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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杨开润：日本围棋制度史论文化自信不可忽视 [打印本页]

作者: 天马行空 时间: 2020-9-10 08:22 标题: 杨开润：日本围棋制度史论文化自信不可忽视

2020年09月07日 12:20 新浪体育综合

　　据杭州智力运动文化公众号报道

　　摘要：日本作为围棋的第二故乡，是围棋作为竞技项目发展成熟的国家。其自江户时代以来的诸多围棋制度，直接和间接地造就了日本围棋发展的盛衰。这其中包括围棋组织的基本组成形式、围棋比赛的赛制、段位升降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在历史上几经变迁，既在一定的时期内对日本围棋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也在长久的历史长河中逐渐阻碍了日本围棋的进一步发展。其中的利弊和变通，是值得我们当下学习借鉴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能从这些制度之中，一窥背后日本围棋的文化自信，这样的自信即便在国际赛事成绩惨淡的当下，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

　　关键词：日本围棋；制度；发展

　　在人类社会中，制度是某一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的，小到一家，大到一国，都需要制度来参与其中的运作过程。作为人类发明的游戏，围棋在其中亦是不可避免逐渐走向制度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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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围棋虽然诞生很早，但制度化却比较晚，最早可追溯至唐朝出现的“棋待诏”。由于唐太宗好围棋进而带动了整个唐朝对围棋的重视。朝廷将国内外的围棋高手召至中央翰林院，他们最主要的职能是侍奉皇帝下棋和代表大唐与外来棋手下棋，到了玄宗时期，正式将这一职位定名为“棋待诏”。

　　围棋传入日本后，日本也承袭了中国的棋待诏制度，宫中也有专事围棋的棋师，在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中还收录有两首棋师写下的和歌，一定程度上可见棋师在当时文化界的活跃度。但是相对于中国而言，日本对于棋师的记载较为缺乏，没有留下棋谱，没有留下具体的事迹，其中伴小胜雄和纪夏井是留下了名姓记载的当世棋师。

　　日本平安时代曾派过三次遣唐使，其中最后一次遣唐使因菅原道真的建议而未成行，另外两次分别于804年和838年派出，在这两次中，许多围棋名手也跟随遣唐使来到了中国，伴小胜雄和纪夏井也在其中，二人是日本围棋史上较早的切实可查的名手，除他二人之外，还有伴小胜雄之子伴须贺雄。

　　在平安时代的官修史书《日本三代实录》中曾有这么一段记载：

　　夏井兼能杂艺。伴宿祢小胜雄以善弈棋，延历聘唐之日，备于使员，以棋师也。堂文善岑为美浓守，胜雄为介。夏井时年十余岁，习围棋于小胜雄，一二年间殆超于小胜雄。

　　上文中，“宿祢”是日本姓氏等级中的第三等（总共八等），亦是一种尊称。这一段记载中透露出两个信息，伴小胜雄是专以棋师的身份随遣唐使到唐朝的，说明伴小胜雄的棋力在日本国内是足以值得夸耀的。第二个信息就是，纪夏井自幼聪慧颖敏，只是跟随小胜雄学习一两年，就已经接过了小胜雄的衣钵，超越了小胜雄，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其师在日本的地位来看，夏井在当时的日本应也是极为有名的棋手。

　　除了伴小胜雄和纪夏井之外，还有伴小胜雄之子伴须贺雄也是这一时期的围棋名手，在平安时代的另一官修史书《续日本后纪》中记载：

　　承和六年十月己酉朔，（仁明）天皇御紫宸殿，赐酒于群臣，并召散位从五位下伴宿祢雄坚鱼、备后权掾正六位上伴宿祢须贺雄二人到御榻之下弈棋。二人在当时是善围棋者。

　　文中的伴雄坚鱼正是伴小胜雄。从这段记载可以想见，伴须贺雄在当时也是日本的围棋名手，如此方能得到天皇专门召见，并与天皇下棋。在这一段记载之后，提到他们下棋时进行了赌棋，这也是当时宫廷之中流行的玩法。从以上三人的地位和所行之事可以看出当时棋师的制度概况和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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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数百年，日本围棋没有什么实质性地发展，制度方面自然也就没了什么建设的进展，直到安土桃山时代。天正十六年（1588），丰臣秀吉大规模举办了“围棋大会”，召集了全国各个地方的有名棋手来参与比赛，当时秀吉对于围棋的扶持力度由此可见一斑。比赛最终由日海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同年闰五月十八日，秀吉发布《朱印状》，其中规定，此后本因坊算砂（即日海）与鹿盐利贤、树斋、山内庄林对弈时，一律为定先，因仙也是本因坊的老师，所以可为互先。除此之外，又赐予本因坊每年俸禄二十石，及十人扶持。这一举动在当时是具有开创性的，此《朱印状》标志着日本官赐棋所的开始，也标志着日本现代竞技意义上的围棋制度的初步建立。日本围棋正是在接下来的一系列制度保障中，逐渐绽放出了异彩。

