阳纸贵。

　　《桃花泉弈谱》文字通俗，变化简明，灵变遒劲，独具特点，是西屏毕生心血的结晶。自问世二百多年以来，向为中外棋家所宝爱，即使在今天，仍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除《桃花泉弈谱》外，西屏尚撰有《自拟二子谱》、《自拟四子谱》等。

　　西屏去世不知于何年。然据《清朝野史大观》载，嘉庆初，西屏曾到上海，与当地名手倪克让等手谈，予以指导。此说果信，则西屏八十余岁尚曾到沪游访。

　　西屏的棋，“不循古法但横行，自有云雷绕膝生”，奇妙高远，如神龙变化，莫测首尾。李汝珍评价说：“范之于弈，如将中之武穆公，不用古法，战无不胜。”臧念宣评价说：“西屏授子，灵奇变化，莫测端倪。如武侯八阵图，五花八门，入其中者，莫能自免。”都是说他的棋有与前人不同的独创性。

　　西屏在其所著《桃花泉弈谱·序》中说：“勋自髫年，爱习前贤之谱，罔不究心。”然而，“使必执前人之谱以律今人之棋，政如安石官礼，房琯火牛，其不坐困于古也何哉！因不揣固陋，即其心得，录为一书，皆戛戛独造，不袭前贤。”从“爱习前贤”到“不袭前贤”，形象地说明了西屏之所以成为一代大师的关键。

　　西屏是一位“天才型”的棋手，他的棋更多地表现为创造力的进发，而不是功力的深厚积累。将前人的棋全部“忘却”，胸中不存一丝影响，只下自己的棋！这就是西屏作为一个大艺术家，留给后人的宝贵启示。

　　（8）棋圣施襄夏

　　施定庵（1709—1770），又名绍闇，字襄夏，浙江海宁人。与范西屏并世称雄，同为棋界宗师。邓元鏸有诗云：“范施驰誉在雍乾，如日中天月正圆。棋圣古今推第一，后无来者亦无前。”

　　襄夏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门第，其父是多才多艺的封建士大夫，“工诗文，擅书法，兼画兰竹。晚岁家居应酬之暇，常焚香抚琴，对客围棋”。襄夏自幼入塾，性拙喜静。课余见父亲抚琴、围棋，闻声心慕，请问其旨，父亲说：“琴尚淡雅而鄙繁支，棋贵虚灵而病沾滞。汝羸弱多疾，琴尤宜也。”襄夏先是学琴，后来还是嗜好围棋。

　　襄夏11岁时也拜在俞长侯门下。据他在《弈理指归·序》中回忆：“同里范西屏长予一岁，从越郡俞长侯夫子游，年十二而与师齐名，因慕而亦从学焉。初师授三子，来年与范争先。”

　　襄夏虽受教于名师，并与范西屏日夕磋磨，刻苦淬厉，极意专精，但他成为国手的时间却比西屏晚了许多。如前范西屏一节所述，师徒三人松江之游以后，16岁的西屏已成为国手第一，而此时襄夏尚难与师兄并驾齐驱。襄夏21岁游湖州，在知府唐改堂幕中遇前辈国手梁魏今、程兰如，尚被魏今授先，23岁从魏今游岘山，因魏今关于流水自然、与物无争的教导，顿悟“化机流行，无所迹象；百工造极，咸出自然。则棋之止于中正，犹琴之止于淡雅也。回忆从前登高涉远，每入迂途，言下有会，即与诸前辈分先角胜”。可知此时襄夏才步入国手的行列。

　　从史料记载看，襄夏23岁以后，约有10年时间踪迹不明。据《弈理指归·序》云：“三十年来薄游吴楚，游道渐广。”可知他的棋艺活动多在江南一带。其时，除范西屏外，当世高手已难与之争锋。这一时期，襄夏与各地高手对局很多，但除一些让子谱外，大部分棋局未能流传。据钱保塘《范施十局序》言，襄夏家族藏有他的遗谱很多，不曾印行，后经兵乱毁失殆尽，良可慨叹。

　　乾隆四年，襄夏与西屏进行十局“争霸战”，即“当湖十局”，胜负各半。自此以后，襄夏中年超卓，后来居上，终于和西屏分庭抗礼，共执棋坛牛耳。可以说，“当湖十局”乃是最终奠定襄夏棋圣地位的转折点。

　　襄夏43岁时曾游扬州，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邀他至署，与名手黄及侣角艺。及侣也可入当时国手之列，与程兰如受先，但定庵却授他二子。50岁时又客居扬州数年，专以“教授诸弟子”，并开始撰写《弈理指归》。53岁书成，卢见曾为之刻印刊行。此后数年，漫游无锡、松江、苏州等地，参加校定《弈妙》（吴峻、吴駧编）、《弈隅通会》（汪秩编）。五十八岁时，又完成另一部名著《弈理指归续编》。此外还著有《自拟二子谱》等书。

　　襄夏六十一岁逝世。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中，集中精力著述，旨在以所得传人，为我国围棋艺术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襄夏的棋，算路精密细腻，风格稳重老练，于棋理有精辟透彻的认识。襄夏对局时苦思冥想，谋略深远，意在子先。故他与西屏那样天才型棋手对弈时，能以“朴拙”的计算，抓住对手的漏着，反败为胜。襄夏一向反对随手落子，自题诗云：“弗思而应诚多败，信手频挥更鲜谋。不向静中参妙理，纵然颖悟也虚浮。”这里所说“纵然颖悟也虚浮”，显然是对像西屏那样“灵变有余，细密不足”的一种含蓄的批评。如若结合襄夏的实战对局，研究他的棋艺的优劣，就会发现他的棋灵变不如西屏，而细密胜之。

