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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清代围棋 [打印本页]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3-12-6 12:03     标题: 清代围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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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国手

  (1)清初国手

  清初的围棋国手,有过百龄、汪幼清、盛大有、吴瑞徵、周懒予等人。其中过百龄、汪幼清、盛大有在明末已很著名,尤其是过百龄,以一代宗师的身份稳执棋坛牛耳,直到辞世。而吴瑞徵、周懒予等则是清初才开始享名的人物。

  盛大有,名年,苏州人,与过百龄同为清初弈林前辈,家学渊源,亦擅山水、梅竹,可谓多才多艺。顺治末年,盛大有曾与汪汉年、周东侯、程仲容等会于杭州,互弈十局,刻谱刊行。康熙七年,与黄龙士争雄,因年事已高,七战全负。大有的棋风属传统力战一派,然禀性执拗,每为同时棋家所讥。但黄龙士评价他说:“盛当局面窘迫之际,亦有生机,本领自有过人处。”《弈府阳秋》选录大有胜过百龄四局,《寄青霞馆弈选》载有与黄龙士、周东侯、汪汉年、程仲容等对局五十余谱。

  吴瑞徵,名贞吉,新安人。著有《不古编》弈谱。不古者,以见弈艺日新,不以古囿之也。每局皆有评语,极见精当。与黄龙士有对于三局,一局黄先,二局吴先。又与程仲容、高钦如、吴孔祚、萧幼白、杨汝炯诸人对局,瑞徵皆让一先,盖亦清初翘楚也。

  清初的国手中,在棋艺方面较有成就的是周懒予。比周懒予稍后的国手有周东侯、汪汉年、李元兆、周元服、许在中、姚籲孺、戴臣野、郑谷耕等人。

  (2)周东侯

  周东侯,名勋,六安人。他的棋立意翻新,不拘成法。

  清初,与周懒予、盛大有、汪汉年对局最多,而与龙士对垒尤曲尽其妙。东侯尝言,局中义理之所在,务须推移尽变,若稍存余蕴,必不能淋漓酣畅,高手以胜负泥于胸中,故往往中止。又言善弈者在未落子先至落子经营,又入第二法门,况半局而经营惨淡,岂上乘见解乎?《弈选小传》则谓人称龙士如龙,东侯如虎,其为弈淋漓尽致,不可方物,非同辈诸人比也。《弈理析疑》载东侯、龙士一局,计三百二十二著,无半子胜负。吴修圃评云:“国初时,名手如林,龙士最幼,诸家遇之辄望风而靡,惟东侯刻意追新,喜出偏锋,屡胜不屈,此局如春秋晋楚主盟,不相上下,可称劲敌。”修圃又有评云:“周、黄对垒,如兵家以奇胜,而衅端起自东侯,往往失利,此局自首至尾,机趣横生,有一波未平,一波复起之妙,彼此出奇,是谓奇而法。”徐星友亦有评云:“是局黄白周黑,白固游刃有余,然不以局胜而不尽变,黑不以败局而气馁,各穷其至而后已。如此对局,失著似不必穷追,输赢又当别论。不泥于一端,则得其大意也。”安邱王彦侗刊有《六家弈谱》,以东侯居首,龙士次之,梁、程、施、范又次之。彦侗谓东侯虽先龙士而霸,而往往败于龙士,且败于周懒予、汪汉年之俦,其技似稍逊者。然纯以偏锋从事,不计胜败,一往直前,必期尽变而后已,此亦阅者之所快,而学者之所不当废也。邓元鏸评弈,谓东侯如急峡回澜,奇变万状,可以知其弈品矣。东侯著有《二子谱》三十局、《四子谱》八局,附刊《弈悟》后,虽不及范、施二子、四子谱之精,然批评甚详,亦足益人神智矣。

