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日报：围棋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围棋文化在宋朝兴盛
2015.03.20
无论周穆王、阮氏博弈的启封、尉氏，或是大夫仪“举棋不定”典故出处的卫国仪邑，都在开封一南一北之地。这南北之间的古陈留，正是伏羲肇始太极阴阳、天地、乾坤、龙图、黑白的上古河（古鸿沟）北、洛（古济水）南之地，也是古人以围棋棋盘中心“天元”来比喻宇宙中心太极，用黑子、白子来比喻阴阳、天地、乾坤对立同一哲学思想的文化特征。
到了宋朝，不仅出现了以陈抟、邵雍、周敦颐为代表引领太极易学、理学发展方向的哲学大师，还出现了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广泛传承围棋文化，进而助推宋朝文明登上中国历史文化高峰的鼎盛局面。
一
后唐年间，契丹侵犯中原，宋太祖赵匡胤之母杜氏用箩筐挑着赵匡胤、赵光义避乱，曾在河南洛阳到湖北襄樊的大道上，与自武当山前去华山隐居的著名道家学者、易学家陈抟相遇。陈抟见两个孩子后知其天命富贵，便周济杜氏一些银两以抚养孩子，称赞其“好福气”。他对过路的人吟道：“谁说当今无真主，两个皇帝一担挑！”说完飘然而去。
赵匡胤年轻时闯了祸，官府派人四处捉拿，为避难逃到陕西华阴，与陈抟巧遇。陈抟为赵匡胤指路说：“柴荣正在潼关招兵买马，投奔他可以平息战乱，为民造福。”赵匡胤投奔柴荣后，因作战勇敢，提升很快。柴荣称帝后，欲召陈抟为谏议大夫，陈抟不受。
赵匡胤喜好下棋，也知陈抟老祖棋艺高超，领兵路经华山时，遂向其讨教。陈抟不肯挫其锐气，连和两局。赵匡胤杀得性起，夸下以华山为赌注的海口，要与陈抟决战第三局，却输于陈抟，也输了华山。从此，便有了“赵匡胤下棋输华山”的神话传说。至今，华山东峰仍有赵匡胤“下棋亭”，南峰有陈抟“希夷洞”，玉泉院有供奉陈抟的殿和亭。
宋太祖称帝后，陈抟骑驴途中得此消息，高兴得摔下驴身，仍大笑说：“天下自此定矣！”赵匡胤没有忘记棋赌华山之事，承允前诺，将华山拨归陈抟，并免其赋税。
宋朝太平安宁的社会环境，为陈抟研究易学提供了方便。他不但绘制了“太极图”、“先天方圆图”，还撰写了易学著作《易龙图序》，将河洛数理传承为中国“龙图”。宋朝所建“龙图阁”小龙待制、大龙直学士、老龙学士制度，就是由陈抟“龙图”文化命名的。
宋太宗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皇帝，围棋下得极好，常常召棋待诏对弈，陶醉于怡情养性的愉悦之中。据南宋端明殿学士李壁《王荆公诗注》记载：宋太宗时期，围棋待诏贾玄侍奉皇上下棋，宋太宗让他3个棋子，结果贾玄常棋输一路。宋太宗知其诈输，便说：“此局你再输，我当张榜告示。”结果这局棋是和局。宋太宗又说：“你还是诈不赢也，再下一局，你胜赐你五品以上绯衣，不胜投你于池中。”结果，这局棋又是和局。宋太宗说：“我让你一子，而今局棋下平，是你不胜也。”于是，命左右抱贾玄投之于水池。贾玄只好急忙呼叫：“臣手中尚握有一子。”宋太宗大笑，赐以绯衣。君臣棋乐陶陶，给棋坛留下一段趣话。
宋朝皇都开封有座历史悠久的中兴禅寺，也称“中兴寺”，传说始建于战国时期，原为祭祀南方火神祝融之地，后改为祭祀魏国大英雄朱亥的祠堂。隋唐时期，祠堂改为寺院，先称“大云寺”，后称“中兴寺”。据说，宋朝中兴寺原在开封城内，后被宋朝皇帝改赐予开封与聚仙镇（后称朱仙驿、今为朱仙镇）之间的茶庵，宋朝高僧释文莹(道温)曾任中兴寺主持。
