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棋会友

疲惫和失望

    我疏远了棋，于是棋也疏远了我。

    读书。教棋赚钱、看棋、下棋，我在日本第一年的生活大致如此。总的说，下棋的机会还是很少，人也很累，时间总是不够用。回到住处一躺下就离不开闹钟，我听说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有好几只闹钟，可是我刚来日本舍不得多花钱，于是就练出了一种本事，闹钟响了以后，我可以在迷迷糊糊中把闹钟再往后拨上十五分钟，然后马上睡过去，等闹钟十五分钟后再响时，我这才从床上一蹦而起。

    周末休息，能摆上一会儿棋谱简直就是奢侈。问题是摆谱时心进不去，谱是谱，我是我，没有感觉，无法交融。不像以前，我和谱会产生共鸣。可能是因为我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其他事情上，我疏远了棋，于是棋也就疏远了我。记得到日本大概半年时，依田曾对我说：“再这样下去，你的棋就完了。”听了这话，我很震惊也很绝望。我也想努力，也想打职业比赛，可是没有人给我这个机会；不要说参加正式比赛，就连平时多看看棋书的时间都没法保证。

    还是努力吧！于是在电车上，只要是站着，我就看死活题书。但如果有位置坐，当然还是睡觉，因为睡眠的确是不够。可是体力上的累还能扛过去，还有一些累，我觉得似乎要扛不住了。

    其中一个当然就是不能下棋，不能真正回到棋上，有时看棋也没有感觉，而这样的日于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这种没有希望，没有尽头，也没有出路的日子不是我想要的。那时，我的收入有了保障，靠下指导棋就能维持生活，而且半年我就把债全部还清了。至于学习，日语很快就基本过关，日常生活没问题。所以，关键还是棋。第一年还稍微好点，因为虽然下不到棋，可对日本方面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心存侥幸，说不定以后能让我下呢？希望尽管渺茫，可毕竟还心存一丝希望。还有一个就是没有时间、没有力气去想棋。我的体质一向不好，在国家队的时候，靠年轻，靠锻炼，再加上心情开朗，所以觉得身体还不错。回到上海后，心情郁闷，瘦了很多。到了日本后，体力透支，更是缓不过来。

    再一个就是我和铸久分隔两地，相距遥远，写信和打电话从没间断过。买只闹钟心疼舍不得，打电话却很大方，几天不和他通话，就像掉了魂似的。可是分隔毕竟是太遥远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有的时候就忍不住问自己，这么苦，为什么还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我想要的到底能不能得到？想了那么多，说了那么多，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我想回到职业棋手的行列，我想和铸久在一起。疲惫、黯淡、无望，这就是我在日本第一年的心情。我知道我的一些同学比我还要辛苦，学习之余，他们还要拼命打工，维持生活，往往上着课就累得趴在课桌上睡觉了，大家都不容易。

以棋会友

工作签证

    工作安定下来后，我就不喜欢下指导棋了，因为没有成就感。

    一年的学校生活转眼就要结束了，如果想继续在日本呆下去，那就要向学校提出来：我想继续学习。这样顶多也就是延长半年的学生签证，不是长远之计。况且，我以为自己的日语在日本生活已经不成问题了，没有必要再继续学习日语。

    我的保人日野英子女士也很关心我，她所在的东邦生命保险公司位于东京有名的涩谷。因为我的事，日野先生特地找了保险公司的社长，看有没有什么事可以安排我做。如果能安排，我就可以获得签证，继续呆在日本。因为日野夫人是公司的顾问，社长先生满口答应，并要求人事部门安排。

    进保险公司是没问题了，接下来就是我以什么方式、做什么样的工作了。在日本呆了将近一年，情况有所了解，我周围的日本朋友也帮我出了不少主意。所以，我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很不错的条件。日本有个规定，如果一个外国人想要获得工作签证，那么雇佣他的公司必须能出得起二十五万日元以上的工资，这说明公司确实需要他。一个普通职员能拿到二十五万日元的基本工资应该是很不错的，除非你是科长以上的管理人员。有的小公司也会帮外国人的忙，出相关材料，但事先说明工资不付，你另外打工。而我就要任职的保险公司是一家大公司，每一个环节都特别有规矩，写下来就要照办。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保险公司我能干什么？

    因为我来自中国，会下棋，所以公司就安排我在国际业务部挂职，名义上是做顾问，增进中日友好。剩下的就是工作时间了，因为公司原本并不需要我这样的人，所以也没什么工作可安排我做。我就按朋友教的办法，提出每月工作四天，公司有关围棋的工作我来完成，但每月不超过四天。公司同意了，说实在他们也弄不清你下的围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应该怎么用？所以，我基本上不用到公司上班。公司在各地设立分公司，那些分公司经常和客户搞一些联谊活动，其中也有围棋方面的内容。他们只要跟总部一说，公司就给我安排日程。这样的工作很适合我，所以从1991年9月签下工作签证，到1996年4月前，我一直和公司签约，做的也都是出差、下指导棋之类的工作。

    刚开始下指导棋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因此有了收入。可是后来工作安定下来后，我就不喜欢下指导棋了，因为虽然收入很好，但对自己的棋是没什么帮助的，没有成就感。如果是教小孩，小孩从不会到会，也算是做了普及工作。可我教棋的对象虽然都是些社长、管理人员之类的，但他们下棋的目的只是消遣、娱乐。除了收入，在棋上我看不出收获了什么。我一心一意想的是下职业比赛，可我现在只能下指导棋。

    好在因为出差，我去了日本的很多地方，接触了很多人，增加了我的阅历和见识。每次出差，都是公司把日程、活动内容等事项事先通知我，而我只提着简单的行李就去了。去陌生的地方，去见陌生的人，有些地方还很偏僻，如果不是出差，我是绝对不可能去那儿的。

    我在国内是不怎么爱说话的，可是那段时间的工作需要我跟不熟悉的人寒暄、说话，我总不能闭着嘴冷场，所以就算是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也得说话。在不同的地方，对不同的人，说啊说啊，有时一连要说好几天。还有，如果用我自己的母语说应酬话，我特别不行，可是用日语说应酬话倒挺顺的——见到你很高兴、谢谢你们的邀请、希望我们能共同度过愉快的一天等等，脱口而出，这可能同我一开始学的日语就是应酬话有关。同样的话，要是让我用汉语说我就说不出来了。总之，保险公司的工作很轻松，对我来说，收入也很丰裕，扣掉各种税和保险，我能拿到二十万日元。更重要的是，我一下多出来很多时间，还可以定下心来打谱看棋。

以棋会友

搬家

    住处离棋院近，就可以时时提醒自己去棋院。

    收入稳定后，我就考虑搬家了。当时我住在船桥，而围棋活动大都在东京，跑来跑去太费时，而且我不是学生了，就不能用学生月票，交通费猛然增加。在日本，我搬了好几次住处，第一次就是从保人家搬到船桥。船桥的房东对我很好，不收房租，随我住多久，我的很多日语其实是从房东那儿学来的。他们一家外出吃饭，有时也带上我。我有了钱后，有时也回请他们。房东夫妻俩都工作，房东矢野先生是保险公司契约科的科长，收入是六十多万日元，基本工资肯定没那么多，很大一部分是奖金和补贴。我在公司拿的二十五万日元是干工资，其他什么都没有，因为本来就是公司在帮我。住了一段时间后，我实在过意不去，而且又有了收入，就提出付房租，最后他们只收了我后半年的房租，每月只三万日元。记得我把钱装在信封里交给房东太太的时候，她扬了扬信封，说：“那我就拿去买衣服啦。”很爽快，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很轻松。