　　首先是棋所制度，棋所制度为德川家康所创，棋所隶属于寺社奉行，总辖全国的棋手，主要负责御城棋的举办、指导将军和大名下棋、作为日本围棋界代表与外来使者对弈等等，后来也负责管理棋手的段位升降等，部门职能接近于近代以后的国家中央棋院。担任棋所的棋手，在御城棋举办期间，在没有特殊命令的情况下，不得与任何人对弈。

　　一世本因坊算砂是由家康直接任命的。由于算砂棋力极高，在棋界拥有极高的声望，因此这样的结果算是众望所归。算砂去世前又将棋所指名让给了中村道硕。道硕之后，棋所空缺，而二世安井算知则通过非正常手段（贿赂等）成为了棋所。

　　从三世本因坊道悦与安井算知进行60番棋争棋开始，棋所的选拔变得正规化、制度化起来。就任棋所，必须要是名人（段位制度诞生后，名人即九段），一个时代只能评选出一位名人，成为名人也就意味着要担任棋所了（近代本因坊秀荣、秀哉时期棋所制度已取消）。如果没有称得上名人的棋手，那么棋所一职也就空缺下来。要成为名人棋所，只有以下三种途径：

　　一、官方直接任命；

　　二、四大棋家共同推荐；

　　三、争棋决定。

　　官方直接任命名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上只有算砂一人是完全由官方单独任命的，但这也是因算砂众望所归。而得到四大棋家共同认可并推荐成为名人棋所的，也仅有本因坊道策、道知。能够得到共同推荐的，都是鹤立鸡群、名满天下的棋手，要做到这一点也是颇为困难的。因此，历史上的名人棋所，大部分都是通过残酷的争棋来决定的。

　　待遇方面，就任棋所以后，幕府即给予五十石二十人扶持的俸禄。此外，日本江户时期，各藩之间的人员流动都受到官方的极大限制，而当持有棋所的官方任免状时，该棋手可以随意通过各藩的关所，并且不需要出示其它的文件。这可以说是幕府给予围棋的一种特殊待遇。

　　棋所成立之初，算砂同时管理围棋、将棋，当时的棋所被称为“碁将棋所”。然而，虽然算砂拥有同时管理围棋、将棋的实力和威望，但后来人却很难如此。因此，将棋棋手对于此事感到不满，并向幕府申诉。最后，幕府只能将“碁将棋所”分为“碁所”（即棋所）、“将棋所”，各自管理，第一任将棋所为大桥宗桂。之后棋所、将棋所双方互相扶助，即使发生了争议，双方也都能够妥善地处理。

　　棋所制度的创立给日本江户时代围棋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即便四大棋家在整个江户时代为了争夺棋所不乏尔虞我诈、明争暗斗之事，但棋所还是给了日本围棋一个向心力，让棋手们有了努力的目标；同时棋所也能够统一调度和管理棋手和棋赛，日本围棋摆脱了过去自由散漫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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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棋家和家元制度的形成，也是日本围棋制度的重要一环。1603年，德川家康成为征夷大将军后，日海遵从家康的命令，将所主持的寂光寺让给其弟子日荣，并正式以本因坊为姓氏，改名为算砂，开创了本因坊，继而被家康任命为首任棋所。其后，中村道硕、安井算哲、林门入三人在家康的赏识和支持下，分别成为了井上、安井、林三大棋家的始祖。家元制度也随之形成。“家元”在日本传统文化中运用广泛，在戏剧届、绘画界等领域均存在不同的流派，而每一个流派的领袖即为家元。就法理来说，家元在本家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门下众弟子均应听命于家元。这种讲求上下尊卑的师徒关系，在中国和日本的传统艺能界都不鲜见。家元制度是四大棋家日常运转的根基所在，尽管围棋体现出了一种平等意识在里面，但围棋的规则还是将家元、师父、弟子的身份地位区别开来，比如手合（定先、先互先等）和让子。

