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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欧洲围棋史谈：泰西大儒利玛窦与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有关围棋的记录 [打印本页]
作者: 天马行空    时间: 2013-12-16 16:04     标题: 欧洲围棋史谈：泰西大儒利玛窦与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有关围棋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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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围棋史谈：泰西大儒利玛窦与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有关围棋的记录



多九公 著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是历史上开通中西文化和科技交流的第一人。正是他，在日记里留下了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有关围棋的描述。

　　利玛窦与《利玛窦中国札记》

　　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生於意大利的马塞莱塔（Macerata），16岁到罗马学习法律。1571年加入耶稣会，次年入耶稣会罗马学院，研习神学和西洋文理知识，师事当时著名数学家丁先生（Christoph Clavius，1537-1612）（注1），直到1577年获准赴远东传教。1578年3月24日，利玛窦从里斯本启程前往印度，同年9月13日抵达果阿（Goa，印度地名，当时属于葡萄牙）。利玛窦在印度和交趾支那住了四年，并在那里晋升为神父。

　　1582年，利玛窦应召前往中国布教，於同年8月7日到达澳门，翌年进入广东肇庆。之后的十余年内，他先后在韶州、南昌等地传教。1597年，利玛窦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会长，并受命设法前往北京，作久居之计。1598年6月25日，利玛窦等人一行乘舟离开南昌，先到南京，再沿大运河北上，於同年9月7日抵达北京。当时正值日本丰臣秀吉（1536－1598）派兵侵犯朝鲜，京城人心惶惶，利玛窦无法在北京久留，仅住一个多月便返回南方，在南京住了下来。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再度赴京，约在同年8月初到达天津，又等了约半年，终于接到入京的圣旨。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抵达北京并获准定居下来，直到1610年5月11日病逝，赐葬于平则门（今阜成门）外二里沟。

　　利玛窦在华居留二十八年，操华语，衣儒服，许多中国士大夫（官员、社会名流和著名学者）为他的渊博学识和机敏辩才折服，纷纷与之交游，其中有中、西文可靠资料为证者就达140人之多（注2）。利玛窦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科学知识，同时也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开通了中西文化和科技交流。利玛窦也在日记里留下了有关围棋的记录，这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次。

　　奉罗马耶稣会总会之命，从1608年起，利玛窦开始用意大利文把他以往的日记整理汇编成书，到他去世时已基本完成。

　　与利玛窦日记密切相关的是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金尼阁於万历三十八年（1610）秋冬之际到达中国，其时利玛窦已去世半年。1613年2月9日，金尼阁奉命回罗马向教皇汇报在华传教进展，并在欧洲寻求资助及招募赴华传教士，利玛窦的日记原稿便由他带回。在返回欧洲的旅途中，金尼阁开始动手把利玛窦的日记翻译成拉丁文，并作部分增删润饰，全部译稿最后完成于罗马，出版於1615年，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注3）。

　　《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有中译本，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注4），不过不是译自拉丁文原版，而是根据美国的耶稣会士路易斯·加勒赫（Louis Joseph Gallagher）翻译的完整英译本转译的。英译本的全名是“China in the Sixteen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 1583－1610”（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窦1583至1610年日记），1953年出版。

　　利玛窦描述的围棋

　　在中译本《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的第八章《关于服装和其他习惯及奇风异俗》（第86页），有如下的记述：

　　“中国人有好几种这类的游戏，但他们最认真从事的是玩一种在三百多个格的空棋盘上用两百枚黑白棋子下的棋。玩这种棋的目的是要控制多数的空格。每一方都争取把对方的棋子赶到棋盘的中间，这样可以把空格占过来，占据空格多的人就赢了这局棋。官员们都非常喜欢这种棋，常常一玩就是大半天。有时候玩一盘就要一个小时。精于此道的人总有很多的追随者，他肯定会非常出名，尽管这也许是他唯一的专长。事实上，有些人还请他们作指导，特别优待他们，为的是学会玩这种复杂游戏的精确知识。”

　　虽然利玛窦没有说明这是什么游戏，中译者也没有注明，但会下围棋的朋友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一段描述的正是围棋。

