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3月14日 15:59 新浪体育综合
何云波教授
文章来源： 围棋报与你同行
“围棋文化暖心公益行”系列活动 名家围棋文化讲座之一
何云波：论围棋学的建构
何云波，男，生于1963年。现任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围棋文化研究院院长。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主持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及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世界围棋通史》。围棋文化著述有：《围棋与中国文化》《弈境：围棋与中国文艺精神》《棋行天下》《黑白之旅》《围棋与东方管理智慧》（合著）《图说中国围棋史》（合著）《围棋文化演讲录》《中国围棋文化史》《中国围棋思想史》《棋经弈趣》《何云波围棋文集》（四卷）等。主编《围棋文化教程》《中国历代围棋棋论选》。
围棋，起源于中国，中国古代称为弈，可以说是棋之鼻祖，围棋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据先秦典籍《世本》记载，“尧造围棋，丹朱善之。”晋张华在《博物志》中继承并发展了这种说法：“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
1964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就采纳了上面图中说明的说法，甚至将其确切年代定在公元前2356年。
自围棋产生以来，留下了丰富的理论遗产，有待我们去探索、发掘。近年来，中国围棋在竞技领域取得突出的成绩，围棋文化研究也日益兴盛。但相对来说，对围棋具体的领域的研究较多，对规律性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则不足。以“围棋学”而论，10多年前，就有棋界中人呼吁要建立“围棋学”，但一直停留在倡议阶段，少有人去做深入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当围棋日益进入大中小学教育体制，不少高等学校也开设了围棋专业，围棋日益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但做为建立一个学科基础理论的“围棋学”却处于空白状态。当其他学科如“文艺学”、“法学”、“伦理学”等都有了非常完备的学科基础理论体系，“围棋学”的缺位，不能不说是棋界的一个巨大的遗憾。
当前围棋的发展可以说处在一个最好的历史时期。围棋竞技的繁荣，围棋文化研究的兴盛，围棋产业的勃兴，特别是围棋逐渐进入教育体制，都为“围棋学”的创立，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机遇。时代呼唤着“围棋学”，围棋的实践，也需要系统的理论总结。本文探讨“围棋学”研究的内容、方法、价值意义，试图为“围棋学”的建构，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
何云波教授的著作
一、围棋学研究的内容与思路
围棋在古代被列入琴棋书画四艺之一，在现代回归为竞技，围棋学自然也就成了体育学下的一个分支。
围棋既为“艺”，又为 “技”，如果一定要纳入“体育”的范畴之内，作为学科，只能纳入运动技术学科之下，作为“运动项目”之一。目前中国大学并没有独立的围棋专业，仅仅是在体育运动训练或民族传统体育下面设围棋方向，或者挂靠在其它专业名下，如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围棋学院，在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下设围棋管理与教育方向。作为“学科”的围棋学的归属，尚非当务之急。但随着围棋的普及、推广、繁荣，围棋日益进入教育体制，对“围棋学”的研究，又为围棋研究与围棋教育所急需。
那么，“围棋学”的研究领域包括哪些方面呢？广义的围棋学可分为围棋史、围棋批评、围棋理论三个方面。围棋史是对围棋产生与发展演变过程的研究，围棋批评是对棋手、棋局、棋谱等的具体的研究，围棋理论则偏重于研究围棋的普遍规律。狭义的围棋学则近似于文学理论，是对围棋的发生和一般规律的系统的理论研究。
“围棋学”究竟包括哪些研究领域，因无现存的成熟的体系，可以见仁见智。
当然，“围棋学”究竟包括哪些研究领域，因无现存的成熟的体系，可以见仁见智。韩国明知大学郑寿铉教授的《围棋学概论》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总论”包括四章：围棋的理解，围棋与人类生活，围棋的历史，围棋与人类心理。第二部分“围棋文化论”包括五章：围棋观与围棋哲学，围棋文化论，围棋语言论，围棋文学，大众传媒与围棋。第三部分“围棋技术论”包括两章：围棋的原理和理论，棋手的种类和特性。第四部分“围棋实用论”包括四章：围棋界的结构和经营，围棋教育论，围棋营销学，围棋的教训学。