  (3)一代宗师黄龙士

  黄虬(1651—?),字龙士。又名霞,字月天。江苏泰县人。出生在离县城数十里的姜堰镇,地处偏僻乡间。自幼聪慧,16岁已称国手。他以精湛的技艺领袖群伦,继往开来,在世的时候已被列为“圣人”。他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可惜中年而逝,他的死也成为千古之谜。

  龙士是一个早慧的天才,学棋时间不长,即已无敌于乡里。他的父亲也是一位有心的人,见孩子在棋艺上颇堪造就,遂带他出外游访,欲求明师指点。父子二人先到北京,后又随某满族将军去关外。一年之后,龙士离北地南归,技艺大有进步。后来,父亲又两次带他去拜访诗棋名家杜濬。杜濬《变雅堂文集》有《送黄童子序》一文称:“甲辰之岁,黄童子虬来谒,年十一。别去五年又来谒,已逾成童……其生也仅十六年。”初次尚“下弈秋一等”,二次“其弈居然秋矣”。说明龙士十六岁时,棋艺已由二手而达国手阶段。杜濬很赏识这位少年聪敏可喜,称许他“斌斌鱼雅,有可以学问之质”。

  当时国内棋坛上,享名最高的是盛大有,龙士向之挑战,对垒七局,取得压倒性胜利。不过大有已年逾七十,精力难乎为继;龙士年方十八,正锐气无伦,所向无敌之际。胜利的天平倾向年轻人也在意料之中。国内其他高手,如何闇公、程仲容、娄子恒、卞邠原、谢友玉等皆望风披靡,纷纷签订城下之盟。唯有周东侯勉能抗礼,东侯的棋力原自不弱,但龙士毕竟艺高一筹,故常从绵密深稳中出奇制胜。

  当龙士名震天下之时,比他年长十岁左右的徐星友尚默默无闻,遂从龙士学艺。龙士初让四子,后让三子,倾力相授而无保留,使星友一跃而为国手。从康熙中叶开始,黄、徐先后成为照耀棋坛的双星。

  龙士性格磊落,技艺超群,同时高手莫不翕服。他的名字不仅在棋坛回响,而且在文士名流中也获得极高的推崇。著名经学家阎若璩曾将龙士列为清代十四“圣人”之一。阎氏所列圣人,如顾炎武、黄宗羲、朱彝尊、汪琬等,皆是学可究天人,文可变风俗的巍然大师。龙士能以棋艺而与上述诸人并列,可知在阎氏心中,围棋与经史、文学相比肩而毫无逊色。

  从现有史料看,龙士一生的踪迹比较模糊。除童年到过北方,成名之后,大部时间活动于江南一带。据李斗《扬州画舫录》等书记载,龙士曾客居扬州、杭州。是否又到过北京,则未留下确实的记载。但在野史中,每有龙士充任“内廷供奉”,并在康熙御前下棋的记载。虽难断为信史,似也无法排除各种可能。揆之常理,北京乃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国手荟萃的所在。以龙士艺名远播,领袖群伦,不去北京访棋会友,干谒公卿,希冀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不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从龙士所遗棋谱看,他既未与范西屏、施襄夏对局,也未与范、施之前的程兰如、梁魏今对局。因此,一般史家认为他中年早逝。有关他的死因,诸说纷纭,颇带传奇色彩。如《国弈初刊序》谓:“清初国工周懒予、周东侯、汪汉年诸人忌黄龙士,诱以声色,瞀乱其精神,遂因致疾而卒。”又裘毓麟《清代轶闻》载:

  相传徐(星友)家甚富,既成国弈后,忌黄名出己上,乃延之于家,饮食供奉备极丰腆,乘间蛊之以声色。三年,黄精力耗竭,遂死。又一说:谓黄故负气,徐一日遍延高手,于厅间置弈局三,谓黄能同时敌三人乎?黄奋然曰:“何不可之有!”东西顾而弈,弈竟黄胜,然是夜遂呕血死。