　　根据利玛窦对围棋的某些描述，比如说这二句，“每一方都争取把对方的棋子赶到棋盘的中间，这样可以把空格占过来”，可以推测他应该亲眼见人下过围棋，多半还听人讲解过围棋的胜负规则（“地多为胜”）。因为前一句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古棋的对局进程，双方积极攻防作战、竞相向中腹行棋。不过，利玛窦对围空的理解不完全正确。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最基本的围棋常识，诸如围棋的名称、棋盘的形状及路数、座子、吃子与死活等等，利玛窦都没有记述，连一个围棋盘的图形也没有。由此也可以推测，利玛窦并没有去对围棋作进一步的了解，比如说亲自学下围棋，或随便找本围棋书来浏览一番。

　　两位与利玛窦结交并喜好围棋的中国士大夫

　　明朝自弘治年间（1488－1505）起，北京、南京两地的士大夫好弈成风（注5），利玛窦留下的记录可为旁证。但文人多不以弈知名，要具体找出几个与利玛窦结交而又喜好围棋的中国士大夫并不容易。笔者已经查证到的有二位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晚明“三朝元老”叶向高和“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注6）之一的李之藻。

　　叶向高（1559－1627），字进卿，号台山，晚年又号福庐山人，福建福清人，祖籍河南。万历十一年（1583）癸未科进士，历任国子监司业、翰林院编修、南京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内阁首辅等职。叶向高工诗文，精棋艺，是当时的二手（国手授二子者），曾在无锡与少年时代的过百龄对局（注7）。叶向高於万历二十七年（1599）在南京任礼部右侍郎时结识利玛窦，万历三十五年（1607）升任阁老后又在北京二度款待他。李之藻（1565－1630），字振之，又字我存，教名良（Leo），因此又字凉庵，号凉庵居士，凉庵逸民，又有存园寄叟等号，杭州仁和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历任南京工部营缮司员外郎、福建学政、澶州（今河南濮阳县）知州、南京太仆寺少卿等职。李之藻於万历二十九年（1601）在北京结识利玛窦，两人交游甚密。李之藻常与利玛窦讨论宗教、科学问题，为利氏的宗教著作润色作序，协助利氏翻译科学著作。万历三十八年（1610）二月，李之藻在北京突患重病，家眷又不在身边，自觉大限已近，已留下了遗嘱。幸亏利玛窦“朝夕于床笫间，躬为调护”（注8），李之藻的病情转危为安。李之藻康复后，便依从利玛窦之劝，皈依了天主教。关于李之藻好弈，见於法国汉学家裴化行（Henri Bernard，1889－1975）所著之《利玛窦评传》（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1993，上卷第301页）。他写到，李之藻“甚至赌博成瘾，谁也比不上他那样酷爱下棋、打麻将。”又有注云：“金尼阁神父大概就是从他学到描绘这些游戏的”。

　　关于金尼阁是否知道围棋这一点，笔者将在下面谈到。

　　翻译产生的歧义：英译本与中译本的区别

　　前面谈到，利玛窦的日记是用意大利文写的，由金尼阁转译成拉丁文，1953年又由路易斯·加勒赫（Louis Joseph Gallagher）第一次把拉丁文本全部译为英文，中译本则是从英译本转译来的。几经转译，会不会失真？换言之，中译本中对围棋的描述是不是与利玛窦原来的描述相吻合？

　　英译本对围棋的描述是这样的：

　　“The Chinese have several games of this kind, but the one they take most seriously is played on a hollowed gaming board of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spaces and played with two hundred black and white pieces. The purpose in this game is to dominate a greater number of spaces. Each one endeavors to drive his opponent's pieces to the middle of the board and in so doing to win over spaces, and the one who accumulates the great number of vacant places wins the game.The magistrates are very keen about this game and frequently use up the greater part of a day playing it. Sometimes it takes players an hour to play a single game. An expert at this particular play will always have a great following, and he is sure to be well known even though this may be his only accomplishment. In fact, some people select these experts as instructors and show them special favor in order to acquire an accurate knowledge of this intricate game.”

　　对比上一节的中文翻译，可以看出中译者翻译的非常好，事实上还修正了英译本中一处明显的错误。这处错误就是对围棋盘的描述，英译者用的是“hollowed gaming board”。“gaming board”可以译为“棋盘”，“hollowed”是过去分词作形容词，意为“挖空的”或“有洞的”。因此，如果把“hollowed gaming board”准确地译为中文，应该是“有洞的棋盘”。中译者在翻译时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段描述的是围棋，将其模棱两可地译为“空棋盘”。

