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围棋史话

以棋会友

中国围棋史话

　　原文载于1987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围棋史话》，作者：见闻。

第01章        众说纷纭的围棋起源
第02章        出现了围棋高手的春秋、战国时期
第03章        围棋大发展的两汉三国时期
第04章        围棋风靡一时的晋朝时期
第05章        名手辈出、百花争艳的南北朝时期
第06章        诗如潮涌、棋如星云的唐、五代时期
第07章        众国手争霸棋坛的宋、金、元时期
第08章        名手无数的明朝时期
第09章        逐渐衰落的清朝时期
第10章        我国围棋的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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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众说纷纭的围棋起源

    第一节：尧舜以棋教子

    琴棋书画，中国古代四大艺术，源远流长。

    琴棋书画之棋，指的就是围棋。

    晋朝人张华在他写的《博物志》中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还提到，舜觉得儿子商均不甚聪慧，也曾制作围棋教子。

    《路史后记》写得更为详细。尧娶妻富宜氏，生下儿子朱，儿子行为不好，尧很难过，特地制作了围棋，“以闲其情。”（注一）

    按照这种说法，制造围棋，是为了开发智慧，纯洁性情的。

    不过也有另一种看法，认为“夏人乌曹作赌博围棋。”（注二）

    唐朝人皮日休在其《原弈》一书中则说，围棋始于战国，是纵横家们的创造。他的根据是，围棋“有害诈争伪之道。”（注三）

    这样一来，围棋又成了寻欢作乐，耍弄权术的工具了。

    其实，这些说法都不过是推测而已，尧、舜之说只是编织的美妙传说。乌曹在《古史考》中被认为是造砖的先祖。在造围棋方面找不到更多的佐证。至于皮日休提出的围棋源于战国。更不足为信。早在春秋时，孔子就已经提到围棋了。

    第二节：也是一种推测

    在甘肃水昌县鸳鸯池出上的原始社会末期的陶罐，不少绘有黑色、红色甚至彩色的条纹图案，线条均匀。纵横交错，格子齐整，形状很象现在的围棋盘，但纵横线条只有十至十二道，而不象现在是十九道。考古学家讽称之为棋盘纹图案。

    湖南省湘阴县挖掘出一座唐代古墓，随葬品里有围棋盘一件，大小呈正方形，纵横各十五道。

    在内蒙发掘的一座辽代古墓里，挖出围棋方桌，高十厘米，边长四十厘米，桌上画有长宽各三十厘米的围棋盘。棋盘纵横各十三道，布有黑子七十一枚，白子七十三枚，共一百四十四枚。另有黑子八枚，白子三枚空放着。想必墓主生前好弈，舍不下一盘残局，带到九泉之下琢磨去了。

    这些只是众多考古新发现中的几件古物，但足以说明几点：首先，不容置疑的是，围棋在原始社会时，已具雏形。纵横交错的棋盘图形已经基本形成。

    其次，从出土棋盘的十、十三、十五……直至今天通用的十九道线的发展过程看，围棋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某一天里突然创造出的奇迹，而是经过了由简单到复杂，棋子由少到多，着法由单一到多样的发展变化过程，时间跨越数千年，集聚了无数围棋爱好者的智慧和经验，逐渐被改进，被丰富，最后形成今天这种规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围棋的创造者，是我国广大的劳动群众。

    由于战事频繁，军事学知识渐渐积累起来。下围棋和军事上的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有几分相似。战争的需要势必加速围棋的发展。两汉时己有人把围棋当作兵法，《隋书·经籍志》还有棋谱收入兵书。

《左传》里早有围棋的记载

    第三节：围棋的故乡是中国

    有了上面那些推断和考古学家的发现，围棋诞生于何处已不言自明，但是，日本松井明夫先生在其《围棋三百年史》的“发端”一篇中说：“围棋与象棋有它们的共同的祖先，就是中亚细亚的一种‘盘戏’。它流传于西方成为国际象棋，流传于东方而受到中国天文及其他科学的影响，改良成为十六道的围棋。”

    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回顾历史，从《左传》、《论语》、《孟子》等书中。很容易了解到，围棋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广为流行，甚至出现了诸侯列国都知道的围棋高手。众所周知，那个时候，中国和西域各国还没有交往。直至西汉时方有张骞出使西域，中国才和中亚细亚诸国有了文化交流。而那时，围棋在中国已经有了很久的历史了。

围棋的别称“弈”

    第四节：从弈到围棋

    现代人说弈，包括围棋、象棋、军棋等等一切棋类。最早的时候，弈是专指围棋的。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

    “弈，围棋也。从丌、亦声。”

    丌的古文字为两人举手握棋对局的象形。

    弈即围棋，还可以在《论语》。《左传》中发现，《孟子》中也提到过。

    “围棋”一名也是发展而来的。西汉未杨雄在《方言》中说：

    “围棋谓之弈，自关而东，齐鲁之间皆谓之弈。”

    可见，西汉年间，弈已成了围棋的别称。仍然称弈的。只有北方部分地区。

    到了东汉，围棋已在书面语中普遍使用，比如马融著的《围棋赋》，李尤写的《围棋铭》等。

    围棋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除了“弈”和“围棋”，还有“许多有趣的名称。晋朝时，有人称围棋为“坐隐”和“手谈”。（注四）不过到最后，还是这概括了围棋着法的“围”字保存了下来。

    （注一）《路史后记》
    （注二）《潜确类书》
    （注三）《原弈》
    （注四）《续博物志·语林》：“王中郎以固棋为坐隐，或亦谓之为手谈。
               《苑委余编博物志》：“彼王中郎之坐隐，支道人之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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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出现了围棋高手的春秋、战国时期

弈秋诲二人弈

    第一节：“鼻祖”弈秋

    围棋见于我国史籍最早的记载，是春秋时期，至今已有二千六七百年的历史了。

    弈秋是见于史籍记载的第一位棋手，而且是位“通国之善弈者”。关于他的记载，最早见于《孟子》。由此推测，弈秋可能是与盂于同时的人，也可能稍早一些，大约生活在战国初期。

    弈秋是当时诸侯列国都知晓的国手，棋艺高超，《弈旦评》推崇他为国棋“鼻祖”。

    由于弈秋棋术高明，当时就有很多年青人想拜他力师。弈秋收下了两个学生。一个学生诚心学艺，听先生讲课从不敢怠慢，十分专心。另一个学生大概只图弈秋的名气，虽拜在门下，并不下功夫。弈秋讲棋时，他心不在焉，探头探脑地朝窗外看，想着鸿鹄什么时候才能飞来。飞来了好张弓搭箭射两下试试。两个学生同在学棋，同拜一个师，前者学有所成，后者未能领悟棋艺。（注一）

    学棋要专心，下棋也得如此，即使是弈秋这样的大师，偶然分心也不行。有一日，弈秋正在下棋，一位吹笙的人从旁边路过。悠悠的笙乐，飘飘忽忽的，如从云中撒下。弈秋一时走了神，侧着身子倾心聆听。此时，正是棋下到决定胜负的时候，笙突然不响了，吹笙人探身向弈秋请教围棋之道，弈秋竟不知如何对答。不是弈秋不明围棋奥秘，而是他的注意力此刻不在棋上。（注二）

    这两则小故事都记载在史书上。人们把它记下来，大概是想告诫后人，专心致志是下好围棋的先决条件。

    出现弈秋这样的高手，说明当时围棋己相当普及，可以肯定，象弈秋这样的国手不只一人。弈秋是幸运的，春秋战国延续五百年，他是留下名字的唯一的一位棋手，也是我们所知的第一位棋手。

孔子孟子都曾批评围棋

    第二节：举棋不定不得胜

    围棋在春秋战国时代，不仅出现了许多下棋高手，而且引起诸子百家的注意。春秋战国正值我国奴隶社会解体、封建社会确立之时，诸子百家各执己见，到处游说，出现百家争呜的局面。已经十分风行的围棋开始在诸子百家的言论中出现，或褒，或贬，或以围棋为例，或直接论述围棋。其中有不少有价值的论点，围棋的理论开始形成。这对围棋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士大夫阶层最初是瞧不起围棋的。孔夫子在《论语》里说，下围棋的都是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是成不了贤人达士的。（注三）他把围棋看做无聊消遣的东西了。他的这一观点影响深远，以后有人攻击围棋时，常说些类似的话。

    孟子师承孔子，在这方面持同样见解。他曾说：“下围棋的人嗜好饮酒，甚至能够不顾父母养育之恩，不尽孝敬之义。”他把下围棋算作五不孝之一。（注四）和孔子不同的是，他不认为下棋可以“无所用心”。《孟子》里有这么一段话：

    “学习围棋如果不专心于自己立足的一方并致力于攻克对方，就不能领会围棋的精髓。”（注五）

    这里，孟子不仅承认围棋是门深奥的艺术，必须专心致志才能学会，同时又指出这种奥秘是可以通过学习掌握的。当时提出这种观点是很有意义的。

    以后，围棋的地位逐渐提高。《关尹子》里指出：“射箭，驾车，操琴，学棋，没有一件事是能够轻而易举学会的。”（注六）显然，围棋这时已提高到与射箭，驾车、操琴同样的地位了。

    围棋地位提高了，下棋的某些规律也慢慢被总结出来。《尹文子》一书中写道：

    “象围棋这样以智力取胜的游戏，进与退，取与舍，攻与守，纵与收，主动权都在我。”（注七）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尹文子能够提出主动权问题是很难得的。主动权在围棋实战中作用重大。到今天，始终掌握棋局的主动权依然是每一个围棋爱好者必须牢记的。

    “举棋不定”是我们现在常用的成语，形容一个人犹豫不定，不能决断的状态。这个成语是和围棋联系在一起的。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左传》上太叔文子的一段话：

    “下围棋而举棋不定，不能战胜对方。”（注八）

    太叔文子总结出一条着棋的重要经验，这就是，思考要周密，落棋要果断，犹犹豫豫者必输。“举棋不定”四字，简洁，生动，形象而且准确，它和围棋一起流传下来，并超越了围棋本身，成为人们的常用语。

    太叔文子的观点影响深远。汉代马融的《围棋赋》和应扬的《弈势》，明代张拟（一说张靖）的《棋经》，都论述和发挥了这一观点。

    春秋战国时，出现这么精粹的围棋理论，出现如弈秋那样的“通国之善弈者”，这在围棋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围棋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注一）《孟子》：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思援弓缴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
    （注二）《新论·专学篇》：“弈秋通国之善弈也。当弈之思，有吹笙过者，倾心明之，将围未围之际，问以弈道，则不知也，非弈道暴深，情有暂暗，笙猾之也。
    （注三）《论语》：“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注四）《孟子》：＂博弈好饮酒，不原父母之养，二不孝也。”
    （注五）《孟子》：“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
    （注六）《关尹子》：“习射，习御，习琴，习弈，终无一事可以一息得者。”
    （注七）《尹文子》：“以智力求者，如弈棋，进退取与，攻劫收放，在我者也。”
    （注八）《左传》：“弈棋举棋不定，不胜其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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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围棋大发展的两汉三国时期

刘邦据说也喜欢下围棋

    第一节：“天下第一名手”

    汉朝时，围棋发展还较缓慢。目前见于史籍的棋手，都是西汉时期的。

    据说，西汉时人称杜陵人杜夫子为“天下第一名手。”他棋艺高强，好棋如命。有人讥笑他在下棋上乱花功夫浪费时间，谁知道他却回答说：“我精通了围棋之道，可以弥补孔夫子之不足。”一个封建大大夫，竟敢说这样的话，可见他确实是把围棋当作一种艺术，当作一门不在儒家经典之下的学问来研究的。而且，杜夫子看来还是位有胆气的汉子。（注一）

    西汉时，以棋扬名的还有刘去和陈逐。传说，陈逐因陪汉宣帝下棋，讨得天子欢心，后来还得了太原太守的官职。（注二）

    汉代宫中盛行围棋。据《西京杂记》记载，每年八月四日这一天，戚夫人总要陪高祖刘邦下围棋。（注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八月四日下围棋成了汉宫中的风俗，晋人干宝在其《搜神记》中说，这天下棋，赢家可以终年有福，输家可能遭疾病之灾，要免除灾难，只能取一缕发丝，面朝北辰星，乞求它赐予长命百岁，给这一风俗涂上了神秘色彩。 但不管怎么说， 汉代朝野皆下围棋是有据可查的事实。（注四）

曹操是围棋高手

    第二节：善诈的曹操也善弈

    围棋到了三国时，出现一个大发展的局面，涌现出大批优秀棋手。

    曹操是三国时众所周知的政治家、军事家，计谋多端。据《三国志·太祖纪》记载，曹操的棋力也不弱。他与当时魏国的著名棋手山子道、王九真、郭凯都交过手，棋术即使不在其上，也堪称对手，旗鼓相当。

    《三国志》中还提道，孔桂棋力也很强，他被推荐给曹操，曹操见他通晓围棋之道，很是喜爱。以后孔桂常伴在曹操左右，随从出入。

    魏国还有一位大棋家，是“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一次，王粲看人下棋，棋局乱了，王粲凭着记忆，重新摆出了原来的棋局。下棋人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用布把复盘的棋局盖起来，请王粲再重摆一遍。王粲胸有成竹，第二次摆出了打乱前的棋局。下棋者揭开罩布，两下一对，不错一子。（注五）王粲因此为《弈旦评》誉为“弈中神人”。

    围棋在魏国还掩饰了一个政治阴谋，一桩人命案子。此事也发生在曹氏门中。曹操的第三子曹彰骁勇善战，随军北伐时，曾独自率领百余人追赶敌寇，喜得曹操连声说：“我儿真是有用之材啊！”后曹丕当了皇帝，对刚勇的弟弟总存有戒心。为消除后患，一日，曹丕邀曹彰到卞太后宫中下围棋，边下棋边吃着枣儿，兄弟情义融融。其实，曹丕早已在一些枣儿里下了毒，自己拣好的吃，曹彰却识不出好坏。不多会，曹彰中毒。卞太后见状惊恐万分，赶紧喊人弄一罐水来。但文帝已事先命人打碎了水罐。一时太后宫中乱作一团，太后不知如何保住爱子性命，赤足奔至井边，然而无法汲水，曹彰终于暴死在卞太后怀中，黑白分明的围棋盘沾上了一滴鲜红的血迹。

孙策也喜欢下围棋

    第三节：“一灯明暗复吴图”

    三国之中，蜀国下围棋的人相对少些，但也不无名家。《三国志费炜传》中说，费炜很喜欢下围棋。后主延熙七年间，魏军大举侵犯蜀国，费炜率兵抵挡。当时，形势很紧张，敌人大兵压境，蜀军随时都有战败的可能。费炜却指挥若定，稳坐军帐之中，与光禄大夫来敏专心致志地下围棋很有大将风度。据说，在这战乱之秋，费炜常下围棋，劳逸结合，从不影响战事。

    在吴国，围棋流行的程度不亚于魏国，甚至还出现“棋圣”、”弈圣”。

    严子卿、马绥明是吴国最有名的棋手也就是被称为“棋圣”（注六）、“弈圣”（注七）的人物。可以说在当时是天下无敌了。相比之下严子卿的棋力可能更强一些。据《吴录》说，他名叫严武，当时棋手中没有他的对手，他和书法家皇象、画家戴不兴等人被人称为吴国“八绝”。

    吴国上层人物中，好弈者甚多。孙策、吕范、诸葛谨、陆逊等都是围棋好手。

    《三国志吕范传》上讲了这么件事：吕范攻打山越回来，准备向孙策汇报战绩。孙策并不让吕范站着干讲，两人 是一边下围棋一边谈论战事的。

    诸葛谨和陆逊这两位棋迷则一急一温，性情差异很大。据《三国志·陆逊传》记载，吴嘉乐五年时，孙权令陆逊和诸葛瑾率军攻打魏国的襄阳。因军情泄露，形势严峻。诸葛瑾有些紧张了，坐卧不安，更无心对弈。陆逊则不然，依旧不慌不忙地下棋。

    围棋在吴国风行，最后竟使孙权的儿子孙和紧张起来。因为，他的幕僚如蔡颖一班人都喜欢围棋，常因下棋耽误公事。为此，孙和特地找来一个叫韦曜的文人，命他写了篇《博弈论》，批评这些下棋误事的人。文章说，当时的人大多不讲究孔孟之道，却喜欢围棋，荒废了事业，忘记了饮食休息。为在棋局上争一雄雌，搅尽脑汁，甚至可以夜以继日，弄得身心废瘁，事业放着不管，客人搁着不招待。虽有美味佳肴，优雅音乐，都无暇顾及。文章说，这不符合孙吴的治军之理，也不符合孔孟的为人之道。

    围棋风行到这种程度，名手自然越来越多，精彩的对局也随之出现。以后，好的对局慢慢被人收集起来合成集子， 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 在隋唐之前的敦煌本《棋经》中，曾两次提到“吴图二十四盘”，指的就是吴国流传下来的棋谱。在后代大诗人杜牧诗中，尚有”一灯明暗复吴图”的优美诗句，可见吴国棋谱影响之深远。

汉代大家马融写了《围棋赋》

    第四节：声东击西，应此攻彼

    前面已提到，汉、三国期间，社会贤达中喜欢围棋的不少，“高品”也不乏其人。他们对围棋的造诣很深，加上他们的学识和社会地位，他们对围棋的论述，其深刻性、系统性、全面性和影响面，较之春秋、战国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期间，还出现了一些有关围棋的专著。

    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写有《弈旨》一文，其部分段落散于《艺文英聚》、《古文苑》和《太平御览》之中，这是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围棋理论文章。班固对围棋作了细致、深刻的论述。他指出：一个好棋手要有雄才大略有“苏（秦）、张（仪）之姿，固本自广”，方能使“敌人恐惧”。此外，要有全局观念，计划要周密，“有似夏禹治水之势”。否则，”一孔有阙（打破缺口）坏败不振。”在对局中，作者提出了声东击西，应此攻彼的战术，提出“曹（刿）子之威，作伏设诈，实围横行”，“田单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偿”。在自己棋势比较孤弱时，应取守势，这样，”既有过失，能量强弱，巡逻需行，保角依旁，却自补续，虽败不之。”

