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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云波 | 《围棋口述史》之尚涛:围棋行者(三)

作者:何云波  2020-01-10


三、西藏:心灵的呼唤

何:后来怎么又去西藏的?

尚:打了败仗,我就有点心灰意冷,这个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2004年的9月11日。我原来是从西藏出来的,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是《西藏旅游杂志》总编,他搞了一个项目叫“藏族佳丽与西藏旅游形象大使选拔赛”,中途停工了。西藏报纸、旅游局、政府都给予高度重视,很好的策划,但是各方面的原因人散了,团队崩了。我们是铁哥们儿,他说,“思来想去没有任何办法,只有请你出马,帮我收拾这个烂摊子”。之前他也邀请我很多次,我都拒绝了,但是这次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9月26号,我就离开北京回成都商议解决这件事情,我说,“我们是朋友,我只是帮你的忙,办完事情我就走,帮你我全力以赴,实在办不了也不怪我”。但是一下飞机,我就觉得我回来了,向着布达拉宫朝拜,我是因为非常喜欢西藏才去的西藏,但是离开的莫名其妙。实际上我们那些同学、朋友现在都是厅级干部,包括广东省委书记,那个年代我们都一起打牌吃饭。

何:是不是在你的内心深处觉得西藏是你精神的归宿?

尚:当然是。那个我当年没让棋的院长,原来是想把女儿嫁给我的,对我很好,后来不能处下去的原因,不光是那盘棋,是人家看这个孩子还没有长起来,没法子在社会上走动,不是一个合格的工作人员,还是个愤青,是个逆反的少年。因为你一直在读书,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教育。有一天我在锦江后面喝茶,看见个老头在那儿下棋,我一看有点儿像他,哎呀,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以为是老领导,走过去跟他说两句话,发现不是的。但是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我可能要回西藏,十分想念。后来到北京办公事的时候,有一天在北京四环一带,从惠新东桥往藏研中心走,听见前面有两个人在说藏式普通话,藏族或者在西藏待很久的人说普通话有藏族的味儿,我就跟着人家走,看见北四环有一个藏研中心,我就站在那个门口发呆。那个下意识的举动让我觉得西藏我肯定是要回去的,不然情感怎么会是这样的。

回到西藏我很利索地帮他做项目,首先找到原来的人拿到资料,然后商量办法,今年先做预赛,把决赛推到明年,因为明年才会有钱。说服报社继续和我们合作,又采取一系列的集中训练,这样就把项目盘活了。既然决赛放到明年,我就走不掉了。回到了一种非常熟悉的气场,我有巨大的工作热情。到西藏第四天周畅根找到我,那时他是拉萨堆龙德庆县的副县长,后来担任拉萨市教体局局长,我们一起去见了一个老板,这是个象棋高手,我向他建议重新做“晚报杯”,他当场就同意了。隔了十六年,选拔赛我又得了西藏冠军。相关记者就说,“你好厉害,隔了十六年又得了西藏冠军”。我毕竟见过世面,知道高手是什么样的。同时我觉得西藏太落后了,隔这么长时间一个人才都没出。

2005年我们到海口打“晚报杯”,碰见周龙,他很热情,知道我们是西藏来的,给我们很大的善待。我同他说,“西藏那么落后,咱们是不是要做点儿什么?”他说,“那你搞教育。”后来,我们启动了西藏的义务教育。龙哥给了八十副教具,王振华寄了报纸,我们在学校启动义务教育。这样好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西藏做事太难,总是做不好,又不能放手,我不得不继续硬撑着。西藏虽然落后,但也给了我空间。像我这样很差的水平,代表西藏打比赛,偶尔还有不错的成绩。今年 “黄河杯”我在中年组第23名,年初在海口打了中年第六名。我在北京朝阳区有时也参与组队,但你是很小很小的角色。在西藏你要愿意干事儿,空白很多,到处都是黄金。

何:义务教育具体怎么开展的?