　　众所周知，围棋盘上并没有洞。那么英译本中围棋盘上的“洞”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根据研究早期欧洲围棋史的荷兰人Jaap K. Blom先生的研究（注9），问题出在金尼阁的拉丁文译本上。金尼阁在翻译“棋盘”时用了一个拉丁文词“alveus”（有的版本是“alueo”），这个词一般专指古代欧洲一种有洞的骰子游戏盘。对于会下围棋的译者，知道围棋盘是什么模样，自然不会出错。但对于从来没见过围棋的译者，这就成了大问题了。事实上，出现错误的并不只是英译本，这将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谈到。

　　翻译产生的歧义：利玛窦的意大利原文与金尼阁的拉丁文译本之比较

　　利玛窦的意大利文手稿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馆里深藏了整整三百年，直到1910年，在纪念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之际，由汾屠立（Pietro Tacchi Venturi）神父将利氏手稿及其他书稿整理刊行，题为《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Oprere Storieche de P. Matteo Ricci）。1942年，德礼贤神父（Pasquale M. D'Elia）开始编辑出版《利玛窦全集》（Fonti Ricciane），历时数年方成，共分三卷，广征博引东西方史料，详加注释，是迄今为止最重要最完整的有关利玛窦的文献。

　　利玛窦的意大利文手稿出版后，有的学者比较了金尼阁的拉丁文本与原文本。批评者对拉丁文本的评价不一。德礼贤神父指出拉丁文本“时而确切，时而并不确切”。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nes Gernet）宣称它“经常是不忠实的”。鲁尔（Paul Rule）则发现除了明显的章节增补之外，还有“许多细小的补充和修改”，而有些部分“难以自圆其说，我们可以说它系统地歪曲利玛窦的思想”（参见中华书局版《利玛窦中国札记》附录，1978年法文版序言，p.657-658.）。

　　有关围棋的这一段，Jaap K. Blom先生仔细地比较了利玛窦的意大利原文与金尼阁的拉丁文译文，发现有几处小的不同：

　　1，利玛窦强调“一个一个地下子”，有时下一盘棋要“一个多小时”。

　　2，在利玛窦的原文中，没有对应与中译本最后一段中“为的是学会玩这种复杂游戏的精确知识”的句子。这一句的内容是金尼阁加上去的。

　　另有一处比较重要的不同，其位置相当于中译本第一句后半段的部分。利玛窦意大利原文的叙述模棱两可，既可以理解为“（下一局棋）用二百多个棋子”，也可以理解为“（一局棋）几人下，用二百个棋子”。

　　显而易见，前者较符合围棋对局的实际情况。然而，金尼阁在翻译时选择了后者。由此可见，金尼阁仅仅是作了一些翻译，本人从来没有见过围棋。以上是Jaap K. Blom先生研究得出的结论（见注9）。

　　利玛窦札记在欧洲的影响

　　金尼阁的拉丁文译本《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于1615年出版之后，立刻在欧洲引起轰动，并很快被转译为其他欧洲语言。单是全译本，就有1616，1617，1618年的三种法文版，1617年的德文版，1621年的西班牙文版，还有1621年的意大利文版。拉丁文版也有1616、1617、1623、1648年四种。至于其他部分选译的片段，更是数不胜数。

　　利玛窦描述围棋的片段亦被转译、引用于多种著作之中。如1616年德国人古斯塔夫·塞林纳斯（Gustavus Selenus，1579－1666）写的国际象棋及其历史的著作（注10）；1617年英国人塞缪尔·帕切斯（Samuel Purchas，1577？－1626）选编的游记（注11）；1641年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的《大中国志》（注12）；1663年意大利人丹尼尔罗·巴托利（Daniello Bartoli，1608－1685）写的耶稣会历史（注13）；1665年荷兰人约翰·纽霍夫（Johan Nieuhof，1618－1672）的关于第一次荷兰使团觐见中国皇帝的记录（注14），等等。大多数文章都重版和转译多次。

　　上述五人中的塞林纳斯、帕切斯和巴托利三人都没有到过中国，因此只能根据金尼阁的拉丁文译本翻译或改写，这里就不介绍了。

　　曾德昭是葡萄牙耶稣会士，於1613年到达中国南京，1636年作为中国副省的司库派往罗马，在返回欧洲的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他也在著作中描述了围棋（注15）：

　　“他们当中还有另一种重要的棋，有如下述：棋盘有三百格，用二百个棋子玩，一百是白的，一百是黑的，双方都尽力把对方的棋子赶到棋盘中央，以便控制其他地方，结果是谁占的地盘多，谁就嬴棋。官员玩这种棋以消磨时间，娱乐消遣，常常要花大半天时间玩它，因为在高手之间，一盘棋就需几个小时。善于下这种棋的人很受尊敬，下棋是他唯一的本领，因此他们被称作为棋师，常常接受盛情的接待和邀请。”