    班固的学生马融，写了一篇《围棋赋》，内容比《弈旨》更丰富，对棋艺的理解更加深刻，当时马融的名声已很大了，门徒千人。朝廷的要官马日碲、卢植，经学大师郑玄都是他的学生。他对围棋的见解，博得好评。

    马融说，围棋的胜负策略，犹如头发那样细微；黑白双方的布局，则象麻那样错综复杂。他认为，攻守各有法则，守要坚固，攻则应前后呼应，上下联络，不能“唐突”。否则敌军将深入自方，杀子占地，自己的棋子就会处于上下离异、四面隔绝，围包不住、梗咽不畅的状态之中，这就很危险了。

    与马融同时的李尤，也著有一篇专门论述围棋的短文《围棋铭》，短短三十二个字，就使围棋对局跃然纸上，栩栩如生，铭中写道：

    “诗人幽忆，感物则思，忘之空闲，玩弄游意，局为宪矩，棋法阴阳。道为径纬，方错列张。”

    精通棋艺棋理的黄宪，曾撰有《机论》，专门论述围棋的虚实形势。他所说的“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布局，那时黄宪已提出，布局要着重解决虚实问题，布局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才能取胜。这一理论为我国围棋布局的战略思想奠定了基础。

    “建安七子”中的应扬也写过围棋专著，他的《弈势》至今仍保存完好。文中论述的围棋临局争斗时的得失，很有见地。

    汉魏三国时，也有一些反对围棋的议论。这些议论大都沿袭孔孟的偏见。西汉人贾谊说：“失礼迷风，围棋是也。”他觉得封建等级制和帝王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礼教是治邦安民之本。然而当时围棋风行，上至君王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被围棋迷住了，一下棋往往就忘了尊卑，失了“礼”。因而他认为围棋是迷乱风气之物，不足取。

    还有一种看法，如西汉刘安在《淮南子》中提到，下围棋太浪费时间，如果用下棋的时间去读书求学问，“闻者必广矣。”

    由于围棋本身的魅力，只要下得适度，非但不浪费时间，而且能够启发智力，磨砺思维，加强人们彼此间的情感，那些反对的言论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传说中的《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

    第五节：十九条线棋盘问世

    围棋的发展，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棋艺的提高，一是棋盘的改进，二者是相互关联的。棋艺提高了，就要求进一步改进棋盘，棋盘改进后，又对棋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围棋纵横十六道线的棋盘保持了相当长时间，汉魏三国时，围棋呈现出发展趋势，围棋高手，很可能不满足十六道棋盘。至于我们现在使用的十九道线，三百六十一路棋盘出现于何时，尚无定论。

    《孙子算经》上有句话：“今有棋局方十九道，问用棋几何？答日：三百六十一。术曰：置十九道，自相来之，即得。”问题是，《孙子算经》作于何时，历来看法有分歧。清朱彝尊认为是春秋时孙武所著。清阮元则认为是周朝时的著作。但因《汉书·艺文志》未录，至《隋书·经籍志》上才有记载，也有人就认为是两晋南北朝的著作。近人又考据论证，它可能是东汉时的作品——如果此推断不错，那就是说，东汉时围棋盘已是纵横十九道了。

    东汉人马融、蔡洪在《围棋赋》中，有“棋锥”、“五岳”的提法，对这些布局加以分析，可以看出，只有十九道线，三百六十一路的棋盘才可能形成。这再次说明这种棋盘是东汉时问世的。

    但三国时魏国邯郸淳的《艺经》里写着，“棋局纵横各十六道，自黑棋各五十枚。”而且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村的古墓中，人们发现初唐时彩色围棋仕女图，画的围棋盘是十六道。

    与此相关联的是著名的《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的真伪问题。这一棋局见于来人李逸民编的《忘忧清乐集》，多少年来影响很大，但因为这局棋是在纵横十九道的棋盘上展开的，和三国时邯郸淳的记载相违，从清朝人钱大昕开始，对它的真实性发生了疑问，百余年来争论不休。这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局棋。

    我们认为，棋盘的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这种变化要被所有的棋手认可，不可能在一时一处完成。新形式总是由局部到全面，逐渐推广完善的，而老形式也不可能一夜间在地球上完全消失。我们可以这么设想，纵横十九道围棋盘，最早出现于东汉，完成于隋唐，而纵横十六道围棋盘，到初唐时尚未完全消失，还在部分地区流行。如果这个设想得到证实，那么《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的真伪就不难分辨了。

    围棋盘由纵横十七道二百八十九路，改为纵横十九道三百六十一路，在围棋发展史上是一飞跃性的变化，从此以后的全部围棋史都将证明这个飞跃具有重大意义。

    （注一）《西京杂记》：“杜陵社夫子善棋，为天下第一，人或讥其费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
    （注二）《前汉书·陈遵传》：“逐，字长子，宣帝微时，与有故，相随博弈，数负进。及宣帝即位，用逐迁至太原太守。
    （注三）《西京杂记》：“成夫人侍高帝，于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
    （注四）《搜神记》：“汉宫内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
    （注五）《三国志·王粲传》：（王粲）观人围棋，局坏，粲为复之。棋者不信，以帊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
    （注六）晋·葛洪《抱朴子》：“严子卿、马绥明，于今有棋圣之名焉。
    （注七）《弈旦评》：“则吴之严子卿、马绥明，尔时呼为弈圣，是也。

以棋会友

第四章  围棋风靡一时的晋朝时期

晋武帝司马炎很喜欢下围棋

    第一节：还是下棋要紧

    晋武帝的秘书丞张华棋术高明，常被皇上召去对弈。一次正下着棋时，老将军杜预给皇上送来奏请伐吴的表章。张华见此情况，马上站了起来，把下到一半的棋盘推开，侃侃而谈，劝说晋武帝伐吴武帝真还听了这位棋友的意见，决兴师伐吴。

    这是下棋而不忘国事的故事。史书上还记载着不少西晋棋迷不顾家国荣辱，醉心围棋的事。

    西晋著名的“竹林七贤”，喜好清谈，行为放荡，不拘礼制，他们也都很喜欢下围棋，阮籍是“七贤”之一，《晋书·阮籍传》上说阮籍母亲死的时候，他正在下棋。对手表示可以暂缓一下，待阮籍料理完老母后事再继续，阮籍不干，一定要马上决一胜负。（注一）

    王戎也是“七贤”中的名士之一。据说，他小时候下围棋就已有了点名气，在任豫州刺史时，母亲死了，他和阮籍一样，不拘礼制，仍在家中看别人下棋。

    还有比阮籍、王戎更痴心于围棋的，下棋下到了不计荣辱的地步。《晋书·裴遐传》就记载了这么件事。说的是裴遐在平东将军周馥家与人下棋，有人问裴遐敬酒。裴遐正专心于棋局，没有马上喝。这时那人已醉醺醺的，见裴遐竟敢不喝他敬的酒，勃然大怒，一把抓住裴遐，将他推倒在地。只见裴遐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神色没丝毫变化，接着下他的棋。（注二）

    本节开头说了晋武帝听了张华之言，放下围棋讨伐吴国的故事。讨伐胜利后，武帝又重操棋子，这回他可非下过瘾不行了。这次是与王武子对局，投降过来的吴主孙皓就站在一旁观看。下了一会儿，晋武帝忽然问孙皓，“你为什么喜欢拨人皮？”（吴国刑法严酷，“每凿人眼目，剥人面皮。”）孙皓回答：”对君主无礼的人就该剥皮。”王武子怒斥孙皓就是无礼的人，晋武帝却说，“还是下棋要紧。”

谢安下棋图

    第二节：性情各异的东晋棋手

    东晋会下棋的人很多，开国元勋丞相王导精通棋艺。他曾与长子王悦对弈，认为这里面有无穷乐趣。他的次子王恬多才多艺，其中围棋最好，是东晋初年最有名的棋手之一，与王恬齐名的，还有江霖，他也有多方面的才能。

    围棋是陶冶人的性情的，下棋的布局、着法、时间、节奏，乃至对输赢的态度，很能表现一个人的性情。我们从《晋书》中摘取几段东晋棋手的小故事，读者可以从这些小故事中看到东晋棋手迥然不同的性情和修养程度。

    谢安是当时著名的围棋爱好者。符坚率军侵犯晋国，打到淮肥时，京师震动。晋帝当即提升谢安为征讨大都督。前方战局吃紧，谢安的侄子、将军谢玄前来请示退敌的办法。谢安面无俱色，不以为然，说是自有办法。让谢玄随他与亲友一道去山中别墅游玩。到了山中，谢安摆开棋盘邀侄儿对局。谢玄原本棋高一筹，这时因为紧张，糊里糊涂败给了谢安。谢安很高兴，晚上回家后，开始指示如何对敌作战的方案。这一仗把入侵的符坚打得溃不成军。捷报传来，又碰上谢安在下棋。谢安扫了一眼捷报。顺手放在床上，声色未动，继续下棋。客人们忍不住手纷纷间他仗打得怎么样。他这才缓缓他说：“仗打胜了。”谢安临危不乱，坚定沉着，风度令人叹服。

    狙纳也是东晋时代的围棋好手。他的弟弟祖逖在北伐中因孤立无援而告失败，为这事他很悲伤，终日下棋。朋友王隐劝他爱惜时间，不要全部花费在下棋上，祖纳回答：“我是借围棋来使自己忘记忧愁。”王隐说：“你可以通过建树功勋或著书立说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何必借围棋来忘记忧愁呢？”祖纳喃喃道：“你的话我同意，可我没有那种力量。”祖纳的隐忍、自知，由此可见一斑。

    谢弘微和朋友下棋时，友人西南角上的棋势不妙，有被吃掉的危险。友人未看出来，旁边一位观棋人忍不住冲口说了句：“西南风紧得很，恐怕有翻船的危险。”友人顿时醒悟了，挽回了危局。谢弘微是当时的名棋手，败在友人手里实在不甘心。他大发脾气，把棋盘棋子都扔在了地上。

    此外， 当时还有袁羌、 颜延之、潘茂、卢循、王虞等目前有据可查的棋手。《高逸沙门传》上说卢循与谢安、王义之，王坦之等棋界名流交往甚密。《山堂肆考》中，则讲了一段颇能反映出潘茂风趣、幽默性格的事。一天潘茂上山，遇见两位道士在下棋，潘茂在旁站着看了很久。一道士见他这样，问他是否喜欢下围棋，潘茂答道：“入尤蛇窦（即蛇洞），出似雁行。”道士听了，含笑表示同意这个说法。

    史书上能记载这么些棋手的名字，甚至还能让后人了解到这些棋手的性格秉性，说明当时这些棋手就很受人关注，他们的事经常被人谈论。

    （注一）《晋书·阮籍传》：籍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
    （注二）《晋书·裴楷传》：楷弟绰，绰子遐，尝在平东将军周馥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未即饮，司马醉怒，因曳遐堕地，遐徐起还坐，颜色不变，复棋如故。

以棋会友

第五章  名手辈出、百花争艳的南北朝时期

宋明帝刘彧设立了专门的官署 “围棋州邑”

    第一节：下棋能当官也难免一死

    南朝的一些皇帝都十分喜欢围棋，如宋武帝刘裕，文帝刘义隆，明帝刘域、齐高帝萧道成，武帝萧绩、梁武帝萧衍，简文帝萧纲；陈武帝陈霸先，还有后主陈叔宝等，他们有的设置官暑管理棋手和围棋活动；有的举行围棋等级赛（甚至自己也参加这种比赛，有的组织编辑棋谱（甚至自己就是撰写人）……所有这些作为，对南朝围棋的繁荣起了促进作用。

    宋朝就有人因下围棋而得官的。据《宋书·羊玄保传》记载，羊玄保棋下得不错，“棋品第三”。宋武帝与他下棋时，与他打赌，如果他赢了，武帝给他个大官，史书上称之为“赌郡戏”。最后，羊玄保果然胜了，武帝亦不食言，真的给了他一个宣城太守的官。

    皇帝究竟是皇帝，他对棋手并不总那么宽厚。诸胤是宋朝弈林强手。六岁时已身手不凡，长大后更是天下无敌，是当时最好的棋手。宋文帝时，他是天下五绝之一。可惜叔叔犯了罪，全家遭株连。何尚之上书皇帝，说诸胤棋艺高超，在前人之上。为使围棋不致失传，请求皇上赦免他。谁知皇帝无动于衷，仍将他杀了，一代棋宗陨落，棋手们异常痛惜。

    还有棋手王域是被宋朝皇帝“赐死”的。他得罪了皇帝，一天皇帝派人送给他一瓶毒酒， 一道令，“赐”他自尽。这时，王 正在家中与一位客人下棋。他看完圣旨，面不改容，如没事一般继续下棋，直到打完劫，终了局，把棋子放回盒子里后，他才把圣旨给客人看，告诉客人皇帝要他死。然后，他把毒酒倒人杯中，对客人说：“这酒就不劝你喝了。”一仰脖子，喝光了杯中毒酒。（注一）

    于是，和皇上下棋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南史·虞愿传》上讲，宋明帝刘域喜爱围棋，但水平不怎么样。下棋时要在棋盘上“去格七八道”，即用小棋盘。可他偏要和当时最好的棋手王抗对局。王抗诚惶诚恐，除了让子之外，还不时地吹捧皇上：“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宋明帝居然就信以为真了，自以为天下第一，对围棋更着迷了，还特别为围棋手们设置了一种专门的官署，叫做：“围棋州邑”。《南史·王湛传》中是这么记载的：“明帝好围棋，置围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湛与太子右率沈勃，尚书水部郎庾硅之、彭城丞王抗四人为小中正，朝请褚思庄、傅楚之为清定访问。”这是我国历史上统治阶级第一次为围棋手们设立的官署，客观上起了推动围棋发展的作用，从此以后，人们不但对围棋的看法有所改变，而且有更多的人把围棋当作一种学问和技艺加以研究。

娄逞女扮男装下棋

    第二节：女子下棋却扮成男儿样

    史书在写到齐朝棋手时，己能概括出他们的棋风特色了，比如王抗，他的棋力在当时属于第一品，冯元仲在《弈旦评》中评论他下棋的特色是”速思取势”。

    褚思庄是在宋朝已经出名的棋手。《南齐书·肖惠基传》说他棋力属于第二品，从前面引录的《南史·王湛传》里可以得知，他在”围棋州邑”里还任过“清定访问”的官职。他与王抗不同，他下棋思考的时间比较长，但善于进攻。有一回齐高帝命褚思庄与王抗赛棋，两人早上开始下，到了晚上才下完一盘，观棋的高帝已经疲惫不堪了，便命王褚二人先休息，待五更时再来决战，王抗得此命令后，一头倒在棋盘边，呼呼大睡。褚思庄却坐在棋盘边没有合眼，整整思考了一夜。这盘棋谁胜谁负不得而知，史官记录这件事大概用意不在评论两人的棋力，但两人不同的棋风，倒是在这里活生生地反映出来。

    顺便提一下，我国史书上记载的最早一份记谱复盘，便是褚思庄记下的。那是宋文帝时，著名棋手羊玄保在会稽任太守，文帝心血来潮，命思庄去会稽与玄保下棋。迢迢千里，褚思庄一路风尘，如此辛苦，回去后总要对皇帝有个交待，褚恩庄下完棋后，就把棋谱给记下了。然后带回京都在文帝面前复盘，算是了结了这趟皇差。这就是目前我们所知的最早的记谱复盘。（注二）

    齐朝时，棋风与王抗相近的还有夏赤松。《南齐书·肖惠基传》中说他的棋力也是二品，还说：“赤松思速，善于大行。”就是说，他思路敏捷，棋风迅猛。

    齐高帝第五个儿子肖晔，着棋也很是勇猛，不肯让人。据说他从小喜爱围棋，没有棋盘，他用草棍摆成纵横网格，潜心研究。后来终于成了高手。一次在武帝面前与竟陵王肖子良对局，肖晔手下无情，把肖子良杀得惨败。事后有人对肖晔说：“你该让他一点才好。”肖晔答道：“我有生以来不曾做过虚伪的事。”（注三）

    围棋如此兴盛，连闺阁里的女子，也对围棋发生了兴趣。齐朝东阳地方，有一个名叫娄逞的女子，知书识礼，有点文才。据《南齐书·谢论传》中说，她粗略地懂点围棋。可在当时，女子下棋没有对手。娄逞如同木兰一般，便女扮男装与达官贵人交往。此举足以说明这女子不是平庸之辈。果然，娄逞的才能被发现，她被任命为扬州议曹从事。可惜后来人们发现了这位从事大人是位乔装打扮的女子。宋明帝一道圣旨，将其遣送还乡。娄逞换上女装上路了，一路上叹息不已：“我虽有这样的本事， 却依然要作老妇打扮，真是 太可惜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女子学棋十分不易，娄逞 是勇敢的，她是我国史书上记载的第一位女棋手。

围棋九品

    第三节：围棋九品制

    梁武帝肖衍是个棋迷，据说他常常通宵下棋，能奉陪到底的不多，陈庆之是其中之一。《梁书·陈庆之传》记载他从小就跟随梁武帝，陪梁武帝通宵下棋不困。武帝很喜欢他。

    到溉也是常陪武帝下通宵棋的棋手。《南史·到溉传》说他棋力为第六品，但记忆甚好。有一回到溉在武帝面前，和当时棋力上品的棋界名手朱异等人赛棋。赛完后到溉复盘，不错一子，因而得到梁武帝的特别赏识。

    受到梁武帝青睐的棋手还有王瞻。武帝常称赞他有“三术”，即下棋、射箭和喝酒。

    梁武帝不仅喜欢棋手，还主持棋事。他曾令大棋家柳恽和陆云公主办了一次全国性的围棋大赛，规模宏大，轰动一时。比赛后，由柳陆二人主持给棋手们定品级。据《南史·柳恽传》上记载，当时能评上品级的棋手就有二百七十八人，可见参加的人很多，这是有据可查的最早一次全国性围棋比赛。

    当时评定棋手有九个品级。这种棋品制，在三国时就已经出现了。《说郭》上曾引魏国邯郸淳的《艺经》，上有：“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今不复云。”