  以上诸说,前人均谓诞妄不经之谈。笔者却以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分析上述诸说,龙士的死因集中在如下两点:一、惑于声色致疾而死。二、弈棋用力过甚,呕心沥血而死。这两种情况都属于暴卒,与龙士中年而逝的说法基本相符,故不能一概斥以为非。如《清代轶闻》所记徐、黄二人交往,似含有真实的成份。星友既向龙士学弈,延请至家款待丰腆,亦属寻常。至于遍延高手,以一敌三,也是棋家常有的事。非说星友设计,必欲致龙士于死地,则不免矫情过甚。总之,龙士的死,实是一桩疑案。希望能发现更为翔实的材料,俾使龙士中年而逝之谜,能够大白于人间。

  龙士的棋艺及其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自康熙中叶至今,棋家一致推崇。即使在日本,也获得极高评价。例如围棋大师吴清源认为:龙士的棋艺已达到日本的“名人”等级(川端康成《吴清源棋谈》)。吴先生所言“名人”,非指今天日本新闻棋战所产生的名人,而是指昭和以前,各个时期雄踞日本棋坛的第一人。

  关于龙士棋艺的特点,前人多有评述。如徐星友评:“寄纤秾于淡泊之中,寓神俊于形骸之外。”“一气清通,生枝生叶,不事别求。其枯滞无聊境界,使敌不得不受。脱然高蹈,不染一尘,臻上乘灵妙之境”。再如邓元鏸评:“龙士如天仙化人,绝无尘想。”“用思尤密,深入奥窍。当危急存亡之际,群已束手智穷,能于潜移默运之间,益见巧心妙用,空灵变化,出死入生”。龙士的对局,散见于清朝、民国期间各家棋谱,较为著名的有王彦侗所辑《六家弈谱》、邓元鏸所编《黄龙士先生棋谱》。龙士的著作有《弈括》及《黄龙士全图》。《弈括》的内容分“拟出子三十局”、“演官子式三百六十局”。《黄龙士全图》共二十局,亦是出于式规模。书前有龙士的自序,对全局的战略战术作了精辟扼要的说明,是一代大师毕生实战经验的总结。

  与龙士同时的国手,有娄子恒、凌元焕、谢友玉、程仲容、张吕陈、江天远、何阁公、高钦如等人。

  (4)铭心刻骨“血泪篇”——徐星友

  徐星友(1644—?),名远,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自康熙中叶黄龙士辞世后,乃至程、梁、范、施四大家称雄之前,约三四十年中,为国内棋坛最著名之国手。

  星友生于书香门第,工书善画,属于多才多艺的士大夫之流。其学弈较晚,但专心刻苦,有三年不下楼之说。最得力之导师即黄龙士。最初授四子,星友进步很快,已达二子水平时,龙士仍授三子十局。双方竭心倾力苦思精索,极尽腾挪变化之能事。对局之紧张激烈,犹如以性命相搏,时人遂命名此十局为“血泪篇”,用以形容星友悬梁刺股的学习精神。此事历来为棋界所传颂,时至今日仍是教育青少年矢志进取的良好教材。经过这样铭心刻骨的阶段,星友一跃而为国手,成为龙士逐鹿中原的劲敌。

  星友成名后,曾到北京,与周东侯角逐而胜,前已述及。晚年又到京师,遇后辈新秀程兰如,订弈十局。但终因年高力衰,难敌对方之精壮锐气。主事者又邀集其他高手,暗助兰如,星友遂败云。受此挫折之后,星友南归,闭门倾力编著《兼山堂弈谱》。其时,少年之范西屏、施襄夏已崭露头角,慕名上门请益。星友授以三子,对西屏、襄夏的棋艺颇有帮助。星友的棋,属于平淡一派,所谓“流水不争先”是也。这一派棋手的特点是功力深厚,有良好的大局观和局面平衡能力。

  星友的局谱留存不多,辑为专集者有《绘声园弈谱》,凡授二子者十九局,嘉庆年间高手金春亭为之评解。此外还有《师竹斋谱》,嘉庆时由盛新甫从星友让子谱增辑,凡二子至九子四十局。由此也可以知道,星友在他的一生中,曾以很大精力从事教学以指导后进。