　　围棋除了棋手外，还需要棋赛来供棋手切磋棋艺、一试高低。江户时代的棋赛主要包括御城棋、官方批准的争棋和不定期不定地点举办的棋会三种。这其中尤以御城棋影响最大，是当时棋手最梦寐以求的舞台。而正式的争棋通常只有在官方批准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大多也是围绕棋所的争夺展开的。棋会则只有在个别大名或高级官员召集、家元同意的情况下才会进行，举办与否完全随机，没有固定。

　　御城棋，又称为天览棋，即指棋手们在天皇或者幕府将军前进行对弈。在《庆长日件录》中记载，庆长八年（1603）四月十九日，家康召集四位围棋名手进行了第一次御城棋，四位棋手分别是本因坊算砂、鹿盐利玄（即利贤）、仙角、道石（即道硕），巳时开始，算砂与利贤对弈，打平；其次是仙角与道硕对弈，道硕三目胜；接着算砂与利贤再对弈，利贤三目胜；最后仙角与道硕再对弈，道硕胜。一直下至夜晚亥时，才各自退出，四名棋手各获得一束卷轴。另《当代记》中记载，庆长十二年（1607）十一月，算砂与利贤在大阪本丸[2]进行了对弈，丰臣秀赖前来观战，二人共对弈三局，第一局利贤先，利贤胜；第二局，利贤先，平棋；第三局，算砂先，算砂胜。这三局棋虽然是在秀赖面前对弈（而非幕府将军），但也具有了御城棋的性质。因为秀吉死后的丰臣家在当时还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大阪城也长期不受家康的直接控制。

　　之后御城棋的赛制逐渐有了明确的规定。1626年，幕府正式建立了“御城棋”制度。御城棋的主要参与者是本因坊、井上、安井、林四家的家元、迹目（预定继承人），以及七段及以上的棋手。但规定确立不久，各家家元又申请规定为五段及以上棋手参与。一直到了天明年间（1781—1789）官方才再次将参赛资格确定为七段及以上，在此之后只有一次例外，井上家曾将服部雄节（五段）列入参赛名单中。另外，高家、大名，或者旗下的武士中，有善围棋者，依其所愿，也可以参加御城棋。

　　御城棋每年举办一次，最初并没有明确的举办日期，之后定为每年十二月举办，但是到了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的享保元年（1716），最终将御城棋举办时间确定为每年十一月十七日，每年十一月初，寺社奉行下达文书：

　　依宽永（1624—1629）之御吉例，可于十七日举办御城棋。

　　寺社奉行

　　棋所将棋众

　　文书下达之后，四家家元集会并商讨确定棋手们的手合，再上报给寺社奉行。十七日清晨六点左右登城，之后根据寺社奉行的指示，进入御黑书院开始对弈。道悦时期，御城棋也发生过一些变化，比如已经到了老中[3]退出的时间，但是对弈往往还没有结束，只能将对弈场所移至寺社奉行的官邸中，由此生出诸多不便。后经过商议确定，每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参加御城棋的棋手提前进行对弈，在这6天之中，棋手不得与任何人会面、不得外出。到了十七日，再将所下之棋下给将军观赏。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御城棋的观赏性，但在当时却也解决了对弈时间上的问题。对于参加御城棋的棋手，幕府准备了早晚五菜两汤的料理，此外还有酒、点心、茶等等。

　　对于参与御城棋的棋手的穿着，在历史上也有一定的演变。本因坊算砂本为寂光寺僧侣，御城棋时都穿着圆顶缁衣，由于当时算砂任棋所，并且德高望重，因此，其他三家以及其他的御城棋参与者，都效仿算砂的穿着，区别只在于本因坊、井上两家信仰归属于日莲宗，而安井、林两家的信仰则归属于净土宗。这种穿着延续到了本因坊道悦时期，道悦与安井算知进行六十番争棋期间，道悦认为着僧服下围棋很不方便，欲将衣袖改短，官方听闻之后采纳了这一想法，并在之后规定棋手们穿着十德服。