    在《棋经十三篇》上，也有相同的记载，明人许仲冶在《石室仙机》中作过这样的解释：一品入神，是指：“变化不测，而能先知，精义入神，不战而屈人之棋，无与之敌者，这算上上。二品坐照，是指：“入神饶半先，则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有“至虚善应”的本领。这算上中。三品具体，是指：”入神饶一先，临局之际，造形则悟，具入神之体而微者也”。这算上下。四品通幽，是指：“受高者两先，临局之际，见形阻能善应变，或战或否，意在通幽。这算中上。五品用智，是指：“受饶三子，未能通幽，战则用智以到其功”。这算中中。六品小巧，是指：“受饶四子，不务远图，好施小巧”，这算中下。七品斗力，是指：“受饶五子，动则必战，与敌相抗，不用其智而专斗力”。这算下上。至于下中和下下，《石室仙机》未作解释。但我们已可看出，这九品中品与品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这种品级制，为我们现在实行的棋手九段制奠定了基础。

    梁朝之后的陈朝，棋事不及梁朝那么纷繁，可以查找到资料的下棋者，仅二人。一是司马申，他十四岁时已有棋名，后来梁州刺史阳子春曾请他下棋，名手朱异当时也在场，局中，司马申有不少巧思妙手，使得在旁观看的朱异都惊叹不已。

    另一位叫陆琼。《陈韦·陆琼传》上说，陆琼八岁时便能观棋不忘，复盘一子不差。京城人都称他为神童。

打劫急还是“打劫”急？

    第四节：“局上有劫亦甚急”

    北朝的官吏爱好围棋者甚多，曾“独步当时”的是罗腾。他对围棋很有研究，深得妙处。在他之后出现的乐抄，棋艺提高很快，不久便与罗腾齐名。

    范宁儿看来是当时颇有争议的一位棋手。《魏书》上说，高祖在位时，范宁儿已是有名的棋手，他曾与李彪奉命南下去见齐武帝肖赜。肖赜得知范宁儿棋力不弱，便把江南名手，棋力一品的王抗叫来，让他们两人比试一下。结果范宁儿得胜。对范宁儿的胜利，众说不一。《宛委余编博物志》说范宁儿一战而胜王抗，说明他的棋力早已达到一品了。王世贞在《弈问》中也承认范宁儿确实胜了王抗，但他认为：“抗重而宁微也，宁儿以有心待王抗，而抗以无心待宁儿”，所以范宁儿胜了。他还指出，这不过是一盘棋而已，究竟谁高谁低，尚不可定。这段公案现已无法澄清，看来两位棋手造诣都不低。

    官吏们喜欢围棋常与公差相抵触，适可而止是棋者应循之规，不过这分寸似乎不容易把握。北朝时倒是有些把握得好的人。《北史·魏收传》上说，前军将军魏子建官运不佳，十年不曾升官。魏子建并不着急，闲暇时，便与吏部尚书李韶和李韶的弟弟李延 下棋。 当时，人们都以为他下棋入了迷，不再旁顾其他，其实谁也不知他的心。魏子建后来说：“围棋可以加深一个人的品德修养，况且我现在不受重用，没有什么事，下下围棋不碍事。”以后，魏子建被调到边境上打仗，这一去，竟有五年没动一粒棋子。

    象魏子建这么做，实在是不容易的。爱下棋的人一坐下，常常再不肯撒手了。甄琛喜欢围棋可以通夜下棋不止。《北史·张烈传》记载，张僧皓喜欢围棋，不管碰上谁，都愿意与之对弈，以至被世人讥讽。更有甚者，能够亵渎公职，令人哭笑不得。

    《水经注·陈留志》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北朝开封令阮简深爱棋艺，精雕细刻，对棋艺的关心胜于他的职务。一次县里有人抢劫，县城一片混乱，阮简手下人不知如何是好，慌慌忙忙来到阮简舍下。当时阮简正在与人对弈，大概是正下到关键之处，外面的动静一点没听见。县吏急忙向阮简报告道：“劫急。”阮简神态也很紧张，似乎也很着急，但他对官吏说：“局上有劫亦甚急。”碰上这么个糊涂官，老百姓当然是要倒霉了。

    当然，也有“改邪归正”的，《隋书·皇甫绩传》记载，隋朝棋手黄甫绩是个孤儿，从小随外祖父。他很喜欢下围棋，常与几位表兄对弈，对学业不怎么用心，外祖父恨铁不成钢，狠狠打了外孙三十大板。从此，皇甫绩“精心好业”，“略涉经史”。

棋谱的出现是围棋发展的重要一步

    第五节：棋谱的出现

    前面我们提到”一灯明暗复吴图”的诗句，其实，在吴图之前尚有汉图。汉图可能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棋谱。到了晋朝，棋谱集得更多一些了，据《隋书·艺文志》载，司马伦、马朗曾合著《围棋势》二十九卷。

    不过，棋谱的大量出现，在围棋发展史上成为一件具有影响力的大事，是在南北朝时期，这与围棋的盛行，当时统治者对围棋的重视，以及纸的广泛应用等因素有关。

    南北朝期间出现的“棋势”、“棋图”、“棋品”之类的专著不下二十种，其中“棋势”、“棋图”是对局的记录，“棋品”可能是对棋手的品评。

    据史书记载，当时对棋谱的编写是很认真负责的，例如褚思庄与羊玄保对弈，“因制局图， 还于帝（宋文帝）前复 之”。梁武帝时，特邀三品棋手柳恽“品定棋谱”，著名棋手到溉则常与“朱异、韦黯于御坐校棋比势，复局不差一道。”

    这些编撰成集的棋谱无疑都是当时名棋手对局中的精华。这些棋局能汇集成册，便于流传和推广，对围棋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棋谱的产生，是围棋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有了棋谱才有可能总结围棋的实战经验；才有依据去研究围棋的经验。

    遗憾的是，这些宝贵的记录已全部失传了，这使我们失去了一些极为重要的史料。虽然如此，南北朝时众多的围棋谱对后来围棋的发展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

    值得庆幸的是，近期发现的敦煌写本《棋经》，也是南北朝时的一部重要围棋著作。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南北朝时的围棋理论，在东汉班固《弈旨》和《围棋赋》等书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全书共有七篇，是一本较完整的论著。

    南北朝时围棋史上出现的大飞跃，是以往几千年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以后几百年围棋发展史的新开端。

    （注一）《南史·王域传》
    （注二）《南齐书·肖惠基传》：宋文帝世，羊玄保为会稽太守。帝遣思庄入东与玄保戏，因制局图，还于帝前复之。
    （注三）《南史·齐高帝诸子传》

以棋会友

第六章  诗如潮涌、棋如星云的唐、五代时期

王积薪

    第一节：名棋手王积薪及其传世之作《十诀》

    唐代一共经历了二百九十余年。在这个昌盛的时代，围棋有了空前的发展，展现出了一幅绚丽的图画。

    唐朝统治者对围棋颇为重视，唐玄宗特为围棋手们设置了一种官职，叫“棋待诏”，官阶九品，与“画待诏”、“书待诏”同属于翰林院，所以又被统称为“翰林”。至此，围棋手开始成为国家高级文职人员，从而确定了围棋在我国古代文化中的地位。

    唐代统治者对围棋的重视，使围棋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获得更快的发展。因此，唐代棋手多如星云，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推王积薪。

    王积薪是唐玄宗时的棋手。据《西阳杂俎》记载，开元年间，王积薪曾在丞相张说家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和一行和尚下过棋。王积薪自知棋力不差，不久便去投考翰林。果然一战告捷，成为“棋待诏”。以后他就常在宫中陪唐玄宗下棋。

    王积薪性情豁达，不拘小节。在棋艺上则刻意求精，勤勉好业。当时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王积薪成名后，从不以名家自居，每次外出游玩，身边总带着一个竹筒，里面放着棋子和纸画的棋盘。他常把竹筒系在马车的辕上，途中不管遇见谁，哪怕是平民百姓，只要会下棋，都要下马来对弈一盘。谁要赢了他，还可以享用他款待的一顿佳肴。（注一）

    《集异记》上说，安史之乱时，王积薪随唐玄宗逃往四川。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到了一处地方，住房都被一些大官们占用了。王积薪没有栖身之地，却碰到了婆媳两位女棋手，夜间一起谈论围棋忘了困倦。“邓艾开蜀势”便是那天夜里学得的。那时，王积薪已近晚年。

    王积薪在当时所以名震天下，不仅是因为他棋艺高超，而且由于他提出了一套围棋理论，根据前人和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围棋《十诀》。这《十诀》为：

    一、不得贪胜。
    二、入界宜缓。
    三、攻彼顾我。
    四、弃子争先。
    五、舍小就大。
    六、逢危须弃。
    七、慎勿轻速。
    八、动须相应。
    九、彼强自保。
    十、势孤取和。

    围棋复杂多变，而王积薪仅仅以这十条，四十字，极其简练、准确而又通俗地概括了围棋实战中的战略和战术；总结了全局和局部，进攻和防守中的一些重要原理。有了这十条，便可把握住围棋实战各个阶段的关键之处。

    《十诀》的影响十分深远。宋、明、清的棋手，莫不以《十诀》为座右铭。他们在探讨围棋理论时，也都把《十诀》作为基本原理，在《十诀》的基础上，不断发挥和提高。

    《十诀》是我国古典围棋理论中的瑰宝之一。

    王积薪另有三本围棋专著已经失传。其中《金谷九局图》记录着唐玄宗开元年间，王积薪与棋手冯汪在太原尉陈九言家里下的九局棋。因陈九言家又称金谷园，所以题为《金谷九局图》。可惜棋谱已经失传，我们无从知晓九盘对局中，双方精妙的棋艺与风格。 但从晚唐诗人韩 描写《金谷九局图》的诗句：“眼病休看九局棋”中，我们仍可想象出九局棋的激烈厮杀情景。另外，我们目前还能够从幸存下来的王积薪习用式子——“一字解两征”（见宋代李逸民所著《忘忧清乐集》）中，看到名棋手棋艺水平之一斑。

    第二节：传友谊扬国威的围棋高手

    除王积薪之外，唐代尚有不少一流棋手。在唐朝日益频繁的国事交往中，这些围棋高手起了不少积极作用，为国家和民族赢得了声誉。

    开元25年， 即公元738年，新罗（朝鲜）国王兴光病逝。唐王派出左赞善大夫邢涛为特使，前往新罗参加吊祭活动。唐玄宗知道新罗和中国一样，是君子之国，礼义之邦，“其人多善弈棋”，便命当时我国围棋名手杨季鹰作为邢涛的副手，一同前往新罗。这是我国历史上记载的去朝鲜的第一位棋手，杨季鹰显然棋高一着，到那儿后没有人能战胜他，朝鲜人民钦佩他，送给中国使者许多贵重的礼品。（注二）

    顾师言也是当时的著名棋手。《旧唐书·宣宗本记》上，曾记载了一件他与来访的日本王子对弈的事。《杜阳杂编》记载更详细：日本国王子来访唐朝，唐宣宗得知王子精通围棋，便把顾师言召进宫，命他和王子对局。王子很高兴，拿出了极为名贵的棋盘”揪玉局”和棋子“冷暖玉”，谨慎地摆下阵势。虽说是下棋，因为两人是代表着各自的国家，心情都很紧张，一时胜负难分。顾师言唯恐有负君命，有辱国威，每投一子，都要凝思良久，举棋时，手指已经汗滋滋的了。经过一番苦战，到三十三着时，顾师言终于把日本王子逼到了“瞪目缩臂，已伏不胜”的境地，从而大获全胜。这就是有名的“三十三着镇神头”。

    此事是否真实，自明代王世贞起，就有疑问。但不管怎么说，顾师言毫无疑问是位杰出的棋手。唐宣宗时，曾以一只盖金花碗为奖品，举行过围棋比赛。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围棋奖杯赛了。在这次比赛中，顾师言力挫群雄，最后战胜一位叫阎景实的棋手，夺得冠军，可以相信，以顾师言的棋力，是足以振国威的。

吕元应

    第三节：棋品和人品

    下棋有助于修养身心，磨练思维。许多棋手以其深厚的涵养，敏捷的思路赢得人们的尊敬。

    据说唐元和年间，有一位名叫郑注的医生多才多艺，精于棋道，敏悟过人，人们都很喜欢他（注三）。另一位善弈者卢藏用，也才华横溢，文章、书法、音乐都很好，在读书人中享有声誉（注四）。但也有为取胜不惜采用卑劣手段，棋品不甚高明，人品也不高尚的。

    《玉泉子》中说，东都留守吕元应，常和门客们下棋。一回，正下着棋，送来了大量公文。要他立即处理。吕元应刚拿起笔来准备批复，下棋的门客迅速偷换了一子。他以为吕元应处理文件，一时不会注意棋局。然而，吕元应并未专心于公文，门客的小动作，他看得一清二楚，只是未动声色。门客胜了这盘棋，第二天，吕无应就请这位门客走了，谁也不知为什么，连那位门客自己也不明其中原由。临行时，吕元应照例送了许多东西，以礼相待。十多年过去了，吕元应终因重病不治行将离开人间，他把儿子、侄于叫到床前，对他们说：“交朋友必须认真选择。”接着，他向他们讲述了十年前与门客下棋的那段往事，说，“当时偷换了一个棋子，我倒并不介意，但由此可见此人心迹卑下，不可深交。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些。”说完，便与世长辞了。

    吕元应的遗言是他多年察历人生的经验之谈，棋品和人品是不可分割开的。

杨贵妃

    第四节：杨贵妃智救残局

    唐代棋手中，可以列上几位君王的名字。

    唐高祖李渊很喜欢下棋，《旧唐书·裴寂传》上说，他留守太原时，有时整天整夜地下棋。高祖的第四个儿子李智云，也是个棋迷，他甚至把围棋当作一门学问加以研究。（注五）

    唐顺宗李涌还是太子时，对围棋就很感兴趣，常和当时的棋待诏王叔文下棋。当了皇帝后，仍爱下棋，并且重用棋手王叔文，使这位有抱负的政治家有机会实行他一系列的革新措施。（注六）

    最负盛名的帝王棋手当推玄宗李隆基，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千百年来流传下来，妇孺皆知。但有件事人们未必知晓，杨贵妃还是位通晓围棋的棋手，从《西阳杂俎》记载的一件事来看，足见杨贵妃的乖巧、聪慧。由此也可知她为何能博得唐玄宗的宠爱。那是一年夏天，玄宗与亲王对弈，贺怀智受命在旁边弹琵琶助兴，杨贵妃站在一旁观阵， 手里牵着一种温驯的小动物——康国 。下着下着，玄宗招架不住亲王的围攻，眼看就要输了。杨贵妃看得明明白白。她急中生智，把手中的康国放到棋桌旁边， 让它爬上棋盘，结果把棋子搅乱了。一局棋便不了了之，给皇上解了围。玄宗为此十分高兴。（注七）

    唐朝还有位皇帝僖宗，他的围棋水平不高，可总喜欢下。《天中记》里，说他下棋时，就命棋待诏来观棋。名义上是观棋，其实是叫人帮出主意，他自己只管按吩咐投子。

杜甫

    第五节：诗人和棋手

    唐朝是我国诗歌兴盛的时代，在唐诗中，可以找到歌颂棋手的诗句。

    诗人杜牧有两首《送国棋王逢》，称赞王逢棋力超群，“绝技如君天下少”。他的棋风“赢形暗去春草长，猛势横来野火烧，守道还如周柱史，鏖兵不羡霍嫖姚。”很有些不贪不怯，稳扎稳打的气派特点。

    诗人刘禹锡则在《观棋歌送还师西游》一诗中，说棋手还师“行尽三湘不逢故，终日饶人损机格。”还说他“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把棋手善用奇兵。出奇制胜的棋风描绘得淋漓尽致。

    大诗人杜甫的诗中，提到围棋的更多，例如：“楚江巫峡半云雨，清覃疏帘看围棋。”（注八）写的是诗人观棋。“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注九）这写的是诗人下棋。“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注十）这里诗人是用围棋的变化莫测来比喻世事复杂。“且将棋度日，应用酒为年。”（注十一）这里，下棋已成了诗人晚年的乐趣了。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杜甫对围棋不仅有兴趣，而且有相当的造诣。

    著名诗人元稹，也很喜爱围棋，从他的“客来有棋局”的诗句中，可以看出他常与来客对弈。元稹还写有《酬段丞与诸棋流会宿敝居见赠二十四韵》一诗，记述了长庆元年在他府中举行的一次围棋名流荟萃的盛会。

    唐末诗人李洞，是位隐者，他写有”幽人斗智棋”和“石上铺棋势”的诗句。他还在诗中描写过他与宋校书、薛秀才、郑侍郎等隐者下棋的场面。

    诗中写棋也给一些人带来麻烦。《候鲭录》中提到，唐宣宗时，杭州缺一刺史，原准备派李远去做这个宫。唐宣宗知道后说：“李远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一旬‘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唯消一局棋。’这样贪杯恋棋的人怎能够理事治民呢？”李远一句诗丢掉了一个官职。

    也有人在下棋时做诗的。据说王勃下围棋时，投四子可作一诗，真可谓一朝大才子。（注十二）

才情兼备后主李煜

    第六节：李后主弃棋从政

    人们志向不同，下棋的目的、态度就不同。五代时战事频仍，一些知识分子远离尘嚣，避居山野，以求脱世超然。这些人爱下围棋，以此修炼性情，甚至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册府元龟》上记载了隐居在华山的郑云叟的一些事情。他非常爱下棋，一旦遇到对手，常常昼夜不歇。冬天刮风下雪，他的手脚全冻裂了，仍无休局之意，依然下个不断。

