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金 2021-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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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峰会论文㊲ | 刘金：从吉备围棋传说看日本文化的民族意识
作者：刘金
本文为第九届（2021）中国杭州国际棋文化峰会“4+X”课题研究成果，首发于“杭州智力运动”微信公众号。弈客围棋经过授权，选取优秀论文分期连载。
从吉备围棋传说看日本文化的民族意识
刘金
吉备真备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学者、政治家，曾两次出任遣唐使，滞唐十九年，不仅对唐代的天文、历法、音乐、法律、兵法、建筑等知识均有颇深造诣。回国后又官至正二位右大臣，在日本政坛上地位极高。正因为其在入唐留学期间的博学以及归国后在政坛上的活跃，其事迹在去世后广为传颂，进而成了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吉备围棋的相关传说。此传说最先载于平安末期大江匡房的《江谈抄·吉备入唐间事》中，而后在镰仓时期、江户时代以及近现代的文艺作品中相继传承，最后甚至出现在了日本的史书中，影响颇为深远。本文将通过细致而深入的文本细读研究，分析此故事的传承与流变。从而揭示围棋在日本各个时期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并从中挖掘日本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民族意识演变。
01 平安末期吉备围棋传说的诞生
吉备真备（695-775）是日本遣唐使时代最具代表的人物之一，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最为杰出的人物。他曾两度入唐，滞唐近二十载，在唐期间“留学受业，研览经史，该涉众艺”[0]，成为了一名博学多才的学者。回国后他又从地方小吏进阶至中央朝臣，在政治、军事以及文化上都做出了突出贡献。据成书于延历十五年（796）的日本史籍记载：“我朝学生名播唐国者，唯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已。”[1]对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吉备真备作为遣唐使时代文化英雄式的人物，理应在史籍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不仅日本正史中对其滞唐经历所记寥寥，史书中关于他的传记也记述极少，正因为吉备真备的相关史料奇缺，这也为民间有关他的各种传说故事提供了很好的空间，日本古代史中许多逸话与传说都附着在他身上，在《扶桑略记》中初见相关逸说。
留学之间历十九年，凡所传学，三史五经、名刑笇术、阴阳历道、天文漏剋、汉音书道、秘术杂占、一十三道。夫所受业，涉穷众艺，由是太唐留惜，不许归朝。以秘术封日月，十箇日间天下令时恠动。令占之处，日本国留学人不能归朝。以秘术封日月。敕令免宥，遂归本朝。[2]
《扶桑略记》是日本平安时代后期私人编撰的史书，成书于宽治八年（1094）后。记述由神武天皇到堀河天皇宽治八年期间的日本历史，引用众多当时的记录，包括天皇系谱和僧侣传记、日记等，是继《六国史》以后较为重要的史籍之一。而12世纪初的说话文学《江谈抄》中所载的《吉备入唐间事》在《扶桑略记》有关吉备入唐记录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分发挥。
《江谈抄》是由大江匡房（1041-1111）口述，弟子藤原实兼（1085-1112）笔录的一部语录体著述。该书内容遍涉朝政记闻、遗闻轶事、文学艺术、名器渊源、掌故考订等类，十分广泛驳杂。其中的故事大多晦涩难解，且考据、辩证、诗话等篇章颇多，《吉备入唐间事》是其中篇幅最长，且最具故事情节的叙事文之一。故事开篇就将唐土人描述为妒忌吉备才能的宵小之辈，言：“吉备大臣入唐习道之间，诸道艺能，博达聪慧也。唐土士人颇有耻气。”[3]于是密谋将其幽闭在难以存活的高楼中。然而吉备作为日本正式的外交使者，既不能随意将其杀害，也不能无理由地让其回国，留下来，又让唐国众人感到耻辱。于是，众人商议出难题刁难他，使其认输后再找到正当的理由将其杀害，故事即在此背景中展开。