　　御城棋每年仅举办一次，并且对弈结果与棋手名誉紧密相连，甚至关乎到棋手的未来和所属棋家的名声，因此能够参与御城棋的棋手对御城棋无不高度重视。御城棋一直发展到1864年才正式宣布结束，在这两百多年中，御城棋成为日本棋手最为关注的赛事，也成为了日本棋界的一大盛事。对于围棋的发展而言，御城棋的举办使得日本围棋制度体系取得了进一步完善，同时加强了围棋竞技性，让更多棋手更加注重围棋胜负和师门荣辱，一方面无疑推动了日本围棋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御城棋的制度设置也是处在家元制度和棋家之间对抗的延长线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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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以上项目外，江户时代的制度建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便是段位制度的创设。中国南北朝时期出现过“棋品制”，将围棋棋手的等级分为了九个等级：入神、坐照、具体、通幽、用智、小巧、斗力、若愚、守拙。这一区分方式，虽然并没有让中国围棋走上以竞技为主的道路，却在一定程度上为之后日本的段位制的确立提供了思路。元禄年间（1688—1704），在本因坊道策的倡导和主持下，日本围棋首次确立了段位制，从初段到九段，当时九段一个时代只能有一名，被称为名人，八段被称为准名人，七段被称为上手，欲晋升七、八、九段，都须得到四大家的共同认可，方能授予段位证书。[1]在确立分段的同时，还对各段之间对弈的规格（让子数、定先、先互先等）也确立了下来，此时尚未出现贴目（1926年日本第一次采用黑棋贴目的方法）。

　　段位制的确立，在当时具有非常显著的积极意义，它为棋手提供了一个衡量棋力的标尺，棋手们努力的目标也变得更加明确，有利于发挥出围棋竞技功能的积极性，促进了围棋棋技的发展。段位制对后世影响深远，一直持续至当下，成为了世界各国围棋界共同认可的棋力分级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还能够反映出棋手的棋力。

　　作为日本围棋史上毫无争议的一代“棋圣”，道策为后世立下了不少标杆和规矩，除了段位制外，对于布局方面也做出了许多规定，比如开局禁止下“三三”等。而对于接待国际棋手，道策也为后世立下了一定的规矩。

　　天和二年（1682），琉球王子带领国内第一棋手亲云上滨比贺及其他使节赴日，之后将一封文书交给萨摩藩主岛津光久，希望能通过岛津家向上面转达想与道策对弈的意愿，最终幕府答应了这一请求。道策遂带领四五门生，同年四月十七日，来到了岛津官邸。道策让滨比贺四子开始了对弈。此次对弈，均由两国官方派出，可看做是日本围棋第一次正式的国际比赛，如若输了那将是本因坊的耻辱，更是日本的耻辱。因此道策在对弈过程中一直小心谨慎。第一局对弈道策不负众望，十四目大胜滨比贺。滨比贺又请求对弈第二局，第二局还是让四子，道策输了二目，这第二局无疑是道策为了给琉球国留点颜面。滨比贺感叹道策棋力非凡，在留下来期间，一直研究道策的棋，并上书给光久，希望能得到日本棋所的段位证书，道策听说以后欣然接受，授予滨比贺“上手授二子”（相当于三段）的证书。滨比贺拿到证书后不甚喜悦，赠予道策白银十枚。光久也颇为满意，作为谢礼赠予道策白银七十枚、卷轴二十卷、蒸馏酒二壶。其证书全文如下：

　　壬戌之夏，使君从王子之来朝，留江府。萨摩左中将光久公令予等对席。视其围棋，予深叹，美其才量不凡。光久公命予请许其棋艺之分，予观其志，厚其规模之广，许之以在扶桑敌上，于上手之位者，不可过二棋子矣。而后，使君增厚志于我道，其才愈进，其艺愈工，务旃使君。

　　天和二年壬戌四月二十六日

　　本因坊道策印

　　与琉球国亲云上滨比嘉大人

　　道策作为棋所，让四子以及授予对方“上手授二子”段位的行为，成为了后世江户时代日本棋界对待琉球棋手时不成文的制度。宝永七年（1710），琉球国派使节到日本，亲云上滨比贺之徒屋良里之子随行而来，本欲与道策对弈，但道策已去世多年，最终日本方面派出了道策的弟子道知应战。道知此时并非棋所，因此只让了对方三子。最终道知中盘获胜。屋良里之子后又与相原可硕定先对弈，二目败给了相原。为了代表日本政府给屋良颁发一纸段位证书，道策弟子、当时资历最老的棋手——井上道节顺势成为了棋所，给屋良同样颁发了“上手授二子”的段位证书。