　　襄夏是一位“功夫型”的棋手。这样的棋手要想出人头地，费时费力，十分困难。襄夏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远不如西屏来得轻巧和迅速。但是，正因为他付出过艰卒的努力，功力深厚如磐石一样牢固，所以他不仅在实战竞技场中以“无敌标誉”，而且在棋理、棋法的阐述方面，也比西屏系统得多。

　　襄夏生长于封建士大夫家庭，终难免文人习性。他虽弈名盖世，却说自己“余非弈人也”。虽是自谦，但也含有并非独擅棋艺的意思。他自幼人塾学习八股，工诗善琴，古文功底深厚。即以《弈理指归》《弈理指归续篇》为例，其中歌诀多为押韵和对偶的文言。《续篇》中的九首自题诗，句法也颇为工整。但是由于字句深奥，不够通俗，也就影响在社会上的传播。

　　综观襄夏的一生，最能启人深思之处，是他幼时性拙，天资不如西屏。然而他并不气馁，经过孜孜不倦的刻苦努力，终于后来居上，成就了非凡的业绩。后人尽可以从襄夏的经历中受到鼓舞，在事业的追求中增强信心和勇气。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襄夏之谓也。

　　（9）徐星标幼时战棋客

　　乾隆时期有一位国手徐星标，名字最初见于袁枚《小仓山房文集》，但无棋谱流传。遂有人怀疑徐星标乃徐星友之误，如清末的笔记丛书《清稗类钞》、《清代轶闻》等均对此提出疑问。近代《弈学月刊》也曾刊出考证文章，论述星标必非是星友云云。

　　其实袁枚《徐君星标墓志铭》已将星标的年望、籍贯叙述清楚。徐星标乃吴江梨里人，死于范西屏之后，享年六十有九，故他大约生于雍正初年。徐星友乃浙江钱塘人，约生于顺治元年左右。因此，星友、星标不是一人可知。

　　星标11岁时，棋艺已有相当水准。一天有江西棋客来，适值其父外出，乃抱星标坐膝上，戏曰：“你能代你父亲与我下棋吗？”星标说：“好！”棋客怜其幼，问让子若干？星标跪在椅子上说：“我是主人，你是客人，愿让客先。”棋客笑而从之，刚下数着，棋客已感星标出手不凡，遂攒眉苦思。刚下子，星标即随手支应，又跑到阶下嬉戏。棋客害怕损名，借故遁去。

　　星标的棋，据袁枚介绍说：“其布局审势，虽本家法，而常出意外之奇。或敌人坚壁高垒，万无破法，星标强投数子于闲处，若惹人讪笑者。俄而近联远映，若火生积薪中，燎原莫遏，又如降兵内应，伏甲四起。观者且惊且喜且叫绝，而卒莫测其所以然。”

　　星标父子两代“国手”，为何竟无局谱流传？若非袁枚为其撰写墓志铭，就将湮没无闻。分析起来，大约有如下两个原因，一、星标父子隐居在家，交游不广。不像其他国手，四海周游，遍访棋友，逐鹿中原以求霸业。因此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不高。二、或许袁枚的墓志铭有过甚其辞之处，星标父子虽可称为高手，但尚未达到国手阶段。在康、乾时期国手如林的情况下，萤火之光难免为日月星辰所掩。

　　（10）晚清“十八国手”

　　对于从嘉庆至光绪（1796—1908）这一段时间内的围棋国手，史料中每有“十八国手”之目。但其中究竟包括哪些人，受史料所限，已难以确考。如若参照裘毓麟《清代轶闻》、徐珂《清稗类钞》以及邓元鏸《弈潜斋集谱》等书的记载，从嘉庆至光绪一百多年间，出现的围棋国手大致有如下数人：

　　潘星鉴、黄友功、申立功、金秋林、任渭南、林越山、赖秀山、沈介之、张介轩、徐耀文、楚桐隐、李昆瑜、钱贡南、黄晓江、陈德堂、程德堂、释秋航、李湛源、周星垣、董六泉、施省三等。再加上周小松、陈子仙，共二十三人。当然，这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实际上在这一百多年中，被称“国弈”的人还有一些，但著名的“十八国手”大致包括在上述二十几个人中间。

　　这一时期的国手，从数量上说当不算少，质量上却颇为参差不齐。例如黄友功（贤书）与范西屏受三子，后与潘星鉴则对子，故被邓元鏸列为名家（国手）。再如释秋航尝与范、施弈，皆受二子，范、施没，遂以国手闻。用一句俗语形容，即“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也说明国手的概念只是相对而言，并无统一的标准。人们往往把某一时期公认的最高品棋手称为“国手”，而将与之对弈不受子者也称为国手。因此棋书中常有“黑国手”、“白国手”之称谓，这两种国手之间棋力至少相差一先，但也皆可称为国手。如果与范西屏、施襄夏相比，“十八国手”中的大部分人，棋力水平大约要差二至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