《围棋学概论》在“总论”中阐述什么是围棋，围棋的历史，围棋与人类生活、心理的关系，接着以围棋文化论、围棋技术论两大部分阐述围棋的文化与竞技内涵，最后讨论围棋的功用。应该说总体上思路较为清晰，自成体系。问题是每个部分所包括的章节内容，似还有颇多可商榷之处。如“围棋文化论”包含围棋哲学、语言、文学及其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但又专辟一章“围棋文化论”，它们与哲学、文学不构成同一层面的并列关系。对“围棋技术”和“围棋实用”的阐发，也不够周全。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成立围棋学院，在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下设围棋方向，2016年开始招收本科生。为解决围棋专业教学急需，笔者主持了大学围棋专业系列教材的编撰。教材暂定六本《围棋学概论》、《世界围棋简史》《围棋产业学》《围棋教育学》《大学围棋初级教程》《大学围棋高级教程》。《围棋学概论》试图建构围棋学的一套理论体系。包括上、下两大篇。上篇为“原理篇”，下篇为“形态篇”。“原理篇”包括围棋本质论、围棋系统论、围棋思维论、围棋价值论。“形态篇”包括棋局、棋手、观者与棋评三部分，它们构成了“围棋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何云波教授在发言
“原理篇”要解决的是围棋的发生，围棋的名与实、体与用，围棋思维的特点，围棋与其他知识体系的关系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如“围棋本质论”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什么是围棋”。围棋作为一种盘上竞技游戏，以围地为目的，是对人与自然中的生存争斗的模拟。我们经常说围棋是竞技，是游戏，是艺术，是文化，用中国传统棋论的概念，则为技、戏、艺、道。“技”、“戏”、“艺”是围棋存在的方式，“道”则构成了围棋存在的终极依据。
何云波教授讲学场面非常热闹
“围棋系统论”则将围棋当作一种文化形态，放在人类文化的大系统中进行考察。人们一般把文化分成三个方面：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以围棋而论，弈地、弈具构成了棋的物质文化形态。弈制作为游戏的规则、制度，构成了棋的制度文化形态。而从精神层面来说，既包括围棋棋艺的内部构成：棋技、棋理、棋道，也与棋手的思维、精神、品格、趣味相通。
另一方面，如果把人类的知识比作一棵大树，在这棵“知识树”上，会生出很多枝杈，然后有了不同的学科，而它们之间，又同根同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围棋为例，它与其他棋戏，如军棋、象棋、跳棋、五子棋等，都是盘上游戏，但它们又有分兵种游戏与不分兵种游戏之别。它们都是对人类生存竞争的模拟，不同的是，各自的棋具和游戏规则，赋予了它们不同的玩法。而围棋在中国古代，又被纳入琴棋书画四艺，它与其他艺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与此同时，围棋与哲学、心理学、宗教、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如数理，互为相通。这使围棋既拥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又是可实证的、分析的。围棋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印证了围棋的科学性，它与围棋的人文性相辅相成，共同建构了围棋的丰富复杂的意义。
“围棋思维论”探讨围棋思维的特点。围棋思维被看作是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结合，数理思维与模糊、直觉思维的融汇。在对局中，棋手计算的变化都是以一个个的“图形”呈现在脑海中，而后在各种“图”中做出选择，选择的过程就是一个分析、判断的过程，又与抽象思维相关。另外，围棋的“算”，是一种数理思维，追求精确、确定，另一方面，下棋又需要直觉，所谓“感觉的一手”，每一手的大小很多时候无法做精确判断，它体现为一种模糊、直觉思维。
以围棋思维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而论，中国文化传统，在思维上一直被认为更多地体现为整体思维、系统思维、直觉思维等等，而缺乏数理、逻辑思维。而围棋在很多方面其实恰恰体现为数理思维。中国古代棋论，就是玄象思维与数理思维的融合。玄象即把棋玄妙化，纳入形而上之道。数理则强调计算，强调分析、推理、判断。它也构成了中国古代棋论“道”与“术”的两套话语。①只不过中国文化传统重道轻技，棋所体现的数理思维的传统，其“术”的话语，始终处在被轻视、贬抑的状态。正像孟子把棋当作“小数”，但最终要被纳入“大衍之数”，纳入“道”，棋才具有生存的合法性。
“围棋价值论”是对围棋的功用的总结。围棋的“体”与“用”决定了它既有本体论意义上的价值，所谓无用之“用”；也有现实的功用，如娱乐功能、教化功能及附属的文化与产业价值。以围棋教育而论，如何发掘围棋的多方面的功能，也就成了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围棋中来的重要一环。