    我搬到了东京的东中野，房间很小，全部加起来也就十多平米，家具一搬进去，就没有什么空地方了。搬到东京，房租立刻上去，差不多要八万日元。不过，新的住处高棋院和工作地点近了。我后来搬的住处，一直在东京的中央线车站附近，这样去棋院方便。因为住处离棋院近，就可以时时提醒自己去棋院，如果远了可能就会少去几次。

    在日本租房要通过中介，签约时要交给中介公司一个月的房租，还要送给房东礼金，相当于两个月的房租。另外，还有相当于两个月的房租的钱是押金。房东说等房客搬家时会退，但实际上很少会退。因为房东会说，你房间里的榻榻米坏了、墙上钉了钉子，七扣八扣，你的押金就扣得差不多了。我的第一个房东矢野先生就没有收过押金，以后的房东则从来就没有还给我押金。后来日本经济不景气，房东那里就不送礼金了，而且押金也越交越少。

    我后来租的房子比较大，有一间就做了小型棋室，算是我的研究会吧。一般棋手都睡得晚也起得晚，所以研究会都是放在下午，而我的研究会是放在上午，睡醒了就来。有一次，赵善津睡眼矇眬地来下棋，下完棋他很高兴，说是赚了一天，下午可以玩了。

    我学习了一年后就工作了，而我的许多同学还继续留在学校半年，为了学习，也为了打工，有的也为了准备日本教育省专为外国人设立的日本语能力测验考试。我也报了名，结果拿到了一级证书，而且是全校最高分，总算没有辜负一年的艰苦学习。据说有了一级证书，在日本国外就有资格教日语。

以棋会友

我学会了烧菜

    我潜在的烹调才能很快就显示出来了。

    我从十五岁开始就离家过集体生活，一直到1989年回到上海，吃的都是食堂的大锅饭。回到上海家中，吃的就是妈妈烧的菜。我不但不会烧菜，其他方面的生活自理能力也很差。在国家队，一缝被褥我就头疼。有一次，辛辛苦苦地缝好一条被子，发现竟然和下面的床单缝在一起了。

    去日本前，着实忙碌了一阵，没时间也没心思跟妈妈学几招。到了日本，所有的家务都要自己干了。最初连简单的番茄炒蛋都不会，是先放番茄，还是先放蛋，还是一起放？妈妈煮的罗宋汤非常好吃，我按照妈妈提供的菜谱，依样画葫芦，足足熬了两个钟头。可是那牛肉一点味道也没有，都成牛肉干了。原来妈妈在上海买的牛肉比较老，必须熬两个钟头，而日本的牛肉很嫩，煮一会就行了。

    买菜也闹过不少笑话。走南闯北我尝过不少的菜，可是我所认识的都是烧熟了的青菜、萝卜，它们长在地里是什么模样我就不知道了。有一次买菜，我把韭菜当成葱买回来了。但是我潜在的烹调才能很快就显示出来了，没有多久，我烧的菜就已像模像样，在圈子里小有名气。

    我很喜欢去日本人家里烧菜，特别是我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佛教团体的领袖大囗正信先生。有一次，他和老母亲想吃中餐，我就开了个菜单。等我到他家时，好家伙，所有的菜都备齐、洗好了，还有三个女孩必恭必敬地侍候着。我每烧好一个菜，她们立刻就把锅给洗了。真有大厨的感觉！其实我烧的都是些家常菜，可就是这些“自学成材”的菜还真吸引了不少人。最绝的是清蒸甲鱼，有人说，比那些老字号的中餐馆做的还要好吃，我也觉得是。常有日本朋友问我：“芮桑，你做的菜是上海料理还是广东料理？”而我则笑着回答：“是中国料理。”

以棋会友

三登富士山

    我每一次去富士山的感觉都不一样。

    如果不是因为围棋像一块巨石重重地压在我的身上，在日本的生活还是很有乐趣的。我喜欢旅行，喜欢登山。上学时，语言老师问大家：“在日本最喜欢什么地方？”我脱口而出：“富士山！”富士山是日本的象征，图片上的富士山是那么美丽。日本有此一说，新年开始的时候，如果梦见富士山，那你一年都会有好运的。

    我一共登了三次富士山，都是大囗正信先生带我们去的，他有一间山间别墅。六七月，是富士山的旅游旺季，山上挤满了人。山上的小旅馆里，更是拥挤。进入8月，天气就转凉，8月20日以后就很少有游客上山。第一次我们是27日上山的，一路清净。

    其实，登富士山都是从半山腰开始的，日本称为五合目。一路上去，植被就越来越少，气温下降，呼吸也开始困难。上到八合目，已是晚上八点，就在山上住了一晚。凌晨两点三十分，店主人就开始叫醒大家。我们登到山顶等待日出，可是那天，期待中的太阳没有出现，倒是狂风和严寒把我们逼下了山。虽然没有看到日出，但富士山依然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富士山周围有五个湖，人称富士五湖。站在山顶往下看，湖面如镜，闪闪发光。

    第二次登富士山，我们绕山顶火山口走了一圈。火山口里有积雪，山口雾气缭绕，看上去很神秘，令人浮想连翩。

    第三次，铸久也一起去了，除了日本朋友外，还有几位在日本学棋的西方人学生。我们装备精良，还带了对讲机。由于正是旺季，游客很多，前面的人不动，后面的人就没法抬脚，真有点像北京的王府井。日本还有一说，第一次登富士山是英雄，第二次是傻瓜，第三次是什么我记不得了。可我每一次去富士山感受都不一样，我觉得很值得。

    除了富士山，我还和一些日本朋友登过一些小山。日本人做事真是认真，哪怕是登一座小山，当天就回，还是像去很远的地方旅行一样，全副武装，非常正规，登山服、登山鞋、登山包、登山帽等等，样样不缺。

    有一次，我和一个名叫秋山贤司的日本记者一起去登一座小山。前一天他问我：“芮桑，你觉得明天在山上吃面怎么样？”我还以为是在山上的小店里吃面，就随口答应了。他说，那你只要带水就行了。第二天，秋山背了只很大的登山包，休息的时候，他把包里的东西一一掏出来，吓了我一大跳，有方便面、锅碗瓢盆、酒精炉……要是我，包里塞只面包就行了。大概他们觉得，这也是一种乐趣吧。

    还有一次，是和李青海、牛力力、刘林等一帮中国留学生一起去登山，途中大家分成了两路。到山顶会合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唱起了《长征组歌》，真是热血沸腾。下山时也是一路歌声，唱的都是我们小时候唱的歌，有《智取威虎山》、《游击队歌》……好像又回到了儿时，回到了祖国。

