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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天涯棋客——我们漂泊的围棋生活 [打印本页]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16:12     标题: 天涯棋客——我们漂泊的围棋生活

本帖最后由 以棋会友 于 2014-4-9 15:57 编辑

天涯棋客——我们漂泊的围棋生活



芮乃伟 江铸久



序(吴清源)

芮乃伟：我的自序

初学围棋启蒙老师围棋训练班少体校
进市围棋队到北京去奋战擂台赛与日本棋手对抗
第一个全国冠军升上九段怅然离队回到上海
东渡日本安家教棋谋生上学
难舍围棋“合宿”疲惫和失望工作签证
搬家我学会了烧菜三登富士山吴清源老师
拜师学艺应氏杯翠宝杯和宝海杯讲棋
隔海相望结婚心愿移居美国
欧洲之行初到韩国在韩国下棋生活在韩国
获得国手战挑战权富士通杯、应氏杯、LG杯

江铸久：我的自述

学棋第一个冠军走出太原进入省队
在国家队第一场国际比赛输了以棋会友业余生活
上大学藤泽秀行中日擂台赛初到美国
学英语教美国人下棋数学围棋工作签证
搬家开车全美围棋大会克利夫兰集训
参加应氏杯美国围棋团访华全美旅行布朗先生
组织职业比赛教孩子下棋车敏洙老大

芮乃伟、江铸久：相爱的日子

团聚还是想下棋初访韩国曹薰铉老师
四大天王国手战前后我们看围棋“追杀”曹李师徒
回国感情的记忆咄咄逼人的韩国女棋手我们的家

附录

我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东行日记三峡的灯火我看到的李昌镐和王立诚
“女中昌镐”，顽童本色受难与战斗对一桩史实的匡正沈君山来北京斡旋
芮乃伟搬倒“石佛”芮乃伟勇夺韩国“国手”最后一步

后记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16:22

本帖最后由 以棋会友 于 2014-4-8 16:24 编辑

序



吴清源



    我一直关注着我的祖国——中国围棋界的发展。

    当看到芮乃伟崭露头角时，我感到非常的高兴。数十年来我一直认为，女棋手如果能够取得出色战绩的话，对围棋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与推广会起到巨大的作用。这是我根据自己和妻子去美国普及围棋的经验而得出的。

    看了芮乃伟的对局谱，我觉得她身上具有在男子比赛中夺冠的资质。就是这个芮乃伟，1990年时突然来到了日本。林海峰（来自台湾，当时我唯一的弟子）家的研究会她每月去两次。我从海峰那儿听说她学习很用功。在日本，她不能加入职业棋士的组织，因而不能参加正式比赛，只能往返于棋士个人的研究会，或偶尔下一些表演性质的公开快棋。在这样的环境里一直下去，岂不是会让她的才华萎谢吗？我感到非常担忧。

    我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对世纪的围棋”。1992年新年，我们开始考虑拍成录像带讲座予以公开发表的计划。我对合作方提出的条件是：如果芮乃伟做我的助手，我就答应。但是计划是要拍百集以上的日语讲座，我们很担心她的日语水平能否胜任。那一天，寺本忍先生告诉我，芮乃伟已经答应了做我的助手。为此，她承诺为了能够胜任这一工作，她会拼命学习日语到3月底。听到这个消息，我放心了。

    那以后，芮乃伟以她的顽强和努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她的日语水平提高到了可以为录像带工作的程度。4月起，为使她更好地理解对世纪“六合”的围棋而进行的特训与研究会开始了。乃伟的中盘战斗力很强，算路也很准确。但布局犹如建屋时的设计图，只有在布局阶段打好基础，再开始盖房，才能收到好的成效。我就边和她下快棋边给她讲解布局的道理。那是夏初时节的记忆。

    特训结束前后，有一天她来了，说，要和江铸久结婚，想请我当他们的证婚人。我知道江铸久是个很有才华的棋手，曾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获得出色战绩。虽说从未听她说起过他们俩相知相恋的事，但听到他们俩走到一起我很高兴，觉得是一件大好事，只是我从来不做证婚人之类的事，所以婉拒了她的请求。后来听说，他们只是两人一起去了中国大使馆办了结婚登记。我祝福他们婚姻幸福，生活美满。

    这以后，江铸久也加入了我们俩的研究会。铸久只是坐在一边，默默地注视着我们的研究，但我很快发现，乃伟很听从他的意见，所以，让在一旁的铸久同意我的想法，是说服她的捷径。这真可谓“夫唱妇随”的样板。我觉得，像他们俩这样不管是在日常生活里还是在棋上都那么和谐的鸳鸯夫妻是不多见的。

    1993年，日本文化界围棋代表团访问中国，应江崎诚致先生的邀请，我作为名誉顾问，乃伟作为顾问随团访问。从北京、成都、重庆，然后沿长江三峡顺流而下，抵达武汉后再到了上海。

    访问期间，乃伟在我讲“21世纪的围棋”时担任我的助手。我们每到一地，还和很多人下指导棋，进行车轮战，做了很多工作。那时的情形，江崎诚致先生在新潮社出版的《吴清源》一书中这样记载：“那是在北京时的事情。吴九段讲学时，中国围棋协会的陈祖德主席始终全神贯注地倾听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的神态使我更坚定了对21世纪的围棋的信念，因为虽然我不太懂，但能够明白的人是明白的啊！而吴清源对棋理的探求，和芮乃伟那与之融为一体的倾力相助，更是超越了棋的世界，是追求和理解真理的人与人的出色结合。我已经看到了21世纪的围棋所发出的光芒。”

    1992年的应氏杯世界围棋赛，乃伟打到了半决赛，与大竹英雄九段战成了一比二，证明了她具有与世界一流棋士并肩的实力。就在那时，我向应昌期先生作出了将她培养成为世界冠军的承诺。

    那时起，乃伟与我的研究会，又陆续增加了许多新成员。小川诚子、王立诚、杨嘉源、麦克·雷蒙等都聚到一起，研究会充满了活力。

    乃伟的好友牛力力、马亚兰也经常来，她们为来日参加世界赛时到家里来的一些中国年轻棋手做翻译等，帮了许多忙。年轻棋手们的到来令我们的研究会热闹非凡。

    1993年秋，寺本忍先生来对我说，乃伟希望能够成为我的弟子。她自己不好问，找他来请求我同意。我当即一口答应。乃伟很努力，个性也很强，完全具备作为我的第二名弟子活跃于世界棋坛的资质。我老早就这么认为，所以毫不推辞而是很高兴地收下了她。

    入门仪式是12月6日举行的。我的大弟子林海峰夫妇帮了很多忙，乃伟的朋友们也都参加了我们的仪式。

    上面提到的书中江崎诚致先生写道：

    “1993年12月，从中国旅行回来没过多久，吴清源九段决定收芮乃伟为正式弟子。这一入门仪式由林海峰夫妇作为公证人举行。

    “我也受邀请出席。说是仪式，却并不张扬，只是牛力力、张璇等几名在日本居住的中国棋手聚到一起，也就是说，只是一些自己人来确认芮的拜师之事的简朴的仪式。新宿一家名为“ef”的法式餐厅，开始营业前将宽敞的大厅隔出一角来做会场，异国情调的布置，衬以柔和的灯光。正面的椅子上坐着吴清源夫妇，两边点起了红蜡烛，椅子前面的地毯上放了一只薄薄的坐垫，芮乃伟跪在上面磕了三个头。

    “看着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想的拜师的情景，那一瞬间，我感动不已。

    “中国是礼仪之邦。过去晋见皇帝时三跪九叩。这些现在已经淡薄了。但听说有些家庭对长辈问候时的礼节仍保留着过去的形式。

    “这次的入门仪式，恐怕也是由此而来的吧。烛台是林夫人亲手布置的。拜师时的讲话，吴九段只是略略应景而已，所以有人说只磕一个头就够了，也是林夫人进言说还是三叩比较好。

    “就这样，入门仪式举行了。但吴与芮之间并未交换一言，也就是说，芮一跪三叩后，就结束了。真是简洁的仪式啊！

    “事实上，芮的入门，可以追溯到一年多以前。吴九段将他关于21世纪的围棋的构思加以提炼，进行拍成录像带讲座的工作，芮乃伟一直是他的助手。他们的合作是如此的协调、合拍，那一种师徒关系早就形成了。”

    和芮乃伟、王立诚、常昊、周鹤洋、俞斌等充满活力的年轻棋手的接触给予我很大的启发。我越来越没日没夜地埋头于对“六合的围棋”的探求之中。活到一百岁，将“21世纪的围棋”推广到世界棋坛的使命感在我的身上燃烧。

    乃伟作为第一个外国棋院的所属棋士担任了NHK台的围棋讲师，给日本的围棋爱好者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战法，受到了很大好评。

    但是，在日本她只能偶尔下下《围棋》月刊的连载对局，下不到职业比赛。1996年秋，乃伟下决心离开日本，随江铸久去美国，开创他们的新天地。失去了她这样的好助手，我感到很寂寞。但我更加担心美国这片新大陆会将她的才能埋没掉。

    幸而，他们的转机终于来了。

    韩国出身的车敏洙先生是他们的好友。车先生为江、芮夫妇叩开了能够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的韩国棋院的大门。

    韩国棋士们以他们的胸襟及包容力证明了“围棋无国境”这句话。压倒多数的赞成票，决定了江、芮夫妇可以作为客座棋士进入韩国棋界。

    1999年2月，夫妻俩与同是中国出身的孔祥明一起去西班牙巴塞罗那参加吴清源杯围棋公开赛，而后又去了充满异国情调的摩洛哥。

    看过了大天才毕加索的故居，回到马德里，已有一纸传真在等她，说是韩国棋院已正式决定接受他们为客座棋士，让他们立即赴韩。那是已先她返回美国的铸久发来的。我完全可以想象那时候的乃伟是怎样的兴奋和高兴。

    乃伟赴韩后的出色战绩，可以说是众所皆知吧。我的师弟（同是濑越宪作老师门下）曹薰铉对这个师侄十分关照，各方面都很照顾她。乃伟回来时常对我说起她的感激。

    日本、美国、韩国和祖国——中国，在四个国家的棋界都扎下根的棋士只有他们夫妇两人。仅此一点他们今后的担子就很重，各国对他们的期望也很大。离开中国后的那些岁月决不会是虚度的。

    长长的一生中，有高山也会有低谷。考验和挫折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克服了这一切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现在乃伟所获得的成绩，是她这几年来积蓄在体内的能量大爆发的结果。我希望她能注意身体，继续努力不懈。这也是全世界棋迷的期待。

    读者朋友们，我衷心地希望你们能把你们的热情关心与有力声援给予远在异国他乡奋斗的江、芮夫妇。谢谢大家！

2000年11月23日



（注：吴清源大师的序言原是用日文写成的。）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16:32

本帖最后由 以棋会友 于 2014-4-9 09:15 编辑

芮乃伟：我的自序



初学围棋



    下棋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我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开始学下棋的，那是1974年，我在上海市南京西路第二小学读书。弟弟芮乃健比我小一岁半，上三年级。爸爸妈妈让我们学棋，并不全是为了让我们益智健脑、陶冶情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考虑到我们将来的生活。因为当时青年人中学毕业后都要上山下乡，他们就考虑让我们学点东西，如果学得好，也许就可以因此而留在城里。就算是去了农村，也有机会出来比赛，没准还能回家来看看。所以，爸爸妈妈一直在寻找，看看有什么东西适合我们学的。我们刚开始学的是打乒乓，花了不少的精力，还到静安区的一家乒乓球训练馆去练过。可能是没有这方面的才能，后来便逐渐停了下来。爸爸妈妈还买了小提琴让我们拉，最后也不了了之。

    爸爸喜欢下围棋，经常在家里和朋友还有我舅舅下棋，我虽然常常看他们下棋，可是看不懂。这时，爸爸又有了新的想法：既然这姐弟俩没有什么别的才能，那就试试下围棋吧。

    就这样，爸爸开始教我们关于围棋的一些简单的下法和死活。一开始他要让我们十几个子。其实爸爸水平也不高，老是点三三。我记得他让我们九个子，就点三三，到最后要是我有一百十个子，他就算我赢。我们家有一张玻璃桌面的台子，下面压着一张纸画的棋盘，我和弟弟乃健在上面摆眼，他做一个眼，我做一个眼，做了满盘的眼。因为那时我们刚刚学会，棋要做两个眼，所以我们做了满盘的眼。

    爸爸教我们下棋是在1973年底，到1974年初的时候，爸爸打算把我们送到外面的训练班去学下棋，那样正规些，提高也更快。正好1973年以后，上海恢复了很多围棋训练班。我们家所在的静安区体育俱乐部也有围棋训练班，爸爸到处找朋友托人。那时候要进围棋训练班学下棋是很难的，记得是先找了教国际象棋的老师，然后由国际象棋老师再把我们介绍给教围棋的老师，真是费了不少周折。

    那是一个下午，爸爸领着我和弟弟跨过了一条马路，来到了静安区体育俱乐部，找到了围棋训练班。围棋班设在一幢老式的旧楼里，门槛很高，当我迈着一级又一级的台阶朝围棋班走去的时候，心里怯怯的。走进教室，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大棋盘，上面钉了很多钉子，不像现在的磁石棋盘。黑子白子都是大铁片，中间有个洞，可以挂到钉子上去。我觉得那个棋盘比我后来见到的所有棋盘都要大，可能是我那时太小的缘故吧。

    当时，尤伟良老师和章照原老师都在教室里，他们都很瘦。尤老师戴着眼镜，章老师虽然没戴眼镜，但看东西很费力。第一次见面，我很想向老师显示自己会下棋，就指着大棋盘急不可耐地说：“这黑棋是死的！”我以为老师会很惊讶，可是老师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黑棋当然是死的。”我当时指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图，那七八个子一个眼也没有，还自以为是。老师让我和弟弟下了试验棋，根据我们的成绩，把我们都定成了二十二级。就这样，我们留在了围棋班。

    围棋课一周三次，每次下午三点到六点左右，我和弟弟一放学就去围棋班。我们都觉得下棋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所以每次去围棋班都兴致勃勃。在围棋班，先是老师给我们上课，在钉满钉子的大棋盘上做各种图，讲解棋谱，然后让我们一群孩子捉对下棋，赢得多了就升级。

    那时我在学校里很不自信，因为二年级就开始戴眼镜，而且性格内向，有些孤僻，感觉上和同学们合不来，特别自卑。而在围棋班里，我就放松多了，因为下棋赢了就是赢了，是一种不用怎么说话就能找到快乐的游戏。不像在学校，没有什么人愿意和我说话、跟我玩，所以我觉得在围棋班特别有意思。我在那儿呆了两年。小的时候只是觉得好玩，长大以后才发现，那真是一段特别愉快的时光，那种愉快是我在学校里所从来没有的。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16:34

启蒙老师



    我很幸运在刚刚踏入围棋之门的时候，能遇到这样两位好老师。

    尤伟良老师和章照原老师对我们都很好，不但教棋，还从方方面面开导我们。有一次参加上海市的比赛，因为对弃的小棋手水平实在太差，她下得不好时，我就笑个不停，心想：你怎么下出这样的一着？太可笑了。后来，尤指导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说：“如果你是对方，当你下得不好时别人嘲笑你，你会怎么想？要记住，下棋的态度一定要端正。不管对手下得怎么样，你都要认真，一视同仁。”

    尤指导原在科技系统工作，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围棋是他的业余爱好。因为“文革”，专业被迫中断，辗转来到围棋训练班教围棋。在围棋班，尤指导只是临时工，而且教围棋的时间也不长，从1973年开始，也就四五年的时间。我很幸运，一开始学下棋就拜在尤指导的门下，他教了我很多棋内的功夫，也教了我很多棋外的功夫。我觉得，我能对围棋感兴趣，一方面是因为围棋的魅力，围棋带给我快乐和信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龙指导的引导。离开围棋班以后，我还经常去看望尤指导。尤指导家离我家很近，只隔一条弄堂，所以不只是节假日，就是在平时我也常常去看他。后来我进了市队、国家队，只要回来，尤指导的家是必去的。看望尤指导最大的收获，就是每次他都根据我当时在棋上所达到的层次，告诉我现在应该读什么书，如何开阔眼界，应该从什么地方着手。在我成长的那段日子里，尤指导虽然很少面对面地和我下棋，但其实他一直在指点我。所以，尤指导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尤指导后来移民去了加拿大，在那儿，他也一直致力于围棋的普及工作。我去美国后，我们经常沟通探讨。加拿大下围棋的人并不多，比我所在的旧金山少得多，更难推广，为此尤指导做了许多努力，组织了不少比赛。有一年，尤指导从北京回加拿大，特意绕道旧金山和我们相聚，交流心得。我从内心感到，我后来能够一直走围棋之路，尤指导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1986年，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第三场比赛在上海举行，我迎战日本的今村俊也。赛前，尤指导跟我谈了很多，他告诉我，要有平常心，让急躁的心绪尽快地安定下来。比赛时，尤指导一直在场外观看，但我很不争气，输了。在我参加大赛时，尤指导在场外观棋，这是唯一的一次，我一直觉得愧对老师。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在尤指导现场观棋时，我能赢棋，让他高兴。

    围棋班的另一位老师——章照原指导，在棋艺上对我帮助很大。尤指导比较随和，和学生打成一片，章指导则比较严肃，很少和我们说笑，但他在棋艺上教给我们很多东西。20世纪60年代，章指导曾经代表中国去日本参加过比赛，是他们那一代棋手中很出色的一位。章指导对官子和手筋都很有研究，《围棋月刊》曾发表过很多他的文章。我们那时偶而得到的《围棋月刊》上，总能看到他的题目和讲解。章指导和我们下过不少的棋，在棋艺上对我们帮助很大。章指导是有名的围棋好手，有很多棋友，我们也就沾了光，和他们下过不少棋。章指导不但棋艺好，而且教学经验丰富，我初学下棋时，是章指导他们帮我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章指导一直在围棋班教棋，后来遭遇了车祸，身体一直不好，现退休在家。我衷心地祝愿章指导身体健康，并且能再带几个学生。

    我很幸运，在我刚刚踏入围棋之门的时候，能遇到这样两位好老师。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16:35

围棋训练班



    我最想的就是赢棋升级。

    在围棋班先是老师讲课，然后学生捉对下棋，重要的是有级数的升降，连赢几盘可以升级，连输几盘则要降级，这对小孩的刺激挺大。我们赢了就盼着升级，升了还想升，所以下棋的兴趣特别高。我最想的就是赢棋升级。当时，小师兄萧强是二十级，而我是二十二级，所以一直憋着一股劲要追赶他，他升一级，我就特别想着也要升一级。我是比较“稳扎稳打”，升级速度不快，但也不容易降。而弟弟乃健则常常大起大落，他可以连升五级，然后再连降四级。围棋班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我们平时在一起玩闹，很开心。可是下棋时就一点也不考虑“交情”，互不相让。自己要是填死一个眼，可以吵半天，一个坚持要提，一个就是不让提。

    即使在今天看来，我也觉得那时下棋的条件非常好，不但不收钱，而且下得稍微好一点的，可以升人区体校，免费享受一顿晚饭。训练完吃饭，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晚饭经常有一块排骨和一点青菜，我们都吃得津津有味，干干净净，可能小孩都觉得外面的饭菜好吃，也可能是因为这顿饭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挣”来的，因而觉得特别好吃。

    在围棋班时，我们也参加市里的比赛。有一次谢裕国老师、尤指导、我和乃健以及萧强一起拿到了上海市市运会的冠军。我第一次参加市围棋比赛的时候，钱宇平和华学明在上海围棋界已经很有名了。我第一次看见他们俩的时候，还以为华学明是钱宇平的姐姐，因为钱宇平下棋时，华学明在一边为他扇扇子，真像个姐姐的模样。

    因为是业余的，所以市比赛通常都安排在晚上。我和弟弟同进同出，所以爸妈也都放心。他们说，只要看两个人进门的神色，就知道比赛的输赢。

    就这样，在区围棋训练班呆了两年。后来，尤指导和章指导把我们送进了市体育宫的围棋训练班。那个时候，市少体校也恢复了围棋班，杨晖和曹大元就在市少体校训练，比我们高一个等级。市体育宫围棋训练班有三位围棋教练，他们是邱百瑞老师、吕国梁老师和孙步田老师。我们都很喜欢邱老师给我们上课，可是他好像总是要下放，所以给我们上课的时间并不多，每当他来给我们上课时，我们都很高兴。吕国梁老师对我要求严格，有时训练日记写得不好，他也会叫我重新写。

    夏天，我们往往在市体育宫集训，上下午都要训练。午休时男孩子自己找地方睡觉，我们女孩子就把桌子拼在一起，躺在上面睡觉。条件比区训练班更好了，不但有饭菜，有冷饮，还发衣服、鞋子，上面印了字。当我穿着体育宫的衣服鞋子得意地去学校时，格外引人注目。这些东西对当时的小孩子来说都是宝贝，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更令人高兴的，居然还有路费，根据家的远近，发五分、七分不等。我和弟弟往往上午乘车去，下午就走着回家，省下的路费我们就攒起来。一个夏天的集训，我们就攒了一块多钱。妈妈说，要帮我们存起来。结果交给她存起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到那一块多钱了。那些往事，现在想起来还真有趣。

    体育宫紧邻人民公园。训练结束，吃好了晚饭，我们便从人民公园围墙的一个破洞钻进去，这样可以不要买门票。我们一直玩到天黑还舍不得回家，我记得钱宇光背着弟弟钱宇平满场跑，他们兄弟俩的感情非常好。

    现在想来，那时候的学棋条件是非常好的，自己不要掏钱，国家还有补贴，小孩的学棋热情当然就很高。况且下棋时，我们还能找到在学校里找不到的快乐，认识大大小小的孩子，我们是由于围棋而认识并成为朋友的。

    进少体校是我们这些学棋孩子的梦想，一个很高的台阶。在我进市少体校前，曹大元、杨晖、华学明。张建东等一些少年围棋好手已在里面了，我对他们羡慕极了。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16:37

少体校



    我和杨晖当了广播员。

    还在体育官训练时，就有风声传来，说是要让我进少体校，而且还去学校政审了。不知为什么，通知单上的名字是乃健，就这样弟弟早我半年多进了少体校。

    1977年10月，我终于接到了少体校的通知。当时爸爸妈妈出差在外，是外公送我去少体校的，他还给我买了只脸盆，这只脸盆我用了十几年，一直到我离开国家队。在少体校教学大楼门口，我和外公站了很久，记不清是在等什么。但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我恍惚地看着那些穿运动服的学员来来往往，想到自己就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心情激动而又满怀憧憬。

    少体校的全称是上海市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对外称上海市友谊中学，我在那儿一共呆了一年半，这段经历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

    少体校的围棋训练有点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半专业，是培养专业棋手的学校，像日本培养院生的道场，是专业棋手的后备力量。换句话说，我们在少体校学棋的目标就是进专业队，那时围棋已经有市队和国家队了，所以我们的训练内容比较多，强度也比较大，当然提高也比较快。

    我们上午学文化课，下午进行专业训练。我一直不爱说话，腼腆、内向，虽然围棋给了我一点自信，但总的来说，我还是一个孤僻、胆怯的女孩子。可能是因为我数学比较好，班主任朱家琪老师就安排我做了数学课代表，接着是班长和校广播员。班长的事其实并不多，也就是传传活、发发本子什么的，但对我来说已经是赶鸭子上架了，而这些事原先在学校里是永远也轮不到我的。在我之前，广播员有杨晖等，都是围棋队的，不知这是巧合，还是传统。我还做过图书管理员，这些工作多少都要和人打交道，对我是很好的锻炼。

    围棋班的人虽然不是很多，可还是分男队女队，女队员相对多一点。我报到的时候，杨晖刚从哈尔滨回来，她去参加全国少年围棋比赛拿了第一名。她同我们谈起外出比赛的见闻，我非常羡慕，因为我还从来没有离开上海到外地去过。杨晖性格开朗，棋下得好，会写诗，人也漂亮，很招人喜欢，真是样样比我好。当时，我非常崇拜她。1978年初，杨晖就进入了国家队，那时我们还通信，交流自己写的诗，我觉得她写得真好。

    围棋班里还有周家梅、张学慧几个女孩。周家梅后来去了德国，张学慧则去了澳大利亚。后来在日本举行的一次围棋比赛上，张学慧代表澳大利亚参赛，我们见面时非常高兴。童年时很多学棋的朋友，现在散布在世界各地，他们或改行，或教棋，或代表当地参加围棋比赛，不管怎么样，他们对围棋在世界各地的推广和发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少体校，每天下午有三个小时的专业训练，男队的训练时间要多一些。女队员中，大概要数华学明最用功，其他人训练之余都不怎么摆棋。那段时间的训练比较集中，也比较系统，对我帮助很大。

    钱宇平的头比较大，所以我们一直叫他钱大，当时他的棋比我高出一大截，我很少有机会和他一起下棋，倒是和华学明下了不少棋。身在少体校，但我并不很用功，脑子里总想着高考的事，想上大学，训练之余就看“数理化自学丛书”，因为当时国家恢复了高考，上大学是社会的一个热点。是继续下棋，还是努力读书，以后上大学，我犹豫不定。所以有空就看复习书，把午休的时间都用上了。虽然，在棋上不用功，但少体校的生活的确给我带来很多快乐，因为下棋，我才能成为少体校的一员。

    进入少体校，是我离家过集体生活的开始。我们围棋班学员没有和大多数队的学员一样住在宿舍楼里，而是和射箭队一起住在图书馆旁边的一间大寝室里。射箭队的人高大健硕，而我们围棋队的人相比之下就显得矮小。几十个人，几十顶蚊帐，非常热闹。

    在大寝室里住的时候，有很多有趣的事。夏天中午，射箭队的人就会问：“谁要吃棒冰？”我们纷纷举手报名。几十支棒冰买回来后，大家就交钱领棒冰。我们用毛巾毯紧紧地裹住棒冰，一支一支慢慢地吃，可以吃一个中午，都不午休了。对小孩来说，大热天吃棒冰实乃一大享受，尤其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

    在少体校，每周六晚上回家，周日晚一定要回少体校报到，我很守纪律，从不迟到早退。我和好朋友高智蔚总是约好在车站等候，一起回少体校，因为从车站到少体校有一段很长的路。被褥都是从家里带去的，因为年纪太小，很多事情都不会做。到了换季拆洗被褥的时候，我们就把被子扛回家。记得那一年春天，我和高智蔚捆好被子准备带回家。可是刚走出没多远，被子就散了，拖在地上，怎么也收拾不好，真是狼狈透顶。

    进少体校的后半年，女队员人数逐渐减少，最后只剩下四个人：我、华学明、胡燕华和沈曼蓉。于是，我们就搬到宿舍楼和其他运动队一起住，四人一间，和以前几十人一间吵闹的大寝室相比，安静了许多，但也冷清了许多。我们人小，又不很勤快，打水和洗澡要走很多的路，所以常常会为一些琐事不愉快。

    不知为什么，我那时老是要和华学明发生小冲突，其实华学明很善良，待人诚恳，愿意帮助人，可能是因为我和她在围棋上势均力敌，所以在别的方面也就容易较真，过不去。有一次，教练戴庆中老师安排我和华学明下训练棋，我和她各搬了一块棋盘，坐在自己的棋盘前，她不肯过来下，我也不肯过去下。戴指导当然很生气，训了我们一通，好像还惩罚了我们。我们一起进了市队，在我被选进国家队之后，不久她也进入了国家队。我和华学明后来成了好朋友，可能是由于少年时的打打闹闹增加了了解，成年后反而更能建立起友谊。

    在少体校时，男女队员都很“封建”，不多说话，就算弟弟在男队，我们也不多来往。当时男队的教练是韩启姚老师，女队的教练是戴庆中老师。印象中，韩指导比较严肃，不苟言笑，戴指导则比较随和，经常和我们开玩笑，女队员都不太怕她。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各有主张，老是和戴指导找别扭。早晨六点，我们都要跑步出操，有一次戴指导来敲门，我们用被子蒙着头，谁都不吭声。戴指导生气了，罚我们跑四圈，不跑就不能训练。我很倔，就是不跑。当华学明带头跑步时，我还反而怪她出卖了我们。真是孩子气！指导是为我们好，跑步出操是为了锻炼我们的身体。对于体弱的我来说，如果没有少体校良好的作息制度和锻炼，可能我的身体还要差一些。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16:44

进市围棋队



    我们家只能有一个职业棋手。

    1978年底，上海棋社的领导找了我、乃健和华学明，问我们想不想进市围棋队，要我们回去跟家长商量一下，如果想，他们就跟体委打报告。当时，爸爸妈妈考虑了很长时间，因为虽然我们学棋有国家的支持、补贴，但如果作为一种职业继续下去，似乎前景并不光明。不像现在，围棋发展得这么好，作为职业棋手，各方面的环境和条件都不错。

    爸爸妈妈偏向于不能两个孩子都做职业棋手，因为很多运动项目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社会的支持与否，如果社会支持下围棋，那围棋就能生存和发展。可万一围棋作为一个运动项目中断了，那家里的两个职业棋手根本没法安排生活，所以爸爸妈妈没有信心，认为专业下棋最多只能有一个，最好都别下了，反正现在恢复了高考，上大学是一条光明之路。

    乃健对这个问题无所谓，因为当时他已离开少体校，考进了市重点市西中学。乃健性格随和，长得又可爱，邻居朋友都喜欢他，而我倔倔的，长得又不好看，除了爸爸妈妈对我们不区别对待外，我在其他人那里并不得宠。乃健后来考进了爸爸的母校——交通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以后去了很多地方，现在又回到了上海。看上去他走的路跟围棋已没有关系，但到底小时候学过棋，读大学时还获得过全国大学生围棋冠军，平时闲暇时还下下棋。1979年的时候，他还和钱宇平、丰芸等作为小棋手一起访问过日本。和乃健一起学棋的时候，我觉得有依靠，我们手拉着手一起出出进进，不用父母接送。因为拉着手走路，还遭到同学的讥笑，稍大一些，他就再也不跟我拉着手走路了。我认为，如果乃健一直下棋，做职业棋手应该也不错，因为现在围棋发展得相当好。

    我那时还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下棋，只是喜欢少体校的环境。如果我不下棋，那就没有理由留在少体校，势必要回到学校去。原先学校的人我已经不熟悉了，说老实话，我当时特别不喜欢学校，甚至觉得有点可怕，所以，我坚决要求下棋。在家里，我是个比较倔的人，想做什么，就一定要做。爸爸妈妈以为我真的喜欢下棋，就同意让我试一试，不过他们跟我约定，如果进了市队，两年内我还不能参加全国比赛出成绩，那就要放弃围棋，回来准备高考。

    这个条件比较苛刻，因为上海的围棋基础很好，优秀棋手多，而参加全国比赛的名额却很少，只有两个，一般也就杨晖、马亚兰参加，我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另外，爸爸还要求我平时要坚持学习功课，我都满口答应了。至于进了市队以后怎么办，没想那么多。

    1978年12月底，我和曹大元、钱宇平、华学明去上海棋社报到，那时杨晖已进入了国家队。市队的老师有谢裕国、邱鑫、杨以伦等，他们还兼运动员。

    市队不同于少体校了，没有文化学习，整天就是训练下棋，我白天还看看书，以我的学历，初中都没毕业，因为我是初一进的少体校，不过友谊中学（少体校）的学生算是中专待遇。进了市队就算参加工作了，还能领津贴，虽然只有十多元钱，但在当时已很不错了，因为伙食、服装、住宿都由国家包了。

    市队各方面都不错，就是住宿条件不好。黄陂路三Ｏ四号是以前举重队的训练馆，用三合板分隔成很多小间，房顶很高，但屋子又黑又小，窗子也很高，连白天都要开灯。我们宿舍隔壁住着胡荣华老师一家，像他那么著名的棋手也住在那儿，可见当时居住条件的艰苦。胡荣华老师虽是中国象棋冠军，但围棋水平也很高。有一次，为了参加比赛，队里请胡荣华和朱永康老师助阵、陪训，我下不过他，而且他的招术我特别不适应。那时候，我们很书生气，虽说知道一些定式，知道一些布局，但实战不多。

    在市队的训练比较密集，整天从早到晚，周围的前辈老师也多，经常给我们复盘。有一年，国家队要调整，让所有的队员回各自的省市队，然后再重新挑人。那时，国家队里的上海籍棋手杨晖、王群等都回来了，我们组成一个大循环打比赛。那段时间我长棋挺快，因为他们带来了新的棋风和新的思想，我从中收获很大。有一次，我居然赢了杨以伦老师，特别高兴。队里人人都很用功，打谱特别多，另外队里资料也很多，还有日本棋谱。我打的第一本谱就是藤泽秀行先生的《华丽》，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

    1979年夏天，我第一次代表上海参加了在沈阳举行的全国少年围棋比赛。赛前，队里安排我和华学明进行了三番棋的选拔赛，我先赢后输，最后一盘又赢了。其实，那盘棋我形势一直不好，但不知怎么就赢了。当时，杨晖和马亚兰的成绩都比我好，所以参加比赛的名额分到我们就很有限。我那次赢了华学明后，她参加比赛的机会就更少了。以后差不多都是由我和杨晖代表上海参加全国比赛，华学明就没有参加全国比赛的机会了，因为尽管上海的围棋基础比较好，但名额也只有两个。所以，我觉得华学明挺不容易的，换了我，也许就因此放弃了围棋，准备功课考大学。华学明后来调到了八一队，这才有了参加全国比赛的机会。

    那一年的全国少儿围棋比赛，我获得了并列第二，对于我来说，那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了。

    1980年4月，我和杨晖又代表上海参加了在安徽屯溪举行的全国围棋团体赛。分组赛时，我战胜了孔祥明，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同年的秋天，在四川乐山举行的全国个人赛上，我获得了第四名，杨晖理所当然地拿了冠军。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知道自己可以被调进国家队了，我真是欣喜若狂。国家队高手云集，是我特别向往的地方，也是每一个棋手向往的地方。比赛期间，陈祖德老师经常跟我们复盘、聊天、吃饭，因为我们都是上海人。我本以为去北京后可以接受陈老师更多的指导，没想到陈老师突然胃出血，病情一度十分危急，这以后就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对陈老师本人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对中国围棋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16:45

到北京去



    我读了一本令我终生难忘的书。

    1980年10月4日，我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到北京时是杨晖来接的。我和杨晖。金酋倩一起住在国家体委训练局大楼的五一五房间，同一层还住有女排和女篮的队员。她们都是“老”住户了，只有我一个人是新来的，跟大家都不熟，再加上性格内向，特别胆怯，所以除了同屋，我都不敢跟大家说话。

    进国家队的第一年特别想家，老是梦见妈妈在炒菜。幸而姑姑芮苑如在新华社工作。星期天我就常常去她家，和三个表姐玩，她们称我为“老四”。时间长了，渐渐地也就习惯了离家万里的生活，到底是年轻人，大家一起训练、一起玩，很开心。1983年底，又来了一批人，我就和张璇、牛力力住一个房间，力力比我大两岁，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一直到现在依然保持着友谊，而且每次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

    那时，全国比赛很少，我们基本上以训练比赛为主，分组打循环。如果在B组打得好，或是有出访任务，那么往往会把你调到A组，那锻炼就大了，因为最好的棋手都在A组，如聂卫平、马晓春等。有时候还分组训练，比如聂卫平老师带一组，华以刚老师带一组，小组研究讨论。虽然那时以训练、比赛为主、但大家的热情都很高，如果有机会能升组，大家会特别高兴。

    对棋手来说，那段时间打谱已经是非常重要，可能是自己悟性差，从小以及在少体校和市队，我都有些糊涂，不知道该怎么学棋。国家队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周围的棋手都比我强，而且大家朝夕相处，时不时就说起棋，无意中都可以得到很多收获。

    刚开始，我们一些相熟的棋手经常摆棋，像杨晖、曹大元、王群、邵震中、钱宇平等，我一个人根本想不出多少东西，所以，我吸收了他们很多对棋的理解。

    后来全国比赛慢慢多了，有新体育杯、国手战等。1983年，我第一次参加国手战赢了华以刚老师，特别高兴。其实当时我全国比赛个人的成绩一直不好，打团体还不错，我和杨晖合作，她打第一台，我打第二台，差不多年年拿冠军，一直到八一队把孔祥明和华学明调去，我们才被打了下去。

    全国个人赛我的成绩上得特别慢，1980年是第四名；1981年自觉棋长了不少，但也只是第三名；1982年是第二名，从此就连着第二，总是不能突破。1984年我本有机会拿第一名，但小分不够，这就像踢球，临门一脚总差火候。常常是只要这盘赢了就能拿冠军，但我往往就是会输掉这一盘。技术不成熟，心理状态也不够好，老拿第二，所以大家都叫我“万年老二”。我自己也觉得也许就是“万年老二”的命，冠军就在眼前但就是拿不到，挺苦恼的。从1982年到1985年，冠军由杨晖、孔祥明、丰芸轮流，而第二名总是我。尤其1985年，最后一盘对李杨。我对李杨下比赛是赢多输少，似乎只输过两盘。一盘是选拔世界业余比赛名额，当时杨晖家里有事，没有参赛，显然我的机会来了，但我却输给了李杨。另一盘就是1984年，我只要赢了李杨就能拿冠军，可是我却又输了。在我和李杨比赛时，孔祥明认为肯定是我赢，所以她早早地逛街去了，一心一意做老二。谁知逛街回来，人们却告诉她：芮乃伟输了。所以，不管平时我能不能赢对手，赢得多还是赢得少，关键时刻我准输给她。后来我跟李扬说：“只要有用的我都输给你，没用的赢得再多也没用。”

    1985年，我和杨晖的距离越拉越远，后来干脆就没有比小分的可能。我特别着急，觉得很多地方有问题。当时，华以刚老师和容坚行老师都跟我说，别着急，急是急不出来的。华老师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如果你是老二，那就说明你就是老二的实力。你只有努力，努力够了，你才有可能摘掉老二的帽子。”

    在国家队的最初几年，我仍然内向、不自信，也不喜欢活动。1984年后，中日围棋擂台赛不再专门安排女棋手出场，我们如果想同日本棋手下棋，必须和男棋手竞争，所以我就开始有意识地从各方面锻炼自己。

    那时，我和杨晖、张璇一起学骑车。马晓春有一辆自行车，那年他要去日本比赛用不着，我就向他借。马晓春很爽快地把钥匙留给了我们，我们很多人用它学骑车，不知摔了多少次，反正等马晓春回来，那辆新车变成了旧车。

    学会了骑车就好像多了两条腿，训练完就特别想往外跑。我们骑着车上街、去公园玩，还去了龙潭湖，租船打水仗。龙潭湖高训练大院不远，分大、中、小三个湖，那时泥土小道，草木丛生，很有野趣。我们每天沿湖晨跑，体力差的跑小湖，好些的就跑中湖和大湖。

    中秋节到了，我们还带着月饼、啤酒、水果去龙潭湖赏月，要是换了现在，我就懒得出去了。

    当女排训练完后，男棋手们常常去她们的训练馆踢球。有一次因为缺人，我被拉进去充当守门员，门框就是两个包，我居然还挡住过几个球。不可思议的是，我还担任过前锋，一旦我带球进攻时，大家都停下来看着我，没人上来拦截。我和守门员一对一，还做个假动作，把球踢进了球门。

    当时我还读了一本令我终生难忘的书，那就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那个多愁善感的年纪，我突然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活力，身上似乎也增添了不少劲。

    比赛时我总是会弄出许多故事。1985年，升段赛在山西大同举行，我升到了七段。比赛地点是在郊区的航空学院，像我们这些生长在大城市的孩子，亲近大自然的机会不多。所以一有空，我就往外跑，在草原上散步游玩，看蓝天白云，看牛羊吃草，看夕阳西下，美丽的大自然令我浮想联翩，心旷神冶。

    有一天早晨，我在草原上碰到方天丰，我们发现草地上有很多蘑菇，但不知能不能吃，是否有毒。有个当地人跟我们说：“蘑菇怎么会有毒？”听说没有毒，我们就采了很多，邀请一些朋友晚上来吃蘑菇。我点上加热器，用方便面调料煮了很多蘑菇，特别鲜美。

    因为晚上有港台录像片，张璇他们吃了一点后，就急急忙忙赶去看录像，剩下我和方天丰、廖桂永吃得特别多，还把汤喝了。吃饱喝足了，我们就去草原散步看月亮。到了半夜不对劲了，方天丰说他又冷又出汗，浑身不舒服。我们就把他架到医务室，方天丰冷得直哆嗦，却又大汗淋漓。很快，廖桂永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这下可把我给吓坏了，赶紧一一去找吃过蘑菇的人，他们都说没事，我这才放下了心。可是在找他们的过程中，我的视觉开始模糊，眼前的人变成了一个个黑点，想吐又吐不出来。大夫也慌了，弄了辆车把我们送到城里，给我们吃了泻药，好一番折腾。为了便于观察，医生不让我们睡觉。于是我们一帮人赏月。喝茶，表面上很风雅，其实心里忐忑不安。

    那晚的月亮特别大，比我见到的最大的月亮还大好几倍，不知是否因为瞳孔放大，什么东西看上去都比平时大，但又很模糊。三个人的症状都不一样。

    第二天比赛时，我是什么棋都想不出来。廖桂永说他输了，因为点目看错一行，差了十目。当然我那棋盘也不对，点错一个星位，星是歪的。每次比赛，都要由各队投票评精神文明奖，我通常都能评上，这次也不例外。可是最后组委会有人说，吃蘑菇中毒还能评上精神文明奖？所以差点被拉掉了。后来自己想想，也感到实在不应该，因为第二天还有比赛，应该养精蓄锐，居然还贪玩、贪吃。类似的错误不止一次，有一次在连云港，下午有比赛，我上午还去游泳，冻得够呛，结果下午输了。

    夏天的时候，我们常去秦皇岛休整，也算是半放假。有一年中日围棋擂台赛后，我们在秦皇岛总结休息，不会游泳的我一有空就套个救生圈在海里扑腾，胆子特别大。我们一大早就去赶海、捡毛蛐，烫熟后蘸点酱油就吃，觉得比国家队的伙食还好。其实，国家队的伙食非常好，我们不过是想吃点自己弄来的新鲜的东西罢了。

    有一年，我们准备去秦皇岛，俞斌和张文东提议骑车去，说是几天就到了。俞斌借了我的车，我那辆自行车买来以后就成了公车，有时自己想骑都不知在哪儿，轮胎里的气永远差那么一点，瘪瘪的，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到了秦皇岛后，俞斌说：“太累了，现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骑这辆破车回去了。”这下张文东就犹豫不决了，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他一起骑回去，那他愿意再做一次傻瓜。我脱口而出：“我骑！”张文东傻眼了，他其实也不想骑了。而我之所以那么“勇敢”，是因为那段时间心情不好，特别想做一些没有做过的、刺激的事来发泄一下。张文东不骑，我也不敢骑，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路。我到处找人，找“志愿者”，最后梁伟棠表示愿意陪我骑车回去，领导也同意了，因为回北京是乘大巴士，破车托运也麻烦。

    大部队出发我们也出发了。头一天边骑边玩，兴高采烈。第二天就不对了，摇摇晃晃往前冲，哪边阴凉就往哪骑，有时甚至是逆行。第三天我筋疲力尽，只是机械地踩着踏板，休息时我一口东西也吃不下，只是猛喝冷饮。半夜，我们总算撑到了宿舍，我双手肿得解不开夹在车后的包。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连续骑车超过一小时的。

    多年以后，在国外没有棋下的时候，我时常回想起年少时的那些事。年轻时太贪玩太不珍惜了，不过虽然鲁莽了些，但是积极的一面也有，那就是在不知不觉间培养了我的信心和勇气。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16:48

奋战擂台赛



    在大家的好意中我迷失了自己。

    1984年，由《新体育》杂志主编郝克强老师牵线，日本NEC赞助的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开幕了。擂台赛一出现，就引起了中日围棋界的极大关注，尤其是聂卫平的三连胜和江铸久的五连胜，赢下了这届擂台赛，更在全国掀起了围棋热。作为棋手很自豪也很振奋，因为此前很多人都不知道围棋是什么东西，现在，人们都热切地关注起围棋来了。

    1985年，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决定增设一名女先锋，我们几个女棋手都乐坏了，因为擂台赛对抗性强，影响也大。女先锋从孔祥明、杨晖和我三个人中间选拔，方式是下两个单循环，即每个人对另外两个都是下两盘。如果三个人或两个人同分，那就加赛快棋，决不抽签，不管多少次平手，一直下到决出先锋为止。

    第一个循环我赢了，第二个循环我输了，我们三个人你赢我，我赢你。加赛快棋时，第一盘我赢了杨晖，下棋时特别紧张，棋的内容也特别激烈，杀得厉害。第二盘杨晖赢了孔祥明，第三盘又轮到我和孔祥明。我猜到了黑棋，开始形势不错，后来局势就乱了，数目的时候，我紧张地算错一目，认为自己要输半目，吓出一身冷汗。当时的想法就是又要下一个循环了，有一种熬不到尽头的感觉。可是，等到收单官的时候，我又觉得奇怪，因为如果盘面五目的话，应该是白棋收后，那为什么又是黑棋收后？我一边读秒，一边思绪乱飞。最后我发现自己少点了一目，这样盘面六日，黑棋按目数算是赢半目，按子算是赢了四分之三子。由悲转喜，这种喜悦真令人兴奋。当时，很多报道说我马上跑出去哭了，其实不是这样，我还没有从一会儿点错、一会儿点赢的大悲大喜中清醒过来，迷迷糊糊的。

    我们在下棋时外面围了很多人，不时将棋谱传出去。在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赢棋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赢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因为在此之前，杨晖、孔祥明的成绩都比我好，这是我第一次在选拔赛上战胜她们，夺得唯一的一个名额。

    1986年3月，郝克强老师带着我去东京，参加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第一场棋——双方女先锋之战。

    我们住在日本棋院附近的大宫殿饭店，后来的几次擂台赛，中国棋手都是住那儿。因为是擂台赛，对方上场棋手事先都知道，所以赛前在国内准备过。不过，那时的资料远不如现在这么充足，我只找到了三盘楠光子的棋谱。先锋之战是要猜先的，后面的棋手就倒过来下。擂台赛前我很用功，但很难做针对性的研究，因为对手的资料实在太少了。

    在中日对抗赛上我曾和楠光子下过棋，但和擂台赛相比，气氛没那么紧张。在日本棋院七楼有一间特别对局室，是专为中日擂台赛而设的。我猜到了黑棋，黑棋对我来说比较好下，那时我比较喜欢大模样作战，所以我下了一个三连星。总的说来，那盘棋比较顺，刚开始布局时黑棋就占优，后来楠光子有一个机会，但没抓住。日方主将大竹英雄九段给我们复盘时也指出了这一点，所以这盘棋我也不是一直能赢的，还是有很多问题存在。

    下第二盘时下雪了，我很高兴，认为瑞雪预兆我能赢棋，当时我对这些棋外的东西很敏感，总觉得在暗示自己什么。这盘棋我执白，迎战日本少年棋手森田道博。森田道博虽然年少，但棋很厉害，实力应在我之上。可能是因为经验不足，森田道博发挥得不好，而我因为上一盘赢了棋，心情放松，结果我赢了。原以为赢了一盘棋就算完成任务，没想到还能赢第二盘，真是意外的收获，接下来我该迎战今村俊也了。

    可能因为我是上海人，主办方把比赛地点定在上海，能在家乡人面前下棋我非常兴奋。但那个时候我还很不成熟，连赢了棋就自我感觉很好，很想拿下第三盘。其实，我和今村俊也实力相当，他一点也不比我差。赛前很多人给我出主意，总的来说就是让我不要急于求成，我也是这样想的，但其实心里很急躁，只是自己没有感觉出来。当时，周围的朋友以及舆论都鼓励我拿下这盘棋，成为江铸久第二。就连比赛地点国际饭店的厨师也特别为我做了蛋糕，预祝比赛胜利。

    那盘棋轮到我执黑先行，黑棋是我喜欢的，能够选择作战方案，选择布局类型。但是整盘棋我急于求成，老是追着他打，没事就他挂我角，我挂他角，没有慢慢等待机会的心情。看上去那盘棋很激烈，但实际上黑棋急于求进，已经遭受了损失。今村下得非常好，一直保持优势，而我没有机会。那盘棋下了很长时间，下完棋后我很呆，希望刚才的一切都没发生，希望能够重新开始。有人说，看见我在电梯里哭了，但我全然不知，梦游一般完全失去了自己。饭店门口，很多棋迷围着我签名，我像一个木头人般机械地签了名。

    比赛结束后，我们去静安区体育馆和棋迷见面，现场有一千多名观众。尽管输了棋，大家仍给我热烈的掌声，当时的我却觉得无地自容。

    我那时年少气盛，而且第一次被推到一个万众瞩目的位置，大家都希望我赢，而我又特别想有所成就，结果在大家的好意中我迷失了自己。虽然也提醒自己不要急躁，但比赛时仍很冲动，无法控制自己。输了棋，心里想的也只是辜负了大家，而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完全没有平常心，功利心太重，太想成功了，这是下棋的大忌。林海峰老师说：“下棋要有平常心。”而平常心不是你想有就有的，心一定要静下来，要撇开那些功利的东西。

    第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仍然有女先锋，由杨晖和小川诚于展开女先锋争夺战。刘小光积极请战，他被排在了第二个，我是第四个出场，在我后面是江铸久。我上场时的对手是山城宏，那时候山城宏的实力比我强许多，我下得很艰难，唯一的一个机会一闪而过，我没有抓住，输了棋。此后，我便没再参加擂台赛。擂台赛办了好几届，我参加了第二、第三届，第二届是通过选拔充当女先锋，赢了两盘，输一盘。第三届不担任女先锋，只是作为一般棋手参赛，一盘也没赢，总成绩是二比二平。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16:52

与日本棋手对抗



    我又全胜了日本女棋手。

    其实在此之前，我已和日本棋手多次下过棋。我曾经参加过中日高中生围棋代表团的交流活动，队员还有陈临新、金茜倩、汪见虹、黄宗英等。我们那时已是半专业的了，而日方则完全是从高中生中选拔出来的，结果我们大获全胜。

    真正和日本职业棋手下棋是在1982年。那次团长是胡昌荣，翻译是刘屯，男队员都是选拔出来的，有聂卫平、马晓春、江鸣久、江铸久、杨晋华等，我则参加了女队的选拔，争夺唯一的一个名额。下了一个冬天的选拔赛，我终于入选了。在日本，我下了七盘棋，全赢了，其中四盘是对职业棋手，另外三盘是对业余强手。那时代表团交流出访时，日方出场棋手经常是女棋手和业余棋手混合在里面，我和日方的三位女棋手下棋，其中有楠光子、白鸟澄子，还和男棋手土井诚五段下了棋。和土井诚的那盘棋一直下得很紧，下到后来我都不知道输赢，因为读秒时下得太紧张了。当时我不会数子，因为不知道日本的规则，是旁边的人帮我做目，最后我赢了半目。那一次，中国队的成绩特别好。另一个全胜的是江铸久。

    可能是因为中国队成绩太好的缘故，1983年日方就不安排女棋手和业余棋手，来了四个八段、四个九段，石田芳夫九段是团长。因为对手太强，队里很慎重，也不安排女棋手上场了。我们女棋手都很失落，因为有些男棋手上场次数特别多，匀我们一盘也好啊，那差不多是我们唯一的一次对外比赛机会了。

    在此补充一下1983年日方不安排女棋手出场的背景。从1979年开始，孔祥明、杨晖就和日本的顶尖女棋手，像小林千寿、小川诚子等下了很多棋。可以说，赶超日本女棋手的任务那时就已完成，因为她们把日本高水平女棋手打得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在1982年的对抗赛中，我又全胜了日本女棋手。可能日方认为双方差距太大，就不再安排女棋手出场了。

    1983年来的日本棋手大都水平很高。令我们困惑的是，队里那些水平和我们差不多，或者比我们稍好的男棋手下了很多棋，有的三盘，有的甚至下到六盘。如果一个男棋手水平和我们相当，七场棋里他下了四盘、五盘，那我们至少也应该有一盘可下，可是现在一盘也轮不到我们。中日围棋对抗赛在现在看来算不得什么，但在当时是唯一的、也是最高等级的对抗赛。所以，不能参加对抗赛，对我们女棋手的打击特别大。

    我当时有一种路到尽头的感觉，好像看不到出路。因为虽然1982年开始有了升段赛，但当时觉得只有对日比赛，才是为国争光，做出了成绩。如果日方再也不派女棋手参赛，那我们真是无事可做了，大家情绪都很低落。

    比赛期间，我们女棋手一路观摩，心痒手痒，特别不是滋味，看来以后只有观摩的份了。那时候，我曾多次想过“要不就算了”，对围棋有点不那么坚定了。可又有些不甘，毕竟下了那么多年棋，而且越来越发现围棋的深奥和趣味。围棋几乎已成了我的生活的全部内容，如果抛开它，我都不知道该干什么。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再试一试，把自己当男棋手看待，争取拼一拼。其实，家人对我做职业棋手一直持保留态度，而在这时，他们反而给我以鼓励。他们对我说：“你没试过怎么就知道自己不行？先去试、去拼，然后再看结果。”可以说，爸爸妈妈和弟弟的鼓励，对我决定继续干下去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的内心，也有一股轻易不服输的劲头。心想：如果再努力几年还是不行，到时再放弃也不晚。

    下了决心后，我就为自己定下了诸如不贪玩之类的规定，其实未必做得到，但总之决心是挺大的，准备长期抗战，坚持奋斗。、所以在经过1983年的一阵低迷之后，1984年开始我又重新振作了起来。

    我喜欢读书，不太爱动，和年轻棋手们一起边训练边玩，不但棋艺进步，身体也好了许多，性格更是开朗不少，这些都对我的成长有帮助。还有就是队里的环境实在是太好了，大家整天除了棋，还是棋。虽然晚上复盘的时候未必很认真，嘻嘻哈哈的，但只要脑子里整天有棋，收获就非常大。有时，周围人的想法未必正确，但对自己都有启发和刺激。晚上，打球、散步以后，我们还经常摆棋到十一点左右，其他运动队一般晚上十点熄灯，而棋类项目有其特殊性，晚间在房间里也可以训练和研究。

    1983年底，我参加了1984年擂台赛的选拔，没有打上，差了好几名，但心情不是特别沮丧，因为我觉得又一个新的征途开始了，要好好努力。

    1985年的擂台赛，日本来了一堆九段，团长是坂田荣男九段，我排到了一盘，对桑田泰敏八段，这是我第一次和日本高段位棋手下棋。那盘棋我执白，下得很放开，接近完胜。我下的那盘棋中有一个小尖，酒井猛九段还专门在日本的杂志上做了介绍。以我当时的水平来说，构思还算新颖。

    1986年，我又参加了对抗赛的选拔，下二十轮，积分循环。最初十盘下完，我五胜五败，看样子没戏唱了，谁知后来八连胜，成绩特别好，最终入选了。同时入选的女棋手还有孔祥明。那一年，我四胜三败，其中有一个三番棋，成绩一般。

    1987年来访的日本棋手特别年轻，团长是加藤正夫，队员有依田纪基、今村俊也、彦坂直人等。那次比赛安排得比较新颖，采取了沿长江拉力赛方式。除了在沿江的城市下以外，还在三峡的豪华轮“西陵轮”上下了棋。

    那次我上了五盘棋，对依田纪基是三番棋，第一盘赢，第二盘输，第三盘赢，赢的二盘棋我都执黑。记得依田看到名单时很有些不以为然，并不把我放在眼里。我那时棋有进步，自信心增强，斗志旺盛，可以说赢的两盘棋都是完胜。

    在重庆我还赢了上村阳生，吃了他不少子。在船上，我没有比赛，就做加藤正夫和马晓春的裁判。其实棋手做裁判不算特别合格，因为自己也会专心看棋，我看得口渴时顺手拿起一瓶水，“啪”的开瓶声不但把自己吓了一跳，把加藤也吓了一跳。