“围棋学”既揭示围棋之一般规律，也关注围棋的具体“形态”。下篇“形态篇”即从棋局、棋手、观者与读者入手，具体讨论棋局的创造与欣赏的过程。以棋局而论，一棋局的构成，中国古代分起手式与残局两大部分，现代则将之分成布局、中盘、官子三个阶段。如果说语言学构建了关于语言从词法、句法到语法的一套完整的体系，围棋被称为“手谈”，棋局作为一套话语系统，应该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能否借用语言学的体系，来探索棋子组合成棋局的规律，便成为围棋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①参见何云波《弈境：围棋与中国文艺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何云波教授在下联棋
以词法论，围棋的一整套术语，如打、提、长、飞、尖、冲、托、渡、扳、虎、跨、点等等，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一个的“词”。单个的棋子如同一个个的“字”，单独放在棋盘上可能没有意义，两个字组成“词”，意义便生成了（当然单个的字也可能成“词”）。棋局亦然，两个子组成的“飞”，或“立”、“尖”等，其意义是不一样的。而同样是“飞”，不同的场合，其适用性也不一样，有时恰到好处，有时则可能用“词”不当。
多个“词”的组合便成“句”。“句法”大致相当于围棋的基本战术手段，如定式、死活、对杀、手筋等。就像一个局部的定型（定式），相当于一个完整的句子。局部定型要跟全局配合，就像句子要放在上下文中，才能确定其意义与功用。
围棋的“语法”则相当于围棋战略与棋理。棋之理决定了棋子组合的规律与行棋的方向。有悖棋理，则可能出现“语法”错误。
其实，棋盘上也有空城计
当然，现实中的言语构成的“对话”，更多地是为了沟通与交流，“争辩”只是其中一部分。围棋的“手谈”、“对话”则基本上体现为下棋者的“对立”、“交锋”，在不断的冲突，限制与反限制中达成某种妥协。这构成了围棋“对话”的特殊性。
如同作品出自作者，棋局也是由棋手创造出来的。棋手的棋力、棋风、个性，往往决定了棋局的差异。千古无同局，既是围棋本身的复杂性使然，也与棋手的个体差异有关。以棋风而论，如果说棋理是人人需要遵循的行棋的普遍规律，棋风则代表了不同个性的棋手对棋理的不同的理解与选择。比如面对实地与外势、打入与侵消，不同棋风的棋手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另外，如果说文艺作品多是单个的作者创作的结果，棋局却是由对立的双方共同完成的。对弈方式（如单人对局，双人或多人联棋，接力赛等）、对弈心理，也往往会影响到棋局的进程。在围棋学研究中，对作为作者的棋手的研究，也就非常重要了。
华以刚八段和徐莹五段搭档讲棋深受棋迷喜爱
棋局在进行过程中，可能还会有讲棋者、听棋者或观棋者。一局棋终，棋局成为棋谱，也会有评棋者，打谱者。接受美学强调，作品意义的最后完成，是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同样，棋局意义的完成，也是在评棋者、观棋者、读谱者的欣赏、阅读、批评的过程中。因而，对现场讲棋、文字棋评及棋迷观棋、欣赏棋谱的研究，挖掘棋局意义的生成过程，棋局与作者、读者的关系，也就成了围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这方面，恰恰是以往的围棋研究，最薄弱，最需要加强的。
人机大战一度使围棋变成大众关注的项目
二、围棋学研究的方法
围棋学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探寻围棋的原理、规律。围棋学研究，在方法中，有几点值得重视：
第一，文化研究与科学研究方法的结合
在文学研究中，有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之分，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批评与形式批评。一个注重意义的发掘，其对象与人、社会、历史的关联，但相对来说有较多的主观色彩；一个注重从内部去揭示其规律，更强调客观性。围棋研究亦然。围棋首先是一种文化。在中国古代，“文”代表人文、精神修养、美德善行；“化”，即变易、化育。“文”、“化”合用，即指以文教化。《易·贲卦》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教化，构成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的本质。
围棋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担负起教化的功能。所谓到“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晋张华《博物志》），强调的就是围棋的教化功能。中国古代把围棋列为“六艺”的教育内容之一，以此培养品格、端正礼仪、训练思维、修身养性。中国古人也常常把围棋当作是一种宇宙之象、人生之道。所谓“棋法阴阳，道为经纬”，“围奁象天，方局法地”，一阴一阳之谓道，围棋被赋予许多玄妙的意义。