    对我来说，还有一件高兴的事就是我的几个好朋友都相继到了日本，力力比我早去一年，而另一位好朋友马亚兰比我晚一年到了日本，也进入我就读过的横滨YMCA学院读书。所以我对马亚兰说：“下棋你是我的前辈，但学日语我是你的大前辈。”在国内的时候，我在北京，力力在哈尔滨，亚兰在上海，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可是在日本，我们倒是经常见面，一起看棋、逛街……因为有了好朋友，异国他乡的生活就少了些孤独和寂寞。因为是好朋友，她们都很体贴我，比如看棋的时候她们绝不跟我讲话，她们说，看棋的时候芮乃伟是六亲不认。看完棋，大家就开心地逛街、喝茶、吃饭，可以说，我在过了一个充实的白天后，又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晚上。说起逛街其实我是挺怕的，因为我登山很有劲，可是逛街就特别怕累。

    总的来说，因为有这么好的朋友在一起，我在日本的生活就安心了不少，开心和烦恼的事都可以跟朋友说，朋友们分享了我的快乐，也分担了我的苦恼。

    自从不上学，看棋学棋的时间就大大多了。虽然还是不能下职业比赛，但周围的围棋氛围轰轰烈烈，有富士通预赛。擂台赛、真露杯，置身其中，非常兴奋，看得也很过瘾。只是看着看着，不免又难过起来。大家都在下棋，就我一个人在看棋，也许一辈子就这么看下去。一想到这，心头就开始疼起来。

    不过在日本的几年，也总算是半正式地下了几盘棋。一个是《读卖新闻》邀请我和依田纪基在棋圣战的开幕式上下快棋，我赢了。后来还在《朝日新闻》的名人就位仪式上，和小林觉九段下过快棋，也赢了。在日本档次最高、奖金也最高的依次是棋圣战、名人战和本因坊，也称为三大棋冠。接下来的就是天元赛、王座、小棋圣等，再下来就是新人王和快棋等。我和小林觉能下快棋，是颇有一番周折的。本来已经谈妥了，可是后来棋院通知我，说是许多女棋手反对，为此，我还哭了一场。可是几天后，突然又柳暗花明，说是可以下了。我后来听说，小林觉的姐姐小林千寿也反对，可是小林觉很倔，就是要下，这当然是成全了我。这盘棋对小林觉可有可无，可对我就太重要了，可以抵得上我半年的全部。所以我一直很感激小林觉先生能够出来和我下棋。那盘棋我下得并不好，可是中盘我抓住了一个反击机会，赢了下来。

    日本有一份围棋杂志叫《围棋》，不属于棋院，他们安排了两个一年计划，就是每个月请我和年轻棋手下盘棋，刊登在《围棋》上。我和王立诚、小林觉、依田都下过棋，第一年是六胜六负。第二年和片冈聪、山城宏等下棋，也是六比六平。

    曾经有《产经新闻》的记者采访过我，我就谈了不能下棋的苦恼。《产经新闻》的高层人士说，既然如此，那我们报社举办的十段战就请她参加吧。但光请我一人，似有不妥，就在提案上写明，拟邀请所有在日的中国女棋手参加，就算是普及女子围棋吧。我高兴地跳了起来，以为就要美梦成真。谁知，日本棋院否决了这一提案。我好一阵沮丧，眼前又是一片昏暗。如果那个提案能被通过，那也许其他比赛的大门也会向我敞开。那可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

以棋会友

吴清源老师

    吴老师指名要我做他的助手。

    小时候学棋不久，我得到的第一本棋书就是吴清源老师的《黑布局》和《白布局》。那时候棋书很少，到我手时不知已经有多少人翻过，很旧了。我反反复复不知看了多少遍，虽然没看懂多少，但棋形倒是记住了一些。我和乃健还照着书，依样画葫芦。就这样，吴老师的书不知不觉在我心中播下了围棋的火种。

    年纪再大一点，我就知道吴清源这个名字代表了什么，他既遥远又神圣，也许我一辈子也不可能见到他，更不要说聆听他讲棋了。在国家队期间，吴老师曾来华访问，并且到围棋队来讲棋。我以为这下可以见到心目中的偶像了，可是听棋没有我的份，只有那些在擂台赛上取得好成绩的尖子棋手，才有资格听讲。失望之余，不免埋怨队领导，既是吴老师来讲棋，机会难得，为什么不让大家都去听听呢？

    1984年，我作为第二届擂台赛的女先锋去日本比赛。和日本女先锋捕光子下完棋后，《读卖新闻》的资深记者藤井正义先生问我们，想不想去拜访吴清源老师，我一听乐坏了。《读卖新闻》和吴清源老师的渊源很深，当年吴老师的擂争十番棋就是由《读卖新闻》策划和主办的。吴老师和各路顶尖高手一一过招，和每一个对手都下了十番棋，把他们统统打下马，震撼了整个日本棋坛。

    吴老师的家在东京的四谷。客厅里有一套沙发，看上去很老、很旧了，坐上去也不舒服，整个感觉就是很朴素。我第一次走进吴老师家时诚惶诚恐，见到仰慕已久的大师，激动得心评怦直跳。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吴老师家的大门会向作为晚辈的我敞开。吴老师和蔼可亲，我们郝克强团长和他说了不少话，我紧张得张口结舌，只是怯怯地说了句，我读过先生的自传中文版《以文会友》。没想到吴老师立刻从身后的书橱里拿出日文原版的《以文会友》送给我，我真是受宠若惊。此后，吴老师送给我的这本书，我一直带在身边，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日本，从日本到美国，从美国到韩国。

    到日本一年后，在一次活动中，我见到了吴老师的经纪人寺本忍先生，彼此交流了一些情况。没多久，我突然接到寺本忍先生的电话，说他们现在正在筹划一件事，就是把吴老师多年来的围棋心得拍成电视录像带，每个专题一小时。录像带每个月拍一次，每次两盘，每个月给会员寄去录像带，当然会员是交纳会费的。录像带要拍成业余强豪能接受，对职业棋手有帮助的程度。拍摄需要一个助手，而吴老师指定要我担任这个助手。这是我来日本后，听到的最令我激动和振奋的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到日本后，其实我一直想着要去拜访吴老师，可是我不敢也不知怎么联系。现在，吴老师指名要我做他的助手，高兴之余，我不免诚惶诚恐。寺本忍先生安慰我，叫我别紧张，先做起来试试看。

    最初的计划是租借场地，用大棋盘讲棋。我提出，吴老师年纪大了，站着用大棋盘讲棋会很累。商量后决定，到吴老师家里拍，就用普通的小棋盘讲。于是在吴老师家，吴老师和我坐在棋盘前探讨，摄像机就把这些过程都拍下来。

    电视录像片是1992年初开拍的，刚开始拍摄时，我特别紧张。其实事先我已经了解了拍摄内容，吴老师也和我简单地交代过。我的任务就是找机会向吴老师提问题，引出他的思路。在疑难处，就多问几句。总之，就是要让会员看得懂。看看很简单，但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插话。紧张得汗流浃背，可我还是开不了口。最后连寺本忍先生也忍不住了，不停地给我打手势，让我赶快提问。也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鼓起了勇气，问道：“先生，这里如果这样走的话，会怎么样？”开了口，后面的话就逐渐多了起来。所以，前面的几集录像带里，我看上去很紧张，话也不多。好在先生在摆棋时，常常会做一些说明，思路非常清晰。