    在武汉我对彦坂直人，其实我当时状态不佳，棋下得不好，可最后还是赢下来了。总成绩是四胜一败，对我来说，这应该算是一个很好的成绩了。

    就在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事，对我的围棋人生影响很大，这将在后面再讲。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16:53

第一个全国冠军



    “万年老二”摘了帽。

    从1982年到1985年，四年间全国个人赛冠军轮流，而亚军总是我，所以大家叫我“万年老二”。我把个人赛看得很重，因为老拿第二，就认为自己也许一辈子也拿不到冠军。

    1986年个人赛来临的时候，我的心态跟往年有所不同，不再那么焦虑。因为在上半年的擂台赛中，我输给了今村俊也，那是我下棋以来精神压力最重的一场比赛。经历了失败和反省，再面对个人赛时，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个人赛冠军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但是和今村俊也那场那么多人关注的棋我都输了，个人大赛拿不到冠军又怎么样呢，只要自己尽力就行了。

    心态放松，个人赛也一路打得比较轻松，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有了一点平常心吧。感觉上就像是平时的训练比赛，很认真，但对胜负想得不多。比赛意外地顺利，一共要下十二盘棋，但赢下第十盘棋时我已经是冠军了。最后，我十二盘全胜。有些事就是这样，当你千方百计地想得到它时，每每会失望，而当你把它看轻些时，它又会送上门来。拿冠军毕竟是自己多年的愿望，当赢了第十盘，冠军提前来到的时候，我赶紧给家人打电话报喜。那时候打长途很不容易，要跑到很远的电话局。冠军曾是我面前一道高高的门槛，现在我总算是跨过去了，前景似乎也光明了，路途开始顺畅。此后，从1986年到1989年我连拿了四届全国冠军，1990年以后没再参加。    1989年，我从国家队回到了上海，面对即将到来的个人赛，我不太想参加。一方面是连拿了三届，感觉已不那么兴奋。另一方面是回上海后训练不系统，怕输棋。妈妈个性很强，意志也挺坚强，她就拿话激我：“你不是想跟男棋手一起比赛，在国际赛场竞争吗？你现在连个人赛都不敢参加，那你还参加世界赛干什么？”妈妈的话刺激了我，是呀，怕什么？大不了就是输棋，输了再来嘛！于是我跟上海队领导说：“个人赛我还是参加。”一旦进入比赛，怕输的念头就没有了，只想着好好下棋，多学点东西，就这样一路赢下来，我又拿了冠军。

    从1982年开始，我有机会参加一些国内的杯赛，如新体育杯、国手战、十强战、天元赛等，在这些比赛中，我的水平发挥得比在女子赛中要好得多，因此也常常获得一些名次。

    1985年的新体育杯上，我赢了聂卫平。刚开始赢男棋手的时候，有些棋手不习惯也不自在，后来和男棋手之间的输输赢赢多了，大家也就习惯了。有些男棋手我始终觉得难以逾越，像马晓春，我只是在一次不太重要的比赛上赢过他。这么些年，我跟很多高段位男棋手下过棋，胜率最低的就是马晓春。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16:55

升上九段



    我实现了一个遥远的梦。

    1988年6月我升为九段。成为九段棋手是我小时候一个遥远的梦想。那时候，听到九段就觉得遥不可及，不可战胜，因为它代表了围棋的最高境界。等到自己也入段后，才不把九段当成一个神话，而是把它作为奋斗的目标。

    中国开始职业棋手制度是在1982年，先根据往年的比赛成绩定段位，还要参加定段赛，这才能真正确定段位，拿到证书。当时，我是四段，杨晖是五段。

    当年的年底，在成都又举行了升段赛。当时的升段赛春秋两季都有，每次十二盘，以后才改为每年一次。所以在年底的升段赛上，我就升为五段。围棋协会还有一个规定，中日围棋对抗赛的成绩算在升段分里。我下过十二盘棋，胜率还可以，所以小有“盈余”，赚到一点分。一路爬上来连续升段，但1986年升为八段以后就停了，因为升九段需要的盘数比较多。在1988年的升段赛上，我第一盘对孔祥明。当时队里突然宣布：中日围棋对抗赛的成绩不再算分。我一听就傻了，因为当年我在中日对抗赛上的成绩不错，如果把它算入升段赛的积分，那我只要赢一盘就可以升段，也就是赢下孔祥明就可以升为九段。而现在，我只能一盘盘地下了。

    第一盘我赢了孔祥明，接着又赢了两盘，第四盘我输给了张璇。比赛休息的时候，罗建文老师突然打来电话说：“中日围棋对抗赛的成绩是以后不算分，现在还算分。所以你赢了孔祥明，也就等于升了九段。”因为当时我已经做好了一盘盘下的准备，所以听到这个好消息并不怎么激动。后来，我曾为此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这一天我盼了很久很久》，其实当时的感受并不像文章里写的那样强烈，可能因为年轻，有意无意就渲染了不少。

    九段对我而言不仅代表我达到了一个高度，而且说明我把升段这件事了了。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接下来如何选择？是去，还是留？这其中的原因要追溯到一年前发生的一件事。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17:03

怅然离队



    我的生活在三峡触礁了。

    1987年的中日围棋对抗赛采取了沿长江顺流而下，一站一站比赛的方式。那一年，我的成绩特别好，和依田纪基下三番棋，赢了。

    在重庆上船前，队领导突然宣布了一项纪律：为了对女棋手负责，上船后，女棋手不能到日本男棋手的房间里去。女棋手有我和杨晖、张璇。听了这个规定，我很不高兴，觉得带有点污辱性，不合理。不过，既然队里规定了，我们也没有想到去违反。所以，在船上我们也没有去日本男棋手的房间，但因为都是年轻人，大家相处得很愉快。

    船到武汉，全体成员住在洪山宾馆。洪山宾馆分外宾部和内宾部，内宾部的条件当然不如外宾部，外宾部的条件在今天也并不怎么样。有天下午，我和张璇、依田纪基、今村俊也等游览归来，依田建议去打羽毛球。天太热，大家都没有兴趣，于是依田又建议下快棋。当时我和张璇说：“那就在走廊里下吧。”可是走廊的光线很暗，依田说：“这怎么下？”于是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去了他们的房间，早把队里的规定忘在脑后。

    依田纪基房间的门开着，对面住的是加藤正夫，江铸久也在里面。我们几个人下起了联棋，颇为热闹，后来加藤他们也过来，兴致勃勃地观战。突然，电话铃响了，是队里叫我去参加一个晚宴。我和张璇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好——违反纪律了。

    第二天是对抗赛的最后一轮，我上场赢了彦坂直人。但那一年的总成绩是中方输了。

    第三天，全队开了总结会，气氛凝重。说到输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队员不好好下棋。我们去日本男棋手房间的事，更是遭到了领导的严厉批评。有些批评的话，是当时意气风发的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特别震惊，也特别受不了。

    回北京后，队里要我写检查，我写了好几次，最后虽然勉强通过，但队领导还不满意，认为不诚恳也不深刻。接着处分下来了，取消我当年的国手战参赛资格，在此之前我已通过预赛，打到本赛，进了分组循环圈。而张璇则被取消棋王赛的预赛资格。就在我努力忘记而且差不多就要忘记这件事的时候，我偶然地在办公室看见了训练局的年终总结报告，其中提到了围棋队。报告中说，在当年的中日围棋对抗赛中，两名女棋手行为不检点、不守纪律，队领导及时认真地做了处理，全队都提高了认识，等等。我一下懵住了，原以为我的不守纪律只是围棋队的事，没想到被写到了训练局的总结里。我承认自己违反了外事纪律，但并不是所谓的“行为不检点”。作为那个时代、那个年纪的女孩，我们都很看重这些。而现在白纸黑字这样写了，那就是盖棺定论，我觉得可怕，觉得无法再呆下去了。

    我始终认为，我和张璇去日本男棋手的房间只是为了下棋，光明正大。我们的过错就是违反了队里的规定，这种规定虽然在我看来，多少是带有一点污辱的成分，但既然违反了规定，理所当然地应受到批评。当时我也认为，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决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但因此而受到了这么重的处罚，我心里不服。而且事情发生后，很多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再给我戴上一顶“行为不检点”的帽子，更让我难以忍受。

    我的生活在三峡“触礁”了。受这件事的影响，我的比赛一度状态极差，成绩一落千丈。那时年轻，心理承受力也差，特别是我完全没有做过的事，到了训练局领导那儿，竟然被定性为“行为不检点”。我看不出自己哪里行为不检点，年轻的女孩背着这样的包袱，真是觉得无路可走。我以为取消参赛资格是对棋手权利的侵犯，而说我们不检点，则是侵犯了我们的名誉。所以当时我就决定，不管我多么喜欢下棋，不管我多么喜欢国家队的环境，无论如何，我都必须走了，否则我无法呼吸。可以说，“三峡之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多年以后，在罗建文老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还用非常隐讳的语言提到了这件事。文中说：她们那时候做了一些事，我不能说出来，说出来会影响她们的名誉。而我认为恰恰是罗老师这样的说法，貌似保护我们，其实是真正损害了我们的名誉。我实在不理解罗老师的做法，这么多年了，他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

    看了那篇文章，当时我很悲愤，但我无处申诉。正在日本的我不得不重温了一遍当年的那种沉重和无奈。这件事即使我想忘记，很多人也并没有忘记。最近回国做《五环夜话》节目的时候，还有记者问起这件事。现在我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对我自己是一个心理上的了断，对关心和爱护我的家人和朋友也算是一个交待。

    1995年，我代表上海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全国个人赛。当时为了参加一项杯赛，我给陈祖德老师打了个电话，陈老师说他非常支持我，但围棋协会领导还有些不同意见，让我直接给罗建文老师打个电话。老实说，我心里是不想打这个电话的，觉得打了也不会有好结果，但是因为实在太想参加比赛了，只好硬着头皮给罗老师打了个电话。谁知他一口拒绝了，顺带还训了我一顿。在他面前，我只是一个学生和晚辈，为什么要这样刁难我，实在想不通。当时绝望的心情一如1987年。只是1987年的时候还心存一点希望，因为那时我还只是八段，准备再坚持一些日子，升到九段再走。升到了九段，对自己。对父母都是一个很好的交待。不管以后干什么，也算没有辜负了这段围棋人生。所以那段时间我很用功，全心全意扑在棋上。然而，可能是因为心态不好，棋总是下不好，一直到了1988年，才重新进入状态。

    1988年升到九段以后，我认为自己可以走了。但真要走了，突然又感到很矛盾，我实在是舍不得围棋，舍不得国家队的环境。

    想离队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和我水平相当的男棋手，他们参加世界比赛的机会比我多，这可能因为我是女性，一些完全由队里安排的比赛自然不用说，就连富士通这样的比赛，对女棋手来说，机会也差了很多。

    从第二届富士通开始，中国国内就开始有了选拔赛。选拔赛方式是这样的，首先当年全国男子围棋个人赛的第一、第二名可以直接参加下一年的富士通，余下的名额，年底的时候，在国家队里打一个大的选拔赛，要打一个冬天。我当时提出来，男子个人赛的前两名可以参加富士通比赛，那女子个人赛的冠军是否也可以考虑，队里的回答是不行，因为女棋手的成绩不如男棋手。这个理由我可以接受，但我随即又提出申请，想参加男子个人赛。这是有先例的，过去也有女棋手参加过男子团体赛和个人赛，当然男棋手不能参加女棋手的比赛。我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而国家队所有的男棋手都有两次的机会，既有个人赛争前两名的机会，也有参加选拔赛的机会，而我们女棋手只有一次机会。当时觉得无论从才能和水平，我都不如像马晓春那样出色的男棋手，不但如此，我的机会还远远不如那些水平和我差不多的男棋手，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和一些男棋手竞争，机会也不公平。但我从来没有提出过要单独给女棋手一个名额。

    1988年，也许是“三峡事件”的后遗症，在研究比赛名单时，我听说聂卫平表过态：以芮乃伟的表现，给她一个对抗赛的名额就很不错了。就这样，在想走又舍不得走的心情下，慢慢地拖到了1988年底。那时有一个富士通的选拔赛，那个冬天，棋外的事我什么也不想，就像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一心一意钻在棋里。白天比赛，晚上复盘，我的脑子里只有棋，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落选，那我可能是走定了。所以，我很想在离开国家队之前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棋，至于以后怎么样，我不去想。我只想给自己留下一个与棋相伴的完整的记忆。那个冬天，我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但最终还是落选了。路到尽头，一切都结束了，我没有理由再呆下去了。

    于是，我就向队里领导谈了离队的想法。华以刚老师挽留我，劝我三思。其间我回了趟上海，也跟家人谈了。回到北京，我正式向队里打了离队申请。申请理由是：年纪大了，打比赛力不从心，所以想离队回上海读书。当然，这是一个应付的理由，想离队的真实原因并不是这些，把真实的原因写上去队里肯定通不过。队里领导都找我谈了话，特别是陈祖德老师，诚恳地对我说，他很希望我留下来，但他尊重我的选择。聂卫平老师则很干脆，他说：“反正我已经劝过你了，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我都要这么说。现在你想走，那你就走吧。”我还专门找了郝克强老师，他当然劝我留下，但也表示无奈。就这么谈着谈着，报告批了下来。这期间，队里的一些事就没我的份了。他们说：“你不是交了离队报告吗？我们就当你走了。”

    临走的时候我难过极了，毕竟我在国家队呆了九年，我在这儿下棋、生活和成长，这里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我对国家队还有了另一种牵挂，那时我和江铸久走得比较近，或者可以说是恋爱了。

    离队前，打报告、谈话、办手续、整理东西，忙乱得静不下心来。1989年5月20日，临走的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真的，我真的要离开国家队了，生活断了链，过去的一切以后只有回忆了。和江铸久告别时，我哭了。一方面是对国家队的留恋，另一方面就是对他的留恋。既然要离开国家队，为什么又把对一个人的感情留在那儿？

    江铸久送我上火车。火车启动了，铸久跳上站台上的一辆拖车，挥动着手中的行李车向我道别。那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17:06

回到上海



    我和铸久几乎同时离开了我们亲爱的家乡。

    托运回上海的行李中，最多的是书。为了安置这些书，妈局紧急买了书橱、书桌。在外多年的女儿回家，父母总是很开心。

    回到上海，体委和棋社都对我很关心、很支持，给我提供了很多方便。去上海棋社报到时，我谈了自己的想法，想留学或是去复旦大学读书。棋社领导说，你可以去读书，但不要退役，把关系留在棋社。

    在联系去复旦读书和去日留学事宜期间，我还是想打一些比赛，有空就打谱，还翻译一些日本棋书。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我的想法行不通。我可以代表上海参加团体赛、个人赛以及天元赛（上海办的），而名人战之类的杯赛我就没资格参加了。其实这些杯赛，棋手只要具有六段的资格就可以参加，所以我报了名，但国家围棋队就是不批。有一次，我找到了国家队，甚至还和队领导发生了争执，但最终他们还是没有同意。我也很倔，不让我下棋，那我就呆在北京看下棋。对此，罗老师对记者的解释是，芮乃伟已拿到了护照、签证，就要去日本，不能保证全程参加名人赛。其实，在和罗老师争执时我就说明，我只有去日留学的意向，上海市体委还没同意，护照、签证都没办过，跟日本方面还没有联系。而且我还表明：“我是棋手，能保证打入本赛后继续参加比赛。”罗老师反驳我：“你保证有什么用？你要是参加，肯定会影响我们的赛程安排。”总之，我参加杯赛的路一点一点地被堵住了。我认为，对一个九段棋手，不管在省市队，还是在国家队，在参赛资格上都应该一视同仁。

    我终于发现，自己还是太天真了，想边读书边下棋，太不现实了。

    离开国家队时我还想过，实在不行就重头开始，干别的。可是回到上海，当我想看书时，拿起的总是棋书。我还是想下棋，希望参加一些比赛。那时，江铸久还呆在国家队，我们的感情很好。在那种情况下，我就考虑要不然就走回头路，回到国家队。而这时候，一些作为九段棋手可以参加的比赛，又接二连三地被掐断了。看这架势，即使回头，回国家队也没有好日子过。何去何从？干脆走远一点，出国留学，可是办出国留学的手续太繁，要体委批，要找保人……要不然，先在国内读书，有机会再出去？

    那时，日本是世界围棋最强国，高手云集。我天真地以为去了日本，就可以直接和高手比赛，遂了我的心愿。要国家队安排我去日本比赛很难，可是如果我人在日本，没准机会随时就会冒出来。

    上海体委一直很支持我，但对我出国留学，则持保留态度。当时上海市的刘振元副市长很关心我，特地把我叫去谈话。他说：“我可以放你出去留学，但希望你出去后继续下棋。如果你出国后放弃了围棋，那以后就不要见我了。”他让我第二天就去体委办手续。此后，体委一路绿灯。

    十年后，我在和国内棋迷的一次见面会上，见到了刘副市长。刘副市长说：十年以后看到你还在下棋，我非常高兴。我对刘副市长说：“如果没有你当年的支持，我是不可能出去，并且继续下棋的。”刘副市长说：你们在国外争光，也就是为自己的国家争光。

    离开中国前，我去了一次嘉定，看望老朋友——嘉定围棋协会会长周时华先生。我们是在1989年在嘉定举行九段赛上认识的，他特别关心我和铸久，同时也是许多棋手的好朋友，他现在是中国围棋协会的副主席。周先生对我说：“出门在外多保重，我们永远支持你。无论你什么时候来嘉定，我们都欢迎你。”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听到这样的话，真是温暖人心。以后每次回国，有时间我总要去嘉定看望老朋友。有一年，铸久带美国围棋团来华，还特地去了嘉定。对我和铸久来说，嘉定就像一个随时可以停泊的港湾，一个随时可以回去的家。

    我在日本找的担保人是一个女医生，叫日野英子。1990年9月5日，我登上了去日本的飞机。此前的8月20日，我在北京送铸久去了美国。回到上海，即拿到了赴日签证。就这样，在那一年的夏秋之际，我和铸久几乎同时离开了我们亲爱的家乡。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17:09

东渡日本



    漂泊异国他乡的生活开始了。

    去日本的那天天气非常好，全家出动为我送行。多年在外，除了刚开始爸爸送我去火车站外，后来大家都习惯了，我一个人出出进进。进关时，妈妈哭了。我从十五岁开始就离家在外，她应该早就习惯了我不在家的日子。可是，现在我是独自一人去异国他乡，前途未卜，大家心里都没底。爸爸催促我快上飞机，要不然妈妈哭得更厉害了。

    来机场接我的是依田纪基，其实，他平时是不做这种迎来送往的事的。有一年，我去日本打对抗赛，他曾经邀请我和刘小光等棋手去他家玩，那时他新婚，我和他及他太太依田雅子都成了很好的朋友。雅子长得很可爱，圆脸，一笑两酒窝。我去日本留学，雅子也很关心，一直和我的保人联系如何安排。我最好的朋友牛力力那时已在日本留学，因为那天力力和保人都有事脱不开身，就委托依田纪基来接我，说好依田只要把我送到去横滨的高速公路入口处就行了。

    在机场，依田拿了一本书——《发阳论》，这是一本早期的研究围棋的死活题书，是井上因硕写的。前后几年，我看见依田不管在哪儿，手上拿的总是这本书。这本书很难，可以训练棋手对围棋死活的感觉。依田已经做了好几遍，我当时一遍也没做过。依田除了围棋以外，对其他都不太关心也不太懂。接我时，他只顾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推着行李车紧跟，他一点也没想到要帮我提点东西。在高速公路入口处，他帮我买了票，挥挥手就跟我再见了。第二天他还要比赛，要赶回去休息。

    去横滨的路上，看着窗外美丽的景色，我的心却不轻松：漂泊异国他乡的生活开始了，我的未来会怎么样？

    保人日野英子女士来车站接我。我认识她很偶然，她和她丈夫日野光囗先生都不懂棋，我的朋友孙琪刚在日本留学时借宿在日野先生家里。访日时我带东西给孙琪刚，就这样认识了。以后只要一去日本，我就带了礼物去看他们。这样一对老夫妻，在我想要留学时，只问了他们一句，他们就说没问题。学校也是他们帮我联系的——横滨YMCA学院，他们认为这所学校好。老先生很喜欢我，但为了做保人方便，由他太太出面担保。

    日野先生的家坐落于一小山坡上，独门独户，环境幽雅。去他们家有一段路，出租车开不进去，只能步行。这可要了我的命，我的行李箱太重，一个人拿不动，而日野先生脚不好，所以只能由他的夫人——英子女士和我两个人抬箱子。到家时，我们都累趴下了。

    其实，日野先生家并不宽敞，因为儿子一家和他们同住。为了照顾我，英子女士坚持睡在客厅里，把她的房间让给我。在国内，我学过一点日语，但完全置身于日语环境时，我的那点日语就不够用了。

    我是9月5日到日本的，可是横滨YMCA学院要到10月初才能开学。日野先生让我先休息几天，他们已给我找好了房子，过几天就可以搬过去。当天晚上，铸久给我打了电话。我们两个都离开了祖国，身在异国他乡，前景不明，只能互相鼓励。

    在日野先生家住了五天左右，其间他们带我出去走了走。刚到日本很茫然，他们叫我于什么，我就干什么，其实心里很急，因为住在保人家总是不方便，搬出去虽然生活会有些不便和困难，但毕竟能自己安排了。

    日野先生七十多岁了，有一次，他带我去看望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先生。日野先生一点也不懂棋，可是那位老先生懂棋，我们下了一盘棋，临走时，老先生给了我两万日元，让我去买些书。我怎么好意思拿呢？日野先生说，老先生是长辈，给你你就拿着吧。这是我到日本后通过下棋得来的第一份收入，在书店，我花了三千多日元买了本字典，剩下的全部存了起来。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17:13

安家



    捡了一台冰箱。

    从地图上看，横滨在东京左下角，而他们给我找的房子在千叶县的船桥市，在东京的右边，要横穿半个东京。去日本时，我的行李中除了衣物就是书，要单独过，生活日用品就缺了很多。日野夫人为我准备了餐具、被褥、菜刀等日用品，那把菜刀我用了十年，从日本用到美国，再用到韩国。临去船桥时，日野先生拿出了一本小本子，上面记着他替我垫付的钱，有学费和搬家费用等。从国家队回来，我并没有多少钱，去日本的机票也是妈妈买的。我就读的语言学校很好，自然学费也贵，半年的学费要七十八万日元，我根本付不出，所以是日野先生垫付的。一些生活日用品算是他们送我的。我很感谢他们，如果他们不为我垫这些钱，我是根本付不出的。

    船桥市是东京的卫星城市，很热闹。有人说，船桥市是乡下的东京，我后来在东京住过几个地方，那要算是东京的乡下了。我借住的房子是日本风格的建筑，和蔼的房东矢野先生五十多岁，是一家很有名的保险公司的科长，日野夫人是那家保险公司的顾问，他们是同事。他有一间空余的房子，暂没考虑出租，就免费提供给我居住。说话时，房东先生的身后探出个脑袋，是一个年轻的女人，起先我还以为是他的女儿，经介绍才知道原来是他的夫人——矢野文子。文子性格开朗，说话直来直去，不像一般的日本女人，倒像是我们中国的一些直爽女人。我们后来很谈得来，成了好朋友。

    我去零售店买了点东西，印象特别深的是两只西红柿就要两百多日元。我当时所有的钱，除了自己的两三万日元外，就是那位九十多岁老先生给的钱，我开始感到生活的艰难了，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在日本生活下去。

    我虽然不是第一次到日本，但却是第一次孤身一人在日本。第一天住在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除了自己的呼吸，就听不见其他声音了。第二天，我就去打公用电话，开始联系朋友。有一个上海籍的棋手李青海也在日本，一联系，发现他的学生宿舍（日本人称寮）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五六分钟的路程。李青海的宿舍楼里住了很多的中国留学生，房间虽小，但设施齐全，大家相互也有照应，重要的是房租不贵，每月只要两三万日元，可惜不收女生。而我住的房子目前虽然免费，如果收费的话应该是很贵的。

    好朋友牛力力来了，带来了铸久放在她那儿的二千五百美元，其中二千元是铸久打应氏杯得的奖金。那时，国内棋手比赛奖金封顶，不管杯赛的奖金是多少，作为棋手的个人所得是有限的。对我来说那真是一笔巨款，有了它，我觉得可以在日本撑很久了。

    我和力力去购物，提着几大袋东西往回走，走着走着我们迷失了方向，可我压根儿就没想到喊车，就这样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家。几个月后，力力对我说，当时她很想叫计程车，如果她出钱，我肯定不同意，而如果让我自己出钱，对我又是一笔大费用，所以只好陪着我走。

    我的住处空空的，李青海告诉我不要急于买家具，因为每个月里有一天，居民可以把不用的大件东西扔掉。日本扔垃圾有严格的规定，比如我们这一带，每周一、三、五扔生活垃圾，二、四、六扔一些不能燃烧的东西，如塑料等。至于不用的洗衣机、电视机之类的大件物品，也只能在规定的那一天扔。这些信息留学生代代相传，因为可以不花钱就捡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李青海曾经看到一台录像机，上面还有说明书。而肯定不能用的东西，上面也会贴个纸条加以说明。在这方面，日本人做得很地道。离扔大件垃圾的那天还有些日子，我只好等着什么都不能买，因为没冰箱，买来的牛奶等食物，当晚就要吃掉。

    有一天，李青海高兴地跑来告诉我，他发现一台丢弃的冰箱，观察了好几天，确实是人家不要的。不过，大白天去抬人家不要的冰箱，总觉得难为情，所以我们就约好晚上找人去抬。

    晚上，我们先去学生宿舍找朋友，因此认识了从北京来的刘林，他也很喜欢下棋，我们后来成了好朋友。我们先把冰箱抬进李青海他们的宿舍，检查一下，看能不能用。如果抬到我住的二楼再发现不能用，那才冤了。我把一杯水放在冷冻室里，如果水能冻上，那冰箱就是好的。然后大家就开始聊天，聊几句，我就要拉开冰箱，看看水冻上没有，老是担心冰箱是坏的。当时觉得等待比赛的心情也不过如此。也不知过了多久，水终于冻上了。

    大家兴高采烈地帮我把冰箱抬了回去。迎面看见矢野先生生气的脸。他不高兴地说：“你一个女孩子怎么玩到半夜才回来，我来看过好几次了。”兴头上的我也不高兴了，心想日本人真麻烦，管得太多了。但事后想想，矢野先生也是为我好，因为他不知道我的周围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的朋友。正是有了那么多朋友的帮助，初来乍到的我，才能比较顺利地开始在日本的生活。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17:15

教棋谋生



    为了省一百五十日元，我把自己弄病了。

    住处是安定下来了，接下来面临的现实问题就是收入来源。当时我手中的钱前面已经做了交代，而日本的物价奇贵，买两棵青菜就要二百日元，坐吃山空肯定不行，况且我还有一大笔债务。于是，我给一些日本朋友打电话，请他们帮我介绍工作。我们职业棋手所说的工作一般就是下指导棋，下指导棋的方式有很多，可以私人教棋，一对一下。也有的在棋会所（也就是围棋俱乐部）教棋，有的地方老板发固定工资，不管来多少人。也有的是来一个下一个，按人收钱。比较好的工作是私人教棋，或者参加一些大型的围棋联谊活动，那样比较轻松，收入也多一些。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棋会所教棋。下的是四面打，也就是同时和四个人下棋，四面棋盘摆放成扇形，我就坐在扇柄的位置上。四面打还勉强可以坐着，五盘以上就要走着下棋了。那天我下了十多盘棋，四面棋盘上棋手轮番上阵，可把我累坏了。我把每一盘棋都当做比赛，下得很认真。后来有人告诉我，下指导棋用不着那么认真，随便下下即可。那天，我领到了四万日元和二千日元路费。老板胜部先生说：“大家都很欢迎你，那就请你以后每个月来一次吧。”下完棋，我和会员们一起去附近的一家中国餐馆吃饭。按规矩，餐费是由会员平摊，老师是不用出钱的。

    11月，我再次见到了一位名叫山下功的业余强豪，他连着为我介绍了两份工作。山下功的女儿山下千文是日本女子围棋前三名的人物，后来拿过世界业余女子围棋赛冠军，他自己也实力不俗，我让他两个子，要赢很艰苦。我和他认识也是一种缘分。我是1990年9月到日本的，5月的时候，我曾经随上海市围棋代表团访问过船桥市。活动很多，其中一个内容就是，每一个代表团成员都被安排到日本居民家中生活一天，体验一下普通日本人的生活。就这样，我住进了山下功的家。山下功的家是老式的日本房屋，我第一次在榻榻米睡觉，感觉不错。他们一家对我都很好，我也随山下功的女儿叫山下功的太太为妈妈。

    山下功先生为我介绍的工作中，一份是在都市美装公司教棋，确切地说是教公司的社长山本健一先生和一些高层管理人员下棋，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另一份是私人授棋，跟我学棋的是一个叫大囗正信的佛教团体领袖，也是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这两份工作收入都比较好，也比较轻松。现在我有三份工作了，生活是没问题了，而且还有盈余还债。多亏了山下功先生，使我很快就安定了下来，不用为生计发愁，也不用很辛苦。

    还有一件非常好的事就是一家电脑网络围棋公司“GO－NET”请我去做老师，每个星期去一次，每次通过电脑网络跟会员下四盘棋，这也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有了这几份工作，我的生活就完全安定了下来。那家公司的蒲原社长对我很不错，在我决定去他那儿工作后，他就让秘书带我去买了家具，帮我安家。每次工作结束，大家一起吃饭，然后社长开车把我送回家。

    我很幸运，到日本不久就认识了这些人。特别是那位佛教领袖大囗正信先生，更是给了我很多帮助。在日本遇到的一些困难，找他他总会尽力帮忙。他教给我很多日本的礼仪风俗，带我出去吃饭，去体育中心锻炼。与其说是我的学生，不如说是朋友，兄长。后来我们离开日本时，就把很多书籍物品存在他家。以后再回日本就都住在他那儿，连我们的被褥也存放得好好的，一回去就可以拿出来使用。

    在此之前，我的第一份工作完全不能保障生活，因为每月才有一次，所以，我用钱很省。9月31日，我第二次去棋会所教棋，结束时已是晚上八点了，当时正碰上台风登陆，风雨交加。因为要赶到李青海他们的宿舍去庆祝中国国庆，我谢绝了会员们的聚餐，急急忙忙往回赶。从电车上下来后当然是乘出租车最方便，巴士也行，车费要一百五十日元，可是我那时只有这一份工作，实在舍不得乘巴士，就顶风冒雨步行，走了半个多钟头。热热闹闹地吃完饺子，回到住处，我就感冒发烧，躺了好几天。当时还不好意思跟别人讲，为了省一百五十日元，把自己弄病了。一周后，乘电车去学校报到时，我还晕车，可能是身体虚弱，那真是一段难忘的回忆。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17:18

上学



    等到学期结束，我的书没有一页是连起来的。

    我就读的学校离保人日野英子家很近，可是离我住的地方就很远了，路上顺利的话，单程也要一个半小时。横滨YMCA学院是九层楼的建筑，在电车上远远地就能看见。它是一所专科学校，以英文出名。我就读的日文专科在八楼，报到时，老师让我们做了一些卷子，测试一下学生的日文水平，然后根据水平分班。我被分在四班，最好的是在六班。我那时仅会一些日常用语，所掌握的词汇都集中在围棋方面。

    回住处时，我在横滨车站换车。横滨车站是一个大站，有许多线发往各地，我要乘的是十号线，十号线和九号线在一个站台。车还没来时，我就在站台上散步。走着走着，我听到广播里说车要来了，人们都拥了过去。我就随着大家一起上了车，谁知我上的是九号线，和我的目的地正好相反。车开了一个钟头，估计应该到船桥了，可是我怎么没有听到广播里播报船桥的站名？这么想着，车继续往下开。不久，车到站了，所有的人都下车了，我更感到奇怪。我就问工作人员，这车上哪儿？他反问我上哪儿？我告诉他，我是从横滨上的车，要去船桥。他告诉我，那你就再坐上去吧，车还会开回去的。

    开学了，可能是因为以前学过一点日语的关系，我接受得挺快。而且放学以后，我经常是直奔工作地点，或者是跟日本朋友见面，再加上邻居们都是日本人，语言环境很好，所以，我的日语水平提高得很快，学的马上就能用上。几个月后，我就可以直接和日本人交谈，不像刚来时，要借助纸和笔。

    横滨YMCA学院真的不错，老师好，教学严格。我听说有的日本语言学校很随便，为了能多收学费多赚钱，对学生的学习和出勤要求不严格，而横滨YMCA学院对出勤有严格的要求。我们的学生签证一年或半年一签，在人国管理局续签时，学院会提供在学证明书以及出勤方面的资料，如果这些文件材料不合格，那就可能遭到拒签。这样也好，从某种程度上逼着自己天天去上校，否则，我也可能会逃课的，因为实在是太辛苦了，天天睡不够。

    我们早上八点三十分开始上课，上午上四节，下午有一节。我因为住处离学校太远，即便顺利，单程也要一个半小时。而且交通高峰时，站台上人潮汹涌，很难挤上车，想一个半小时赶到学校很紧张。所以，我一般都是六点二十五分出发，这一方面可以避开高峰，另一方面能赶紧把昨天的作业补上。学院很严格，作业也不少，上了一天的课，很累，有时接着还要上班，下指导棋，弄到晚上十点以后才能回家，实在没空也懒得做作业。在去学校的路上，和许多日本人一样，我在车上常常就睡着了。我只好趁早晨脑子清醒、体力充沛的时候做作业。作业来不及做完，就继续在上第一节课时做，所以，我实在不能算一个很好的学生。

    说起在车上睡觉也有窍门。我上车的车站不是起点站，所以上车时车上已经没有空位，每天总能看见相同的人坐在相同的座位上。经过观察，我发现有个乘客最早下车，也就是在我上车二十分钟后，他就到站下车。于是，我每天一上车就站在他旁边，他一起身，我就马上坐下，很快就睡着了。这样一直到下车，足足可以睡四十分钟。我这人特别需要睡觉，睡眠不够，做什么事都没精神。我真佩服有些人，站在车上，拉着拉手就能睡着，我始终没有练出那样的本事。

    在车上睡觉我从来没有误过站，人大概都有这种自然反应，一听见广播里报出自己要去的地方的站名，马上就会惊醒，跳起来就走。虽然不会误站，但会丢东西。我就想了个办法，把要紧的东西诸如钱包、外国人登录证、学生证、学生月票等都放在一只小包里，挂在脖子上，书包就放在行李架上。碰到晚上有重要的活动的那一天，比如酒会、联谊会，我只能一大早就穿得一本正经地出门。这看上去很滑稽，穿得一本正经，却背着个又破又旧的大书包。

    书包很重，里面的书各种各样，有的大开本的有几百页。学校没有储物柜，我们上好课后，教室就租给了其他学校，只能再把大书包背回家。如果碰上教棋的那一天，就更麻烦了。有一天，我发现一个台湾同学把大开本的书拆开来，拆成两个半本。我把这种做法贯彻得更彻底，用哪几页就撕哪几页，连拆书的工夫都省了。其实我是个很爱惜书的人，在国家队的时候，嗜书如命，书借给队友的时候很大方，可要是书还回来的时候有点破损，我会心疼得要命。而现在，我只能每天估摸着要用哪几页，然后撕书。不过也有撕错书的时候，把不用的带上，要用的却没撕下来，那时就很难堪了。等到学期结束，我的书没有一页是连起来的。

    就这样，生活和工作都安定下来了，读书虽然很苦，但也一直撑着。只是心里一直惦记着，总想有机会能在日本正式下棋比赛。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17:22

难舍围棋



    林海峰老师家的研究会一创办，我就参加了。

    单独住下没多久，大概是来日后三个星期左右，我就去过一次日本棋院。棋院在千代田的一个比较繁华的商业区，以前我随中国队来棋院比赛，气特别壮，日本人对我们也是以礼相待。但这次不一样了，很紧张，心里完全没底，暗暗祈祷，但愿日本棋院能给我一些机会。那天是日本女棋手本田幸子带我去的，她是女棋手中的大先辈。战后，日本棋坛有很著名的本田三姐妹，大姐嫁给了九段棋手杉内雅男，二姐就是本田幸子，一直没有结婚，妹妹就是楠光子，我们下过棋。为什么本田幸子会带我去棋院呢？

    在1988年的中日围棋对抗赛上，我和张璇是中国队的女棋手。大竹英雄先生和本田幸子女士对我们特别好，送给我们许多礼物，还带我们去卡拉OK玩，那是我们第一次见识卡拉OK。因为想去棋院下棋，我就给本田幸子打了电话，她说愿意带我去棋院。后来我才知道，本田幸子等一些女前辈是反对我在日本下棋的，可能当时她也不好意思推辞，就带我去了。

    在棋院八楼，我见到了棋院的理事——藤泽秀行老师的儿子藤泽一就，他曾经随秀行军团到过中国，我们还下过棋。本田幸子对藤泽一就说：“芮桑（桑，日语音译。此处作小姐、女士意）现在来日本了，想下棋，你看看能不能帮助她？”藤泽一就对我说：“我个人很想帮你，但恐怕棋院不会同意。”他给我看了一份文件，是中国围棋协会刚给日本棋院发的正式公文。公文的大意是，中国围棋协会不同意所属的棋士在日参加日本的公式战。所谓公式战是指那种有传统的、每年一次的比赛，如本因坊战、棋圣战、名人战，主办单位和日本棋院签约，诸如棋手的对局费、奖金额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而那种临时性的快棋赛，或者是谁跟谁的对抗赛，就不属于公式战。

    看了文件我呆了，根本没想到中国围棋协会会发这样的公文，我无话可说。藤泽一就说：“所以，你想参加比赛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要考虑和中国围棋协会的关系。”后来我才知道，即使没有中国围棋协会的那份公文，日本棋院也不可能让像我这样的中国棋手在日本下棋。几年以后我又听说，日本的女棋手曾经开会讨论是否同意我在日本参加比赛，结果只有一人投了赞成票。我是女棋手，她们不同意，那我就不可能在日本参加比赛。我还听说，在棋界势力比较大的就是那些前辈女棋手，因为教棋，她们跟日本政界、财界的很多要人关系密切，那些要人是她们的学生。所以，日本棋院肯定要尊重她们的意见。

    看样子是不可能在日本下棋了，但也没办法，来也来了，还是先把生活和学习安顿好再说，以后再想办法。虽然不能比赛，但出入日本棋院是没问题的。日本棋院每周有两次“手合日”，也就是比赛日。周三是五段以下棋手比赛，周四是六段以上棋手的对局比我一般在星期四的下午赶到棋院看棋，第一年因为还在上学，所以就不排工作，放学以后就来。

    对局室五楼、六楼都有，每间对局室都有名字。在五楼，有一间叫“幽玄”的特别对局教室，墙上有川端康成写的字：深奥幽玄。一般比较大、比较重要的比赛就安排在这间特别对局室，不过也不完全是。日本的等级观念很强，如果那一天有比赛，那么那天地位最高的棋手就在“幽玄”下棋。比如棋圣头衔的保持者那一天比赛，那他就在“幽玄”下棋。如果棋圣那天不在，那接着就是名人、本因坊。如果那天他们都不在，那就是天元在“幽玄”下棋。有些高等级的女子比赛和星期三的比赛，有时也会在那儿下。

    “幽玄”里有闭路电视直接通到记者室。在记者室，记者和棋手可以看棋和打谱。如果想到对局室看棋，其他棋室都可以直接进去，而“幽玄”则不能随便进去，想看棋只能在记者室。

    六楼的房间比较大，其中有一间特别大，可以放几十盘棋。日本的对局室和中国的有些不同，我们的大对局场是一排排的桌椅，大家坐在椅子上下棋。日本的对局室里安放的是棋桌，棋手就坐在榻榻米上下棋，没有其他的桌椅。如果想看棋，就跪坐在棋桌旁，看完了，再换一盘。

    刚开始，我去六楼看过棋，觉得相当别扭，不自在。大家都跪坐在榻榻米上下棋，看上去矮矮的。而你走进去的时候，就显得特别高大，很显眼。而且有些棋手虽然是高段位，但年纪比较大，想多赢几盘棋、拿名次都有些困难，年轻人总是厉害些。当然，那些出色的、超一流选手则另当别论。还有，那些年纪较大的高段位棋手来下棋，本身就不是来拼命赢棋的。日本的对局时间比较长，每方用时一般要四五个小时。早晨十点开始下棋，十一点四十五就打挂暂停，十二点三十再开始。如此漫长的比赛，那早晨的时间就无所谓的了，甚至可以寒暄、聊天、喝茶，显得特别热闹。我上午偶尔去棋院，看着看着就有些心理不平衡。他们下棋那么随意，不好好下，也不想着去拼，为什么他们这样倒可以下棋，而我那么想下棋却不给我下。一气之下，我有两个星期没去看棋，当然那其中也有疲劳的缘故。

    后来我就熬不住了，实在太想看棋，也想通了。既然作为职业棋手入了段，那么下棋和怎么下就是他们的权利。我不能下棋只是一个特例，不能因此而心理不平衡，想下棋，那就要靠自己去争取了。所以，以后我还是每周四到棋院去看棋，但不再去六楼了，而是呆在五楼。五楼通常有五盘棋，我就轮流看，足够看了。

    11月间，我突然接到了林海峰老师的电话。他告诉我，他打算在自己家里办个围棋研究会，以下棋为主，下循环圈，计划中的棋手有我、牛力力、王立诚、王铭琬、赵善津等。他问我愿不愿意去。我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不想去？而且林老师亲自打电话给我，我特别感动。林海峰老师家的研究会一创办，我就参加了，可以算是元老。最初的中国棋手有我和牛力力等，因为当时在日本的中国棋手不多，台湾地区的棋手有王立诚等，日本的棋手实力很强，最初有淡路修三、小林觉、片冈聪等。

    研究会每月有两次活动，安排在每个月的第二和第四个星期天。每次从下午两点开始，一直到傍晚。我们先下棋，赢得多的和赢得多的下棋，有点像我们的积分循环。每个人每盘棋下四十五分钟的保留时间，然后是三十秒的读秒。日本那时就有专用的记时钟，它会帮你读秒，听到“笛——”的长声，就是提醒你还有五秒时间。

    下完棋，大家就复盘、摆谱，交流心得。天黑了，林师母端出了晚饭。林师母做得一手好菜，有人说，我们去林老师家，就是为了吃那顿饭。菜很多，可是年轻人也多，所以饭菜总是一扫而光。林老师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芳美后来成为日本很有名的围棋节目主持人，儿子后来到中国留学。我们下棋时，林师母准备了很多茶水、点心，在很轻松的气氛中，大家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林老师又是一个特别和蔼的人，我们在他家，就像在自己家那样轻松自在。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17:27

“合宿”



    参加秀行军团集训。

    除了参加林老师的研究会，我还参加了藤泽秀行老师的“合宿”。“合宿”类似于我们国内的集训，去的都是些年轻棋手。多年来，秀行老师每年都组织年轻棋手到中国参加比赛，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我们都把他和他组织起来的年轻棋手称为“秀行军团”。

    “合宿”每年冬夏两季都有，地点都是在横滨以南一个有名的叫“汤河原”的温泉。日本的温泉是很有名的，日本人也特别喜欢泡温泉浴，休假和度周末时，他们通常选择温泉。游客到了温泉，放下行李就去泡温泉，吃好了晚饭，接着再泡，有时一晚上要泡好几次。所以我以为日本人去旅行度假，大多跟风景无关，而跟温泉有关。

    我随秀行军团去的那个温泉，附近有家旅馆以接待围棋和将棋旅行团出名。旅馆里有对局场，可供几十人下棋，在对局场四周的梁上，挂满了著名棋手题写的字，一看就知道旅馆和围棋的渊源非常深。

    我一共参加了六七次“合宿”，第一次是我自己给秀行老师打电话，并且请有名的围棋记者京野秀夫介绍，秀行老师很爽快地答应了。而且秀行老师还说，你刚来日本，我就不收你的钱了。老师允许我参加我已经很高兴了，怎么还能不付钱？参加“合宿”要七万日元，到了温泉，秀行老师当真指着依田纪基说：“让他付，他有钱。”我以为老师在开玩笑，可是依田真的付钱了。他说：“老师说的我不能违背。”第二次，老师还是叫依田替我付钱，我实在过意不去，就把钱装在一个信封里，千方百计地塞到了依田手里。

    “合宿”前后一共有五天，我发现了一个令我大惑不解的情况，据说这是日本围棋界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大家结伴去温泉的途中，在一个地方休息吃饭。吃好饭，依田付了钱后，说声“走吧”，大家就走了。我很奇怪，我吃饭的钱，还有大家吃饭的钱，为什么要让依田付？有人告诉我，棋界的规矩是前辈付钱，也就是入段早、年纪大的棋手付钱。还有，如果男棋手和女棋手一起出去吃饭，那付钱的肯定是男棋手，除非那个女棋手比男棋手年纪大很多，入段也早。看样子只有我过意不去，大家都心安理得，只说声“我吃饱了”，站起来就走。我就想，那岂不是好一点的棋手在经济上压力太大了吗？情况也确实这样。

    集训很严格，第一天报名、交钱，老师训话、自由活动。第二天开始正式活动，上午九点到十二点对局，休息一小时后，再下两盘棋一直到下午四点，然后是老师讲评，一般是两小时。晚上七点开始，老师还要讲评两个小时。九点以后很多人还要下快棋。在那儿流行十秒棋，意思就是十秒之内必须走一步，超时就算输。因为是练习棋，大家就想出了一个规则，十秒到了还不下，就罚两目，交给对方两个子。日本的规则是数目法，等到下完棋，要把对方的死棋填到对方的空里，他多给我两个子，就表示多死两个子。记时钟前五秒会发出五声短促的“笛”，后五秒是一个长声。十秒棋完全是练感觉，要求熟悉棋形，培养对整个棋局在一瞬间敏感的捕捉力和判断力。基本功扎实的人，十秒棋就下得好。我和那些棋手下一般快棋时还能对付，下慢棋可能实力还要强过他们，可是下十秒棋这样的超快棋我就输得多。十秒棋下得最好的是依田纪基和结城聪。

    晚上九点后有人接着下快棋，有人先去温泉泡个澡，消除疲劳后接着下。总之，很少有人聊天、玩。我很想跟他们下棋，但主动来找我的人并不多，通常是以前到过中国的那些棋手，比如森山直棋、横田茂昭。依田纪基和结城聪总是他们两个自己下，不跟别人下。我很珍惜这个下棋的机会，一般要下到半夜一两点，然后赶快睡觉，因为明天还有训练比赛。有一次是集训的最后一个晚上，依田纪基和结城聪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我也就呆在旁边一直看着。看棋也能长棋，因为我总是把自己当成对局者，只是往往我想象的棋不如他们下的好。看到早晨四点，我实在吃不消了，就到温泉去泡个澡，精神焕发后接着看。那时，我实战很少，参加“合宿”对我是一种强训。

    秀行老师讲评时，我们就众星拱月般跪坐在他的周围。跪坐，日本叫“正坐”，也就是膝盖着地，臀部全部坐在小腿上。这种姿势可不好受，我的承受力也就半小时，过了半小时就站不起来了。在日本，任何仪式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笔挺挺地正坐，当仪式结束，主持人说“随意”后，男子可以改为盘腿坐，这样可以舒服放松些。而女子是不允许盘腿坐的，只能弯着腿侧坐，即使这样，也要时常更换姿势，要不然也很难受。还有，因为棋手太多，听秀行老师讲评时，前面的棋手都是跪坐，中间的棋手是跪着不坐，后面的棋手就站着。虽然我的眼睛不好，但我总是站在后面。就算是那些从小就开始跪坐的日本棋手，两个小时坐下来，也都在那儿揉腿。

    讲评的方式，一般是好一点的棋手先上去，正坐在棋盘对面的一个垫子上，自己选一盘当天的棋摆出来。偶尔会有人说，我最近下了一盘棋，请老师看看。秀行老师对棋的见解和思路都很犀利，听他讲评能学到很多东西。可能是因为秀行老师比较严肃，规矩严格，除了依田纪基和森田道博等一些棋手上去外，很少有棋手敢上去请秀行老师讲评，女棋手就更不敢上去了，往往要点名。我也没主动上去过，是秀行老师点的名。当秀行老师提问时，基本上就依田一人回答，其他人就是问到了也不回答。日本棋界很讲究等级规矩，跟我们中国不相同。摆棋的时候特别分前后辈，不像我们，五六只手同时伸上去，甚至还会争起来。论资排辈可能也有好处，但我总觉得太拘束了。总的来说，我还是喜欢我们国内的摆棋环境，你不说出自己的意见，别人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而且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对还是错。

    因为我是外国人，在秀行老师讲评时我一般不插话，但有时也忍不住说上一句：“这里‘飞’一个怎么样？”在林老师家，大家都畅所欲言。在棋院，跟石田芳夫小林光一等大先辈摆棋时，我也经常忍不住要提问，我太想请教他们了。在日本，我很少看到像我这样辈分的人在他们面前这样直接提问。可能因为我是外国人，他们也就原谅了我的无礼。事实上，当你向小林光一老师他们提问时，他们好像也并不觉得唐突，而是很乐意回答你的问题。有一次，在日本棋院，小林光一老师一个人在摆棋，我在一旁看。摆着摆着，他突然问我：“你觉得形势怎么样？”我就谈了自己的看法，然后我们就一起摆起棋来。我觉得这些超一流棋手全心钻研，不会觉得和晚辈棋手摆棋是冒犯了他。话虽这么说，刚开始向他们讨教时，我也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我第一次去“合宿”是在1990年的冬天，那次成绩不好。1991年夏天去的时候，我居然七连胜，第八盘就是不下棋也是优胜，奖金是十万日元。我太高兴了，这笔奖金抵掉我交的费用还有盈余。关键是我上了一年学，下棋的机会不多，棋感不行，居然还七连胜。那一次，结城聪因为有比赛，没有参加“合宿”，但比赛一结束他就赶来了，可见“合宿”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了。秀行老师对结城聪说，既然来了，你就和这里赢得最多的芮桑下吧，结果我输了。这是我在“合宿”取得的最好成绩，后来一年比一年差。成绩虽然不好，但我还是喜欢去那儿，持续了大约有三四年吧。

    跟随秀行军团“合宿”的日子里，我简直舍不得睡觉，因为我平时很难有这样的机会，那么多人一起研究、下棋。日本棋院的制度和我们国内不同，棋手不需要上班，各管各，比赛时来参加就行了。所以像秀行军团这样的集体活动很少，对我来说，那更是雪中送炭了。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17:28

疲惫和失望



    我疏远了棋，于是棋也疏远了我。

    读书。教棋赚钱、看棋、下棋，我在日本第一年的生活大致如此。总的说，下棋的机会还是很少，人也很累，时间总是不够用。回到住处一躺下就离不开闹钟，我听说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有好几只闹钟，可是我刚来日本舍不得多花钱，于是就练出了一种本事，闹钟响了以后，我可以在迷迷糊糊中把闹钟再往后拨上十五分钟，然后马上睡过去，等闹钟十五分钟后再响时，我这才从床上一蹦而起。

    周末休息，能摆上一会儿棋谱简直就是奢侈。问题是摆谱时心进不去，谱是谱，我是我，没有感觉，无法交融。不像以前，我和谱会产生共鸣。可能是因为我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其他事情上，我疏远了棋，于是棋也就疏远了我。记得到日本大概半年时，依田曾对我说：“再这样下去，你的棋就完了。”听了这话，我很震惊也很绝望。我也想努力，也想打职业比赛，可是没有人给我这个机会；不要说参加正式比赛，就连平时多看看棋书的时间都没法保证。

    还是努力吧！于是在电车上，只要是站着，我就看死活题书。但如果有位置坐，当然还是睡觉，因为睡眠的确是不够。可是体力上的累还能扛过去，还有一些累，我觉得似乎要扛不住了。

    其中一个当然就是不能下棋，不能真正回到棋上，有时看棋也没有感觉，而这样的日于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这种没有希望，没有尽头，也没有出路的日子不是我想要的。那时，我的收入有了保障，靠下指导棋就能维持生活，而且半年我就把债全部还清了。至于学习，日语很快就基本过关，日常生活没问题。所以，关键还是棋。第一年还稍微好点，因为虽然下不到棋，可对日本方面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心存侥幸，说不定以后能让我下呢？希望尽管渺茫，可毕竟还心存一丝希望。还有一个就是没有时间、没有力气去想棋。我的体质一向不好，在国家队的时候，靠年轻，靠锻炼，再加上心情开朗，所以觉得身体还不错。回到上海后，心情郁闷，瘦了很多。到了日本后，体力透支，更是缓不过来。

    再一个就是我和铸久分隔两地，相距遥远，写信和打电话从没间断过。买只闹钟心疼舍不得，打电话却很大方，几天不和他通话，就像掉了魂似的。可是分隔毕竟是太遥远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有的时候就忍不住问自己，这么苦，为什么还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我想要的到底能不能得到？想了那么多，说了那么多，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我想回到职业棋手的行列，我想和铸久在一起。疲惫、黯淡、无望，这就是我在日本第一年的心情。我知道我的一些同学比我还要辛苦，学习之余，他们还要拼命打工，维持生活，往往上着课就累得趴在课桌上睡觉了，大家都不容易。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21:50

工作签证



    工作安定下来后，我就不喜欢下指导棋了，因为没有成就感。

    一年的学校生活转眼就要结束了，如果想继续在日本呆下去，那就要向学校提出来：我想继续学习。这样顶多也就是延长半年的学生签证，不是长远之计。况且，我以为自己的日语在日本生活已经不成问题了，没有必要再继续学习日语。

    我的保人日野英子女士也很关心我，她所在的东邦生命保险公司位于东京有名的涩谷。因为我的事，日野先生特地找了保险公司的社长，看有没有什么事可以安排我做。如果能安排，我就可以获得签证，继续呆在日本。因为日野夫人是公司的顾问，社长先生满口答应，并要求人事部门安排。

    进保险公司是没问题了，接下来就是我以什么方式、做什么样的工作了。在日本呆了将近一年，情况有所了解，我周围的日本朋友也帮我出了不少主意。所以，我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很不错的条件。日本有个规定，如果一个外国人想要获得工作签证，那么雇佣他的公司必须能出得起二十五万日元以上的工资，这说明公司确实需要他。一个普通职员能拿到二十五万日元的基本工资应该是很不错的，除非你是科长以上的管理人员。有的小公司也会帮外国人的忙，出相关材料，但事先说明工资不付，你另外打工。而我就要任职的保险公司是一家大公司，每一个环节都特别有规矩，写下来就要照办。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保险公司我能干什么？

    因为我来自中国，会下棋，所以公司就安排我在国际业务部挂职，名义上是做顾问，增进中日友好。剩下的就是工作时间了，因为公司原本并不需要我这样的人，所以也没什么工作可安排我做。我就按朋友教的办法，提出每月工作四天，公司有关围棋的工作我来完成，但每月不超过四天。公司同意了，说实在他们也弄不清你下的围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应该怎么用？所以，我基本上不用到公司上班。公司在各地设立分公司，那些分公司经常和客户搞一些联谊活动，其中也有围棋方面的内容。他们只要跟总部一说，公司就给我安排日程。这样的工作很适合我，所以从1991年9月签下工作签证，到1996年4月前，我一直和公司签约，做的也都是出差、下指导棋之类的工作。

    刚开始下指导棋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因此有了收入。可是后来工作安定下来后，我就不喜欢下指导棋了，因为虽然收入很好，但对自己的棋是没什么帮助的，没有成就感。如果是教小孩，小孩从不会到会，也算是做了普及工作。可我教棋的对象虽然都是些社长、管理人员之类的，但他们下棋的目的只是消遣、娱乐。除了收入，在棋上我看不出收获了什么。我一心一意想的是下职业比赛，可我现在只能下指导棋。