据高僧释文莹《湘山野录》记载：宋太宗过于喜好与棋待诏贾玄弈棋。谏臣乞请皇上把贾玄编派到南方地区去，并说：“贾玄每进新图妙势，取悦迷惑明主。而皇上有万机等待听断，但却受他的影响而不能处理。时间长了恐坐驰睿襟，神气郁滞。”宋太宗却回答谏臣说：“朕非不知，暂且以此来回避六宫后妃之惑。卿等不须上言。”不爱美女爱围棋，用下围棋作为“回避六宫后妃之惑”和宠护棋待诏贾玄的理由，实在牵强，却是宋太宗一大发明，是他从围棋中忘情得趣的重要明证。
宋太宗在下围棋娱乐的同时还努力钻研棋艺，提高棋艺水平，以获得更大乐趣。由于棋艺越来越高，他自创了“对面千里”、“海底取明珠”和“独飞天鹅”3种棋势，将其赐示近臣。作为皇帝能创作新的棋势，这在历史上尚不多见，说明他的棋艺水平是很高的。
宋朝历代皇帝大多喜欢围棋，甚至皇后、妃子、宫女中也不乏弈棋水平较高的人，由此带动了文人士大夫喜好围棋，且愈加注重对棋艺的研究，使宋代围棋走向成熟，棋艺开始系统化、理论化。宋代有张拟《棋经十三篇》、刘仲甫《棋诀》、李逸民《忘忧清乐集》、黄庭坚《棋经诀》等多部围棋著作产生。李逸民所著《忘忧清乐集》，是集围棋千年发展大成的第一部传世经典。
宋朝涌现出大批杰出国手，成为第一个围棋圣朝，达到古代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第一次高峰。
这一时期，棋盘、棋子是皇都开封杂货铺中常见的商品。棋具生产烧制，根据市场的需要达到了一个高潮，既出现了名贵的玉、水晶棋子，也生产成本较低的陶瓷、琉璃棋子。围棋罐器形精美、釉色厚重、纹饰典雅。宋人诗词中屡见将黑白棋子以飞在棋盘上的乌鸦、白鹭，即“乌鹭”戏称。
宋朝的围棋与琴、书、画被列为“四艺”，成为评价文人才识儒雅高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一门艺术，也是一件风流雅事，就像文人与酒、茶一样缠绵难舍，提高了其在社会的地位。
宋朝围棋十分兴盛，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大环境因素。社会政治稳定，生活水平提高，人们有了追求文化娱乐的闲暇时间，娱乐业应运而生。宋代开封勾栏瓦舍、茶楼酒肆、蹴鞠花会的兴起，反映了这一状况。围棋作为一种高雅的娱乐手段，自然受到广大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重视。
皇上引领作用。宋太祖、宋太宗不仅酷爱围棋、棋艺超群、亲创棋势，还重视推广围棋活动。作为宋朝文人士大夫，势必要投皇帝所好，用心研究揣摩围棋，以融入政治、文化、社会交际圈子。
文化熏陶所致。既然围棋已成为衡量文人士大夫时尚、儒雅和修养的“四艺”之一，大家便争相效仿，以下棋观棋为乐事，不愿成为落伍者。
世俗推崇结果。整个社会世俗对围棋的推崇和潜移默化作用，是围棋迅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加之上千年围棋文化积淀混合发酵，注定演变成风靡一时的文人士大夫崇棋运动。
二
宋朝围棋文化的兴盛，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及其诗歌作品中。
下棋
古人认为，棋有白黑，阴阳分也。方如棋盘，圆如棋子。动如棋生，静如棋死。围棋所具有的太极阴阳、“小世界、大宇宙”文化，已深深融入宋人情趣之中，并以独立的人格精神，在围棋小世界和社会大世界中进行思考磨合，以找出内心的精神文化需求。通过围棋方式，可以把自己和社会、政治、地位彼此连接，以达到理想的精神境界。