  星友传世的著作是《兼山堂弈谱》。据翁嵩年的序解释说:“兼山者,艮也,止之义也,观此可以止矣。”书中共选清初著名棋手对局六十二谱,如过百龄、盛大有、周懒予、周东侯、汪汉年、黄龙士及作者自己,皆有代表作入选。并由星友“反复研讨,直穷微芒”,逐篇加以评注。星友的评注紧扣关键,平实可用,且每每夹述对局者的风格轶事,使读者既可窥视一代国手的技艺精华,又可领略他们的人品风貌,诚为赏心悦事之佳作。

  (5)中兴盟主程兰如

  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继黄龙士、徐星友之后,程兰如、梁魏今称雄一时,程、梁与后起之范西屏、施襄夏,并称为清代围棋“四大名家”,也有再加上黄龙士、周东侯而被称为“六大家”者。

  程兰如,名天桂,安徽歙县人。兰如在康熙末年已成第一国手,其标志即是在北京与徐星友对垒十局而大获全胜,迫使名满海内的老国手从此退隐武林。

  兰如的棋,细致深厚,算路深远,仍旧发扬中国力战派的传统,中盘杀伤力极强。正当兰如声名远播之际,两颗耀眼的新星诞生了。年轻的范西屏、施襄夏以锐不可当之势登上棋坛,严重威胁了兰如的霸主地位。一开始兰如尚对范、施二人授先,含有指导后进的意思。但时间不长,即被范、施超越。某些零星的史料表明,程兰如、梁魏今与范西屏、施襄夏,这两代国手曾聚在一起进行激烈较量,兰如和魏今终于敌不住范、施而败下阵来。

  兰如不仅围棋下得好,而且更精于象棋。李斗《扬州画舫录》载:“程兰如弈棋不如施、范,而象棋称国手。”说明兰如资质不凡,于围棋、象棋都能达到极高的境界。

  兰如的著作有《晚香亭谱》。施襄夏《弈理指归·序》评价说:“……惜语简而局少,凡评通局当然之着,或收功于百十着之后,或较胜于千百变之间,义理深隐,总断难详,未入室者仍属望洋犹叹。”《晚香亭谱》不见于邓元鏸所撰《国朝弈谱目录》。大约是因为语简局少,义理深隐,难以流传的缘故。

  (6)机心付冰释,朗朗神仙人——梁魏今

  梁魏今,先程兰如而成名。雍正年间,则与兰如并驾齐驱,同为棋坛翘楚。魏今的棋清高而雅淡,与徐星友一脉相承。

  魏今深通棋理,也善于指导后进。施襄夏讲他因魏今的教诲,终于领悟棋道真髓,从而棋艺大进,即可与魏今、兰如分先角胜。

  魏今与“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很有交往。板桥有诗《赠梁魏今国手》云:

  坐我大树下,秋风飘白髭。朗朗神仙人,闭息敛光仪。小妇窃窥廊,红裙飏疏离。黄精煨正熟,长跪奉进之。食罢仍闭目,鼻息细如丝。夕影上树梢,落叶满身吹。机心付冰释,静脉无横驰。养生有大道,不独观弈棋。

  诗中所写正是魏今晚年的形象。看来他不仅弈称国手,而且讲究养生之道。从诗中看,魏今似乎正为板桥表演道家长生之术。一边吃黄精,一边修炼,充满神秘的气氛。由此我们可以窥见这位棋艺名家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

  (7)棋圣范西屏

  范世勋(1708—?),字西屏(一作西坪),浙江海宁人。清朝三百年第一高手,也是我国古代最为杰出的围棋大师。袁枚称许他:“虽颜、曾世莫称,惟子之名,横绝四海而无人争。将千龄万龄,犹以棋名,松风丁丁。”