    好在因为出差，我去了日本的很多地方，接触了很多人，增加了我的阅历和见识。每次出差，都是公司把日程、活动内容等事项事先通知我，而我只提着简单的行李就去了。去陌生的地方，去见陌生的人，有些地方还很偏僻，如果不是出差，我是绝对不可能去那儿的。

    我在国内是不怎么爱说话的，可是那段时间的工作需要我跟不熟悉的人寒暄、说话，我总不能闭着嘴冷场，所以就算是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也得说话。在不同的地方，对不同的人，说啊说啊，有时一连要说好几天。还有，如果用我自己的母语说应酬话，我特别不行，可是用日语说应酬话倒挺顺的——见到你很高兴、谢谢你们的邀请、希望我们能共同度过愉快的一天等等，脱口而出，这可能同我一开始学的日语就是应酬话有关。同样的话，要是让我用汉语说我就说不出来了。总之，保险公司的工作很轻松，对我来说，收入也很丰裕，扣掉各种税和保险，我能拿到二十万日元。更重要的是，我一下多出来很多时间，还可以定下心来打谱看棋。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21:52

搬家



    住处离棋院近，就可以时时提醒自己去棋院。

    收入稳定后，我就考虑搬家了。当时我住在船桥，而围棋活动大都在东京，跑来跑去太费时，而且我不是学生了，就不能用学生月票，交通费猛然增加。在日本，我搬了好几次住处，第一次就是从保人家搬到船桥。船桥的房东对我很好，不收房租，随我住多久，我的很多日语其实是从房东那儿学来的。他们一家外出吃饭，有时也带上我。我有了钱后，有时也回请他们。房东夫妻俩都工作，房东矢野先生是保险公司契约科的科长，收入是六十多万日元，基本工资肯定没那么多，很大一部分是奖金和补贴。我在公司拿的二十五万日元是干工资，其他什么都没有，因为本来就是公司在帮我。住了一段时间后，我实在过意不去，而且又有了收入，就提出付房租，最后他们只收了我后半年的房租，每月只三万日元。记得我把钱装在信封里交给房东太太的时候，她扬了扬信封，说：“那我就拿去买衣服啦。”很爽快，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很轻松。

    我搬到了东京的东中野，房间很小，全部加起来也就十多平米，家具一搬进去，就没有什么空地方了。搬到东京，房租立刻上去，差不多要八万日元。不过，新的住处高棋院和工作地点近了。我后来搬的住处，一直在东京的中央线车站附近，这样去棋院方便。因为住处离棋院近，就可以时时提醒自己去棋院，如果远了可能就会少去几次。

    在日本租房要通过中介，签约时要交给中介公司一个月的房租，还要送给房东礼金，相当于两个月的房租。另外，还有相当于两个月的房租的钱是押金。房东说等房客搬家时会退，但实际上很少会退。因为房东会说，你房间里的榻榻米坏了、墙上钉了钉子，七扣八扣，你的押金就扣得差不多了。我的第一个房东矢野先生就没有收过押金，以后的房东则从来就没有还给我押金。后来日本经济不景气，房东那里就不送礼金了，而且押金也越交越少。

    我后来租的房子比较大，有一间就做了小型棋室，算是我的研究会吧。一般棋手都睡得晚也起得晚，所以研究会都是放在下午，而我的研究会是放在上午，睡醒了就来。有一次，赵善津睡眼矇眬地来下棋，下完棋他很高兴，说是赚了一天，下午可以玩了。

    我学习了一年后就工作了，而我的许多同学还继续留在学校半年，为了学习，也为了打工，有的也为了准备日本教育省专为外国人设立的日本语能力测验考试。我也报了名，结果拿到了一级证书，而且是全校最高分，总算没有辜负一年的艰苦学习。据说有了一级证书，在日本国外就有资格教日语。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21:54

我学会了烧菜



    我潜在的烹调才能很快就显示出来了。

    我从十五岁开始就离家过集体生活，一直到1989年回到上海，吃的都是食堂的大锅饭。回到上海家中，吃的就是妈妈烧的菜。我不但不会烧菜，其他方面的生活自理能力也很差。在国家队，一缝被褥我就头疼。有一次，辛辛苦苦地缝好一条被子，发现竟然和下面的床单缝在一起了。

    去日本前，着实忙碌了一阵，没时间也没心思跟妈妈学几招。到了日本，所有的家务都要自己干了。最初连简单的番茄炒蛋都不会，是先放番茄，还是先放蛋，还是一起放？妈妈煮的罗宋汤非常好吃，我按照妈妈提供的菜谱，依样画葫芦，足足熬了两个钟头。可是那牛肉一点味道也没有，都成牛肉干了。原来妈妈在上海买的牛肉比较老，必须熬两个钟头，而日本的牛肉很嫩，煮一会就行了。

    买菜也闹过不少笑话。走南闯北我尝过不少的菜，可是我所认识的都是烧熟了的青菜、萝卜，它们长在地里是什么模样我就不知道了。有一次买菜，我把韭菜当成葱买回来了。但是我潜在的烹调才能很快就显示出来了，没有多久，我烧的菜就已像模像样，在圈子里小有名气。

    我很喜欢去日本人家里烧菜，特别是我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佛教团体的领袖大囗正信先生。有一次，他和老母亲想吃中餐，我就开了个菜单。等我到他家时，好家伙，所有的菜都备齐、洗好了，还有三个女孩必恭必敬地侍候着。我每烧好一个菜，她们立刻就把锅给洗了。真有大厨的感觉！其实我烧的都是些家常菜，可就是这些“自学成材”的菜还真吸引了不少人。最绝的是清蒸甲鱼，有人说，比那些老字号的中餐馆做的还要好吃，我也觉得是。常有日本朋友问我：“芮桑，你做的菜是上海料理还是广东料理？”而我则笑着回答：“是中国料理。”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21:58

三登富士山



    我每一次去富士山的感觉都不一样。

    如果不是因为围棋像一块巨石重重地压在我的身上，在日本的生活还是很有乐趣的。我喜欢旅行，喜欢登山。上学时，语言老师问大家：“在日本最喜欢什么地方？”我脱口而出：“富士山！”富士山是日本的象征，图片上的富士山是那么美丽。日本有此一说，新年开始的时候，如果梦见富士山，那你一年都会有好运的。

    我一共登了三次富士山，都是大囗正信先生带我们去的，他有一间山间别墅。六七月，是富士山的旅游旺季，山上挤满了人。山上的小旅馆里，更是拥挤。进入8月，天气就转凉，8月20日以后就很少有游客上山。第一次我们是27日上山的，一路清净。

    其实，登富士山都是从半山腰开始的，日本称为五合目。一路上去，植被就越来越少，气温下降，呼吸也开始困难。上到八合目，已是晚上八点，就在山上住了一晚。凌晨两点三十分，店主人就开始叫醒大家。我们登到山顶等待日出，可是那天，期待中的太阳没有出现，倒是狂风和严寒把我们逼下了山。虽然没有看到日出，但富士山依然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富士山周围有五个湖，人称富士五湖。站在山顶往下看，湖面如镜，闪闪发光。

    第二次登富士山，我们绕山顶火山口走了一圈。火山口里有积雪，山口雾气缭绕，看上去很神秘，令人浮想连翩。

    第三次，铸久也一起去了，除了日本朋友外，还有几位在日本学棋的西方人学生。我们装备精良，还带了对讲机。由于正是旺季，游客很多，前面的人不动，后面的人就没法抬脚，真有点像北京的王府井。日本还有一说，第一次登富士山是英雄，第二次是傻瓜，第三次是什么我记不得了。可我每一次去富士山感受都不一样，我觉得很值得。

    除了富士山，我还和一些日本朋友登过一些小山。日本人做事真是认真，哪怕是登一座小山，当天就回，还是像去很远的地方旅行一样，全副武装，非常正规，登山服、登山鞋、登山包、登山帽等等，样样不缺。

    有一次，我和一个名叫秋山贤司的日本记者一起去登一座小山。前一天他问我：“芮桑，你觉得明天在山上吃面怎么样？”我还以为是在山上的小店里吃面，就随口答应了。他说，那你只要带水就行了。第二天，秋山背了只很大的登山包，休息的时候，他把包里的东西一一掏出来，吓了我一大跳，有方便面、锅碗瓢盆、酒精炉……要是我，包里塞只面包就行了。大概他们觉得，这也是一种乐趣吧。

    还有一次，是和李青海、牛力力、刘林等一帮中国留学生一起去登山，途中大家分成了两路。到山顶会合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唱起了《长征组歌》，真是热血沸腾。下山时也是一路歌声，唱的都是我们小时候唱的歌，有《智取威虎山》、《游击队歌》……好像又回到了儿时，回到了祖国。

    对我来说，还有一件高兴的事就是我的几个好朋友都相继到了日本，力力比我早去一年，而另一位好朋友马亚兰比我晚一年到了日本，也进入我就读过的横滨YMCA学院读书。所以我对马亚兰说：“下棋你是我的前辈，但学日语我是你的大前辈。”在国内的时候，我在北京，力力在哈尔滨，亚兰在上海，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可是在日本，我们倒是经常见面，一起看棋、逛街……因为有了好朋友，异国他乡的生活就少了些孤独和寂寞。因为是好朋友，她们都很体贴我，比如看棋的时候她们绝不跟我讲话，她们说，看棋的时候芮乃伟是六亲不认。看完棋，大家就开心地逛街、喝茶、吃饭，可以说，我在过了一个充实的白天后，又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晚上。说起逛街其实我是挺怕的，因为我登山很有劲，可是逛街就特别怕累。

    总的来说，因为有这么好的朋友在一起，我在日本的生活就安心了不少，开心和烦恼的事都可以跟朋友说，朋友们分享了我的快乐，也分担了我的苦恼。

    自从不上学，看棋学棋的时间就大大多了。虽然还是不能下职业比赛，但周围的围棋氛围轰轰烈烈，有富士通预赛。擂台赛、真露杯，置身其中，非常兴奋，看得也很过瘾。只是看着看着，不免又难过起来。大家都在下棋，就我一个人在看棋，也许一辈子就这么看下去。一想到这，心头就开始疼起来。

    不过在日本的几年，也总算是半正式地下了几盘棋。一个是《读卖新闻》邀请我和依田纪基在棋圣战的开幕式上下快棋，我赢了。后来还在《朝日新闻》的名人就位仪式上，和小林觉九段下过快棋，也赢了。在日本档次最高、奖金也最高的依次是棋圣战、名人战和本因坊，也称为三大棋冠。接下来的就是天元赛、王座、小棋圣等，再下来就是新人王和快棋等。我和小林觉能下快棋，是颇有一番周折的。本来已经谈妥了，可是后来棋院通知我，说是许多女棋手反对，为此，我还哭了一场。可是几天后，突然又柳暗花明，说是可以下了。我后来听说，小林觉的姐姐小林千寿也反对，可是小林觉很倔，就是要下，这当然是成全了我。这盘棋对小林觉可有可无，可对我就太重要了，可以抵得上我半年的全部。所以我一直很感激小林觉先生能够出来和我下棋。那盘棋我下得并不好，可是中盘我抓住了一个反击机会，赢了下来。

    日本有一份围棋杂志叫《围棋》，不属于棋院，他们安排了两个一年计划，就是每个月请我和年轻棋手下盘棋，刊登在《围棋》上。我和王立诚、小林觉、依田都下过棋，第一年是六胜六负。第二年和片冈聪、山城宏等下棋，也是六比六平。

    曾经有《产经新闻》的记者采访过我，我就谈了不能下棋的苦恼。《产经新闻》的高层人士说，既然如此，那我们报社举办的十段战就请她参加吧。但光请我一人，似有不妥，就在提案上写明，拟邀请所有在日的中国女棋手参加，就算是普及女子围棋吧。我高兴地跳了起来，以为就要美梦成真。谁知，日本棋院否决了这一提案。我好一阵沮丧，眼前又是一片昏暗。如果那个提案能被通过，那也许其他比赛的大门也会向我敞开。那可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22:08

吴清源老师



    吴老师指名要我做他的助手。

    小时候学棋不久，我得到的第一本棋书就是吴清源老师的《黑布局》和《白布局》。那时候棋书很少，到我手时不知已经有多少人翻过，很旧了。我反反复复不知看了多少遍，虽然没看懂多少，但棋形倒是记住了一些。我和乃健还照着书，依样画葫芦。就这样，吴老师的书不知不觉在我心中播下了围棋的火种。

    年纪再大一点，我就知道吴清源这个名字代表了什么，他既遥远又神圣，也许我一辈子也不可能见到他，更不要说聆听他讲棋了。在国家队期间，吴老师曾来华访问，并且到围棋队来讲棋。我以为这下可以见到心目中的偶像了，可是听棋没有我的份，只有那些在擂台赛上取得好成绩的尖子棋手，才有资格听讲。失望之余，不免埋怨队领导，既是吴老师来讲棋，机会难得，为什么不让大家都去听听呢？

    1984年，我作为第二届擂台赛的女先锋去日本比赛。和日本女先锋捕光子下完棋后，《读卖新闻》的资深记者藤井正义先生问我们，想不想去拜访吴清源老师，我一听乐坏了。《读卖新闻》和吴清源老师的渊源很深，当年吴老师的擂争十番棋就是由《读卖新闻》策划和主办的。吴老师和各路顶尖高手一一过招，和每一个对手都下了十番棋，把他们统统打下马，震撼了整个日本棋坛。

    吴老师的家在东京的四谷。客厅里有一套沙发，看上去很老、很旧了，坐上去也不舒服，整个感觉就是很朴素。我第一次走进吴老师家时诚惶诚恐，见到仰慕已久的大师，激动得心评怦直跳。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吴老师家的大门会向作为晚辈的我敞开。吴老师和蔼可亲，我们郝克强团长和他说了不少话，我紧张得张口结舌，只是怯怯地说了句，我读过先生的自传中文版《以文会友》。没想到吴老师立刻从身后的书橱里拿出日文原版的《以文会友》送给我，我真是受宠若惊。此后，吴老师送给我的这本书，我一直带在身边，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日本，从日本到美国，从美国到韩国。

    到日本一年后，在一次活动中，我见到了吴老师的经纪人寺本忍先生，彼此交流了一些情况。没多久，我突然接到寺本忍先生的电话，说他们现在正在筹划一件事，就是把吴老师多年来的围棋心得拍成电视录像带，每个专题一小时。录像带每个月拍一次，每次两盘，每个月给会员寄去录像带，当然会员是交纳会费的。录像带要拍成业余强豪能接受，对职业棋手有帮助的程度。拍摄需要一个助手，而吴老师指定要我担任这个助手。这是我来日本后，听到的最令我激动和振奋的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到日本后，其实我一直想着要去拜访吴老师，可是我不敢也不知怎么联系。现在，吴老师指名要我做他的助手，高兴之余，我不免诚惶诚恐。寺本忍先生安慰我，叫我别紧张，先做起来试试看。

    最初的计划是租借场地，用大棋盘讲棋。我提出，吴老师年纪大了，站着用大棋盘讲棋会很累。商量后决定，到吴老师家里拍，就用普通的小棋盘讲。于是在吴老师家，吴老师和我坐在棋盘前探讨，摄像机就把这些过程都拍下来。

    电视录像片是1992年初开拍的，刚开始拍摄时，我特别紧张。其实事先我已经了解了拍摄内容，吴老师也和我简单地交代过。我的任务就是找机会向吴老师提问题，引出他的思路。在疑难处，就多问几句。总之，就是要让会员看得懂。看看很简单，但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插话。紧张得汗流浃背，可我还是开不了口。最后连寺本忍先生也忍不住了，不停地给我打手势，让我赶快提问。也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鼓起了勇气，问道：“先生，这里如果这样走的话，会怎么样？”开了口，后面的话就逐渐多了起来。所以，前面的几集录像带里，我看上去很紧张，话也不多。好在先生在摆棋时，常常会做一些说明，思路非常清晰。

    拍着拍着，我就进入了状态，遇到自己不能接受的地方，不是简单地“哈依”（日语音译，好。是的意思）了事，而是要抵抗一下，谈一下自己的想法。会员们反映：“芮桑，你这样做很好，可以刺激吴老师的思路，讲棋更精彩了，我们也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我觉得他们说的并不确切，实际上是我也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因为吴老师为了说服我，必须提出更多更好的方案。


    1992年7月，第二届应氏杯在东京举行。之前，吴老师听说我要参加应氏杯的比赛，就对我说：“你除了到我这里来拍片子，还可以多来几次。”于是，我每个月都去吴老师家求教。到应氏杯开赛前夕，我更是每个星期都去，吴老师教给我一些也许能在应氏杯上用得着的战法。他的口头禅是：“如果你把这个用上去，那你连小林光一也不怕。”或者，“你把这个用上去，就是赵治勋你也不怕。”因为小林光一和赵治勋都是当时日本的最强手。

    在日本，到友人家里去都要事先预约，不可贸然登门。有一次，我得到了一大堆新鲜的水果，想送给吴老师尝尝。往吴老师家打电话，没人接。我知道吴老师家的电话一般都是吴师母接的，如果她不在，那吴老师一般是不接的。我正好急着要去吴老师家附近办事，也就顾不得失礼了。到了那里，一按门铃，出来开门的是吴老师，我正为自己的失礼局促不安，谁知吴老师却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我又想出来了几招，想跟你研究一下。”我们摆了好长时间的棋，我把自己原来要办的事都忘了。临走时，我把水果放下，吴老师说：“你来还带什么水果？以后你什么时候想来，就直接来，用不着打什么电话。反正打电话我也不会接的。”我觉得吴老师这样说，是给了我最高的礼遇。以后我去吴老师家，当然还是预约。不然，太没礼貌了。

    第二届应氏杯的前三场棋是在东京举行的。第一场，我赢了小松英树，第二场赢了李昌镐，第三场赢了梁宰豪。其中后面两场比赛，我都用了吴老师的新战法，换句话说，吴老师的新战法帮助我赢得了胜利。我还听说，在我比赛时，吴老师一直在观战室看棋。

    同年10月，应氏杯的半决赛在台湾地区举行，吴老师和吴师母都去了。我输给了大竹英雄，成绩是一比二。大竹英雄是木谷实的弟子，在日本超一流选手中不算是最出色的。但那一年，是他的全盛年，拿了富士通杯的冠军和名人战的挑战权。在和大竹英雄的第二盘比赛时，我用上了吴老师教我的“二间高挂”，那是我第一次在实战中使用，效果特别好，那盘棋是完胜。第三盘棋，我输了，大家的评价是我用力过猛，一其实我是实力不够。我那盘棋眼看没希望了，但到我真正认输，还下了很长时间，我还不想认输。吴老师一直在研究室看棋，也说我的棋还有希望，一直到我输定了他才走。真是对不起老师。

    1993年，我随吴老师去了很多地方。2月，应氏杯决赛的前两盘在韩国济州岛举行，大竹英雄和徐奉洙争夺冠军，五番胜负。后三盘比赛，是在新加坡举行。在新加坡，吴老师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5月19日是吴老师的生日，主办者和当地的一些朋友为他准备了一只生日蛋糕，想在比赛前给他祝寿。我的任务是去吴老师的房间把他请来，但事先不要告诉他。我陪着吴老师朝大厅走去，大家看到吴老师就热烈鼓掌。没想到，吴老帅一看到蛋糕，脸色就变了，用日语低声说：“怎么能这样做？比赛就要开始了，这对比赛是不严肃的，而且对两位棋手也是不公平的。他们是来参加世界比赛的，这时为我祝寿，岂不是喧宾夺主？”我一下就傻了，不知该怎么办。这时，吴师母就低声劝他：“大家都是一番好意，就不要扫大家的兴啦。”在人们热烈的掌声中，吴老师吹灭了蜡烛。当时，大家都很高兴，可能没有察觉到他的不快。晚上，我们乘船游览。大家举杯向吴老师祝寿，吴老师显得特别高兴，我一下明白了，因为这是在赛后，非正式场合。这件事，加深了我对吴老师的了解。

    另一件事也是发生在比赛的问隙，当时，我随吴老师去新加坡围棋协会访问。新加坡围棋协会是在一幢很新的小洋楼里。是应昌朗围棋教育基金会买下来的，然后以一美元的租金象征性地租给新加坡围棋协会。而新加坡围棋协会留下了其中的一层楼做活动场所，其他的就租出去，用租金来发展围棋事业。原来的安排是吴老师先讲话，然后我来讲解一下吴老师最近的围棋思路。那时已经开始把吴老师的一些新的思想称做“21世纪的围棋”。其实，这是一种泛指，意思是相对于20世纪的围棋。因为他觉得，很久以来围棋相同的东西很多，慢慢地走人死胡同。所以要打开思路，站在更高的点上，全局性地看棋，讲究棋的合谐。吴老师的这一学说，引用了“六合”的观念。他把用新眼光来看棋盘的思路统称为“21世纪的围棋”。

    棋友们最想知道的是，“21世纪的围棋”到底是什么内容？所以我就举了很多例子。当时我摆了一个形状：黑棋小目，白棋挂，黑托，白扳，黑退。依照吴老师的说法，白棋这里不能接，宁可让对方来断。讲到这儿，有观众提出：为什么不能接？我刚想回答，这时，吴老师“腾”地站起来，自己讲解起来，他一边讲，一边摆，一直到结束。这中间，我怕吴老师太累，几次想插话，但根本插不进去。我想，这样一来，新加坡的棋友可能更高兴，与其听我讲棋，他们当然更愿意听吴老师讲棋。

    从新加坡回到日本不久，我就开始教吴老师的两个外孙女下棋。吴老师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小时候也学过一阵棋，因为兴趣不大，后来就不了了之。不过，作为吴清源的外孙女，多少应该懂点棋吧，哪怕是一点规则。所以，他们就考虑教孩子下棋。孩子还小，一个六岁，一个八岁，送出去不放心，母亲又忙，所以我就上门教棋，一月一次。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22:16

拜师学艺



    能拜吴老师为师，单就这一件事，我认为到日本也值了。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吴老师的经纪人寺本忍先生告诉我，吴老师对外总是称芮乃伟是他的学生、他的弟子。我听了当然高兴，但却不敢相信，因为我虽然经常向他求教，也算得上是师徒关系，但由他亲口说出来，这对我真是莫大的荣幸。我们还找来了一盘吴老师接受某报采访的录像带，果然有这样的说法。有一次回国时，我碰到沈果孙老师，当说起这件事时，沈老师问我：“有没有拜过师？”我一愣。这时，沈老师提醒我说：“还是举行一个仪式比较好，这样比较正式，省得有些人有猜疑。”

    回日本后，我就跟吴师母提起，说国内有人建议，举行个拜师仪式，要不然有的人会不相信。吴师母说：“没问题。我去问问先生。”很快，吴师母就告诉我：“先生很高兴，说这样我们就是一家人，等于我又多了一个女儿。”我们都不知道仪式该怎么办，我还打电话问了家里。林海峰老师和林师母也很关心这件事，他们也帮着出了不少主意。

    1993年12月6日上午，在新宿的一家法国餐厅举行了拜师仪式。吴老师穿了一件类似于中山装的衣服，我则穿了一套红色的衣服。点上蜡烛，我在吴老师和吴师母跟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见证人有林海峰老师夫妇、经纪人寺本忍先生、著名围棋作家江崎诚致先生，还有在日的中国棋手牛力力、马亚兰和张璇等。当时，我的感觉就像是在做梦，我从第一次看吴老师的书起就崇拜吴老师，要说拜吴老师为师，那简直就是我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现在美梦成真了。有舆论说，我成了吴老师的关门弟子，是不是关门弟子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能成为吴老师的弟子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到日本后，我有许多曲折的经历，对于不能下棋，也曾耿耿于怀。但后来能拜吴老师为师，单就这一件事，我认为到日本也值了。

    我跟吴老师学棋的时候就听说，吴老师即使是引退后，还是每天摆棋六小时。如果有一天因为有事没有摆足六小时的棋，他也会想办法在别的时间补上。他对围棋的这种执着，特别值得我们学习。虽然不在实战的第一线，年纪也大了，但他仍然思维敏捷，敢于打破别人的条条框框，也敢于打破自己的条条框框。我们摆棋的时候，吴老师有时说这个形状好，可是过一段时间，他又说经过考虑，还是那个形状好。可见，他一直在研究。从这一点说，我挺惭愧的，有时从吴老师家出来，我就把刚才的棋忘了。

    我觉得，我从吴老师那里获益最大的就是提高了境界。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的布局特别不好。有评论说，我很顽强。其实换句话说，就是前半盘的形势不好了，后半盘只好努力寻找各种办法，把棋赢回来。顽强是好事，但老是顽强就说明前半盘有问题了。我从吴老师的布局理论和大局观中学到不少的东西。有些实战型的东西，我可以直接拿去用。

    1993年底，我回国参加翠宝杯世界女子围棋赛，下了三盘棋，我都用了二间高挂。吴老师打破了过去人们对二间高挂的看法，有自己全新的考虑。我直接拿去应用，帮我赢了很多棋。除了这些直接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吴老师打开了我的思路。对于全局观念差、布局基本功不够扎实的我来说，吴老师的指点使我进步很大。很可惜的是，我的比赛机会实在太少，偶然有几次，还是非正式的。如果我能像别的棋手一样，一年有几十盘棋，那我能运用的可能就更多。后来到了韩国，我有机会下棋了，可是却不能聆听老师的教诲，我在韩国下的棋，也不能摆给他看了。每次去日本时，我都要找时间去吴老师那儿摆几盘棋的。感觉上，吴老师还是对我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因为他知道我喜欢下棋。

    1993年，著名围棋作家江崎诚致先生率领一些喜欢围棋的日本作家赴中国访问。这些作家每年都要去中国，只是每次的路线不同，1993年的路线是沿长江顺流而下。江崎诚致先生邀请吴老师、吴师母，还有我同行，所到之处，吴老师都要作些演讲，我就下些指导棋。有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一天，在甲板上和作家们聊天的时候，我说我很喜欢文学，也写过一篇有关三峡的文章。聊着聊着，吴老师朝我们走来。作家伊藤诚的太太就说：“吴先生，芮桑也会写文章，我们都劝她多写点，我们会帮助她的。”她是一番好意，谁知吴老师越听越紧张，听到后来就直瞪瞪地看着我，连声说：“不要写，不要去写，你应该下棋！”他可能误会了我们的意思。好像是自我安慰似的，他又对我说，“不过没有关系，我知道你喜欢下棋，你还是会喜欢下棋的。”我当即跟吴老师保证：“我会一直下棋的，不会因为做别的事而放弃下棋的。”

    1993年底，铸久来到日本，他当然也很想到吴老师那儿去学下棋。刚开始吴老师不同意，他说：“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研究会，跟别人没关系。”他就是这样的人，顶真。后来，吴老师还是让铸久去学棋了。之后，日本六段女棋手小川诚子也加入了吴老师的研究会，再后来，王立诚、杨嘉源等棋手也陆续加入进来。

    原来一对一的时候，我和吴老师经常下快棋。吴老师前半盘的感觉真是非常好，他对棋的形状、走向和理解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所以前半盘我根本跟不上他的思路，常常是到五十手，他就说：“你不行了，快认输吧。”我轻易不肯认输，还想抵抗下去。下下去，我可能还有机会，趁吴老师不注意，我还可以偷吃他一块棋子什么的。后来大家都来了，我们就不可能下棋了。

    最初是我一个人摆自己的棋给吴老师看，因为我的棋比较少，后来就把小林光一、赵治勋等棋手的最新棋谱带来给他看。吴老师不但对自己研究的东西特别清楚，更了不起的是，他在看新谱的一瞬间，就能作出判断。绝大多数时候，我都钦佩得五体投地，偶尔我也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吴老师对棋的敏锐，是我们无法达到的。后来人多了，大家都有棋要摆给吴老师看。这时我发现，吴老师骂我的棋最狠了，比如“这棋根本不行，在想什么呢”、“你的行棋方向完全反了”……可是吴老师给别人复盘时，口气可就缓和多了，对其他女棋手，说得就更柔和了，比如“请注意”、“这里可能亏了”等等。我从吴老师对我特别严厉的态度看出来，吴老师对我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可能因为我是他拜过师的弟子，他对我更要严格要求。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苦闷，那就是在日本的后期和去美国的那段时间。不能下棋的痛苦一直有，绝望的时候就想自己究竟还能坚持多久，我快要熬不下去了。跟吴老师学了那么多的东西，可就是没有用武之地。没有实战，就不能被我消化吸收，不能成为我的东西。每到这个时候，吴老师总是安慰我：“不要急，身体健康最重要。你现在多学点东西，到21世纪都会好起来的。”我当时还想，21世纪又怎么样？到了21世纪不能下棋还是不能下棋。谁知这竟给吴老师说中了，我后来去了韩国，终于下着了棋。师父到底是师父！真是有先见之明，他并不只是为了安慰我，他是对棋界的未来充满信心。他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大家会更好地交流，共同努力，把围棋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我后来在韩国国手战中取得好成绩，吴老师特别高兴。我听人说，吴老师逢人就说这件事。

    我跟吴老师摆棋，一般是从下午两点一直到六七点。起初，就我跟吴老师两个人摆棋时，每次结束后都感到特别累，好像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光了，可能是注意力太集中了。看看吴老师，他好像一直能把状态保持到最后。吴师母告诉我：“怎么会不累？一摆棋他就高兴，一高兴就忘了累。第二天，他都累得不能动了。”吴老师就是这样，把整个生命都交给了围棋。

    吴老师给我们讲棋的时候特别专注。研究会活动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中间会用一些茶点。吴老师喜欢喝咖啡，他经常一边看棋，一边往咖啡里加牛奶，然后用小勺搅拌。可是搅着搅着，他看见棋有变化了，马上就停止搅拌，沉浸到棋上去了。等到他想起咖啡，这才又拿起糖加到咖啡里去，搅着搅着他的眼睛又盯到棋上去了，到最后咖啡也没喝。为了让吴老师“顺利”地喝完咖啡，咖啡一来我就加糖和奶，搅匀了请吴老师喝。可是吴老师还是经常没把咖啡喝掉，因为他一想起手边的咖啡时，总是习惯地用小勺搅拌几下，可是搅着搅着他又被棋吸引住了，最后咖啡还是没有喝掉。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吴老师对棋是何等地专注，而我们则松散多了，边看边吃，吃得特别多也特别开心。和吴老师比，这也是我们觉得挺惭愧的地方。

    吴老师德高望重，可是他的生活非常简朴。按现在日本人的生活水准来看，可以算是艰苦，我没听到过他在生活上抱怨过什么，他的心思全放在棋上。作为学生，如果我们能够运用他的思想去下棋，并且取得成功，也许就是他最大的欣慰吧。

    吴老师常说：“我一定要加油，争取活到一百岁，为世界围棋的发展多出一点力。”在此衷心地祝愿敬爱的吴老师健康长寿。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22:27

应氏杯



    我真心感谢应公公的关心和邀请，如果没有他给我提供的机会，我的围棋生命可能不会延续到韩国。

    1991年下半年，我接到台湾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的秘书长杨佑家先生的电话，杨先生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好好摆棋吧！”我一下子没弄懂他的意思，紧接着他又说，“应昌期先生已经决定邀请你参加第二届应氏杯，所以你要好好努力啊。”巨大的狂喜突如其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有机会参加应氏杯比赛了！应氏杯是世界上最大的围棋比赛，由应昌期先生倾一人之力创办。应氏杯每四年一次，第一届于1988年在北京举行。应氏杯的章程是，上一届的前八名参加下一届的比赛，另外再邀请十六名棋手参加。现在，应昌期先生就把这其中的一个名额留给了我，理由是我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女九段，我参加比赛能对世界女子围棋的发展起到推进作用。心情稍稍平静下来后，我立刻又有了紧迫感，我要好好准备，要格外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

    我当时在保险公司挂了个名，事情虽然不多，但多少还有一些事。另外，我还有一些下指导棋的工作。只有暂时推掉一些工作，才能全力以赴。于是，我开始给我的学生打电话，我的那些学生都为我高兴，也特别理解我。至于那些已经安排好的大的活动，我还是要参加的。

    比赛原定于1992年4月在上海举行。这时，中国围棋协会和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有分歧，提出了几点意见，其中有一点就是不同意我和江铸久参赛。我非常担心，就怕比赛不能如期举行，担心自己不能参赛，因为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世界比赛啊！其实第一届应氏杯我曾有过那么一点点可能的参加机会，当时应先生邀请的十六人中，中国棋手有聂卫平、马晓春、刘小光和江铸久。由于比赛是在北京举行的，林海峰老师来北京可能有一些问题，因为台湾当局可能不允许。应先生说，如果林海峰不能来北京，那这个名额就让给芮乃伟。我听了心情很复杂，我当然希望林老师能来参加比赛，但同时我也渴望能参加比赛。结果林老师来比赛了，第一届应氏杯和我擦肩而过。正因为和第一届应氏杯有过这样的缘分，所以我对第二届应氏杯充满了期待，因而也就更担心节外生枝。在双方商谈期间，我的心也悬在了半空。

    日本棋院的理事大技雄介九段在其中斡旋，他专门找我谈了话，说：“如果您参加了比赛，奖金方面能否按照中国方面的规定分配？”我说：“没问题，我只希望能参加比赛。”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赛推迟到7月份举行。我很着急，除了希望自己能顺利比赛，还特别希望江铸久也能参赛。因为这样我就能见到他了，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见面了。

    最后，第二届应氏杯围棋比赛于7月在日本东京举行。很遗憾的是，由于双方没有谈拢，中国围棋协会退出了比赛，而我们一些在国外的中国棋手，我、江铸久、陈嘉锐和吴淞笙老师都参加了比赛。从第一次知道我能参加应氏杯，到比赛正式开始，前后大致有十个月。这期间，我全心全意地准备，早晨和傍晚还跑步锻炼身体，力争以最佳状态投入比赛。

    可是我实战的机会实在太少，只靠在家打谱是远远不够的。那段时间，吴清源老师和林海峰老师的研究会对我帮助很大。另外依田纪基也答应经常跟我下快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安排都是一大早跟随上班的人流，朝依田家赶。一到依田家，他太太依田雅子就叫醒依田：“芮桑来了，快起来下棋。”刚开始，我们每方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随着比赛的临近，我提出能不能下的时间长一点，一天下一盘棋，每方用三小时。实际上，依田根本用不了三小时，他一般下得很快。我们还下过升降。只要一方连赢两盘就升降。有段时间，他一路升上去，我很丧气，觉得准备来准备去，怎么棋越来越差了。不过，和依田下棋的这段时间，我的收获特别大，棋感和实战经验都增加了不少。我很感激吴老师、林老师，还有依田对我的帮助，否则，以我当时没有棋下的那种状况，想要在应氏杯上赢棋是不可能的。

    1992年7月，第二届应氏杯围棋赛在东京赤阪王子饭店开幕。第一场比赛我抽到的是小松英树，在此之前我和他下过棋，三连胜，所以信心很足。应氏杯的规则是猜单双，猜对了选择黑白棋，小松猜对了，他选择了黑棋。小松一开局就走了他最拿手的中国流，布局完了，形势差不多，白棋不落后。中盘以后，小松有个定型不够紧凑，白棋通过打入，便宜了不少。那盘棋白棋好得比较多，没有什么大的风险，就赢了下来。

    好不容易参加比赛，我对自己没信心，所以定的目标也不高，能赢下一盘就高兴得不得了。更高兴的是，应氏杯围棋比赛是一次性抽签完毕，不是下一轮，抽一轮。所以，我赢了小松后，等着我的是种子选手李昌镐。我特别想跟李昌镐下棋，年轻的李昌镐那时就已经很有名了，获得了东洋证券杯世界冠军。李昌镐第一次下世界比赛，是在富士通上。他赢了武宫正树，赢得非常漂亮。武宫喜欢围大模样，武宫走在外面，李昌镐走在里面，下法非常新颖。李昌镐是那么的年轻，但在我的眼里，他已经是大高手了。能跟他这样的棋手对阵，我非常兴奋。

    那盘棋我执黑，双方没有明显的作战。到中盘的时候，从李昌镐打入我的空后，双方的棋都跑出来，互相围空和削空，不是缠绕在一起的大战。我觉得，我在棋盘上的作战设计都实现了，该做的都做了。可是布局完毕，全盘的框架定下来以后，我发现形势并不乐观，空不好，势也不厚，不知该从哪儿着手。所以，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和李昌镐对弈，不管我怎么努力争先，在全盘上争取主动权，可是我所有的目的都达到后，形势也并非如我想象的那么好。这对我是一种打击，因为不管我怎么折腾，他的全局控制能力的确比我强。后来的情况是，在白棋状况较好的情况下，李昌镐可能大意了。在城池的边角争夺中，他在我一个单关跳的地方刺了一手。通常，黑棋都是接一下，可是我忽然觉得接不重要，于是就托了一下。这一托就扭转了局面，黑棋朝有利的方向发展。如果我应了接，那李昌镐就可以先手转到别的地方去收官。当时我的状态不错，弦绷得很紧，所以发现了这手棋。后来白棋形势不好，李昌镐该补的地方没有补，被我打劫吃了一个角，他就认输了。

    赢了李昌镐，我兴奋到了极点。因为我虽然很想和李昌镐这样的高手作一番较量，但自忖赢面不大。更高兴的是，我又可以进入下一轮了。

    在我和李昌镐下棋的同时，江铸久正和韩国的梁宰豪比赛。他因为是上一届的前八名，第一轮轮空，直接进入第二轮。前半盘，铸久的优势较大，后来进入乱战，双方都有很多机会。我去看棋的时候，双方的棋都搅和在一起。这盘棋的赢者将和我下棋，我当然希望铸久能赢，尽管如果赢了，我们之间就要“自相残杀”，总归有一个要下去，但我仍非常希望他能赢下来。那盘棋下了很久，结果是铸久输了。

    第三轮，梁宰豪执白。我一上来就摆了个三连星，然后做了个大模样。这个大模样我用的几个局部定型的方法是跟吴老师新学的，但是在梁宰豪吊到我中间的时候，我的攻击不太有力和紧凑，让他很容易做活，那时黑棋有一点落后。但是后来有一个局部，我先做了一个过门，在一个边上先造好了劫材，然后就去跟他开劫。梁宰豪根本没有想到在那个地方能够开劫，而且我的劫材那么丰富。那盘棋也下了很长时间，但后来黑棋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最后，我赢了。

    连赢三盘，进入前四名，这是我赛前绝对没有想到的。见到应老先生，他显得很高兴，因为他总是希望中国棋手能取得好成绩。第一届，他就特别希望聂卫平赢。应老先生说：“下得不错，下一轮，我们到台北去下吧。”说完，他拿出一条珍珠项链，说，“这串珍珠项链很贵的，要十万日元，是人家刚送给我的。我要它没什么用，就送给你吧，算是奖品。”收下项链，我特别高兴，更高兴的是我在中国人办的世界围棋比赛上能赢棋。跟应昌期先生熟了以后，他说：“你们不要老是一本正经地叫我‘应先生’，我比你们大那么多，就叫我应公公吧。”后来，我们都亲切地叫他“应公公”。

    铸久下完棋就回美国去了，我在日本一心一意地准备半决赛，半决赛定于11月在台北举行。大竹英雄是我半决赛的对手，当时他正在参加名人战的挑战赛，对手是小林光一。大竹是日本超一流的棋手，但是在超一流的棋手中，他不算是最强的，当时最强的是小林光一和赵治勋。可是大竹在这一年状态特别好，拿了富士通的冠军，又获得了名人战的挑战权，虽然最后他没有挑战成功，但三比四的成绩应该是很好了。

    11月的东京已经很冷了，可是到了台北，我们好像又回到了夏天。江铸久也将从美国赶到台湾，虽然他没有比赛，但是应氏基金会还是邀请他来台北观棋。可惜的是，他在我跟大竹下第二盘棋的晚上才赶来。

    第一盘棋。我执黑输给了大竹，我觉得我还是有机会的，只是乱战中我没把握住。

    第二盘棋我执白，边下还边想，千万不要铸久还没到，我就下完了棋。那盘白棋是我下棋以来比较满意的一盘。一开局，我就用吴老师教我的二间高挂对大竹的小目，他挂我星时，我一间紧夹。让对方点角以后迅速取得先手，转人别的地方的大场，这几个布局的地方我把握得比较好。在布局迈向中盘的作战中，我处理得不是太好，形势开始不明朗了。但是在一个地方转换的时候，大竹的判断可能有点失误，他虽然把我中间的几个破子冲散了，但我乘机把边空都围了起来，那样白棋就明显领先，最后可以说是完胜。

    第三盘，大竹猜中，他选择了白棋。“应氏规则”是黑棋贴七目半，相当于当时的日本规则。相较于大家都习惯的黑棋贴五目半，“应氏规则”里的黑棋有多贴两目的负担，自然很多棋手就选择了白棋。实际上，黑棋五目半的胜率明显地高于白棋，大家都承认，黑棋五目半不合理。我之所以猜中时选择黑棋，是因为这样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布局。我对自己的官子不自信，以自己的能力，还不能把握两目棋的差距。我属于攻击型的棋手，所以选择黑棋对我有利。

    从1999年开始，韩国的大比赛都陆续改为贴六目半。据韩国棋院统计，贴六目半，黑棋的胜率还是高于白棋，达百分之七十。

    话扯远了，现在还是回到我和大竹的第三盘棋。我下了一个对角星，大竹下了一个小目，黑棋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后来有人评价说，黑棋太猛了。确实，黑棋老是想步调快一点，尽早地把握局势。在白棋转身、定型时，黑棋的力气使不上。中途有一段局势很乱，黑棋有一些机会，可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却始终抓不住要点。所以，那盘棋不但输了，而且从中盘开始就输定了，但自己又不甘心失败，还想抵抗一阵，结果越下越糟，到最后满盘死棋，惨不忍睹。

    走出对局室，看见铸久时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他因为还要和张璇去讲棋，拍拍我安慰了一下就走了。

    我输了，另一盘徐奉洙和林海峰老师的比赛还在进行。我茫然地走进研究室，一些记者和我聊了起来，不知他们说了句什么话，悲痛一下涌上心头，我哭了。哭我那盘输掉的棋，哭我的围棋命运。因为这盘棋也许是我的最后一盘棋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还能参加这样的比赛。一年来，我的心思都放在应氏杯上，无暇考虑将来。现在比赛结束了，我的眼前又是一片迷茫和暗淡，迎接我的又将是一个漫长而寂寞的等待。在胜者面前为自己的失败哭泣，可能是无礼，可是我实在按耐不住自己的悲哀。

    赛后，应氏基金会特地为我和铸久以及张璇安排了一次台湾游。基金会的杨佑家先生和姚祥义女士开着车，从台北到高雄，一路上我还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之中，美丽的风光在我的眼里似乎黯淡了不少，整个人有一种大病之后虚脱的感觉。

    可以这样说，应氏杯是我流浪生涯中的一根救命稻草。没有应氏杯，可能我会在日本一直以教棋、看棋这样的方式机械地生活下去。为了应氏杯我一年没有教棋，收入大减，可是因为应氏杯在前面召唤着我，我渴望在赛场上搏击，所以我的精神状态很好，每一天部过得很充实。我真心感谢应公公的关心和邀请，如果没有他给我提供的机会，我的围棋生命可能不会延续到韩国。1997年，应公公去世了，我和铸久都很悲痛，我觉得应公公的去世，是世界围棋的一个损失。我们将永远怀念和感激应公公。不过好在应公公虽然去世了，应氏杯还在继续办下去，继续对世界围棋的发展起着推广和促进作用。

    除了应氏杯，我还参加了几个比赛，一个是1993年的全运会。离开上海时，我答应一定会代表上海参加全运会，因为上海是我的家乡，上海市体委和棋社对我一直很关心和支持。我和杨晖都是全胜，获得了冠军。之后，我还代表上海参加了一些团体赛和个人赛。我还参加了由上海主办的天元赛。为了我能参赛，上海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陈祖德老师也很支持，在此谨对他们表示感谢！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22:30

翠宝杯和宝海杯



    看见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旅日”，心里很不是滋味。

    1993年12月，中国举办了翠宝杯世界女子围棋赛，这也是第一个世界女子围棋锦标赛。以前在国家队的时候，我们女棋手经常对郝克强老师说：“郝老师，你也要为我们争取些比赛，现在擂台赛和世界比赛都没有我们女棋手的份，我们女棋手也应该有自己的世界比赛。”当时，郝老师总是笑嘻嘻地答应：“我一定帮你们争取。”这次世界女子围棋赛是他联系的，是由西安一家翠宝公司赞助的。郝老师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怎么样，我实现了我的诺言了吧？”

    我和张璇一起从日本来到北京，我们的旅费自理，到了北京后的费用则由翠宝公司承担。在名册上我看见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了“旅日”，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很想跟杨晖、丰芸她们一样，名字后面是中国。因为不管我在哪里，我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棋手，我最希望代表的就是中国。

    翠宝杯世界女子围棋赛是单淘汰制，第一轮对韩国的女棋手，半决赛对张璇，赢了张璇后，我就和另一组上来的杨晖进行三番棋的决赛。第一盘，我执白，那盘棋前半盘一直下得难分难解。中途杨晖有一个机会，因为我有一手断比较轻率，而她那时候是有办法把我一串棋都吃掉。我的判断是吃不掉我，所以我肯定会一路逃。后来的研究发现确实能够吃掉，如果吃掉，那白棋就完了。杨晖失掉了那个机会，我断的那手就很容易发挥，结果反而让我的白棋获得了优势。

    可能受第一盘的影响，第二盘杨晖发挥得不好，我赢得比较顺利。就这样，我获得了第一届世界女子围棋赛的冠军。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原因，翠宝杯没有再继续办下去。

    但是翠宝杯开了一个好头，第二年韩国举办了宝海杯世界女子围棋赛。那时，韩国围棋进步很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中日抗衡，因为曹薰铉老师获得了第一届应氏杯的冠军，极大地带动了韩国人对围棋的热情。只是韩国的女子围棋还不发达，女棋手很年轻，有的还刚刚入段。韩国棋院和赞助商认为，尽管现在韩国还拿不到女子冠军，但由韩国举办的女子比赛，必将对韩国女子围棋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韩国棋院和赞助商签了五年的合约，五届宝海杯我参加了四届，第一届和第二届我都代表中国参赛。第一届我赢了丰芸，拿了冠军。第二届在预赛的第二轮我就输给了日本的冈田结美子，当时震动很大，因为比赛时我虽然全力以赴，可还是输了。那一届的冠军是丰芸。

    此后的第三、第四届宝海杯冠军都是我，不过我的身份已经变了，我是代表美国围棋协会参加比赛的。因为那时我已经跟随江铸久去了美国，我们和一些由中国以及韩国去美国的棋手共同创办了美国职业围棋协会。

    在我没去美国之前，代表美国围棋协会参加前两届比赛的是另一个女棋手詹尼丝·金，她是美韩混血儿，在韩国拿到了初段。第三届比赛的时候，她临时有事，就由我代表美国围棋协会参赛。第四届时，她表示还想参加比赛。我没有估计到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很为难。因为美国的围棋水平不高，韩国只给了一个名额，最后会长车敏洙先生决定还是让我代表美国参赛，目的是争取拿冠军。当时考虑，拿了冠军，说不定韩国还会多给美国一个名额。结果我是拿到了冠军，可是韩国以后还是没有给美国增加一个名额。香港回归祖国后，我们本以为韩国会把香港多出来的那个名额匀给美国，结果却给了欧洲，这样，我们的希望就落空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受此影响，宝海公司表示举办完第五届宝海杯世界女子围棋赛后不再续约。眼看只有最后一个机会了，我和铸久达成共识（他那时已经当选为美国职业围棋协会的会长，车敏洙先生荣升主席），还是让詹尼丝·金去，因为本来就是她去的。所以，第五届宝海杯世界女子围棋赛我没有参加。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22:33

讲棋



    我在NHK电视台上介绍吴清源老师的最新围棋思想，很受欢迎。

    有一次，日本NHK电视台的源川洋夫先生邀请我在NHK的围棋节目里担任三个月的围棋讲师。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大的中午十二点播出，每次二十五分钟，之后是NHK杯的围棋比赛。我觉得这件事就NHK电视台来讲是不容易的，因为我是外国人，又不是日本棋院的棋士。在我之前，只有小林千寿担任过讲师，其他的都是男棋手。我其实没有系统地讲过棋，也不知该讲什么。源川先生说：“你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节目，这也是我们请你的目的。”

    这种讲座一般都是针对初学者的。我想，一是初级讲座我讲不好，二是很多人都可以做。至于说我的特色，那就是我的实战。另外，我是日本少有的几个能够听到吴老师讲棋的人，而且听得很多。所以我决定结合我的实战，讲解吴老师的围棋思想。

    大家都在积极的筹划中，可是差一点我就讲不成了。因为吴老师的经纪人对我说：“你每次讲棋都要换一套衣服，因为日本人是很讲究的。”他是好意，可我却为此想打退堂鼓了。我实在是怕为了上节目，要到处去逛商店找合适的衣服，真麻烦。铸久跟我说，能够去做这样的节目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外国人要得到这样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但是他也能理解我，因为他了解我的个性，所以又对我说：“如果你实在觉得为难，那就算了。”

    可是当我真的和源川先生商谈时，又说不出口了。我临时改了个理由说，可能日程安排不过来，因为我要参加中国国内的一些比赛，而这些比赛的日程随时会安排出来，恐怕不能保证节目的拍摄。这倒不是临时想出来的借口，因为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谁知源川先生说：“那没问题，我们可以等，你什么时候有空就通知我。”这样一来，弄得我都开不了口了。就这样聊着聊着，不知怎么就说到了衣服。我乘机问，是不是每次都要换衣服。源川先生说：“那倒不必，是有人认为上电视每次都要换衣服。可我觉得你是来讲棋的，又不是来展示时装的，顶多换一两回就可以了。”我一听就放下了心，服装的烦恼解除了。

    讲座全部用日语，拍摄得很顺利，助手是早稻田大学的教授自川正芳先生。我选了十三盘棋，大多是我跟吴老师学棋以后下的，这样可以用我的实战向大家介绍吴老师的围棋思想。棋选好以后，白川正芳先生先把它编成教材，登在NHK的围棋杂志上。讲座播出后，很多观众反映节目有新意，吴老师的最新围棋思想受到很大的欢迎。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22:36

隔海相望



    每一次遭到拒签时我都觉得昏天暗地，似乎日子要过不下去了。

    1990年的8月20日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我送铸久去美国。当时我已经申请了去日本的签证，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批下来，但去日本已成定局。走出国门闯荡世界应该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可是我却很难过。在首都机场和铸久分手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在这之前，虽然我离开国家队回到了上海，跟铸久的联系基本上是靠通信和电话，但毕竟我们都在中国，有比赛时还能见上一面。可是铸久这一走，我们相隔的却是浩瀚的太平洋，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上一面，不知道等着我们的是什么？铸久去美国了，9月5日，我也在上海虹桥机场登上了去日本的飞机。

    刚到日本新天新地，有很多事情要去想去做，非常忙。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靠电话和通信保持联系，所不同的是，以前国家队的总机很难打进去，而我到了日本电话好打了，可是因为时差的关系，我们又不容易联系上。如果哪一天很顺利地打通了电话，那我一定会快乐好几天。可是这种快乐维持不了几天，焦虑和思念很快又会重新占据了我的心头，我又忍不住要打电话了。

    到日本半年以后，我的生活基本上安定下来，这时我考虑去美国看看铸久。看见周围有朋友办妥了去美国的签证，我也满怀希望。1991年的3月，铸久委托朋友从美国给我寄来了邀请函，邀请我去美国短期教棋，第一次给我发邀请函的是车敏洙先生主持的韩国人围棋俱乐部。我以为有了美方的邀请函就可以拿到去美国的签证，可以见到日夜思念的铸久了。谁知我先后申请了四次美国签证、一次加拿大签证、一次墨西哥签证，都遭到了拒签，拒签的理由是我有移民倾向。其实我那时只是想去美国看看，和铸久见上一面。最后一次，旧金山市市长也给我发了邀请函，可我还是遭到了拒签，我那本护照的最后一页盖满了“214B”的章（表示移民倾向）。每次去申请我都要准备很多文件，每次去申请我都忐忑不安，每次遭到拒签时我都觉得昏天昏地，似乎日子要过不下去了。

    有一次，我向学校请了假去美国大使馆，遭到拒签后我的腿忽而如灌了铅似的沉重，忽而又如棉花似的无力。站在地铁车站，南来北往的车辆在眼前穿梭，我不知是去学校上课，还是回家休息，心乱如麻。无奈中决定，让车来决定我的去向。如果去学校的车先到，那我就去学校；反之如果回家的车先来，那我就回家。想着想着，去学校的车来了，我机械地上了车，木头人般地坐在教室里。老师讲了些什么我都不知道，只是沉浸在无限的失望和悲哀之中。

    还有一次，我去申请加拿大领馆的签证。这可比美国的还麻烦，先送材料，第二次让你把费用交了，第三次才叫你去面谈。我记得在领事问的几个问题中，有一个是：“你有没有男朋友？”因为表格里填的只是没有结婚。我如实回答：“有。”又问：“哪里人？”我回答：“中国人。”领事大笔一挥，就这么拒签了。

    日语班的同学说：“你真傻，你应该说你的男朋友是日本人，这样领事就可能认为你会回来，就容易签出来。”其实这个办法早有人教过我，可我就是说不出口，内心在抗拒。而且我认为，即便把铸久说成是日本人，也未必一定能签出来。现在，被我的同学这么一说，我又委屈又绝望，眼泪一下就冲了出来。

    那段时间我总是向铸久抱怨：“美国人太可恶了，我只是想去美国短期访问，看看你，可他们就是不允许，我快要忍受不了了。”可是当铸久拿到了绿卡，一年后我就以配偶的身份顺利地移民到了美国。这真是有些滑稽，当我只是想短期访问美国，并没有移民的打算时，他们以我有移民倾向为由拒绝了我，而当我真的要移民时，美国却向我敞开了大门。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22:41

结婚



    活生生的铸久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那一刻，我真有点怀疑自己的眼睛，恍惚如梦。

    离开中国时我万万没有想到，日后要和铸久见上一面会如此艰难。有很长一段时间，铸久的模样遥远而模糊，我都快记不起来了，熟悉的只是他的声音。有一次，我们讨论到结婚，一方面我很想嫁给他，另一方面我们以为结了婚可能就容易申请签证。可是我们连面都见不到，又怎么能结婚呢？

    日野先生告诉我，日本人办结婚手续时并不需要两个人都在场，只要手续齐全，一个人去办理也行。我听了高兴得不得了，回去时一蹦一跳的。我和铸久决定，我们先结婚，然后我再申请去美国的签证。我先把一张空白表格寄给铸久，生怕如果我先签了字，万一表格不慎遗失而落到别人手里，那岂不是谁都可以跟我结婚了吗？我当时真是太高兴了，以至于过分紧张。

    在我去中国大使馆开未婚证明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办手续时，我看见使馆的有关人员不太高兴，脸色也不好看，心里不由地纳闷：我结婚为什么惹得他们不高兴？手续办得差不多了，他们突然高兴地说：“原来你是跟江铸久结婚啊，你怎么不早说？我们还以为你要跟日本人结婚，这下好了。”听了这话，我也忍不住笑了。

    1991年8月21日，我在日本船桥市区役所办理了结婚手续，按照日本的法律，从这一天开始，我和铸久就是合法夫妻了。可是当我到中国大使馆要求确认时，他们告诉我，按照中国的法律，必须夫妻双方都在场才能予以确认、所以这以后一直到铸久来日本参加第二届应氏杯的比赛，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是被日本法律承认、而未被中国法律确认的夫妻。

    一直到1992年7月4日，在分别一年零十个月后，我和铸久终于见面了。在成田机场看见铸久时，我有些恍惚，百感交加。毕竟分别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我已经习惯了没有铸久在身边的寂寞的日子。活生生的铸久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那一刻，我真有点怀疑自己的眼睛，恍惚如梦。