在围棋黑白之间的博弈中，品味、参悟、享受着太极阴阳、大千世界的复杂人生，无论高位之官还是江湖之士，无论社会名流还是佛僧道长，都在博弈中体会着人生哲理，体会着社会兴衰，体会着宇宙真谛。
下棋是一种休闲方式。如宋朝政治家欧阳修，年轻时就对围棋有着浓厚兴趣，年老时仍以下棋取乐。他自嘲：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题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加上穿梭于此间的自己一翁，合称“六一”，故号称“六一居士”。他与好友丁元珍下棋，也以写诗《新开棋轩呈元珍表臣》形式相约：
竹树日已滋，轩窗渐幽兴。
人闲与世远，鸟语知境静。
春光霭欲布，山色寒当映。
独收万虑心，于此一枰竞。
从此诗可以看出，欧阳修已将围棋作为修身养性的方式乐此不疲。围棋能够使他的心情得以宁静，从一天劳累中解脱出来，专注地沉浸在方尺之间的棋枰上。这时，竹树、轩窗、鸟语、闲人、棋局，加上迷蒙的春光山色，是一幅多么雅致的对弈图啊！“独收万虑心”的诗人，此时早已完全投入棋局，不知何为疲倦了。
又如宋朝宰相王安石，为了专注进行社会改革而一度反对手下官吏下棋，因为下棋很容易使人入迷而影响公务。可他自己也是个正宗的棋迷，公务之暇总要随时手谈一局，有时居然还偷着下棋。
一次，王安石与殿中侍御史薛昂下棋，约定输者赋梅花诗一首。第一局王安石输了，随即作梅花诗一首；第二局薛昂输了，却支支吾吾作不出一句诗来。王安石急了，就代他作了一首。后来，薛昂去金陵做官，有人作诗讽刺薛昂：“好笑当年薛乞儿，荆公座上赌新诗。而今又向江东去，奉劝先生莫下棋。”这个故事一时传为笑谈。王安石也写过几首棋诗，其中一首诗为《棋》：
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
战罢两奁收黑白，一枰何处有亏成。
王安石痴迷于下棋，把下棋作为最大的业余爱好，却坚持不因棋误事，主张正确地对待下棋，这也是他的过人之处。
下棋是修身养性的途径。如苏轼是一位棋迷，只是他的棋艺远远不如诗词造诣高，甚至连儿子苏过都不如。因此，他下棋输多了便养成了“胜固欣然败亦喜”的心态。他把围棋当作陶冶性情之物、风流儒雅之事，超脱于棋局胜负之外，自然就多了一种潇洒的情怀。
苏轼把围棋中太极阴阳宇宙观和道家天法自然的情怀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宇宙情怀和超然心态，棋悟虽拙，诗悟却高，为后人留下一首风格小异的《春日与闲山居士小饮》棋诗：
一杯连坐两髯棋，数片深红入座飞。
十分潋滟君休赤，且看桃花好面皮。
他在诗中劝棋友：不必为输棋而懊恼，且把酒杯中的美酒饮下，观赏落红乱飞的桃花。
宋朝著名抗金将领、东京留守兼知开封府宗泽，也很喜欢下围棋。他明知进攻开封的金兵已兵临城下，仍从容地与客人下棋。当时，开封城内人心惊慌，守城将领急切地向宗泽询问退敌之策。宗泽却笑着说：“何必如此张皇，有刘衍等大将在外，一定能抵抗住敌人。”说完，继续下棋。其实，他早已布阵法设伏敌后，形成前后夹击金人之势，结果杀得金兵大败而逃。宗泽的谋略和气魄，可与东晋著名宰相谢安媲美。
俗话说“棋与兵通”，这说明宗泽的棋法、兵法、阵法都很高超。开封有地名称“陈留”，二字本义相通。“陈（阵）、留（刘）”不仅有三皇五帝天官在象仪台观测日月运行、掌管测定历法的文化内涵，还有昆仑山黄帝在轩辕丘明堂之地摆列阵法、待命出征的象形内涵。在姓氏图腾文化中，“陈”正是黄帝在昆仑山前摆列“阵”法的开封古陈、留之地。
观棋