    另一方面，那些昏庸无聊的官宦则把下棋当成赌博的手段。据《五代史·陈保极传》记载，后唐进士陈保极，就常以围棋赌博，此人人品低劣，输了便以手乱局，赖着不给钱。

    后蜀君臣中也有以棋赌博之风，花蕊夫人的《宫词》中“日高房里学围棋，等候官家（皇帝）未出时，为赌金钱争路数，长忧女伴怪来迟。”的诗句，专门记述此事。

    与前、后上蜀同为当时文化中心的南唐，君臣也终日以围棋“娱宾而遣兴”，甚至因而贻误国事。

    凡有点志向的君主，多少还能控制自己的棋瘾。南唐后主李煜也酷爱围棋。他刚当上皇帝不久，被贬为舒州副使的肖严应召回来。这天后主正与亲信下棋，肖严前来叩见，看到皇帝在下棋，他勃然大怒，挥手将棋盘扔到地上。后主吓了一大跳，十分不满地问他：“你想学魏徵直谏吗？”肖严朗郎而言：“我非魏徵，陛下亦非唐太宗。”后主一下醒悟了，他明白了肖严是想要他不要因为下棋荒废了政事，便不再继续下棋了。（注十三）

    南唐君王中还有不少喜欢下棋的。中主李景及其兄弟都是围棋爱好者，常在一起对弈。现存五代著名画家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描绘的就是他们下棋的情景。

    中主第九个儿子李从谦，才几岁，下围棋和作诗都很好，后主很喜欢他。《全唐诗》里说，后主与侍臣下棋时，还没几岁的从谦便爱在一旁看，样子看实讨人喜欢，后主曾命他写了一首《观棋》诗。

徐铉

    第七节：徐铉和他的围棋理论

    南唐围滇大家是当时的吏部尚书徐铉。他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围棋理论家，著有《棋图义例》、《金谷园九局谱》、《棋势》等围棋理论著作。他的《棋图义例》在我国围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在《棋图义例》中，徐核将当时围棋实战中的各种术语和各种着法，归纳总结为三十三种，其中有些现在还在应用。它们是：

    立，行，飞，尖，粘，干，绰，约，关，冲，觑，毅，割，顶，捺，跷，门，断，打，薛，聚，劫，搜，扑，勒，刺，夹，盘，松，持。

    研究着法，实际上就是研究围棋的战术。《棋图义例》可以说是我国围棋史上第一本全面研究围棋战术的著作。

    为便于人们记棋谱，徐铉分别给围棋盘上的十九道线冠以名称，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创举，大大方便了棋谱的记录，它对于棋谱的流传起了重要作用。徐铉给十九道线取的名字为：
    一天，二地，三才，四时，五行，六宫，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三闰，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六星，十八松，十九客。
    后来，随着时代发展，这种记谱名称逐渐被：“1，2，3，……”和”一，二，三……”所代替，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销毁古谱

    第八节：销毁古谱，独持秘诀

    唐、五代棋书很多，除了王积薪、徐铉写的那几本，至少还有《棋图》、《玉溪图》、《棋势图》、《棋势新注异图》、《弈棋经》、《棋要诀》和《棋术要诀》等，但除了王积薪的《十诀》和徐铉的《棋图义例》之外，现都无处查找。

    关于古谱的亡佚，近代学者孙鉴认为：是因为“术士深秘其书而毁之”，以便“独持自夸隐晦之极”。也就是说，有些棋手，得到古谱后，怕流传开去别人也学会了着法，显示不出自己的高明，便将它们忖之一炬。封建社会印制技术落后，版本稀少，毁于一炬不无可能。加上那个时代以棋进阶者不乏其人，独持秘诀之心也并非夸张之言。但不管怎么说，古谱的散失影响了围棋的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情。

    （注一）《云仙杂记》：“王积薪每出游，必携围棋短具，画纸为局，与棋子并盛竹筒中，系于车辙马鬃间。道上虽遇匹夫，亦与对手，胜则微饼饵牛酒，取饱而去。”
    （注二）《旧唐书·新罗传》
    （注三）《旧唐书·王守澄传》
    （注四）《旧唐书·卢藏用传》
    （注五）《新唐书·高祖列子传》“楚哀王智云，初名稚诠，善射，工书弈”
    （注六）《弈旦评》：王叔文侍东宫。
    （注七）唐·段成式《西阳杂俎》：“上夏日尝与亲王棋，令贺怀智独弹琵琶，贵妃于局前观之。上数子将输，贵妃放康国猧子于坐侧。猧子乃上局，局子乱，上大悦”
    （注八）《七月一日题终明府小楼二首》
    （注九）《别房太尉墓》。
    （注十）《秋兴八首之四》
    （注十一）《寄岳州贾司马六丈严八使君两阁老》
    （注十二）《棋天洞览》：“王勃围棋，率下四子，成一诗”
    （注十三）《南店书·肖严传》。“严贬舒州副使，俄召还，后主初位，数与要像棋。严入见，作色投局于地。后主大，之目：＇欲效魏微哪？严目：“臣非魏微，则下亦非太宗矣。＇后主为弈。

以棋会友

第七章  众国手争霸棋坛的宋、金、元时期

刘仲甫

    第一节： “江南棋客刘仲甫奉饶天下棋先”

    到了宋朝哲宗、徽宗时，出了独霸棋坛、所向披靡的大棋手刘仲甫。他在围棋各方面都比王积薪有所发展，对后来棋手影响甚大，是围棋史上承上启下的人物。

    刘仲甫是江南人，《春诸记闻》里描述了他的一段经历。

    有一年，刘仲甫由江西去京城，途经钱塘，借宿在一家旅店里。几天过去了，刘仲甫每天早出晚归，旅店主人怎么也猜不透他是干什么的。这天清晨，店主忽然发现门上飘拂着一个幌子，上面写着：”江南棋客刘仲甫奉饶天下棋先。”一会儿功夫，门口被看热闹的人挤满了，全城人都知道来了一个愿持白子、让人先手的下棋高手。只见刘仲甫成竹在胸，拿出银盆酒器，价值约三百两银子，作为奖赏。

    第二天，果然来了几个棋手。他们也凑了三百两银子，选出一位他们中水平最高的人，约刘仲甫到城北紫霄宫下棋。

    棋局开始了，下到五十余子，围观的人看出白方局势不妙，下到百余子，黑方已经开始得意了，”大局已定，黑当赢矣！”

    “不对。”刘仲甫坚持下下去。又下了二十余子，刘仲甫忽然把棋盘上的棋子全都收了。一时，黑方和观众都觉得莫名其妙。待醒悟过来，紫霄宫一片喧哗，人们纷纷指责刘仲甫不守信义，怕输赖皮。

    刘仲甫从容不迫，他对众人说：“我是江南人，从小喜欢下棋，对此有点研究。这回去京城，就是经许多人的推荐，看能否补上翰林祗应的职务。钱塘是个大地方，棋坛高手多，下棋的人都称这里为一关。我想，如果我的棋艺在这儿还能胜人一着，也算过了一关，我就继续往前进京去。我来这里已住了十来天了，天天与人下棋，但还没发现真正的高手，所以才挂出幌子，并不是我太狂妄……”说着，刘仲甫拿出棋子，摆了这十天来他赢的十余盘棋，观棋的人一个个目瞪口呆，十分惊诧，紧接着，刘仲甫把刚才下了一半的棋又摆出来，不差一道。他指着棋局说：”依你们看来，此局黑棋必赢。可我已经看出一要着，只要使这一着，白棋可胜十余子。这着棋我先不说，如果有人能看出这着棋，我马上卷铺盖回家，从此不再下棋。”

    听了这话，人们议论的议论，苦想的苦想，谁都想一着压过刘仲甫。可是，谁也没有想出来。只好请刘仲甫下子。刘仲甫在不当敌之处放下一子，众人看不出有什么奥妙。刘仲甫解释说：“此着二十着后方才用得上。”棋局继续进行。刘仲甫多在边角上投子。下到二十余着后，果然遇着此子，顿时局势大变。最后收子时，白棋胜了十三路。观众无不信服，对刘仲甫高超的棋艺敬佩不已。

    刘仲甫著的《棋诀》，是对王积薪《十诀》的发展。刘仲甫结合以前历代棋家的经验，把围棋实战中各种着法，各种变化，各种次序，在理论上概括为布置、侵凌、用战、取舍这四个方面，并对各方面做了深刻的阐述，提到了围棋战略的高度。

    《棋诀》从理论上阐明了布局的重要性。第一次从战略的角度提出布局问题。刘仲甫准确地指出了布局的原则，在着法上也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见。刘仲甫认为，布局是围棋之基础。

    从全局、从战略上重视打入，是刘仲甫围棋理论的又一特色。他提出了进攻的时机问题，总结了打入的普遍原则。

    刘仲甫对战术上的对杀，持慎重态度。他认为不可轻举妄动，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棋诀》的精彩之处，还在于它把任何一个局部得失，都放在全局加以考察。对于实战中的取舍，刘仲甫也有独特的创见。

    总的说来，刘仲甫的《棋诀》较之前人的棋书，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刻地总结了围棋的一些规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较高的价值，是围棋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第二节：四棋手争霸棋坛

    刘仲甫独霸棋坛足有二十年，但人终老，棋终衰，不断涌现的新棋手，不少人跃跃欲试，想压倒刘仲甫的棋霸地位。当时敢于和刘仲甫一争高低的三位棋手是：祝不疑、晋士明、王憨。

    绍圣初年，祝不疑进京去礼部办事，同乡硬把他拉到寺庭里观国手下棋，正巧这天刘仲甫也在那儿。在人们怂恿下，不疑与他下了一盘。一上来，不疑请仲甫让子。刘仲甫说：“非高手不到这里下棋。在这儿下棋是对子才行。连先后都还得争呢！”最后，还是刘仲甫让先，这盘棋下到终局，祝不疑败三目棋。他又问刘仲甫：“现在是不是可以让子了？”刘仲甫说：“我看你的棋，开始阶段走得很好，要照这样下，我是不能让先的。可惜后来不怎么理想。你如果还这么下，我让五子也可以，岂止是让先。”祝不疑笑而不语，他们又下了第二盘。

    这盘棋不是让先而是分先了。 下到三十余子， 刘仲甫突然停下，拱手问到：“官人贵姓？家住何处？”祝不疑的同乡忙回答道：“他是信州的李子明。”刘仲甫说：“我虽不出京城，但天下有名的棋手我都知道。这几年，听说衡州有位祝不疑，棋力甚强。听人说他今年秋天被州府推荐，进京做官了，不知你是否认识此人？”停了一下，刘仲甫有点抱歉地告诉不疑：“我今天和朋友有约会，这盘棋下不完了，以后有机会，我一定登门拜访，我们再接着下。”说完就准备走。这时不知是谁告诉他，刚才和他下棋的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祝不疑，刘仲甫感叹他说：“真是名不虚传。”

    后来，刘仲甫去看望过祝不疑数次，奇怪的是，从来不谈棋。也许刘仲甫已看出祝不疑棋力不凡，怕下不过他，使自己国手之名蒙羞。《春诸纪闻》中就有这样的评价：“近世士大夫棋，无出三衢祝不疑之右者。”

    王憨的棋力可能与刘仲甫不相上下，可惜在棋坛上活动时间太短，过早地去世了。《铁围山丛谈》里写到：“有棋手王憨者，以其能迫仲甫，未几而痛心死。”

    后起之秀晋上明也是刘仲甫的劲敌。政和初年，晋士明年方二十八九，棋力已在仲甫之上，甚至高出两道有余。他下棋左右纵横，神出鬼没，很有特点，名噪一时。刘仲甫知道后，主动找他对局，果然连吃败仗。书上说刘仲甫“为晋士明再四连败之。”（往一）

    《宛委余编博物志》上也有评价，认为：宋朝时，继唐朝王积薪而棋品最高的，要算江南的刘仲甫。当时能与刘仲甫抗衡的，有王憨。后来出现的祝不疑，棋力比刘仲甫高“一道许”，再后出现了晋士明，“河东晋士明高仲甫两道许。”刘仲甫独霸棋坛的局面就此结束。

    王世贞在《弈问》中认为，刘仲甫高于王积薪，确是水平问题。而祝不疑、晋士明高于刘仲甫，则是利用了刘的弱点，况且，刘仲甫那时年事已高，祝、晋二人则是风华正茂之时。

    此外，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棋手是王与珏，他与刘仲甫在东京万胜门里长生宫对弈的场面，被描绘在《长生图》里，流传至今。

    宋哲宗元佑九年，刘仲甫、王珏和另外两位棋手杨中和、孙先，曾在彭城举行四人联棋赛，这个遗局被称为《四仙子图》。

宋太宗赵光义

    第三节：阿谀之徒，留子保命

    宋朝除上面提到的几位名棋家，还有一位不能忽略，这就是宋太宗赵光义。

    宋太宗非常喜爱围棋，据《通志》，《宋史艺文志》及《皇朝类苑》记载，太宗著有《棋图》一卷，《御制角局图势》数卷。但这些围棋著作现已亡佚。

    据说，宋太宗常常做些“棋势”（即死活图势）考朝臣们，相传太宗曾制过三个棋势：“对面千里”、“独飞天鹅”和“海底取明珠”。《忘优清乐集》里保存了前两个，后一个已经失传。宋太宗的棋势比较深奥，朝臣们都不懂，纷纷上表请求皇上再别出了。宋朝文学家王禹傅，曾在他的诗中，把这些棋势描绘为“天机秘密通鬼神”。

    宋太宗有“善弈”、“绝格”之称，当时的一些国手都下不过他。这里面有没有些虚假成分就很难说了。这些棋手很可能为取悦皇上，并未全力以赴。当时的棋待诏贾玄，棋力显然在宋太宗之上，可他每回陪太宗下棋，太宗都让他三子，贾玄却每回必输一路，连宋太宗都知道贾玄并非真输。有一回，宋太宗对贾玄说：”今天这盘棋，如果你赢了，就赐你一件红衣裳，如果输了，就把你扔到泥水里去。”一局终了，不胜不负，成了和局，太宗说：“我是让了子的，下成平局，应该算你输。”说完，命左右把贾玄架出去扔到泥水里。不料贾玄立刻大喊大叫起来：“我手里还有一子呢！”太宗大笑，即把红色锦衣赐给了他。（注二）

    贾玄品质恶劣，他那种为取宠于皇帝而不择手段的作法，当时一些朝廷大臣也很反感。《湘山野录》中说贾玄“悦惑明主”，使皇帝终日迷醉于围棋，不理朝政，冯元仲的《弈旦评》也说贾玄是“不死不生”的人，是阿谀奉承之徒。

    其实，真正喜欢围棋的人，以实力相拼为乐事。以输棋讨好对方，对方未必高兴。有人无意取悦皇上，倒被皇上赏识。那时有个名叫郭赞的平民百姓，有一天正在庙里与和尚下棋，忽听得外面呼喊：“南衙大王（宋太宗未当皇帝时，有此称呼）来了！”当时，老百姓是不可随便见大官的。郭赞慌忙找地方躲藏，连棋局都没顾上收。 太宗进庙， 发现了这盘残局，很惊讶。他问和尚正在和谁下棋，和尚说：“郭赞”。太宗马上命令左右将郭赞找来，郭赞哪里还躲得住。和尚把他引到太宗面前，太宗问他写不写什么文章。郭赞恰好有诗稿放在桌上，便取来给太宗。诗稿第一篇里有这么两句：“高低草木芳争发，多少龙蛇眼未开。”太宗看后大为欣赏，认定自己发现了一个人才，回府时，郭赞便成了他的随员。不到一个月，太宗当了皇帝，郭赞也做了“随龙思命官”。十年后，郭赞官至“公辅”。（注三）

    宋太宗对善弈者大概都能厚待。《宋史·钱椒传》中提到，吴越国王钱椒，也是位围棋好手，归顺宋朝后，宋太宗曾赐他“揪棋局”，“水晶棋子”，并在谕旨中写明，可用他赐的棋盘、棋子来消磨时间。

欧阳修

    第四节：庶民与大夫同好

    北宋善弈者绝非几个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有位被一班士大夫称作“昏浊垢秽不可近”、“不足置之樽俎间”的“里巷小人”叫李重恩。他的棋力很高，“颇为人所称，举世无敌手”。（注四）

    可惜，关于下层人民的棋事，史书上的记载寥若晨星。

    宋代的几位大政治家、文学家都是棋桌边的常客。范仲淹曾以”一子重千金”的诗句描写下棋，还立下过“吾当著棋史”的宏愿。

    王安石也是一位棋迷。《冷斋夜话》记载他曾与薛昂下棋赌梅花诗一首，谁输谁写诗。结果，薛昂败了。论理该他写诗，可薛昂苦思冥想了半天也没写下一句。王安石无法，代他写了一首。以后，薛昂去金陵做官时，便有人就这事写诗挖苦他：“好笑当年薛乞儿，荆公（即王安石）座上赌新诗。而今又向江东去，奉劝先生莫下棋。”

    欧阳修的棋也相当不错，他自号“六一居上”，六中之一便是围棋，《潜确类书·僧宝传》里有段记载，说欧阳修听说浮山上有位法远和尚，不同俗人，特地去拜访他。见面后，欧阳修颇感失望，从外表上看，法远和尚没什么特别之处。欧阳修自觉无聊，便与一来客下棋消遣，法远和尚陪在一旁观看。下着下着，欧阳修突然停住不下了，他转过身去，请法远和尚就围棋之道谈论人生哲学，法远和尚并不张惶，击鼓、升座，香烟袅袅，而后开言道：“肥边易得，瘦肚难求，思行则往往失粘，心粗则时时头撞。休夸国手，谩说神仙，赢局输等即不同，且道黑白未分时，一着落在什么处？”停了许久，法远和尚又说：“从来十九路，迷悟几多人？”听得欧阳修连连点头，称赞叹息不已。

    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博学多能，尤其喜欢围棋，他曾以数字方法解棋，还提出了四人联棋赛取胜的方法。（注五）

    官吏着棋之事记载颇多，《宋史·李恽传》说李恽喜欢棋与酒，以致影响公务，北汉王刘继元对他此点很不满意，但李恽不以为然。一回李恽正与一个和尚下棋，刘继元命令派人前来把正下着的棋盘给烧了。李恽不慌不忙地到刘继元面前，向他谢罪。刘继元把他训斥了一顿。但次日李恽又做了个新棋盘，依旧沉溺于围棋之中。