    7月8日，我们的夫妻关系得到了中国大使馆的确认。以后每当有人问起我是哪一年结的婚，我总是回答是1992年7月8日。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只有得到中国法律的确认，我们才觉得踏实。

    铸久在日本只逗留了短暂的两个星期，但是他这一来一去，使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努力回到我原有的生活轨迹。这以后又是漫长的别离，一直到1993年12月31日，铸久拿到了绿卡，我们才再次在日本团聚。从此，我们隔海相望的日子才真正结束了。以后，每当回想起那段等待的日子，我都有不堪回首的感觉，实在是痛苦和难熬，太漫长了。

    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是安定和幸福的，除了棋我就没有什么更高的要求了。上午，我们一般在家里摆棋；下午，如果没有工作，我们便或是去研究会，或是请朋友来家下棋。说实在的，下指导棋时我没有普及围棋的感觉，因为日本围棋基础好，会下棋的人很多，所以我教棋更多的是从生计上考虑。只有去研究会，或是看职业棋手下棋，我才真正有与棋相伴的感觉。现在能和相爱的人在一起，生活又有保障，我已心满意足，如果我还能打比赛，如果我还能像职业棋手那样参加很多比赛，那生活对我来说真是十分美好，没有什么缺憾了。

    这样平淡的日子过了两年。到了1995年，心里的那份不安定又冒了出来，毕竟我曾经是个职业棋手，围棋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周围又有那么多高水平的围棋比赛，围棋事业正欣欣向荣，我怎么可能熟视无睹？我喜欢和铸久在一起的平淡的日子，但永远这样过下去却又有些不甘心，总觉得还没有使出自己全部的力气，我应该还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有一天，我和铸久在喝咖啡，聊着聊着，我们就想到了美国，在日本的生活的确很安逸，但是没有干事业的成就感。而围棋在美国拥有一个新大陆，我们为什么不转移阵地，去美国开创一个新大地呢？这时，我们视为大哥的车敏洙先生，也跟我们商量起在美国开展围棋活动的事，一拍即合，我们决定移居美国。后来，铸久经常笑我：“决定晚上在哪里吃饭之类的小破事你可能半小时也不够，这倒好，从日本转向美国，这样的大事居然喝杯咖啡就决定了。”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22:44

心愿



    我想着，在门外，铸久将我抱起来，走进门去……

    做女孩的时候，和其他很多女孩一样，对自己的将来，特别是结婚的情景，作过种种的设想。

    盛大的婚宴，洁白的婚纱，还有蜜月旅行，对这些我倒不十分向往，令我感兴趣的是一些地方要彩礼的风俗。

    很想替辛苦养大我的父母亲多“赚”上几文，也可乘机看看铸久为了我究竟肯花多大的代价，岂不一举两得？再仔细想想，却又为数额犯难，因为如果要少了会产生将自己低价出售的屈辱感，而要多了呢，又怕吓跑我千辛万苦觅得的夫婿。

    想来想去还是死了这个心吧，也好显得清高一点。

    物质的要求既然放弃，那就只有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了。

    想着走近一间屋子，小小的，亮着暖暖的灯。在门外，铸久将我抱起来，走进门去……“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书上都是这么写的。

    结婚的时候，我在日本，铸久在美国，只是在同一张表格上，各自签上自己的名字，盖上章，再送到有关机构，在法律上我已经做了铸久的妻。

    不能见面，自然不会有婚礼、婚纱之类，当然也就谈不上拥有我们共同的家。

    盼星星盼月亮般地盼了一年之后，丈夫铸久能来日本。机场上接到既熟悉又陌生的他，带回到我住的小屋。

    小屋自然也亮着暖暖的灯，可是，我已经从这个门槛进进出出快一年了，总不好叫初来的铸久抱我进去吧。不过那时并不着急，想以后还会有机会的，不成我可以去他那儿嘛！

    机会不久就来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小城区，我们的车在暮色中到达了铸久的住处。眼看可实现我的心愿了，谁知从旁边一辆车上下来一个分租的房客，也是中国人，于是互相介绍了，一起向门口走去。

    呜呼！

    又过了一年半，由于铸久的工作也转到了日本，我们的小屋就觉得太小了，于是决定搬家。看了几处房子，定下了其中的一处，在搬进去前，两个人又去看了一处。

    搬家时会有很多朋友来帮忙，因此，实现心愿已是成败在此一举了。一路走，一路想着该说了该说了，就这样走到了门口。脱鞋时仍在拼命地想。这时，毫不知情的铸久在后面催起来：“走啊！愣什么啊？！”心一慌，脚便踏了下来，待回过神来，人已经站在屋子当中了。

    完了，最后的机会也失之交臂。后来想想自己也感到纳闷，对铸久无所不言的我，怎么就不早点跟他说好呢？也许，期待越是强烈，就越是不容易说出口来？

    虽然没能由铸久抱进我们的新家，但我们的婚姻生活也并没有因此而变得不幸福。高飞的鸟儿在围城里安安稳稳地做起了主妇，日子过得平凡而忙碌。闲时又想，待我们携手同行数十年后，或许有一天我将由铸久来抱出我们共同的家。这就算是我自己对幸福的一种诠释以及那小小心愿的延续吧。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22:54

移居美国



    如果有可能，我们很想在有限的生命里多看看这个无限的世界。

    1996年10月，我们移居美国。我在日本生活了六年，家里最多的东西就是棋书，其中有些棋书非常珍贵，像《道策全集》、全套的《御城棋》等都花了我不少的心血和金钱。因为邮费昂贵，我们就把其中的一些书存放在大囗先生家中，一些电器、家具则分送给了在日本留学的朋友。

    去美国前我满怀期待，因为在日本生活了这么些年，有快乐也有艰辛，身心疲惫，况且我一直不太喜欢教棋和下指导棋。我跟铸久讲好，到美国后你去教棋，我就照顾家、研究棋，做一个完整的家庭主妇。

    住惯了日本蜗居似的小房子，一踏入美国的家，我又惊又喜，厅大、卧室大、院子大，总之样样都大。我都不相信我能住上这么大的房子，小心翼翼地东摸摸西碰碰，很不踏实。铸久说：“这是你的家，你怎么这么小心，好像是深入敌后。”房子是我们向银行贷款买下的，分期付款，要还三十年。

    我是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所以美国家中后院里的那些果树让我欣喜若狂。其中无花果长得最好，在夏天两个月的时间里，一开门，就能闻到无花果的甜香，每天都可以采到一小筐。自家院子里长的无花果可比超市里的好多了，又大又圆。在国内，我只吃过切成一丝丝的无花果于，而现在新鲜的无花果多得来不及吃，朋友和学生们也跟着我们享口福。后院里还有桃树、李子树、苹果树、广柑树和小橘子树……其实这都是以前的房主种的，我们仅种了一棵核桃树。这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每天光看看这些果树就已经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了，能不能吃到果子倒不是很重要了。

    在和邻居的院子交接的地方，还有一棵银杏树。我最喜欢银杏树的叶子了，秋天，黄色的银杏树叶纷纷飘落，撒满了院子，是一种凄凉的美。我从来不扫地上的银杏叶，一方面是因为懒，另一方面实在是舍不得。

    院子里当然还有花，玫瑰、天堂鸟、水仙……有花相伴，平凡的日子也会变得美丽。后来铸久的父母来探亲时，还嫌院子里不够热闹，他们开荒种地，种上了豆角、辣椒、大葱和青菜。每次做饭时，我就到院子里摘点菜，这种快乐是在城市里体会不到的。

    院子里还有猫和松鼠，整天跳来跳去，不知在忙些什么。好像它们才是院子的主人，我们到院子里是打搅了它们。

    我在美国的生活比在日本要安定多了，研究棋的时间也比铸久要多很多。外面的事都是铸久在奔波，有的时候他一天要教五六节课，很辛苦。在美国的两年半里，铸久给我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有很多时间来看书摆棋。可是我的心还是不能踏实到底，因为没有什么很实在的东西在前面召唤我、激励我。虽然偶尔会有宝海杯世界女子围棋赛之类的比赛，但是太少了。比赛来临时我精神振奋，比赛一结束，我又会无精打采的。

    我在日本的后期，大概是1995年底开始，结识了一位叫古园强的日本实业家。他非常喜欢围棋，曾经举办过一个规模比较大的业余比赛，我和孔祥明、张璇等也应邀参加了比赛，是四个职业棋手十秒一步的单淘汰，我拿了第一名，奖金也比较高。后来古园强先生邀请我和一个叫知念卡奥丽的日本年轻女棋手下十番棋，奖金也很高。第一个十番棋我赢了，但我从知念卡奥丽的棋中学到很多东西。我去美国前，古国强先生表示，他还要把这个十番棋办下去，一直办到知念卡奥丽赢了十番棋为止。后来杨嘉源和知念小组结了婚，我真为他们高兴。

    去了美国，就没有什么棋可看可下了。我只好每天跟铸久下来下去，但环境不够好，受到的刺激也不多，当然提高也就不快。这时古园强先生带着知念来美国跟我下第二个十番棋了，这对于无棋可下的我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我们的十番棋无意中也推动了美国的围棋发展，因为古园强先生每次来美国，我们都像过节一样开心。我下棋，铸久讲棋，棋友看棋，旧金山市政府也派人来了解情况。

    一来一回，古园强先生还给我创造了回日本下棋的条件，他把一切都包了，因为我们不富裕，他甚至连铸久的机票也包了。有人说，知念是因为跟我下了十番棋以后棋才上去的，其实不是这样。我和知念下的十番棋，对她来说只是她下棋中的一小部分，可对我来说差不多就是百分之一百了。所以我很感激古园强先生和知念小姐，是他们给了我下棋的机会，使我受到很好的锻炼。其实，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很多人都帮了我们的忙，一些日本的记者也曾经多次写文章为我呼吁。朋友们的友情和帮助，我永远铭记在心。

    第四届宝海杯，因为金融危机决赛推迟到第二年的4月。我担心在美国呆上几个月后，决赛时不在状态，铸久让我回去看棋，在美国的事他全包了。

    我先去日本看棋圣战，在现场看棋收获很大，因为要跟着比赛的进度摆棋。我还去了神户，在结城聪家住了几天，跟关西棋院的一些年轻棋手没日没夜地摆棋，除了睡觉吃饭，一天大概有十四个小时在下棋。然后，我又去东京，在王立诚家下了快棋。在日本棋院，我还请到宫氵尺吾郎先生和我下快棋。之后，我去了北京，跟一些年轻棋手摆棋。就这样，一直到比赛前夕，我才回美国休息了一个星期，然后就去韩国比赛。

    从日本到北京到美国，然后再到韩国，走来走去，看上去很不安定，但我的内心却很快乐，因为虽然我这样跑来跑去下的都不是正式的比赛，但能够每天和职业棋手在一起摆棋，除了棋还是棋，这样的生活我心满意足。当然，这是因为铸久在美国承担了所有的事，我才有可能在外面四处求学。我也很感激王立诚这些棋手，因为他们跟我下这些非正式的棋对他们没什么帮助，但对我的帮助就太大了。我非常感激那些棋手朋友们，因而也就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因为不管我流浪到哪儿，都有朋友们愿意跟我摆棋。

    我在美国的生活总的来说是很清闲的。我们俩经常一起去买菜，把一星期的菜都买回来，放在冰箱里。美国的冰箱特别大，可以说是我在日本的冰箱的两倍。其他的家务活不多也不重，空闲时就摆摆棋。我们经常请朋友来吃饭，像美国应氏围棋基金会的主席布朗先生。如果我们要商量事，他总是说，下午五点三十分到你们家。因为他知道事后一定会有一顿好饭。后来其他一些美国朋友也跟布朗先生学，商量事时总是把地点定在我们家，时间是下午五点三十分。

    有一年，我爸爸妈妈到美国探亲，那我就更舒服了，连饭都不要烧。能跟父母同住一段时间，对我们来说是很难得的，是一种幸福。因为我们从小就出门在外，过集体生活，长大以后就很少跟家人生活在一起。出国多年，和家人见面都很难，所以父母能和我们同住一段时间，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

    那一年，我们双方的父母一起到美国探亲。早上，我们各做各的事，铸久的父母整理院子，我妈妈管做饭；我爸爸则替我们处理来信。下午，四位长者就打打麻将，聊聊天，笑声不断。就这样，我们整天沉浸在大家庭的热闹和温馨中，忘记了生活中的一些不快和遗憾。

    我们带父母四处游玩，还计划了一次远征，开了一辆小型旅行车，铸久和我轮流开车，我们去了大峡谷、拉斯维加斯等旅游胜地。父母亲虽然年纪都很大了，但身体还可以，累是累些，但身体还吃得消。我的父母在美国呆了四个月，铸久的父母则呆了一年，因为少了麻将对手，他们就经常去老人中心玩，到处走动，过得也很快乐。我特别佩服他们的是，虽然我会开车，但美国的很多地方都没去过，可是他们买张老人月票挂在脖子上，就大着胆子到处跑，游览了美国的许多地方。看见长辈能玩得开心吃得开心，我们做小辈的也很开心，觉得多少尽了一点孝心。

    到美国不久，我就学会开车，并通过考试领到了驾驶执照。我学会开车，完全是铸久手把手教出来的。车是会开了，但我不太认路，除了购物，一般我不常开车。1998年，铸久随旧金山市代表团访问上海，可是他的围棋课不能停，于是我就代替他去给学生上课。围棋学校离我们家不远，可是我每次走的都是不同的线路。其实在地图上我已经标好了路线，可是真的走起来，我不是早拐弯就是晚拐弯。看来在这方面，我的智商还真有点不够高。

    我喜欢开车去旅行，不管是在沙漠，还是在平原，还是在崎岖的山路，沿着公路一路开下去，似乎要开到大的尽头。大地合一，人是如此的渺小，但感觉却非常畅快。和铸久一样，我也喜欢开快车，而铸久在水平高了以后反而比较小心。车开快了，警察会给开单子。我们的经验是，如果限速是六十五迈，那一般不要超过七十。在一些地荒人少的地方，限速是七十五迈，那开到八十多一点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开快车的感觉挺好，风驰电掣。我们都喜欢旅行，人活一世，所闻所见有限，如果有可能，我们很想在有限的生命里多看看这个无限的世界。

    刚到美国时，铸久的学生多是美国成人，后来他开始教小孩下棋，班越开越多，有些忙不过来，我们就考虑让两位父亲代教一些课，因为他们都懂棋，我们下的第一步棋都是父亲教的。我们担心铸久的父亲没有教小孩的经验，午饭后就让他先讲给我们听一听，铸久的教棋经验很丰富，不时地指点一下。我父亲则是另外一个特色，我看过他的教案，密密麻麻的，极认真。他教过的一个小孩后来在一次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父亲高兴得不得了，说总算没有误人子弟。

    1998年9月，我的父母又一次来到美国，本来他们是打算长住的，可是住到第二年的春节，他们就回上海了。因为那时我们去韩国的事有眉目了，正在等待签证。和父母在一起的幸福日子，又是这样匆匆忙忙地过去了。

    在美国，对我来说还有一件大事。1998年的9月5日，我的眼睛做了激光手术，从此我摘掉了戴了二十多年的近视眼镜。我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戴眼镜，因为从小就戴上了眼镜，而且镜片越来越厚，没少被小朋友嘲笑。我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而这种与众不同不是来自于优越，而是自卑。眼镜的度数在不断加深，我的自卑也在加深，后来两只眼睛都有一千多度，离开眼镜我就什么都不能干了。有几次运动时我的眼镜不小心摔碎了，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世界的末日。另外，厚厚的眼镜压在我的鼻梁上，不堪重负。紧张的比赛一结束，我就头痛欲裂，眼珠都要弹出来了。在国家队时，我曾经在日记中写到：如果哪一天我能摘下眼镜，那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眼睛做好手术，我有一种重见天日的感觉，以前依靠眼镜我也能看清这个世界，但那是隔了一层厚厚的玻璃。现在通过自己的眼睛，我就能清楚地看这个世界了，我看见，每一片树叶都像被水洗过似的干净嫩绿。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这以后我去日本，很多老朋友一下都没认出我。后来小林光一也做了手术，他还说，做了手术以后成绩特别好。

    我做了手术，似乎好运也来了。1998年11月，车敏洙大哥告诉我，韩国棋院棋士会投票通过，同意我们去韩国任客座棋士，参加职业比赛，这就意味着我们又有可能重新回到职业棋手的行列。我们接下来要担心的是，这个提案理事会能不能通过？眼看多年的梦想就要成真了，我拼命压制住自己乱跳的心，不敢太激动。我真怕节外生枝，再一次从云端跌到地面。我们只能等待，那一年的冬天似乎特别漫长，等待“判决”的日子实在难熬，我们就决定出去散散心，到欧洲去旅行。再说，如果我们真去了韩国，恐怕就没有很多时间能四处走动。

    我们决定先去西班牙，那儿正好有一个吴清源杯围棋公开赛，吴清源老师的经纪人寺本忍先生跟那儿的联系很密切，他们曾经多次邀请我们去西班牙比赛。以前因为我要参加宝海杯比赛，没有去成，这次是无论如何一定要去的。铸久因为在美国还有一些事，打算比赛一结束就回美国，而我的欧洲之旅还包括摩洛哥，所以我又办了去摩洛哥的旅游签证。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22:59

欧洲之行



    冬天攀登埃菲尔铁塔，绝对是一件勇敢而浪漫的事。

    1999年2月，我们终于去了欧洲。我们的第一站是巴黎，从机场去巴黎的途中，车开了没多久，我和铸久就面面相觑了，因为沿途我们看见了很多废弃的房屋和工厂，这些落后荒凉的景物似乎都不应该是美丽繁华的巴黎所有的。铸久说：“我怎么觉得好像回到了太原的郊区。”等到车钻入地下，再钻出地面的时候，想象中的巴黎终于风姿绰约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巴黎在我的印象中是美丽而高雅的，可是当我真的见到巴黎时，发现它的美丽和高雅远远地超出了我的想象，美得不可思议。

    依靠一本旅游手册，我们在巴黎游玩了三天，罗浮宫、塞那河、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香谢丽舍大街……我们只觉得时间不够用，眼睛不够用，脑子也不够用，要想看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巴黎的巴土车窗又高又大，坐在车里看风景是一种享受，而且巴士网密布，在哪儿都能乘上车，很方便。

    埃菲尔铁塔给我以强烈的震撼，站在铁塔的下面，你会被它那种不凡的气势所震慑。我们想到铁塔上去看看，门票要六十法郎，挺贵的，可是既然来了，总要上去。我们决定先绕埃菲尔铁塔一周，把它先看个够再上去。绕着绕着，我们发现从另一个入口进去，只要十五法郎，便宜一大半，问题是要走着上去。我们明白了，另一个入口门票贵，是因为电梯会把你送上去。这还要想吗，我们当然是要走上去，一方面票价便宜，另一方面走上埃菲尔铁塔比乘电梯上埃菲尔铁塔更有意思。

    但是我们疏忽了最重要的一点，在寒冷的冬天，绕着埃菲尔铁塔走上去，那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风刮到脸上如刀割，厚厚的冬衣裹在身上，感觉如纸薄。所以根本就不能停下来，否则你就会冷得受不了。这时我们不免要后悔自己的小气和鲁莽，可是当我们看到前后左右有不少人，他们都像我们一样缩着脖子在走，多少有点安慰，想想世界上还真有这么多像我们一样“傻”的人，心头不由便一热，竟觉得寒冷也不再那么可怕了。可以认为，冬天攀登埃菲尔铁塔，绝对是一件勇敢而浪漫的事。

    巴黎也有一个围棋俱乐部，设在一家咖啡馆里。我们站在窗外好奇地往里看，正好里面也有一个中国人在往外看，他一眼就认出我们了。很多人是从因特网上知道我们要来欧洲的。在巴黎能和棋友们相聚，实在是一件开心的事。

    在巴黎的三天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紧接着飞往巴塞罗那。参加吴清源杯公开赛的职业棋手有铸久、我和孔祥明，另外还有几个韩国和日本的职业棋手。孔祥明下得很不错，拿了冠军，铸久是第二名。我觉得孔祥明很了不起，她离开棋界的时间比我长，还要抚养一个孩子，不像我有那么多的时间摆棋，特别是她在比赛时还能保持较好的状态，真不容易。

    地中海阳光灿烂，海水碧蓝，小白房点缀山间，童话仙境一般美丽。

    两天的比赛结束后，我们就南下预备去摩洛哥。因为铸久在美国还有事，所以他的计划是从西班牙直接返回美国。禁不住我们的劝诱，他决定在欧洲多耽搁几天，随我们去摩洛哥。除了铸久，我们的旅游签证事先已经办好，但导游说问题不大，他的经验是去摩洛哥的签证比较松，而且似乎到时候钱也能帮上忙。

    入境手续是在船上办理的，摩洛哥的海关官员在一本一本护照上盖章。我们都没有问题，铸久却有问题了。好说歹说，海关关员就是不盖章，导游甚至塞了钱也没有用，无奈铸久只好打道回府。看着铸久乘船返回西班牙，我难过极了。不过，虽然铸久没去成摩洛哥，但摩洛哥的海关官员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觉得他们树立了海关庄严高大的形象。

    据说摩洛哥是北非最安全、最和平的国家，风情独特。但这还不是唯一吸引我的地方，我对摩洛哥的向往跟女作家三毛有关。她笔下的爱情、北非和撒哈拉大沙漠的瑰丽和神秘，令人心驰神往。我很喜欢三毛的作品，甚至只要有人说出三毛作品里的几句话，我马上就能知道这些话出自于三毛的哪篇文章。我曾经非常地迷恋三毛，但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的生活经历也会跟三毛有点相似，这个国家住住，那个国家住住，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心也不能安定下来。摩洛哥给了我全新的体验，可惜的是我们的行程里只有城市，没有撒哈拉大沙漠。如果有一天我还能来摩洛哥，我一定要去看看撒哈拉大沙漠。

    在摩洛哥，我整天跟孔祥明在一起，相处得很愉快。虽然我们曾经在国家队里呆了很长时间，但一方面我跟她不是同一代的人，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彼此是竞争对手，所以我们没有很多棋以外的交往，不是特别合拍。在摩洛哥的几天相处中，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很多想法都很接近，很多心情可以理解。敞开心扉，我们都发现：原来我们是朋友。

    回到马德里，铸久来了传真，他告诉了我一个特别好的消息，韩国棋院理事会通过了接纳我们为韩国棋院客座棋士的提案。美梦成真了，我反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我激动得晚上很久都睡不着觉，害得同居一室的孔祥明也没睡好觉。欧洲之行本来就让我大开眼界，再加上在马德里我又听到了如此好的消息，真是锦上添花。总之，欧洲之行给我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印象。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23:07

初到韩国



    从此，我们可以重回我们的职业棋士生活，可以不再流浪。

    1999年4月9日晨六时（韩国时间），我们乘飞机抵达了汉城金浦机场。出关后，叫了一辆出租车，装上我们的四大件、四小件行李，直奔韩国棋院所在的城东区。    离棋院走五分钟路有一家田丰饭店，以前来比赛时，只要是自费，我们都在此下榻。这是这一带较好的一家，但远不算星级。房费是每天四万九千韩元，但我们自第二次入住时饭店便同意将房费降为每天四万韩元。

    到饭店时是八时。服务生说房间要到十点以后才能空出来。于是我们寄存了行李，拿了点钱就到街上去走走。

    虽已4月，仍似残冬，街上冷冷清清的。这次到汉城，感觉和以前来时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周围的一切，而不同的则是自己的心情。但即使是心情，也有点迷迷蒙蒙的。时差加上没有真实感，令人恍恍惚惚。

    十点回饭店，进房放下行李，洗漱一番。下午便又出门去韩国棋院“报到”。

    在三楼的事务室里，当我们站在河勋熙先生面前时，距他打电话告诉我们已将签证寄出的时间恰好为四十八小时。

    国际快递在路上走了十四个小时，而我们去韩国领事馆领签证、去买机票、到登机，用了十六小时，飞了十三小时，余下的五小时则是在汉城度过的。

    常将我俩的这一次改变比喻为“知识青年回城”，即使在知道了韩国棋院已经接纳我们之后，仍是心神不定地盼着签证赶快寄到，盼着出发的那一大快快到来。虽已明知不会有变，但仍然害怕会节外生枝。知识青年若知回城的一天总会到来的话，恐怕更能好好地体会眼前的生活。可是他们不知道啊！我们也不知道！我原本以为这一生再也回不到真正的职业棋手的生活中去了，可我实在不甘心，我不肯放弃。但不放弃又有何用？！住在美国，没有棋的环境，我们即使一年出去参加一两个世界比赛，也只是聊胜于无。我们没有能力去争取好成绩。除了获得两个宝海杯世界女子锦标赛冠军外，几乎回回败战而归。我真的有点熬不下去了……

    1998年11月，韩国棋院召开棋士会，其中有一个议题便是讨论我们的事情。据说，这已是第三次提出来了（前两次都遭到了异议，并未付诸表决即作罢）。

    我们的朋友车敏洙大哥发了言。他呼吁大家将心比心，如果自己被判定此生再不能参加职业赛，而只能以教棋谋生的话，会有些什么感受。针对有人提出的会遭中国棋院的反对的意见，车大哥说：“首先我们要有是非观，如果觉得对的话就应该去做，而不能因为有人反对就放弃。再说这件事中国棋院也已经同意了……”

    车敏洙大哥是中国棋界的老朋友了。在中国围棋最萧条的1994年，他个人出资办了友情杯，目的只有一个：让中国棋手多一点比赛的机会。为了我们在韩国下棋的事，他特意找中国棋院院长陈祖德老师谈过。陈老师对此表示理解和支持。后来，中国棋院经过研究，作出了不再限制在海外的中国棋手参加别国棋院的比赛的决定。为此，中国棋院还向韩国棋院及日本棋院去过公函，表明了态度。在这点上，我们非常感谢陈老师，感谢中国棋院。

    在韩国棋界，车敏洙大哥与中国棋院的关系亦是众人皆知的，所以他的话很有说服力。再说，几年来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努力说服大家支持我们。而现在，关键的一刻终于来临了。

    付诸表决。结果是四十五人赞成，十六人反对。韩国棋手们用他们举起的手接纳了我们，给了我们一条新生的道路。

    这是决定我们围棋命运的一刻。从此，我们可以重回我们的职业棋士生活，可以不再流浪。我们从心底里感谢我们的朋友车敏洙大哥，如果没有他的帮助，那么在韩国下棋的事根本不可能，他的大恩我们无以为报。我们也感谢韩国棋士们，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那么，重归的梦依旧遥遥无期。

    千言万语说不尽我的感激。我们只有努力学习，用最快的速度来填补十年的空白，以回报帮助与支持我们的人们。

    棋士会后，车大哥立即给远在美国旧金山的我们挂了电话。电话是铸久接的，只听见他在笑，一直在笑一直在笑，又不停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喜讯从天而降！我们都高兴得可说是不知如何是好。总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竟然就要结束这漫长的等待？竟然，重归就在眼前？！

    车敏洙大哥告诉我们，棋士会虽已通过，但还需要提交理事会讨论，只有理事会也通过了，才能付诸实行，不过“已经百分之九十九没有问题了”。

    话虽这么说，但我们很担心理事会上会有意外，心里忐忑不安地等着理事会的召开。

    等着等着，忽然有一晚，我已经睡了，铸久接了一个电话后，进卧室告诉我，韩国棋院理事会定于12月10日召开。我牢牢地记住了这一日子。

    又好些天过去了，快11月底了。有一天晚饭后散步时，铸久叹了口气：“唉，也不知理事会什么时候才开，这等待的日子真难熬！”

    “咦？”我大吃一惊，“不是已经定了吗？”

    “什么时候？”他更吃惊。

    “12月10日呀！”

    “谁告诉你的？”

    “你呀！”我提醒铸久。

    “我？什么时候？”铸久完全是一副惊诧不已的神情。

    原来，我竟是做了一个梦，没有电话来过，当然更不存在12月10日这个日子！

    只有再等。

    等待的日子是那样漫长，等待的感觉是那样难熬。

    刚开始的那份高兴劲慢慢地转变成了怀疑，怕这只是一场空欢喜，怕我们的苦难还远未到尽头。在等待中，这件事越来越显得遥远而不真实。

    那真是一个漫长的冬天。

    我们真的害怕呀！怕这整个事情到后来仍是一场梦。我和铸久互相安慰，但心里明白，如果这次仍然不成，那么我们就可能真的永无出头之日了。

    每年2月，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都要举行一次业余围棋赛，冠名为“吴清源杯”。连续好几次想去，均因与宝海杯赛程冲突未能成行。这一次我们两人想，反正等着也是难熬，干脆去换换心情吧。于是在1999年2月生平第一次去了欧洲。结束后铸久先回美国，我便跟着一批朋友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到了非洲的摩洛哥。

    回程从马德里走。在朋友的公寓里，见到了铸久发来的传真：“韩国棋院理事会已通过，老大在找我们。”老大，是我们俩对车敏洙大哥的称呼。

    真可谓“漫卷诗书喜若狂”，那天晚上，我兴奋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害得和我同屋的孔祥明大吃苦头。

    我飞快地赶回美国。铸久告诉我，已经和韩国棋院联系了，棋院说正替我们办工作签证，还需等两周左右。紧接着，铸久开始通知学生，取消去外州的教棋计划，我则忙着打行李，偌大个家，装入行囊的，也就几件衣服而已，别的都先留下。那一阵子，我们的客厅一直堆着装好的箱子，学生来，朋友来，谁看了都知道我们已“整装待发”。不曾想这一“待”，又“待”了四十多天。不过这次不害怕了，知道真的会去了，虽说还没有真实感。

    一直没有真实感，一直到4月9日到了韩国的汉城，一直到20日搬进了自己的家，才真的开始觉得自己会在这儿安定下来，重返职业生涯了。

    9日下午，在韩国棋院三楼的事务室，事业部的河勋熙。郑东焕两位职员给我们介绍了情况（后来都成了好朋友）

    记得先拿到一张所有韩国棋士的名单，共一百三十八名。我和铸久是第十九、第二十个九段，我们的名字后写着“客员棋士”。我们的前面是李昌镐、刘昌赫。

    然后，是一张韩国棋院全年的国内赛事表，比赛名称。规模、赛制、对局费、冠军奖等列得很细，小郑逐一勾出了我们能够参加的项目（如新锐、新人王等项赛事不能参加）。记得共有九项，我因有女子赛，另外加上两项。此外还有LG杯、三星杯等世界赛的国内预选。哇，这么多啊！我的心“咚咚”地直跳，更觉得是在做梦了。

    “好了”，他们合上手中的文件夹说，“就这样吧，两位加油啊！”

    “咦？”怎么就完了？我们互相看看，都觉得奇怪。“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遵守的？”我小心翼翼地用日语问道。心想，初来乍到，还是问清楚点好。

    “什么？”这下轮到他们奇怪了。

    “比如作为棋手，有些什么义务，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铸久再问。

    河先生的中文小郑的日文都说得非常棒，但他们竟然仍是不明白我们问的是什么。经再三解释我们想问的意思，才终于回答了一句：“对局日请不要迟到。”

    其实我们是抱着很强的组织观念，习惯性地想知道：棋院和棋院领导对我们有什么要求。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在韩国的“客员棋士”生活。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23:10

在韩国下棋



    李昌镐跟我摆了一个多小时的棋，对我来说受益匪浅。

    历尽千辛万苦，我们终于又回到了棋士行列，终于又可以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付给围棋了，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安宁和幸福。虽然比赛有赢有输，有欢乐也有痛苦，但即使是输了，还是有棋可下，一想到这点我就很安心。对于一个棋手来说，赢棋是很大的幸福，有棋下则是更大的幸福。那没有棋下，没有比赛，为寻找回归的机会而到处流浪的九年终于成为过去。我们真诚地感谢命运，感谢朋友，特别感谢车敏洙大哥给予我们的无私帮助。可以说，没有朋友们的帮助，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从我们租的房子走到棋院只要五分钟。每天去棋院上班，早上十点左右出门，晚饭前后回家。如果有大比赛，我们会看到晚上九点左右才回家。只要没有比赛，每一天的生活大致如此。虽然单调，但我们都很满足，也很快乐。每天坐在棋室面对棋盘，也许别人会觉得枯燥，但是我却觉得幸福无比，因为我终于又过上了有棋就够了的生活，而且棋盘上的棋每一天都在变化，那么我的生活每一天也在变化，真是丰富多采。

    到韩国一年多了，一直没有好好学习韩文，主要是因为刚刚回到棋上，全身心地投入，顾不上其他的事。不过毕竟是生活在韩国，周围都是韩国人，不用学也会一点，所以一年多以后的今天，我们已可以用韩语跟棋手谈棋，另外生活用语也会一点了。

    我们的生活圈子很小，除了棋还是棋，看上去很封闭，但我们觉得挺充实的。特别是我们跟韩国的年轻棋手相处得不错，他们单纯、友善，摆棋的热情也很高。有些年轻棋手，像金承俊、李相勋，他们天天来棋院看棋摆棋，安祥永、梁健、金荣三等棋手也经常来。

    韩国棋院的棋士室分两处，一处是年轻棋手的研究室，光线好，基本上禁烟，人多的时候，窗台上都挤满了人。还有一处当然是年纪较大棋手的研究室，按年龄算，我们应该在这个棋室活动。可是我们，还有跟我们同龄的梁宰豪更喜欢跟年轻棋手摆棋，一来这儿的光线好，另外我们可以从年轻棋手那儿学到很多东西，而且他们身上洋溢出的活力使我们觉得自己也变年轻了。

    李昌镐、刘昌赫也时常到棋室来，他们一来大家都很兴奋。有时我们在棋院的事务室办点事，看见李昌镐我就高兴地对铸久说：“快去，大高手来了！”

    2000年年初的一天，我刚跟黎春华下完棋，一个人在棋室摆棋。不知为什么，那天棋室里就我一个人。这时李昌镐来了，他跟我说：“听说你昨天的棋挺危险的。”我说：“是啊，能不能请你帮我看看。”李昌镐跟我摆了一个多小时的棋，最后结论是，当时觉得危险的时候其实并不危险，而当时觉得不危险的时候其实挺危险的。那一个多小时对我来说受益匪浅。而且李昌镐这样的高手一点都不倔傲，我请他帮我复盘，他一点也不推脱，让人佩服。一直到现在，看见李昌镐、刘昌赫他们来，我还是那样兴奋，期待着能和他们摆摆棋。

    我们发现，韩国棋手都很敬业，每次比赛结束，棋手都要复盘，摆到很晚。正是凭着这种刻苦和团结精神，使得韩国棋手的棋艺突飞猛进。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23:15

生活在韩国



    中国大使馆是我们海外游子的心灵依靠。

    到韩国一年多了，我的感觉还和刚回到棋上来时一样，还是那样激动和快乐。我们选择在棋院附近租房住，是为了方便去棋院。如果上午我们去棋院比赛，那还可以节省很多体力和时间，因为汉城的地铁早上很挤，我们担心自己在时间和精力上划不来。

    我们住在十七层高的新楼里，棋院所在的地区在汉城算比较差一点的，开发得不是很好，但我们所在的地方却算是那个区比较好的。我们住在十六楼，站在窗台边上，可以远远地望见汉江。我们住的房屋不像其他房子一样，一间一间的，而是整个一大间，除卫生间外，厨房和卧室是连在一起的，整个家约三十平米。和我们在美国的家相比，汉城的家实在是太小了。用惯了美国的大厨房，在汉城我常常要端着碗找地方放。我们从这个家搬到另一个家，从这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每搬一次家，都要处理掉旧家的家具，同时为新家添置家具。到韩国也是，虽说要花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但我们已经习惯了。在韩国，我们只买了少数必需的家具，即使这样家里也塞得满满的。好在我们不太在家里工作，因为整个白天我们几乎都呆在棋院，棋院也是我们的家。

    刚到韩国时语言不通，给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买回来糖或盐，我都要剪开袋子，尝一尝。我们到韩国来是为了下棋，生活上能对付就行。好在铸久对我很照顾，晚上回到家，我总是嚷着累啊累啊，不想做饭，铸久就体谅地带我出去吃。在外面吃饭当然贵，可也没办法，有时实在是太累了。所以刚到韩国的那段时间，我还经常在家烧晚饭，现在除了早餐，我们都是在外面解决吃饭问题。

    问题是我们吃惯了中餐，就是在日本我们也能吃到中餐，甚至连甲鱼也能买到。旧金山就更不用说了，到处都可以看见中餐馆。而在韩国，除了酱油，中国的调味品很难买到。有一次，为了请帮助我们搬家的几个朋友吃饭，我到处买花椒等调料，就是买不到，我只好请中国棋院的朋友带来，这才做出了一桌比较像样的中国菜招待朋友。

    到韩国半年以后，也就是8月份，我父母跟随旅行团到韩国旅游，在汉城呆了一个晚上，妈妈给我带了许多食物，都是些真空包装的鸡鸭鱼肉，让我过足了馋瘾。我妈妈说：“哎呀，乃伟到了韩国，想吃的东西都吃不到了，真可怜！还不如呆在其他地方好，至少能吃到中餐。”不过，我跟妈妈想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韩国最好了，因为有棋下。而且我们也喜欢吃韩国菜，遗憾的是韩国菜的品种太少了，不像我们中国的餐馆，菜单一大串，看得眼花缭乱，韩国的菜单上就那么几样，翻来覆去。虽然我们在饮食上比较马虎，但是到韩国后我居然还胖了三公斤，这大概是心情好的缘故吧。来韩国之前，离开国家队已将近十年，我的体重就没有增长过。可见对我来说，吃的方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情。

    在美国，总能碰到很多中国人，特别是旧金山。而在韩国的中国人却很少，遇见时大家都很惊讶和高兴。有一次，我们和在韩国做生意的中国人去了中国大使馆，在那儿我们认识了商务处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做其他行业的中国人。这以后我们处得很熟，经常在周末一起聊天、爬山、打网球。打完了球，我们经常会一起到新华社去吃饭，因为记者李保东做得一手好菜。

    在迎接新千年的联欢会上，我们见到了使馆新来的武大伟大使，知道他也很喜欢下围棋，我们立刻觉得亲近了不少。联欢会上大家包饺子、演节目，高兴极了。有个使馆工作人员见到我和铸久这两张生面孔就说：“哟，你们也是北边来的吧？”原来，使馆的很多工作人员都在朝鲜学习过，在韩国初次见面，大家都常问这句话。使馆的办公室主任陆刚在致祝酒辞时特别提到：“我们祝中国棋手芮乃伟在第三盘的决赛中能够打败韩国国手曹薰铉，荣获冠军。”使馆的工作人员孟兵、艾红歌还帮我们联系了韩国的大学，为我们学习韩语提供方便。李保东熬的甲鱼汤非常好喝，大家都说我喝了甲鱼汤就出成绩，因为我第一次喝了保东的甲鱼汤后，就赢了李昌镐。第二次喝保东的甲鱼汤，又赢了曹薰铉这以后，一有大比赛，我就会给保东打电话，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请再给我喝一次甲鱼汤吧。”

    铸久还和武大使还下了一盘棋，铸久让他九个子，旁边不断有人给大使出招。下着下着我暗暗乐了，因为如果铸久真刀真枪地跟武大使干，让他九个子会有些吃紧，可是看见旁边有那么多人帮他出主意，我知道武大使这棋不行了，因为武大使的围棋水平在使馆里算是一流的，其他人还不如他呢，一出主意就乱了。没有架子的武大使有时还会去听别人的，使馆的人海战术本来是想帮大使的，谁知反而帮了倒忙。果然，在大家的“掺糊”下，大使很快就输了。

    我们对武大使说，在这儿我们找到了“组织”。的确，中国大使馆是我们海外游子的心灵依靠。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23:19

获得国手战挑战权



    能在回归棋坛后的八个月内取得如此成绩，我自己都感到吃惊。

    到韩国后觉得日子过得特别快，因为比赛一个接一个地下，平时摆棋好像只摆了一会儿就到晚上了。从早到晚都在棋院，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好多棋来不及看，很多型来不及研究。来韩国后确实下了不少棋，但成绩不是很好，虽然我赢过曹薰铉老师和李昌镐，但很多关键的棋，比如LG杯、三星杯、王位战、名人战都没有打入本赛。可能是我的运气比较好，赢的棋都在一个比赛里，比如国手战，一鼓作气地打上去，成绩不错。

    国手战的预选赛中有一盘棋我对柳才馨。柳才馨也是韩国有希望的年轻棋手，最近刚刚在天元赛八强战中战胜李昌镐。那盘棋我的形势一直不错，可是突然下了一步恶手，形成了一个特别大的对杀。我九口气，对方八口气，对方看上去怎么都不行了，当时柳才馨有一个妙手，可是他没想出来，在足足想了二十分钟之后，柳才馨突然认输了。复盘时我告诉了柳才馨，他愣住了。那天我看见他跟七八个人讲过：“哎呀，我认输了！哎呀，我怎么就认输了？！”

    之后我又赢了刘昌赫和崔明勋，进入本赛。赢了刘昌赫，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一直认为他的棋特别有力量，有点怕。我以前和他下过快棋，感觉不是他的对手。

    进入本赛后我的第一盘的对手是崔珪(王丙)，他是跟我年龄相仿的中坚棋士，那盘棋我的形势也不是很好，一直到中盘都很难说，我的官子下得不好，在他几乎要赢定的时候，他连续几步没有下好，后来我胜了半目，非常侥幸。

    第二盘的对手是非常年轻的赵汉乘，他也是非常有希望的棋手。最近天才少年李世石势不可挡地三十二连胜，阻止他连胜势头的就是赵汉乘。那盘棋也是一通混战，进入收官时我的优势比较明显，但几步缓手后，我的优势丧失，几乎要输了，后来经过特别顽强的打劫，最后才赢了两目半，赢得非常辛苦。

    第三盘争夺胜者组的决赛权，对手是金承俊，在此之前他把李昌镐打到败者组去了。金承俊会说一些汉语，人缘很好。韩国棋界流行下赌棋，赌注是一万或两万韩币，据说这样可以让棋手专心地下棋。金承俊经常邀请我们和他下快棋，赌注从一万涨到两万，我和铸久加起来和他下了近四五十盘棋，一盘也没赢过。可能是他平时赢我太多了，正式比赛时就有些轻敌。而我则很投入，因为我太想赢他了。那盘棋我赢得不像前面几盘那么艰苦，后来他进了我的大空，我去硬吃他，金承俊可能没有想到我会一开始就动杀机，所以等他意识到时，他的棋已经不容易活了。后来虽然他大龙活了出来，可还是被我把一个大角吃了。

    在韩国下棋，我的心态和从前有些不一样，以前输了棋感觉就是世界的末日，简直活不下去了，而赢了棋就高兴得有些得意忘形。在经历过那段漫长的想下棋却下不着棋的痛苦日子后，面对胜负，我不再大喜大悲，心情平和了很多。对今天的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能下到棋，然后才是赢棋。现在赢棋当然也高兴，输棋也还是难过，但我不会在这上面花太多的时间，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总结经验教训上面。

    还有一点与过去有所不同，以前我输了棋，痛苦得恨不得马上忘掉，最好是没有发生。而现在，输了棋我不回避，一定要找出原因。这一点，我是跟李昌镐学的。在韩国，大家都知道如果李昌镐在重大的比赛中输了棋，那他一定会认真地复盘，大家也都不会走，等着看他复盘。一般来说，比赛结束后，大家都习惯于看输棋的那方愿不愿复盘，赢棋的一方一般是不会起劲地要复盘的。出了对局室，如果有年轻棋手问李昌镐，这里你为什么会这样下？那他也一定会不厌其烦地跟大家再研究。我从李昌镐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输棋后与其让自己沉浸在痛苦中不能自拔，还不如立刻研究败局，找出原因。这样做，睡觉也会踏实些，不像以前输了棋会整晚睡不着。

    2000年1月4日，在国手战中我战胜了李昌镐，获得了国手战的挑战权。我在1月5日的日记里写到：

    昨天，我战胜了李昌镐，获得了国手战的挑战权，挑战我师叔。虽说一心去拼，但真的赢下来了，自己也感到难以置信，有一种狂喜的感觉。执黑布局不太好，中盘出其不意地反击奏效，形势好转并一举成为胜势。不过因为我的错误，对方有两次机会可以赢得对杀。最后能够赢下来是运气好，另外也算是熬住了。十年飘泊，能在回归棋坛后的八个月内取得如此成绩，我自己都感到吃惊。这八个月，与其说是恢复，莫如说是进步了。通过来韩后的比赛和训练，我进步了，究其原因：一是有真正胜负；二是有良好的学习环境；三是自己还算努力；四是凭了初回归时，那种对棋的渴望所爆发出的气势。希望自己继续努力，能够保持那份对棋的渴求，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的成绩。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8 23:26

富士通杯、应氏杯、LG杯



    我以前在日本看了六年富士通杯赛，如今能参加，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

    2000年4月初，我跟曹薰铉老师、李昌镐等棋手一起飞赴日本，铸久也陪我去了。我在日本住了六年，离开以后也先后去了十多次，但这一次去日本意义完全不同于过去，我是去参加富士通杯赛的。我在日本的时候，要读书，要工作，还要看棋，但只要有富士通杯赛，去看富士通总是第一位的。有时，我跟人商谈日程时会说：“对不起那几天有富士通杯赛。”看着我兴奋的样子，人们总是说：“哦，你要去参加比赛啊！”我哪里有资格比赛，只能看。就这样，我在日本看了六年的富士通。这一次去日本，我终于如愿以偿，能下棋比赛了。

    我们在美国的三年，曾经代表美国去韩国参加世界比赛，但富士通的大门一直是对我们关闭的。美国职业围棋协会的负责人、旧金山的棋友，甚至是富士通北美预选赛的承办人都多次向日本方面提出，让江铸久和芮乃伟代表美国参加富士通杯赛，因为他们是美国职业围棋协会的会员。可是我们一直得到这样的答复：江、芮拿的是中国护照，不能代表美国参加比赛。在韩国，这就不成为问题了。实际上在日本棋院的外籍棋手，一直是代表日本参加比赛的。为此，美国职业围棋协会提出了质疑，可是日本棋院总是含糊地应付了事。

    我在韩国获得了国手战的头衔后，自然地就按照韩国的规定，代表韩国棋院参加世界比赛了，但我还是我，我所持的还是中国护照。因此，能去参加富士通杯赛，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

    在富士通的开幕式上，我见到了吴清源老师。吴老师家的电话都是吴师母接的，所以有什么事一般都是跟吴师母讲。我获得国手战的头衔后，向吴老师报过喜，但没有直接和他通过话。所以这次吴老师看到我非常高兴，一把拉住我，连说：“太好了，太好了！”作为学生，我想，能够让老师高兴就是对老师最好的报答。

    第一次随韩国代表团出访比赛，有很多事看着新鲜，比如吃饭。韩国棋手都是一起吃饭的，先说好个“点”，到时集中一起去吃饭。每个人交两万日元，多退少补，所以我们领到的生活费已经被扣掉了两万。有意思的是，我们同韩国代表团一共在一起吃过两顿晚饭，顿顿是烤肉。要知道，韩国的烤肉很有名，在韩国我们常吃烤肉。到了日本还吃韩国伙食，可能是为了踏实和安心一些。从这些细小的事中，也可以体现出韩国人的团队精神。

    4月的日本鲜花盛开，到处都是花粉。不知为什么，这次我对花粉过敏，症状跟感冒一样，头晕眼花。车敏洙大哥也来了，他是代表美国来参加比赛的。在开幕仪式上，每个棋手都要上台发表感想，车大哥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这次比赛，麦克·雷蒙代表日本，我代表美国，而芮乃伟代表韩国，我觉得这样真好，我们整个世界棋坛成了一个大家庭。”我觉得车大哥说得真好。

    第一轮，我执黑赢了彦坂直人九段。我和他曾经在1987年的中日围棋对抗赛上下过棋，自从他拿到头衔后，开始跨人一流棋手的行列。一开始，彦坂就下了几个比较新颖的招法，我在布局上花了不少时间。彦坂下的那几个新颖的变化，好像不成功，但是紧接着，我就下了个缓手。我去二路打吃，拔掉了一个子，那个子价值很小，随后局势就变得难说了。我掏他的空比较成功，但一直到收官我都不觉得乐观，好在终于熬过来了。

    第二轮的对手是小林觉九段。小林觉九段的棋风是属于平衡性的，为人也很平和，获得过日本的棋圣。那时，日本的年轻棋手都称他为“党先生”，我也顺着大家这样叫。虽然我和党先生年龄相仿，但感觉k他是我的师辈。这盘棋我又猜到了黑棋，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弦绷得太紧，有一度不太好，到了中午，黑棋又要围空又要处理孤棋，有些难。但是到下午的时候，不知怎么搞的，黑棋的孤棋和空一下都好了。可能是我下得比较撑，该补的地方也不补，而党先生也没有想出特别好的制裁的方法。到收官时，黑棋获得了优势，后来自己又下得不简明，不应该打劫的地方造出劫来，打了劫以后，劫材等各方面的算路又不精确，最后，这盘棋我是输了。而且最后打劫的时候，我形势判断错误，点目也有问题，等到最后收完时，我居然认为盘面六目是我赢的。最后数出来是盘面四目，我呆住了。这盘棋我有很多机会，但是输了也很正常，因为和一流棋手相比，我的棋确实还有很多欠缺。

    富士通是我到韩国后参加的第一个世界比赛，在那之后，我又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应氏杯。应氏杯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我特别希望能打好应氏杯，可是自从第二届应氏杯后，第三、第四届我都是一盘就输掉了。第三届我输给了李昌镐。第四届我第一轮对上的是邵炜刚，猜先我猜对了，选择了黑棋，我一直认为黑棋贴七目半可能是一种比较均衡的规则。布局的时候，我还下出了一点比较新的东西，可是紧接着他来靠压我空的时候，我下得比较轻率，以为可以大举进攻，把他压在底下，没想到他巧妙的一活以后，我立刻就觉得形势不乐观了。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比较大的毛病，不太能忍耐。通过这几盘棋，我觉得自己在这些方面应该多下功夫。虽然棋局一直很紧，黑棋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后来就不行了，因为应氏规则比较特殊的是，到了每方用了三个半小时后，再延长每三十五分钟会扣两国，就是罚两点。在双方都快用完三个半小时的时候，我有点发毛，老怕时间过了，这是自己心理状态不够冷静的缘故。邵炜刚就很冷静，他根本就不看钟，只盯着棋盘。在那时候，我又下出了一个败着，等到最后罚点的时候，棋已经是必败无疑了。

    接连两项世界大赛就这样败下阵来，我非常丧气，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一年也没几项世界比赛，我已经输掉了两项。

    6月份，LG杯世界棋王赛在韩国举行。围棋比赛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容易对上的对手老是对上，而有些对手就不容易对上，甚至几年也对不上。在LG杯世界棋王赛上，我第一轮又抽上了小林觉。那盘棋我执白，真是绷足了自己所有的劲，刚开始还难说，紧接着我下了一个疑问手，中午封盘的时候我最糟。下午一开始，小林觉东下一个西下一个，但都没有下到点上，突然就被我扳回来了。到白棋形势有利的时候，就没有太大的风险了，后来我就安全地赢下来了。

    第二轮我又对上了邵炜刚。那盘棋我执黑，一开始就搅在了一起，我又犯了上一次的毛病，他来点我一个拆二的时候，我觉得非要跳出去作战，其实挡住应该说也是一个可以的形势，可我就是忍不住，这是我一个很大的毛病。这盘棋下到后半盘，看样子我必败。后来有个地方，我想办法在那儿做劫，在他空里出棋，他也许稍微退让一点就好多了，可是他可能漏算了我一个缓一气劫的变化，所以打劫的时候形势比较乱一些，后来劫材他没有处理好，这盘棋就又被我扳回来了。赢了棋我非常高兴，倒不是我报了仇，而是我可以进入下一轮。我的下一个对手是李世石三段，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年轻棋手，今年在韩国已经有三十二连胜的好成绩，而且八强赛是在巴黎下，那是一个我去了还想去的地方。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09:21

江铸久：我的自述



学棋



    大人怕我们惹祸，就让我们在家里下棋。

    我们家算是围棋世家。我爷爷江润甲是个老中医，他一生比较得意的事有三件：中医、围棋和喝茶。20世纪50年代，爷爷的围棋水平在山西是比较高的。来我们家下棋的人很多，所以后来山西围棋的发展应该和他有些关系，因为下围棋的人中很多是他的学生，比如沈果孙七段。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不知不觉学会了下棋。我是1962年出生的，三年后爷爷过世了，如果他能长寿，我应该可以从他那学到很多东西。

    大概是1969年的时候，山西发大水，我家在三圣庵的老房子被冲坏了，于是全家就搬到市政府招待所去住，前后大约住了一年。院子很大，人也很多，其时正值“文革”，外面乱哄哄的，大人怕我们惹祸，就让我们在家里下棋。我爸，还有我们家四个孩子都会下棋。没有棋桌，我们就把饭桌的桌面掀开来，就剩四条桌腿，然后把棋盘直接接上去当桌面，就在上面下棋。当时，太原的很多好手都来大院下棋，我哥哥江鸣久算是下得最好的，还有一位是杨晋华。

    太原的冬天很冷，下棋时坐着不动，就更觉得冷了。可是那时煤少而且贵，家里没有余钱买煤让火整天烧得很旺。但孩子总是有办法的，我们每天上学前先去大院的锅炉房拣没有烧尽的煤渣。放学后，就用这些煤渣取暖，一直下棋下到晚上。因为下棋要数子，所以四五二十、五六三十……这些简单的乘除我还没上小学就会了。

    有一段时间，鸣久被送到北京跟高手高旭光学棋，高旭光是聂卫平同时代的棋手。有一次，爸爸妈妈带着我去北京看鸣久。印象中高旭光家也是个大院，很多人在那儿下棋，我当时剃了个光头，可能样子蛮可爱，谁见了都要摸一下我的光头。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见到谁都拉着要下一盘，那一天我一共下了二十八盘棋，当然是瞎下。我那天最大的收获是学到了拆二这一手，可想而知我当时的水平。

    1970年，父亲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下放到太原郊区的清徐县，我们全家也跟着去了。汾河把清徐县分为东西两部分，我们最初去的是东边的一个村庄，叫东木庄，比较穷。太原的围棋高手傅老师一家也下放在那儿，我们两家开始还下下棋，可是村干部对城里来的于部管教很严，说下棋是“四旧”、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一套”，我们只好收起了棋盘。之后，我们又搬到了汾河西边的一个叫东高白的村庄。

    在农村的两年，我和哥哥一共也就下了五盘棋。棋虽然没怎么下，但对一个孩子来说，农村生活还是有很多乐趣的。在大人看来很苦的事，在我们孩子眼里却很好玩。我们家的羊归我养，我还养过兔。像其他的农村孩子一样，我经常割草卖钱，有时，我用卖草得来的钱给奶奶买烟抽。在城里的时候，我总觉得没吃饱，因为家里孩子多，一个馍不可能都归一个人，所以妈妈总是把馍切成几片，分着吃。在农村，我反而能吃饱了，因为妈妈是医生，农民病好了以后为了表示感谢，常常会送些吃的给我们。另外农村生活也锻炼了我的胃，长大后我天南海北，漂泊四方，好坏都能吃。更加奇怪的是，在农村呆了两年，回城时我的棋居然长了，很多原来让我七个子的棋伴，这时只能让我三个了。

    1972年底，我们回城了。原以为我们在农村要呆上一辈子，没想到还能回太原，全家都高兴极了，激动的心情不亚于范进中举。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09:25

第一个冠军



    我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进入国家队，也能成为一个围棋英雄。

    好运接踵而来，回城后没多久，就听说全国要恢复围棋比赛了。山西省就组织了少年。青年和成年组进行集训，准备参加比赛，鸣久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少年组。眼看没我的份了，谁知这时又成立了儿童组，机会送上了门。