宋朝文人士大夫也热衷于观看别人下棋，观棋中，作为旁观者可不受棋局困扰，超然于棋盘之外，以一种闲适的心情对待棋局变化。观棋可与下棋者同思进退，或为弈者暗中加油，或押棋赌彩，或观棋品茗。这样，不仅能体会棋局变化之奥妙，也能把弈棋和具体环境结合起来，从中获得更多美的享受，领会出弈棋内外许多人生哲理。
观棋置身于局中。如苏轼将下棋之心系于棋局，沉浸在棋局形势的变化之中，与弈者共同体会荣辱得失，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他最有名的观棋诗，是在庐山白鹤观看儿子苏过和人下棋时所写的《观棋》：
五老峰前，白鹤遗址。长松荫亭，风日清美。
我时独游，不逢一士。谁欤棋者，户外履二。
不闻人声，时闻落子。纹枰对坐，谁穷此味？
空钩意钓，岂在鲂鲤。小儿近道，剥啄信指。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
从下棋争胜负，到去了胜负心，再到索性置身局外，以观棋代替下棋，成了宋朝文人士大夫围棋活动发展演变的一个基本轨迹。
论棋
下棋、观棋是论棋的基础，只有那些弈棋和社会经验丰富的人才能深刻领悟棋理，谈论出围棋的奥秘。而宋代文人士大夫谈棋说理则是一大特色。
大学士张拟编著的《棋经十三篇》，被视为围棋“三经”之一。它的重要价值，在于辩证系统地论述了围棋的基本原则，从不同方面论述了棋理棋法，并首次对棋手的品质作风问题进行阐述。此书继承和发展了古典围棋理论，是围棋史上最重要的著作。
著名书法家黄庭坚编著的《棋经诀》，是专论围棋战术的著作，提出了棋的“取舍之道”，指出了下棋者易犯的“三败”、“六病”，注意到了“先手不可失”的重要性，十分精辟。
宋朝右谏议大夫潘慎修编著的《棋说》，把围棋和古代伦理道德联系起来，具有发人幽思、伦理教化的作用，在论棋文化中占据一定地位，受到宋朝宫廷的推崇。他认为，棋之道在于恬默，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兼，信则能克。“君子知斯五也，庶几可以言棋矣”。这种将仁、义、礼、智、信与棋艺相合的学说，以棋理比喻治国之道，对宋朝治理天下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受到宋太宗的赞美。
宋朝著名理学家陆九渊把围棋和太极易学中的阴阳、象数观念结合起来，用易理来解说围棋，在棋局中参悟易理、论说棋理。他认为，棋局犹如河图，棋局变化遵循易理。他将“棋”、“道”相结合，指出“棋”即是“艺”，而“艺”即是“道”，把太极唯物辩证法运用得淋漓尽致。
宋朝文人士大夫无论下棋、观棋或论棋，都作为一种爱好，就像挥毫、弹筝、饮茶，是一种风雅情趣。
宋朝下棋，除了古亭竹林等僻静之地外，还在都城内出现了带有经营性质的棋社、棋会，也是棋友遣情悦意的地方。无论在何处下棋，良好的棋具不可或缺。因此，宋朝各大名窑便顺势烧制优良的围棋瓷子、瓷罐和瓷盘供其使用。当时的定窑、耀州窑、吉州窑、湖田窑均曾生产棋具，尤以定窑制作工艺最为精湛。
宋朝文人士大夫与围棋的联系已到了无法分割的程度，成为他们对社会文化生活的精神寄托，成了传播太极阴阳文化的载体，成了文人士大夫追求的一种风雅境界和挥之不去的浓重情结。
总之，宋朝围棋文化的出现，说明当时文人士大夫与围棋的融合已达到极其密切的程度，标志着围棋文化作为宋朝文化艺术乃至中华文化艺术中的一朵奇葩已跃然而出。它从一个极其普通的文化切入点，把宋朝社会文明风气和中国围棋推向更加广阔的领域和更加高雅的境界之中。
来源:开封日报 原标题：围棋文化在宋朝兴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