    据说开封府户曹毛经下棋而不误事。他和人下棋时，府尹要他放下棋子，去处理案件，毛经说：”处理案件和下棋没什么冲突，可以各不妨碍。”他叫人把状子拿来读，他一边下棋一边留神听状子，结果，棋也赢了，案子也处理得很好，博得府尹的夸奖。（注六）

    可见，围棋是受各阶层喜欢的一项文娱活动，宋朝潘慎修在献给宋太宗的棋说中说：“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兼，信则能克，君子如斯者，庶几可以言棋矣。”其实，将“仁、义、礼、督、信”用于围棋实战中，极为勉强。（注七）

宋高宗

    第五节：莫与皇帝说知道

    南宋官吏也都爱好围棋。抗金名将宗泽在金人离汴京不远时，仍在和客人下棋。当时京城人都很惊恐，宗泽部下来问他怎么迎敌，宗泽笑着说：”何必如此张惶，有刘衍等大将在外，一定能抵抗住敌人。”说完，继续下棋。然后，他挑了数千名精锐战士，埋伏在敌后，金人正与刘衍大战，忽然伏兵杀出，前后夹击，金人大败而逃。（注八）

    宋高宗喜欢围棋，《择尘余语》说，当时的著名棋手，御前祗应沈之才常在宋高宗面前与人对弈，有一回宋高宗提醒他不可大意，他随口答道：“知道了。”不想触怒了宋高宗。宋高宗命人打了沈之才二十大板，井将他驱逐出宫，以此显示皇威不可辱没。

    宋孝宗在” 万机余暇， 亦留心棋局。”他常把国手赵鄂召进宫里陪他下棋。（注九）

    著名诗人陆游自幼酷爱围棋。一生中写了许多吟咏围棋的诗篇。

    大哲学家陆九渊，年轻时，白天观棋，夜间读谱，潜心研究，后来战胜了不少名手。（注十）

    民族英雄文天祥也是好棋手，《宋史·刘沐传》记载他与刘沐对弈，经常“穷思忘日夜”。文天祥身后，遗留下近二十首描写棋弈的诗篇。

    南宋时，又出现一位著名的女棋手。她叫沈姑姑，棋艺很不一般。据《太平清话》里记载，她因擅长围棋而在内廷奉职。

    金、元时期的棋手见于记载不多。我们现在只知道金朝的围棋竞赛制度与宋朝相仿。金世宗时，贵族宗室中棋风甚盛。据《金史》记载，围棋赛中还曾闹了一起纠纷，监察御史梁襄因此受了处分。

    金朝时被推为全国第一的棋家是张大节。他曾被召至宫中与礼部尚书张景仁对弈，张景仁也是一位著名棋手。（注十一）

    据《中州集》上说，金史公文章书法“皆有前辈风调”。围棋也“绝人甚远”。

    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爱好围棋，身边聚集了一些名手。宫中下棋者甚多。元人袁伯长有《宫娥弈棋图》诗，描写了宫女们下棋的情景。

棋经十三篇

    第六节：《棋经十三篇》及其它

    宋、元时，出现了三部重要的棋书，直接影响后世，在围棋发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这三部书是：《棋经十三篇》、《忘忧清乐集》和《玄玄集》。

    《棋经十三篇》在宋仁宗皇佑年间问世。它的作者，有人认为是张拟，有人认为是张靖，尚未有定论。

    《棋经十三篇》的《序》，对整个围棋的形势进行了分类，谈到围棋着法与战术，与兵法相似。《论局篇》对棋盘进行了解释。《得算篇》则强调计算关系到一局的胜败，因此要心中有数。《权与篇》谈的是布局，指出了布局的重要性和原则，《合战篇》则全面周密地提出了实战中的各种问题，这是全书最重要的篇章之一。《虚实篇》主要探讨战术进攻的原则。《自知篇》把有无自知之明提到了胜败的高度加以阐述。《审局篇》要人们特别重视棋局形势的变化，做到成竹在胸，《度情篇》从各个方面讨论了态度问题。《斜正篇》谈的是棋风问题。在《洞微篇》中，以变化的观点探讨了围棋战术，列举了战术上一系列原则。《名数篇》归纳了下子的三十二种术语。《品格篇》把棋力的高低分为九段。《杂说篇》则比较芜杂，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提出了棋手的品质作风问题。

    《棋经十三篇》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系统性。我国古典围棋理论，从尹文子和太叔文子算起，中经班固《弈旨》、马融《围棋赋》等，到了敦煌写本《棋经》和王积薪的《十诀〉，才逐渐开始系统化。但真正建立起一个体系的，还要算《棋经十三篇》。这标志着我国古典围棋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棋经十三篇》比起以往的围棋理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论述更加深刻、更加全面了。特别是涉及围棋战略、战术的篇章，充满了辩证法的观点。如“棋有不走之走，不下之下”，“有先而后，有后而先”，“有始少而终多者，有始近而终远者”等等，都是妙绝千古的真知灼见，这是这本书的另一重大价值。

    此外， 《棋经十三篇》 还第一次阐述了棋手的品质作风等问题。书中提出了“胜不言，败不语”，”安而不泰，存而不骄”等评走棋手品质作风的标准，认为这关系到一局棋的输赢，关系到棋手水平的提高。这些观点至今还为棋手们所称道。

    总的来说，《棋经十三篇》运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总结了历代下棋的宝贵经验，全面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的围棋理论。这是围棋史上最重要的理论著作。

    《棋经十三篇》问世九百年来，历代棋手都受到了它的影响。据《棋经十三篇·跋》的记载，此书一问世，就受到包括刘仲仲甫在内的宋代棋手的重视，“人人皆能诵此十三篇”。刘仲甫以后许多棋手为之作注，至元代，晏天章、严德甫“会诸家之要”，撰成集解，《忘忧清乐集》、《玄玄集》等书都全文收录《棋经十三篇》。对今天的棋手来说，它仍有惜鉴、指导作用。

    李逸民编著《忘忧清乐集》是这一时期的另一部重要棋书。

    《忘忧清乐集》书名来自宋徽宗的题诗：“忘忧清乐在枰棋……”，全书分为四部分：一、文字部分，包括《棋经十三篇》、《棋诀》、《论棋诀要杂说》等重要著作；二、全局棋谱，其中有著名的《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四仙子图》等；三、边角的着法，包括有座子的与无座子的着法；四、棋势，每个势子各有专名，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局部死活。

    《忘忧清乐集》的价值，在于它保存了《棋经十三篇》、《棋诀》等重要论著，保存了一些古谱（包括宋代大棋手刘仲甫的对局），而书中所载的那些边角着法和棋势，也不无参考价值。

    《忘忧清乐集》在元、明两朝，流传并不很广。清初钱曾见到此书，非常高兴（见所著《读书敏求记》），清嘉庆年间，黄丕烈收集到仅存的宋刻本。本世纪初，徐乃昌依宋刻本影摹出版了《忘忧清乐集》，从此流传下来。

    元朝也流传下来一本驰名中外的棋书——《玄玄集》（又名《玄玄棋经》）。该书由元代大棋手严德甫主编，晏天章帮助整理刊刻。这本书刊印于元至正年间。

    《玄玄集》书名来自《道德经》中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用来比喻棋图着法精妙的。全书共分为”礼”、“乐”、“射”、“御”、“书”、“数”六卷，内容比《忘忧清乐集》还要丰富。第一卷也是文字部分，收有班固的《弈旨》、马融的《围棋赋》、皮日休的《原弈》、吕公的《悟棋歌》、《四仙子图序》、张拟（一作张靖）的《棋经十三篇》、刘仲甫的《棋诀》等篇。二、三两卷，重点是边角走式，还有让子局谱和术语图解。四、五、六三卷，共有三百七十八个棋势图，是全书中最重要的部分。

    《玄玄集》在我国古代有深远影响，直到今天，价值仍很大。在日本，此书也很受重视。

    （注一）宋《铁目山丛谈》
    （注二）明 彭大翼《山堂肆考》
    （注三）宋《春诸纪闻》
    （注四）宋·欧阳修《归田录》
    （注五）《明道杂志》
    （注六）《山堂肆考》。
    （注七）《宋史·潘慎修传》。
    （注八）《宋史·宗泽传》．
    （注九）南宋 张端义《贵耳集》
    （注十）南宋 罗大经《鹤林玉露》
    （注十一）《金史·张大节传》

以棋会友

第八章  名手无数的明朝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

    第一节：国手不让皇帝棋

    围棋到了明代，又是一番面目，与唐、宋不可同日而语。无数的名手相继涌现出来。

    明太祖朱元璋很喜欢下围棋，相传南京胜棋楼就是他和徐达下围棋的地方。不过，在历史上，他却是以禁棋出名的，他曾下令：“在京军官军人……下棋的断手。”（注一）又建造了“消遥楼”，专门囚禁下围棋的老百姓（注二）。这些戒律和作法，阻碍了围棋的正常发展。但围棋到了明朝，已势不可挡，名家好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相礼是明初大国手，多才多艺，能诗善画，“尤精于弈，当世无敌”。明太祖虽说禁止别人下棋，却禁不住自己对围棋的嗜好。他曾把相礼召至京城，命其与燕王对弈，并赐以重赏（注三）

    比相礼晚十余年的楼得达也是江南人，他为人所知时，相礼独霸棋坛已相当久了。《宁波府志》上有一段楼得达与相礼比弈的故事。那是永乐初年，明成祖把楼得达召进京，命他与当时的棋霸相礼对局，相礼很骄做，自以为天下第一，胜券稳操，因而瞧不起楼得达。赛局未定，明成祖已命人悄悄地把画有冠带的纸放在棋盘下，准备赐给胜者。棋一连下了几盘，结果楼得达大胜相礼，明成祖当即赐予冠带，相礼独霸棋坛的时期就此告终。

    其实，当时能抵挡相礼的棋手，也许不只楼得达一人，限于古时交通不便，不可能都有进京交锋的机会。据史载，吴中一带的唐理，棋力也不弱，他曾在阳羡山中，遇上一位道士，并和这道上下了三天三夜的棋。唐理还把下棋的本事亲授给他的女婿，后来他的女婿棋力与他相当，能同他一决雄雌。（注四）

    假如唐理能有幸被召入京，恐怕也会与那些棋霸争个高低。明代许多棋手都很好强，甚至连皇上都不让。刘景就是这么一位棋手，他常陪明成祖下棋，经常是以他的胜利告终。成祖下得没情绪了，对刘景说：“你不可以让让我么？”刘景回答：“可让的我让你，不可让的，我是不能让的。”刘景与贾玄在这点上形成鲜明对照，刘景真不辱棋手这一称号。（注五）

    明仁宗年间，朱熊棋艺颇有名气，到了明孝宗时代，称雄棋坛的，是越九成。他进京下棋，没有敌手，顿时名声大震，孝宗知道后，马上将他和京城名手一同召进皇宫下棋，赵九成有许多独出心裁的招式，连连得手，看得孝宗大开眼界，赞叹道：“真国手也！后来，孝宗赐了赵九成一个官职（注六）

    当时棋坛还有一位“怪手”叫范洪，《宁波府志》记载，他“弈棋以自娱，与人弈，常随其人高下，不求大胜，然终不一挫衄。”当时人把他与画家吕纪等三人，合称为“四绝”。

鲍一中

    第二节：棋坛三派

    围棋到明武宗时，名手已多如牛毛，并逐渐开始形成流派，各派的棋风显示出不同的特点，这是围棋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据《弈旦评》、《宛委余编博物志》记载，明武宗时，棋界形成三派。

    一派为永嘉派。这一派中鲍一中年龄最大，出名也最早。他又名鲍景远。著名作家吴承恩著有《围棋歌赠鲍景远》，上面说鲍景远二十岁时，已被誉为海内第一，“纵横妙无匹”，“处处争雄长”。四十多岁时，还参加过几次著名的围棋比赛。吴承恩称他为“棋中师”，王世贞说他“弈品第一。王世贞认为鲍一中棋风特点是“巧”。这一派里的李冲比鲍一中出名晚，棋力似乎也不如鲍，被评为第二。他自己对此不服。到了暮年，曾与京师派李釜交战，惨败而归，以致不敢再与李釜对弈。这一派里还有几位较有影响的棋手，他们是周源，徐希圣，周厘。前二位出现较晚，周厘与鲍一中同时，鲍称他的棋鲡“咄逼人”，甚至有点怕他。

    另一派为新安派，这派的汪曙比永嘉派的鲍一中棋力差些，晚一些的程汝亮是这派的中坚。程汝亮字自水，《仙机武库》和《弈时初迭》中都收有他的遗局，其局”布局工整，奇正迭出，取舍各尽其妙。”王世贞认为他有以守为攻的特点。他与京师派的李釜也是劲敌，他败的次数多些，也是心里不服气。可惜过早地离开了人间，未能最终争回这口气。

    第三派为京师派，有颜伦、李釜这些高手，颜伦工于计算，常常不差一道。他遍游全国，很少对手，王世贞说他棋风稳健。李釜又名李时养，他比颜伦稍晚，但棋力不在其下，能与颜伦争高低。颜伦就因为怕输给他有碍名声，不敢与他抗衡，躲到吴中去了。前面已经提到，永嘉派的李冲，新安派的程汝亮都曾是他手下败将。吴承恩在《后围棋歌赠小李》中，认为他棋力“绝伦”，王世贞说他偏于力战。

    在《宛委余编博物志》中，王世贞评价说鲍一中、程汝亮、颜伦、李釜四人虽然风格各异，攻守侧重不同，但此四人“以当明第一一品无愧之”。

方新替父赢棋

    第三节：少年棋手“未可量也”

    继三个流派之后，几位少年棋手，初露头角，一鸣惊人，很受重视。

    福建人蔡学海是少年棋手中较有影响的一位，撰有《蔡学海遗谱》，今尚存。余姚人岑乾也是一位少年棋手。《绍兴府志》上说，余姚一向风行围棋。岑乾很小的时候，跟随父亲游武林，一出去就是一天，家里人不知道他玩什么，为何如此着迷。 后来他才告诉家里人，是和一些孩子下棋。长大 以后，棋下得更好了，他便进了京城。一班达官贵人都请他去下棋，一时名声大震。当时，号称“天下第一手”的颜伦住在京城，他已是龙钟老叟，也把岑乾请去下棋，但败在岑乾手下。但岑乾赢他也是经过一番鏖战的。岑乾曾对别人说，“我与颜伦下棋，必须闭门静养十天才可以。”可惜，这位早熟的棋手不到四十岁就亡故了。他曾著有《弈选》一

    另一位棋手更不简单，可谓围棋天才。他是江都的方新，又名渭津，字子振。《江都县志》上记载，方新六七岁时就会下棋。小时候，他父亲与人下棋，把他放在膝上，下到半场时，方新捂着爸爸的耳朵，悄悄告诉他应在那儿投一子争取主动进攻。爸爸哪能轻信儿子的主意，根本没把方新的话当回事。结果客人赢了棋，还对方新父亲戏言道：“小孩子那能看出我的漏洞？我是不怕攻的。”小小的方新竟不服气，当下复盘，非但一子不错，而且在他提示父亲的地方投下一子，并按他的方案大力进攻。把客人杀得大败。《江都县志》上称方新“精弈有神解”，少年时，已成当地棋王。王世贞曾路过方新的家乡，听说有此神童，当然不肯错过。他正好与“海内第一品”李釜同行，征得友人同意，王世贞为方李二人摆开棋局，第一局，李釜得手，但仅赢一子，第二天，方新又来下，终于战败李釜。对于他的神力，人们无法理解，便流传出一个传奇式的故事。说方新小时候在月下偶遇一位老人。老人见面便问他：“你喜欢下棋么？如果喜欢，明天一早到唐昌观找我，我教你。”第二天，方颗果然去了，进门一看，老人已等候在那儿。老人生气他说：“与老年人约会，年轻人不该迟到。若有诚意，明天再来吧！今天不教你了！”方新恭恭敬敬他说：“我记住您老人家的话了。”次日，方新天没亮就起身了，赶到唐昌观，斜月挂在天上，一抹银光撒在紧闭的大门上。方新在门口静静地站着，不一会，老人拄着手杖，踏着月光来了，见方新已在等他，高兴他说：“现在可以教你了。”老人说着在地上铺上棋盘，一五一十地教了方新四十八种变化，每种变化不过十几着，但都是真正的杀手铜，从此方新海内无敌。《甲乙剩言》的作者胡应鳞把这事记了下来，不过也是将信将疑，有一回路过清源，他找到了方新，问他有无此事。方新的回答是：“这是好事者编造出来的。”

    棋力不可能借助什么不可知的神力，全凭研习，磨砺。方新自小确实喜爱棋艺，八岁上私塾时，便常在功课完成后的时间下棋。先生认为这是不务正业，还打过他。后来见他实在着迷，而且确也下得有点水平，方才同意，这样到了十三岁，天下棋手没有不知方新的了，以后，他还写过一本题为《弈微》的围棋著作。

王世贞

    第四节：又是一朝文武臣

    一朝过去，又是一朝，皇帝大臣换来换去，爱好围棋始终不变，棋手越来越多。

    明世宗到明光宗期间，著名棋手名单又可开出一长列。

    嘉靖八年廷试探花邢雉山，“以围棋擅名”，他与文学家李开先同榜。李写有《寄邢雉山》一诗，内有“敲棋是处皆无敌”的句于，对邢雉山的棋艺很是推崇。

    前面已多次引录大文学家王世贞在《弈问》、《弈旨》中对一些棋手的评价，他也是这一时期的人。 能写出这样高水平的围棋专著， 是有很高的围棋修养的，《宛委余编博物志》讲王世贞小时候就爱看鲍一中下棋，但当时尚”不能悉其妙”，后来又看颜伦、李釜、程汝亮下棋、“忘寝食者数”。他与当时一些著名棋手都有交往，与李釜私交尤深，常在一起谈论围棋。

    嘉靖壬子年举人施显卿棋艺不错，《无锡县志》说他做过县官。晚年棋艺更加精湛，天下无敌手。不过后来还是被后起之秀祝万年杀败。他很不服气，也没有办法。《无锡县志》上还说，万历庚子年间举人秦延焘棋力甚强，在祝万年之上。