在中日漫长的文化交流中，因各自的立场不同，为维护各国的利益及对外交流中的国家自尊主义，时有摩擦发生，而日本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早在公元607年，在日本史书记载的首次遣隋使时期，日本人由于不甘心居于纳贡国地位，在中日之间就曾围绕外交文书而产生了纠葛，史称“国书事件”[4]，表达了其欲改变过去朝贡国的从属姿态，希望以对等的方式与隋交往的态度。此外，在632年，日本首次遣使入唐，唐王朝在遣唐使返回时派遣使者前往倭国，结果与日本王子发生了“礼仪之争”[5]。753年，遣唐副使大伴宿祢古麻吕在唐都长安城与新罗使者又发生“争座事件”[6]，这些都表明了奈良时代甚至更早以前，日本在与中国的外交过程中，就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寻求各种手段提高外交地位。而到了平安时代，随着遣唐使的终结，日本进入自我文化的沉淀期，随之而来的是民族主义的抬头。表现在说话文学中就是夸大甚至歪曲事实，使其朝有利于日本民族主义的方向发展，《江谈抄》中所载的《吉备入唐间事》，即是在此种民族主义文化精神土壤中产生的。
《吉备入唐间事》正文主要记述了唐人对遣唐使吉备的迫害，将其分为三道难关，一为《文选》之试，二为围棋之弈，三是解野马台诗。这三道难关层层递进，精心构造，可谓别有深意，体现了作者别具匠心的安排，也反映了当时日本对中国诗文艺术等各类文化的摄取与认同，现将“围棋之弈”的内容记述如下[7]。
吉备执白，唐人执黑。吉备在鬼神阿倍仲麻麿的帮助下，与唐人战成平局。吉备乘人不备，偷吃一颗黑子，致使唐人输子一目。后唐人发现盘面可疑，令其服下泻药“呵梨勒丸”，而吉备却用法术将棋子封入体内，转危为安。
关于作者为何特别选取《文选》、围棋以及野马台诗作为难关考核吉备，有学者曾对其做过分析。[8]总体而言是为维护江家学问之道而做的选择，目的是为突出江家学问的权威性以及对文学在日本传承所做出的贡献。然而大江匡房为何将“围棋”作为艺之代表设置其中，却是进一步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据中日史料记载，其实在吉备真备之前，围棋早已传入日本。而《吉备入唐间事》的文末却记载：“我朝高名只在吉备大臣《文选》、围棋、野马台，此大臣德也。”[9]大江匡房将围棋的传入之功附着在吉备真备身上，可谓是别有深意。其缘由之一当然是吉备真备在遣唐使中占有的独特地位，吉备两度入唐留学回归日本后。在日本传授儒学、律令、唐礼、历书、兵书，并带回唐朝的音乐、武器、乐器、测量器具等。有学者断言，吉备真备独自一人将中国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全盘掌握后带回日本，是名副其实的遣唐使时代的文化英雄。且其作为地方上一个卑微的小吏，最终成为执掌国家大权的右大臣，这样的人物在当时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10]将围棋传入之功附着在日本遣唐时代英雄般的人物身上，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之事。
虽说吉备入唐期间与围棋的相关传说最先出自《江谈抄·吉备入唐间事》，但是在此之前，中日两国早已有围棋对弈的记载。除上文提及的日本留学僧辨正与李隆基对弈，因棋技高超而屡次受赏外，《日本三代实录》中还记载有日本围棋名手伴少胜雄以棋师的身份随遣唐使出使唐朝。
夏井兼能杂艺，尤善围棋。伴宿祢少胜雄以善弈棋，延历聘唐之日，备于使员，以棋师也。尝父善岑为美浓守，少胜雄为介。夏井时年十余岁，习围棋于少胜雄，一二年间，殆超于少胜雄。[11]
延历聘唐之日，即为延历二十三年（804），这一年日本派遣藤原葛野麿为遣唐大使，随行人员中有著名的日僧空海、最澄等，同时还有作为使员的“棋师”伴少胜雄也在此列。关于日本的“棋师”，早在8世纪初，《万叶集》中就出现过“棋师”歌[12]，“棋师”究竟是作为遣唐使的一种官职，还是只是棋技高超之人的普通称呼，史界尚有争论。[13]但是从上述“备于使员，以棋师也”的记述可以明确，日本此时已专门派遣围棋技艺优秀之人作为使者前往唐朝交流学习。