    拍着拍着，我就进入了状态，遇到自己不能接受的地方，不是简单地“哈依”（日语音译，好。是的意思）了事，而是要抵抗一下，谈一下自己的想法。会员们反映：“芮桑，你这样做很好，可以刺激吴老师的思路，讲棋更精彩了，我们也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我觉得他们说的并不确切，实际上是我也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因为吴老师为了说服我，必须提出更多更好的方案。


    1992年7月，第二届应氏杯在东京举行。之前，吴老师听说我要参加应氏杯的比赛，就对我说：“你除了到我这里来拍片子，还可以多来几次。”于是，我每个月都去吴老师家求教。到应氏杯开赛前夕，我更是每个星期都去，吴老师教给我一些也许能在应氏杯上用得着的战法。他的口头禅是：“如果你把这个用上去，那你连小林光一也不怕。”或者，“你把这个用上去，就是赵治勋你也不怕。”因为小林光一和赵治勋都是当时日本的最强手。

    在日本，到友人家里去都要事先预约，不可贸然登门。有一次，我得到了一大堆新鲜的水果，想送给吴老师尝尝。往吴老师家打电话，没人接。我知道吴老师家的电话一般都是吴师母接的，如果她不在，那吴老师一般是不接的。我正好急着要去吴老师家附近办事，也就顾不得失礼了。到了那里，一按门铃，出来开门的是吴老师，我正为自己的失礼局促不安，谁知吴老师却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我又想出来了几招，想跟你研究一下。”我们摆了好长时间的棋，我把自己原来要办的事都忘了。临走时，我把水果放下，吴老师说：“你来还带什么水果？以后你什么时候想来，就直接来，用不着打什么电话。反正打电话我也不会接的。”我觉得吴老师这样说，是给了我最高的礼遇。以后我去吴老师家，当然还是预约。不然，太没礼貌了。

    第二届应氏杯的前三场棋是在东京举行的。第一场，我赢了小松英树，第二场赢了李昌镐，第三场赢了梁宰豪。其中后面两场比赛，我都用了吴老师的新战法，换句话说，吴老师的新战法帮助我赢得了胜利。我还听说，在我比赛时，吴老师一直在观战室看棋。

    同年10月，应氏杯的半决赛在台湾地区举行，吴老师和吴师母都去了。我输给了大竹英雄，成绩是一比二。大竹英雄是木谷实的弟子，在日本超一流选手中不算是最出色的。但那一年，是他的全盛年，拿了富士通杯的冠军和名人战的挑战权。在和大竹英雄的第二盘比赛时，我用上了吴老师教我的“二间高挂”，那是我第一次在实战中使用，效果特别好，那盘棋是完胜。第三盘棋，我输了，大家的评价是我用力过猛，一其实我是实力不够。我那盘棋眼看没希望了，但到我真正认输，还下了很长时间，我还不想认输。吴老师一直在研究室看棋，也说我的棋还有希望，一直到我输定了他才走。真是对不起老师。

    1993年，我随吴老师去了很多地方。2月，应氏杯决赛的前两盘在韩国济州岛举行，大竹英雄和徐奉洙争夺冠军，五番胜负。后三盘比赛，是在新加坡举行。在新加坡，吴老师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5月19日是吴老师的生日，主办者和当地的一些朋友为他准备了一只生日蛋糕，想在比赛前给他祝寿。我的任务是去吴老师的房间把他请来，但事先不要告诉他。我陪着吴老师朝大厅走去，大家看到吴老师就热烈鼓掌。没想到，吴老帅一看到蛋糕，脸色就变了，用日语低声说：“怎么能这样做？比赛就要开始了，这对比赛是不严肃的，而且对两位棋手也是不公平的。他们是来参加世界比赛的，这时为我祝寿，岂不是喧宾夺主？”我一下就傻了，不知该怎么办。这时，吴师母就低声劝他：“大家都是一番好意，就不要扫大家的兴啦。”在人们热烈的掌声中，吴老师吹灭了蜡烛。当时，大家都很高兴，可能没有察觉到他的不快。晚上，我们乘船游览。大家举杯向吴老师祝寿，吴老师显得特别高兴，我一下明白了，因为这是在赛后，非正式场合。这件事，加深了我对吴老师的了解。

    另一件事也是发生在比赛的问隙，当时，我随吴老师去新加坡围棋协会访问。新加坡围棋协会是在一幢很新的小洋楼里。是应昌朗围棋教育基金会买下来的，然后以一美元的租金象征性地租给新加坡围棋协会。而新加坡围棋协会留下了其中的一层楼做活动场所，其他的就租出去，用租金来发展围棋事业。原来的安排是吴老师先讲话，然后我来讲解一下吴老师最近的围棋思路。那时已经开始把吴老师的一些新的思想称做“21世纪的围棋”。其实，这是一种泛指，意思是相对于20世纪的围棋。因为他觉得，很久以来围棋相同的东西很多，慢慢地走人死胡同。所以要打开思路，站在更高的点上，全局性地看棋，讲究棋的合谐。吴老师的这一学说，引用了“六合”的观念。他把用新眼光来看棋盘的思路统称为“21世纪的围棋”。

    棋友们最想知道的是，“21世纪的围棋”到底是什么内容？所以我就举了很多例子。当时我摆了一个形状：黑棋小目，白棋挂，黑托，白扳，黑退。依照吴老师的说法，白棋这里不能接，宁可让对方来断。讲到这儿，有观众提出：为什么不能接？我刚想回答，这时，吴老师“腾”地站起来，自己讲解起来，他一边讲，一边摆，一直到结束。这中间，我怕吴老师太累，几次想插话，但根本插不进去。我想，这样一来，新加坡的棋友可能更高兴，与其听我讲棋，他们当然更愿意听吴老师讲棋。

    从新加坡回到日本不久，我就开始教吴老师的两个外孙女下棋。吴老师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小时候也学过一阵棋，因为兴趣不大，后来就不了了之。不过，作为吴清源的外孙女，多少应该懂点棋吧，哪怕是一点规则。所以，他们就考虑教孩子下棋。孩子还小，一个六岁，一个八岁，送出去不放心，母亲又忙，所以我就上门教棋，一月一次。

以棋会友

拜师学艺

    能拜吴老师为师，单就这一件事，我认为到日本也值了。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吴老师的经纪人寺本忍先生告诉我，吴老师对外总是称芮乃伟是他的学生、他的弟子。我听了当然高兴，但却不敢相信，因为我虽然经常向他求教，也算得上是师徒关系，但由他亲口说出来，这对我真是莫大的荣幸。我们还找来了一盘吴老师接受某报采访的录像带，果然有这样的说法。有一次回国时，我碰到沈果孙老师，当说起这件事时，沈老师问我：“有没有拜过师？”我一愣。这时，沈老师提醒我说：“还是举行一个仪式比较好，这样比较正式，省得有些人有猜疑。”