    生于隆庆末年的王寰，当时棋名也很大。他曾与上文提到的神童方新对垒，争霸棋坛。当时的王公大人都以与他结识为荣。因他是六合县人，俗称“王六合”，很是炫耀，被视为天下第一名手。冯元仲在《弈旦评》中，将王寰称为“极高之低手”，说他的棋“局小，但善守，而能收局。”看来他以稳扎稳打见长。（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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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嘉人陈谦寿是位性情豪放的棋手，曾多次游历燕、赵等地，以棋会友，驰名天下。邵太仆曾把陈谦寿三字刻在棋盘上，对他非常器重。陈的诗也不错，组织过“诗弈社”，他也写过围棋书。（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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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具瞻也是一大家。《休宁县志》上说他天资聪敏，自小对围棋一往情深，十多岁便“擅名海内”，“海内遍有小苏之名”。因少年学成，在棋坛上活动时间很长，直到明末，苏具瞻还与朱玉亭、林符卿、过百龄等较量过。他的著作《弈薮》六卷，自成一格，备受棋界赞誉。《休宁县志》说此书“古今第一，后来棋谱，皆从此脱胎。”它的特点是：各谱一律白先；布势选择局中最精彩部分；书中对《棋经十三篇》的解释通俗易懂；官子、定成、死活等残局，都是常见的，而且比较实用。

以江用卿为原型改编的动画《围棋少年》主角江流儿

    第五节：明末数家

    明朝末年围棋名家仍不断涌现，可以载人史册的不下三十，这里将其主要代表，介绍一下。

    雍熙曰是被士大夫们赏识的棋手， 当时有位叶台山相国， 就特别器重雍熙曰（注十）冯元仲在《弈旦评》中，谈到雍的棋风时，评价为“能以收著胜人。”他著有《弈正》一书，收录了不少名谱，书写得浅显易懂，很适于初学者阅读。

    朱玉亭是皇家宗室，《弈旦评》说他的棋风承王寰一路，“以资得”，“巧而善战”。但“巧可加于不己者，至遇大敌，则巧无所施矣。”所以冯元仲认为他不
善着大局。

    “局极大，弃取变幻，为诸人冠”的是范君南。他棋力低于王寰，但天资过人，因而敢下大局，棋风洒脱，不过往往“收局无成”。《弈旦评》称之为“极低之高手”。

    明末北京下棋的百姓甚多，当时艺坛有八绝，其中一绝就是阎子明的围棋，据《宛署杂记》记载他与人对弈，尚在布局阶段，就能预知输赢多少，而且计算得很准确，他的记忆力很强，复盘不差一子。

    十分难能可贵的是，《登州府志》上介绍的一位自学成才的国手黄旦，他是登州文登县的村民。学成后曾游历四方与人对弈，这是史册上记载的为数不多的出身贫贱的国手之一。

    另一位下层出身的国人叫江用卿，他最初只是爱看别人下棋，看而不厌。没几个月，他就看会了，一盘棋不到中盘，他已能预测胜负。他也到过不少地方，没有人能胜他。当时的大学士何艺岳、周挹斋等，都请他去下过棋，江用卿是个有骨气的人，从不用棋去讨好人，《婺源县志》上说他：“局中不知有相国，局外亦不自说为相国客也。”因而很受人们敬重。左司马孙皖桐，曾写了首诗赠给他，其中有一句是：“座上无非且无刺，酒中能狷（耿直的意思）亦能狂。”江用卿棋力很高，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江少年时，游天台遇“异人”教棋。说他下棋不是模仿棋谱，而是”奇创变幻”，是“有神助”。

    神话固然不可信，江用卿不墨守成规，在于其刻意钻研，多下多练。江用卿为了下棋，差点被人给卖了。《柳轩丛谈》记述了他的一个故事。有一回，有人找到江用卿舍下，说江北某大官请他去下棋。江用卿听说下棋，从不拒绝。他换了衣衫，夹上棋盘，随来人到了中州大官府外。来人让江用卿在门口等候，自己先进去了。江用卿在门外等了半天，那人还没出来，原来那人是个骗子。他跑到大官面前捏造说：因为家穷，儿子多。无以为生，不得已，想把儿子卖给有钱人当奴隶，大官当时便立了文书，给了那人一笔钱让他把儿子领来，那人却推托说：父子情深如海，不忍面别，儿子就在大门外。说完他自己就先从后门走了。江用卿那知其中有诈，等了许久不见人出，正踌躇着要离开，忽听得一家奴唤他去挑水。他又奇怪，又气愤，不知怎么回事。一会儿，主人手持文书出来说：“这是你的卖身契，你父亲已把你卖了。”江用卿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活见鬼，明明是你不远千里派人请我来下棋的，怎么不说正经话！谁是我父亲？”他拿出棋盘给主人看。主人说：“那咱们俩先较量一下，如果你赢了，我就信你的话。”江用卿赢他自是不在话下，连赢几局后，那家主人反而十分高兴：“我虽然失去几两银子，但遇到了真国手，收益非浅，值得！”

    《武进县志》记载了一老一少两位国手。老的叫高海泉，九十多岁，仍然喜欢下棋。小的叫邹元焕，十三四岁就有棋名，与过百龄、盛圣逢等大棋家齐名。

    著名画家盛茂烨的儿子盛大有年轻时就多才多艺，承父业擅长画山水兰竹，对围棋也十分精通，棋名很大，常与过百龄、吴孔柞等角逐。直到清初还很活跃，来往于江淮之间， 康熙年间为黄龙士所杀败。 盛大有的棋风特点，徐星友评价说：“大有自成一家，局面欠醇正。”黄龙士说：“盛当局中窘迫之际，亦有生机本领，自有过人处。”看来盛大有下棋比较呆板，不够灵活多变，但也不无退守之招。

    在众多国手中，也有自大之人，《弈旦评》中提到林符卿，说他常对人宣称：“要是没有我，四海之内，尚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对我来说，不光能赢我的人找不到，就是对手也是没有的。我不去效法古人棋谱，而以棋盘为师。即使是神仙下凡，我也可以让他三子。”但是后来过百龄与他连战三局，他竟连败三局。

    明末还出现一位女棋手薛素素，她是明代唯一有史料可查的女棋手，她是苏州人，多才多艺，棋、诗、书、琴、萧、绣等，无不工绝，有“十能”之称，是位有才气的女子。（注十一）

过百龄

    第六节：围棋高峰过百龄

    围棋的高潮终于到来了。唐代的盛况，宋代的奇观，明代的瑰景，似乎都在孕育着这个高潮。这个高潮是由一系列名棋手的高超棋艺及重要的棋书发展而来的。掀起这个高潮的，是明末过百龄。

    清朝秦松龄写过一篇《过百龄传》，记述了这位高手的生平。

    过百龄，又字怕龄，名文年，生于无锡一个颇有名望的家庭，他从小聪明，喜欢读书，十一岁时，过百龄看别人下棋，很快就明白了虚实、先后、进击、退守的道理，“这没什么难学的！”他对别人说。以后他与人下棋，就经常取胜。这使得乡里人都非常惊奇。不久，有位、福清叶阁学台经过无锡，此人擅长围棋，棋品二级，很想在无锡找个对手下棋，乡亲们知道了，把过百龄找到学台面前。学台见对手竟是乳臭未干的小孩，惊讶不已，双方坐下后，连着几盘，都是过百龄赢。带百龄来的乡亲有点害怕了，就悄悄对他说：“学台是个大官，你怎么能总赢呢！可以假设败局呀。”百龄听后很生气地说：“下棋是小事，用这来讨好人，我感道羞耻。况且，叶公品德高尚，他怎么会和一个小孩过不去呢？”叶学台果然不计输赢，并由此十分器重过百龄，约他一同北上。过百龄以学业未完为名，婉言谢绝了。

    打那以后，过百龄名震江南，对棋艺也愈加精益求精了。没隔几年，过百龄觉得可以出去试试了，这时，京城的公卿们也已知道了他的大名，并写信请他去。过百龄决定北上。”

    过百龄到京后，便遇到了常与公卿贵族来往、骄狂一时的著名棋手林符卿，此人见过仅是一少年，很轻视他，有一天，公卿们聚在一块喝酒，林符卿和过百龄也都在座，自以为天下无敌的林符卿认为这是展示自己棋力的好机会，便对过百龄说：“你我同游京师，到如今都没交过手，今天我们何不各尽所长，较量一下。让公卿们也高兴高兴。”公卿们听了，纷纷叫好，并拿出银子作为胜者的奖品。但过百龄却一再推辞，执意不肯对局。林符卿见状，更得意非凡，逼着过百龄非下不可。无奈，过百龄摆下了棋局。第一局才下了一半，林符卿就感到局势不妙了，急得脸和脖子红一阵白一阵。过百龄神情自若，下得很从容，投子布局似乎随随便便，全不费力。第一局林符卿输了，他不甘心，接着又下了两盘，结果他未捞回一子。观战的公卿们一个个都呆了，林符卿一向是棋坛一霸，今天被过百龄战胜，霸主的位子不再是林符卿的了，于是，过百龄独步棋坛的时代开始了，他的名声也震动了北京。

    在这同时，过百龄住处的房主人因事被捕入狱，好心的朋友劝过百龄：“你是被捕者的房客，还不赶快躲起来，不然就大祸临头了。”过百龄不以为然，对朋友说：“主人待我很好，今天他有难处，我却跑了，这是不义的。而且，我与他交朋友，并没有干过什么坏事，为什么我要遭祸害呢？”一段时间里，与这家房主有交往的人都被捕了，唯独过百龄平安无事。没过多久，过百龄就回无锡隐居了。

    《无锡县志》中也有关于过百龄的记载，说他不论远近，只要是好手，就要前去与之较量，他自己请人来下棋，棋手们都不敢来。他是公认的国手。几十年间，天下棋手莫不“以无锡过百龄为宗”。

    清朝诗人钱谦益写过《京日观棋六绝》一首，特注明“为梁溪弈师过百龄而作”。诗写于清朝顺治年间，当时过百龄仍是棋坛霸主，至此，他执坛牛耳已数十年之久。钱谦益以“八岁童牙上弈坛，白头旗纛许谁干”概括了过百龄的一生。

    过百龄棋著很多，有《官子谱》一卷，《三子谱》一卷，《四子谱》二卷。

    《官子谱》价值很大，是我国古代一部全面地、透彻地研究围棋收官子的重要著作。此书现在日本已有译本。

    《三子谱》全名是《受三子遗谱》，可以说是一部围棋教科书，对于学棋，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本书里记载了二百零四种着法变化，其中“大角图”四十四变，“大压梁”五十变，“倒垂莲”六十变，“七三起手”五千变。此书由林符卿、周懒予、汪汉年、周东候、汪幻清、盛大有六人审定，校阅者前后共达二百二十七人。可见《三子谱》影响之大，传播之广。

    《四子谱》 着重于围棋的各种着法和变化， 其中，“镇神头式”六十一变，“倚盖式” 一百七十八变， “大压梁式”一百十一变，“六四起手式”三十变，“七三起手式”五十七变，共计四百三十六变。书上每图都有详细解说，非常精辟，有不少概括了围棋着法上的普遍规律，时至今日，仍能指导围棋实战。

    过百龄毕生从事于围棋的探索和研究，不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使我国围棋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继之而起的周懒予、黄龙士、徐星友等人，都是在过百龄打下的基础上，继续朝前发展的，直到清乾隆年间，出现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等一系列棋坛俊杰，使中国围棋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而这一切与过百龄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秋仙遗谱

    第七节：弈谱充栋

    明代棋书很多，明末《桔中秘》说：“弈谱充栋”，并非夸张之词。除上述以外，重要的还有：《适情录》二十卷，林应龙著，明嘉靖四年（1525年）刊印。前八卷包括棋谱三百八十四图，是林应龙与日本棋手僧中虚合编的。九卷以下为林应龙独自编写。此书用军事名词术语为题；并把棋盘分为九个区，称为“九宫”。

    《秋仙遗谱》十二卷，诸克明编，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刊印。此书是明代颇负盛名的棋谱。诸克明“性好弈，深知用谱之说”，他这部著作“每出新意，以补古人之不及”，编书的目的是使棋手们“俱有谱之可依”。

    《仙机武库》八卷，著者陆玄宇父子，是明万历年间著名藏谱家。此书是从当时几部著名棋谱及对局中选录编辑的，有很高的价值。后来过百龄重新整理、校订了这部书，使其内容更为丰富。

    《万江仙机》二集一百局，残本，明潞王朱常涝辑。据考证，这本书里辑的棋谱都是棋手拟出来的，即所谓“出局”，不是对局的记录。棋谱中有很多走法很奇异，与后来的走法不大一样。

    《弈旦评》一卷，冯元仲著。这本书较详细地记载了我国历代的棋手（尤其是明代棋手）和棋谱。这对于研究中国围棋史，颇有参考价值。

    除此而外，还有《石室秘传》，《石室仙机》，《弈时初编》等数种，在此就不一一例举了。

    （注一）《遁园赘语》
    （注二）《全陵琐事》
    （注三）《青浦县志》
    （注四）《无锡县志》
    （注五）《逊国记》：“刘长史璟，文成公次子也，尝至燕，文皇与弈，胜，文皇曰：“卿独不少让我耶。’璟正色曰，＇可让处则让，不可让，璟不敢让也”
    （注六）《宁波府志》
    （注七）《绍兴府志》
    （注八）《六合县志》
    （注九）《温州府志》
    （注十）《无为州志》
    （注十一）《红楼梦新证·文物杂考》

以棋会友

第九章  逐渐衰落的清朝时期

周懒予

    第一节：周懒予奇峰突起

    “诸子争雄竞霸，累局不啻千盘。”——这就是王燮在《弈墨·序》里描绘的清初棋坛盛况。当时，“海内国手几十数辈，往来江淮之间”，新老棋手交相竞逐，比赛频繁。老将过百龄仍独步棋坛，棋力不减当年，然而，“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不久，周懒予奇峰突起，棋力超过过百龄。他的生平事迹，周赏的《周懒予传》和徐星友的《兼山堂弈谱》记载较详。

    周懒予是嘉兴梅里镇人，名嘉锡，字览予，后来名声越来越大，因同音而被人讹传为懒予。周懒予的祖父周慕松，下得一手好棋，懒予五六岁时就喜欢看祖父下棋，并开始懂得攻守应变之法。几年后己精通棋艺，小有名气。郡国公卿中开始有人拿出银子请四方高手与周懒予会棋。懒予每次都得胜而归，所得银两孝敬父母，父母很为儿子自豪，从不阻拦他外出下棋。

    懒予长大了，小说又迷住了他，他爱读小说，也不误下棋。和人对弈时，对手握子思考的时候，他埋头读书，等对方投子之后，他再抬起头来应棋投子，然后接着看书。所以一局完了，对方常汗流浃背，他仍从容自如。而且，看小说一点不影响他对棋局细致的观察，有时，一局才过半，他就对人说你将输几路，待棋局终了，多半不差分毫。人们对他这种才能很是惊奇。

    这时，周懒予已和过百龄交上手，过百龄已进晚年，尚未遇对手。周懒予年轻力壮，棋锋锐利，他俩下棋时，观棋的人围得象墙一般厚实，虽然两人各有胜负，但周懒予显然已开始占有优势，这就是著名的“过周十局”。此后，周懒予在棋坛领先己成定局。

    没过几年，山阴的唐九经邀请天下名手在武林两湖下棋。当时去了十多人，周懒予名声最大，其他棋手便商议着联合对付他。开赛后，十几位棋手车轮大战，轮流出场与周懒予较量，共下了十来天，结果还是周懒予获胜。当时两位后起之秀周东侯、汪汉年，初出茅庐，棋力强盛，大有雄视一世的气魄，但也被周懒予杀败。
不过从棋谱看，每局胜负都在“几微毫发之间”，可见争夺还是十分激烈的。

    周懒予承袭了前辈优秀棋手的良好棋德，棋艺虽高，但很谦虚。开始与过百龄对弈时，为了表示对前辈的尊敬，几次坚持不肯下对子。实际上，周懒予当时棋力已在过百龄之上，他这么做，许多人不解。有人问他：“你的棋艺是不是到顶峰了呢？”周懒予说：“现在的棋手虽不如我，但每次局后复盘，我都能看出许多不当的地方，离顶峰还远呢！”

    周懒予出身贫寒，但并不珍惜金钱，他下棋得了不少钱，常在赌场上一下输光。最后，两袖清风，空手还乡。

    关于他的结局，有不少传说。有人说他去了西疆，被一位国王留住，在那几结婚并有了孩子。 又有人说他去大海中 的一个岛国，在那里受到了热情款待。较为可信的还是徐星友在《兼山堂弈谱》中的记载：“（周）东侯言懒予（与姚吁儒）对局后，未旬日而下世。”其时大概在康熙初期。

    周懒予的棋风特点是：变化多端，轻巧玲珑，处处争先。周员说：“究其（指周懒予）所以胜者，持先而不失也”。确实，处处争取主动权是他的最大特点，即所谓“宁输数子，不失一先”。

    徐星友在《兼山堂弈谱》 中， 还记载了周懒予在棋艺上的独创手段，他说：“过（百龄）周（懒予）倚盖起手，最为尽变。”从流传下来的过周遗局上看到的起手布局都是“倚盖定式”，着法紧峭，克服了前人创造的“镇神头”、“金井栏”等定式较松弛的缺陷。徐星友的书上还说：“应双飞燕两压，其着法始于懒予，最为醇正。”“双飞”着法沿用至今，它就是周懒予经常使用并使之流传开的。

    周懒予的棋著有《围棋谱》一卷。此书原本亡佚，现传的是同治十二年苏州复刻本。

    继周懒予之后，新起的著名棋手有汪汉年，周东侯二人，他们都被列入“清代十大家”之中。

    汪汉年，安徽天都人。清顺治年间，“汉年与周东侯遇于广陵，争胜负十余局，一时名噪，遂分秦晋。”据《眉山墅隐·跋》引录程兰如的话说：“汉年天分高，用意曲其精微奥妙。”汪汉年的著作，有《眉山墅隐》一卷，这是我国古代棋艺家编选时局谱中少偏见的典范。徐星友曾说：“季心雪《弈墨》、（周）东侯《弈悟》、（盛）大有《弈府阳秋》，皆抑人扬己，各有存私。此谱（指《眉山墅隐》）随弈随梓（出版），一秉至公。它如《不古编》有篡改之弊，《弈慧》、《弈涂》、《弈遇》之类，更不足道。《眉山（墅隐）》一谱，虽不无利钝，然大方正派，无纤巧之习，固当做视诸谱也。”