尚:到各校上课。最早在剑南春拉了三十万赞助,后面教育局拨款支付老师课时费等各项费用。后来做了五届“剑南春杯”的比赛,接着想把西北的赵钧调过来管教育,后来又引进了陈盈。2009年我开始生大病,高血压造成视网膜脱落,脑梗阻,基本上是残疾人了,加上坐骨神经痛,走两步就要歇一下。年轻时身体特别好,一直没人照顾没人管,但不知不觉消耗殆尽,自己还不知道,直到出现重大疾病。病到那个程度我实在待不下去了,回了德阳。那时也非常胖,一百七十多斤,人完全不自觉。2009年决定减肥,三十八天没吃饭,全部水果、鸡蛋、豆腐,一次性减了二十八斤,身体全部康复。那次是下决心调整,救命的一次调整。现在身体又开始差了,我应该再调整。

后来接触到了藏棋,2006年听说过,但什么是藏棋也不懂。2007年的时候人家给了我一本资料,我一看这么复杂,完全不认识,但因为有点儿数据,开始有点儿关心了。2009年打第一届智运会,我向西藏自治区体育局汇报搞藏棋保护,没人理我。2010年,也没人理我。后来和文联的人接触,他们鼓励我做这个事情。因为身体出现问题,而且一个人人微言轻哪有力量去改变世界呢?2013年我把陈盈喊过来,小姑娘很灵活、很有水平。但是后面因为一些事情有了嫌隙。我一直是公益性较强,也因此悄悄得罪了很多人,断了人家财路。比如一个比赛我到教育局报两万到三万,他们说你报五万、八万的有什么关系呢。总觉得自己搞公益的形象是对的,实际上我也有错,没有多考虑别人的感受和需求。

后面这些人便开始办拉萨棋院,把我排挤在外。他们这帮人迟早要分家的,以利相聚能长久吗?这件事情也激发了我的斗志,开始集中全部精力在藏棋保护上,两年多时间搞得差不多了,他们又准备掠夺我的劳动成果。我所有文件是公开的,没有说要防着他们而故意隐藏不公开。但他们准备先拿着这些资料去市政府,申请在2015年11月开“藏棋文化保护会议”。我7月份到新疆去做调研回来,7月底8月初知道他们要开这个会。我找到伍老师请动聂老之后,一夜之间把藏棋文化保护会议的方案写出来。两个月内,我的赞助商全部被退掉,后来开会的所有费用是我一个人出的。11月他们也开了会,但我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学者们都明白,而且他们没有数据,这样他们的会议就没有什么意义,后面他们的活动就慢慢收缩松散了。后来我顺利建立藏棋协会,开始大规模地往前走。没想到在西藏还有这么精彩的战斗,所以关于围棋、藏棋,故事大概就是这样。

我一直下了有一万盘棋,现在跟人下的少了,西藏对手少,在外面要不棋很高,要不棋很臭,能够较上劲儿的人很少。也因为体能的原因,现在下棋比较少。实际上我这么大规模做围棋公益事业,而且一直坚持下去,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确实对西藏有感情;第二,对我过去犯下的种种过错用这样一种方式把自己的心灵建设好;第三,是对曾经帮助我的人的回馈,做好给他们看,他们曾经帮助过的人究竟本质如何,这对他们是很好的回报,不是我借钱还钱这么简单,而是我可以用命来报答当年给我恩惠的人。特别是北京的那个大哥,后来再没联系,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回报了他。这也就是人最重要的目的,你成为一个什么人来回报这个社会,回报曾经给予你恩惠的那些人。这需要行动多过语言,我做到了这一点。我对这个世界已经很满足了,爱围棋,跟围棋有缘,因为围棋产生了很多人生的故事。在这个时代,在这个转型期,当年的一个愤青,一个激情洋溢的有才华的青年成为义务工作者也好,成为边疆的志愿者也好,我的人生走到这一步,后面能走多远,已经比较放松了。但是有可能还要走,未来要找传承人,我会在四年之后把藏棋协会所有资产全部交给他们,这是我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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