    回日本后，我就跟吴师母提起，说国内有人建议，举行个拜师仪式，要不然有的人会不相信。吴师母说：“没问题。我去问问先生。”很快，吴师母就告诉我：“先生很高兴，说这样我们就是一家人，等于我又多了一个女儿。”我们都不知道仪式该怎么办，我还打电话问了家里。林海峰老师和林师母也很关心这件事，他们也帮着出了不少主意。

    1993年12月6日上午，在新宿的一家法国餐厅举行了拜师仪式。吴老师穿了一件类似于中山装的衣服，我则穿了一套红色的衣服。点上蜡烛，我在吴老师和吴师母跟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见证人有林海峰老师夫妇、经纪人寺本忍先生、著名围棋作家江崎诚致先生，还有在日的中国棋手牛力力、马亚兰和张璇等。当时，我的感觉就像是在做梦，我从第一次看吴老师的书起就崇拜吴老师，要说拜吴老师为师，那简直就是我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现在美梦成真了。有舆论说，我成了吴老师的关门弟子，是不是关门弟子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能成为吴老师的弟子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到日本后，我有许多曲折的经历，对于不能下棋，也曾耿耿于怀。但后来能拜吴老师为师，单就这一件事，我认为到日本也值了。

    我跟吴老师学棋的时候就听说，吴老师即使是引退后，还是每天摆棋六小时。如果有一天因为有事没有摆足六小时的棋，他也会想办法在别的时间补上。他对围棋的这种执着，特别值得我们学习。虽然不在实战的第一线，年纪也大了，但他仍然思维敏捷，敢于打破别人的条条框框，也敢于打破自己的条条框框。我们摆棋的时候，吴老师有时说这个形状好，可是过一段时间，他又说经过考虑，还是那个形状好。可见，他一直在研究。从这一点说，我挺惭愧的，有时从吴老师家出来，我就把刚才的棋忘了。

    我觉得，我从吴老师那里获益最大的就是提高了境界。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的布局特别不好。有评论说，我很顽强。其实换句话说，就是前半盘的形势不好了，后半盘只好努力寻找各种办法，把棋赢回来。顽强是好事，但老是顽强就说明前半盘有问题了。我从吴老师的布局理论和大局观中学到不少的东西。有些实战型的东西，我可以直接拿去用。

    1993年底，我回国参加翠宝杯世界女子围棋赛，下了三盘棋，我都用了二间高挂。吴老师打破了过去人们对二间高挂的看法，有自己全新的考虑。我直接拿去应用，帮我赢了很多棋。除了这些直接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吴老师打开了我的思路。对于全局观念差、布局基本功不够扎实的我来说，吴老师的指点使我进步很大。很可惜的是，我的比赛机会实在太少，偶然有几次，还是非正式的。如果我能像别的棋手一样，一年有几十盘棋，那我能运用的可能就更多。后来到了韩国，我有机会下棋了，可是却不能聆听老师的教诲，我在韩国下的棋，也不能摆给他看了。每次去日本时，我都要找时间去吴老师那儿摆几盘棋的。感觉上，吴老师还是对我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因为他知道我喜欢下棋。

    1993年，著名围棋作家江崎诚致先生率领一些喜欢围棋的日本作家赴中国访问。这些作家每年都要去中国，只是每次的路线不同，1993年的路线是沿长江顺流而下。江崎诚致先生邀请吴老师、吴师母，还有我同行，所到之处，吴老师都要作些演讲，我就下些指导棋。有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一天，在甲板上和作家们聊天的时候，我说我很喜欢文学，也写过一篇有关三峡的文章。聊着聊着，吴老师朝我们走来。作家伊藤诚的太太就说：“吴先生，芮桑也会写文章，我们都劝她多写点，我们会帮助她的。”她是一番好意，谁知吴老师越听越紧张，听到后来就直瞪瞪地看着我，连声说：“不要写，不要去写，你应该下棋！”他可能误会了我们的意思。好像是自我安慰似的，他又对我说，“不过没有关系，我知道你喜欢下棋，你还是会喜欢下棋的。”我当即跟吴老师保证：“我会一直下棋的，不会因为做别的事而放弃下棋的。”

    1993年底，铸久来到日本，他当然也很想到吴老师那儿去学下棋。刚开始吴老师不同意，他说：“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研究会，跟别人没关系。”他就是这样的人，顶真。后来，吴老师还是让铸久去学棋了。之后，日本六段女棋手小川诚子也加入了吴老师的研究会，再后来，王立诚、杨嘉源等棋手也陆续加入进来。

    原来一对一的时候，我和吴老师经常下快棋。吴老师前半盘的感觉真是非常好，他对棋的形状、走向和理解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所以前半盘我根本跟不上他的思路，常常是到五十手，他就说：“你不行了，快认输吧。”我轻易不肯认输，还想抵抗下去。下下去，我可能还有机会，趁吴老师不注意，我还可以偷吃他一块棋子什么的。后来大家都来了，我们就不可能下棋了。

    最初是我一个人摆自己的棋给吴老师看，因为我的棋比较少，后来就把小林光一、赵治勋等棋手的最新棋谱带来给他看。吴老师不但对自己研究的东西特别清楚，更了不起的是，他在看新谱的一瞬间，就能作出判断。绝大多数时候，我都钦佩得五体投地，偶尔我也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吴老师对棋的敏锐，是我们无法达到的。后来人多了，大家都有棋要摆给吴老师看。这时我发现，吴老师骂我的棋最狠了，比如“这棋根本不行，在想什么呢”、“你的行棋方向完全反了”……可是吴老师给别人复盘时，口气可就缓和多了，对其他女棋手，说得就更柔和了，比如“请注意”、“这里可能亏了”等等。我从吴老师对我特别严厉的态度看出来，吴老师对我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可能因为我是他拜过师的弟子，他对我更要严格要求。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苦闷，那就是在日本的后期和去美国的那段时间。不能下棋的痛苦一直有，绝望的时候就想自己究竟还能坚持多久，我快要熬不下去了。跟吴老师学了那么多的东西，可就是没有用武之地。没有实战，就不能被我消化吸收，不能成为我的东西。每到这个时候，吴老师总是安慰我：“不要急，身体健康最重要。你现在多学点东西，到21世纪都会好起来的。”我当时还想，21世纪又怎么样？到了21世纪不能下棋还是不能下棋。谁知这竟给吴老师说中了，我后来去了韩国，终于下着了棋。师父到底是师父！真是有先见之明，他并不只是为了安慰我，他是对棋界的未来充满信心。他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大家会更好地交流，共同努力，把围棋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我后来在韩国国手战中取得好成绩，吴老师特别高兴。我听人说，吴老师逢人就说这件事。

    我跟吴老师摆棋，一般是从下午两点一直到六七点。起初，就我跟吴老师两个人摆棋时，每次结束后都感到特别累，好像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光了，可能是注意力太集中了。看看吴老师，他好像一直能把状态保持到最后。吴师母告诉我：“怎么会不累？一摆棋他就高兴，一高兴就忘了累。第二天，他都累得不能动了。”吴老师就是这样，把整个生命都交给了围棋。