    周东侯，名勋，安徽六合人。青年时期与汪汉年棋力相当，中年后棋艺大长，超过了汪汉年。论者称他的棋“如急，浃回澜，奇变万状”，也就是说，他的棋路古怪多变，不拘一格。他最擅长攻杀，即所谓“偏师驰突”。周东侯认为，下棋是为了研究棋艺，不是为了输赢。所以，他赢了不骄傲，输了不气馁。他说：“局中义理之所在，务领推移应变，若稍有余蕴，必不能淋漓酣畅，高手以胜负源于胸中，故往往中止。”后来，黄龙士棋盖天下，当时棋手望风而靡，只有周东侯一人敢与他对弈。人称黄龙士为龙，周东侯为虎，周东侯因其棋高德尚，深得人们敬重。晚年，他专心培养后代，撰有《弈悟》，《二子谱》，《四子谱》等著作。

黄龙士

    第二节：黄龙士、徐星友争霸棋坛

    清初棋家如林，高手如波涛一般，一浪未平一浪又起。在过百龄和周懒予的基础上，中国围棋史上又出现两座高峰——黄龙士和徐星友。

    黄龙士，名虬，又名霞，字月天，江苏泰县姜堰填人。据《兼山堂弈谱》等书记载，他生干清顺治八年（1651年）或十一年（1654年）．黄龙士天资过人，幼小时棋名已闻达四乡邻里。长大点后，父亲就带他到北京找名手对弈，从此黄龙士棋艺大进。康熙三年他在门宁初谒杜茶村时，他的棋艺距国手还差一截，第二次谒见杜的时候，他已一跃而为国手。他与在棋坛驰骋五十余年久负盛名的盛大有下过七局，获得全胜。吕书舱说他下棋如”淮阴用兵，战无不胜”，在清初”群贤蔚起，竞长争雄”的状况中，黄龙士鹤立鸡群，”一切俯视之”，夺得霸主地位。前辈大家周东侯，此时棋力亦在黄龙士之下了，其他棋手见了他更是退避三舍，不敢与之较量。人们将黄龙士尊为棋圣，他和思想家黄宗曦、顾炎武等人并称为“十四圣人”，可惜黄龙大“享年不永”，刚到中年便撒手人寰了。

    黄龙士对局实践对围棋发展的最大贡献，在于他转变了围棋的风格。在他之前，棋风局面狭窄凝重。黄龙士使棋风大变，在其之后，局面开阔，轻灵多变，思路深远。

    对黄龙士的棋风特色，后人评价甚多。徐星友这样概括黄龙士的棋：“寄纤农于滔泊之中，寓神俊于形骸之外，所谓形人而我无形，庶几空诸所有，故能无所不有也。”“一气清通，生枝生叶，不事别求，其枯滞无聊境界，使敌不得不受。脱然高蹈，不染一尘，臻上乘灵妙之境。”总的来说，黄龙土对局时考虑全面，判断准确，力争主动，变化多端，不以攻杀为主要取胜手段。

    黄龙士的棋著有《弈括》和《黄龙士全图》．此外，邓元惠还将黄龙士的七十盘对局集成《黄龙士先生棋谱》一本，黄龙士对局中的精华大都收在其中了。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黄龙土为《黄龙士全图》写的《自序》。这是黄龙土自己丰富经验的宝贵总结，较全面地论证了围棋的战略战术，见解独到精辟，发人深省。如他谈到布局和全盘战略时说。“辟疆启字，廓焉无外，傍险作都、扼要作塞，此起手之概。”谈到攻守和战术原则时说：“壤址相借，锋刃连接。战则羊师独前，无坚不暇：守则一夫当关，七雄自废。此边腹攻守之大势。”谈到对形势判断时说：“地均则得势者强，力竞则用智者胜，著鞭羡祖生之先，入关耻沛公之后，此图失之要。”谈到策略时说：“实实虚虚之同，正正奇奇之妙，此惟审于弃取之宜，明于彼此缓急之情，”这些都是黄龙士从对局实战中总结出来的真知的见，也显示出黄龙士自己的棋风。

    继黄龙士之后称雄棋坛的是他的学生徐星友。据《杭州府志》记载，徐星友名远，钱塘人，他的书法绘画都很好，尤其擅长围棋，据说徐星友学棋时间较晚，最初是从师黄龙士，人说名师出高徒，””上徐星友专心致志，刻苦用功，所以棋艺进步很快。当他达到和黄龙士相差二子的程度时，黄龙士仍以三子相让与徐星友下了十局棋。因为多让了一子，先生要重展昔日之雄风已很困难了。这十局棋下得异常激烈，当时就被人们称为“血泪篇”。这十局棋之后，徐星友棋艺猛进，终于达到了与先生齐名的水平。

    徐星友出名后，和历代名手一样，开始游历京城，一班闲极无聊的达官贵人又如获至宝，徐星友取代前人，成了他们的座上客。对徐星友来说，京城只意味着更多的对手和机会，其棋艺则有了个更广大的发展天地。进京不久，徐星友就听说一位高丽使者，自称棋弈天下第一，徐星友前去会棋，结果一连赢了他好几局，徐星友进京一炮打响，从此声价更高。

    徐星友在京要站稳脚，自然也少不了与前辈棋手的一番恶斗。当时老棋手周东侯尚在，著名戏剧家孔尚任就曾在某显贵家观看过周徐两人对弈。这盘棋从吃完早饭时下起，每着一子，双方都沉思良久，琢磨再三，直下到中午方下完。计算结果，周东侯输了两子。老棋手十分诅丧，“袖手而去”。孔尚任观此局有感，写了一首诗：“疏帘清簟坐移时，局罢真教变白髭。老手周郎输二子，长安别是一家棋。”

    徐星友在棋坛上大约风云了四十余年，康熙末期，徐星友在京遇到新星程兰如，这回是徐星友自己落入周东侯当年的境地，成了程兰如手下败将。徐星友自知大势已去，从此隐归故乡，开始他的著作生涯。

    徐星友的棋风，最重要的特点是“平淡”。这大概是因为师承黄龙士的缘故。在徐星友写的《兼山堂弈谱》中，对他自己的棋风，有这样的论述：“冲和恬淡，浑沦融和”，“制于有形，不若制于无形”，“善战而胜，曷若不战屈人”，“闲谈整密，大方正派”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战屈人”，这是“平淡”的根结。所谓“不战屈人”，就是不靠激烈的厮杀获胜，而是一点一点地侵蚀，直到取得最后胜利。这可说是所有围棋战略战术中最难掌握的。这种含蓄、不露锋芒而又坚强有力的棋术，非一般人所能达到，它对后世影响甚大。

    徐星友后半生倾注全力撰写的《兼山堂弈谱》是我国最有价值的几部古谱之一。明朝以前的棋谱，一般只列姓名图势，不加评断。明朝中叶起，有的棋谱开始加些评语，但也是寥寥数语，读者获益不多，清初一些棋谱，如吴贞吉的《不古编》、盛大有的《弈府阳秋》、周东侯的《弈悟》等，开始改变过去评语过于简单的不足，但终因水平有限，辞语多含糊不清，不确之处俯首可拾。徐星友的棋著，精选了过百龄、李元兆、周懒予、盛大有、汪汉年，周东侯、黄龙土等国手有代表性的各局，详加评注，观点颇为中肯确切。徐星友结合了自己一生的对局经验，对各盘各局的得失作了认真的研究分析后，对各家名手的棋风进行了深刻的总结。这本书影响很大，后来棋手施襄夏曾说：“得之（指《兼山堂弈谱》）潜玩数年，获益良多。”

梁魏今

    第三节：奇巧梁魂今，浑厚程兰如

    清康熙未年至嘉庆初年，棋坛霸主不再是某一个人，而是出现了一群人，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被称为“四大家”，并列于棋坛之巅。清人邓元铺说：“本朝国奔，以梁、程、范、施为最着，范、施晚出，尤负盛名。四家之弈，高深远计，突过前贤。”这四个人可以说是代表了我国古代棋艺的最高水平，由此形成棋坛空前兴盛的局面。

    梁魏今，又名会京，山阴人。他被列为四大家之首，并非因他棋艺最高，而是因他年龄最长，出名最早。据考，他大约生于康熙前期。

    梁魏今自幼学棋，年青时曾与徐星友角试多局，互有胜负，不相上下，程兰如击败徐星友驰名棋坛后，梁魏今和他也有过较量。邓元穗从两人对局中辑出十四局，编入《四大家棋谱》，其中程胜十局，梁胜四局，但胜负都不悬殊，有的仅半子之差。

    梁魏今中年以后，曾教授过范西屏，施襄夏，这两位后进者也都说少年时受梁魏今教益良多。范西屏十余岁时，梁魏今曾受以三子。雍正八年，梁魏今在湖州又受先与施襄夏对弈。梁魏今可说是四大家中的师长，而范、施二人青出于蓝，棋艺超过了梁魏今。

    梁魏今的棋风， 以奇巧多变为最大特点。 施襄夏在《弈理指归·序》中言：“奇巧胜者梁魏今。”

    四大家之二程兰如，名天桂，又名慎诒，字纯根，新安人。他比梁魏今小十余岁，比范、施二人大二十余岁。

    据《乾隆歙县志》记载，程兰如是著名棋手汪汉年的同乡。他从小拜棋手郑国任为师，学成之后，郑国任就不再与其谈论围棋了，《扬州画肪录》说，程兰如不仅围棋全国第一，下象棋也是国手水平。

    程兰如二十岁左右已闻名天下，前面已提到，当时他作为后起之秀在京与年过花甲的徐星友对弈十局，大胜而归，从而成为全国第一。但若干年后，他又被施襄夏和范西屏战败，棋圣地位又被他们取代了。

    程兰如的棋风特点是稳重有力，施襄夏概括为：“以浑厚胜。”

    乾隆十九年九月，程兰如年逾六旬，但仍“丰神闲静”，他与新秀韩学之，黄及侣，在扬州晚香亭对弈一月有余，选其中十五局，由“兰如评骘为谱，以志一时之雅集”，这就是《晚香亭弈谱》。这是程兰如的主要著作，也是最有价值的古谱之一，施襄夏曾“盛推此谱与徐星友所著《兼山堂》同为弈学大宗”。

范西屏所著之书

    第四节：海内棋圣范西屏

    范西屏（又作西坪）是四大家中的佼佼者，在袁枚的《范西屏墓志铭》和毕沉《秋学对弈歌 序》等诗文中，对他的生平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范西屏名世勋，浙江海宁人，生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范西屏的父亲是个棋迷，直下到家道败落仍未尽兴。可惜棋艺始终不高，只把这一嗜好传给了儿子，范西屏三岁时，看父亲与人对弈，便在一旁呀呀说话，指手画脚了。

    父亲见儿子与己同好，甚是欢喜，唯恐儿子和自己一样不成气候，当下带儿子拜乡里名手郭唐镇和张良臣为师，棋艺日见长进。了久两位老师的棋力都不及他了。父亲又送他拜山阴著名棋手俞长侯为师，俞长侯棋居三品。有这位名师指点，范西屏长进更快，十二岁时就与俞长侯齐名了。三年后，西屏竟已受先与先生下了。他与先生下了十局，先生完全不能招架学生的凌厉攻势，均败在学生手下。从此，俞长侯不再和他下棋。他十六岁时，便成为闻名天下的国手。

    范西屏学成时，正值雍正、乾隆年间。他和俞长侯同住松江，受到棋艺家钱长泽的盛情招待。十余年后，范西屏再访松江，帮助钱长泽，“晨夕参研”成《残局类选》。

    范西屏出名之时，天下太平，大官们多闲聊无事，他们争着拿银子请强手与范西屏较量，以此为乐。当时棋林高手梁魏今、程兰如、韩学之、黄及侣都纷纷败在范西屏手中。棋手胡兆麟，人称”胡铁头”，棋力甚凶猛，也常是范西屏手下败将。

    当时能与范西屏抗衡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四大家之一的施襄夏。不过，据各种史料记载来看，施襄夏思路不如范西屏敏捷灵活，两人对弈，施襄夏常锁眉沉思，半天下不了一子，范西屏却轻松得很，似乎全不把棋局放在心上，甚至应子之后便去睡觉。有一回对局，范西屏全局危急，观棋的人，都认为他毫无得胜希望了，必输无疑。范西屏仍不以为然，隔了一会儿，他打一劫，果然柳暗花明，七十二路棋死而复生，观棋者无不惊叹。

    范西屏和施襄夏本是同乡，年龄又相仿，未出名前，两人常在一起下棋。后来他们相继成为国手，便分道扬镰，各奔前程，相聚时便不多了。据《国弈初刊·序》引胡敬夫的话，范、施雍正未，乾隆初曾在京师对弈十局，可惜这十局棋的记录现已无处找寻。以后，乾隆四年时，范、施二人受当湖（又名平湖）张永年邀请，前往授弈。张永年请二位名手对局以为示范，范、施二人就此下了著名的”当湖十局，。原本十三局，现存十一局，“当湖十局”下得谅心动魄，是范西屏、施襄夏一生中最精妙的杰作，也是我国古代对局中登峰造极之局。同代棋手对其评价很高。钱保塘说：“昔抱朴子言，善围棋者，世谓之棋圣。若两先生者，真无愧棋圣之名。虽寥寥十局，妙绝千古。”邓元穗认为这十局是棋中“至当”。

    在当湖，范、施除对弈外，主要是教张永年和他的儿子张世仁、张世昌下棋。张氏父于都能文工弈，棋达三品，有“三张”之称、范、施教其间，与三张受子对局，后选出了精彩的二十八局，刻成《三张弈谱》一书。

    范西屏和施襄夏棋力远在众多棋手之上，能与他们对子者寥若晨星，一般棋手者如张氏父子，受子后方可开局。当时受棋者从二子到十一子不等。凡让子者，均称指导棋，是当时培养后进的一种较为实际有效的方法。除此之外，范、施二人都亲自面授了不少门徒，为发展围棋事业做了很大贡献。

    范西屏棋名已闻达四海，他的学生毕沅曾写了一首长诗《秋学对弈歌》，其中有这样一句：“君今海内推棋圣”。那时，范西屏还不到四十岁。

    范西屏晚年客居扬州，当时，扬州是围棋的中心之一。范西屏居此期间，学生卞文恒携来施襄夏的新著《弈理指归》，向范西屏请教。（卞也是施的学生），范据书中棋局，参以新意，写成棋谱二卷。扬州盐运史高恒，为了附冀名彰，特以官署古井“桃花泉”名之，并用署中公款代印此书。这就是《桃花泉弈谱》。范西屏在扬州还写了其它围棋著作。

    范西屏晚年并未完全放弃围棋实践，《墨余录》记载：嘉庆初年，范西屏前往上海。当时上海最优秀的棋手是倪克让，其次是宫加录等人。倪克让不屑与他人对弈，富加录等人则在豫园设棋局与四方棋手下棋赌钱。范西屏一日来到豫园，见有人对弈便站下了。看了一会见客方将输，便给他出主意，旁边人不高兴了，对范说：“这是赌博，旁观者不能多话。你既然会下棋，为什么不自己来决一胜负呢？”范西屏笑了笑，从怀里取出一大锭银子，对欢人说：“这就是我的赌注。”看到这么多银子，所有的人都眼红了，纷纷争着要和范对弈。范接着说：”我下棋于不怕别人说话，你们可以合在一起和我对局。”棋没下到一半，对手们已经手足无措，一筹莫展了。于是有人赶紧去报告富加录。富加录赶到，范西屏坦然自若，先受先三子与他下了一局，富加录输了。范西屏再让，富加录还是输了。大家傻了眼。不得不去搬来最后的援兵倪克让。倪克让闻风而至，一见面，二活没说，伸手弄乱了棋盘，告诉众人；“这是范先生，你们哪是他的对手！”这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上海的富豪们纷纷请他教棋。范西屏在西仓桥潘家受先四子与倪克让下了棋，观棋者把对局情况记录下来，编成《四子谱》一书。

    范西屏卒年不详，大文学家袁玫曾写过一篇《范西屏墓志铭》，其中卒年、岁数和葬处均未说明，只写了“以某月日卒，葬”。袁玫亡故于1797年，事实上此后史料上还有范赴沪对弈一事的详细记载。估计袁玫写墓志铭时，范西屏并未去世，是所谓”生吊生祭”，当然这是推测而已。

    范西屏为人耿直朴实，他不求下棋之外的生财之道。有了钱财，也将一半分给同乡中的困难人家。袁玫对他的为人盛赞不已，说：“余不嗜弈而嗜西屏”。他认为那些“尊官文儒”都不及范西屏人品高尚。

    范西屏的棋风，前人有不少总结。棋手李步青曾对任渭南说：“君等于弈只一面，余尚有两面，若西屏先生则四面受敌者也。”这是说范西屏全局观念特别强。李松石在《受子谱·序》中谈得更为详细，他说：范西屏“能以弃为取，以屈为伸，失西隅补以东隅，屈于此即伸于彼，时时转换，每出意表，盖局中之妙。”范西屏不很注重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更多地从全局着眼。具体手法就是“时时转换，每出意表”。这种手法不少棋手都有领教，评价甚高。施襄夏说：“范西屏以遒劲胜者也。”邓元穗说：“西屏奇妙高远，如神龙变化，莫测首尾”。“西屏崇山峻岭，抱负高奇。”毕沉在《秋堂对弈歌》中，也这样描述了范西屏的棋风：“淮阴将兵信指挥，矩鹿破楚操神机。鏖战昆阴雷雨击，虎豹股粟瓦尾飞。乌道偏师方折挫，余子纷纷尽袒左。忽讶奇兵天上下，当食不食全局破。”