　　以上是日本近代以前明文记载的两次正式的对外围棋比赛。虽然其间各个环节的规定并具体未成文，但也能从这些规定中看出当时日本围棋界对于外国围棋的一种态度。日本围棋制度的不断完善（同期的中国还未有完备的围棋制度）、棋手实力的不断提高和棋手作为一名职业在社会上所受到的尊重，都让日本围棋界拥有了极大的自信，这进一步造就了他们对外对弈时所形成的制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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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围棋制度的下一次大变革，则是到了近代以后。西方新的管理理念和制度、新的技术文化陆续传入日本，给棋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首先是新兴的现代出版行业和报业给围棋带来了不同的传播和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围棋团体的组织形式也产生了变化，日本围棋传统的家元制度开始逐步走向瓦解，而依托于现代管理理念的围棋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四大棋家中，最早断绝的是因家元本因坊秀荣回归坊门而并入到了坊门的林家，其后是安井家、坊门和井上家。井上家虽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但其影响力在明治时代就已非常有限。逐渐兴起的，是以方圆社为代表的一批围棋组织。

　　方圆社的成立是日本围棋历史上的一大变革，它摆脱了过去的家元制度，采用全新的教授方法，并按照现代的经营制度募集资金、招揽人才、组织比赛和研讨会、出版刊物等等，未几便把坊门的光芒压了下去。成立第二年，方圆社就募集到了3万日元的巨资，许多政界、商界的知名人士都出手相助，如山县有朋、后藤象二郎、涩泽荣一、岩崎弥太郎、井上馨等等。此外，方圆社将每月的第3个星期日定为社员的对局日，并且选择其中五局棋谱，由秀甫点评后发表在方圆社的社报《围棋新报》上。方圆社所做之事最为大胆的，莫过于改革段位制，方圆社认为过去的段位制太过严苛，很难使更多的人对围棋抱有兴趣，过去虽然下围棋人数众多但得到段位并留下名姓者却是少之又少，如此容易打击到大部分人学棋的积极性。所以方圆社最终制定了新的段位制，将过去的九段改为十二级，对于颁发的标准也做了相应的规定。《围棋新报》第46号中如此说道：

　　在围棋段级中，和上手（七段）对局手合为三目时，可入段并授予初段，升二段三段亦有定则。……盖三百年来之实历，此道升九段乃至难之事，且入段极为不易。故，好围棋者终身未能留下名号者甚多，或因此而弃围棋之路者亦不鲜见，如此岂不遗憾。因此，此次经我社协商，改段位之制，以旧九段为第一级，以下从第十级开始，每一级相差一目，至第十二级结束。与上手手合为六目，即与名人手合为七目时，即授予等级证书。

　　级位制改革之后，随即在社员内开始实行。方圆社的级位制虽然在日本围棋其后的发展中被舍弃了，但方圆社在级位制上的努力，对于向更广泛的阶层和西方国家普及围棋却具有重大意义。应当说，整个方圆社的成立和崛起，其实都可看做是日本围棋制度走向现代化迈出的重要一步，尽管其中有的制度在后世被舍弃，但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920年，方圆社社长石井千治辞去了社长职务，将方圆社交给了广濑平治郎。广濑在棋盘上杀戮凶狠、神态冷峻，在行政管理上也有棋风的影子，独断专行，不愿意听取他人意见。这引起了方圆社部分成员的极度不满，这其中尤以雁金准一（此时已从坊门返回方圆社）、濑越宪作、铃木为次郎和高部道平为代表，最终四人脱离方圆社，于1922年重新组织了一个围棋团体，进行棋界革新（倡导棋手权利公平），由此形成了“裨圣会”。裨圣会刚成立，就颁布了具体的改革措施如下：

　　1。会内成员对局一律采取互先行棋，抛弃了过去段位的区分；

　　2。对局时间不再像过去没有限制，而是双方各持有16小时，下完即止；

　　3。胜负采取记点法，胜一局得10点，平局则白棋7点黑棋3点；

　　4。在一个比赛周期内，获得75点及以上者，成为裨圣会的代表棋手，并进行名誉表彰。

　　裨圣会的一系列的改革对于接下来的棋界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其力度之大，比方圆社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定程度从制度上变革了自江户时代流传下来的一些不符合当下时代的陈规旧律。裨圣会也与本因坊和方圆社在棋界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形势。在裨圣会制定的比赛制度和管理制度中，许多都被后来的日本棋院吸收采纳，沿用数十年。比如对局时间限制、胜负记点法的基本思路、75点表彰等，在后来的日本棋院的新闻棋战和春秋大手合中都继承了下来。这些制度规定虽然在不断发展中暴露出了诸多问题，但其诞生之时表现出了围棋运动向更科学、合理和公平的方向发展的趋势，具有积极的意义。