    集训期间，我们可以免费享受一顿晚餐，虽然白馒头只能吃一个，但窝头可以随便吃，这可把我乐坏了，每天都把肚子撑得饱饱地回家。集训结束，杨晋华代表成年，陈惠芳代表青年，鸣久代表少年，我代表儿童，我们组成了山西队去郑州参加全国比赛。

    比赛前，我们去找北京队练兵。我们坐了一个白天的火车，傍晚到了北京。我记得北京队有谭炎午、常征明、张书泰，跟我年龄相近的是一个叫杨靖的小孩。大家就撺掇说，你们两个小孩先下一盘。领队王品璋很严肃地说：“这事很重要啊，你可不能输！”我和杨靖都不敢大意，下得很认真，因而也下得特别慢，下着下着要睡觉了。领队就说，睡觉、睡觉，这棋打挂。当时我还不懂打挂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暂停。因为来的人多，没有那么多床，大家就用两把公园的长椅拼成一张“床”，我和哥哥就挤在这样一张“床”上睡。

    第二天，我们去国家集训队下棋，指导杨晋华的是陈祖德老师，指导我们兄弟俩的是聂卫平老师，他让我五个子，对哥哥是让先倒贴目。我们不是第一次看到聂卫平老师，“文革”大串联期间，聂卫平老师到太原来过，当时他的朋友张小弟等高于家庭都受到冲击，不便安排，他就住进了市政府招待所，我爸爸那时管市府招待所。聂卫平老师在招待所住了一段日子，经常和杨晋华、鸣久他们下棋。有一天，爸爸说，来一趟也不容易，大家一起照张相片留个纪念吧。于是，聂卫平、张小弟、杨晋华、鸣久他们去照相馆拍照，我也跟着去了。可是拍照片时，他们说我太小了，没资格拍。这张年代久远的照片现在还保留在我们家。

    在国家队，我见到了心目中的英雄，陈祖德、聂卫平、吴淞笙。陈祖德老师那时还挺胖，不大爱说话，给人一种高傲的感觉。他们下棋时神态专注，我默默地站在一边，觉得他们都是些了不起的人，在做着世界上最高尚的事。我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进入国家队，也能成为一个围棋英雄。

    参加儿童组比赛的有十几个孩子，上午一盘下午一盘，双循环。看见大人下棋时旁边有个钟，我羡慕极了，心想，一边下棋一边按钟，按来按去，那多好玩啊！

    比赛地点是郑州体育馆，在运动员进行曲的音乐中，我们大踏步神气地走进了体育馆。我的第一个对手是张鹏，一走到桌旁，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坐下要下棋。大人告诉我们，现在不能下，要等领导讲完话才能下棋。

    在家里学棋的时候，爸爸就对我们说，现在中国最厉害的是陈祖德，日本原来最厉害的是吴清源，后来吴清源好像是出了车祸，不下棋了。所以，现在日本最厉害的是“板凳”，他下棋就是杀，有断必断。其实爸爸说的是坂田，可我老记不住，说“板凳”我一下就记住了。

    和张鹏下棋时，我也学着“板凳”的样，有断必断，“杀气腾腾”。下到一半时，我居然断得张鹏好几块地方不能活。我正在想接下来他该怎么办，谁知道张鹏马上就认输了。

    旗开得胜，接着我就乘胜追击。第一轮循环下来，我获得全胜，这可是大家来之前没有想到的。这一下我信心大增，把那些小孩都不放在眼里了。骄兵必败，第二轮一开始我就输给了王剑坤和曹大元。我这一输，领队不高兴了，连中饭都不让我好好吃。好多大人也骂我，说本来看你有希望拿冠军的，这下完了。

    我接下来的对手是杨靖，比赛时我特别紧张，老怕输，所以棋也下得不好，没想到最后我居然赢了杨靖一个子。这下我们山西队又高兴了，因为接下来的小棋手似乎都不是太强，我拿冠军的希望很大。我也没辜负大伙的希望，真的拿了儿童组的冠军。拿冠军前，王领队对我说：“如果你拿不到冠军，立刻给我回太原。”我问：“那如果我拿到冠军呢？”领队说：“那你当然跟我们去南京训练。”

    当时，南京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深的印象，那就是南方人太舒服了，因为他们顿顿都能吃到大米。而我们在体委吃得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是百分之三十的细粮，所谓细粮就是白面，而剩下的就要吃粗粮和杂粮。

    领队王品璋是上海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山西，因为家庭的原因，他没被重用。王品璋会下国际象棋，曾经以运动员的身份参加过全国比赛。后来他又负责围棋训练，在训练班里挑中了一个女学生陈慧芳，着力培养，想把她送到北京去，当时陈慧芳也确实挺努力的。因为他竭力培养陈慧芳，其他棋手就觉得受到了压制，对他有些看法。

    王品璋老师对我们也特别“狠”，他的绝招是，一到过年就把我们统统撵到南方去下棋。他的理论是，在家过年你们稀里糊涂就把棋荒废了，而去南方，举目无亲，你只有一门心思打谱。我从1974年开始，连续八年没有在家过年。经他这么一逼，大家都格外用功，当然棋也长了不少。

    王品璋老师后来因为搞围棋有功，由市体委的一般职员升为省体委的竞赛处长。再后来，他又任北京棋院的副院长，和其他教练一起培养出了谢军。

    回到太原，因为没有经费，围棋队就解散了。当时队里有一个叫金国苓的北京知青，经常看一本日本死活题书，好像是铃木次郎写的，我就缠着要看。那本书很难，但对我的帮助也很大。

    为了迎接1974年的全国围棋比赛，围棋队又开始训练了。那时太原又出了一对围棋兄弟，那就是方天丰和方天刚。方天丰后来拿了全国冠军，他年龄和我相仿，但学棋比我晚，所以当时水平和我差许多。王品津老师有一个理论：越是小的孩子就越要送出去学棋，因为在本地有很多玩伴，容易分心。所以王品璋老师想把我们送到当时围棋环境比较好的河南去训练。可是如果让大人送我们去，就要多一个人的费用，王品津老师就要我带方天丰去。我因为去河南比赛过，自以为是闯过江湖的人，就拍着胸膛答应了。

    到了郑州火车站，我们提着几瓶送人的老陈醋傻眼了，居然没人来接我们！一咬牙，我带着方天丰乘上公共汽车，自己摸到了体育馆。那些大人看见我们大吃一惊：“你们怎么自己来了，黄进先老师不是去接你们了吗？”

    受王品璋老师的委托，河南队的老师把我们管得严严的，除了下棋还是下棋。

    在那里，我发现我的眼睛有点问题了。我的视力原来很好，可是有几次下棋累了的时候，我发现棋子虽然还看得清，但变小变远了，可我又不知该怎么跟大人说，因为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接着我又出现了梦游，这些自己解释不清的事，使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害怕。

    在河南训练了一段时间后，我就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全国围棋赛。当时少年组和儿童组是打团体赛，每队出三人，其中必须有一个女的。我的年龄还是属于儿童组，可是他们把我直接编到少年组，让我和哥哥并肩作战。结果我们俩下得特别好，我哥没输一盘，我只输了两盘。特别高兴的是，我赢了一些年纪比我大的棋手，比如上海的夏胜浩。结果，我们又拿了金牌。

    因为成绩好，我们就底气很足地向领队提出，想留下来观看成人组的比赛。领队同意了，这样我们就和其他一些留下来的少年棋手一起上午训练、比赛，下午观看成人比赛。周六没有比赛时，我们就在成都游玩。我对杜甫草堂和武侯祠的兴趣很大，因为我们家有一套《三国演义》，我很喜欢看，里面的典故知道得不少。现在来到那些故事发生的地方，我特别激动，孔明和张飞仿佛就在我眼前说着那些我背得滚瓜烂熟的话。

    其他省市的小棋手大多是城市里来的，在成都郊外游玩时，很多农作物他们都不认识。我因为有过两年的农村生活，就俨然一个小庄稼汉似地向他们介绍农田里的这个。那个，以至他们都以为我是从农村来的。

    在山坡k看见羊，我就想起了小时候放过的羊。我发现，南方的羊和北方的羊不一样，南方的羊胡须长，而北方的羊胡须短。我放的羊每年可以剪三四次羊毛，剪下的羊毛可以卖钱。我养的羊除了爱吃草外，还喜欢吃高粱和玉米。羊角顶人很厉害的，可是它从不真顶主人。有几次，我的羊朝我冲过来，气势汹汹的样子，好像要顶我，着实把我吓一跳。可是羊跑到我面前时，突然更然而止，那副神态好像在说，我是跟你闹着玩的。真逗！

    出来比赛紧张而又开心，可分别就难过了。尤其是我们山西队，经费少，一回去后就解散，大家工作的工作，上学的上学，第二年有比赛时才能再聚在一起。队里的经费少，我们买不起卧铺，都是坐的硬席。可是因为人多、热闹，大家也不觉得累。有时，我们在车厢里下棋，随着车厢的晃动，轻轻的塑料棋子不时被震落下来，让人有些恼火。我们那时听说，日本有一种磁石棋子，吸着不会掉下，大家都盼望着有朝一日能用上那种有磁性的棋子。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09:29

走出太原



    坂田的《围棋攻逼法》，我看得特别来劲。

    上中学时，国内开始陆续出版日本棋书了，有吴清源老师的《黑布局》、《白布局》等。坂田的《围棋攻逼法》，我看得特别来劲。

    山西省是体育弱省，除了自行车，没有什么运动项目可以拿牌。随着围棋队连着在全国拿牌，省体委兴奋了，没想到太原倒真的把围棋搞上去了。于是，为了准备参加1975年的全运会，省体委就特别多拨些钱给太原市围棋队，希望取得好成绩。王品漳领队特别高兴，就扩大训练对象，把我们分成两摊训练。这样，我哥在新华岭，我被分在西海子的游泳场，我不是特别高兴，因为西海子的游泳场没有食堂，我们也就没有饭吃了，队里每天只有一毛多的补助。王领队很精明，特别会用钱，他说我们下一个集训的地方是太原市游泳场，那里的游泳队有伙食。我们只交十五个人的伙食费，但扩大到二十五个人吃饭，只不过大家匀着吃，吃得差一点罢了。

    游泳场每天都有人来游泳，闹哄哄的，只有晚上清场后才安静下来。为了让大家集中精力下棋，王领队让大家不停地下循环赛，每个人跟每个人下四盘棋，如果四盘全胜就升一个子，如果三胜一败就升半个子。结果大家都把升级看得很重要，特别玩命。从那开始，我的棋力慢慢接近成人，终于可以像大人那样按着钟下棋了。

    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游泳场下棋，我不但棋长了，还学会了游泳，并且一举考出了深水游泳的合格证。学会游泳对我意义挺大，小时候我们家曾经被水淹过，我对水又敬又畏，看见会游泳的人就觉得他们特别了不起。学会游泳还使我体会到，有些事情看上去很难，但只要努力，你也能做，也能成功。

    全运会的预赛是在上海举行的，当时从太原到上海没有直达车，我们只能一段段地走。王领队很会利用一切机会，他让我们借转火车的机会和当地的棋手交流。于是，我们先到济南，再到徐州、南京上海，每到一个地方，就派两个人先去当地的体委联系下棋，然后争取白住。我之所以牢牢地记住了这几个城市的名字，是因为我从那开始，我以少年的身份和当地的成人棋手下棋，而且成绩不错，大大地增强了我的信心。其实那时，大家的水平都不怎么样，我能多赢几盘实在算不得什么。

    在上海比赛时，我们住在建国饭店。我的床靠走廊，这是领队的刻意安排。比赛在体育馆进行，早上大家乘车去下棋，中午乘车回来吃饭，大家就借中午吃饭休息的时候，研究对策。这在象棋比赛中是允许的，而在围棋比赛中是不允许的。王领队说，我们队的水平差，必须依靠集体的智慧才能取胜，所以就安排我在门口望风，发现可疑的人立刻报告。所谓可疑的人就是外队的人，以及那个特殊年代里的特殊人物——工农兵评论员。门是不能锁上的，否则就有作弊的嫌疑。为了保险起见，还有一个人站在门后面，用屁股顶着，这样门就不会被轻易推开了。

    我们自以为聪明，可是黑龙江队的程晓流私下得意地说：“你们在于什么我们都知道，只要一看见铸久的脑袋露出来，我就知道你们在拆棋。”我对程晓流的聪明很是佩服，不知他是怎么猜出来的。谁知程晓流接下去的话是，“嘘——我们也在拆棋。”于是，我们都笑了起来。

    在和四川队比赛时，杨晋华半目赢了黄德勋，江鸣久半目赢了陈安齐，黄德勋和陈安齐当时在国家队都很出名。赢下了四川队，就意味着能进入决赛，也意味着那么多的经费没有白花，我们都高兴极了。

    我参加的是个人赛，参加个人赛的小孩很少，我第一个遇上的是甘肃的一个教授钱伯初。当时有评论文章说，年龄最大的教授棋手和年龄最小的少年比赛就是指的我们。比赛是双败淘汰，第一盘我输了。第二盘我赢的是新疆的一个选手。第三盘我又碰上了钱伯初，那盘棋我们一共下了七个小时，连读秒的时间都用上了，最后我赢了，这等于我在成人棋手的行列中又迈进了好几名。我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可是钱伯初教授却为此念叨了一整天：“这棋不能再下了，连小孩都能赢我。”

    下一轮，我对的是河南名将陈锡明老师，听说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如果有可能往日本送留学生的话，那就是陈祖德老师和陈锡明老师。棋还没下，我在心理上先输给了陈锡明老师，结果还没学到什么东西，就输给了他。

    从1975年的冬天开始，我和陈慧芳、邱霖就经常去杭州训练，杭州的条件比较好，杭州的好棋手也多，比如姜国震等。那时候马晓春也已开始冒出来了。我喜欢到南方训练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南方吃得好。不过，我对南方有一点不满，那就是南方的冬天实在太冷，那是一种阴冷，冷遍你的全身，冷到你的心里，冷得你无处躲藏。北方的冬天虽然也很冷，温度要比南方低得多，可那是干冷，而且可在房间里烧煤取暖，热呼呼的。

    在杭州，我们总会遇到福建队，那时福建队出名的有赵之云、黄良玉等。后来我才知道，陈慧芳那时正在和黄良玉谈恋爱。因为他们两个老是想凑在一起，两个队自然也就老是凑在一起。最后，最大的收益者还是我们山西队，因为黄良玉后来调到了山西队，他们至今还在山西从事围棋工作。

    我的另一个大收获就是我和赵之云老师成了好朋友（后来我们称他为赵公），按年纪来说，我和赵之云老师似乎不会成为好朋友的。那时老是开会传达中央文件，一开会大家就要聚在一块，房间里塞不下那么多人，我们外队的只好到外面去呆一会。外面很冷，大家就走来走去。赵之云老师特别能走，很多人都走不过他。我爱逞强，就跟着他走，走着走着，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赵之云老师是个学者型的棋手，知识渊博，尤其是对围棋的历史特别有研究，很多围棋掌故我都是从他那儿听来的。他说得眉飞色舞，我听得如痴如醉。赵公是上海人，“文革”时下放到福建，无论在哪儿，他一直没有放弃对围棋的研究，1975年他重新出来下棋，一举拿到了全国第四名，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赵公后来调回了上海，编辑《围棋月刊》和从事对古谱的整理工作。在棋界，大家都知道，赵公是研究围棋古谱的绝对权威。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09:33

进入省队



    在父母的极力要求下，老师终于同意让我留了一级。

    1976年冬天，山西省运动队终于开始接纳围棋队和象棋队、国际象棋队了。到省体工队报到的那一天，我、方天丰和叶江川等十几个小孩叽叽喳喳，兴奋得不得了。第二天，我们很早就醒了，大家都没有手表，又怕起来晚了影响训练，于是大家都早早地起床了。推开门，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外面黑呼呼的，什么人都没有。原来我们比规定的起床时间早起了两个钟头。

    运动队的生活很有规律，上午去附近的太原二十一中上学。下午专业训练。学校对我们的学习要求不是很高，只要能通过考试就行了。我们家另有一种考虑，就是想让我晚点毕业。我姐姐是1959年生的，她很早就从中学毕业去农村插队。回城后，因为年纪还是小，就又被安排到太原郊区插队。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在我的身上，父母就建议学校让我再留一级。老师很奇怪，江铸久的学习成绩这么好，为什么还要留级？在父母的极力要求下，老师终于同意让我留了一级，和弟弟在一班。我那时对围棋的兴趣比上课大，对留级并不怎么难过。有一次，我和方天丰上课迟到了，老师让我们先说声“报告”再进来。站在门口，我跟方天丰说，反正迟到了，我们不如去下棋。老师很恼火，便要我们写检查。

    我们进入省队时，杨晋华和鸣久已经进了国家集训队，这样在省队，我就算是一号了，光跟实力不如我的棋手下棋，不利于提高。我们家在北京有亲戚江流华爷爷，于是我就向队里提出，要求到国家队去观摩，队里同意了。

    在国家队看棋收获很大，有时几分钟就等于在省队几小时的训练量；有的东西在省队的时候，你就是打一天的谱也弄不明白。就这样，我在北京呆了好几个月。

    一大早，我就离开亲戚家直奔国家队。大家对我都不错，允许我到处看棋。可是一到中午，我就没地方去了，因为队员都要午休，而我一个小孩又不爱睡觉，东走西逛很无聊。

    那时的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是个棋迷，一到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就到围棋队找人下棋。可是大家都要睡觉，于是他就招呼我：“小江，我们来下一盘吧。”刚开始和庄则栋下棋时我很拘束，因为他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管我们全中国的体育运动，而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中学生。可我很快就发现，他平易近人，而且棋下得很臭，我很快就不怕他了，还跟他处得很熟。到北京来看棋，省队只补贴我很少的饭钱，炒菜买不起，只能每天到很远的地方去吃面条。庄则栋知道了就说，那你就到我们体委食堂来吃饭吧。体委食堂的菜果然又便宜又好，庄则栋也在食堂吃饭，和大家吃得也一样，他唯一享受的特权大概就是不用排队。有时他看见我在排队，就关照卖饭的师傅：“你把小江的饭也一起弄了吧，他是外省市来的，吃好饭还要训练呢。”其实他所说的训练就是我们一起下棋。

    冬天，我又随着省队去杭州训练了。那一年，我们走得晚了，临近春节，火车站到处都是人，车厢里也塞满了人，我们背着铺盖根本上不去。还好，我们发现一节车门窗子坏了的车厢，就直接爬了进去。火车开了，冷风直往车厢里灌，我们就站着来一会儿捣脚取暖。现在想想那样的旅行真够苦的，可是当时我们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想象着就要和分别一年的朋友们见面，大家又可以在一起下棋。玩闹；想象着又可以天天吃到白米饭，我的心决乐得要飞起来了。

    在杭州，我学会了洗衣服、缝被子，付出的代价就是满手的冻疮。我记得浙江队的领队惠润生老师对我特别好，总是问寒问暖，而且还经常送我围棋记录本。他们的记录本是用道林纸印的，光滑细腻，而我们山西队的记录本是油印的，很粗糙。

    1976年，我们去合肥比赛，那一年我们队的团体成绩特别好，打败了四川队、北京队，率先进入决赛。我的个人成绩也不错，除了输给刘小光，其他的都赢下来了，也打入了决赛。印象特别深的是，大会还安排国家队的棋手给地方队的棋手讲棋，我收获很大。秋天的决赛原定在太原举行，9月9日，毛泽东去世，所有的文化体育活动都要取消，我们的比赛也取消了。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年底我们再去杭州的时候，浙江队的领队惠润生老师正在挨批，理由是他是“四人帮”的余孽。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对我一向很好，所以就去看望他。没想到他直把我往门外推，连说：“我们要划清界限，别影响了你。”后来我又去看过他，帮他做些打水之类的杂活。那次他很高兴，说了很多话，我也听不大懂，只记得他说：“我是延安保育院长大的，我怎么会反对党呢？”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惠润生老师老了，我也长大成人，我们虽然断了联系，但如果碰到熟人，总是尽可能地托人给对方带个好。

    1977年开始，有个问题开始困扰我，那就是国家恢复了高考，我是考大学，还是继续下棋呢？我们家希望我上大学，但要我自己拿主意。

    在没有拿定主意的时候，棋我还是要下的。我们参加了在哈尔滨举行的围棋比赛，在关键的一盘比赛中，我输给了曹大元，把我们山西队夺冠的美梦给葬送了，结果屈居老二。个人赛我倒是拿了冠军，第二名是刘小光，第三名是杨靖，第四名是曹大元。我高兴的是刘小光已经是国家队队员了，地方队打败了国家队。比赛后，大会组织我们集训，由国家队的一些队员带一带我们这些少年棋手。这时，家里催我回去商量前途的事，所以我没有留下来参加集训。

    我们家很开明，关于我的前途大人只是帮我分析，关键还是看我自己。我喜欢下棋，认为这样发展下去，我极有可能进专业队。专业队和集训队大不相同，负担队员的伙食和服装，满十七岁以后还有工资，而我如果读书，家里势必要负担我的生活费和学费。再说，我就算以后下不好棋，再回头考大学也来得及。所以，我决定继续下棋。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09:39

在国家队



    北京的冬天特别冷，我边溜冰边想象着自己是剿匪英雄杨子荣。

    1978年年初，我和马晓春、华伟荣、王冠军、杨晖、黄丽萍、郭鹃、金茜倩、穆晓红、敖立贤等进入了国家集训队。从此，我就在北京开始了国家队的生活。

    分管我们那一批少年队员的是容坚行老师和何晓任老师。我和马晓春他们住在四楼，楼下住的是华以刚老师和吴淞笙老师。那时北京的供水不好，经常会断水，我们有时把水龙头拧到最大，也不见一滴水流出来。可是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水，我们就开着水龙头等水。有事出门时，我们经常忘记把水龙头关上，结果，有好几次水漫金山，我们的房间满地是水不算，楼下华老师他们的房间也跟着遭殃。容坚行老师专门找我们开会，说你们也不小了，居然连个水龙头也管不好，这样既浪费了水，又损坏了房子。挨了顿批后我们就学乖了，离开房间时，一定要仔细地检查一下，看看水龙头是否关好了。

    吴淞笙老师下棋是高手，可他老是记不住自己的房间，经常跑到四楼，推开我们的房门，然后一愣，说：“我怎么又走错了？”我们都说他的神经比较粗。

    进国家队没多久，队里就开展了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也就是一个大队员带帮一个小队员。刚开始是杨晋华带我，后来队领导说：“于吗这么麻烦，哥哥带弟弟不就行了。”聂卫平带的是牛力力，马晓春分给了王群。可是聂卫平说，他喜欢鬼头鬼脑的马晓春，于是他就带了两个小队员。他们三个经常在一起摆棋，就连出操也在一起。

    北京的冬天特别冷，早晨跑步出操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有人跑了一会儿，就返回宿舍睡“回笼觉”。坚持长跑的有江鸣久、陈嘉锐、郭鹃等人。小时候，我的身体不是很好，跟着他们跑步，身体逐渐强壮了。冬天，浓雾笼罩着龙潭湖，湖面结了层厚厚的冰，我边溜冰边想象着自己是剿匪英雄杨子荣，穿行在茫茫林海雪原中。

    相隔几年之后，我在北京又一次看见了庄则栋，只不过这一次他是站在台下挨批，那时体委系统批“四人帮”余孽的活动接近尾声。我不喜欢开会，因为开会就不能训练了，而且我们小孩傻坐在那儿，似懂非懂，只不过跟着喊喊口号、举举手而已。

    1978年，我随山西队去厦门比赛。当时厦门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市民的敌情观念比较强，我们在大街上问路时，经常会被人盘查。厦门给我留下的另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大海。在前沿阵地，我看见了被台湾当局管辖的小岛，清楚地看见了国民党的旗帜。原来在电影里看见过国民党的旗帜，只记得是灰蒙蒙的，现在看到的国民党的旗帜原来还有那么多红颜色，我总算知道“青天白日满地红”是怎么回事了。出门在外真是长见识。

    在国家队，除了日常训练外，队员还分成若干小组研究棋。我那个组的老师有华以刚老师和吴淞笙老师，华老师经常给我们解说日本棋谱，他比较推崇的有岛村俊广的《忍之棋道》、藤泽秀行的《华丽》，还有(木尾)原武雄、大平修三以及小林光一等棋手的棋谱。因为很多棋书都是日本的，所以国家队的很多人多少都学了些日语。我也赶紧买了广播教材，跟着广播学了起来。

    日本文字跟汉字有些相像，学了没几天日语，我就大言不惭地说：“其实日文没什么好学的，蒙也能蒙出个大概。”正好华老师提水走过，就指着书上的一段课文说，你倒是给我蒙蒙着。我看书上有刘胡兰和白匪军这几个字，就暗自乐了，这篇课文我们上学时在语文课上学过。于是我一本正经地念道：“天刚蒙蒙亮，村子就被白匪军包围了。”我没想到这个“被”字在日语里还是比较难的，属被动语态，这一来，令华老师大吃一惊，他提着水壶就走，说：“看来这日语还真没什么好学的，连没学过的都能蒙出来。”

    那一年回省队调整时，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利用这段时间学好日语。我爸爸有个老朋友叫孙凤祥，留过日，后在山西大学教书，我就跟他学日语。他的方法比较独特，先带我念一遍课文，讲解语法，纠正发音，然后就让我回家把课文背下来。如果我背不出来，他就不再教我新的。有时我背得结结巴巴，孙老师坚持要我背熟了再来。就这样，我跟着孙老师学习了二十来天，基本掌握了学习方法。我一开始学习日语就遇到了一个好老师，运气真不错。

    在1978年的全国比赛中，我的心态不好，自以为是上一届的冠军，算是少年高手了，就没把其他小棋手放在眼里。几招下来，见没能把对方置于死地，就慌了，一慌就乱了阵脚，结果在预赛阶段就被淘汰了。发奖的那天，我痛苦极了，在街上一路狂走，心想：进了国家队应该一月一变样，可是我怎么会退得那么厉害？输得惨不忍睹！

    队里总结时，队领导说：“我们有的队员不用功，到了国家队还不如不到国家队。”我听了深受刺激，因为我确实不是不用功，可是为什么会输得那么惨，我也不知道。这是我进国家队后遭受的第一次打击。我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下棋这块料，要不然就去考大学吧。还有人说我，布局的很多东西你都不懂，连大场也不懂得占，就知道断、断、断。老师告诉我，日本棋手的布局好，我连忙找来日本的棋书看，看是看了不少，可我还是本性难移，下着下着，又开始断、断、断。

    下一个比赛是在郑州举行的个人赛。火车上，陈祖德老师说，这些少年棋手虽然有进步，但进步还不够快。让先他们应该没有希望，让两子他们也希望不大。我听了不服气，特别想跟陈老师下一盘。于是他让我两子，我们下起了快棋。结果我赢了，心里免不了一番得意。其实，陈老师并没有全力以赴，像他们那样等级的高手能跟我们下棋，本身就不容易。

    在郑州的比赛是直接从下午开始的，这样可以避免拆棋。我的成绩是十五名，我觉得当然算不上好，但也不是太坏，因为我参加的是成人组的比赛，有一些国家队的棋手成绩还在我之后。比我小两岁的马晓春是十六名，那时他就显出了其非同一般的才能。他思路敏捷，下棋很快，“啪、啪、啪”就把对手给拍下来了。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09:45

第一场国际比赛输了



    在我去美国之前，国家队一直使用我的“日汉围棋术语词典”。

    1978年到1979年，日本派出了业余和专业棋手来华访问，专业棋手里有山城宏，我没有资格和日本专业棋手下棋，那是陈祖德老师和聂卫平老师他们的事。我的对手是二口外义，下棋时特别紧张，因为那是我的第一次“国际比赛”。比赛前，队里还专门开了会，除了要求打好比赛外，还特别强调要注意不要乱说、乱动，反正不要做出有损国格的事。比赛前，我怎么也睡不好觉，一想到明天要肩负着国家的重任，参加国际比赛，心里就又激动又紧张。那盘棋我输了，当然也就失去了参加后面比赛的资格。马晓春是和了，也失去了参加后面比赛的资格。我沮丧极了，觉得自己可能再也没有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再也没有为国争光的机会了。

    1979年的夏天，日本棋手再次来访，队员有小林觉、白石裕等，女棋手有小林千寿。小林觉只比我大两三岁，是当时日本棋圣战五段组的冠军。这一次队里做了改革，比赛前就把名单定了下来，而不是像以前一样打一场排一场名单。为此，队里让我们这些少年队员打选拔，谁赢了就对小林觉。还没打到最后一轮，就已经决出了胜负，我可以和小林觉下棋了。

    吸取上次和二口外义比赛的教训，赛前我不再胡思乱想，而是想着怎样打好比赛。大家都说我的棋比较野，我想不如就充分发挥我的“野性”，这样赢棋的机会可能多一些。那盘棋我们上来就扭杀在一起，是最早结束的一盘。我尽量按照自己的思路尽情发挥，最后我赢下了那盘棋，而且赢得比较漂亮。第一次和日本职业高手下棋就赢了，我高兴得满赛场乱转。赢了小林觉，是我个人围棋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我信心大增，觉得又可以下棋了，因而就把上大学的念头抛到九霄云外了。

    1979年年底，队里开始讨论1980年访日的名单，除了那些老队员外，新队员有曹大元、杨晖和我。想到就要去日本比赛了，我下棋和学日语的劲头格外足。

    1980年夏天，我第一次出国，踏上了日本的土地。赛前，队里给我们这些新队员提了要求，谁能四胜三败就算好成绩。在东京我下得比较顺利，一路赢，其中赢了小林觉的哥哥小林健二。在关西，我输给了谷田治己七段，他下出的大斜定式我比较陌生，不能适应，但总的成绩不错，是六胜一败。

    第一次出国门，看什么都新鲜，觉得日本真是发达，什么都好。其实这种印象和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有差距的。因为接待我们的是《读卖新闻》，吃好的，住好的，玩好的，当然看什么都好。

    回国后，我收集了不少大斜定式，认真研究。队友们开玩笑地说，不要跟铸久下大斜定式，他很有研究。

    在看棋书的过程中，我发现围棋术语很重要，就东抄一点，西抄一点，可是这样抄来抄去也不是办法，我就把自己收集到的，加上华老师收集的合在一起，按五十音图的顺序编排在一起，抄在一张很大的纸上，贴在床头墙上，取名叫“日汉围棋术语词典”。王汝南老师让我多抄几份供大家使用，我的字不好，有人就向我推荐了字写得比较好的芮乃伟。在我去美国之前，国家队一直使用我的“日汉围棋术语词典”。

    1981年年底，队里又开始进行1982年出访日本的选拔赛，大家都很重视选拔赛，因为它意味着能去日本和高手较量。

    一开始我下得比较顺利，下到和哥哥鸣久的那一盘时，我很矛盾。我当然想赢，同时我也很希望哥哥也能去日本比赛。中午休息的时候，没想到鸣久对我说：“你不要东想西想，这盘棋我认输了，以后的棋你就好好下吧。”因为鸣久放弃了下午的比赛，那盘棋就算我赢了。

    家人之间下棋总是有这种尴尬的地方。有一年我升到六段后，后面还有三盘棋，其中最后一盘是对鸣久，如果他赢了我，就能升段。赛前，就时不时有人问我：“你会不会让江鸣久？”我说话喜欢直来直去，便说：“赛程安排如此，我只有让。如果他是你们的大哥，你们会不会让？”日韩的赛程安排中，像夫妻、兄弟这类亲属关系，在段位赛这种重要的比赛中是回避的，这样就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再说鸣久“输”给我之后，他居然连赢八盘，赢下了像聂卫平、马晓春这样出色的棋手。就这样，我们兄弟携手，双双去日本比赛了。那一年我特别顺利，在日本的比赛我获得了七战全胜。

    在日本的时候，也不知是为了回避什么，我和哥哥总是不能睡在一间房间，除非那间房间是三人间。

    我在国家队的生活相对比较单调。出操后，如果不是特别想打球，我一般都是赶在吃早饭前，打上一两盘谱。上、下午都有训练，下午训练完后我们就去排球馆打球。那时女排训练非常刻苦，往往要到六点左右才能结束。我们站在旁边等不急了，巴不得女排的训练快点结束，我们就好早一点打球了。晚上一般就看书或打谱。

    有一阵，我搬到了靠西边的房间，那儿离电视室很近。国门刚刚打开，外国的电视节目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像《大西洋底来的人》、《姿三四郎》等等，真让人看得如痴如醉，废寝忘食。这样下去不行，我就给自己立了规矩，电视剧一律不看，再后来电视一律不看，这样我就在晚上省出来很多时间。

    1982年开始评定段位，因为我和日本棋手比赛的成绩不错，所以一开始就是五段，下半年就升到了六段，到1987年，我就升到了九段。在我准备升八段时，我因为在第一届擂台赛连赢五盘，成绩突出，郝克强老师提议，我们“除了要表彰江铸久以外，还要奖励他直接升九段”，后来队里研究下来，让我升八段。我坚决要求不要奖励我升八段，这倒不是我多么谦虚和高尚，要真给我升九段我倒是很高兴。我只是觉得，如果擂台赛的成绩算分，那我的八段完全是自己打出来的，我本来就可以是八段了，我干吗要杠担这样的虚名！所以我要求按我的分升八段，而不是奖励给我八段。到底我还是升了八段，按报纸上的说法八段是领导奖励给我的，我觉得特窝囊。1987年在武汉参加段位赛时，我还遇到了一点小意外。我在打篮球时不慎被踩了脚，骨折了。医生让我回北京休养，可我实在不想放弃段位赛。于是就撑着双拐，在前四盘弃权的情况下，赢下了后面所有的比赛，升到了九段。

    1983年年底又有访日的选拔赛，大家争夺得更激烈了。我和曹大元的那一盘下得异常紧张。曹大元已经在读秒了，这时突然停电了，大家都急着找蜡烛，只有曹大元坐着且紧盯着棋盘，我心里那个急啊，担心时间会对曹大元有帮助。电终于来了，比赛得以继续进行，我最终输给了曹大元。说实在的，我输得不服气，我觉得曹大元在时间上占了便宜，因为有了这种不平衡的心态，我自己也就应对有误。输了这盘棋，我也悟出了一个道理：你在以为别人占了便宜时，自己往往会心态不平衡，乱了方寸，这时就最容易出错。

    下到还有最后一轮时，我还是领先一点，包括小分。可是比赛前的一天晚上，打水时我无意中听见邵震中在说：“你们看吧，明天我会很快输给金茜倩的。”我大吃一惊，按照邵震中的实力，他应该能比较容易地赢下金茜倩。但如果邵震中输给金茜倩，那我就会差四个小分，这样就很难追上别人了，这不是在害我吗？

    第二天，邵震中果然很快就输给了金茜倩，我心里那个气啊。可我又不能向队领导告他，因为他完全可以以状态不好为由，为自己辩解。而且我也没有证据，我只是在走廊上听见他在说。

    1986年，我和邵震中一起访美，找机会我就向邵震中问个究竟。邵震中承认他说了也做了，但问其原因时，他支支吾吾地说：“那时年轻嘛。”

    后来我也想明白了，这事首先要怪自己不好，如果成绩很好，那么随便别人做什么，都不会影响到我。另外，比赛时总会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不要因此而影响情绪，自乱方寸。

    选拔赛没有出线，心情当然不好。正好秀行军团又来中国了，我就陪秀行老师去了太原，顺便反省自己。我发现自己还有很多地方不成熟，看来以后要好好用功，弥补不足。

    好长时间没有回家了，回家的感觉真好。我家有一本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围棋年鉴》，上面有很多新布局创始时期的棋谱。记得小时候，父亲从不轻易示人，更不要说借给别人了。说起这本年鉴，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抗战时期，爷爷行医时发现了那本年鉴，看了实在喜欢就把它买下了。逃难时，他把年鉴和医书一起埋藏起来。劫后余生，大幸中的不幸是那本年鉴被人弄走了，爷爷很是痛心了一阵。有一年，爷爷在街头地摊上奇迹般地又看见了那本年鉴，摊主要价很高，但爷爷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心爱的《围棋年鉴》失而复得，爷爷的喜悦无以言表，自然倍加珍惜。

    我把年鉴带到了北京去看，我发现那些新布局创始时期的棋谱的确很精彩。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09:48

以棋会友



    这是围棋给予我的一份珍贵的人生阅历。

    围棋是我之所爱，它让我欢喜让我忧。同时围棋又为我打开了另一扇门，因为围棋，我结交了许多前辈，丰富了阅历，增长了知识。

    1979年，陈毅杯围棋比赛在北京举行，我被分到一个小组，负责裁判工作并兼照顾那些老同志。前国民党将领宋希濂、杜聿明、刘菲等都在我那个组，我从小就喜欢看打仗的书，这些当年威风凛凛的将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有的很老了，身体也不好，我搀扶着他们干瘦的手臂，难以想象他们当年统领千军的雄姿。人老了有时就像孩子，他们有的你谦我让，不计较输赢；有的却又斤斤计较，争得面红耳赤。前者多是些老军人，而后者多半是知识、科技界的前辈。

    1996年访美时，宋希濂老先生特地让他的儿子陪着，兴致勃勃地参加我们指导的车轮战。我一直对打仗的事有兴趣，见到当事人就想追根问底。见到宋希濂老先生时，我也总是想问问他那些从前的事，可是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毕竟太失礼了。如果有机会见到那些解放军的将领，我倒是不太顾虑什么，总是要向他们打听一些事，而那些老将军也挺乐意回答我的问题，而且说时眉飞色舞，毕竟他们是最后胜利的一方。

    革命历史小说《红岩》深深地影响了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少年，我熟知小说《红岩》里的人物和故事，崇拜许云峰、江姐、双枪老太婆……痛恨那些阴险凶狠的国民党特务。

    有一年擂台赛后的联欢会上，我遇到了沈醉先生，而且碰巧我们的座位是挨在一起的。他看上去身体很好，握手时，他有力的手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很想向他打听《红岩》里写的那些人和事，他很爽快地说：“行啊，什么时候有空你就到我家来。”因为种种原因，我后来到底还是没去成他家，挺遗憾的。

    那时的国务院秘书长金明也很喜欢下围棋，有一次他邀我去他家下棋。我想，跟老同志下棋我要全力以赴，要不然老同志会说我不认真，水平不高。所以跟金老下棋时我虽然没有使出全部的力气，但也是招招凶狠。我们下了八盘棋，他都输了，而且输得很多。金老的外孙女也会下棋，她说：“江铸久，你怎么比聂卫平还厉害，聂卫平跟我爷爷下棋还有输有赢，你怎么老是赢我爷爷？”我这才想到，我这种下法该不会打击老同志的积极性吧？反正从那以后，队里就不再安排我跟老同志下棋了。

    1981年以后，出国比赛多了，也有机会能跟自己尊敬的棋手面对面地下棋，有几个棋手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比如日本的超一流棋手藤泽秀行老师和小林光一先生，而小林光一先生敏锐的棋感和率直的讲棋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1年，我跟小林光一下棋之前，他已经连赢五盘了。那盘棋我几度挣扎，最后还是完败。赛后，我向小林光一先生请教。他说：“你在胜负处还要加油努力，别看你有的时候在胜负处有敏感，但还不够。胜负处经常是一锤定音的时刻，你必须判断准确，出击时要狠，这样才能收到好效果。”这些话对我的触动很大，因为当时国内棋界对我的评论是：胜负处下得不错，挺能拼的。而在像小林光一这样真正的高手看来，胜负处恰恰是我的弱点。

    因为我会一点日语，有日本棋手来比赛时，只要我有空，队里一般就安排我去陪他们，我也很乐意。因为这不仅有利于我提高日语，陪同中还可以向他们请教一些有关下棋的问题，收获很多。

    有一年，小林光一在北京参加擂台赛。礼拜天休息时，他想到颐和园去玩。我心中一阵暗暗叫苦：中午吃饭怎么办？那时的一些规定比较死板，小林光一住在燕京饭店，那就只能在燕京饭店吃饭，在外面就餐就不能报销。总不能为了一顿饭让小林光一从颐和园再回到燕京饭店吧？主办单位新体育杂志社就想了个办法，或是给我们每个人配备个盒饭，或是给我们每个人发十元钱。那个年代虽然人民币很值钱，但十元钱的标准还是不能吃到什么像样的饭菜的。于是我就自己带了点钱，以备万一不够时还可以垫上。我陪着小林光一在颐和园玩，看上去他很愉快，我却时不时地为午饭发愁。我们来到一处古色古香的休息室，里面有茶水对外宾供应。这时我想起了放在车上的盒饭，就问小林光一：“我们就在这个茶室吃点盒饭怎么样？”游兴正高的小林光一毫不介意地答应了。就这样，一直困扰我的午饭问题解决了。

    我还陪武宫正树去过长城。天很冷了，总不能带着冰凉的盒饭到长城去吃吧。那时的伙食标准已经提高了，记不清是十五（或二十）元，说实在的，这点钱在长城还是吃不到什么的。一路上，我一直在寻思，怎么样才能用这点钱吃到又好又便宜的午餐。那天，在长城的烽火台，我们巧遇到一群四川棋迷，他们是来声援擂台赛的，同时也想和他们仰慕的武宫正树先生见见面。武宫正树先生手捧棋迷们献给他的鲜花，笑吟吟地站在烽火台上。棋迷们说：“我们想请武宫正树先生吃饭，不知行不行？”我一听暗自乐了，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看来困扰我的吃饭问题又可以解决了。后来那些棋迷们跟我说：“真要感谢你答应得那么痛快，使我们能有机会跟武宫正树先生共进午餐。”我说：“哪儿啊，我应该感谢你们才对，因为那会儿我正在为武宫正树先生的午餐发愁，是你们帮我解决了问题。”

    围棋爱好者中有各行各业的优秀人物，以棋为媒，我和不少爱好者成为朋友，结下友谊，这是围棋给予我的一份珍贵的人生阅历。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09:53

业余生活



    行行不容易，行行有高手，不服气不行啊。

    那时年初总要开体育大会，各地体委的领导都要来开会，期间他们都会带着食品来看望自己省的运动员。山西省在国家队的运动员很少，像女排的周晓兰，还有乒乓队的几个陪练。足球教练徐根宝那时也借在山西队。有时候，四五个领导来看我们四五个运动员，差不多一对一。

    和老乡混熟了，就滚雪球似地和这些老乡们所在队的其他运动员也混熟了，像乒乓队的陈新华和郭跃华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运动员嘛，所以我们的交友方式还是跟运动有关。仗着自己也会打几下乒乓，就不自量力地拖着这些乒乓高手打乒乓。让五个不行，让七个不行，让十个还是不行，一直要让到十九个才行，也就是在二十一个球里我能赢下两个就算是我赢了。真是行行不容易，行行有高手，不服气不行啊。

    篮球也是我们喜欢的运动项目。不敢和男运动员打篮球，我们就找女队员打球。打球时不是她们赖就是我们赖，因为宋晓波力p青她们屁股一撅就把我们撅一边去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一对一就更没戏了，我的个子不算矮，可是在柳青她们面前我只能算小个子，旁边的人就看见我绕着她转来转去，怎么也摸不到球。我自己也找不到方向，头一抬，就看见她的大手在眼前晃动。

    她们那么厉害，那我们也得蒙蒙她们。每年春节，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摆擂台，和围棋爱好者多面打。有一次柳青也来凑热闹，正好我在十面打。柳青说：“江铸久，你真厉害，同时和十个人下棋。”我乘机蒙蒙她们，便说：“是啊，你柳青打篮球只能赢我江铸久一个，而我江铸久下棋却能同时赢十个，就是几十个我也照样下。”其实，完全不同的两种项目不好比，但年轻人就是这样争强好胜，喜欢玩闹。

    体操队的童非也经常来围棋队玩，有一次我们赌踢足球，谁输了谁请客吃西瓜。体操队的小运动员们举着牌组成了啦啦队，牌上写着：围棋队必输，我们口渴了，我们要吃西瓜。我们看了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些体操运动员又瘦又小，看了就让人有些心疼。平时训练受了伤，拄拐棍、绑绷带看上去就更可怜了。

    足球比赛开始了，我们这才发现围棋队根本不是体操队的对手，他们不但体力好，而且身手敏捷，简直是在玩杂耍。我的位置是盯人后卫，盯的是黄玉斌。黄玉斌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不但具有顽强的拼搏精神，踢球满场飞，而且很讲究体育道德，时不时地把摔在地上的我搀扶起来。有的人就比较凶狠了，抢球时连过带拉人，有点赖，而且玩命似地飞身铲球，把我们吓得够呛。球输了，当然是实力不济，由此我们也得出一个结论：跟体操队踢球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多年以后，我和童非在美国相遇，聊起当年在国家队那些好玩的事，我们捧腹大笑。

    运动员就是喜欢比赛。冬天，我们经常找其他运动队的人打排球。吸取和体操队踢球的教训，打排球时我们扬长避短，找了个头较矮的跳水队。原以为我们以高制矮，定能把跳水队打个落花流水，谁知他们个个弹跳出众，鱼跃救球一点也不亚于专业队员。

    都说下棋的人聪明，我们后来就专门找游泳队打排球。因为游泳运动员看上去身子结实、四肢修长，是打排球的料，其实他们是鸭子脚，弹跳不行，只会接球，不会扣球。

    足球队的著名运动员容志行很喜欢下围棋，他的弟弟就是我们少年队的教练容坚行。我们跟容志行踢球，不仅大开眼界，而且也大有长进，那球好像是粘在他的脚上似的，任他摆弄。带球时身体一晃，就把我们甩得远远的。

    有段时间容志行跟我们踢得比较多，因为他在参加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时被新西兰队粗野地踢伤了腿，暂时不能参加正式训练，我们就借此机会找他踢球，说保证不会踢伤他的腿。容志行笑着说：“不会踢球的人才更容易踢伤别人的腿，因为他们老是踢不着球，踢到的都是别人的腿。”

    和科威特队的比赛容志行终于能上场了，我们去北京工人体育场为容志行助威。当容志行顶进一个球时，全场都沸腾了，我们为容志行欢呼，这欢呼中还多了一份特别的感情。

    那时体委经常开运动员大会，开大会时，坐在后面的人难免就要说话开小会。有次我坐在足球队的守门员李富胜旁边，上面在大会发言，我们下面的小会也开得热闹。大会结束，李富胜给我上的足球课也结束了。

    男队员在生活上粗枝大叶，忘记带钥匙的事时有发生，我们就把门上的窗户一直开着，这样忘记带钥匙时，我们就可以从门窗户那儿爬进去。北京灰沙大，窗户上总有一层厚厚的灰，可是经常忘记带钥匙的那几个人的门窗户总是很干净，因为爬窗户时衣服把灰都擦干净了。有一次，我又在爬窗户，篮球队的宋涛看见了就说：“你干吗那么费劲？看我的。”高大的宋涛站在凳上，把手从窗户那儿伸进去，用拖把“啪哒”把门打开了。我是绝对不会想到用这种办法的，因为和宋涛相比，我个子太矮了。宋涛后来被美国职业篮球队看中，邀请他去美国打球，可是成行前他的膝盖摔坏了，实在太可惜了。

    中日围棋擂台赛后，围棋队开始着手培养后备棋手，队里来了一批十岁左右的小队员，其中就有常昊，非常可爱。有一次，我看见宋涛居然背着一个小队员扣篮，让人称奇。有时，他打球时还让小队员搂着他的脖子，就好像是一个小猴挂在胸前。后来有一支美国职业篮球队访华，他们的扣篮更让人叹为观止了，简直匪夷所思。男篮钱澄海教练说：“不但你们是第一次看见，我们也大开眼界，很多技术动作我们也是第一次看见。”

    擂台赛使围棋队出了名，找我们搞联谊活动的也多了，这样我和羽毛球名将韩爱萍就熟悉了，有空就找她打羽毛球。有一次韩爱萍说她单脚打球也可以赢我，我当然不服气，就急着要跟她过招。怪了，她单脚站在那儿，我故意前后左右乱打。可是她好像有吸引力似的，那球总不听我的，总是送到她的身边，她当然就总是能接到。可是轮到她发球时，球就开始乱窜了，我来回折腾，还是接不到球。我彻底服了，真是隔行如隔山，你不能不服气，况且国家队集中的都是全中国的运动精英。韩爱萍后来和丈夫一起去了澳大利亚，在那儿教羽毛球。

    那一阵春节总是有联欢活动。有一年，我第一次对公众讲棋，可是联欢会上乱哄哄的，大家各忙各的，不知有没有人来听棋。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队友就先坐好，假模假样地听我讲棋，等吸引来了人，他们也就撤了。我发现我在讲棋方面比较有天赋，大家挺喜欢的。

    擂台赛后我的生活有了一些变化。我在北京大学做报告时认识了一个女学生小杨，双方相处得很愉快，可是她家对我们的交往有些意见，她后来去美国留学深造了。小杨去美国后提出，如果有可能，让我到美国去看看她。在此之前，我访问过美国，而这次如果去就性质不一样了，是因私去美。我先要跟队里申请，队里讨论同意后还要回太原办手续，这些手续前前后后居然办了两年多，等到手续办下来，我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送签证时，我申请去美的理由已经是讲棋了，因为我收到了旧金山围棋协会的邀请。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09:55

上大学



    那段学生生活我过得很充实也很愉快。

    1987年，我想去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外语，我听说女排的郎平也在那儿进修，学校很好。天文系何香涛教授是围棋爱好者，曾带队出访过欧洲，他帮我联系了进学校的有关事宜。我的本意是想从基础开始，老师测试了我的日语水平说：“以你的口语可以直接上三年级。”我们最后定下，我从二年级开始学。

    我们那个班有十八个人，女生居多。我的学生生活到初中就结束了，现在重回校园，跟比我年轻的学弟学妹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年轻单纯了很多，增添了活力。同学们学习刻苦，但也挺能玩的。大家都想跟我学围棋。有时老师上好了大课，我就接在后面上我的围棋课。我告诉同学们，我能在二十分钟里教会你们。其实，学会下围棋很快，就黑白两个子，可是要想下好围棋，那真是太难了。我的邻桌为了方便跟我学棋，竟然在课桌上刻刻画画，把课桌当棋盘了。

    为了迎接新年，学生们总要举行很多庆祝活动，规模虽然不能和体委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迎新活动比，但也很热闹，并且另有一番味道。俞斌和芮乃伟也去了，我们都玩得非常愉快，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比赛多了，我已经习惯真刀真枪，复习考试也是这样。可是有的学生却爱耍小聪明，走捷径，比如公开课要背的东西很多，他们很想知道考试范围甚至是考题，如果他们去问老师，肯定会碰一鼻子灰。于是他们就推举我去找老师打听，老师看在我是运动员的份上，说不定会网开一面。他们七嘴八舌的，教了我很多提问的技巧。

    我想与其诚惶诚恐地去见老师，不如开门见山，因为老师总是聪明的。于是我跟老师说：“我的复习时间实在太少，所以想问问考试范围，这样也许能复习得更好一些，争取考出好成绩。”最后，还要不打自招地加上一句，“我不是想知道考题，只是想请老师帮助确定一下。”

    回到教室，同学们把我团团围住，问得特别仔细，老师跟我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词，他们都要分析研究。看见学生们如此把老师的话当圣旨，我觉得好笑，心想：你们聪明老师也不笨，老师怎么会轻易地告诉学生考试的题目呢？

    为了考好试，同学们真是利用一切机会，无孔不入。他们会利用考试前的几分钟时间，千方百计地打听，如果老师流露出什么，他们马上翻书。我心想，这样临时抱佛脚有什么用？这就像马上就要比赛了，你再去问教练，我是下三连星好还是中国流好？没用！可是我想错了，同学们这样东打听西打听，居然都考出了好成绩，我佩服至极。老师说：“这些学生考了十几年的试，身经百战，都成精了。”我在赞叹同学们刻苦学习的同时，也赞叹他们问老师考题的技巧。

    我们班有四个朝鲜族同学，他们的语法都很好，我就向他们请教学好语法的经验。他们告诉我，朝鲜语和日语的语法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也没怎么用功学。他们还愿意教我朝鲜语，可是一来我对外语的兴趣不大，另一方面一门外语已经够我累的了，所以就婉拒了。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我会去韩国下棋，而且不得不学习朝鲜语。真是世事难料。

    我在北师大一共学习了两年多，那段学生生活我过得很充实也很愉快，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唯一遗憾的就是因为学习，用在棋上面的时间就少了。

    北师大接纳了很多运动员，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谢军后来也在北师大学习，她学得很好，从本科一直读到研究生，据说还准备读博士。

    在大学学习，原以为离围棋远了，其实不然，我还是能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人和事。有一次，我看见校园里有围棋和象棋比赛活动，挤过去一看，竟然是原山西围棋队的领队王品璋在搞活动，真没想到我们会在大学里见面。

    在北师大，我还见到了当年北京队的小棋手杨靖，我们还一起进入国家集训队。杨靖那时已经从数学系毕业，正在读研究生。我一直觉得杨靖如果做职业棋手应该也不错，因为他很有围棋天赋。不过，聪明如杨靖，干什么都不会错的。杨靖后来去美国学习电脑，我们在美国见了面，他帮了我不少忙。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0:01

藤泽秀行



    有的文章说，藤泽秀行就像是江铸久的教练。

    1981年，秀竹军团来访，我和藤泽秀行老师的渊源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那时日语并不怎么样，可是胆子大，见到日本人就开口，也不怕出洋相。陪同来的翻译日语当然很好，可是对围棋就不懂了。我有时就斗胆帮秀行老师翻译，别人看我挺能的，其实很多时候，他说的和我翻译的意思不一样。我大概给秀行老师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因为我好像挺能说日语的。

    对我触动最大的就是秀行老师对棋的那些想法。我那时对棋的思考还是局限于一招一式，在局面特别一般的情况下，就想不出好棋，而秀行老师很敏锐，能发现“只此一手”。在此之前，我对吴清源老师很崇拜，可是我跟不上他的思路，觉得很难学。我比较学得来的是(木尾)原武雄先生的想法，觉得特别神奇，比如钻头式战法、子的效率等等。

    秀行军团每隔一年或两年都要访问中国，我把平时看书打谱时遇到的一些问题记下来，他到中国来时就请教他。因为我会一点日语，队里就让我多照顾一下秀行老师。有一次，我去他住的宾馆看他，只见秀行老师边喝酒边下棋，房间里的十五瓶茅台酒他已经喝掉了八瓶，醉醺醺的。日本人很讲究师道尊严，小辈不敢违抗长辈的命令，已喝成那样了，他的儿子和学生还在给他斟酒。我粗惯了，没有那么多规矩，就收起酒瓶，倒了一杯只兑了一点酒的白开水给他喝。秀行老师一喝勃然大怒：“你们竟敢给我喝这样的酒，这是谁干的？”他的儿子和学生吓得不敢出声，我承认是我干的。他怒气冲冲地看着我，但也无可奈何。他说还想喝酒，我就说酒喝光了，而且这种酒现在北京买不到。

    和秀行老师接触多了，我们的友谊也加深了。有一次，秀行老师问我，中国除了北京、上海和南京，还有哪些城市的围棋活动开展得比较好？我就向他介绍了太原，一来太原是我的家乡，二来它离北京很近。没想到秀行军团真的去了太原。秀行老师感叹地说：“你告诉我太原离北京很近，可是要乘十个钟头的火车，太远了！”其实这不是我的错，中国地域辽阔，乘十个钟头的火车在中国人眼里实在不算很长。而日本国土狭小，从东到西乘十个钟头的火车，差不多可以坐出日本本土了。

    在太原，我赢了清成哲也，输给了小松英树。有记者就此问我：“你怎么赢了八段，输给了四段，发挥太不稳定了吧？”准备回北京时，秀行老师生病了，不能随大部队乘火车，只好改乘飞机。可是当时没有从太原直达北京的飞机，再加上天气不好，秀行老师就在太原耽搁了几天。他嫌宾馆的饭不好吃，我们就常常陪着他到外面去吃。吃饭时除了我们这些陪同外，按照当时中国的习惯，司机也一起就餐。这在我们看来是很正常的事，在秀行老师看来就很奇怪了。他感叹地说：“中国司机的地位真高啊！”王汝南老师告诉他：“在中国，你千万不能得罪司机。”