　　曾德昭在中国住了二十二年之多，按理说也有很多机会看人下围棋。但他描述围棋的前半部分与《利玛窦中国札记》大同小异，似乎是直接从那里抄来的。后面稍有一些不同，一是在高手之间下一盘棋要“几小时”，一是善棋者被称为“棋师”。单从中译文来看，曾德昭的这些描述比利玛窦的要准确一些。但这是不是中译者的“加工”？不得而知。《大中国志》的中译者仍是以何高济先生为首的翻译小组，不过，这次他们注明了曾德昭描述的这一游戏就是“围棋”。

　　在1655－1657年（清顺治十二至十四年）之间，荷兰人纽霍夫随同巴达维亚（Batavia，雅加达的旧名）派出的第一次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到北京觐见中国皇帝。回来后他写了一本书，记录了荷兰使团在中国的经历，书中有大量精美的铜版画。此书曾重版多次，并被翻译成所有主要欧洲语言。

　　纽霍夫在书中记录的围棋，是所有关于围棋描述中最为离奇的一个。他是这样写的（注16）：

　　“他们玩一种棋，棋盘中间有一个洞，周围有三百个空格，用两百枚黑白碟形棋子玩。为了得到所有的空格，双方都在寻找机会用自己的棋子将对方的棋子撞入棋盘中间的洞里去。”

　　这段描述与其说是下围棋，还不如说是小孩子玩玻璃球更为恰当。可以断定，纽霍夫本人根本没有看到过围棋，他的这段描述完全是根据金尼阁的拉丁文译文想象出来的。产生这种稀奇古怪的描述的原因，已经在上文提到过了。

　　在差不多整个十七世纪内，欧洲对围棋的了解都来自利玛窦的文字描述。直到1694年，英国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1636－1703）在中国人沈福宗的帮助下，在其名著《东方游戏》（De Ludis Orientalibus libri duo）中向欧洲的读者提供了有关围棋的新资料（注17）。

多九公


2003年9月27日 初稿


2003年10月10日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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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Clavius”的拉丁文意思为“钉子”，所以利玛窦与徐光启在翻译由Clavius改编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时称其为“丁先生”，如按读音翻译一般为克拉维乌斯。

（注2）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附录一，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交游一览表，第286－316页。

（注3）Nicholas Trigault，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Iesu. Augsburg: Christoph Mang, 1615.

（注4）《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注5）张如安，《中国围棋史》，团结出版社，1997，第306-315页。

（注6）“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指的是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杨廷筠（1557－1627）三人。三人中徐光启入教最早（1603），李之藻其次（1610），杨廷筠最迟（1611）。

（注7）秦松龄《过百龄传》云：“时福清叶学阁台山先生，弈名居第二，过锡山，求可与敌者。诸乡先生以百龄应召。至则尚童子也，叶公已奇之。及与弈，叶公辄负。诸乡先生耳语百龄曰：‘叶公显者，若当阳负，何屡胜？’百龄艴然曰：‘弈固小技，然枉道媚人，吾耻也。况叶公贤者，岂以此罪童子耶？’叶公果益器之，欲与俱北，以学未竟辞。自是百龄之名，噪江以南，遂益殚精于弈。”

（注8），艾儒略（Giulio P. Aleni，1582－1649）《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转引自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中华书局，1988），第117页。

（注9）Jaap K. Blom，Go in Europe in the 17 Century，Go World，1982，No.27，p.50-56.

（注10）Gustavus Selenus，Das Schach-Oder Konig-Spiel，Leipzig，1616（注11）Samuel Purchas，Purchas his Pilgrimage，London，1617

（注12）Alvaro Semedo，Relacao da propagacao da fe no reyno da China e outros adjacentes，Madrid，1641.中译本从英译本转译：《大中国志》，何高济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注13）Daniello Bartoli，Dell'h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v la Cina terza parte dell'Asia，Rome，1663

（注14）Johan Nieuhof，Het gerantschap Der Neerlandtsche Oost IndischeCompagnie, aan den grooten Tartarischen cham, Den Tegenwoordigen Keizer van China，Amsterdam，1665

（注15）这一段出现在（注9）《大中国志》第十四章《中国人玩的赌博》，第87页。

（注16）笔者根据Jaap K. Blom先生的文章（注6）从英文转译。

（注17）笔者将另行撰文介绍托马斯·海德、沈福宗和《东方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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