    吴老师给我们讲棋的时候特别专注。研究会活动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中间会用一些茶点。吴老师喜欢喝咖啡，他经常一边看棋，一边往咖啡里加牛奶，然后用小勺搅拌。可是搅着搅着，他看见棋有变化了，马上就停止搅拌，沉浸到棋上去了。等到他想起咖啡，这才又拿起糖加到咖啡里去，搅着搅着他的眼睛又盯到棋上去了，到最后咖啡也没喝。为了让吴老师“顺利”地喝完咖啡，咖啡一来我就加糖和奶，搅匀了请吴老师喝。可是吴老师还是经常没把咖啡喝掉，因为他一想起手边的咖啡时，总是习惯地用小勺搅拌几下，可是搅着搅着他又被棋吸引住了，最后咖啡还是没有喝掉。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吴老师对棋是何等地专注，而我们则松散多了，边看边吃，吃得特别多也特别开心。和吴老师比，这也是我们觉得挺惭愧的地方。

    吴老师德高望重，可是他的生活非常简朴。按现在日本人的生活水准来看，可以算是艰苦，我没听到过他在生活上抱怨过什么，他的心思全放在棋上。作为学生，如果我们能够运用他的思想去下棋，并且取得成功，也许就是他最大的欣慰吧。

    吴老师常说：“我一定要加油，争取活到一百岁，为世界围棋的发展多出一点力。”在此衷心地祝愿敬爱的吴老师健康长寿。

以棋会友

应氏杯

    我真心感谢应公公的关心和邀请，如果没有他给我提供的机会，我的围棋生命可能不会延续到韩国。

    1991年下半年，我接到台湾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的秘书长杨佑家先生的电话，杨先生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好好摆棋吧！”我一下子没弄懂他的意思，紧接着他又说，“应昌期先生已经决定邀请你参加第二届应氏杯，所以你要好好努力啊。”巨大的狂喜突如其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有机会参加应氏杯比赛了！应氏杯是世界上最大的围棋比赛，由应昌期先生倾一人之力创办。应氏杯每四年一次，第一届于1988年在北京举行。应氏杯的章程是，上一届的前八名参加下一届的比赛，另外再邀请十六名棋手参加。现在，应昌期先生就把这其中的一个名额留给了我，理由是我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女九段，我参加比赛能对世界女子围棋的发展起到推进作用。心情稍稍平静下来后，我立刻又有了紧迫感，我要好好准备，要格外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

    我当时在保险公司挂了个名，事情虽然不多，但多少还有一些事。另外，我还有一些下指导棋的工作。只有暂时推掉一些工作，才能全力以赴。于是，我开始给我的学生打电话，我的那些学生都为我高兴，也特别理解我。至于那些已经安排好的大的活动，我还是要参加的。

    比赛原定于1992年4月在上海举行。这时，中国围棋协会和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有分歧，提出了几点意见，其中有一点就是不同意我和江铸久参赛。我非常担心，就怕比赛不能如期举行，担心自己不能参赛，因为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世界比赛啊！其实第一届应氏杯我曾有过那么一点点可能的参加机会，当时应先生邀请的十六人中，中国棋手有聂卫平、马晓春、刘小光和江铸久。由于比赛是在北京举行的，林海峰老师来北京可能有一些问题，因为台湾当局可能不允许。应先生说，如果林海峰不能来北京，那这个名额就让给芮乃伟。我听了心情很复杂，我当然希望林老师能来参加比赛，但同时我也渴望能参加比赛。结果林老师来比赛了，第一届应氏杯和我擦肩而过。正因为和第一届应氏杯有过这样的缘分，所以我对第二届应氏杯充满了期待，因而也就更担心节外生枝。在双方商谈期间，我的心也悬在了半空。

    日本棋院的理事大技雄介九段在其中斡旋，他专门找我谈了话，说：“如果您参加了比赛，奖金方面能否按照中国方面的规定分配？”我说：“没问题，我只希望能参加比赛。”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赛推迟到7月份举行。我很着急，除了希望自己能顺利比赛，还特别希望江铸久也能参赛。因为这样我就能见到他了，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见面了。

    最后，第二届应氏杯围棋比赛于7月在日本东京举行。很遗憾的是，由于双方没有谈拢，中国围棋协会退出了比赛，而我们一些在国外的中国棋手，我、江铸久、陈嘉锐和吴淞笙老师都参加了比赛。从第一次知道我能参加应氏杯，到比赛正式开始，前后大致有十个月。这期间，我全心全意地准备，早晨和傍晚还跑步锻炼身体，力争以最佳状态投入比赛。

    可是我实战的机会实在太少，只靠在家打谱是远远不够的。那段时间，吴清源老师和林海峰老师的研究会对我帮助很大。另外依田纪基也答应经常跟我下快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安排都是一大早跟随上班的人流，朝依田家赶。一到依田家，他太太依田雅子就叫醒依田：“芮桑来了，快起来下棋。”刚开始，我们每方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随着比赛的临近，我提出能不能下的时间长一点，一天下一盘棋，每方用三小时。实际上，依田根本用不了三小时，他一般下得很快。我们还下过升降。只要一方连赢两盘就升降。有段时间，他一路升上去，我很丧气，觉得准备来准备去，怎么棋越来越差了。不过，和依田下棋的这段时间，我的收获特别大，棋感和实战经验都增加了不少。我很感激吴老师、林老师，还有依田对我的帮助，否则，以我当时没有棋下的那种状况，想要在应氏杯上赢棋是不可能的。

    1992年7月，第二届应氏杯围棋赛在东京赤阪王子饭店开幕。第一场比赛我抽到的是小松英树，在此之前我和他下过棋，三连胜，所以信心很足。应氏杯的规则是猜单双，猜对了选择黑白棋，小松猜对了，他选择了黑棋。小松一开局就走了他最拿手的中国流，布局完了，形势差不多，白棋不落后。中盘以后，小松有个定型不够紧凑，白棋通过打入，便宜了不少。那盘棋白棋好得比较多，没有什么大的风险，就赢了下来。

    好不容易参加比赛，我对自己没信心，所以定的目标也不高，能赢下一盘就高兴得不得了。更高兴的是，应氏杯围棋比赛是一次性抽签完毕，不是下一轮，抽一轮。所以，我赢了小松后，等着我的是种子选手李昌镐。我特别想跟李昌镐下棋，年轻的李昌镐那时就已经很有名了，获得了东洋证券杯世界冠军。李昌镐第一次下世界比赛，是在富士通上。他赢了武宫正树，赢得非常漂亮。武宫喜欢围大模样，武宫走在外面，李昌镐走在里面，下法非常新颖。李昌镐是那么的年轻，但在我的眼里，他已经是大高手了。能跟他这样的棋手对阵，我非常兴奋。