　　当然，这些制度改革自然引起了一些棋手的反感，其中尤以坊门最为不满，裨圣会倡导棋手全部互先，本因坊秀哉作为家元和名人会丧失原本的主动权，也不能随时打挂。这虽是裨圣会内部改革，但秀哉也担心改革之风越刮越大，不得不重视起来。

　　这一时期，坊门、方圆社和裨圣会三方，可以说正好代表了日本围棋近代发展的三个阶段，也是三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坊门是传统围棋的代表，是家元制度的极力拥护者；方圆社是明治时代在第一波西方思潮刺激下形成的组织，他们具有一定的革新精神，但他们中许多人仍是从传统制度下走过来的，不能完全抛弃过去身份等级的意识；裨圣会的改革则更彻底，四位创始人中，除雁金准一是1879年生人，其他三人均是1880年代生人。雁金准一与秀哉争夺坊门家元失败，自然就站在了反对坊门的一面；濑越宪作自幼学棋无门无派，没有门派成见；其他两人亦是时常因制度问题而在棋界掀起新的事件，这些人都具有一种革新的精神，他们希望的是对弈的公平、公正、合理，不讲求身份之别。这样的三个团体碰在一起，自然是免不了矛盾和争执的。但是，所有的矛盾和争执，最终也逃不过时代的大潮——以新的制度统一日本棋界。

　　日本棋界自棋所制度随着幕府的灭亡而走到终点后，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没有统一的调度和管理，没有统一的练习和比赛。1924年4月21、22日，在濑越宪作、高部道平和喜多文子等人的努力奔走下，在大财阀大仓喜七郎的支持下，日本棋界同仁汇聚于东京帝国饭店（野泽竹朝和大阪的井上家未参与），商议日本棋院的具体成立事宜。5月20日，日本棋院正式挂牌成立，发行院刊《棋道》。同时按照合同要求，历经了46年历史、对日本围棋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方圆社宣布解散。

　　日本棋院成立后很快就步入了正轨，方方面面都做了规定，比如：

　　1。定期组织棋手交流对局。每位棋手每月要进行至少两次对局，五段以下棋手每次对局各自持有6小时，五段到七段的棋手每次对局各自持有8小时，准名人（八段）和名人（九段）对局时持有20小时，高段与低段对局时按照高段规定的时间来进行。七段及以下棋手对局，需要在两天内结束。

　　2。授予段位。取消过去传统的和方圆社的段位制，统一由棋院审核授予，每年召开两次审查会，按照棋手对局成绩来决定段位。定期公开讲解和教学。每周两次，每次由两名高段棋手来进行两个小时的大棋盘公开教学，会员可以免费听讲。

　　3。出版发行机关杂志《棋道》、讲义录，此外从每一年的对局中选取优质棋谱编辑成册进行发行，还将杂志中的讲座整理成册进行发行。

　　4。在全国其他地方设立支部，同时每年在东京本部和大阪支部之间举行东西部对抗赛、高段者和有段者对抗赛、业余棋手赛等赛事。

　　5.1926年，开始实行黑棋贴目，最初仅贴半目（尽管如此，当时仍有不少反对者）。

　　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日本围棋过去的等级观念，对局和比赛也变得更加公平，同时杂志和书籍的发行也促进了围棋向大众的传播和普及。日本棋院的成立给日本棋界注入了新鲜的空气，并把过去松散的围棋小团体联系在了一起，统一管理和调度，逐步确定了具有现代性质的比赛制度等等，这些都为日本围棋提供了强有力的发展动力。并且在这期间，老一代的棋手逐渐引退或去世，新一代的棋手怀揣着新的围棋思路走上了舞台，进而创造了日本围棋的一个高潮。