  西屏三岁时,见父与客对弈,即“哑哑指划之”,客人无不惊异,都说:“此儿将来定会以弈名天下!”西屏的父亲一生好弈,不善治家,结果“好弈破其家”而“弈卒不工”,多少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亲自教他下棋,并聘请县中好手郭唐镇、张良臣担任教师。

  西屏天资聪颖,七八岁时即能与郭、张两位老师抗衡。郭、张遂知难而退,建议另请高明。时山阴俞长侯弈名远播,是除徐星友、梁魏今、程兰如而外的高手。西屏的父亲携子慕名前往,拜俞长侯为师。在长侯的悉心指导下,西屏的棋艺进步很快,12岁时已与老师齐名。这一年,11岁的施襄夏也拜在俞长侯门下,与西屏同窗学艺,日夕切磋,如鱼得水。

  两位少年同是资质不凡,弈事突飞猛进。长侯既高兴又惊奇,为使他们开拓视野,长侯曾携二人前往杭州,拜访前辈国手徐星友。星友授三子指导,勉励有加,并赠以《兼山堂弈谱》。西屏和襄夏如获至宝,潜玩经年,技艺愈加成熟。

  雍正元年,西屏15岁。相传这一年“西屏与长侯弈,授先十局,长侯皆北。自是师徒不复对垒”。说明两人师徒名分虽在,但西屏的棋艺水平已超过老师许多。

  对于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来说,他的最大希望,莫过于学生超过自己。如学生只是托庇于老师的名望,亦步亦趋,一代不如一代,那对教育家自身也是一个不可原凉的悲剧。俞长侯之所以能够培育出两位绝代围棋大师,就在于他始终以淡泊和欣喜的心情,看待学生超过自己,并尽心尽力予以成全。

  当西屏如雏鹰展翅,而声名未广之际,俞长侯特地携他与襄夏造访松江钱长泽。长泽字东汇,“以名家子,抱经世才,而赋性恬淡,不乐仕进。惟于百家杂艺朝夕研讨,而尤工于弈。……先生弈学既高,从游日重,雅不屑以阿堵角胜负等博塞戏,故四方善弈者争游其门。”长泽棋艺只达三品,但于棋理深有研究。属于社会上有钱有势,倡导赞助围棋的名流,故家中高手颇聚,似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之感。像徐星友、程兰如等都曾是钱家座上客。西屏师徒三人来到以后,颇受优待,长泽与两位少年纵谈古今棋理,范、施听后“靡不悦服”。后来长泽编著《残局类选》,西屏曾为之参订。

  自松江之游以后,西屏“名噪天下,遇日以隆”。毕沅《秋堂对弈歌·序》谓:“(范)年十三即成国工,百年来称第一高手,前者弈师俱逊一筹。”袁枚《范西屏墓志铭》谓:“……十六岁以第一手名天下。”两种说法并无矛盾,皆表明西屏在雍正年间即已称雄棋坛。

  西屏成名后,辞别师傅,开始他自己的棋艺生涯。从史料记载看,他的活动主要在江南苏州、扬州、太仓之间。年轻时曾游北京,《墨余录》略有记载。又据鲍鼎《国弈初刊·序》云,西屏和襄夏二十六七岁时,曾在北京对弈十局,西屏七胜三负,惜世无遗谱。传说孤证,有人指为可疑,然以二人高弈盛名,受聘入京,亦属寻常。

  当时国内棋坛群雄纷争,强手如云,似春秋战国之势。西屏南征北讨,一扫群雄,遂成霸业。大抵除施襄夏以外,所有强手皆难望其项背。西屏全盛时期的精彩对局,从传世棋谱看,除与襄夏之“当湖十局”以及与梁魏今之十局,系分先对局,其余皆是让子对局,从二子到九子,总有几十人之多,基本囊括了乾隆时期的著名棋手。

  西屏中年入赘江宁为婿。其人性倜傥任侠,潇洒不群,游历郡邑,士绅急争致之。“所获金无算,垂手散尽,囊中不留一钱”。袁枚也形容他“为人介朴,弈以外虽诛之千金,不发一语。遇窭人子显者,面不换色,有所蓄半以施戚里”。