文化研究注重对围棋的意义的发掘。但另一方面，围棋之为“数”，其“数”之“理”又是可作客观分析、描述的。正像前面我们把围棋当做一套语言系统，就使我们又可能超越直观判断，去做系统的描述。刘知青教授曾在《口述史：我的围棋往事》的访谈中谈到：语言学可以对一个文本中每个词使用的频率去做统计，那么围棋也可以做类似的分词的研究。通过职业选手上万个棋谱来做的统计分析，比如落点，按照出现的概率，排一个序，这样可发现某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
刘知青教授
围棋可借用统计学来做分析。而计算机人工智能的研究，为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围棋提供了可能。程序语言和自然语言都有词法、语法、语意等，两者之间，就有诸多可比之处。而像围棋的最优解，李喆七段在七路盘上做的最优解的研究，就是试图对围棋的最佳下法做终极性研究的一种努力。而借助计算机，做出数学证明的希望将极大增加。科学将为围棋研究，插上翅膀，在很多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何云波教授领奖
第二，知识考古学与比较研究法的运用。
福柯的知识学强调，任何事物的意义，都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并不存在终极的本质。围棋亦然，其意义，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正像围棋之为戏，为艺、为道，都是不断被赋予的意义。而所谓围棋的“本质”，其实也是不断生成的。
围棋产生时，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游戏，它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棋盘的道数也越来越多。在这过程中，弈棋的规则也逐渐建立起来。在这过程中，围棋也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意义。如孔子以围棋为休闲娱乐的消遣之物，他在《论语·阳货》中说：“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孟子以围棋为“小数”。班固则将它与天地之象、帝王之治联系在一起。而各种围棋赋论以兵言棋。魏晋之世，则把围棋当做“手谈”、“坐隐”、“忘忧”、“烂柯”，赋予围棋以各种精神的、审美的意义……围棋的意义也就变得越来越丰富。当然，围棋意义的生成，又与中国传统的知识生成机制有关。
中国围棋与其它棋戏如中国象棋，与文学、艺术、哲学、伦理、信仰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都是中国文化之树上结出的果实。而中国围棋理论话语，不仅与象棋、其它各种棋类理论话语相通，而且与琴、书、画、诗、文理论，与中国整个的思想，都是共用一套话语，言说不同的对象，这决定了它们之间话语的相通，当然也有其各自的独特性。
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由于它们指涉的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引入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围棋与其它棋戏、艺术、学科的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在比较中，彰显围棋的特点。
何云波教授和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在一起“谈经论道”
第三、本体研究与接受研究的互动。
围棋学研究，既需要从棋手、棋局棋谱入手，做本体研究。又需要从观者出发，作接受研究。对围棋的本体研究，从古到今，都有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对棋手的心理、风格、个性如何影响到棋局的研究，对古今棋局的深入研究，则有待进一步加强。而对观棋者的研究，对棋评的研究，更显得薄弱。事实上，看棋、评棋，构成了围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观棋与弈棋，其立场也是不一样的。苏轼《观棋》诗曰“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写出的是一种典型的观棋的心态。观棋诗为很多中国文人所好，又透露了其人生价值取向。至于对棋局的欣赏，棋谱的评析，文学欣赏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围棋棋谱的评说，也常常见仁见智。观棋者的棋力、趣味，也影响到围棋的意义生成。将围棋的本体研究与接受研究结合起来，也就有了必然性。
何云波教授在上课
总之，围棋学研究，无论在内容还是在方法上，如何建立自己的一套体系，都需要我们去做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研究。