    秀行老师过去壮实得像个摔跤运动员，一场大病后他很虚弱。那天晚上，他突然胃疼得厉害，他自己也有点担心，就要我睡在他房间里陪他。这可让我为难了，因为当时的外事纪律规定，中国人不能和外国人住同一间房间。看着我尊敬的秀行老师痛苦而孤独的样子，作为晚辈和学生的我却不能为他分忧解难，我焦急万分，却也无可奈何。那晚，那层楼面就住着秀行老师、王汝南老师和我，奇怪的是连个服务员也没有。我赶忙去找王老师商量，看能不能让我陪陪他，王老师也很为难，身为活动的负责人，他更不能破坏外事纪律。没办法，我们只能经常过去看看秀行老师，照顾一下。就这样折腾了一个晚上，也提心吊胆了一个晚上。好在第二天，秀行老师的胃不疼了，飞机也来了。我们松了一口气，总算没出什么大事，秀行老师也赶上了北京的活动。许多年后，提起那晚的事，我和王老师都觉得好笑和无奈。

    秀行老师也没有忘记这件事。1984年，我在日本箱根打擂台赛，赢了小林觉后，秀行老师很郑重地请我去他的房间，说有事要谈。我有点紧张，不知要跟我说什么。在他的房间里，秀行老师先向我介绍了一位年长的女士：“这是我的夫人。”接着，他又向我介绍了另一位年纪较轻的女士，“这是我的另一位夫人，也就是藤泽一就的母亲。她们是专门来谢你的，谢谢你在太原照顾我。”两位夫人都跪下表示谢意，我连忙还礼，连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不必客气。”我的日语词汇有限，一时也想不出更多更好的话，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两位夫人给我沏茶，拍着我的肩膀问寒问暖。我那时二十出头，很多事都不懂，嘴上不敢说什么心里却在喃咕着：“秀行老师怎么有两位夫人？”更让人惊奇的是，我看见两位夫人亲如姐妹，手拉着手在庭院里散步。

    秀行老师的确对我很好，赛前经常向我面授机宜。所以有的文章说，藤泽秀行就像是江铸久的教练。

    擂台赛赢了依田纪基后，秀行老师说：“依田的快棋很厉害，你有空要多跟他学学。”依田的快棋果然名不虚传，我连输了四盘。复盘时，秀行老师不时地指点我，当时的情景被《新体育》的记者拍了下来，好几家杂志都刊用了这张照片。

    擂台赛后，秀行军团再次访问中国，其间我一直陪着秀行老师。表面上看好像是我在照顾他，实际上陪同的过程中，棋里棋外我都学到了不少东西。记得秀行老师对我说：“你现在没什么风格，都是抄别人的。这样下去没什么前途，所有真正下得好的棋手，都是有自己明显的风格。你可以合理地吸取别人的东西，但你同时也必须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风格，这样才能成为大家。”

    秀行老师的目光相当敏锐，他对我说：“你不要看马晓春现在的名气还不是很大，可是总有一天他会很厉害的。”秀行老师还问我，“你看当今和未来最厉害的天才棋手是谁？”我回答说是聂卫平和小林光一，而秀行老师却认为是曹薰铉。孤陋寡闻的我居然连曹薰铉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我马上去查看日本的《围棋年鉴》，里面对他的介绍很少，只是说他在日本学过棋，还是六段时就回韩国服兵役了。秀行老师说：“你们不了解他，对他不够重视，但我认为他必定会大放光彩。”在此之前，我只知道韩国也有围棋组织，但不知道韩国的围棋也很厉害，而且领军人物就是曹薰铉。

    生了那场大病以后，秀行老师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可他还是多次带领日本的年轻棋手来中国访问。秀行军团里主要的棋手有依田纪基、今村俊也、小松英树、小林觉、武宫正树等。我觉得秀行军团的来访对当时的中国围棋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秀行老师生性豪放，不拘小节。在中国的时候因为身体不好，中午他总要回住地休息一会。一般都是我把他送到宾馆，然后约定好时间，下午我再去把他接来。有一天还没到时间，他就披着我的大衣，一个人迷迷糊糊地来到了棋室。他说：“我一觉醒来，也不知道几点，就一个人赶过来了。”这时有人说，等一会儿中国的方毅副总理要来看棋，看着秀行老师睡眼矇眬的脸，我赶紧手忙脚乱地用毛巾在他的脸上胡乱擦了几把，他也就听任我的打理，旁边的人看了直笑。

    多年以后，我在日本时和乃伟一起参加了秀行老师的“合宿”，他的儿子藤泽一就也成了日本棋院的理事。

    秀行老师后来因为自己给学生颁发段位，与日本棋院有了摩擦，遂宣布退出日本棋院。秀行老师始终是我崇敬的先辈之一，任何时候见到他都是一件很高兴的事，而且每一次我都有很多的收获。我衷心祝愿他身体健康。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0:13

中日擂台赛



    我感谢擂台赛，它使我有机会为我的祖国做了一点事。

    1984年，一些队员去参加访日比赛了，没去的队员就悠闲了许多。想象着队友们在日本比赛的情景，我的心充满了惆怅。谁知好消息悄然而至，一天，郝克强老师对我说：“江铸久，你好好加油吧，我们正在筹备中日围棋擂台赛。”这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好得让人难以置信。

    在第一届擂台赛的开幕式上后，第一战中方先锋汪见虹输给了依田纪基，接着就该我上了。我收集了很多依田的棋，一门心思看棋打谱。

    轮到我执白，我暗暗告诫自己，不要让依田一下就把我击垮，因为依田的棋非常锐利，要想法先耗着，然后再寻找机会。我的布局稍微亏了，但总的来说还算势均力敌。熬到最后，依田没有下出特别好的棋，局势开始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眼看胜利在望，我反倒开始紧张了，就怕一疏忽把棋断送了。我几次去卫生间用冷水洗脸，想缓和一下紧张的情绪。最后，我赢了依田一又四分之一子。我太高兴了，因为这种比赛能赢下一盘就很好了。其实，我只是发挥得还可以，主要是依田的失误多了点，他的攻击有时过火了。下一盘，我将迎战小林觉。

    紧接着我又去桂林参加了新体育杯，我下得非常糟糕。当时以为自己不在状态，其实还是水平问题，深一脚浅一脚的老毛病又犯了，经常不知道什么时候收兵，把缺点都暴露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参加在广州举办的全国个人赛。为了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我没有跟队里一起走，而是去了衡山。一个人在山道上边走边想，脑子似乎清醒了不少。

    第二天早晨，我遇见了湖南省地质队的几个工程师，几句话聊下来，彼此有了好感，他们知道我是北京来的运动员，我也对他们的工作产生了兴趣。他们正准备去界碑看矿，我也想跟着去长长见识，于是就退了房，上了他们的吉普车。

    途中，我随工程师们去了一个勘探小队。工人们羡慕地说：“你这么年轻就在中央工作，真了不起。”我说：“我哪是什么中央来的，不过是个运动员而已。”将近中午，一条蛇好像是知道人们要吃饭了似地主动送上了门，工人们打死了蛇，用它做午餐肉。

    吃饭了，每个人一钵饭，一罐菜。看着那一罐菜，我傻眼了，所谓的菜其实就是辣椒，里面几乎找不到什么肉。我吃了一口辣椒，立刻头上冒汗，嘴里好像着了火，没办法只好使劲往嘴里塞饭。辣椒没吃几口，一钵饭倒是都吃光了。剩下的辣椒我分给了工人们，他们一个劲地谢我。看着他们津津有味地吃着辣椒饭，我觉得地质工人真是太艰苦了。可是工人们却告诉我：“今天还算是吃得好的，因为省里和中央都来了人，平时的辣椒里可没今天这么多的油水和肉。”我这才明白，当工人们发现那条蛇时为什么那么激动。

    那顿饭吃得我感慨万分，我们平时吃得稍微不称心就要抱怨，嫌工资不够高也要抱怨，下棋输了就更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和这些四海为家的地质工人们比，他们的苦才是真正的苦。

    回去的路上，我和工程师们谈了自己的看法，可是他们说，你刚才见到的地质队还算是条件好的，至少他们是住在宿舍里。更多的地质队是居无定所，餐风露宿。衡山之游给我的触动很大，我原来总是抱怨下棋如何如何苦，从那以后，我都不好意思说了，最多也就是说说输棋后的痛苦。

    下午，我随着工程师们往衡阳赶，心情就没有上午那么轻松了，沉甸甸的，心想：这世界上不容易的事和不容易的人还真是挺多的。

    在广州的个人赛上，我的成绩是第十五名，尽管我很想下好棋，可就是事与愿违，问题还是实力不够，唯一的安慰就是我把每一个对手都看成是小林觉。成绩不好，大家都对我接下来的擂台赛表示担忧。

    郝克强老师送我上飞机，他问我感想如何，我的回答是：“撞沉吉野。”我很喜欢电影《甲午海战》，就引用了海军将领邓世昌的话来表示自己的决心。我还对郝克强老师说：“下一次你也到机场送我。”意思就是我会连赢的，不知道当时郝克强老师是怎么想的，是看我很自信，还是不自量力。
   
    我和小林觉的比赛被安排在箱根的石叶亭旅馆，日本棋坛很多重要的比赛如本因坊战就是在那儿举行的。那盘棋我执黑下得比较顺利，几块棋缠绕下来，我占了便宜，最终我赢了小林觉。

    下一场比赛的地点是东京的银座，对手是淡路修三。在东京，我联系到了好朋友、原北京围棋队的常征明，那时他正在日本学习证券，后来他当上了中信公司的领导。跟常征明有关的是这样一件事，当时有个叫生方文司的日本业余棋手正在跟山西搞体育交流活动，他说：“江铸久，你这么年轻又会日语，为什么不到日本棋院来留学？”听上去主意不错，但知道真要办起来会相当麻烦。生方文司就说，“我可以帮你试试看，有事我可以和你在日本的朋友常征明联系。”

    到了比赛场地，我就暗暗叫苦。因为对局室不是一间单独的房间，而是一间很大的房间，仅为擂台赛而临时布置了一下，把房间分隔成对局室和研究室两部分，这样我和淡路下棋时就会受到干扰。开始我还很担心，在这样的环境里下棋，可能会影响自己水平的发挥。但很快我就平静了下来，并不是我一个人受到干扰，淡路也同样受到干扰，而且我的日语有限，他受到的干扰应该比我还大。

    那盘棋我下得很苦，淡路的水平确实不错，而且那段时间他的竞技状态很不错，成绩也很好。比赛每方三个半小时，我开始读秒时，淡路才用了一小时五十分。可是如果有棋运的话，它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地方。我的形势不好，淡路就想一棍子把我闷死，而越是想把我闷死就越是闷不死，淡路急了，他越是有时间长考就越是想不出好棋。如果换一个水平更高的棋手，或者心态更好一些的，那我可能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淡路选择的路是全面围杀我，通常读秒的时候我会下得不好，偏偏那一盘我错得很少。我在逃大龙时，还处处给他出难题，为了解决我出的难题，他消耗了不少时间。淡路进入读秒后开始慌了，嘴里不时念叨着什么，我听到有傻瓜之类的词。不管怎么样，最后我赢了淡路。

    下一个比赛的对手是片冈聪，比赛地点是在上海。那时上海正好有个小范围的名人赛，名单里没有我。擂台赛连赢了几场，我士气正旺，底气很足，就向队领导打听，名人赛的标准是什么？擂台赛的成绩算不算？领导回答我，名单是早就定下的，因为那时还没有打擂台赛。

    比赛时，我和钱宇平住一屋，一般人们外出总是喜欢轻装，东西越少越好，可是钱宇平那时总带着一对哑铃锻炼身体。比赛前我的神经绷得很紧，早早就睡了，迷糊中隐约知道钱宇平回来了，可过一会又没有动静了。我当时是朝着墙睡的，无意中睁开眼吓了一跳，墙上可以看到有一对哑铃晃来晃去。我知道是钱宇平在举哑铃锻炼身体，可是赛前我太紧张，神经过敏地以为哑铃就在我的头上晃动，唯恐钱宇平万一举不动，手一松，哑铃掉下来砸在我身上，那我就不能比赛。就这样杞人忧天，我一个晚上都没睡好。

    在和片冈聪的那盘棋中，一上来的那个大型定式我研究得不深，所以布局时就有些吃亏。中盘后我开始扳回来了，后面的攻击我还是比较凶狠的。这样我不但扭转了局势，我的空围得还挺大，片冈聪没办法，只好把他薄的地方硬撑了一大块空。到底要不要打进他的空？最后我还是打了进去，一锤定输赢。

    比赛结束后我们去了长江剧场，曹志林老师正在讲棋。看见我们，棋友们“呼啦”拥上前来要求握手签名，我只觉得很多笔在眼前戳来戳去，好像还挺危险的，保安及时将我们带了出去。远远地看着长江剧场，门口还围了一大群人，我的心头热热的，其实我很想给棋友签名，可是当时的情景容不得我那样做。很感激棋友们对我的热情和鼓励。

    赛后，我陪片冈聪一行乘船游览黄浦江。酒卷忠雄先生说：“日本棋院这两天就要讨论你来日本棋院留学的事。”片冈聪说：“那真要这样就好了，我们可以经常在日本下棋了。”船上安排了娱乐节目，酒卷忠雄先生津津有味地看着变魔术。片冈聪有点不耐烦了，他告诉我，他这已经是第三次游览黄浦江了，因为每次到上海，主人都是安排游览黄浦江，而且船上的娱乐节目几乎没变过。

    赢了片冈聪后，邱百瑞老师问我，能不能跟常昊下一盘，他进步很快。我不记得是让四个子还是几个子，常昊下得特本手，特坚实，我好像没有什么机会就输给他了。常昊那时就给我留下了挺厉害的印象。

    当时曹志林老师主持的《围棋月刊》专门出了号外，并联系了一家洗衣机厂赞助，这家厂后来发展成为申花集团，是申花足球队的赞助商。曹老师说：“江铸久，你好好下。如果你赢了，厂方答应赞助你一台洗衣机。”我听了很高兴，因为当时洗衣机算高档紧俏商品，如果我拿这台洗衣机孝敬父母，他们一定很高兴。

    我如愿以偿赢了比赛，在庆祝晚宴上，曹老师把我引见给洗衣机厂的老总，老总答应把洗衣机寄到太原去。回北京几个月后，家人告诉我，洗衣机没有寄到家里。我有点尴尬，觉得好像给父母吃了个空心汤圆。后来有一次遇到曹老师，问起这件事，曹老师说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会事，看来厂里是赖掉了。一台洗衣机在今天看来实在算不得什么，但当时我和家人的确是空欢喜了一场。

    擂台赛连赢了几盘后，我很是风光了一阵。许多地方邀请我去做报告，介绍擂台赛的情况，其中清华大学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因为清华大学的围棋基础比较好，而且年轻人很容易兴奋。记得有学生问我：“哪一盘棋下得最好？”我那时年轻而又气势正旺，就豪情万丈地回答：“下一盘！”这样的回答当然赢得了满堂的掌声。

    下一个对手是石田章，可是比赛前的一段时间，我对棋特别没有把握，跟大家下棋时经常输。因为擂台赛成绩好，队里就让我搬到条件较好的房间去住，室友是王谊。相对来说，王谊当时的成绩在队里要弱一些，可是我跟他下快棋却下得很难看。我紧张起来，几乎要对自己失去信心。很多人还调侃我，这些棋输了算什么，你只要擂台赛的成绩好就行了。

    又要去日本比赛了，连头尾共五天。郝老师跟我说，比赛的日程定得很死，因为经费的关系，日方只能接待我们三天。如果我们到了日本后的第二天就去下棋，可能对比赛不太有利。跟日本人商量下来，我们去日本的第一两天不下棋，就是休息。如果第三天我下棋赢了，那第四天就连下。仗着年轻，我相信自己的体力，就答应了这个方案。

    到日本后的第二天，是NEC的决赛，当时风头最劲的赵治勋和小林光一打入了决赛，最后赵治勋半目赢了小林光一。在酒会上，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林海峰老师，就向他请教了一些问题，如布局不好、不知道平时应该怎样学习等等。林老师是个相当谦虚的人，他说：“我觉得你没什么大问题，棋下得挺好。”这也许是林老师的客气话，可当时的确增强了我的信心。

    在酒会上，我还遇到了酒卷忠雄先生。他对我说：“关于你到日本棋院留学的事，理事会已经通过了，生方文司先生会安排你的生活琐事。最近，大校雄介理事正在中国访问，会跟你们中国棋院谈的。等一会，他会赶到酒会来。你觉得中国围棋协会会同意吗？”我知道，多年以前，中国棋院曾经有过派棋手去日本留学的意向，所以我认为，中国围棋协会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

    大枝雄介先生来了，他带来了不好的消息，说：“留学的事可能不会很顺利，因为中国围棋协会有问题要跟你商量，你回去以后再说，我们保持联系。”当时我听了有些不愉快，觉得可能是大枝雄介先生不赞成我赴日留学，就推脱说要跟中国围棋协会商量。

    虽然不愉快，但擂台赛还是要打好的。和石田章的比赛还算顺利，他的棋路比较对我的路。下到中盘，他的一个缓手被我抓住，我攻击了他的一块厚势，顺带还破了他一个大飞角，局面一下就有利于我了。这时，我的弱点又出现了，下得过火，老是跟他转换来转换去，好在我最后的一个转换劫材比较多，一举就把他的一块棋提干净了。我又赢了，至此，在中日擂台赛上，我已经连赢五盘了。

    接着，我要跟小林光一下了，比赛地点是日本棋院。那次，我们一块去的有《新体育》的刘晓君和我们的领队杜维忠。刘晓君懂一些日语，很多日本来信都是他翻译的。

    比赛前一天晚上，一起吃饭的日本友人问我们：“不是原定在香港举办比赛的吗？你们中国围棋协会为什么不同意？”刘晓君愣了愣，说：“不会吧，怎么会不同意？”日本友人说：“我们特地给你们发了函。”刘晓君想起日本棋院是来过一封这样的函，可上面说的是我方不同意在香港举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是哪一方不同意在香港举行比赛？后来刘晓君才想起，那封信的语意是否定之否定，意思是：“难道我们不可以在香港举行吗？”或者是，“我们可不可以在香港举行比赛？”可是我们这位可爱的刘晓君先生把意思弄拧了，大家都等着去香港比赛，可是刘晓君告诉郝克强，日本人不同意去香港，既然日本人不同意，那我们也没办法，当然也就不同意了。

    比赛那天，雪出奇的大。我执黑，迎战小林光一。开始的布局我还可以，可是中盘以后，小林光一不停地瓦解我的攻击，进入大官子阶段，小林光一就控制了局面。我尝试了各种手段，都不能扭转败势，最后只好认输。

    虽然输给了小林光一我很遗憾，但擂台赛我的成绩难以置信的好，这对我自己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安慰。

    回到北京，大家都很高兴，我就问陈祖德老师有关我去日留学的事。陈老师说：“这件事恐怕我们不会同意，原因是各方面的，也不是我一人能做主的。”我那时年轻，说话直率冲人，就说：“你们是不是怕我跑了？”陈老师说：“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我们开过会，大多数都不同意。”我还想再争取一下，陈老师说：“那你只好去问问国家体委李梦华主任了。”

    我觉得理在我这一边，就去找了李梦华主任。李梦华主任不在，他的秘书接待了我。当我再去找李梦华主任时，秘书告诉我，李梦华主任的意见是服从队里的决定。这等于我根本没见到李主任，只是和他的秘书见过两次面，原来我是准备和李主任敞开心扉，好好争取一下，没想到就这样完了，而且，秘书告诉我的理由还不能说服我。

    我又去找了训练局的年维泗副局长，年副局长是足球界的前辈，分管我们围棋队。我也喜欢踢足球，开始我们谈得很投机。年维泗副局长说，他也很赞成运动员走出去请进来，这样有利于提高。我听了很高兴，觉得这下有门了。谁知最后年副局长话锋一转，说：“像你这样的棋手呆在国内也不错，你们队一定有很好的考虑。”这么兜了一大圈，我都不知道自己来找他的目的是什么？我就直愣愣地问他，那这件事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年局长告诉我：“我毕竟不太了解你们围棋队，既然你们队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一定是有道理的。你就服从队里的决定吧。”

    绕了一大圈，我又回到了队里。陈老师说：“还是这样的结论，队里绝大多数队员不同意，我理解你，但我不能改变队里的决定。”

    留学的事就这样结束了。刚从擂台赛回来，我还是兴冲冲的，可是队里的决定就好像是一盆冷水，浇在了我的头上，冷得我直哆嗦。

    这时候还有一件更不愉快的事。擂台赛期间，我曾经说：“现在火车票没那么紧张，我回太原就容易了。”好几个教练紧张地问我：“你回太原干什么？还是好好准备擂台赛吧。”其实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那时家里还老给我拍电报，让我好好打擂台赛，这种情况以前不常有。等我打完擂台赛，他们才告诉我，你奶奶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一个人跑到龙潭湖去转悠。我们几个孩子都是奶奶带大的，感情很好。长年在外训练比赛，很少回家看望奶奶，但我心里是一直牵挂她老人家的。每次回家，我都要挑水帮她洗手，因为那时我们住在简易楼里，没有自来水管。奶奶说：“你就别挑水了，你一走了还不是这样。以后你回来时，记着给我带点好吃的就行了。”十三年里我只有一次是在家过春节的，也没给奶奶带什么好吃的东西。奶奶去世了，家里和队里商量瞒着我，因为我和奶奶的感情很深，怕奶奶的去世会影响我比赛。

    所以，擂台赛的五连胜虽然给我带来了喜悦，但很快郁闷占据了我的心间，其原因主要就是这两件事。

    第一届擂台赛继我五连胜后，小林光一也发挥出色，一连赢了我们好几名棋手，一直到我方的主帅聂卫平出场，才三连胜拿下了擂台赛的最终胜利。

    第一届擂台赛中国队胜利了，大家都喜气洋洋，开好了庆功会，就要开始分配奖金了。奖金分配方案是输棋的队员和教练各一千元，聂卫平三连胜贡献巨大，得奖金九千元，我得五千元。

    我在擂台赛上的胜利给家乡也争了光，因为山西还从来没有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上取得如此好的成绩，省里特地为我开了庆功会，除了表扬我的拼搏精神外，还宣布奖励我五千元，王森浩省长和张维庆副省长都到会了。张维庆副省长说：“江铸久，你有什么愿望就尽管提。”我说：“我省围棋队的成绩在全国一直不错，但一直是体工队在托管，如有可能，我们应该像其他省市一样建立棋院。”张维庆副省长满口答应。我父亲也很激动，说：“如果建棋院，我就把我们家的三间私房捐献出来。”

    建棋院的八十万专款很快就批了下来，盖了一幢楼。可是弄到最后，棋院只拥有四、五两层楼，其他的几层都给体工队做了办公室了。

    回到北京，华以刚老师代表队里找我谈话，说：“我们都认为你不能五千块都自己拿了，你这儿得五千，那儿得五千，总共拿了一万，这不比聂卫平还多吗？”我说，我是不应该比聂卫平多，可这是两种奖励加起来的。这样扣掉，我觉得对山西不公平。而且我知道有的队员成绩好时，地方也有奖励，包括钱和房子，为什么到了我的身上就不行了？最后七扣八扣，除掉税，我实际所得是七千多元。没多久，北京市也奖励了聂卫平，队里却没有分任何奖金。我就对华老师说：“你们这样处理，对我和山西都不公平。”总之，在奖金分配方面，我有些不愉快。

    中国队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的胜利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们把“抗日英雄”之类很多溢美之词都送给了我们，我们也到处去做爱国主义的报告，所到之处都收到了热烈的欢迎。后来想想，至少是我，真不适合做那样的报告，因为我只是把目己份内的事做好，这跟军人站好岗、工人上好班、农民种好地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第二届擂台赛我输给了小林觉。

    第三届擂台赛在太原举行，我上场对山城宏，那盘棋一上来就挺苦的，一直到中间，我有一个挺明显的机会，可是我攻击过分，又追着人家打劫，一下子被山城宏抓住，他乘机不断扩展领先局面，最后我输了。

    第四届擂台赛在厦门举行，轮到我上场时，依田纪基已经连赢四盘。那盘棋我下得不好，结果依田又把我给干掉了。

    第五届擂台赛我也参加了，可是还没轮到我上场，钱宇平就赢了武宫正树，就这样我还没上场，擂台赛就结束了。

    现在回想起来，第一届擂台赛我的成绩出乎意料的好，而以后的几届擂台赛我的成绩又出乎意料的糟，但擂台赛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影响。我感谢擂台赛，它使我有机会为我的祖国做了一点事。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0:20

初到美国



    棋友是我的衣食父母，我的上帝，我盼望他们能天天跟我下棋，人数越多越好。

    1990年8月20日，我从北京去了美国。行李很重，装了满满两辆行李车，里面大多是棋盘、棋子和棋书。去美国前，忙乱了一阵。上了天，坐在飞机上，我才有时间静下心来认真地考虑前途，到了美国该怎么办？想来想去，想不出很细的章法，一点方向也没有。1986年我出访过美国，但那只是点到为止，对美国没什么具体的印象。想来想去，连会遇到什么具体的困难都想不出，大概也就是英文不行，靠教棋能不能生存之类的。后来干脆就不想了，到了美国再说，只要能吃苦，到哪儿都行。

    因为时差，到了旧金山还是1990年的8月20日。雾中的旧金山看上去朦朦胧胧的，一如我的心情。排队进关的人很多，我扶着两辆行李车，不知该怎么办。周围的人都很忙，看样子不会帮我什么。一急之下，我就找到了中国民航的人，说我是中国运动员，东西太多，又不懂英语，需要帮助。中国民航的先生知道我是围棋队的江铸久后，非常客气，帮助我顺利进关。

    出了关，见到了来接我的北京小伙韩越。车开出机场，天变好了，我心想，旧金山的天真好。住下来以后才知道，旧金山的好天实在不多。到我住的地方，出租车费连小费共花了五十美元，真贵。我当时带去的一共不到四千美元，都是在国内时攒下的。

    我住的房子是车库改建的，半地下，面积和宾馆的标准房差不多大。过道暗暗的，越往里走越凉，而外面正是夏天的中午。

    我租的房子水电全包三百九十美元一个月，接下来还有吃饭等日常开销。另外，在国内时我吃住在运动队，不会做菜。临去美国前，我临阵磨刀，跟家人学了几个最简单的菜，比如西红柿炒鸡蛋。有个朋友告诉我，他经常吃方便面，我一听放心了，我喜欢吃面。后来我就经常买一大箱方便面回来，往里打两个鸡蛋就行了。另外，有一些日常用的东西我没从国内带来，比如被褥。跑到商店一看，要五六十美元一条，实在太贵了。正好乃伟的父亲一个月后要来美国出差，我就请他从国内给我带被子来。

    吃住安定下来，生存问题立即摆在面前。我急着跟旧金山的围棋协会联系，看看能不能教棋谋生。然后看收入的多少，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

    美国围棋协会的组织比较松散，是由一批围棋爱好者组成的。比赛是根据人数的多少租借场地，费用由会员平摊，没什么赢利。不像现在，全美围棋大会组织的比赛已能赢利了。

    旧金山围棋俱乐部的情况稍微好一些，因为他们的活动场地是个废弃的歌剧院，租金很低。给我发邀请信的是旧金山围棋俱乐部的主席布朗先生，1986年访美时我们认识的。他认为请一个职业棋手来教棋，可以增加俱乐部的吸引力。他说，学棋的人每个人每次交十美元，学费都归你。我想想还可以，第一步就先这么走吧，以后看着办。

    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去旧金山围棋俱乐部，1986年访美的时候曾经去过，但只是看看而已，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但这一次不一样了，我在美国的生活和它密切相关，它是我的饭碗。

    踩着“吱吱”响的楼梯，我边走边想，原来美国不全是高楼大厦，也有这么破旧的房子。大厅里有二三十个棋友，他们当中有银行职员、大学教师、律师……我一看，稍微放下了些心，人数不算太少。我留意了一下墙上挂的一块板，上面有一百多个名字，看样子会员不少，这样我就可以多赚些钱。可是他们告诉我，曾经有过这么一百多名会员，平时最多也就三四十个。我的心一下就凉了许多。

    跟棋友下棋不累，讲棋很累，因为我的英文不行。问题是这样的活动是否能经常举行，如果能保证每周一次，那我的收入也不过四百美元，正好抵我的房租。以前也曾经有一些职业棋手来旧金山俱乐部下过指导棋，如坂田荣男、小林千寿等，但他们是不定期的，并不以此谋生。我现在收的指导费，就是延续他们的标准。

    俱乐部的组织形式是这样的，主席下面有个五人管理委员会，其中有个叫马丁·李的成员自称是国民党将军的后代，是从中国台湾去的，说一口带京腔的普通话。我对俱乐部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说不出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我最担心的是收入，如果每周教一次棋都不能保证，那我的生活真是成问题了。马丁·李帮我联系了伯克利，那里的俱乐部也有兴趣让我去教棋。
   
    我去了伯克利俱乐部，那儿的棋友人数和旧金山差不多，但里面的一些人让我有些尴尬，因为他们也是旧金山俱乐部的会员。俱乐部不同，但问题是同样的，那就是能不能保证固定教棋，保证有那么多会员。问下来，连每两周一次都不能保证。我当时最深切的感受就是，自己所处的位置完全倒了个个儿。以前，我从来不需要考虑生计问题，一切都由国家养着。即使是去下指导棋，迎接我的都是笑脸和掌声，我想的只是快点下完棋，完成任务。而现在，这些棋友是我的衣食父母，我的上帝，我盼望他们能天天跟我下棋，人数越多越好。

    我第三次去旧金山俱乐部时，一共只有八个人。签到的只有五个，另外三个平时几乎不来，是俱乐部临时拉他们来凑数的。看样子，刚开始很多棋友是来凑个热闹的。这样下去不行，生活要没保障了。不过，我还不是特别着急。因为我知道在洛杉矶，还有很多中国棋友。那里的棋社负责人彼得·张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来我们都欢迎，我可以找些人跟你学下棋，每个月一两千美元的收入应该没问题。”另外，我知道在洛杉矶的中国棋手杨以伦靠教棋生活得不错。所以旧金山的状况再怎么样，我还是有后路可走。要知道，美国是饿不死肯做事的人。

    朋友老唐在旧金山机场旁边的一家赌场做副老板，他带我去玩过。赌场很热闹，服务员看上去收入挺高，小费收入也不少，据说没准每月可拿四千美元左右。于是我就动过脑筋，想暂时去赌场工作。老唐对我说，你就断了这个念头吧，这绝不是个好职业，唯一的好处就是收入高。我当时听了稍微有点不快，心想，我现在缺的就是钱。再说，我觉得让我学坏也不容易。

    同住的朋友詹永仁对我说：“老店一定有他的切身体会，听他的没错。美国的确有不同的生存之道，但你总得一步步走。第一，语言要过关；第二，要解决你的身份问题。忙，我帮不了你多少，但我可以帮你少走点弯路。”我后来才发现，詹兄的确给了我很多有益的指点。

    我当时把带来的美金都放在身边，詹兄让我到银行去开户，说这样做事方便些，而且还有利息。我们一起到马路对面的商店去买东西，我想走没有红绿灯的人行道，觉得这样方便些，而詹兄则一定要走有红绿灯的人行道。詹尼说：“你现在没有开车，如果你开车你就会知道，一时发愣会导致踩错油门和刹车，一次错误可以使你丧失生命。你不想走有红绿灯的人行道是你的事，我是一定要走的。在美国，你乱扔垃圾、乱停车可能没人来管你，但他一旦来管你了，那你就犯法了。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些细节，对你的生活有好处。”刚开始我还不以为然，觉得未兔太婆婆妈妈了点。后来我才真切地体会到，从这些生活细节着手，对适应美国的生活大有益处。

    詹兄告诉我：“洛杉矶棋社类似于台北的棋社，里面卖茶水和小吃，可以打牌和赌棋，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定的人，就有一定的市场。也就是说，只要有这么四五十个人喜欢这个地方，那棋社就开得起来，房租就交得出来，也请得到老师。而且去那的人，大都是喜欢下下小彩棋，对专业下棋兴趣不大。”詹兄其实是在暗示我，洛杉矶棋社里的人下棋是喜欢的，学棋不是很喜欢的。当时思想简单的我没有真正明白他的意思，我还是带着我的普及围棋的理想和以棋谋生的想法去了洛杉矶。

    老店和韩越陪我去洛杉矶，詹兄那时正好也在洛杉矶。我当时穿着中国排球队的服装，我自己一点也没意识到什么，反正拿了就穿。事后有人告诉我，一看我的衣服就知道我是刚从中国来的，老土。

    洛杉矶棋社的负责人彼得·张跟我说，杨以伦不在这儿教棋，所以你应该有市场。如果有一个人跟你学棋，那你就有一百多美元的收入，有十个人的话，当然也就有一千多美元的收入。他当场就问周围的人：“如果江铸久来教棋你们愿不愿学？”没有人说话。他又问：“你们只要出一二百美元，就能请到江铸久这样的高手来教棋，你们还不乐意？”还是没人说话，我有点尴尬。这时，老唐突然开口了：“铸久，天黑了，我们去吃饭吧。”

    吃饭时我问老唐，彼得·张的话听上去怪怪的，是什么意思？老唐说：“他的话我不乐意听。他的意思就是，你的面子我给你了，但答应你的事我没法做。他如果有心帮你，应该早就问过人了。你来了才问，说明他根本就没把你的事、你这人放在心上。彼得·张可能只想维持棋社的现状，而不是真正地办一个专业棋社。杨以伦不在这儿教棋，可能就有这个原因。”顿时，我的梦破灭了，理想中的一千美元飞走了。面对眼前的美味佳肴，我没有了胃口。其他人也不是很愉快，大家大老远地跑来，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朋友们帮我分析，如果教真正的老美也许有戏，因为他们是把围棋当做一种学问来学，而不是消遣。因为一些美国棋友认为，围棋能训练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他们还认为，围棋和编电脑程序有点类似，看上去很简单的东西却有无穷的变化。所以他们跟你学，就会一直跟下去。

    老唐还说：“铸久，你注意到没有，前一段时间我经常带你去一些高级餐馆吃饭。”我不好意思地说：“让你破费了。”老唐说：“不是这个意思。餐馆里的那些端盘子的服务员，工资加小费一个月也有三千多美元。”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教棋眼巴巴地等学生上门，也就一千美元左右的收入，而那些服务员只要服务好，就有那么多的收入。老唐又对我说，“所以，只要你肯放下架子，肯吃苦，你也可以有这样的收入。当务之急，你赶紧学英语。”

    权衡之下，我决定回旧金山教美国人下棋，那样学生可能会越来越多。而且我比较欣赏美国人的学习态度，他们是把围棋当成一门学问，而不是像某些亚洲人那样，学几招用来博彩。

    我知道韩国棋手车敏洙也在洛杉矶教棋。他们告诉我，车敏洙的确也在教棋，而且收费低廉。但他并非以此谋生，他同时还是一个牌手，而且还开了家酒店。我这才知道，原来职业棋手并不只是靠教棋这一门行当来赚钱的。

    詹兄和老唐都来自台湾地区，是好朋友。他们的个子都挺高，可是两人站在一起特别逗。因为詹兄胖，肚子很大；老唐则很瘦，很精干，穿上西服看上去像一个律师。他们两人对我的影响很大。

    詹兄留在洛杉矶，我们回到旧金山后，韩越去中国做生意了，老唐继续在他的赌场上班。我在俱乐部教棋，下车轮战，好歹也有一些收入。加上我从国内带去的美元，我算了一下，撑半年应该没问题。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0:22

学英语



    现在，不会英语我就没办法生存，必须来真格的了。

    接下来要考虑的是学习问题，通常的留学，如果语言不行，可以先在大学里的学前班补习一段时间，学费是一学期一千五百至二千美元左右。这样的学费我无法承受。还有一种就是成人语言学校，只要考进去就行，不收学费，自己负担书费。

    去美国前，我的英文程度极差，二十六个字母如果打乱秩序，那我就糊涂了。有一天，我去考成人语言学校。那所学校从最基础的字母开始，按一百、二百……六百分分班。考卷全是选择题，从A、B、C中选一正确的答案。我A、B、C一个个接着往下蒙，居然给我蒙得差不多，考了五百多的“高分”，理所当然地我被分进了五百分那个班。我一看急了，我哪有五百分那个程度。我赶紧向老师要求，把我分到二百分那个班。老师说不行，只要是你考的，那么考多少分就进多少分的班。我问老师，哪种情况下才可以进我想进的二百分那个班呢？老师回答我，一个月后重考。

    为了能进二百分的班，我又去投考另一所离我的住处较近的学校。考题和上次考的差不多，我尽量不去蒙，先把觉得错的答案挑出来，朝二百分努力。最后考下来也就二百来分，我如愿以偿地分进了二百分那个班。

    语言学校每周有两三次课，我选择的是上午的课。因为即使有学生来跟我学棋，他们多半也是下午或晚上来。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对学习外语不感兴趣，除非特别需要，比如日语，我才会认真去学。我当时还以为下围棋的人根本就用不着英语，所以基本上是不碰它的。现在，不会英语我就没办法生存，必须来真格的了。

    上学了我才知道，我那个二百分的班多是些老头老太。班上有几个越南来的年轻人特别调皮，影响课堂秩序。老师很严肃地说：“你们之所以要上语言学校，是因为你们需要。而到成人语言学校教课的老师都是志愿的，是想来帮助你们，所以我们不拿或者只拿很少的薪水。”以后我才知道，那些老师是没有教师执照的，而在美国，干任何一样职业都要有执照才能上岗。而这些没有教师执照的老师来成人语言学校教课，差不多也就是为人民服务了。也正因为老师不是正规的，所以他们对学生的学习要求不是很严，学生学习也不够认真。所以如果你想在成人语言学校学好语言，必须自己加倍努力。

    每学期结束，有一次考试，全校一起考，热热闹闹的。如果你考了高分，那你就进那个高分的班，如果你的分数没有进步，那你就继续留在你原来那个班，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0:26

教美国人下棋



    美国人相当自信，自我感觉很好。我问他们谁的棋下得最好，他们都举手。

    就这样，我上午在学校上课，下午或晚上在旧金山俱乐部下指导棋，有时也去伯克利教棋。这种状态持续了三个月，我发现不行，因为学生越来越少，我的收入不够。于是我就跟旧金山和伯克利的俱乐部都提出，能不能换种方式，安排我上课，从围棋的理论、官子、死活这些基础的东西教起，这样也许能吸引学生。

    我的围棋课讲座一期是十节课，一节课一小时十五分。如果所有的课都听要交八十美元，如果挑着听，则每节课要交十美元。最初讲课时，是马丁·李帮我翻译的，他的学费我就不收了。

    我发现美国人一到讨论布局时就热闹了。考虑到他们听课的时间有早有晚，上课一开始我先安排他们做死活题，然后再做布局题，这样晚来的人也能赶上做布局题，然后我给他们讲解发下去的布局题。

    可是那些美国棋友说：“我知道你比我们厉害，你讲的下法可能是最好的，但我认为我的下法也有道理、”我发现美国人学棋和中国人有所不同，他们的逻辑性比较强，你要想让他们接受你的观点，必须告诉他们你的思路，完完全全地说服他们。所以，从第二节课开始，我就让他们自由发言。起先，我还担心会不会冷场，可是他们非常踊跃，争着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且水平低的人讲得比水平高的人还要多。他们说了很多，可我大都听不懂，又不好意思什么都叫马丁·李帮我翻译。我就想了个办法，让他们到大棋盘上来摆棋，我只要看看他们摆的子，就能蒙出大概，然后再顺着他们的思路，分析讲解。

    这些美国棋友的基本概念都比较差，知道一些布局和中盘就觉得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了。我这么一讲，他们都觉得收获很大，原来还有很多东西他们是不懂的，比如厚的地方不能靠近，薄的地方一定要护住，模样不一定是空，只有自己站稳了才可以攻击别人。这样讲我自己也比较轻松，而且还跟他们学了很多英文。

    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棋友喜欢问你：最好的一步在哪儿？也就是能打一百分的那一步在哪儿？能打九十分、八十分的那一步在哪儿？我只能告诉他们，我认为的最好的一步在哪儿。我的理解是，围棋很难这样去分析，除非是大家都公认的形状，特别是在布局阶段，不同的风格有不同的结果。而在死活阶段，则必须知道哪步棋是最好的。

    美国人学棋有个误区，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布局理论，觉得那样能提高很多东西。照我的理解，要想提高水平，就要在死活和官子上下大功夫，而他们最差的也就是在死活上。所以，我就布置了许多死活题让他们做。

    美国人相当自信，自我感觉很好。我问他们谁的棋下得最好，他们都举手。我问他们谁的布局好，他们也都举手。这一点和我们中国人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老师总是要指出学生不足的地方。对美国人就不能这样了，你得以鼓励为主。所以，我改变了以往的说话方式。他布局下一步棋，我就说：“你这一步走得不错，可能是你的思考里最好的办法。不过，我还可以告诉你另一种更好的办法，你可以试试看。”这样说，美国人都非常乐意接受。

    做死活题时也是这样，我告诉他们：“你们以前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也很有用，但我现在教你们一个多快好省的办法，完全从实战出发。比如这个死活题，实战时对手不会告诉你答案。”没想到这时一个老美插话道：“我会告诉对手答案，只不过答案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搞清楚。”我笑了，接着说：“所以做死活题要跟正式比赛一样来看，不一定谁先谁后。”那个学生又问：“那我的答案就奇怪了，我告诉你是白棋先，还是白棋后？”我回答他：“如果白棋先，很简单就活了，那就证明应该是黑棋先。所以黑棋先，有黑棋先的结果，白棋先，有白棋先的结果。”

    后来新学生来了，也会问同样的问题。这时老生就告诉他们，黑棋先的结果你要告诉老师，白棋先的结果你也要告诉老师。这几种基本的方法训练下来以后，他们自己也觉得长进不少，尤其是死活题。我说：“死活题十分重要，尤其是业余棋手，不管你布局下得多好，最终决定胜负的还是死活。已经活的棋，为什么要多补一手？下一步正确的棋就可以杀死对手的地方，你不下，人家活了，那你这盘棋就送掉了。”

    成效大了，有的学生就提出，我们可不可以星期六或星期天也来下棋。我当然乐意，这样又可以增加一份收入。有一个星期天，我正在楼下教棋时，一个中国人推门进来，看了一会然后走了。等我再看到他时，发现他居然在楼上下车轮战。我太惊奇了，我知道这一带好像除了我，还没有其他的职业棋手。等他走了。有人告诉我，那个人叫鲍·胡，来自中国台湾，八段半，非常厉害。他每个月的月头来旧金山教棋，如果学棋的人不到十个，俱乐部会贴他钱。我教棋是按人头收费，没想到他还有补贴。我当然有些不快，可是我那时刚来旧金山三个月，情况还不是很清楚，不便多说什么。美国人热情地张罗着我和他进行一场比赛，我说没问题，可是那个鲍·胡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拖。

    我在伯克利的围棋活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大学下车轮战，一部分是每周三在东湾俱乐部上课。俱乐部的负责人亚瑞女士说，我负责帮你招满十个人，十个以上的我要抽成。

    上课要讲英文，我那时的英文很差，只能连比划带说。比如黑棋good（好），白棋no good（不好），黑棋big（大），可是小我就不会说了，学生们就在下面说small（小）。我的很多英文单词就是这样学来的。

    我那时还不会开车，上完课很晚了还要赶公交车回去。车要经过一个贫民区，那里的治安很不好，每次经过时我都挺紧张的。

    从1991年开始，我意识到在美国教棋如果是光靠学生上门或者我去教学生毕竟有限。那时候美国开始有了网络围棋，只要想下棋，我和学生通过电脑和电话线就可以对弈了。但这也有个缺陷，一是我们要事先说好，然后要占着电话线，下盘棋通常要一两个小时，如果棋友是在外地，那电话费也是个问题。就在这个时候，最早的IGS开始起来了，做成了电脑围棋软件，让我去下，顺便带带人气。最早开始在IGS下棋的只有几十个人，而且软件也不完善，是坐标式的，只是黑白的，只能看出一团麻点，十九路盘就有三百六十一个点，得拿铅笔戳着坐标下，下一盘棋要花很长时间，而且非常费眼睛，让人越下越怨，但是我和很多学生的教学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的。哪想到电脑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如今电脑上的棋盘已是非常逼真。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0:29

数学围棋



    美国数学协会主席艾勒文教授说：“我研究了这么多年智力游戏，围棋是最好的一种。”

    我在伯克利教棋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美国学生戴维。有一次他给了我一些跟围棋有关的数学题，有几题我答得挺快的。反过来我又给他出了一些我们在国家队里经常做的题目，比如三个黑子三个白子并在一起，每次只能移动两个子，移动三下，变成了每个子相邻的都是另一种颜色。隔了一周，再上课时，我看见他正在表演十几个子的大移动，把我的题目扩张了。我惊讶地问他，你怎么这么快就弄出来了？戴维说，这不难，我就是研究数学的博士生，我的老师一直在研究跟数学有关的棋和游戏，而且我的老师对一目的官子非常有研究，很想请你去看他上课。

    我当然去了，只见戴维的老师艾勒文·伯林坎在棋盘上把一至二目之间，包括一又四分之一、一又八分之一、一又十六分之一这样的官子题目都做出来了。我跟他下的时候，他就看着棋盘上的坐标，如果左上这个是一又十六分之一，他就要先走一又四分之一，这样下他是不会失误的，而我稍微不注意就是出去一目。而且他叫左上角、右上角，还有一套独特的叫法，他把棋盘似地图坐标般分开，叫做为：北、东北角……听说，他把这些题目拿到日本棋院，很多职业棋手都被他考倒了。

    多年以后，乃伟来到美国，艾勒文教授经常跟我们学棋。他说他有一个很好的女性朋友，在数学上特别聪明，她的为人处世跟乃伟一样，不喜欢在人多的地方交往，她跟乃伟见面，肯定很有意思，因为她们都是头脑聪明的人。我告诉他，看见乃伟你也许会失望，因为她一点儿也不聪明。他说，正好我那位朋友除了数学，对其他的也不感兴趣，这样的人才是大天才。

    我和艾勒文教授下棋时，每当下到官子阶段他就特别高兴，他说：“发挥我特长的时候到了。”问题是他的计算是在先告诉他官子的正确次序前提下，如果让他来考虑官子的正确次序，那他会头疼得老是出错。所以每到官子时，他就把整个题目记下来，请他的秘书复印成跟真棋盘一样大小的图案，还用塑料薄膜把它裱起来。他说：“复盘我复不清楚，现在这样每个棋子都和真的一样大，那我就不会把棋子复丢了。”他就是这样研究棋的。后来我们知道，这位教授做过好几届美国数学协会的主席。他告诉我：“我做主席的时候，我就大力推广这些智力游戏。鉴于此，我希望以后在伯克利举办数学年会的时候，你们能来表演，我一定要把你们介绍给那些最优秀的数学家。”

    果然，在2000年7月的伯克利数学年会上，艾勒文教授邀请我和乃伟做了数学和围棋结合在一起的表演，这是第三次举办这类活动，只不过这次的规格更高，奖金也更高。这棋有它独特的规则，黑棋贴九目半，旁边放着二十张卡片。二十张卡片是这样的：第一张二十目，第二张十九目半，第三张十九目……你可以选择下棋，你也可以选择拿卡。那盘棋我们下了将近六个小时，数学家们看得津津有味。这位数学家的理论是让大家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围棋，因为很多围棋书都是这样写的：这步大，这步很大，这步非常大。但是“大”的概念不明确，如果能让围棋爱好者明白，这步大是大在三十六目，或者是三十六目到四十目之间……这样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了。所以，艾勒文教授提出了下数学棋的设想，并主张从数学的角度来推广围棋。艾勒文教授说：“我研究了这么多智力游戏，围棋是最好的一种。”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0:35

工作签证



    拿不到签证要变“黑”了，这可是很严重的事，那样我将只好离开美国。

    到美国已快半年，我的访问学者签证要到期了，如果想继续拿到签证，留在美国，就要得到俱乐部的支持。

    在这之前，我和詹永仁、韩越准备搬家，我们三人住在一起。我的要求是最好选在我上学、教棋的公交车线路附近。我们从原先住的十一街，搬到了三十三街，还是地下室，但房子大了，连水电带租金是七百多美元，我们三个人平摊。

    一段时间呆下来，我觉得自己还是能适应美国生活的，所以就考虑长期呆下去。要在美国生活，就要解决身份问题。我来美时买的是来回机票，一年内有效。如果我留在美国，那我的机票就作废了。这时，朋友们帮我出了不少的主意。

    首先，我觉得学生身份不适合我，因为就算是读好了书。接下来还是要考虑工作和身份问题，我跟乃伟就更难团聚了。而拿到工作签证的话，我在美国可以随便出出进进。一般的中国人走的是学生、工作、办绿卡的路，整个过程加起来估计要四五年的时间，太慢了。跟乃伟商量，她也不了解情况，只是想快一点。周围的意见各种各样，我们棋手听意见喜欢听高手的意见，一点就明。所以我决定还是去请教律师。

    我找的都是华人律师，他们都跟我说，你的情况很特殊，但也很有希望，具体到办公室来谈。打电话咨询只要三四分钟，而去办公室面谈就要收费了。收费半个小时算一个时间段，按律师的声望情况收费不等，贵一点的要五十五美元一时段。我那时收入少，舍不得花钱，但这个钱我舍得花。我记得我曾经同一天约了好几个律师，律师的话都差不多，我只能根据我的感觉来判断。但他们都建议我先找一家俱乐部，只有某一家俱乐部答应请我工作，而且能支付足够高的薪水，在办好有关文件后，律师才能接着走下一步。

    我觉得旧金山俱乐部的棋友都很欢迎我，俱乐部雇我工作应该不成问题。问题是我办得有点晚了，但只要能赶在最后一天递给移民局就行了。这样在法律上我没有超期，批不批就是他们的事了。

    果然，旧金山围棋俱乐部也建议我办工作签证，问题是俱乐部没有实力支付我的薪水，尽管他们愿意。这时，我的朋友李欣知道了这件事，他对我说：“既然你决定继续在俱乐部教棋，那么我去跟俱乐部打招呼，你的薪水我来付，就算是我捐给俱乐部的，专款专用。我出一万八千美元捐给俱乐部，从中每个月发给你一千五百美元的薪水。我希望你能好好地在美国发展，推广围棋。你还不还我没关系，这是我支持你的一点心意。”我急了，说：“如果俱乐部不同意我继续教棋，那这个钱不就没了吗？”李欣回答说：“我以老会员的名义，按程序捐钱给俱乐部。我会办好银行和俱乐部方面法律上的手续，直接写明这笔钱是捐给你江铸久的。”

    李欣来自台湾地区，在台湾时下棋也打桥牌，沈君山是他的老师。来美国后，他在春天电话公司做高级主管。李欣这么一说，俱乐部方面当然很高兴，口头表示同意，因为这样不必动用俱乐部的钱了。这样看来，似乎解决工作签证的事没问题了。

    可是有一天马丁·李对我说，实际上俱乐部的老美并不同意你在这儿教棋，首先他们跟你接触得并不多，另外鲍·胡来俱乐部下多面打的时候，俱乐部都付给他钱，而对待你江铸久，他们就不是这样了。我愣了愣，觉得马丁·李的分析有道理，可是再一想，又糊涂了。因为通过李欣的翻译和我自己的感觉，我以为老美对我还是挺好的。

    在我教棋的伯克利，负责人亚瑞女士听说了这件事后，热情地对我说：“我的俱乐部很乐意支持你，但是你要帮助俱乐部做一些事。”当时我的英文有限，只听懂了“很乐意支持你”这句话。我想了想，既然两个俱乐部的条件都差不多，都愿意帮我出文件，而且看上去亚瑞女士更欢迎我，那就去伯克利吧。亚瑞很快就草拟了文件，让我在上面签字。文件上的英文我很多都看不懂，我们的沟通就靠我有限的一些英文和随身携带的快译通。

    签好了字，我就把文件给李欣看了。李欣很严肃地问我：“是你自愿签的吗？你全看懂了吗？”我说：“当然是我自愿签字的，因为当时我觉得文件看上去还不错。”李新说：“在美国，如果一份文件你没有完全看懂，那千万不要在上面贸然签字。签了字文件就生效了，你就要负法律责任。”

    李欣指着文件上的一段说：“我不知道亚瑞是怎么跟你解释的。这一段实际的意思是，伯克利俱乐部支持你办工作签证，但是以后不管你在哪儿教棋的收入，亚瑞都要抽成。”我一听傻眼了。李欣又说，“这里面有问题，如果亚瑞有心帮你的话，合同不应该这样写，如果她写上在你在伯克利的工作期间抽成，这说明她的贪婪还是有限度的。可现在签的这份合同，却写着以后你在美国所有教棋的收入她都要抽成，这肯定是不对的。”

    李欣还告诉我：“在美国，看文件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文件中如果有于你不利的条文，你签了字就等于默认。像你今天的这份合同，如果你签了，那么你一生有关教棋的收入她都要抽成，这显然不合理。好在你们的那份文件从法律来说，并不是很正式，因为没有律师和证人在场。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找个与文件不相干的人来完全准确地解释给你听，特别是细节，千万要小心。”李欣在关键时刻帮了我，我记住了这个教训。

    当天，李欣就和我一起去见亚瑞。他对亚瑞说：“你知道江铸久的英文并不是很好，他是在没有完全理解的情况下签了字，这显然是不合适的。而且这份文件并没有证人签名，不算正式，所以合同要重新起草，而且一定要有证人。铸久肯定会在你们俱乐部教棋的，你这么写，铸久反而不好工作了。你只有给他更多的自由，他才能更好地工作。”亚瑞说：“你是在帮江铸久，那么我同样出于帮江铸久的心情，既然你们觉得这份文件签得草率，那我们就重拟一份。”李欣说：“不如这样吧，这份文件就算了，你们继续做朋友，江铸久再想其他的办法。”在这一点上，李欣把亚瑞给说服了。以后我也经常在亚瑞的俱乐部教棋，对她发展新会员也起了挺大的作用。

    回旧金山的途中，李欣说：“我觉得你和旧金山俱乐部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因为我觉得很多美国人是很欢迎你在俱乐部教棋的，而且因为你在俱乐部，本身就给旧金山俱乐部增加了名气。我不知道马丁·李是怎么翻译的。”这时我们都不觉得马丁·李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毕竟在我教棋上，他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我们回头又去找马丁·李。恰好在这时，旧金山俱乐部正在进行改组，委员们说：“江铸久来俱乐部教棋，对我们的发展有利，那我们不如推举跟江铸久直接联系的马丁·李来做主席。”因为这个很重要的原因，马丁·李做了俱乐部的主席。马丁·李当即就答应我说：“申办工作签证的相关文件我会很快帮你做的，不要担心。”

    接着，我们办好了有关的手续，这时离最后的期限还有两个星期。律师告诉我们，最终的文件要俱乐部主席签。我们都觉得没问题，因为俱乐部主席马丁·李已经口头同意了。

    可是眼看还有三天就到移民局的截止日期了，马丁·李那儿还没动静，我急了，赶紧去找他。谁知马丁·李说：“实际上俱乐部的很多人并不同意支持你，他们不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且我本人也不同意。”这下我发懵了，这和我平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和我们前面谈的也不一样。我急了，如果这个星期五我的文件不送到移民局，那我就拿不到签证要变“黑”了，这可是很严重的事，那样我将只好离开美国。

    我又赶紧去找李欣。李欣说：“马丁·李已经在有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口头表示了同意，现在我们去找委员会里所有的老美来问一问。相信把事情摊到桌面，大家都会支持你的。”