    那盘棋我执黑，双方没有明显的作战。到中盘的时候，从李昌镐打入我的空后，双方的棋都跑出来，互相围空和削空，不是缠绕在一起的大战。我觉得，我在棋盘上的作战设计都实现了，该做的都做了。可是布局完毕，全盘的框架定下来以后，我发现形势并不乐观，空不好，势也不厚，不知该从哪儿着手。所以，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和李昌镐对弈，不管我怎么努力争先，在全盘上争取主动权，可是我所有的目的都达到后，形势也并非如我想象的那么好。这对我是一种打击，因为不管我怎么折腾，他的全局控制能力的确比我强。后来的情况是，在白棋状况较好的情况下，李昌镐可能大意了。在城池的边角争夺中，他在我一个单关跳的地方刺了一手。通常，黑棋都是接一下，可是我忽然觉得接不重要，于是就托了一下。这一托就扭转了局面，黑棋朝有利的方向发展。如果我应了接，那李昌镐就可以先手转到别的地方去收官。当时我的状态不错，弦绷得很紧，所以发现了这手棋。后来白棋形势不好，李昌镐该补的地方没有补，被我打劫吃了一个角，他就认输了。

    赢了李昌镐，我兴奋到了极点。因为我虽然很想和李昌镐这样的高手作一番较量，但自忖赢面不大。更高兴的是，我又可以进入下一轮了。

    在我和李昌镐下棋的同时，江铸久正和韩国的梁宰豪比赛。他因为是上一届的前八名，第一轮轮空，直接进入第二轮。前半盘，铸久的优势较大，后来进入乱战，双方都有很多机会。我去看棋的时候，双方的棋都搅和在一起。这盘棋的赢者将和我下棋，我当然希望铸久能赢，尽管如果赢了，我们之间就要“自相残杀”，总归有一个要下去，但我仍非常希望他能赢下来。那盘棋下了很久，结果是铸久输了。

    第三轮，梁宰豪执白。我一上来就摆了个三连星，然后做了个大模样。这个大模样我用的几个局部定型的方法是跟吴老师新学的，但是在梁宰豪吊到我中间的时候，我的攻击不太有力和紧凑，让他很容易做活，那时黑棋有一点落后。但是后来有一个局部，我先做了一个过门，在一个边上先造好了劫材，然后就去跟他开劫。梁宰豪根本没有想到在那个地方能够开劫，而且我的劫材那么丰富。那盘棋也下了很长时间，但后来黑棋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最后，我赢了。

    连赢三盘，进入前四名，这是我赛前绝对没有想到的。见到应老先生，他显得很高兴，因为他总是希望中国棋手能取得好成绩。第一届，他就特别希望聂卫平赢。应老先生说：“下得不错，下一轮，我们到台北去下吧。”说完，他拿出一条珍珠项链，说，“这串珍珠项链很贵的，要十万日元，是人家刚送给我的。我要它没什么用，就送给你吧，算是奖品。”收下项链，我特别高兴，更高兴的是我在中国人办的世界围棋比赛上能赢棋。跟应昌期先生熟了以后，他说：“你们不要老是一本正经地叫我‘应先生’，我比你们大那么多，就叫我应公公吧。”后来，我们都亲切地叫他“应公公”。

    铸久下完棋就回美国去了，我在日本一心一意地准备半决赛，半决赛定于11月在台北举行。大竹英雄是我半决赛的对手，当时他正在参加名人战的挑战赛，对手是小林光一。大竹是日本超一流的棋手，但是在超一流的棋手中，他不算是最强的，当时最强的是小林光一和赵治勋。可是大竹在这一年状态特别好，拿了富士通的冠军，又获得了名人战的挑战权，虽然最后他没有挑战成功，但三比四的成绩应该是很好了。

    11月的东京已经很冷了，可是到了台北，我们好像又回到了夏天。江铸久也将从美国赶到台湾，虽然他没有比赛，但是应氏基金会还是邀请他来台北观棋。可惜的是，他在我跟大竹下第二盘棋的晚上才赶来。

    第一盘棋。我执黑输给了大竹，我觉得我还是有机会的，只是乱战中我没把握住。

    第二盘棋我执白，边下还边想，千万不要铸久还没到，我就下完了棋。那盘白棋是我下棋以来比较满意的一盘。一开局，我就用吴老师教我的二间高挂对大竹的小目，他挂我星时，我一间紧夹。让对方点角以后迅速取得先手，转人别的地方的大场，这几个布局的地方我把握得比较好。在布局迈向中盘的作战中，我处理得不是太好，形势开始不明朗了。但是在一个地方转换的时候，大竹的判断可能有点失误，他虽然把我中间的几个破子冲散了，但我乘机把边空都围了起来，那样白棋就明显领先，最后可以说是完胜。

    第三盘，大竹猜中，他选择了白棋。“应氏规则”是黑棋贴七目半，相当于当时的日本规则。相较于大家都习惯的黑棋贴五目半，“应氏规则”里的黑棋有多贴两目的负担，自然很多棋手就选择了白棋。实际上，黑棋五目半的胜率明显地高于白棋，大家都承认，黑棋五目半不合理。我之所以猜中时选择黑棋，是因为这样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布局。我对自己的官子不自信，以自己的能力，还不能把握两目棋的差距。我属于攻击型的棋手，所以选择黑棋对我有利。

    从1999年开始，韩国的大比赛都陆续改为贴六目半。据韩国棋院统计，贴六目半，黑棋的胜率还是高于白棋，达百分之七十。

    话扯远了，现在还是回到我和大竹的第三盘棋。我下了一个对角星，大竹下了一个小目，黑棋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后来有人评价说，黑棋太猛了。确实，黑棋老是想步调快一点，尽早地把握局势。在白棋转身、定型时，黑棋的力气使不上。中途有一段局势很乱，黑棋有一些机会，可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却始终抓不住要点。所以，那盘棋不但输了，而且从中盘开始就输定了，但自己又不甘心失败，还想抵抗一阵，结果越下越糟，到最后满盘死棋，惨不忍睹。

    走出对局室，看见铸久时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他因为还要和张璇去讲棋，拍拍我安慰了一下就走了。

    我输了，另一盘徐奉洙和林海峰老师的比赛还在进行。我茫然地走进研究室，一些记者和我聊了起来，不知他们说了句什么话，悲痛一下涌上心头，我哭了。哭我那盘输掉的棋，哭我的围棋命运。因为这盘棋也许是我的最后一盘棋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还能参加这样的比赛。一年来，我的心思都放在应氏杯上，无暇考虑将来。现在比赛结束了，我的眼前又是一片迷茫和暗淡，迎接我的又将是一个漫长而寂寞的等待。在胜者面前为自己的失败哭泣，可能是无礼，可是我实在按耐不住自己的悲哀。

    赛后，应氏基金会特地为我和铸久以及张璇安排了一次台湾游。基金会的杨佑家先生和姚祥义女士开着车，从台北到高雄，一路上我还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之中，美丽的风光在我的眼里似乎黯淡了不少，整个人有一种大病之后虚脱的感觉。

    可以这样说，应氏杯是我流浪生涯中的一根救命稻草。没有应氏杯，可能我会在日本一直以教棋、看棋这样的方式机械地生活下去。为了应氏杯我一年没有教棋，收入大减，可是因为应氏杯在前面召唤着我，我渴望在赛场上搏击，所以我的精神状态很好，每一天部过得很充实。我真心感谢应公公的关心和邀请，如果没有他给我提供的机会，我的围棋生命可能不会延续到韩国。1997年，应公公去世了，我和铸久都很悲痛，我觉得应公公的去世，是世界围棋的一个损失。我们将永远怀念和感激应公公。不过好在应公公虽然去世了，应氏杯还在继续办下去，继续对世界围棋的发展起着推广和促进作用。