三、围棋学研究的意义
何云波教授首届中韩围棋启蒙教育出席论坛
围棋学的建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可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建构围棋学，是构建完整的围棋理论体系的需要，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围棋的研究。
关于围棋的研究，过去尽管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常常不成体系。围棋学，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一系列基础理论的研究，建构围棋的一整套知识体系。正像我们把棋局分成定式、官子、死活等等，但为什么这么分，很少有人去探究。何云波主编的《围棋文化教程》，作为大学围棋文化素质课程教材，探索如何将围棋技术与文化高度融合起来。在棋局部分，抽出三个核心概念：气、地、形，它们分别解决的是三个问题：棋子在棋盘上如何活着，如何高效合理地围地，如何下出漂亮的棋来。棋如人生，它也代表了人生的三个阶段：棋子如何生存，如何活得更好，如何才能活出品味来。定式、官子、死活等与气、地、形的分类，代表的是对围棋知识体系的不同理解。
同样，无论是对围棋的本质、思维、功用的研究，还是把围棋放在人类知识的大系统中，讨论围棋与其它棋戏、学科的关系，及其对棋局、棋手、欣赏的系统研究，都是为了建构围棋自己的一套知识系统。它对围棋一系列具体问题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其次，围棋学的建构，也是当代社会围棋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围棋在当代世界获得广泛的传播，围棋产业与教育的发展，也需要加强围棋的理论研究。
2010 年 3 月 24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2011 年 5 月 16 日，国家体育总局制定并印发《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2014年，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到 2025 年，基本建立布局合理、功能完善、门类齐全的体育产业体系……体育产业规模超过5万亿元。”提出“鼓励大型体育赛事充分进行市场开发……支持各地打造一大批优秀体育俱乐部、示范场馆和品牌赛事。”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大人民对于提高生活品质的消费需求就必然会不断上升。围棋产业也面临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与此同时，围棋也迎来了一个绝好的发展机遇，围棋教育发展迅速。2001年，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就联合下发了三棋进课堂的文件，在一些地区，棋类教育已经成为学校的校本课程。各地出现了许多围棋培训机构。就大学而言，不少高校都开了围棋文化选修课，作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围棋逐渐进入大学教育体制。2016年，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和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印发《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管理办法》，围棋和国际象棋项目正式被纳入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而韩国明知大学，1997年就设立了围棋系。2016年，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也成立了中国首家围棋学院。围棋产业与教育的发展，对围棋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建立围棋的一套理论体系，对围棋产业与教育，都有理论的指导意义，也必将促进围棋的进一步发展。
可以说，建立独立的围棋学，既是围棋发展的需要，也是围棋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系统化的必然结果。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通过扎实的研究，使围棋学能够真正地构建起来。当然，这就需要棋界、学界的共同努力了。
（本文为2018年杭州国际棋文化峰会参会论文，获优秀论文二等奖，原论文载《中国围棋论丛》第3辑，本篇有较大删节。《围棋学概论》书稿正在撰写中，主编何云波，参编者陈祖源、胡廷楣、李喆、刘斌。在此一并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