  时太仓毕见峰好弈,寒暖不彻,常邀西屏至家作客。其孙毕沅曾形容西屏说:“每对弈,州中善弈者环观如堵墙。君不思索,布局投子,初视草草,绝不经意,及合围讨劫、出死入生之际,一着落枰中,瓦砾虫沙尽变为风云雷雨,而全局遂获大胜。众口欢呼,神色悚异,啧啧称为仙。”诗云:“明轩洞豁筠帘遮,众宾环堵且无哗。东西对垒建棋鼓,圆奁方局无参差,五岳不动四目动,死灰槁木形神悚。……”是诗可想见西屏对弈时的情景矣。

  乾隆二十九年,西屏56岁时客居扬州。在此之前,西屏经常来往于扬州,所以有关他在扬州的传说故事很多。此次居住时间较长,曾应两淮盐运使高恒的邀请,住在其署衙后花园,著书立说。其间收仪征卞文恒为徒,文恒将施襄夏所著《弈理指归》布衍与西屏参阅,西屏拣择变化,参以己意,著成《桃花泉弈谱》。问世后风行海内,各地出版商争相镌刻,一时洛阳纸贵。

  《桃花泉弈谱》文字通俗,变化简明,灵变遒劲,独具特点,是西屏毕生心血的结晶。自问世二百多年以来,向为中外棋家所宝爱,即使在今天,仍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除《桃花泉弈谱》外,西屏尚撰有《自拟二子谱》、《自拟四子谱》等。

  西屏去世不知于何年。然据《清朝野史大观》载,嘉庆初,西屏曾到上海,与当地名手倪克让等手谈,予以指导。此说果信,则西屏八十余岁尚曾到沪游访。

  西屏的棋,“不循古法但横行,自有云雷绕膝生”,奇妙高远,如神龙变化,莫测首尾。李汝珍评价说:“范之于弈,如将中之武穆公,不用古法,战无不胜。”臧念宣评价说:“西屏授子,灵奇变化,莫测端倪。如武侯八阵图,五花八门,入其中者,莫能自免。”都是说他的棋有与前人不同的独创性。

  西屏在其所著《桃花泉弈谱·序》中说:“勋自髫年,爱习前贤之谱,罔不究心。”然而,“使必执前人之谱以律今人之棋,政如安石官礼,房琯火牛,其不坐困于古也何哉!因不揣固陋,即其心得,录为一书,皆戛戛独造,不袭前贤。”从“爱习前贤”到“不袭前贤”,形象地说明了西屏之所以成为一代大师的关键。

  西屏是一位“天才型”的棋手,他的棋更多地表现为创造力的进发,而不是功力的深厚积累。将前人的棋全部“忘却”,胸中不存一丝影响,只下自己的棋!这就是西屏作为一个大艺术家,留给后人的宝贵启示。

  (8)棋圣施襄夏

  施定庵(1709—1770),又名绍闇,字襄夏,浙江海宁人。与范西屏并世称雄,同为棋界宗师。邓元鏸有诗云:“范施驰誉在雍乾,如日中天月正圆。棋圣古今推第一,后无来者亦无前。”

  襄夏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门第,其父是多才多艺的封建士大夫,“工诗文,擅书法,兼画兰竹。晚岁家居应酬之暇,常焚香抚琴,对客围棋”。襄夏自幼入塾,性拙喜静。课余见父亲抚琴、围棋,闻声心慕,请问其旨,父亲说:“琴尚淡雅而鄙繁支,棋贵虚灵而病沾滞。汝羸弱多疾,琴尤宜也。”襄夏先是学琴,后来还是嗜好围棋。

  襄夏11岁时也拜在俞长侯门下。据他在《弈理指归·序》中回忆:“同里范西屏长予一岁,从越郡俞长侯夫子游,年十二而与师齐名,因慕而亦从学焉。初师授三子,来年与范争先。”