    老美们的回答是：“立刻开会，因为马丁·李所说的和我们的说法不一样。”这时我们才意识到马丁·李不实在，可能是在骗我们。

    在开会前，马丁·李跟有的委员说：“其实我们不应该同意江铸久的。我已经和中国围棋协会联系了，一位姓杨的先生说，只要你们不接受江铸久，中国围棋协会立刻派两个有职业六段的棋手来俱乐部推广围棋，这些我都有记录。所以如果我们接受了江铸久，那我们和中国围棋协会的关系就会弄僵。”

    开会了，委员们都来了，发起人和一些老会长也来了。没想到会一开始，马丁·李就说，这只是委员们的会，请不相干的人出去。果然，除了委员，其他人都退出了。我感觉挺奇怪的，他们怎么就这么老实？其实这也是美国的一个习惯和规矩。投票结果是，大家乐意让我来教棋。委员们还认为，马丁·李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于是大家不再推举他做主席了。

    听说在会上有委员问马丁·李：“我们以前都盼着有专业棋手来教棋，而且江铸久又是你联系的，现在为什么又不同意了？既然不同意，就要早点跟他说，免得让他措手不及。你这样做，并不代表我们大家。”马丁·李的解释是，如果我们不同意江铸久的话，中国围棋协会立刻就派两个棋手来俱乐部，否则我们和中国围棋协会的关系就会弄僵。又有人说：“可是江铸久已经在这教棋了，教得挺好，我们为什么要让他回去呢？我们也欢迎中国围棋协会再派两个人来，可这是两回事。再说，中国围棋协会的态度也并不会影响到我们什么。”

    最终我留在了旧金山俱乐部教棋，并顺利拿到了工作签证。在这件事上，李欣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忙前忙后，比他上班还要忙，李欣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工作签证办下来之后，俱乐部为了扩大影响，就想在俱乐部外找一些高水平的棋手来和我下棋。这些人我起码都是让两子，有的让更多，大都是他们输。在南湾教棋的鲍·胡自称有八段半实力，为此俱乐部想搞一次比赛，看看我们谁更厉害。大多数美国人知道我是职业九段，比较厉害，可他们也想看输赢，看看究竟谁更厉害。因此，南湾俱乐部和旧金山俱乐部约定，双方各出二百五十美元作为奖金。这盘棋我让两子，来看棋的人特别多，原因之一就是南湾的美国棋友认为鲍·胡的棋是非常厉害的，他们是来为老师助阵。那场比赛我赢了。我的体会是，在美国除了实力，还要会推销自己，让大家知道你，知道你的实力。我觉得鲍·胡可能是在自我推销方面下了很多力气，以至很多人都认为他很了不起，真的有八段半的实力。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0:37

搬家



    生活一旦安定下来，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打打谱，只是心情和在国内时完全不一样了。

    詹永仁、我和韩越共同租了一套地下室的房子，一人一间，因为詹兄经常去洛杉矶，所以我和韩越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韩越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我刚到美国什么都不懂，韩越给了我很多生活上的指点，具体到上厕所，他告诉我一定要在马桶上垫两层纸才能用。我曾经问过韩越，我们两个人就在家里随便吃，一个月大概要用多少钱，韩越说估计是一百五十至两百美元。不知道为什么，生活环境的彻底改变，使得我特别贪吃贪睡，一个月才过了二十天，我们就吃掉了三百美元。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就经常去跑步，让自己的精神好一点，体力充沛一点，顺便也把自己吃下去的那么多东西消耗掉一些。

    在旧金山，很多人家用不了和用旧的东西就拿出来卖，这就是所谓的车库买卖。我买了张小桌子，有空可以在家里打谱。生活一旦安定下来，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打打谱，只是打谱时的心情和在国内时完全不一样了，从前打谱是有目的的，是为了提高棋艺，因而很投入。而现在，打谱只是一种机械、习惯的动作，没有什么意义，打谱不过是对从前生活的一种回忆罢了。初到美国的那一段时间，有时打着谱我就走神了，思绪飞回到了中国，飞回到了围棋队……我感到自己的棋力在飞快地下降，但又无可奈何。

    詹兄不常回来，韩越回中国做生意的时间越来越多了，所以大多数时间，这套房子就我一个人住。天冷了，地下室更冷。再说，有时我还在家给个别学生上课，收了人家的钱却让人家呆在地下室里，总觉得过意不去，我决定再次搬家。

    我还是在学校周围找房子，因为与人合住房租便宜，最后我就和一对台湾夫妻和一个北京来的小伙一起租下了一套房子。

    在美国如果你想搬家，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房东。韩越回来得晚了，来不及找房子，眼看还有一天就到期了，我为韩越着急，可是韩越说不怕，我以为他一定有什么好办法。那天晚上，算好房东要来了，韩越拿出枪，慢条斯理地擦了起来。房东没好气地走了进来，看见韩越在擦枪，便很客气地问候了几句，就退出去了。韩越在国内时是在政法系统工作，喜欢枪也会摆弄枪。我对韩越说：“你这不是在威胁人家吗？”韩越说：“在美国，没有通知就去他人的家是不受欢迎的，私闯民宅更是违法的，主人可以开枪，即便你是租房住，但你只要付了房租，你就是房子的主人。所以，你如果在大街上迷了路，也不要轻易去敲门问路，宁可等警察。”这又让我学到了一个生活经验。

    韩越是个挺有意思的人物，我1986年访美时，韩越刚开始留学，我最早是认识韩越的父亲。韩越的爷爷是原山东军阀韩复渠。

    总算不住地下室了，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来我家学棋的学生。有些美国学生在到俱乐部听我上大课前，先到我这儿来开小灶，肚子饿了就随便弄点吃的。可是同住的其他房客在家的时候，我们这么多人下棋就会影响他们的休息。所以，在新家住了一段时间，我又考虑搬家了。

    小说里的海边小屋给我留下了美好印象，听海涛，看日落，真是妙不可言，所以我决定住在海边。可是真在海边住下了，我就发现不全是美好。不美好的地方是屋内特别潮湿，每隔二三年就要重新粉刷一遍。由此，我又得到了一个生活经验，海边的屋子是好，但不能靠海太近。

    住下来一年多后，住宅周围的治安开始不好了，有时可以听到枪声，我的车也被人撬了。海边再美也不能住了，我再次决定搬家。这以后，我又搬了几次家，搬家在美国是很平常的事。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0:41

开车



    我在美国这么些年，一直用的是旧车，不过旧车的等级是越来越高了。

    到美国不久，我就体会到会开车的重要性。我晚上要出去教棋，夜间乘公交车总觉得不太安全。公交车经过贫民区，上来几个黑大汉，我总是很紧张，担心发生可怕的事。

    棋友彼得·黄教我开车，他有一辆丰田小型卡车，力量大，还是手排档，这对初学者来说有一定难度。可是彼得·黄说：“你从我这车开始学，以后什么车都能开。”我很感激他，因为一般人都不愿把自己的车借给人开，特别是初学者。彼得·黄是个很客气的人，我跟他学开车时，他一般不太说我哪不好，鼓励甚多，再加上我开车时的感觉特别好，很自信，想自己考出驾驶执照应该没问题。我果真很快就通过了笔试，我借了辆车，信心十足地去参加路考了。

    在考场，考官先检查了我的车，如果不安全，他不会坐我的车。朋友告诉我，考试时要给考官留下你很谨慎的印象，所以开车前我一本正经地看看后视镜、左右镜，发动、倒车的动作都很规范。

    一上路，第一个停车我就没停稳，然后拐弯时也没拐好，我看见考官在本上记着什么，接着在考官的指令下，我做了三个右拐，就又回到了停车场。我知道不妙了，因为朋友告诉我，考试要考很多东西。果然考官对我说，你回去后要好好学习驾驶，这次你有危险动作，争取下次考出驾驶执照。

    练了一段时间后，我又去了旧金山郊区的一个考场，因为我听说市区的考场比较严格。我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接下来的事就是买车了。我没有买新车，因为我的钱不多。买二手车的学问可就大了，最后我花了一千四百美元买了一辆旧的马自达。有了车，我就可以到很远的地方去教棋了。

    旧车总归是旧车，开了一段时间后，毛病陆续出来了。美国人在高中时就专门有修车这门课，所以他们多少都会一些，我对修车一点也不懂，所以那些小毛病都由我的学生解决了。有一次，我的车刚开上高速公路，就趴下不动了，我总不能把我的学生叫到高速公路上帮我修车吧，只好等警察。朋友们说：“像你这种一点也不会修车的人，还是买新车好。”新车当然好，但也有缺点，那就是太贵了。我在美国这么些年，一直用的是旧车，不过旧车的等级是越来越高了。

    第二辆本田车花了四千美元，开得还比较顺利。可是有一次和朋友们一起去旅行时，“本田”突然也罢工了。当时车正在大山里，我只能不停地念叨：“本田”老了，不能太累，让它休息一会，然后再给它加上机油，也许它很快就会重新工作的。果然“本田”歇了一会，又精神十足地上路了。

    开车我也出过几次车祸，吃了好几次罚单，主要是为了赶时间超速。

    1991年初，四川省围棋队到旧金山访问，队里有职业棋手陈安齐，我拉着他下个不停。陈安齐说：“你老跟我下棋有什么用，我也好长时间不下了。”好不容易来了个棋手，我怎么肯放过他。再说，我就要去拉斯维加斯和车敏洙先生下表演赛，这正是一个练兵的好机会。

    接下来，四川省围棋队还要去美国的其他城市，他们就邀请我随他们一起去，顺便帮着开开车，费用他们包了，而且还能跟美国各地的围棋爱好者下棋。这个建议太诱惑人了，那时我才学会开车不久，也不知道开车的厉害，就跟着他们走了。一路开车累得要命，好在没出什么事。

    达拉斯的围棋俱乐部是由几个美国人发起组织的，租房子很贵，他们就看上了国际象棋的活动场地，因为国际象棋的活动也不是天天有，平时空着也是空着，就每周跟他们借一两天用，都是下棋的，国际象棋俱乐部就同意了。这下好了，围棋俱乐部不但节省了房租，还吸引了不少国际象棋爱好者。这真是一个聪明的办法，我就把达拉斯围棋俱乐部的经验介绍给其他的俱乐部。

    陪同四川省围棋队访问美国，使我对美国的围棋状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印象比较深的是纽约的棋社。

    纽约的棋社每个月都能获得日本棋院十万日元的赞助，这样房租和管理人员的薪水就不用担心了，而日本棋院之所以愿意赞助，是因为老板许诺要把在纽约的日本商人都吸引到棋社里来。

    纽约的棋社管理服务工作也做得很好，管理人员根据会员的水平，为他们组成搭档，水平低的还有人教，这样就使每一个会员到棋社来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即使多付点钱也愿意。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0:47

全美围棋大会



    电脑里的黑白棋子变成了可爱的动物，黑棋是唐老鸭，白棋是米老鼠。

    对于美国围棋爱好者来说，每年一度的全美围棋大会是他们盼望的日子。全美围棋大会创办于1985年，通常是每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始，活动持续一周。我到美国的第二年，也就是1991年也被邀请参加了。那次的规模比以往大，是因为有应昌期围棋基金会的赞助，大会举办了一个业余应氏杯。我在那次大会上见到了中国派去的华以刚、杨晖，还有台湾地区来的应明皓和杨佑家先生。应氏基金会负责在美职业棋手讲棋的费用，而职业棋手相应地必须做一些讲课和下指导棋的工作。这些在美国的职业棋手除了完成大会规定的工作外，还可以自己开课收费，这样也能得到一些额外的收入，这也算是全美围棋大会支持在美职业棋手的一种方式。

    在全美围棋大会上，我还见到了一些早期赴美的中国棋手，如何晓任、金茜倩、杨以伦、黄丽萍。杨以伦在美国的时间比较长，他的学生很多，所以大会期间他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许多美国棋手看到我来了也很兴奋，想跟我学棋。

    大会为了吸引更多的业余棋手参加，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除了有正式排名的比赛外，还有双人赛、闪电赛、九路盘、十三路盘、每人连下两步的比赛……反正只要能想得出来，都可以下。有个棋手还发明了四人彩色围棋，他嫌黑白围棋只能两个人下，参与的人太少，而他的彩色围棋可以四个人同时下。每届全美大会，我都看见他在起劲地推广他的彩色围棋，看样子收效不大，因为响应的人很少。晚上还有一个传统节目——唱歌。他们唱的都是英语名曲，但歌词全部被换成了与围棋有关的内容，什么“铸久喜欢打劫”啦，“乃伟经常追大龙”等等，总之曲调不变但歌词总在翻新，很好玩也很有特色。

    我听说在欧洲的围棋活动上，大家都带着啤酒去，以酒助兴。全美围棋大会没有这种现象，大家都很认真地下棋。下棋的严肃认真，记录的就不那么规矩了，有的用手提电脑，大多数还是用记录纸，可是记录纸简直五花八门，只要你能想得出，能把比赛情况记录下来就行了。有时他们给我看记录，我从小到大不知道看了多少记录，可就是没有看到过他们这种记录，看不懂，没办法只好请他们摆给我看。

    全美围棋大会致力于在美国推广围棋，大会期间要召集各俱乐部负责人开会，商讨如何开展围棋活动，有时也会邀请我去参加。听他们的发言，有时要笑破肚皮。比如有的俱乐部派人把围棋印在衣服背上，然后到大学静坐以吸引学生的注意。一般有五十几家俱乐部参加会议，为了缩短开会时间，只允许每家俱乐部发言一分钟，这样也要一小时。后来干脆缩短为一句话，这样相同意见的就避免发言了，开会时间大大地缩短了。因为我是职业棋手，说话有权威，他们就允许我多说一点。

    发奖大会简直就是一个派对，持续三个小时，当中不停地发奖，不停地吃，非常热闹。有小孩奖、快棋奖、九路盘奖、十三路盘奖、连胜奖、连败奖、对局最多奖……给人的感觉就是只要你参加比赛，就很容易得奖。

    热闹的全美围棋大会不但吸引了美国围棋爱好者参加，也吸引了欧洲、日本和韩国的业余棋手自发组团参加。中国都是公派职业棋手，什么时候也能有业余棋手自发组团参加就好了。

    全美围棋大会的赞助商很会动脑子，他们给小孩发的奖品就是代用券，可以到棋具店买棋，棋具店的围棋有黑白两色的，也有红蓝、黄绿等，彩色的围棋子是为了吸引小孩的注意力。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围棋子还可以是彩色的，可是美国人就是爱打破陈规，他们认为小孩子喜欢彩色的东西，既然是为了吸引小孩子下棋，为什么不可以把黑白棋子做成彩色的呢？等小孩长大，他们自然会回到正规的路子上来的。

    电脑的介入给古老的围棋注入了活力。在全美围棋大会上，电脑里的黑白棋子变成了可爱的动物，黑棋是唐老鸭，白棋是米老鼠，当唐老鸭吃掉米老鼠时像真的一样，米老鼠被唐老鸭五花大绑带走了。规则不变，但棋子拟人化后特别受到孩子们的喜爱。

    在全美围棋大会上我还见到了很多老朋友，都是我们在1986年访问美国时认识的，相见甚欢。从1984年底开始，美国的华人围棋组织就开始邀请中国的职业棋手访美，交流指导。第一次是聂卫平和刘小光。1986年轮到我和邵震中，行程一个月，我们访问了纽约、旧金山、洛杉矶、波士顿、费城，以及哈佛。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下棋，很少讲棋，这一方面有语言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人对中国围棋了解不多，他们一直认为高手是出在日本。那次访问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美国的围棋爱好者还不是很多，水平也不是很高。1986年的美国之行，使我大开眼界，我不仅看到了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下我们中国古老的围棋，自己也对美国有了真切的认识，以前对美国的认识都是从书本上来的，顺便我也玩了个够。

    在1991年的全美围棋大会上，老朋友都在，还加入了很多的新棋友，令人振奋。1991年全美围棋协会的主席就是当年我和邵震中访美时的陪同，当时他的一只眼睛刚做了手术，像个独行侠。我见到他时指着眼睛不停地比划着，他笑了，还问我：“江，邵为什么不来？”当年邵震中和他下了一盘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认为邵震中是所有和他下过的棋手中最厉害的一个。这是因为日本职业棋手访问美国时，为了不伤美国人的自尊心，都手下留情，下得很客气。而我们去美国时，当地的华人告诉我们，和美国人下棋不要客气，你越厉害，越把他杀得惨，他就越佩服你。因为我们的“不客气”，美国人可能对中国围棋有了新的认识，原来中国围棋也那么厉害。因为围棋，我见到了老朋友，结识了新朋友，这就使我想起了一句话：围棋在不同的时期都能吸引很多人，而你一旦被围棋吸引，你就会成为终生的围棋爱好者。这话虽然说得有些绝对，但情形大多确实是这样的。

    我在全美围棋大会上给美国人讲棋上课，很忙碌也很快乐。我发现美国人比较喜欢听我的课，他们说：“江铸久的课轻松幽默，也很实在。”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我爱开玩笑，平时在生活中也如此，即使是讲课也喜欢幽默一下。在国内，有的人不习惯或者不喜欢，而美国人就比较习惯也能接受我的性格和上课方式。

    有一次我在上课，一个很熟悉的美国棋手打开了摄像机，我突然大叫一声，然后严肃地说：“我现在讲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围棋技法，是我刚刚研究出来的。现在有人在偷偷录像，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目的，我上课不经允许是不可以录像的。”随着我的话音，大家的目光一下都盯着那位棋手。那位棋手吓坏了，他说：“我不知道你有这个规定，那我把录像带交给你还不行吗？”后来明白我是在开玩笑，于是大家都笑成了一团。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0:49

克利夫兰集训



    有位棋友这样写道：江铸久的围棋集训在智力上的严酷程度，超过在军队里特种兵的训练。

    在全美围棋大会上，我认识了台湾地区来的朱文枢先生，他在克利夫兰开旅馆。他说：“我非常想请像你这样的职业棋手去我那儿下棋，因为我的时间比较多，特别是冬天淡季的时候。”

    于是到了冬天，我就去朱先生那儿，顺便也去克利夫兰的围棋俱乐部教棋。俱乐部设在咖啡馆里，棋友们边下棋边喝咖啡，很是悠闲。朱先生居然是当地最厉害的业余围棋手，当地的棋友见了他都很客气和尊敬，没有人来招呼我。我打趣道：“朱先生，您在这儿就跟围棋皇帝似的。”朱先生赶紧把我介绍给大家：“大家看，这才是最厉害的棋手。”

    棋下到一半时，忽然有一个美国青年急急忙忙地走进来，他一边走还一边嚷道：“有没有人懂汉语，快告诉这位中国棋手，我下棋很快，我要跟他下一盘！”因为大家正在兴头上，没有人愿意回答他的话，也没有人愿意和他下。于是我用英文跟他说：“你不用找懂中文的，你要是想下就和我下吧。”因为他来得晚，跟其他棋友下完棋后，我就直接站在他对面和他下。我听见他自言自语地说：“哟，没想到他比我快得多。”大家听了忍俊不禁。此人叫彼得，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叫艾瑞克，艾瑞克后来教会了我滑雪。他们也是后来访问中国时的团员。他们聪明活跃，热情大方，是典型的美国青年。他们都做过电脑工程师，当攒足了一定的钱后，就辞掉工作，或去下棋，或去旅游，总之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朱先生对我说：“我有旅馆，这里又有这么多棋友，干脆以后你一来我们就举办个活动，比如夏令营，反正任何季节都可以，一周、三四天，甚至周末都可以。”大家听了都很高兴。

    在朱先生的旅馆举办围棋活动有许多便利，因为他是老板，他以最便宜的价格为大家提供了最好的房间和最良好的服务。第一次集训；就来了三十个人，棋友们聚在一起都是为了切磋棋艺，所以我把每天的活动都安排得充实紧凑，棋友们说活动收获很大，但也累得够呛。活动结束后，棋友们纷纷写文章发表感想，有位曾经参加过越南战争的老兵在文章里这样写道：“江铸久的围棋集训在智力上的严酷程度，超过在军队里特种兵的训练。每天训练活动都安排得很满很严，我们虽然很高兴，但学得很累。回家之后只想睡觉，不想上班。”

    朱先生很大方，他说：“明年大家可以带家属和孩子来，尤其欢迎会下棋的孩子来，住宿不要钱，饮食减半。”如此优厚的待遇，大家都不想放弃，果然第二年，很多人就把孩子带来了，有的还是从加拿大来的。棋友们说：“一年里有围棋大会还有集训活动，我们收获很大。”

    这样的集训活动我们一连搞了五届，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活动也越来越完善，朱先生的名气也越来越响。在全美围棋大会上，很多棋友都穿着特制的集训汗衫，引人注目，做了一个活广告。后来围棋集训活动的中断主要是因为朱先生的家族改变了经营方向，朱先生卖掉了旅馆，我们再搞集训活动就有很多困难。以后，我只是在旧金山一带搞过几次周末的围棋活动，时间太短，很多外州的人就不太肯飞过来了。很多棋友都很想念在朱先生旅馆举办的集训活动，我们也在寻找新的机会和喜欢下棋的旅店老板。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0:54

参加应氏杯



    像应老先生这样不遗余力地推广围棋的有钱人，就他一个。

    1988年，第一届应氏杯世界围棋比赛是在北京举行的。当时听说台北的应昌期先生要举办一个世界性的围棋比赛，日本方面也赶紧筹备富士通杯世界围棋比赛。一年里能有两项世界比赛，对棋手来说真是可喜可贺，特别是我那段时间正处于上升阶段，很想在世界比赛中打出好成绩。

    秋天，第一届应氏杯世界围棋比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开幕仪式，棋手们都住进了北京的香格里拉饭店。我是第一次住进那么豪华的饭店，记得一碗面要十八元人民币兑换券，好像那时北京还没有这么贵的面，也可能是我市面见得太少，少见多怪。

    那次有很多厉害的棋手都来参加比赛了，我第一轮抽签抽到的是武宫正树九段。猜先之前，很多人对我说，如果我猜到的话，应该选择白棋，如果武宫正树拿的是白棋，那他就更厉害。据说武宫黑棋的“三连星”还不是最厉害，白棋的“自然流”更厉害，我被他们说得心里没底。结果武宫正树猜中了，他选择了黑棋。那盘棋下到官子阶段好像还是黑棋好一点，而且我也早早地读秒了，就在大官子之前我还顽强了一下，我觉得没有棋了，也就没补，其实是有棋的。可是同样读秒的武宫也没有下出棋来，结果我的局面一下又好了。我赢了武宫后就进入了前八名。

    第二局我对的是林海峰老师，林老师选的是白棋。那盘棋我下了三连星，也是围起了大模样，下到中途的时候我还可以，可是林老师后半盘的收束下得非常好，黑棋就没什么机会了，我输给了林海峰老师。武宫先生来给我们复盘时，我说，我这盘棋要是让武宫先生来下就好得多，武宫先生只是笑了笑，他是当年富士通杯的冠军。

    比赛前，应昌期先生发给每个参赛棋手一个可以折叠的棋桌。开幕式上应先生问：“你们有谁用过我带来的桌子，觉得怎么样？”我说：“挺好的，旁边还可以放茶杯，很方便。”应先生说：“那就好。”我很尊敬应昌期先生，我觉得中国人能举办高规格的世界围棋大赛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而且应昌期围棋基金会每年都要分别提供价值十万美元的经费和棋具给美国和欧洲的围棋协会，用于推广围棋和应氏记点制规则。

    说到这个应氏记点制，我是这样认为的，世界上各地的围棋规则本来就不统一，应氏规则出来得晚，反对它的声音就能经常听到，有的人就觉得它繁琐。我觉得应氏规则有一点应该肯定，那就是它的严谨性，应氏规则是可以靠书面的东西，也就是已经定出来的规则来判定输赢的。而有些规则，比如日本的规则，发生在吴清源老前辈身上的事是需要委员会来判定的。我觉得从这点看，应氏规则就比它强，不管发生什么问题，找规则就能解决问题，至于繁琐还是不繁琐，那是另一个问题。

    我还觉得，应老先生能用自己的金钱来推广围棋是件了不起的事。世界上比应老先生有钱的大有人在，爱好围棋的有钱人也不少，但像应老先生这样不遗余力地推广围棋的有钱人，就他一个。我是非常尊敬应老先生的。我认为，围棋能走向世界，应昌期老先生功不可没。

    在1988年的时候，七目半大贴目很多人难以接受，因为从五目半到七目半这是一个很大的跨度。很多人都意识到，五目半拿黑棋胜率比较高。1999年我们到韩国下棋，韩国的很多比赛已经改为六目半，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拿黑棋。我想，既然大家认同六目半拿黑棋胜率还是比较高，那么七目半普遍被大家认同的日子应该不会很远吧。

    另外根据我在美国的教棋经验，用应氏规则数棋教小孩挺管用，就是把棋盘全部填满。当我们用九路盘和十三路盘教小孩的时候，棋局结束时有两种办法判定输赢，一种是数目法，小孩不容易弄清楚。如果连子带目，小孩也是要教一阵才能弄清楚。后来我们干脆采用把一方或者两方的子全部填上去，然后数一方究竟有多少子，那小孩很快就能计算出来。

    1992年我在美国期间，一件大喜事突然降临，那就是第二届应氏杯世界围棋比赛要举行了，比赛名单里有我，因为上一届的前八名就是这一届的种子选手。更高兴的是乃伟也被邀请参赛了，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但可以参加梦寐以求的职业比赛，而且可以见面了。可是不久，乃伟又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可能我们不能参加应氏杯了，因为应昌期围棋基金会和中国围棋协会在我和乃伟的参赛资格上有分歧，正在谈判。乃伟很是担忧，我可不管那么多，赶紧收集棋书，日夜打谱，想恢复一点感觉。

    为了能有充沛的体力参加比赛，我还每天跑步，边跑边想：“我要在应氏杯上好好下一把，争取打出好成绩。”这么想着，脚步也轻了，越跑越快。其间不断有各种或好或坏的消息传来，反反复复，我才不想那么多，越想越烦，我只想争取下出好成绩，不能去了就输棋。

    有一天，应氏基金会的沈君山先生抵达旧金山，他说：“现在中国围棋协会反对你参加比赛，我想知道你的意见。”我还能有什么意见？唯一的意见就是去下棋，去比赛。不久应明皓先生也到了美国，我们见了面。应明皓先生说：“你准备好了吗？赶快把签证办出来，我担心的是你最后又去不了。”我让应明皓先生放心，因为签证的事我已经打听好了，没问题。

    应氏杯一拖再拖，终于定下7月在东京举行。我知道因为应昌期先生执意要让我和乃伟参加比赛，这成了中国围棋协会放弃参加比赛的原因之一。我不明白，参加比赛是棋手的权利和义务，为什么要弄得那么僵呢？多年以后，我听到了当事人的说法，郝克强老师在其《中日擂台大幕内外》一书中以“对一件史实的匡正”为题，对这件事作了详细交待。

    1992年7月，第二届应氏杯世界围棋比赛在日本东京举行，我很想早点去日本，这样可以有一些时间切磋，可是我拿到的是短期签证。但不管怎样，时隔两年，我和乃伟终于见面了。

    应氏杯那盘棋我抽到的是梁宰豪九段。我执黑，在右边的局部作战中，我上来就吃了他一块棋。整个局面我也知道是黑棋好，优势不是一点，而是很多，可我就是把握不住局面。几次打劫转换下来，自己老是往复杂的局面里走，越复杂就越是驾驭不了，结果输了。我很难过，因为我是从第二轮直接进入比赛的，如果赢了又是前八名，可以和乃伟碰上。我原来以为乃伟很难赢下李昌镐，没想到她发挥得很好，难以置信地赢了李昌镐。

    回美国等待签证的那段时间，我打谱的劲头很大；觉得以后自己还是有机会参加职业比赛的。特别是输给了梁宰豪我有些不服气，因为我还是有过优势的。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0:56

美国围棋团访华



    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令美国棋友感到风光无比。

    我在美国开展围棋活动时，很多美国棋友经常向我打听中国的围棋情况，因为他们主要受日本围棋的影响，对中国围棋的情况了解得不多。大家想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于是很多人建议，不如组织一个围棋代表团，去中国旅游，到围棋的故乡去看看。我觉得组织围棋团去中国麻烦很多，诸如旅费、签证……所以想法是有的，但总没有付诸行动。乃伟来美国后，我们商量下来，觉得尽管率领美国围棋代表团访问中国有很多困难，但不妨一试，我们应该让美国人了解一下围棋在中国的情况。

    1998年初，我们筹备组织了一个十四人的美国业余围棋代表团。临走之前，旧金山华人报纸的记者来采访，这下美国棋友可乐了，说这辈子上报纸的机会不多，没想到这次还没出国，就有记者来采访了，真够风光的。

    代表团的第一站是北京，去拜访中国棋院的时候恰好正在举行名人战的预赛，这可把美国棋友乐坏了。我事先关照他们，在大厅里走动脚步要轻，不要影响棋手的比赛。棋友们很认真地向我打听各种各样的细节，比如怎么样才不影响比赛？有的棋友一上午忙忙碌碌地记录了四盘棋，实在来不及记录就画圈。有的很兴奋地问，能不能跟那些“名人”合影。参加比赛的棋手们看见一下冒出那么多“纯”老外也很惊讶，惊讶这些金发碧眼的人也会下围棋，惊讶他们对一些中国棋手的情况很熟。更让这些美国棋友惊喜的是，当陈祖德老师辅导美国棋手下棋时，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进行了采访报道。离开中国棋院时，棋友们还沉浸在喜悦之中，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令他们风光无比。棋院还安排了一些喜爱围棋的社会名流和美国棋手下棋，他们兴奋得脸上发光。

    在上海，代表团受到了热情接待，特别是嘉定区的热情和友好，更给美国棋友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对我和乃伟来说，嘉定可以说是我们在中国的又一个家。我们对嘉定的周时华先生充满了深深的感激。

    那次活动，使很多美国棋手知道了中国围棋的兴旺和强盛，回美国后，他们津津乐道，纷纷发表对中国围棋的感受。看到这次活动收到了这么好的效果，我们就打算以后每年搞一次，可是1999年我们去韩国下棋后，这样的活动不得不遗憾地中断了。但是，以后有机会，我们还是想再开展起来，因为这对扩大中国围棋在美国的影响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1:01

全美旅行



    一路观光一路下棋，我对美国各地的围棋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来美国已经有几年了，美国围棋界的很多人都认识我，我也很想旅行全美。沿途顺便到各俱乐部去下棋交流。我有一个好朋友叫麦克·沙拉文，1993年他来旧金山跟我学棋时我跟他说起过这件事，当时他说：“你什么时候有空，只要跟我说一声，我陪你去。”有一天我跟麦克·沙拉文说：“我最近有点空，怎么样，我们今天就走？”我当时确实有点空，但也不至于马上就走，不过是句玩笑话。那天麦克·沙拉文正修车，没想到他的车一修好，当天就带着我开始了全美旅行。

    那天开车没多久，天就黑了。麦克·沙拉文说：“车主要由我来开，实在累了你再来开。”第二天早晨四点，麦克·沙拉文吃不消了，就把方向盘交给了我。美国人一般不随便把方向盘交给别人，他说他的车速是八九十迈（英里），让我千万不能超过八十迈。我想既然是赶路，他能开八九十迈，我为什么不能开？再说他的车上装有雷达，可以测到警察的方位。

    凌晨，公路上的车辆很少，开起来特别痛快，我逐渐把车速加到一百一十多迈，要知道一迈等于一点六公里。后来想起来还有些后怕，以那样的车速，碾到一个小石块就有可能出事。麦克·沙拉文一觉醒来愤怒了，他说：“你是九段还听不懂我的话吗？”我开玩笑道：“我的理解是不要超过八九十迈，干脆超过一百迈就没关系了。”他气得说不出话，扭过头又睡了。后来我们俩一见面就要说这件事，八九十迈不要过，要过就过一百迈。他跟朋友介绍我时也说，这就是那个一百多迈的人。那次旅行，五夜六天的时间里，我们走了八千多公里，下了四场指导棋。

    每到一个地方，我们就联系俱乐部下棋。虽然一路开车很累，下棋时有点昏昏沉沉，可是那些棋手到底水平差些，我还是不怎么费力就赢了他们。有一次我们凌晨五点赶到一个俱乐部，还真约了人从五点下到七点。我真佩服美国人的身体，麦克·沙拉文年纪比我大，我好歹也是个运动员，经常锻炼身体，可是麦克·沙拉文一路开车，居然比我还精神。

    在芝加哥我遇到了一个中国棋友，他付给我指导费，但并不跟我下，而是请他的韩国朋友跟我下，他要求我：“你下得狠一点。”我让那个韩国棋手三个子，两盘他都输了。我不明白，就问那个中国棋友：“你为什么要为韩国人付钱？”他说：“我一直跟韩国人说，中国有得是厉害的棋手，可他就是不相信。今天你为我出了一口气，也为我们中国人长了志气，韩国人不服也得服。”

    在芝加哥我还见到了原中国棋手黄丽萍，我们聊起从前在国家队的事，感慨万千，真是世事难料。我们还见到了杨靖，我告诉麦克·沙拉文：“杨靖的水平也很高，少年时我们差不多。”麦克·沙拉文以为我又在开玩笑，就说：“少年时，我跟你的水平也差不多。”麦克·沙拉文当然输给了杨靖，他不解地说：“怎么在美国有那么多高水平的中国棋手？”

    就这样，一路观光一路下棋，我对美国各地的围棋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顺便也为自己做了个广告，让大家都知道：中国九段棋手江铸久来了。那时，互联网刚刚起步，很多美国棋手认识了我以后，就通过互联网跟我下棋。那次旅行我真是收获很大。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1:02

布朗先生



    我发现，孩子们都喜欢听布朗先生的课，他风趣幽默，又懂得孩子们的心理。

    我在旧金山俱乐部时，始终支持我的就是俱乐部的主席欧尼斯特·布朗先生，就是他出面邀请我到俱乐部执教的。布朗先生是心理学博士，长期从事失足青少年的教育工作，同时他又是一个围棋爱好者，致力于围棋的普及工作。布朗先生和旧金山市政府的关系很好，像四川围棋代表团访问美国就是他联系和促成的。

    美国旧金山市是中国上海市的姐妹友好城市。1998年9月底，旧金山市市长访问上海，我们促成他加上围棋项目。市长先生知道像中国的上海、日本的大皈这样的友好城市的市长都懂围棋，于是他来了个临时抱佛脚，让我和乃伟现教了他一些围棋的基本知识，后来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因为我们大力向旧金山市政府的官员介绍和推广围棋，引起了媒体注意，扩大了围棋在美国的知名度。同时我们以后再邀请中国国内的同行来美国讲棋时也方便了很多，因为不单单是协会发邀请，有时我们还加上了市长的邀请函。

    长期以来我和布朗先生一起在中小学普及围棋，合作默契。我发现，孩子们都喜欢听布朗先生的课，他风趣幽默，又懂得孩子们的心理。我们还一起成功地举办了世界青少年围棋比赛，中国的周鹤洋和韩国的李世石都参加了这届比赛。

    布朗先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我们相处合作得很愉快。在美国，一般几个人外出吃饭都是AA制，各付各的。可是我和布朗先生一起吃饭，倒有中国人的作风，谁带钱谁付帐，很随意。那一年，乃伟的父母来美国探亲，就觉得这个美国黑大个很有趣，很好相处，我们吃晚饭时，他经常会很“巧”地赶来。布朗先生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曾随美国业余围棋代表团访问中国。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1:06

组织职业比赛



    如果世界围棋排四强，那么美国围棋协会也要占一席之地。

    从1991年开始，应氏基金会开始向美国围棋协会提供赞助，用于推广和举办应氏杯业余比赛，这笔赞助包括经费和器材，金额是十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和美国业余围棋协会（简称“AGA”）商量，看能不能职业和业余相互配合，搞一些对大家都有吸引力的活动。如果单是职业围棋协会搞活动可能要花很多钱，因为在美国的职业棋手虽然不多，但却散落在美国各地，若要集中在一起，旅费是个大问题。

    作为一个棋手，我在美国没有薪水可拿，收入基本上来源于推广围棋的活动中所收取的指导费。1992年以后，我开始在网络上下棋。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最开始是两台电脑对接，最多也只能接几台。因特网普及后，美国出现了IGS这样的围棋同站，但完全是黑白的，屏幕也不漂亮，靠坐标来指着下。随着电脑技术的迅猛发展，围棋程序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完善，我网上的学生也多了起来。

    这时候我就想，职业棋手的预选赛也可以在网上进行，这样我们不但可以更多地组织职业比赛，推动美国围棋的发展，而且可以节省很大一笔经费。1994年年底，我到纽约和当时美国围棋协会的副主席林振道先生商谈了一番，我们谈出了举办美国职业围棋赛的具体步骤，那就是预赛通过网络进行，决赛放在全美围棋大会上。就这样，在1995年举行了第一届北美（因为何晓任来自加拿大）职业围棋大师赛。

    在1996年的美国围棋大会上，我们正式成立了美国第一个职业围棋协会，会长是车敏洙先生，主席是一个律师，他也是围棋爱好者。我就干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诸如跑跑腿，跟大家联络之类的事。刚开始我们一共也就十一个人，有车敏洙、我、乃伟、杨以伦、麦克·雷蒙。詹姆斯·科文。詹妮丝·金和一些国内去的棋手等，尽管我们人数很少，整体水平也不是很高，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在美国普及和提高围棋，做一番事业。我们希望能组织一些职业比赛，使美国的围棋活动正规化和职业化。美国业余围棋协会的负责人也高兴地说，我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职业围棋协会。

    当时，大家还豪情万丈地说，如果世界围棋有四强，那我们美国围棋协会也要占有一席之地。中、日、韩围棋强国三足鼎立，我们当然不能跟他们比，但是我们想跟中国台北围棋协会比。虽然台北围棋协会成立的时间比我们长，人数也比我们多，我们还是想跟他们打擂台，一争高下。

    台北围棋协会同意跟我们打擂台，双循环。关于经费，则由台北争取一部分赞助，我们争取一部分赞助。台北方面较顺利地拉到了赞助，相比之下，我们就觉得有难度了。车敏洙先生说：“赞助大家分头去找，实在找不到就由我来出。”我们还商定，如果我们能赢，那我们只拿从台北赢的那部分，车敏洙先生的赞助就省下不用了，我们输的话，那他就承担一笔钱。最后，这次擂台赛是我们赢了。

    我们和台北的擂台赛是通过因特网进行的，反响很好，同时也吸引了众多的围棋爱好者，以至于一些远在欧洲的棋手也想参加。北美职业围棋大师赛也一直采用这种形式，比赛的过程可以从网上看到。

    1996年，韩国举办了LG杯世界棋王战，由于我在美国的成绩比较突出，大师赛上一直是我获冠军，所以美国职业围棋协会决定派我参加。毕竟好久没有参加世界比赛了，所以心里没有底，只知道要好好下，至于怎么好好下，完全不清楚。

    第一轮我抽到的是柳时薰，布局不一会，我就觉得不顺手，特别没招。中午我饭也吃不下，心情烦闷，索性就躺下休息一下。乃伟帮我敲敲背，敲着敲着我就睡着了。乃伟把我叫醒后，我的心情似乎好些了，心想柳时薰总不至一点机会也不给我吧，想赢我也没那么容易，我就想跟他耗着，争取把局面维持得长久一些，然后见机行事。

    下午的比赛开始了，我发现自己的思路不那么僵了，于是拼命找自己最好的抵抗办法。再说，我的棋还没有差到一败涂地的地步，对方又急于求成，不但久攻不下，反而中央的潜力被我削掉了。下到官子阶段，我们俩都开始读秒了，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形势还不错，几个大官收下来之后，反而我的优势明显了。最后，我赢了四目半。

    柳时薰在日本成绩不错，拿过头衔，能赢下他我很高兴。虽然可能是他大意了，但毕竟我赢了棋。看样子自己还能下，虽然很长时间没有参加高水平的世界比赛了，我对自己又有了信心。

    第二轮是和陈临新，我们是老朋友了，在国家队的后几年，我们住一屋，他那一半总是整理得井井有条，我这一半就乱七八糟。那盘棋我的运气比较好，在局面混乱的情况下，陈临新下得似乎软了些，被我抓住了机会。赢了陈临新，我就进入了前八名，第三个对手是刘昌赫，10月在美国下。在进入前八名的棋手中，有五个韩国人，一个是日本的小林觉，一个是中国的马晓春，还有一个就是代表美国的我。马晓春开玩笑地说，看来这次中、日、美要联合登山了，共同攀登韩国这座高山。

    我找来很多刘昌赫的棋谱研究，抓紧时间备战。看着看着，我就想，恐怕主要问题还不在于我看了多少刘昌赫的棋，关键还是要看临场发挥。

    刘昌赫的水平本来就比我高，我和他的那盘棋布局阶段我就不太好，中盘时我有一点机会，但不是那种一下就能把他击垮的机会，本来还可以慢慢泡，可是有一个地方我处理不当，很快刘昌赫的黑棋就优势明显。

    输给了刘昌赫对自己的震动非常大，我知道自己和水平高的棋手的差距越来越大，再这样下去不行。这时，一个声音在对我说：“江铸久，你要努力啊！”可是另一个声音又在对我说：“江铸久，你真累，在日本下不到职业棋，先下指导棋水平只会退不会进。到底怎么努力才行呢？”

    其实在和刘昌赫比赛前，我和乃伟就已决定去美国定居，在那儿一同开创我们的事业：以推广普及围棋为职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正好和刘昌赫的比赛是在美国举行，我们就一举两得，去了美国。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1:11

教孩子下棋



    围棋的普及工作要从孩子抓起，让孩子从小就了解、喜爱围棋。

    搬回美国后，我还是在旧金山做围棋的普及工作。除了继续教成人下棋外，我还开了儿童班，我觉得围棋的普及工作要从孩子抓起，让孩子从小就了解、喜爱围棋，同时教孩子还可以带动家长学棋。另一个应该算是最重要的考虑，那就是教棋是我谋生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总归是学生多多益善为好。

    刚回到美国时，学棋的人不是很多，我就和乃伟分了工，让她多呆在家里，做家务、摆棋，另外银行、支票一类的事也交给她办。好在这一次来美国，我们都有安定的感觉，都觉得这是我们长久的家了。虽然房子是向银行贷款买的，但毕竟是我们买的，而不是像以前我在美国、她在日本那样，都是租房子住，总觉得是住在别人家里，很不踏实。

    我们看中的房子位于旧金山的硅谷，一方面是因为人文环境好，另一方面我知道这里喜欢下棋的人比较多。

    在这样的奔忙中，有时间我还会看书摆棋，但是心总不能安静下来，看了半天也不知道看了些什么，很焦急，觉得这样下去自己会不会废了。现在回想起来，看了半天不知看了些什么，这实际上还是一种训练，这样坚持下去，多少还能保持一点水平。如果什么都不看，那就彻底完了。有段时间我看得很少，乃伟就督促一下，我们就这样相互鼓励，相互提醒，棋力才不至于滑得特别低。当然棋力已经下降了不少，但如果放任自流，那可能更糟糕。

    当时去韩国下棋虽然已有可能，但前景并不光明，因此我们做好了在美国长期生活的打算。既然不想改行，我们只有在普及围棋方面开发潜力，所以就开始教小孩下棋。以前我也在旧金山附近的奥克兰和伯克利教过小孩，那里大部分是平民区，黑人的孩子多，老师和家长为了让孩子们避免无所事事、远离毒品，就着力让孩子们接触好的文化，围棋就是其中一部分。可是尽管我们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一带下棋的孩子还是不多。

    在旧金山的硅谷，我们先搞了小孩子的比赛，小孩都喜欢输赢，比赛可以刺激他们的积极性。在这之前，每年年初都有成人的铸久杯围棋赛，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八届。第一次儿童比赛不到四十人，我们找了很多儿童业余学校的老师以及家长来观摩，反应不错，尤其是中国人更希望让自己的孩子多接触一下老祖宗的文化。我们还和新意中文学校合办了围棋学校。就这样初步开始了对儿童的围棋教学工作。

    乃伟担心小孩会不会听我的，我告诉她，我能震住孩子，因为我的围棋教学经验相对比较多，再加上小孩可能畏惧长得高大的人，见到我的模样，他们可能已经有三分怕了。有时孩子们太闹了，我就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指指棋盘棋子，小孩一般都比较乖地坐了下来。好在围棋还是能吸引大部分孩子，再加上家长比较配合，儿童围棋班开展得比较顺利。

    遗憾的是小孩学棋每周才一次，每次才一个小时，在其他的六天里，我们就无法掌握和督促，而且作业留多了也不合适。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学棋的孩子必须自备棋具，这样大人就要掏腰包给孩子买棋具。这样做有个好处，家里有了棋具孩子就可以找人下，我们让相邻的孩子结成伙伴，另外鼓励孩子跟自己的父母下。在美国，孩子们在学习他们喜欢的东西时，老师经常会鼓励家长一起参加，初学阶段父母一般也容易学进去，而且水平往往跟孩子们差不多，这样也会增进父母和孩子的感情交流。这个办法收到了好的效果，学生会下了，他们的父母也学会了，如果父母本来就会一点的，那他们就会教孩子下，效果更好。

    我们每半年搞一次儿童比赛，这样从第一次的三十多人发展到第二次的八十八人，第三次比赛时又变成了一百二十人，2000年年初的比赛就有一百四十多人参加。后来因为我们要去韩国比赛，我就跟这些孩子和家长打招呼：“实在抱歉，我本人和我太大都实在太喜欢比赛了，能去韩国下棋非常不容易，我们只能对不起大家了。”看着这些人在长大、棋力也在长进的孩子，我们真是依依不舍。怎么办呢？我们就请以前教过的很多成人学生来代课，有几个代课老师教学方法不错，学生也越来越多，但毕竟是少了高水平的指点。

    在我们1999年4月去韩国后的一年里，我回美国不下五六次，每次都能听到孩子和家长的呼声：“你什么时候能回来？什么时候会有一些高水平的老师来指导？”这时，我想到了我哥哥江鸣久，他对美国的围棋教学比较熟悉，另一方面水平也不差。其实在我去日本的那几年里，美国的围棋教学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这一方面是我经常回美国，一去就召集学生强训。另一方面我哥哥鸣久曾两次来美国帮我，每次都是半年。我最初在国内大江南北地下棋时，都是跟随年长我五岁的哥哥鸣久，他是职业七段。后来因为跟身为成都人的嫂子结婚，就调到成都的蜀蓉出版社工作。我们去韩国后实在放心不下那些美国学生，就再次找我哥哥帮忙。经过努力，总算办妥了一切手续，我哥哥在2000年7月暑假赶到了美国。

    在我教的那一批学生里，有个叫詹尼森的孩子一直坚持学到现在，经常能在美国国内的比赛中取得好成绩，这样他也就有机会代表美国参加世界青少年围棋比赛。更让我高兴的是，虽然他的水平还不能同我们中国教出来的同年龄孩子比，但是他热爱围棋，并且还在另外一所中文学校担任老师。他生长在美国，用英文讲课自然比我好得多。

    我们还带过一个叫江力的韩裔孩子，他的成绩在美国青少年中也很突出，有潜力做职业棋手。后来他拜在麦克·雷蒙的门下，一度还到日本去学过棋。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中途退出，继续他的学业，这让我们觉得有点可惜。

    我们很珍惜在韩国下棋的机会，实在是来之不易，所以下指导棋之类的事我们尽量不去。但美国的有些活动我们还是尽量争取回去参加，比如全美围棋大会和铸久杯。铸久杯已经连续举办了八届，是除全美围棋大会之外规模最大的比赛，以前都有一百多人参加，而且从最初的成人比赛，发展到又增加了青少年比赛。第一、第二届是我把教棋所得的一部分收入捐出来做奖金。虽然不多，但棋友们都很支持我。从第三届起，美国应氏基金会开始赞助奖金，铸久杯的等级也随之提高。2000年的比赛，一共有两百多人参加，和全美围棋大会的规模一样了。我们决心一届届搞下去，争取在美国带动更多的人学围棋。

    在搞儿童比赛的过程中，有几件事也挺让我感动。这些小孩的家长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大陆，他们或多或少知道一些当年的中日围棋擂台赛，知道我和芮乃伟的名字，见面时大家都很亲热。因为经费有限，我们只能把大部分经费用在给孩子们发更多的奖品上，像写横幅、贴成绩单这类的事我和乃伟尽可能地多做，这样就省掉了请人帮忙的钱。即使这样，还有做不完的琐事，而且很容易耽误正事。

    于是我们就采用了在美国通行的办法，征集家长担任义工。一般比赛都要招收十几个义工，如果比赛分成八个组，那么就要有八位家长负责带孩子入座、猜先、对局完后的记分。收棋子……还有的家长将成绩输人电脑、张贴。很多孩子的家长事业成功，平时很忙，可是为了孩子，他们还是抽出时间来做义工，他们有耐心也很热情。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这些家长的热心帮助，单靠我们自己，儿童比赛是搞不起来的，或者至少要花费很多钱。

    在旧金山硅谷，有一家历史悠久的围棋俱乐部，常年的负责人是一个叫瑞德·奥克斯丁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是个电脑工程师，喜欢中国文化也喜欢围棋，会一些汉语。我们每次搞比赛，他都是必不可少的人，因为他负责电脑排表。这么多年了，他一直是义务为我们服务。有一次我们请他设计一个围棋程序，他说：“如果是为了赚钱工作，那我的收费是很高的。我知道你们围棋协会是出不起这笔费用的，我就免费为你们服务吧。”瑞德·奥克斯丁义务帮了我们很多忙，我们都叫他“美国雷锋”。

    在教小孩的过程中，经常会有一些有趣的事发生。给孩子们上大课时，他们回答问题特别踊跃。安排对手时，他们的语言就妙了。如果你给他安排一个强一些的对手，那他就会说：“老师，不行，他太难。”如果你给他安排一个弱一点的对手，那他就会说，“老师，不行，他太简单。”这是因为他们的中文程度不高。孩子活泼可爱，思维方式也和大人不一样，任何时候提任何问题，绝大多数孩子都会举起手来。在中国，我们都习惯指出学生的不足之处，而在美国则相反，重要的是要告诉学生什么地方好，你要是说他哪儿不好，他会觉得伤自尊心。有一次我给孩子们讲杀棋，当我说可以上来摆棋时，呼啦一下子，小手都举了起来。有一个孩子把黑棋摆在了完全不搭界的地方，看样子他没搞懂，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可是我又不能直接说他摆错了，于是就先鼓励他的聪明和勇敢，然后问他：“你的黑棋下在这儿，是为了杀死白棋呢还是有其他目的？”他回答：“我觉得我喜欢下在这儿。”面对这样的回答，我还是鼓励他：“你的棋下在这儿一定是有用处的，但现在不是最着急的。”接着有小孩上来答对了，我当然要加以肯定。这时那个答错的小孩又举手说：“你是不是在说我答得不好？”我说：“你答得也不错，但那个小朋友他回答得更好。”我这么一说，那孩子似乎满意了，于是皆大欢喜。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1:19

车敏洙老大



    我对车敏洙是充满感激之情的，在我苦闷和迷失方向的时候，他总是真诚地鼓励、帮助我，像一个大兄长。

    到美国后因为奔生存，钻研棋的时间很少。有一年，我陪同四川棋手访问美国，在拉斯维加斯的业余围棋比赛中有我的一个节目，那就是和在美国的韩国棋手车敏洙四段进行一场表演赛。好久没下棋了，刚开始我还有点担心，不知自己能不能下好棋，否则太丢人了。那盘棋我乱杀乱砍，赢了车敏洙。那一天，车敏洙西装革履，绅士派头，而我只是一件T恤，一身短打打扮。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下棋似乎很不相称。很长时间没有和职业棋手下棋了，我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和车敏洙多下棋，他高兴地答应了。因为时间安排得很紧，我们也没有多说些什么，但我知道很多人叫他“赌王”，我还以为他在赌城拉斯维加斯打牌，可是他告诉我是在洛杉矶，这我就不明白了，我那时对赌一窍不通。

    那年年底，韩国棋手访问美国，其中有原中国棋手吴淞笙老师。我很想见见吴老师，也很想看棋，于是就赶到洛杉矶。车敏洙正在讲棋，我们又见面了。车敏洙问我，想不想跟韩国的徐能旭九段下盘棋？我求之不得。

    我和徐能旭的那盘棋吸引了很多人，一上来我就使用自己研究过的“大斜定式”，徐能旭被套住了，局势对我有利。可是到中盘以后，功力深厚的徐能旭就追了上来，进入读秒时我感到棋比较生，无能为力了，被他一直追到半目胜。输了棋我很难过，我知道自己的棋力明显在下降，比赛时我能够感觉到毛病出在哪里，但却无能为力。是不是就让自己的棋一路滑下去？我很沮丧也很茫然。

    第二天我正在辅导一个业余棋手下棋时，车敏洙和他夫人来了。我和车敏洙在洛杉矶棋社下棋，棋社的环境有点乱，很多人在那里下棋是为了高兴和消遣，人们并不会因为有两个职业棋手在下棋而安静一些。我不由得怀念起国内的下棋环境，那实在是太好了。我和车敏洙一连下了好几盘棋，我们都喜欢对杀，手筋之类的经常出现，输赢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非常过瘾。

    吃饭时车敏洙跟我说：“你在美国下棋不容易，我希望你能坚持多下棋。我去旧金山的机会不多，你如果到洛杉矶来一定记得通知我，我们一起下棋，你住在我家也可以。”我知道车敏洙是职业牌手，有“赌王”之称，就问他赌牌好不好学。车敏洙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就劝我不要涉入这一行当。他说：“我并不似人们传说中的一开始就富了，这一行其实很难，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而且很容易把身体搞垮。”

    分手的时候，车敏洙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他说：“并不是我要给你什么，这点小意思只是希望你在美国好好钻研下棋。你到美国我也没有帮助过你什么，这五百美元只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能对你在美国呆下去有一点帮助，请你千万不要客气。”我很感谢车敏洙的好意，但实在不好意思接受这五百美元。车敏洙说：“仅此一次，就算是我妻子的一点心意，希望你能再来洛杉矶下棋。”

    以后只要学生少，我就赶到洛杉矶和车敏洙下棋。车敏洙喜欢到韩国棋社去下棋，那里有单间可以下棋，非常安静。我们一下就下到深夜，有一次一连下了三天，两人都下不动了。车敏洙问我：“要不要去看看牌场？我跟他去了。

    车敏洙打牌时我就在旁边看，我不懂规则，只见输赢。一上来他就输了一万美元，吓了我一大跳。打了四个小时后，他最后赢了六千美元。我暗想，这钱可真好赚，以后有机会我也来试试看。回去的路上，车敏洙对我说：“虽然我最后赢了钱，但一上来我是先输钱的。打牌这一行当是很容易输钱的，特别是刚入行的人。我现在也算是这一行的超一流牌手了，但能有今天也是经过多年的学习锻炼。只有到了这个水平，才能挣到比较多的钱，所以你尽可能不要入这一行。”我知道车敏洙已经觉察出我对这一行有了兴趣，事实上我问他怎么打牌的时候，他就是不肯说。他只是说：“希望看到你和芮乃伟在一起下棋。”

    我的一个学生马克是个电脑工程师，有一次他问我闲暇时都干些什么，我说：“以前喜欢看小说，现在看得比较少了。”他笑了，说：“那你为什么不打牌？我有空就打牌。”我就把车敏洙跟我讲的话告诉了马克，他说：“车敏洙打牌很厉害是因为他会下棋，他有常人所没有的素质，而这个素质你也有。”见我有点心动，马克就对我说，“我先教会你打牌，至于学会后打不打牌，你自己看着办。”

    马克教我的是一种在加州流行的赌牌方法，学会了以后我就跟着他去打牌，很快我就迷上了赌牌，边打边学习，很投入。

    和车敏洙见面时我把打牌的事告诉了他，车敏洙先是很不高兴，后来他说：“既然你已经打了，那我就告诫你几点：第一，打牌时间不要太长，对身体不好；第二，不要太计较输赢，输了立刻起身走。”我趁机向车敏洙请教了一些技巧，有了高手的指点，我的信心更足了。