　　这里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升段制度，日本棋院创设了“春秋大手合”赛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棋手的升段与否都决定于春秋大手合的成绩。在春秋大手合出现之前，日本棋院每月组织2场集体对弈。但是在各种丰富的新闻棋面前，1月2场未免显得单调。因此，从1927年开始，日本棋院开始实行春秋大手合的制度，并以此成绩决定棋手段位。顾名思义，春秋大手合分为两季进行，春季为4、5月，秋季则为10、11月。只要是日本棋院在籍的棋手，必须两季都参加。具体规定包括，1。每季将棋手分为甲乙两组。两组的划分标准是：甲组为棋院宣传部所属三段及以上棋手，乙组为宣传部所属二段及以下棋手和研究部所属棋手，若遇到同门棋手，则要分开。2。段位之间的对局手合为：同段每局互先，差一段先互先，差两段每局定先，差三段先先二（三局中两局定先，一局让二子），差四段二二先，差五段每局让二子，差六段让二、二、三子，差七段让三、三、二子，差八段每局让三子。3。关于对局限定时间，七八九段对阵七八九段限时32小时；五—九段对阵五六段限时24小时，对阵三四段限时18小时，对阵初二段限时12小时；三四段对阵三四段限时16小时，对阵初二段限时12小时；初二段对阵对阵初二段限时10小时。对局数量则至少保证甲组8轮，乙组10轮。4。积分规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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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有了这一积分规则，升段条件也定了下来。平均分数达到70分及以上即可升段。甲组四段及以下不满50分者，要降至乙组；乙组三段及以上成绩优良者，以及二段成绩拔群者可编入甲组；乙组棋手不满45分者，取消参加下一年大手合的资格。

　　除此之外，每一年还会组织甲乙组分别为东西军，进行对抗比赛，并且设置有奖金。但是在1928年的东西对抗赛上，濑越宪作和高桥重行产生了万年劫的情况，胜负难分，东西双方对抗意识加剧，由此被旁人诟病为党派争斗。因此棋院便废除了东西对抗赛，而另外设立了由大手合前八名棋手参加的大手合优胜者决战，吴清源曾多次获得此赛事优胜奖。

　　大手合赛事创设以后，由于输棋并非以0分处理，并且算的是平均分，因此使得升段相对过去变得容易许多。大手合赛事在后世进行过多次调整和变革，但不是调整得更加科学合理，而是越发降低了升段的难度。比如将五段以上棋手的升段条件改为了平均得分65分即可升段；1962开始规定九段棋手不用参加大手合赛事；若是平均分只有67.5分，局数积累够多也可以升段，等等。这些调整都使得日本升段变得越来越容易，进而导致后来形成了高段位泛滥，低段位稀少的倒三角结构。

　　关西棋院的大手合赛事大体也与日本棋院相似，关西棋院曾经一度只有3位初段棋手，而九段棋手则多达30余人。庞大的高段棋手群体的存在，意味着高额的对局费等费用的支出，资金的困难进而限制了围棋事业和产业的发展。中山典之对此曾呼吁道：“桥本老师分裂棋院的时候，国际棋界只有日本的身影。因此东西双方互相切磋，是有正当理由的。现在中国和韩国已经追上来了，不应该是东西反目的时候了。日本棋界应当回归一统，到时当务之急便是一起让混乱不堪的段位正常化。”[1]鉴于高段位泛滥带来的各种弊病，日本棋院于2003年废除了大手合赛事，关西棋院则于2004年废除。

　　继大手合赛事之后，日本棋院将升段制度改为了头衔升段、胜局升段和奖金升段三种。第一种具体为：“棋圣”“本因坊”“名人”和世界赛事，获得一次冠军直升九段，获得一次亚军直升八段，进入头衔战循环赛圈直升七段；“天元”“王座”“十段”“碁圣”，获得两次冠军直升九段，获得一次冠军直升八段，获得亚军直升七段；阿含·桐山杯和龙星战杯冠军直升七段。第二种则适用于逐段上升，棋手在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赛事中，30胜初段升二段，40胜二段升三段，50胜三段升四段，70胜四段升五段，90胜五段升六段，120胜六段升七段，150胜七段升八段，200胜八段升九段。第三种通过奖金数额排名来决定，六段棋手中年度奖金第一名升七段，五段及以下棋手则是前两名升段，七段以上不设置奖金升段。

　　升段制度的改革，改变了过去许多棋手名不副实的状况。无论是谁，要升段都必须赢棋，必须拿出成绩。但这种改革只是改变了日本棋手在国内的生存状况，却没能提高棋手在世界棋坛的竞争实力。这点就要从日本的新闻棋战的制度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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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6月26日，秀哉的引退棋在芝红叶馆开始，木谷实执黑先行，不贴目，双方各持有40个小时，取消了过去名人的打挂特权，采取了更加公平的“封棋制”，每隔四天对弈一次。引退棋于同年12月4日以木谷实5目胜结束。