  襄夏虽受教于名师,并与范西屏日夕磋磨,刻苦淬厉,极意专精,但他成为国手的时间却比西屏晚了许多。如前范西屏一节所述,师徒三人松江之游以后,16岁的西屏已成为国手第一,而此时襄夏尚难与师兄并驾齐驱。襄夏21岁游湖州,在知府唐改堂幕中遇前辈国手梁魏今、程兰如,尚被魏今授先,23岁从魏今游岘山,因魏今关于流水自然、与物无争的教导,顿悟“化机流行,无所迹象;百工造极,咸出自然。则棋之止于中正,犹琴之止于淡雅也。回忆从前登高涉远,每入迂途,言下有会,即与诸前辈分先角胜”。可知此时襄夏才步入国手的行列。

  从史料记载看,襄夏23岁以后,约有10年时间踪迹不明。据《弈理指归·序》云:“三十年来薄游吴楚,游道渐广。”可知他的棋艺活动多在江南一带。其时,除范西屏外,当世高手已难与之争锋。这一时期,襄夏与各地高手对局很多,但除一些让子谱外,大部分棋局未能流传。据钱保塘《范施十局序》言,襄夏家族藏有他的遗谱很多,不曾印行,后经兵乱毁失殆尽,良可慨叹。

  乾隆四年,襄夏与西屏进行十局“争霸战”,即“当湖十局”,胜负各半。自此以后,襄夏中年超卓,后来居上,终于和西屏分庭抗礼,共执棋坛牛耳。可以说,“当湖十局”乃是最终奠定襄夏棋圣地位的转折点。

  襄夏43岁时曾游扬州,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邀他至署,与名手黄及侣角艺。及侣也可入当时国手之列,与程兰如受先,但定庵却授他二子。50岁时又客居扬州数年,专以“教授诸弟子”,并开始撰写《弈理指归》。53岁书成,卢见曾为之刻印刊行。此后数年,漫游无锡、松江、苏州等地,参加校定《弈妙》(吴峻、吴駧编)、《弈隅通会》(汪秩编)。五十八岁时,又完成另一部名著《弈理指归续编》。此外还著有《自拟二子谱》等书。

  襄夏六十一岁逝世。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中,集中精力著述,旨在以所得传人,为我国围棋艺术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襄夏的棋,算路精密细腻,风格稳重老练,于棋理有精辟透彻的认识。襄夏对局时苦思冥想,谋略深远,意在子先。故他与西屏那样天才型棋手对弈时,能以“朴拙”的计算,抓住对手的漏着,反败为胜。襄夏一向反对随手落子,自题诗云:“弗思而应诚多败,信手频挥更鲜谋。不向静中参妙理,纵然颖悟也虚浮。”这里所说“纵然颖悟也虚浮”,显然是对像西屏那样“灵变有余,细密不足”的一种含蓄的批评。如若结合襄夏的实战对局,研究他的棋艺的优劣,就会发现他的棋灵变不如西屏,而细密胜之。

  襄夏是一位“功夫型”的棋手。这样的棋手要想出人头地,费时费力,十分困难。襄夏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远不如西屏来得轻巧和迅速。但是,正因为他付出过艰卒的努力,功力深厚如磐石一样牢固,所以他不仅在实战竞技场中以“无敌标誉”,而且在棋理、棋法的阐述方面,也比西屏系统得多。

  襄夏生长于封建士大夫家庭,终难免文人习性。他虽弈名盖世,却说自己“余非弈人也”。虽是自谦,但也含有并非独擅棋艺的意思。他自幼人塾学习八股,工诗善琴,古文功底深厚。即以《弈理指归》《弈理指归续篇》为例,其中歌诀多为押韵和对偶的文言。《续篇》中的九首自题诗,句法也颇为工整。但是由于字句深奥,不够通俗,也就影响在社会上的传播。