而在此之前，中国早已有将围棋运用于外交事中的例子。737年，玄宗特别派遣围棋高手杨季鹰作为副使前往新罗，并与新罗的上手切磋交流。此为中国唐朝首次将围棋作为外交的手段而与他国交往的事例，而上述日本派遣棋师前往唐朝也很有可能是效仿其法。说明当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围棋已经作为一种衡量国力的代表性技艺，这也是《江谈抄》中吉备围棋故事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中国史书中最早记载中日对弈的事件是在唐朝苏鹗编纂的《杜阳杂编》中，该书成书于唐僖宗乾符三年（876），记叙了一个入唐的日本王子与唐朝名人顾师言对弈，最后负于顾师言的故事。
大中中，日本国王子来朝，献宝器音乐，上设百戏珍馔以礼焉。王子善围棋，上敕顾师言待诏为对手。王子出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国之东三万里有集真岛，岛上有凝霞台，台上有手谈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温夏冷，故谓之冷暖玉。又产如楸玉，状类楸木，琢之为棋局，光洁可鉴。及师言与之敌手，至三十三下，胜负未决。师言惧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则谓之镇神头，乃是解两征势也。王子瞪目缩臂，已伏不胜，回语鸿胪曰：‘待诏第几手耶？’鸿胪诡对曰：‘第三手也。’师言实第一国手矣。王子曰：‘愿见第一。’曰：‘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方得见第一。今欲躁见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国之一不如大国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顾师言三十三镇神头图》。[14]
此后，孙光宪所撰的《北梦琐言》以及五代后晋刘眗所撰的《旧唐书》中均有记载。关于此事件的真实性问题，邹贺在《<太平广记>“日本王子条”考订》中经过考证后给予了肯定。并从版本传承上，考证了《太平广记》是抄自宋版的《杜阳杂编》。[15]而日本学者大曾根章介曾推测《太平广记》可能曾被《江谈抄》的口述者大江匡房收藏[16]，森克己更直接指出，大江匡房在《江谈抄》中所记述的吉备围棋故事，应该是受到《杜阳杂编》中记载的棋师与日本王子对弈这一典故的影响。[17]由此便可得知，《江谈抄》中吉备围棋故事的底本应是《太平广记》，而《太平广记》的来源，正是《杜阳杂编》。
台湾学者李育娟曾指出《江谈抄》中常见以唐代笔记小说为主题的谈话，而且其在谈话中似乎不愿透露书名及来源。这些唐人小说及杂著可能是大江家旧传抄本，或是宋人所辑佚、整理的前人古籍。[18]而大江匡房却对其进行了隐瞒，在《吉备入唐间事》文后注明：此事我慥委虽无见书，故孝亲朝臣之从先祖语传之由被语也。又非无其谓，大略粗书中有所见欤。[19]大江匡房将其改编过的故事，以故老传说的形式，营造出口耳相传的氛围，将自己化身为街谈巷说的记录者。通过模糊撰写者的记录方式，成功将中国的《杜阳杂编》中记载的棋师与日本王子对弈这一典故传说置换成唐国用围棋刁难吉备的情节。其结局也与《杜阳杂编》中唐朝第一名手顾师言最终大获成功完全相反，《江谈抄》中记载为吉备真备通过吞饮一颗黑子获得了围棋的胜利。这一系列的操作反应了大江匡房站在“文人政治家”的立场，在“本朝优位意识”思想的支配下，通过改写甚至歪曲事实，编写传说故事，使其朝有利于日本民族主义的方向发展。
同时，从日本平安时期围棋故事的演变来看，即从最开始的辨正与李隆基对弈获其赏识到日本王子与顾师言对弈惨败再到吉备与唐人对弈，在遭受迫害的情况下仍然获取了胜利，其中反映了日本对中国观念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在日本政治及外交政策改变的背景下，所反映出来的日本人思想观念的微妙转变。从开始的对中国文化的憧憬与崇拜，渴望获得先进国的认可，到努力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奋力追赶中国再到主观想象上的日本文化优胜。这是日本人在文化上寻求唐风到和风的转换中，渴望从对中国文化的劣等感中解脱出来，以期构造新的日本文化，从而实现日本精神的优越感，反映了这个时期日本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民族主义的滋生。
（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