    除了应氏杯，我还参加了几个比赛，一个是1993年的全运会。离开上海时，我答应一定会代表上海参加全运会，因为上海是我的家乡，上海市体委和棋社对我一直很关心和支持。我和杨晖都是全胜，获得了冠军。之后，我还代表上海参加了一些团体赛和个人赛。我还参加了由上海主办的天元赛。为了我能参赛，上海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陈祖德老师也很支持，在此谨对他们表示感谢！

以棋会友

翠宝杯和宝海杯

    看见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旅日”，心里很不是滋味。

    1993年12月，中国举办了翠宝杯世界女子围棋赛，这也是第一个世界女子围棋锦标赛。以前在国家队的时候，我们女棋手经常对郝克强老师说：“郝老师，你也要为我们争取些比赛，现在擂台赛和世界比赛都没有我们女棋手的份，我们女棋手也应该有自己的世界比赛。”当时，郝老师总是笑嘻嘻地答应：“我一定帮你们争取。”这次世界女子围棋赛是他联系的，是由西安一家翠宝公司赞助的。郝老师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怎么样，我实现了我的诺言了吧？”

    我和张璇一起从日本来到北京，我们的旅费自理，到了北京后的费用则由翠宝公司承担。在名册上我看见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了“旅日”，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很想跟杨晖、丰芸她们一样，名字后面是中国。因为不管我在哪里，我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棋手，我最希望代表的就是中国。

    翠宝杯世界女子围棋赛是单淘汰制，第一轮对韩国的女棋手，半决赛对张璇，赢了张璇后，我就和另一组上来的杨晖进行三番棋的决赛。第一盘，我执白，那盘棋前半盘一直下得难分难解。中途杨晖有一个机会，因为我有一手断比较轻率，而她那时候是有办法把我一串棋都吃掉。我的判断是吃不掉我，所以我肯定会一路逃。后来的研究发现确实能够吃掉，如果吃掉，那白棋就完了。杨晖失掉了那个机会，我断的那手就很容易发挥，结果反而让我的白棋获得了优势。

    可能受第一盘的影响，第二盘杨晖发挥得不好，我赢得比较顺利。就这样，我获得了第一届世界女子围棋赛的冠军。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原因，翠宝杯没有再继续办下去。

    但是翠宝杯开了一个好头，第二年韩国举办了宝海杯世界女子围棋赛。那时，韩国围棋进步很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中日抗衡，因为曹薰铉老师获得了第一届应氏杯的冠军，极大地带动了韩国人对围棋的热情。只是韩国的女子围棋还不发达，女棋手很年轻，有的还刚刚入段。韩国棋院和赞助商认为，尽管现在韩国还拿不到女子冠军，但由韩国举办的女子比赛，必将对韩国女子围棋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韩国棋院和赞助商签了五年的合约，五届宝海杯我参加了四届，第一届和第二届我都代表中国参赛。第一届我赢了丰芸，拿了冠军。第二届在预赛的第二轮我就输给了日本的冈田结美子，当时震动很大，因为比赛时我虽然全力以赴，可还是输了。那一届的冠军是丰芸。

    此后的第三、第四届宝海杯冠军都是我，不过我的身份已经变了，我是代表美国围棋协会参加比赛的。因为那时我已经跟随江铸久去了美国，我们和一些由中国以及韩国去美国的棋手共同创办了美国职业围棋协会。

    在我没去美国之前，代表美国围棋协会参加前两届比赛的是另一个女棋手詹尼丝·金，她是美韩混血儿，在韩国拿到了初段。第三届比赛的时候，她临时有事，就由我代表美国围棋协会参赛。第四届时，她表示还想参加比赛。我没有估计到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很为难。因为美国的围棋水平不高，韩国只给了一个名额，最后会长车敏洙先生决定还是让我代表美国参赛，目的是争取拿冠军。当时考虑，拿了冠军，说不定韩国还会多给美国一个名额。结果我是拿到了冠军，可是韩国以后还是没有给美国增加一个名额。香港回归祖国后，我们本以为韩国会把香港多出来的那个名额匀给美国，结果却给了欧洲，这样，我们的希望就落空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受此影响，宝海公司表示举办完第五届宝海杯世界女子围棋赛后不再续约。眼看只有最后一个机会了，我和铸久达成共识（他那时已经当选为美国职业围棋协会的会长，车敏洙先生荣升主席），还是让詹尼丝·金去，因为本来就是她去的。所以，第五届宝海杯世界女子围棋赛我没有参加。

以棋会友

讲棋

    我在NHK电视台上介绍吴清源老师的最新围棋思想，很受欢迎。

    有一次，日本NHK电视台的源川洋夫先生邀请我在NHK的围棋节目里担任三个月的围棋讲师。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大的中午十二点播出，每次二十五分钟，之后是NHK杯的围棋比赛。我觉得这件事就NHK电视台来讲是不容易的，因为我是外国人，又不是日本棋院的棋士。在我之前，只有小林千寿担任过讲师，其他的都是男棋手。我其实没有系统地讲过棋，也不知该讲什么。源川先生说：“你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节目，这也是我们请你的目的。”

    这种讲座一般都是针对初学者的。我想，一是初级讲座我讲不好，二是很多人都可以做。至于说我的特色，那就是我的实战。另外，我是日本少有的几个能够听到吴老师讲棋的人，而且听得很多。所以我决定结合我的实战，讲解吴老师的围棋思想。

    大家都在积极的筹划中，可是差一点我就讲不成了。因为吴老师的经纪人对我说：“你每次讲棋都要换一套衣服，因为日本人是很讲究的。”他是好意，可我却为此想打退堂鼓了。我实在是怕为了上节目，要到处去逛商店找合适的衣服，真麻烦。铸久跟我说，能够去做这样的节目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外国人要得到这样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但是他也能理解我，因为他了解我的个性，所以又对我说：“如果你实在觉得为难，那就算了。”

    可是当我真的和源川先生商谈时，又说不出口了。我临时改了个理由说，可能日程安排不过来，因为我要参加中国国内的一些比赛，而这些比赛的日程随时会安排出来，恐怕不能保证节目的拍摄。这倒不是临时想出来的借口，因为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谁知源川先生说：“那没问题，我们可以等，你什么时候有空就通知我。”这样一来，弄得我都开不了口了。就这样聊着聊着，不知怎么就说到了衣服。我乘机问，是不是每次都要换衣服。源川先生说：“那倒不必，是有人认为上电视每次都要换衣服。可我觉得你是来讲棋的，又不是来展示时装的，顶多换一两回就可以了。”我一听就放下了心，服装的烦恼解除了。

    讲座全部用日语，拍摄得很顺利，助手是早稻田大学的教授自川正芳先生。我选了十三盘棋，大多是我跟吴老师学棋以后下的，这样可以用我的实战向大家介绍吴老师的围棋思想。棋选好以后，白川正芳先生先把它编成教材，登在NHK的围棋杂志上。讲座播出后，很多观众反映节目有新意，吴老师的最新围棋思想受到很大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