  综观襄夏的一生,最能启人深思之处,是他幼时性拙,天资不如西屏。然而他并不气馁,经过孜孜不倦的刻苦努力,终于后来居上,成就了非凡的业绩。后人尽可以从襄夏的经历中受到鼓舞,在事业的追求中增强信心和勇气。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襄夏之谓也。

  (9)徐星标幼时战棋客

  乾隆时期有一位国手徐星标,名字最初见于袁枚《小仓山房文集》,但无棋谱流传。遂有人怀疑徐星标乃徐星友之误,如清末的笔记丛书《清稗类钞》、《清代轶闻》等均对此提出疑问。近代《弈学月刊》也曾刊出考证文章,论述星标必非是星友云云。

  其实袁枚《徐君星标墓志铭》已将星标的年望、籍贯叙述清楚。徐星标乃吴江梨里人,死于范西屏之后,享年六十有九,故他大约生于雍正初年。徐星友乃浙江钱塘人,约生于顺治元年左右。因此,星友、星标不是一人可知。

  星标11岁时,棋艺已有相当水准。一天有江西棋客来,适值其父外出,乃抱星标坐膝上,戏曰:“你能代你父亲与我下棋吗?”星标说:“好!”棋客怜其幼,问让子若干?星标跪在椅子上说:“我是主人,你是客人,愿让客先。”棋客笑而从之,刚下数着,棋客已感星标出手不凡,遂攒眉苦思。刚下子,星标即随手支应,又跑到阶下嬉戏。棋客害怕损名,借故遁去。

  星标的棋,据袁枚介绍说:“其布局审势,虽本家法,而常出意外之奇。或敌人坚壁高垒,万无破法,星标强投数子于闲处,若惹人讪笑者。俄而近联远映,若火生积薪中,燎原莫遏,又如降兵内应,伏甲四起。观者且惊且喜且叫绝,而卒莫测其所以然。”

  星标父子两代“国手”,为何竟无局谱流传?若非袁枚为其撰写墓志铭,就将湮没无闻。分析起来,大约有如下两个原因,一、星标父子隐居在家,交游不广。不像其他国手,四海周游,遍访棋友,逐鹿中原以求霸业。因此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不高。二、或许袁枚的墓志铭有过甚其辞之处,星标父子虽可称为高手,但尚未达到国手阶段。在康、乾时期国手如林的情况下,萤火之光难免为日月星辰所掩。

  (10)晚清“十八国手”

  对于从嘉庆至光绪(1796—1908)这一段时间内的围棋国手,史料中每有“十八国手”之目。但其中究竟包括哪些人,受史料所限,已难以确考。如若参照裘毓麟《清代轶闻》、徐珂《清稗类钞》以及邓元鏸《弈潜斋集谱》等书的记载,从嘉庆至光绪一百多年间,出现的围棋国手大致有如下数人:

  潘星鉴、黄友功、申立功、金秋林、任渭南、林越山、赖秀山、沈介之、张介轩、徐耀文、楚桐隐、李昆瑜、钱贡南、黄晓江、陈德堂、程德堂、释秋航、李湛源、周星垣、董六泉、施省三等。再加上周小松、陈子仙,共二十三人。当然,这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实际上在这一百多年中,被称“国弈”的人还有一些,但著名的“十八国手”大致包括在上述二十几个人中间。

  这一时期的国手,从数量上说当不算少,质量上却颇为参差不齐。例如黄友功(贤书)与范西屏受三子,后与潘星鉴则对子,故被邓元鏸列为名家(国手)。再如释秋航尝与范、施弈,皆受二子,范、施没,遂以国手闻。用一句俗语形容,即“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也说明国手的概念只是相对而言,并无统一的标准。人们往往把某一时期公认的最高品棋手称为“国手”,而将与之对弈不受子者也称为国手。因此棋书中常有“黑国手”、“白国手”之称谓,这两种国手之间棋力至少相差一先,但也皆可称为国手。如果与范西屏、施襄夏相比,“十八国手”中的大部分人,棋力水平大约要差二至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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