    清代棋艺家李汝珍谈到四大家时曾说：“此四子者，皆新奇独造，高出往古。而范尤以出神入化，想人非非。”对范西屏如此高的评价并非偶然，他不仅汲取了前人的全部经验，而且有所创见，有所发展。这从他写的《桃花泉弈谱·序》中，可以看出，在这篇《序》里，他先谈到下围棋“实用心之事”，他自己“自髫年爱习前贤之谱，罔不究心。”接着，他谈到了明代棋坛的情况：“有明作者，皆浑而不举，言先后，言虚实，言向背而已，”这是棋谱家的缺点，也是棋手的缺点。他又谈到清朝初年的棋手：“国初弈乐园诸公冥心孤诣，直造单微，于先后之中生先后，虚实之中生虚实，向背之中生向背，各就英分所极，自成一家。堂堂正正，怪怪奇奇，突过前人。”然后，他又谈到了他这一代棋手：“至三十年来，国手则不然，较大小于毫厘，决存亡于官冥。交易变易，时时存一片灵机；隔二隔三，处处用通盘打算。数至此，尽心至此，”范西屏认为，围棋之所以这样不断向前发展，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其不坐困千古也”。这充分说明范西屏不迷信前人的创新精神。李松石还说过这么句话：“范于弈道，如将中之武穆公，不循古法，战无不胜。”范西屏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并不认为围棋发展到自己这几就停止了。他认为围棋的发展是无穷无尽的。他说：“以心制数数无穷头，以数写心心无尽日。勋生今之时，为今之弈，后此者又安知其不愈出愈奇？”可见这位围棋大师的胸襟是很宽阔的，对围棋事业的发展也是充满信心的。

    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谱》二卷，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价值最大的古谱之一，这本书，“戛戛独造，不袭前贤”，内容异常丰富、全面，精辟地记载了范西屏对于围棋的独特见解。此书则一出版，便轰动棋坛，风行一时，以后重刻版本很多，二百年来影响了无数棋手。

施襄夏

    第五节：深谋远虑施襄夏

    清代棋坛另一高峰当推施襄夏了。施襄夏名绍暗，号定庵。生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卒于乾隆三十五年（1771年）。他也是浙江海宁人，与范西屏是同乡。《扬州画肪录》 上说， 范、施二人系同母异父兄弟，此说未必真实。施襄夏在为《弈难指归》写的自序中较详实地记载了他的生平。

    施襄夏从小就读于私塾，是个老实、文静的孩子。他父亲是位雅士，擅长诗文书法，也画些兰竹之类。晚年退隐家中，常焚香抚琴，或陪客下棋。施襄夏念完功课，便坐在父亲身边，看他抚琴下棋。渐渐地，他对这棋艺发生了兴趣，开始向父询问其中的道理。父亲对他说：“学琴需要‘淡雅’，而不能‘繁枝’，学棋需要‘灵益’，而不能‘沾滞’。你瘦弱多病，学琴好些。”于是施襄夏开始学琴了。不过没过多久，父亲发现儿子对围棋的喜爱甚于琴。当时，比施襄夏年长一岁的范西屏从师俞长侯学棋，到十二岁时，已与老师齐名，这使施襄夏十分羡慕。父亲便也把他送到了俞长侯门下。

    施襄夏不甘久居人下，他在俞长侯那儿，先生受先三子教了他一年，他便能与范西屏争个高下了，其间，老棋手徐星友也曾受先三于与施襄夏下过棋。老棋手慧眼识真珠，非常看重这位少年棋手，把自己的棋著《兼山堂弈谱》赠给他。施襄夏也果然不负厚望，对这本名著认真钻研数年，受益很大。

    施襄夏二十一岁时，在湖州遇见了四大家中的梁魏今和程兰如，两位长者都受先与他下了几局棋，施襄夏从中又悟出不少道理。两年以后，施襄夏又遇梁魏今，他们同游砚山，见山下流水淙淙，都很兴奋。梁魏今对施说：“你的棋已经下得不错了，但你真的领会了其中奥妙了吗？下棋时该走的就得走，该停的就得停，要听其自然而不要强行，这才是下棋的道理。你虽然刻意追求，然而有‘过犹不及’的毛病，所以三年来你仍未脱一先的水平。”施襄夏细细体会了这番深刻的议论，意识到自己以前好高骛远，走了弯路。从此，施襄夏一变往日棋风，终于成为一代名师。

    此后三十年间，他游历吴楚各地，与众多名手对弈，交流棋艺，五十岁以后，和范西屏一样，也客居扬州，教授学生，为培养下一代花了不少心血，他的学生很多，但他始终很谦逊。晚年在扬州，他还写了不少围棋著作，为后来棋手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施襄夏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以自己独特的面貌出现在棋史上的。在《弈理指归·序》中，施襄夏对前辈和同辈棋手有十分精粹的论述：“圣朝以来，名流辈出，卓越超贤。如周东侯之新颖，周懒予之绵密，汪汉年之超轶，黄龙士之幽远，其以醇正胜者徐星友，清敏胜者娄子恩，细静胜者吴来仪，夺巧胜者梁魏今，至程兰如又以浑厚胜，而范西屏以遭劲胜者也。”正是基于对其他棋手如此深刻的研究分析，施襄夏集各家之长，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一颗闪烁异彩的明星。

    邓元穗说：“定庵如大海巨浸，含蓄深远”，”定庵邃密精严，如老骥驰骋，不失步骤。深谋远虑，稳扎稳打就是施襄夏棋风的主要特点。施襄夏自己也说过：“盖穷向背之由于无形，而决胜负之源于布局也。他在《自题诗》中写道：“弗思而应诚多败， 信手频挥更鲜谋，不向静中参妙 理，纵然颖悟也虚浮。”施襄夏特别强调这个“静”，他在《凡遇要处总诀》中说：“静能制动劳输逸，实本攻虚柔克刚。”这和他说的“化机流行，无所迹向，百工造极，咸出自然”，“棋之止于中止”，是一个意思。“静”即是”自然”，即是”止于中止”，也就是当年梁魏今对施襄夏说的“行乎当行”，“止乎当止”。这并不是提倡被动。施襄夏一向重视争取主动，他曾说：“逸劳互易忙须夺，彼此均先路必争。”这与“静”是不矛盾的。“行乎当行，止乎当止”，关键还在“行”和“止”都必须是主动的，这样才可能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实攻虚，以柔克刚，这正是施襄夏棋风的奥妙所在。

    施襄夏在理论上也贡献很大，他是在认真总结了前人棋著的得失之后，写出自己的著作的，他十分推崇《兼山堂弈谱》和《晚香亭弈谱》，但也大胆、尖锐地指出了它们的缺陷，他在自己的《弈理指归。序》中说：“徐著《兼山堂弈谱》诚弈学大宗，所论正兵大意皆可法，唯短兵相接处，或有未尽然者。程著《晚香亭弈谱》惜语简而少，凡评通当然之着，或收功于百十着之后，或较胜于千百变之间，义理深 隐，总难断详，未人室者仍属望洋犹叹。二谱守经之法未全，行权之义未析也。”这种科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这使得施襄夏的著作较前人有了很大发展。他的《弈理指归》二卷，是我国古棋谱的典范，是施襄夏一生心血的结晶，可与《桃花泉弈谱》媲美。因此书原文是文言口诀，字句深奥，图势较少，钱长泽为之增订，配以图势，集成《弈理指归图》三卷。

    施襄夏死后，他的学生李良为他出版了《弈理指归续篇》，这本书的《凡遇要处总诀》部分，几乎总结了当时围棋的全部着法，是部全面论述围棋战术的著作，是我国古典围棋理论十分少见的精品。这些口诀，都是施襄夏平生实战和研究的心得，句法精炼，内容丰富。以范西屏、施襄夏为代表的康熙、乾隆时代的棋艺水准，是整个围棋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范西屏、施襄夏等人把围棋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第六节：胡铁头招架无方私求定庵

    形成一个高潮，除了一二个水平出众的大师外，必然还有一大群水平相当的棋手。前面提及的胡铁头胡兆磷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棋力很强，大刀阔斧，喜欢大砍大杀。但他毕竟敌不过范西屏。有一回他与范西屏对弈，下至中局，他己窘迫之极，无奈之中，他谎称有病便离开了，但他并未回家，而是直奔施襄夏处求教去了。当他返回来，继续下这盘棋的时候，不料范西屏大笑起来：“定庵人还没来，棋先来了！”实际上，胡铁头的棋始终比范西屏差二子。

    比范西屏差二子的棋手还有李步青，但他的棋颇受范西屏称赞。据吴修圃《弈理析疑》说，范西屏五十二岁时，在金陵遇见李步青受二子下了六局，结果各胜三局。两年后，两人又相遇在苏州。这时的李步青已经可以让先了，而且，互有胜负。由此可见李步青的棋艺进步很快，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除了胡铁头，当时还有一位被人称为”金刚”的棋手，他叫童和衷，十四岁时已有棋名。开始与范西屏对弈，范尚让三子，不久，就只能让二子了。童和衷棋风精悍而有魄力，故有：“童金刚”之称，是位很有潜力的青年棋手，可惜未过不惑之年就病逝了。

    上节提到的豫园乱局认大师的倪克让，也是当时颇具功力的棋家，他名世成，上海人，《清代轶闻》等书中较详细地记录了他的生平。他父亲倪载岩是位秀才，在家教书之余喜欢下棋消遣。久而久之，倪克让从观棋中有所领悟，以后他和别人下棋，胜者居多。据说池下棋碰到难处时就仰面望天，可一落子，别人就无法对付。所以当时有人说他的棋艺是“天授”的，一回，有位人称“弈品第一”的大官路过松江，听说倪克让的棋名，特把他召来对弈。倪克让成竹在胸，连赢了他二局。倪克让的名声因此更大了，《轶闻》中还提到，倪克让为人古怪，终生未娶妻室。生活极为简朴，家中只一木床，每日坐在床上，客人来访，他竟能一言不发，人们都说他有些“痴”。不过他的棋艺确实精湛，越到晚年越发神妙，江南无敌手。只是在范西屏面前，他仍需受四子。

    中国古代围棋发展史中最辉煌灿烂的画面，是由梁、程、范、施四大家和众多的高手共同绘成的。这已毫无疑问。

    但不可否认，清朝康熙。、乾隆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这一切为围棋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第七节：名家高手疲于衣食怀才不遇

    清道光以后，帝国主义冲进中国的大门。清朝未年，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文化衰退，围棋的命运日益艰难。

    清末棋手水平与前代相比大为逊色，其中水平最高的陈子仙、周小松，距范西屏、施襄夏尚有相当一段距离，关于这一点，王蕴章在《天香面砚室弈选·序》中说：“降至陈、周，世变稍稍暗矣。士或怀才不得逞，则奔走为衣食计，手谈坐隐，余事蓄之，”较深刻地揭示了棋事衰落与世事败坏的关系。

    当时可以提到的棋手，有“十八国手”。

    秋航，名愿船，仪徽人，是京都梁家园寿佛寺的和尚。他不念佛经，偏好围棋。晚年经常出入于京城，与沈介之同为周文勤的门客，并往来于满族王公府第。他的棋艺在当时颇为众人仰慕，樊彬曾在《燕都杂泳》中写过“手谈谁国手，善弈数秋航”的句子，他的对局被选入道光二十一年刊行的《尊天爵弈谱》中，其中包括与周小松，李昆瑜，李湛源等国手的对局。当时他已年愈七旬。同治二年，秋航在北京去世。据方臻大《待日解弈存·序》中记载，方于这年来京，遇见秋航，那时秋航已年迈，但下棋仍“不耐思索，拈子如雨点下。”他受先四子与方臻大对弈，但没下完十局，老人就于这年秋天去世了。关于秋航的逝年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秋航故于杭州。传说他在死前一天尚与人下棋，并说：“今日之会难再见，此局乃绝着也。”秋航享年九十以上。

    另一位长寿棋手任渭南棋名也不小，嘉庆、道光年间，他常设局于秦淮河畔，无人为敌。任渭南活到八十多岁。

    能胜任渭南的，当时并非无人。有位叫林越山的也是“十八国手”之一，福建人，幼年即会下棋，十八岁时闻名全国，有一回任渭南到了广东，两人对弈，观棋者无数。棋下到中局，任渭南已发现自己局势不妙，便给林越山使了个眼色。林越山心领其意，故意走错几步棋，让任赢了几子。事后有人间林为什么要让任渭南，林越山说：“任渭南早有棋名，这次来广东又是大官的客人，不能不给他留面子。”但我确实能赢他，如果你不信，我可复盘再下一次。”此后一年多，林、任二人都住在广东，但谁也未再提棋事。

    任渭南教出了一位出类拔萃的学生。他叫沈介之，名琦（又作祺），上元人。沈介之下棋思路敏捷，落子如风，很年轻就成为国手，并受到当权者的青睐，曾任广西巡检。此人不到五十就去世了。

    棋手董六泉，又作鹿泉，名文毅，武进人，生于乾隆四十年，是嘉庆、道光年间的名手，清末两大高手陈子仙、周小松都是他的学生。据周小松《餐菊斋棋评》记载，当时棋手以董六泉年事最高。道光二十六年，他去甘肃投奔定制军，得了一些钱便回家乡了。但几年之后，清贫如故，晚年生活极为凄苦，咸丰初年病故，享年七十余。董六泉著有《董六泉选棋谱》一卷，嘉庆二十三年出版。

    潘景斋与任渭南、申立功、金秋林同为当时棋坛上的佼佼者。潘景斋名耀远，号星鉴（又作星见），宜兴人。他常在北京悬彩摆擂台，每局五两银子，不满此数，便不与较量。他享年不高，四十岁就去世了，有《潘景斋弈谱约选》留世。

    道光末年成名的棋手有周星桓、李湛源二人，周星桓名兆奎，南通城东人。他曾与老将董六泉较量过多局，道光、咸丰年间又与后来的名家周小松对弈，互有胜负。周家世代棋手，周星恒自己学棋很刻苦，曾精心研究六个月未出房间。终成国手。

    李湛源，一名许清，字海门，南道石港镇人。他旅游北京很长时间，为人豪爽，不修边幅，与他同游京城的国手，与王公国戚对弈，常暗中让于，以此得些钱财，只有李湛源“不以利动其心”。因他棋名很大，有钱有势的人都不惜以重金贿赂他，以求他让一二着而成名。李湛源表面答应，对局时却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杀个惨败。他晚年穷途潦倒，最后病死于破庙中。

    可以提到的还有方秋客和刘云峰，方秋客名元，宜兴人。他是个银匠，但棋风好杀，人们称他是“高棋细银匠”，又因他是个银匠，很多人看不起他。

    刘云峰是京师人。他常与周小松下棋，周让他二子，他年纪不大就去世了。

周小松对刘云峰棋谱

    第八节：最后的余音

    清朝未年最后两名最优秀棋手是陈子仙和周小松，他们为重振围棋贡献了毕生的力量。

    陈于仙，名毓性，海宁人。当时的海宁是围棋盛行的地方。陈子仙和以往历代许多名家相同，首先受其父亲的熏染。他父亲爱棋如命，不惜败落家产。晚年，陈父栖身于破庙之中，但仍好棋如故。陈子仙很小就通棋道。每当父亲下棋要输的时候，他就帮助出招，于是反败为胜。陈子仙因此出名。

    他十岁时，父亲带着他到了常州，拜老国手董六泉为师。董六泉此时已年过花甲，满头银霜，陈子仙则红颜嫩色，丝头绳系着头发。在名师指点下，陈子仙进步飞快，十二岁就以国手著称，当时人们认为他是有史以来最年少的一位国手。

    至此，陈子仙开始称雄于棋坛，被推为海内第一。“围棋施、范而后，以陈子仙为最著”。常棣华在《子仙百局·序》中说，陈子仙不论是与前辈国手对局还是与同辈劲敌对局，或是下授子棋，“无不勾心斗角，各极其妙。”他的棋别出心裁，独创一格。他的老师董六泉，前辈棋手秋航，以及同辈棋手施省三、李昆瑜、徐耀之等，都不是他的对手。

    能与陈子仙比高低的只有周小松，他们俩既是劲敌又是挚友，感情深厚。陈子仙比周小松小近十岁，是当时最年少，出名最早的棋手，他俩很小时就较量过，下了一二百局棋，可惜都没保存下来。以后，两人分手了。一别就是二十年，当他们在安徽相逢时，十分高兴。第二年，即同治十年（1871年），两人都有事回家。不久，周小松重返安徽，他盼望着再与陈子仙杀几盘，谁知就在这年夏天，陈子仙去世了。那时，他还不满五十岁，周小松闻知悲痛不己，“独弦哀张，抚局陨涕。”为陈于仙的早逝深感惋惜。（注一）

    陈于仙曾与陈方合著《陈方七局》一卷。他的遗局，由常棣华辑成《于仙百局》一卷，于光绪六年出版。

    周小松，名鼎，江都人。出生于嘉庆年间，从小好棋。十八岁从秋航学棋，受二于下了一百余局。以后又拜董六泉为师，二十余岁成国手。

    周小松曾游历全国各地，称霸棋坛达半个世纪之久。清末十八国手，除潘星鉴、申立功、金秋林、任渭南四位外，其余都较量过，只有陈子仙与他不相上下。

    光绪十三年，周小松年近七十，这年他三访京城，与在京的刘云峰等国手对弈于肃王府，棋力不减当年，无人能赢他。

    周小松为人正直清廉，平易近人，每次与人下棋，都尽其所能，从不接受达官贵人的贿赂而让子。相传曾国藩曾请周小松去下棋，周让他九子，然后把他的棋分割成九块，每块都仅能成活，曾国藩大怒，把周小松赶出了大门。

    周小松的著作，有《新旧棋谱汇选》四卷，《餐菊斋棋评》一卷，《皖游弈萃》一卷。他的棋著，尤其是《餐菊斋棋评》。是清末棋谱的代表作，他继承了徐星友的优良传统，评语详确，切实可学。

    周小松去世后，围棋进一步衰落。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时期，也是围棋史最衰落的时期，这时期一直延续到新中国诞生才告结束。

    （注一〕《餐菊斋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