　　1939年6月12日，日本棋院举办了“本因坊”名号的转让仪式，秀哉代表坊门发出了《声明书》，正式宣布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本因坊”不再是围棋世家，而是头衔和棋战。同月，东京日日、大阪每日新闻社赞助的“全日本本因坊头衔争夺战”成功举办，参赛者要达到五段及以上，对局均采取互先。比赛分初赛（淘汰赛）、本战（循环赛）和决定战（挑战赛），最初采取六局制，第4届改用五局制，从第5届开始改为七局制，头衔拥有者接受挑战也由每隔两年接受一次变为一年接受一次。这使得头衔的竞争更加激烈，头衔拥有者也无法稳坐钓鱼台了。

　　“本因坊”创设以后，各类新闻棋战陆续涌现出来，随后又创设了6个头衔战（棋圣战、名人战、天元战、王座战、十段战和碁圣战）以及其他数个棋战，如十杰战、NHK杯等等。日本棋界的赛事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这些棋战的赛制基本固定，且赛事奖金颇高，吸引着大量棋手参与，在社会上也颇受关注，其中7大头衔战的影响力最为广泛，它们的赛制也大同小异，均为挑战制。每年的参赛棋手经过一系列比赛对抗，选拔出第一名挑战上一年的头衔拥有者。

　　这些新闻棋战在创设之初，给日本围棋的发展带来了诸多益处。一方面，荣誉和奖金的存在，激发着棋手的斗志，许多棋手为了在新闻棋战中取得头衔，不断发奋图强，提高自己的棋力。而在头衔的你争我夺中，又产生了许多紧张刺激、荡气回肠的对局和故事流传后世。比如桥本宇太郎的“升仙峡大逆转”、赵治勋的轮椅对局等等。此外，加上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围棋从而在50—80年代进入了鼎盛期。而50年代的中国和韩国一线棋手，在对阵日本高段棋手时还需要被让子，直到60年代陈祖德才以互先打败了日本的九段棋手。新闻棋战对于刺激日本围棋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另一方面，新闻棋战也通过媒体普及了围棋。由于新闻棋战都是由各个报社赞助举办的，因此围棋在报纸上的频繁报道，也向更多大众传播和普及了围棋。同时，报纸销量的增加，对报社也基本有利无害。新闻棋战的积极性和重要性由此可见。

　　但是，当新闻棋战往后继续发展，则逐渐对日本的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江户时代的棋手对局，通常需要十数小时，甚至数十小时一局，那些争棋往往一争就是几年。本因坊秀哉和木谷实下引退棋时，若是双方均用完限时，将是80小时一局，极为考验棋手的身心素质。而新闻棋战中保留了这种长时对局的传统，并且新闻棋战往往都是多局制，由于时间长，因此每一局都需要打挂封棋。如此一来，日本棋手每参加一次头衔挑战赛，都要投入很大的精力。而很多一流、超一流棋手往往拥有的还不止一个头衔，如此长时间地埋头新闻棋战，束缚了棋手向外发展和交流。在围棋题材漫画《棋魂》中，棋界泰斗塔矢行洋就曾感叹体力扛不住这么多头衔战，想引退出去世界棋坛上看看。

　　一方面，这种长时对局确实给日本围棋文化添加了一分厚重感，棋手只有身心都能完全地沉静下来，才能完成如此长久的对局。这既是传统文化特色和魅力，同时也是影响日本围棋向外发展的因素之一。在当代社会中，生活的节奏和社会发展的速度，都已非江户时代和近代可比。同样，在世界围棋快速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日本秉承长时对局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棋手不适应国际比赛的节奏，毕竟国际比赛中大都不会进行十数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一局的对弈。因此，如何在传统文化魅力、新闻棋战制度和现代国际棋赛制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就成了日本围棋发展必须面临的问题之一。

　　80年代以后，日本围棋在国际赛场上的成绩持续低迷。事实上，对于日本围棋制度的诸多弊病，藤泽秀行曾在1999年因不满于日本棋院的弊病，决定自己给业余棋手颁发证书，且只收取一半的费用。此举伤害到了日本棋院的威信和经济利益，但在棋院告诫下，藤泽依然不改，之后不久藤泽就被棋院除名、剥夺段位。直到2003年，日本棋院成立80周年前夕，藤泽才得以回归棋院。由此可知当时日本棋院在制度上和管理上存在着较多的问题。而放到目前来说，日本围棋在国际赛场上的低迷，其实是日本围棋制度、后进培养、资金来源和传统文化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的。就现在日本棋界的状态来看，以上种种制度上的弊病和文化上的顽疾的改革和创新之路还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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