    回到旧金山，我把原来的赌注由每注三美元提高到六美元，再提高到二十美元，这样每一局的输赢都在一二百美元之间。刚开始赌牌时，有时成绩很好，有时又输得很惨，怎么打怎么输。有一次我连续打了两天，输红了眼。这个时候下棋的经验帮助了我，那就是在你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止。怪不得车敏洙告诉我，赌很容易把身体搞垮，因为不肯服输就撑着继续赌，总以为运气会转好。

    车敏洙还跟我讲过：“很多人都认为赌的是运气，其实赌的是概率。赌运气的人也有成功的时候，可是他们失败的时候更多。如果总是想着赌运气的话，那你的整体实力和境界就不会提高。”在车敏洙的指点下，我进步很快，有段时间三四个月里我就赚了差不多一万美元，我认为赌牌也是一种收入不错的行当。正当我赌兴方浓时，应氏杯把我又拉回到围棋上来了，我决定还是好好下棋，因为唯有围棋才是我的正业。

    在知道我开始赌牌后，车敏洙的夫人就责怪车敏洙没有及时制止我，反而还教我。车敏洙说：“铸久既然已经在赌了，我总不能眼看着他去输吧？我只能跟铸久讲道理，希望他少去。像我这样的高手，还有输的时候，铸久更应该控制一下自己。”

    车敏洙还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下棋是一种很好的职业，当你下不动时，你还可以教别人。如果你去赌牌，你这段时间赢一万，下段时间赢两万，等有一天你赢了十万美元，你就会发现它对你的生活的影响还是有限的。我跟你不一样，我是职业牌手，赌牌是我的职业，而你还有潜力做职业棋手，特别是芮乃伟在日本那么努力。用不了多少时间，你和芮乃伟会在一起下棋的。”

    我对车敏洙是充满感激之情的，在我苦闷和迷失方向的时候，他总是真诚地鼓励、帮助我，像一个大兄长，后来我们都叫他“车老大”。即使是有段时间我陷到赌牌里，他还是指点我，让我少失误，少输钱。

    车老大后来有机会到旧金山时，还专门找我谈过。他说：“铸久，你一旦拿到绿卡就通知我，我一定带你去韩国看看，这几年韩国的围棋发展很快。”所以，1993年10月我一拿到绿卡马上就打电话给他，不巧的是，车老大正好去了韩国，我就让车夫人不要打扰他。可是远在韩国的车老大知道我拿到绿卡后，立刻让我去韩国，说有要事找我商量。

    我到韩国后，车老大带我去韩国棋院参观。他说：“以后你有可能到韩国下棋，所以你要保持你的棋力。”那次在他的努力下，我和金日焕七段（现已升为九段）下了盘棋，结果我赢了。车老大很高兴，他说：“铸久，你还是有实力做职业棋手的，尤其是乃伟。你们不能放弃围棋，更不能荒唐到去赌牌。你们等着，我会努力争取让棋院同意你们来韩国下棋。”谁知道，后来车老大为了完成他的这一承诺，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前前后后一共四年多的时间，我们终于得到了韩国大多数棋手的谅解和赞同。在投票表决时，韩国棋手大都投了赞成票。1999年4月，我们终于来到韩国棋院，再一次开始职业棋手的生涯。到韩国后，当我们向韩国棋手表示我们的感激之情时，他们都说：“你们应该感谢车敏洙，他一有机会就讲你们的事，鼓动我们大家促成这件事。”在此，我们衷心地感谢车老大，感谢韩国棋院，感谢韩国棋手。

    接下来我要谈谈车老大的中国情结。

    1995年，富士通杯八强赛在韩国庆州举行。车老大赶到庆州给中国棋手助威，当时参加比赛的是张文东和华学明，领队是年维泗。大家看到车老大都很亲切很高兴，都说他有中国情结。事实上凡是中国棋手到韩国比赛时，只要车老大在汉城，他总会约大家吃吃饭，他说：“别的忙我也帮不上，请大家吃饭还做得到，就算是为中国棋手加油吧。”请中国棋手吃饭，这已经成了车老大的一个定式。

    那次，年老师在谈起中国棋界的状况时说，因为大赛不多，所以棋手锻炼的机会不是很多，收入也上不去。没想到，车老大把这些话记在了心上。后来我和乃伟去韩国看比赛时，他跟我说，他想在中国搞一个比赛，原则是，规模方面要能使中国的职业棋手都能参加，奖金方面将是中国目前比较高的。他说，这样能起到两个作用，既能使大家下到更多的棋，同时也可以提高棋手的收入。他要我在细节方面多关心考虑一下，比赛他是肯定要办的。

    我立刻就把车老大的设想跟陈祖德老师汇报了。陈老师说：“这是一件大好事啊！”中国围棋协会很配合，很快就把有关比赛规则和其他细节方面的事研究准备好了。就这样，比赛的雏形很快就出来了，杯名原想定为“敏洙杯”，可是车老大坚决不同意，最后就定为“友情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第一届友情杯围棋赛顺利举行，各方面的反响都很好。一家韩国企业看中了友情杯在中国的影响，有意从第二届开始接手。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后来这家韩国企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效益滑坡，遂退出了。听到这消息，我很担心。车老大说：“你都不必跟中国方面讲，第二届我还是要搞，而且规模只会比第一届大，不会小，需要你跑腿的事你继续跑。”就这样，第二届友情杯继续办了下去。像曹薰铉等著名棋手来中国的费用，都是由车老大承担的。

    其实车老大对中国棋界的友善并不是这几年才有的，早在1988年，他就开始和中国棋手有了交往。那一年，聂卫平、刘小光和曹薰铉进行友谊赛，车老大就是赞助者之一。车老大牌打得好，他带领大家参观拉斯维加斯时，我对大家说，我们进入了车老大的领地。车老大天性好客，对中国棋手似乎又特别关照，所以中国棋手对他的印象都特别好，都很尊敬他。他还曾经邀请曹大元、张文东赴美国访问。

    我在美国搞铸久杯时因为经费有限，在邀请职业棋手来指导方面有些力不从心，车老大总是义务来下棋、讲棋。

    有一年，车老大和一些韩国棋手到中国旅行，当时中国棋院正在举行王位战，临近决赛的关键时刻，赞助单位撤了。没有了赞助单位，奖金就没有了来源，决赛也就没法举行。车老大知道这个情况后，就把自己随身所带的钱都交给了中国棋院，那一届的王位战由此得以顺利闭幕。

    难能可贵的是，车老大为中国围棋所做的这些好事，他总不要求回报，而且也从不让新闻媒体宣传。他说：“看见比赛能够顺利进行我就高兴，我是真心实意希望中国棋手取得好成绩。”

    我在韩国逗留期间，车老大更是不失时机、不遗余力地向韩国棋手介绍我和乃伟。他说：“现在主要是大家不了解情况，其实韩国棋手都是很友善的，相信等大家都了解了你们后，韩国棋界会接受你们的，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你们要做的就是等待，但这不是傻等，要把自己的棋练练好。不要到了韩国，让大家对你们的棋失望。”

    有一段时间，车老大的母亲身体不太好，他就在韩国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打理家里的生意。因为人在韩国，他更是为我们到韩国下棋的事到处奔波。对于车大哥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1:21

芮乃伟、江铸久：相爱的日子



团聚



    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就这么简单办了，总觉得让乃伟受委屈了。

    在美国的生活安定下来后，就开始想怎么样才能跟乃伟凑在一块。我那时拿的是工作签证，出入美国很不方便，就考虑让乃伟来美国。旧金山俱乐部的朋友出了很多力，因为俱乐部和旧金山市政府的关系不错，最后连市长先生也出面邀请了，可是乃伟的申请仍是一次又一次遭到拒签。我一筹莫展，只有等待了。

    一直到1992年的7月，因为要参加第二届应氏杯的比赛，我才有机会去日本，终于要和乃伟见面了。乃伟说好要来机场接我，我在飞机上就设想了种种见面时激动的场面。可是出了关，我没有看见乃伟，我想乃伟眼睛不好，平时又不够机灵，只有我去找她了。走了没几步，我看见乃伟正死死地盯着大屏幕，屏幕上旅客们正陆续出关。好家伙，她眼里看见的都是别人，唯独没有看见我，什么眼睛？！

    我的签证有效期只有两个星期，除了比赛，我们还要去中国大使馆办理结婚手续。通常办理此类手续需要好几天，使馆人员体谅我们，当场就给我们办了。

    关于结婚，我曾经有许多设想，比如婚礼和蜜月，可是现在一切是这么简单仓促，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就这么简单办了，总觉得让乃伟受委屈了，我自己也觉得很遗憾。也想过置办酒席，请朋友们聚聚，可是一来时间太紧，二来大赛当前，我一门心思在棋上。

    牛力力等一些好朋友给了我们诚挚美好的祝福，我还去了他们的研究会，和王立诚他们下了棋，虽说是临阵磨枪，可磨总比不磨好，况且我知道这都是朋友们的一番好意，他们是在帮我。牛力力烧了很多菜，有些莱比餐馆里的还精致，简直就是工艺品，让人不忍下手。想起老婆的大手笔，稀里哗拉一大盆，糊弄我的胃，我不禁暗暗好笑。

    参加应氏杯比赛前，关于我和乃伟能否参赛的事令人头疼。真能参加比赛了，我不由得又为自己的棋力担忧起来，毕竟荒废了多日。

    应氏杯之后，我必须回美国继续教棋，想到见上一面是那么的不容易，而见了面也不能从此就呆在一起，我就考虑在我申请到了在美国的永久居留证后，让乃伟来美国，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生活在一起。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1:23

还是想下棋



    乃伟说：赶快下棋，船沉了之后就能保证你来生还可以做棋手。

    在美国忙碌之余，我的心里还是有一些惆怅。我原以为我的职业围棋生涯可以持续到四五十岁，谁知三十岁还没到就差不多结束了。并不是我看不起做围棋普及工作，只是围棋毕竟是我从小就为之奋斗的事业，我希望能发挥得更好一些，下棋的时间也更长一些。

    可以说，我们在美国的后几年，在教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只是因为我和乃伟都喜欢下棋，所以即使有再多的喜悦，我们还是隐隐地觉得遗憾和惆怅。眼看围棋在东半球热火朝天，我们心痒手痒，却只能看不能下，心里难过极了。

    有段时间乃伟的心态很不稳定，我们就去看正在上映的《泰坦尼克号》，想散散心。看完电影，我们就回去休息了。突然，我听到睡梦中的乃伟哭叫起来，而且还说着梦话：“糟糕，船马上就要沉了！”我安慰半梦半醒的乃伟：“没关系，船沉了，我们还是能得救的。”乃伟说：“所以我赶快叫你，赶快下棋。”我不明白乃伟的意思，船沉了和下棋有什么关系？她说：“赶快下棋，船沉了之后就能保证你来生还可以做棋手。”说完这话，乃伟完全醒了，想起刚才说的话，我们都觉得无奈和心酸。也许乃伟比我更喜欢下棋吧，因为梦中的“泰坦尼克号”就要沉了，命在旦夕，乃伟却还想着在船下沉前要抓紧时间下棋。

    我们也经常做发财梦，梦想有一天一不留神我们中了个大奖，生活不再有后顾之忧。我们就在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棋院附近各买一套房子，整天泡在棋院里，然后还可以去其他国家看看棋。想来想去，说来说去，我们最想干的事还是下棋。只有下不动棋了，我们才会考虑第二个爱好。也许到我们都下不动棋的时候，我们才能定下心来做普及围棋的工作，一心一意教孩子们下棋。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1:26

初访韩国



    去了那儿，我才深切地感受到韩国的围棋基础有多么雄厚。

    1993年的10月份，我拿到了绿卡。在此之前车老大对我说：“铸久，你一拿到绿卡就通知我，我带你到韩国去看看，试试以后能不能在韩国下棋，你再不跟高手下棋，你的棋就完了。既然日本不让芮乃伟下棋，你去了他们也不会让你下棋的。”

    我从来没去过韩国，但我知道韩国的围棋正处于上升阶段，曹薰铉、刘昌赫、李昌镐、徐奉洙都是非常厉害的棋手。车老大说：“韩国的优秀棋手还不止你知道的这些，厉害棋手的层次慢慢地厚起来了，不可小看。”我当然渴望能参加职业比赛，可是韩国棋院能接受我们吗？不知道为什么，车老大那么有信心，他说：“没问题，总有一天会接受的，你只要愿意到韩国去就可以了。”所以我一拿到绿卡就打电话给车老大，没想到他前一天已经去了韩国。车夫人很快就把我的事告诉了他，车老大居然比我还急，说：“铸久，你尽快来韩国。”

    我对韩国的第一个印象是奇冷，比中国冷，比日本冷，比美国冷。到韩国时很晚了，肚子饿得“咕咕”叫。车老大问我想吃什么，我说就来碗面吧，又实惠又对胃口。这可让车老大有些为难了，在吃的方面他是比较讲究的，以前他带我吃饭都是下馆子，很正式的。可是当时因为他已经吃过饭了，就随了我的意。在路边吃饭时，我看见了棋社的招牌，心想：韩国围棋发展得真好啊，棋社到处都是。

    在韩国棋院，我从年鉴上看到的人都一一对上了号。那时正好以刘昌赫为首的一批棋手要去船厂下指导棋，我就跟随他们去了。去了那儿，我才深切地感受到韩国的围棋基础有多么雄厚，一家造船厂居然组织了一千人来下棋，非常壮观。二十来个职业棋手和大家多面打，看了都有些头晕。

    一路上，车老大不停地向大家介绍我，说应该让江铸久来韩国下棋，这样对韩国围棋有利，也可以帮助江铸久和芮乃伟重新找回他们的围棋生命。大家一方面同情我们，另一方面他们也说，韩国围棋确实也应该接纳一些像江铸久这样的棋手。

    那些天，我和韩国的职业棋手下了不少快棋，我好长时间没有这样下棋了。韩国棋手下棋比较独特，为了能让自己下棋认真，双方都各出一万韩币，出个小彩。我也下了不少这样的棋，感觉到棋力下降不少，有时都找不到棋感。

    有一次，车老大带我去一家俱乐部，走进去烟雾腾腾，不抽烟的我简直受不了。我以为这些人都是业余棋手，不太讲究下棋的环境。这时，看到其中有一个人背对着我们，边抽烟边下棋，等他回过头，我大吃一惊，原来是徐奉洙老师。

    徐奉洙老师鼓动一个强手跟我下棋，谁知那位业余强手“啪”地掏出五万韩币，要跟我下赌棋。徐奉洙老师说：“这个赌和其他赌不一样，让先，如果你赢了就可以拿这笔指导费，如果输了，那当然就不能拿了。”我觉得挺逗的，我在国家队呆了很长时间，在那儿赌棋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下棋时，徐奉洙老师时不时地要说上些什么，引得周围一阵大笑。我在想，在国内时不知是清高还是习惯，除了下指导棋，我们这些职业棋手一般是不愿和业余棋手下棋的，怕把自己的棋熏坏了。可是徐奉洙老师偏偏喜欢跟业余棋手在一块下棋聊天，而且这也没影响到他拿世界冠军。这让我感觉到，中国和韩国真是不一样的围棋氛围。我知道徐奉洙老师、曹薰铉老师他们都平易近人，在韩国棋界人缘很好，棋友们不但把他们当成英雄和偶像，而且把他们当成朋友。

    韩国之行收获很大。离开韩国时，我跟乃伟说：“韩国有很多人喜欢下棋，韩国棋界人士对我也挺友好的，看来我们在韩国下棋是有希望的，今生今世我们也许还能重返职业棋手的行列。”

    自从1993年年底前我去了韩国后，我们和韩国的职业棋手的感情近了许多。1994年我去了日本，那时有富士通比赛，我们经常和韩国棋手在一起，看棋、聊天和吃饭。车老大说：“如果你们想到韩国来下棋，不能只是嘴上说，最好正式点，做些书面文章。”于是我们就给韩国棋院写了信，正式表达了我们的愿望。当时，韩国棋院的事务局长也在日本，我们就托他把信带过去。

    不知是车老大太自信，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他说，从现在开始，你们时刻准备着，随时赴韩国。没想到，要说服韩国棋手理解我们的处境，挺费功夫和时间的。再加上韩国棋手也有自己的疑问和考虑，所以我和乃伟到韩国下棋这件事迟迟没有决定下来。另外，韩国棋手聚在一起开会的次数本来就不多，就这样，一拖就是一年，再一拖又是一年。

    离开韩国，我本来打算再去日本逗留些日子，可是签证难办，我只好使用临时的过境签证（仅七十二小时），利用回美国途经日本转机的机会看望乃伟。我是12月6日下午到的日本，那天上午乃伟正好拜吴清源老师为师。我见到她时，她一身红装，喜气洋洋。晚上，我们一起去了藤泽秀行老师的围棋沙龙，过得非常愉快。第二天，我去拜访了吴清源老师，吴老师给了我们很多祝福。他说：“不要急，你们很快就会团聚在一起的。现在身体好是最重要的，总有一天你们会重新下棋的。”当时，我们非常感激吴老师对我们的祝福，但对他的话还半信半疑，毕竟历经了太多的周折、失望和磨难，我们对自己的未来不敢抱太多的奢望。谁知后来一切都如吴老师所预言的那样，我们终于下棋了，吴老师真是高瞻远瞩。

    返回美国后，我把手头上的一些事情都处理了一下。12月31日，我顺利地拿到了去日本的长期签证。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1:36

曹薰铉老师



    曹老师在韩国棋界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

    在韩国棋界，在大家的心目中，曹薰铉对韩国围棋的发展功不可没，特别是第一届应氏杯荣获冠军后，他更是把韩国围棋推向了一个高潮。曹薰铉老师不但极富围棋天才，而且人品极佳，所以他在韩国围棋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那次在韩国，我还赶上观摩李昌镐向他老师曹薰铉的挑战争霸赛，大约就是从那时开始，李昌镐开始全面赶超老师了。我看的是五番棋的最后一盘，李昌镐执白半目获胜。曹薰铉对其学生李昌镐评价甚高，说李昌镐刻苦用功，他会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强大。

    曹薰铉老师说话直率，当车老大跟他提起江铸久和芮乃伟希望来韩国下棋时，他语速很快地对我说：“那很好啊！不过，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在韩国要想取得好成绩是不容易的，不但是那些已经成名的棋手很厉害，一些未成名的年轻棋手也很厉害。”后来韩国围棋的发展也果然如曹薰铉老师所预言的那样，年轻一代棋手锋芒毕露，冲劲十足，而且整个风格可能受李昌镐的影响，胜负感特别强，居然有超出年龄的冷静，也极有韧性，整个感觉就是他们一直在伺机等待，一旦你有漏洞，他们就给你致命一击。而比他们年长的韩国前辈棋手，大杀大砍的特别多，虽然凶猛，但也容易出漏洞。

    对曹薰铉老师我特别佩服，我最早听到他的名字，是在秀行老师那儿。记得当时秀行老师问我：“你认为当今世界围棋谁最厉害？”我提的都是些日本超一流棋手。可是秀行老师告诉我，韩国的曹薰铉天分很高，棋也非常厉害，他会成为领军人物。当时我们把韩国叫做南朝鲜，因为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我们对近邻韩国的情况知之甚少。

    车老大和曹薰铉老师是非常好的朋友，在军队服役时他们经常利用吃午饭的时间下快棋。因为车老大的关系，我和曹薰铉老师走得比较近了，经常在一起吃饭、活动。有一天上午，我和车老大一起去看曹薰铉老师下棋。因为离比赛开始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三人就一起去地下室喝咖啡。车老大突然用英语大声告诉我：“铸久，我跟你介绍一下我在韩国的女朋友。”我暗自诧异，大庭广众之下怎么还有这样的介绍？车老大让开身体，指指一位举止端庄的女士，我赶紧行了一个鞠躬礼，这才发现车老大所谓的女朋友原来是曹薰铉老师的夫人。我觉得从这件小事上也可以看出，车老大和曹薰铉老师亲如兄弟。

    在美国，车老大夫妇像兄嫂一样关心我们，我们也把他们当亲人一样看待，除了感激还很佩服。有一次说起曹薰铉老师，车夫人说：“我最佩服的不是曹薰铉，而是曹夫人，她简直就是女强人，不请帮佣，居然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确实，曹家上下几代人，李昌镐学棋时也住在他家，可是曹夫人把家操持得非常好。可惜因为语言障碍，我们和曹夫人沟通得不多。

    在2000年的LG杯赛上，乃伟觉得空调开大了，有些冷。当我用英语跟服务员打招呼时，曹夫人已经察觉到了我的意思，她用韩语跟服务员交涉，而且连说带扒拉，让我把西服脱下来，请工作人员交给了乃伟。我觉得曹夫人真会体贴人。

    我知道曹薰铉老师很早就学棋，后来他到日本求学拜师，人濑越先生门下。我曾经问过曹薰铉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下棋的，曹薰铉老师回答是四岁，九岁入段，我听了大吃一惊，印象中这个纪录还没有人打破。1968年，曹薰铉老师十五岁左右的时候，在正式比赛中就赢过大竹英雄和林海峰老师，要知道那可是鼎盛一时的“竹林时代”。

    因为要服兵役，曹薰铉老师从日本返回韩国。这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曹薰铉老师独霸韩国棋坛，以后也一直是不停地和徐奉洙老师争夺霸主地位，曹薰铉老师基本上是保持三分之二的胜率。世界比赛给各国棋手提供了表演的舞台，曹薰铉老师拿下了第一届应氏杯冠军，在众多高手面前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同时也让中日围棋强国对韩国刮目相看。在韩国，曹薰铉老师也被看做是民族英雄，是韩国围棋的领军人物。由此，韩国国内也掀起了一股围棋热，韩国围棋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商界的赞助多了，棋手的待遇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韩国围棋在世界上一直占有优势地位。

    我对曹薰铉老师仰慕已久，见面时他的友善和直率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乃伟拜了吴清源老师为师，而曹薰铉老师和吴清源老师又是师兄弟的关系，所以以后我们见面时就更亲切了。有一次，我问曹薰铉老师：“你和吴老师是师兄弟，你们同门的时候是怎么学棋的？”曹老师回答：“说是师兄弟，但我们年龄相差很大，而且我到日本时他们都是大先辈，应该说，吴先生他们都是我的老师辈。我和吴先生下过三盘半棋，这些棋都铭记在心。”

    后来，我和乃伟有机会经常去韩国看棋，曹薰铉老师经常会给乃伟复盘。有人问曹老师：“为什么总是给芮乃伟看棋复盘？”曹老师说：“因为我和芮乃伟是同一门的。”乃伟有一年参加宝海杯，输给了冈田吉美子。棋还没复完，曹老师就对乃伟说“下一盘”，意思是棋下成这样，没什么好看的了，以后努力吧。相比之下，曹老师对其他女棋手就客气多了。

    因为相熟了，我们之间的客套就少了些，吃饭的时候，他头一摆说声“走吧”，我们也就不客气地跟着走了。曹老师走路极快，有“曹燕子”的美称，往往是他在前面大步流星，我们在后面近乎小跑地紧跟。有一次，我们听见他“哒、哒、哒”的脚步声，以为有什么急事。只见曹老师冲进屋，立刻就在沙发上打起了盹。我和乃伟都笑了，原来曹老师打盹也那么急。

    我仔细观察过曹老师，如果我们在餐馆里吃饭时遇见其他的棋手，他总是关照老板，把其他棋手的费用记在他的帐上，曹老师待人的热情大方可见一斑。

    我们到了韩国之后，有一次和曹老师、车老大聊起棋界哪一门厉害，曹老师说：“吴清源先生最了不起。”我马上就接了一句：“吴老师是了不起，但他的弟子未必了不起。”曹老师反驳我：“男的里面林海峰不是了不起吗？女的里面芮乃伟难道不厉害吗？”我跟车老大说：“曹老师的弟子更厉害，把老师都打败了。”说完，我们大笑。曹夫人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当曹老师告诉她意思后，她补充了一句：“李昌镐真是个挺好的人。”

    说到这两位师徒，尽管外面有传闻，我看到的都是李昌镐对曹薰铉尊敬有加。有一次东洋证券杯赛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曹薰铉老师和马晓春在半决赛相遇，最终马晓春以二比一赢了曹薰铉老师。输了棋，曹薰铉老师长时间地复盘，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输了棋后他总要花很长时间研究，找原因，看看究竟错在哪儿了。李昌镐就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毕恭毕敬地看着，他那时已经二比零赢了赵治勋。当曹老师指着一个地方问我意见如何时，我指了指李昌镐。曹老师示意李昌镐过来，李昌镐这才走上前来。李昌镐果然厉害，摆了几步都很精彩。

    曹薰铉和李昌镐师徒场上是对手，但场下的关系非常好。有好几次，我都看见曹薰铉夫妇和李昌镐兄弟在一起亲热地吃饭。

    在我和乃伟来韩国下棋这件事上，曹老师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他为此发表了文章，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如果韩国棋手担心江、芮太强，那我们正好可以向他们学习；如果江。芮实力很弱，那就更不成问题了。”我觉得因为曹老师在韩国棋界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所以他在成全我们到韩国下棋这件事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95年的第一届宝海杯，乃伟和丰芸争夺冠军。第二盘比赛时，当时除了工作人员和一些老棋手外，来看棋的高手并不多。这也难怪，可能大家对女棋手重视不够，而且冠军的争夺又是在两个中国棋手之间进行。下午，曹薰铉老师突然来到了研究室。他这一来，给宝海杯增加了不少分量，记者都围了上来，主办方也很高兴，觉得脸上有光，连声道谢。

    第二天，曹老师上午就来了。比赛时的布局居然和前一天一模一样，曹老师一看就说：“哎，这是现在下的棋吗？怎么和昨天的一样。昨天我讲过这盘棋的变化，黄焰一定是把我的话告诉了丰芸，否则丰芸怎么会从我讲的有问题的地方开始变了，芮乃伟恐怕就不知道了。”黄焰笑了，说：“我昨天晚上确实跟丰芸通了电话。”曹老师说：“那这盘棋如果要赢的话，应该算是黄焰赢的。”黄焰用中文跟我说：“那怎么能算是我赢的，应该算是曹老师赢的。”我觉得曹老师关心的不只是我们，他关心的是整个女子围棋。有一次曹老师开玩笑地说：“看样子我在男子围棋里是不行了，我还是换条裙子，在女子比赛里拿冠军比较容易。”

    我有一件喜欢的T恤，上面有狼的头像，那只狼看上去很孤独。我记得在曹老师获得第一届应氏杯冠军后，有报道说：曹薰铉的脸很像狼。有一天我说起这事，虽然似乎有些不敬，但我知道曹老师绝不会因此有什么不高兴。曹老师哈哈一笑，自嘲地说：“以前是像狼，现在老了，我觉得自己像甜点心，谁都可以吃。”我们都觉得现在曹老师的脸相是柔和多了，再配上满头的白发，有人说，这都是他在和学生的争斗中熬出来的。

    曹老师还爱开玩笑，下完棋回家曹夫人总是关切地问：“下得怎么样？”曹老师总是说输了。其实那时曹老师风头正健，赢棋不断，结果每次都弄得曹夫人想知道输赢还要打电话或是看报纸。

    在2000年的富士通杯比赛期间，有一次我们聊起成绩，曹老师说：“我是不行了，我的电脑公司的事很多，而且现在又老是输棋。”乃伟听了直瞪瞪地看着曹老师，意思是老师怎么能放弃了呢？这看上去很失礼，哪有学生这样直愣愣地瞪着老师的，奇怪的是曹老师居然明白这层意思，几分钟后曹老师竟表态说：“我明年一定努力！”这哪像是老师对学生说的话？！

    说是明年努力，曹老师不久就获得了富士通杯赛的冠军。曹老师说：“以前年轻的时候得了许多冠军都没有这次这么高兴，因为年纪大了，得冠军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我们衷心祝愿曹老师以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2:24

四大天王



    正因为拥有这四位棋艺一流、性格各异的棋士，韩国围棋才在世界棋坛上占据了领先的地位。

    刚到韩国，我们都意识到自己的水平和韩国棋手差距很大，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为了能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棋上，我们租的房子离棋院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在韩国棋院我们贪婪地看棋摆棋，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一口吃成个胖子，所以我们格外留意李昌镐、刘昌赫、曹薰铉、徐奉洙这四大天王。

    因为年龄关系，曹薰铉老师和徐奉洙老师除了比赛，并不经常来棋院。徐奉洙老师摆棋的方式在我看来有些独特，拿到新的棋谱后他通常都是飞快地打一遍，然后别人打谱的时候他就过去看看。天热的时候，其他棋手都习惯用扇子扇一扇，可是徐奉洙老师却是很随便地抓起几张棋谱当扇子用，有时就用报纸，想必在生活上他是很随意和不拘小节的。徐奉洙老师总是乐呵呵的，但不轻易发表自己的意见。

    有一次，刚看完了一盘精彩的棋，大家很想听听徐老师的高见，可又有些畏惧不敢开口。倒是原中国棋手黄焰胆大，叫了声“徐老师”，然后朝他招招手。徐奉洙老师居然就过去了，一点也不以为黄焰冒犯了他。如果你边摆棋边请教徐老师，更多的时候他不直接回答你，而是问“你是怎么想的”，哪怕你的想法并不怎么样，他也只是说“哦，你是这样想的”，很和气。尤其让我们钦佩的是，他在连续七年没有拿到头衔的情况下，1999年威力大发，一举夺得了LG杯的桂冠。决赛的五番棋是和刘昌赫下的，他先赢两盘，然后又丢两盘，最后的决胜盘下得极其漂亮。徐奉洙老师又翻上来了，这在韩国棋界成了很大的新闻。

    因为乃伟和曹薰铉老师的关系比较近，他有空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请他摆棋。那他就会直率地说：“啊，你这样不行”、“你下这样的棋怎么能赢”、“这种棋就没有看的必要了，关键是你要看看为什么会下这么大的恶手”。

    我们刚去韩国的时候，刘昌赫还没有结婚，所以经常能看到他来棋室摆棋。我们很想向他请教，可他最初给我们的感觉是，他摆棋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打扰，有些傲。后来我们发现是自己的感觉不对，因为我们对他的一个动作理解错了。刘昌赫眼睛近视，摆棋时如果有人在他旁边走动，他会抬起头，眼睛直愣愣地看你一下，令人觉得他似乎是不高兴了，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乃伟是近视眼“出身”，对这种眼神是有体会的。后来从刘昌赫的很多举动中我们了解到，刘昌赫不是一个拒人以千里之外的人，而且不傲慢。

    刘昌赫摆棋时经常会唉声叹气，那不是哀叹其他什么，而是他摆棋摆累了。有一天，他摆累了棋，就转到我和乃伟的桌子边，看我们摆棋。我们就乘机向他请教，于是他也就不推脱地跟我们摆起了棋。他是个很直率的人，喜欢直接告诉对方错在哪里。摆变化图研究的时候，如果你是黑棋，当你摆了一个他认为很奇怪的棋时，他定睛看一下，应下白棋，紧接着他就拿起黑子一摆，说你只好应这儿吧？很多时候因为水平跟他有差距，我们还没想清楚，只是感觉他那招很合理，就随口说“那好”。刘昌赫紧跟着又说：“你只好应这儿，那我就应这个，你还只好应这儿……”后面他就不再问你了，都是他在说。到最后他说句“你不行了吧”，就把变化图收掉了。

    李昌镐则不是这样，如果我执黑，他执白，我的一步黑棋下得不好的时候，他不是马上就告诉你，而是先应一步，然后他让你看看这步黑棋为什么不好。你如果还不明白，继续摆下去，那他也接着应，直到你意识到为止。李昌镐这才告诉你，你那步黑的不行，应该这么走。

    刘昌赫跟其他棋手摆棋时都是类似的风格，但对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李昌镐。他们一个是火，一个是水，和李昌镐摆棋时，刘昌赫不但招法多，而且话也多，有时是逗着寡言的李昌镐说话：“我就知道你要下这个，我就知道你喜欢实地，所以把实地让给你……”可见刘昌赫和李昌镐特别亲近，无拘无束。每当刘昌赫和李昌镐摆棋时，大家都围着看，被刘昌赫的话逗得直乐。而李昌镐在大家乐呵呵的时候，他也不说什么，只是跟着笑一笑，继续摆他的棋。我觉得这是一幅让人感到幸福和快乐的画面，两个大高手智慧碰撞出的火花，让周围的人获益匪浅。这正应了韩国一位记者的话：“因为刘昌赫和李昌镐经常碰撞时的研究，带动了整个韩国军团棋艺的提升和进步。”

    脑子用太多了，我们经常去活动筋骨，打网球。即使是在网球场，刘昌赫也专门找李昌镐打，边打边赌。李昌镐打网球防守好，失误少。刘昌赫喜欢大抽大杀，见到来球就恨不得把它一下抽死。被他抽到的球的确漂亮，但大多数球刘昌赫是抽不到的，球不是飞到界外，就是下网。所以刘昌赫的球是好看，但输得也多。因为刘昌赫这样积极的性格，使韩国棋界生动不少。

    我们钦佩李昌镐高超的棋艺，也钦佩他高尚的人品和棋品。有这样一件事，韩国有一个叫李康日的四段棋手，很老了，下棋时是拄着拐棍来的。李前辈热爱围棋，每次比赛的预选赛他都来下。有一次预赛他下的是白棋，对手下的是在韩国很流行的“迷你中国流”。对那盘棋李老先生有些疑问，他就先向一个年轻棋手求问。那位棋手说，这个布局我不太懂，也弄不清楚，然后“逃掉”了。于是，李老先生又找了另一位棋手，另一位棋手谈了一点他自己的意见，但更多的时候是附和李老先生：“哦，你是这么认为的，那白棋看上去也不坏。”

    只要有问题没彻底搞清，李老先生就不放心。正好这时李昌镐进来，李老先生又把自己的疑虑向李昌镐提了一遍。我很想乘机听听李昌镐的见解，可也有些担心，李昌镐会不会随便应付了事？李昌镐依旧是那副大男孩的样子，轻声细语地说：“白棋不行。”李老先生耳背，大声向李昌镐问道：“你说什么？”于是，李昌镐声音响亮地回答：“白棋不行。”接着李昌镐边摆边讲，对我们周围看棋者的疑问也一一解答，有时摆到他不熟悉的招，他会说：“这地方我也没想透，我也学到一手。”李老先生最后很是满意，我们也沾了光。最让我感动的是，只要是讲棋，李昌镐总是率直大方，从不藏着掖着，真是难能可贵。

    1999年的春兰杯决赛是在曹李师徒间进行的，结果是李昌镐输了，这也是李昌镐在世界大赛番棋中输的唯一一次。有中国记者认为这是李昌镐有意让老师，可是徐奉洙老师说：韩国棋手从不这么想，而且从那盘棋的内容上看，曹薰铉的确下得比李昌镐更出色。如果说李昌镐让棋，那也用不着现在。当年曹薰铉在韩国拿了很多头衔，气势正旺的李昌镐把曹薰铉的头衔统统夺去，使他成了无冠王。当时很多人觉得这样对老师太残酷，然而李昌镐是以棋为本，场上是对手，场下是老师。

    四大天王在生活上也各有特色。有一次，我们跟着四大天王去外地参加围棋活动，李昌镐的西服口袋里装着报纸，只要人多的时候他就拿出来看，在去旅馆的巴士上他也拿出报纸看。我以为李昌镐的阅读能力有问题，一张报纸怎么要看那么长时间？倒是细心的乃伟看出了究竟，她觉得李昌镐生性内向，不喜交际，跟人打交道很吃力。所以当他拿着报纸看的时候，别人总不好意思老去打搅他，他也免去了应酬。

    刘昌赫正相反，喜欢讲话，而且似乎跟所有的人都讲得来。

    正因为拥有了这四位棋艺一流、性格各异的棋士，韩国围棋才在世界棋坛上占据了领先的位置。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2:34

国手战前后



    让我们感动和佩服的是，尽管乃伟赢了韩国的围棋英雄，大家还是由衷地向乃伟表示祝贺。

    在韩国，我们能看到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第四套节目，那里面的《实话实说》和《五环夜话》我很喜欢。乃伟赢了李昌镐后，很多记者要求采访她。对中国记者的采访要求我们一般不会拒绝，能回答尽量回答。但对于韩国记者的采访，我们则是能推就推，除非是棋院指定的采访，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来自中国的电话，对方叫郭崴，问我们最近有没有时间，能不能回国做一档节目。我们很感谢来自祖国的关心，但是我和乃伟有个约定：我们来韩国下棋不容易，以前丢失得太多了，我们只有抓紧时间努力才行。所以简单的采访没什么问题，但如果出差去接受采访一般不予考虑。见我要打退堂鼓，对方就亮出了他的底牌，说他是《五环夜话》的工作人员。我一听乐了：“你怎么不早说？我和乃伟都喜欢看《五环夜话》。问题是那段时间，我们没有国内的比赛，否则我们可以借回国比赛的机会，顺便接受位环夜话》的采访。”商量下来，我们决定凑个时间，实在不行的话就专门回去一次。这样，郭崴就要去请示一下领导，因为这涉及到我们的旅费。

    这事之后没多久，2000年1月17日，国手战乃伟挑战曹薰铉老师的比赛开始了。那一天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和乃伟相伴相随，而是陪新华社记者李保东早到了。走进棋院，我看见一楼的楼道里挤满了记者，他们是在等乃伟的，通常记者是等在四楼的研究室里。很快乃伟就来了，当她向对局室走去时，记者紧跟在后面，镁光灯闪个不停。保东还问我：“是不是每次大赛都这样？”我回答：“当然不是。”

    赛前，就有记者开始采访乃伟，这种情况很少。有记者问乃伟：“你是否紧张？”乃伟回答：“是有点紧张，但不是因为棋，而是因为有这么多人围着。”

    那盘棋曹老师执黑按照他的路子来下，是乱战的局面。下到快中午的时候，局面就难说了。看上去是黑棋一路在攻白棋，可是白棋首先是不容易被杀掉，而且白棋一旦逃出来，黑棋就显得有些绷得过紧，有很多破绽。曹老师在处理破绽的过程中体现出了他高超的技艺，很快他就抓住了乃伟的几个缓手，把破绽给修补好了。乃伟输了，但就整盘棋来看，曹老师绷得有点过紧，乃伟还是挺有机会的。

    复完盘大家都走了，就剩下我和乃伟在收拾残局。这时楼道里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我听出来是曹老师来了，因为他走路很快，可是他回来干什么？

    曹老师一入座就说：“现在没有人了，就我们三个。”我们以为曹老师要给我们讲棋上面的事，可是曹老师却说：“最近我和昌镐、徐能旭成立了一个网络公司，主要是为广大业余围棋爱好者服务，希望你们也能参加我们的公司，指导业余棋手，当然你们的报酬也是不错的。”我们听了一愣，说实在的，我们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心思还在棋上。曹老师说：“你们每个星期来公司一两次怎么样？”我们因为失去的时间太多了，只想抓紧时间下好棋，对指导业余棋手的事一般不予考虑。可这是曹师叔的公司，他来找我们又是出于一番好意，于是我们就告诉他：“好的，不过具体以后再说。只是乃伟不是特别喜欢下指导棋，不过我们会去的。”曹老师说：“我有数了，网络公司成立起来也有你们的一份。”说完，他迈着他特有的步伐，一阵风似地走了。

    一般来说，棋手下棋时就是下棋，不谈棋以外的事，可是曹老师是把我们当自家人看待，很随意。下完棋想起来什么就说，说完就走。

    国手战的第二局定于2000年1月31日，这个日期差点和美国的铸久杯撞在一起。本来铸久杯通常是放在新年的第一个周末，2000年的周末正好是1日和2日，因为怕千年虫作怪，很多美国人都不敢乘飞机，所以我们只好延期，一周后又有橄榄球赛，最后就把比赛放在30日。考虑到乃伟的比赛我有些犹豫，可是想到铸久杯在美国坚持了那么多年，很不容易，很多人都是义务为比赛服务。再说，铸久杯的组织者和参赛者也希望我能回美国主持，所以我就决定回美国主持30日的比赛，然后马不停
蹄地在31日早上赶回韩国。
   
    这期间，《五环夜话》的郭崴打来电话，他说：“我们头儿讲了，不管芮乃伟赢不赢棋，你们的节目我们都要做。你们回国的费用由中央电视台承担，唯一的问题就是时间安排。算来算去，只能排在春节以后。”后来我们回国做节目时，很多人都说，中央电视台真不错，你们赢了国手战后专门请你们回来。其实不然，在乃伟还没有赢下国手战时，郭崴就跟我们约好了。

    1月31日，芮乃伟挑战曹薰铉老师的比赛放在东亚日报社。我先看到曹老师和他的夫人，曹老师凡是参加重大的比赛，他的夫人必定开车送他，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夫妻恩爱，另一方面是曹老师根本就不会开车，他对机械的东西不感兴趣。曹老师虽然不会开车，可是他认路的本领特别强。

    记者也来了不少，对韩国记者的敬业精神我很佩服。除了拍棋，摄像机是不能带进赛场的。不能进赛场，记者就等候在赛场门口和卫生间之间。比赛中棋手上卫生间，于是他们就跟着拍到棋手进入卫生间为止。我看了是又佩服又好笑，连去卫生间都被记者跟着拍，那多不自在。

    开赛不久，曹夫人就拿着电话叫我：“快，快，敏洙回来了。敏洙很关心比赛的情况，准备下午来看棋。”以前车老大的母亲身体好时，他回韩国时只要有曹老师的比赛，他是必看的。后来因为他母亲身体不好，很多生意上的事需要他料理，比赛就看得少了。

    那盘棋杀来杀去，胜负都悬在每一步上，下错一步就有可能崩盘。棋难分难解，可是曹老师在布局时有一个次序没有交换。下到中盘时，我发现乃伟有希望，但还没觉得她有优势。车老大来了，看了一会，他说：“乃伟的黑棋有优势，白棋的次序没有交换，那就差别很大了。我很熟悉曹薰铉的棋，我觉得下成这样他就危险了。”果然，没多久局势就明朗起来，朝着对乃伟有利的方面发展。车敏洙得意地说，“在局势还不明朗的时候，我早就判断出了，因为我熟悉曹薰铉的棋。”最终，是乃伟赢了。

    国手战的决赛放在2月21日，在这之前，还有兴仓杯世界女子围棋比赛，决赛是在2月14、16、18日，并全程由围棋有线电视台直播，参加决赛的是乃伟和年仅十五岁的赵惠莲。赛前的预测大多对乃伟有利，因为她国手战的成绩那么好。即使这样，我们还是相互提醒，赵惠莲不可小看，她赢下了杨晖、华学明、丰芸、吉田美香那么多一流的女棋手，有运气，但更多的是实力。尽管我们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有预料到赵惠莲的冲击力会那么强。

    14日的第一盘比赛，布局阶段乃伟还不错，但是中午过后，赵惠莲的韧劲开始发挥了，敢打敢拼，不但全力施展她的技艺，而且有超水平发挥。这下媒体又来劲了，一方面是赵惠莲年纪很小，另一方面是她赢了势头正旺的芮乃伟，有好戏看了。棋迷的反响也很热烈，这样组织比赛的棋院高兴，负责转播的围棋有线电视台高兴，赞助公司也很高兴，大家都觉得比赛办得特别成功，取得了轰动效应。

    第二和第三盘，双方的棋都差不多，乃伟抓住了机会，赢了棋。

    兴仓杯决赛对乃伟的锻炼很大。从心理上说，是来自下面的冲击，但从水平上来看，赵惠莲所表现出来的才华，一点也不输于强手，非常厉害。几年之内，像赵惠莲这样的棋手，一定会赶上来的。而且她们在如此小的年龄就取得了如此好的成绩，比当年的乃伟要好得多。

    终于到了2月21日，国手战上乃伟和曹薰铉老师一决胜负。也许会有大新闻产生，所以来了很多记者，其中有日本NHK电视台负责围棋报道的源川洋夫先生，还有《世界日报》资深围棋记者李洪烈。下午三点，李洪烈跟我说他现在要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但是他又惦念着曹芮之战，如果形势已经明朗，曹薰铉将获胜，那他就去开会。如果芮乃伟赢了曹薰铉，那将是围棋界的超级新闻。如果漏掉了这个超级新闻，他会觉得很遗憾。所以，李洪烈请我做一个最认真的判断。当时棋上是一片混战，确实很难判断，可是这种混战的棋是曹老师的特长，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曹老师赢面大。所以我告诉李洪烈，你尽可放心地去开会。李洪烈也认为是这样，他采访围棋多年了，而且韩国棋界对曹老师的战斗力都是很有信心的。

    比赛快结束的时候，局势明朗了，记者们纷纷离座，去抢第一新闻。比赛结果，乃伟处理好了各块孤棋，还截掉了白棋一些大的残子，赢了曹薰铉老师，取得了国手战的最后胜利。曹老师虽然输了棋，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认真复盘，对这一点，我是非常佩服他的。我也是职业棋手，可是我以前输了棋后就知道难受，棋上的问题顾不上想。现在我从曹老师等韩国棋手身上学到了这一点，输了棋谁都难受，但是输了棋后立刻找原因，是让自己减轻痛苦，尽快让自己的心情回复平静的最好的办法。另外，这也是提高自己棋艺的一种好的办法。这或许也是一些强手强于他人的原因之一。

    复盘时，记者站在一边等着采访发稿，可是又不好意思去打扰曹老师，最后是韩国棋院的元老尹奇炫老师为记者说话，乃伟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曹老师还在认真地摆棋。我们九点去吃晚饭时，KBS正在播报新闻，国手战成了热门话题之一。

    后来李洪烈一见到我就佯装生气地说：“你、你！”我们都笑了，他的意思是说，我害得他漏掉了一条超级新闻。我知道李洪烈特别想跟职业棋手下棋，所以为了表示我的歉意，我提出一起下棋。下了一盘后，他大概觉得输得冤枉，就要求下第二盘。高手和低手下，知道低手的弱点，结果他输得更多了。因为下了两盘棋，李洪烈对输棋就不那么介意了，心满意足地走了。

    第二天我们去棋院的事务所时，看见人们都很兴奋，原来韩国总统办公室打来了电话，说总统将要向芮乃伟发来贺电。让我们感动和佩服的是，尽管乃伟赢了韩国的围棋英雄，大家还是由衷地向乃伟表示祝贺。我们看到的韩国有关报道，都说来自中国的棋手把韩国的围棋皇帝打败了，我们感受到了韩国人的宽广胸怀。这一点我们一开始还没有特别注意，国内有人提醒我们：“芮乃伟赢了曹薰铉，韩国人有没有很难过，很不舒服？”我们这才留了心，我们发现乃伟赢了棋后，韩国棋手对我们更好了，更大度了。

    有一次，我们去参加一个研究会，一些年轻棋手正在摆棋，其中有柳才馨、睦镇硕等特别有才能的棋手。大家摆出了乃伟和曹老师的那盘决胜棋，提出了很多他们的想法，我们收益匪浅，对这盘棋的胜负处更清楚了。最后柳才馨说：“芮姐姐赢了棋是不是该请客了？”睦镇硕的中文很好，他把这句话翻译给我们。我们说：“是啊，最应该请的就是你。”睦镇硕把这句话翻过去后，柳才馨一副“为什么是我”的神情，其他年轻棋手的脸上也是疑问。我告诉他：“国手战的预赛中一开始是你输给了芮乃伟。”柳才薰愣了一下后，恍然大悟，那盘棋本来他有机会赢的，可是他认输了。大家笑成一团。

    韩国有舆论说，芮乃伟在韩国屡创佳绩后，虽然也有些棋迷间或给棋院打电话，表示抱怨，但是作为当事人的棋手，对此却反应平淡。相反，他们对乃伟的态度更加友好，因为他们深知，既然是职业棋手能付出超人的努力而登上最高峰的，不管是男还是女，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都值得尊敬。

    在韩国围棋近十来年的历史上，一直是曹、李、刘、徐独占韩国围棋的头衔，他们是四座令其他棋手敬畏的高山。睦镇硕说：“看见芮大姐从早到晚的努力带来了丰硕的成果，我们也都跃跃欲试，特别是女子棋手更是获得了莫大的希望和自信心。”

    我觉得这些年轻棋手深受鼓舞也是有原因的。年轻棋手有一个叫笑笑会的组织，是属于研究性质的，内部循环比赛的冠军也有奖金。我们经常去下棋，乃伟最近一次的成绩最好，小组第二名。在前面的成绩里，我们俩是输赢各半，有时候只赢一点点。比如下十六轮，可能是赢九盘，很多人都能赢我们。有一次十七个人的比赛，乃伟的成绩是十二名，输了棋还要罚钱。这样，这些棋手就会认为，既然赢芮乃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那么芮乃伟能取得的成绩，我们也有可能取得。

    刘昌赫、梁宰豪和崔珪(王丙)是最后一批退出笑笑会的。梁宰豪说：“笑笑会里的人实在是太年轻了，我们在里面显得年纪特别大，不好意思再呆下去了。”笑笑会的年轻人也真是可爱，有一次金承俊和芮乃伟下棋，下到一半时他的形势不太好，他就嚷着芮阿姨真厉害，而当他形势好的时候，他就称呼乃伟为芮姐姐。所有听到的人都乐不可支。

    还有一篇报道是这样的：“新锐们看见自己的手下败将芮大姐，已经连赢了刘昌赫、李昌镐、曹薰铉等需仰视才能见到的超级高手，自然也获得了‘我也行’的自信。而曹薰铉的前车之鉴，给刘昌赫、李昌镐和徐奉洙等冠军头衔的保持者敲响了警钟。这也是韩国棋院当初决定接受芮乃伟时所没有想到的意外收获。”

    在国手战的颁奖仪式上，东亚日报社宣布：“由于2000年的国手战很成功，所以从2001年开始，整个国手战的奖金都会大幅度地提高。”这也是让棋院和棋手高兴的一点。

    3月份的比赛比较少，我们就和郭崴定下了3月1日回国做节目，同时也准备顺便回太原家中看看。在我们定下回国的日期后不久，棋院就找到乃伟，说KBS建台二十七周年，想搞个特别对局助兴，由李昌镐对芮乃伟，对局费是李昌镐五百万韩币，芮乃伟三百万。有棋下而且还是对李昌镐，乃伟当然愿意，可是比赛的日子是3月3日，和我们原定的回国日子有冲突。乃伟当场就说退票，下棋要紧，改日再回国。

    实际上，棋院的工作人员先找乃伟是有技巧的，可以说是一步妙手，因为李昌镐对非正式的比赛没有兴趣，他想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果然，李昌镐一口回绝了。这时工作人员就说，芮乃伟为了参加比赛，推迟了回国的日期。李昌镐一听，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我们非常感激李昌镐能再次跟乃伟下棋，乃伟觉得和李昌镐下快棋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们决定3月4日回国。

    因为要向全韩国直播，所以李昌镐和芮乃伟的快棋赛放在KBS的演播厅。我和乃伟兴冲冲地早早赶到电视台，发现有一个人比我们来得还要早，那就是曹薰铉老师，原来他是来讲棋的。那盘棋整个是激战，但从布局到中盘的过程中，乃伟下得比较积极，最后赢了李昌镐。复盘研究时发现，很多地方实际上是李昌镐算得更精细一些，但是他觉得这样下去形势更不好，所以选择了铤而走险的办法。恰恰在这些比较细小的地方，乃伟看得没有李昌镐清楚，觉得自己形势不太好，所以要更积极点。那盘棋逗就逗在两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形势不太好。

    李昌镐执白布局下的棋，完全和他老师前段时间和乃伟下的棋一样。但是他下到中途开始变招，不给乃伟双飞挂的机会。这时我和观众都很有兴趣，想看看讲棋的曹薰铉老师会怎么说。曹薰铉老师满面笑容地说：“昌镐这里是变了，我那时是那样下的，看来我那样下是不能赢棋的。”

    跟曹老师配合讲棋的是在KBS讲了二十多年棋的卢永夏九段，卢九段说：“大家现在都特别关心你们师徒俩的成绩。”曹老师拿自己打趣说：“看来我是不行了。”卢九段又说：“现在韩国棋界都知道有一位纹枰魔女……”曹老师马上说：“这个称呼不好听也不确切，芮乃伟本人也不喜欢，难道我们韩国就没有更贴切的词了吗？”这以后，韩国的报刊上就出现了“棋坛侠女”、“芮姐姐”和“芮大姐”这样的称呼。

    有一次，我们问曹老师，李昌镐究竟厉害在哪里？曹老师回答说：“李昌镐的厉害不只是在棋上，还厉害在他特别用功。我在家看电视、看杂志时，李昌镐一直在打谱，长此以往，他不厉害谁厉害？我退步是因为我不用功了，要想让自己的成绩上去，只有用功。”

    1999年LG杯八强赛在日本东京举行，其间李洪烈特地采访了吴清源老师。他问道：“以吴清源老师的眼光来看，目前世界上谁的棋最好？是不是吴清源老师您自己？”吴清源老师回答：“根本不是我，而是小师弟曹薰铉。”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2:40

我们看围棋



    围棋的胜负和艺术是统一的，因为围棋最终是以胜负来判断的。

    自从李昌镐在20世纪90年代稳步地取得好成绩之后，关于他的议论越来越多，因为他是新出炉的年轻一代优秀棋手的代表。在他90年代初刚刚开始取得好成绩的时候，日本棋界有评论说，李昌镐的棋太现实主义了，只考虑眼前，也就是只考虑赢棋。另有一种苛刻的说法是，这样下去，围棋的艺术会倒退。还有一种比较客气的说法是，李昌镐之所以能赢棋是因为他总在等对方出错。言外之意就是，如果对方不出错，李昌镐就没那么厉害。

    这些评论后来也出现在中国的棋界。评论拿李昌镐和日本的“大竹美学”来比，也拿他和日本的其他一些门派的风格来比，比如武宫正树的“宇宙流”。不过我们觉得不管是哪一种风格，只要能取胜，就一定有它站得住脚的道理。

    武宫正树的贡献就在于很多人想下中腹，可没他下得那么漂亮；想建大模样，又没有像他那样能抓住那么多要点。在他那个时期，武宫有许多过人之处，也有许多别人没有想到的地方。但是跟这些相比，我们觉得李昌镐显然又进了一步，在如何破取大模样方面下了不少好棋，以至于现在很多棋手都不敢下大模样。在韩国，即使是低段棋手，也能很快地找到破坏大模样的要点和方法。整个棋界在怎么样对付大模样方面是进步多了，这样就使得大模样很难继续生存，即使下了或许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大竹英雄成名时有“大竹美学”的美誉，因为他棋形下得好，而且尽可能追求棋道中美的东西。大竹九段解释他的追求时说：“最早的人不知道子的效率，只知道一般的战法，从道策开始人们知道了子的效率，知道怎样解剖每个子的效率，研究子跟子的配合，使棋发挥更大的作用。”

    “大竹美学”主要就是说一个形状如何发挥其更高的效率，如何跟其他形状配合看上去最好。比如在布局阶段拔花，空中拔花，价值三十日朝上，这种说法在当时的世界棋坛上是比较流行的，对提高棋艺确实有帮助。但我们不认为这是棋界最好的理论，特别是到90年代，很多破绽和问题就出来了。比如说，拔花在布局阶段有这么大的威力，在中盘阶段就要看配合了，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到了官子阶段，那作用很可能就更不大了。

    所以我们认为李昌镐对围棋的贡献就在于，在每一盘棋中，李昌镐都在追求子的效率，对每个子、每步棋、每个形状都争取发挥最好的效率。有人说，李昌镐往往会下一些被从前棋界认为是很糟的形状，而且他下的时候都很坦然，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因此而评论李昌镐，说他连这么难看的棋都下出来了。这里，我们觉得不能孤立地去看那些所谓的“很糟”的棋，要具体到每一盘棋，比如“呆并”，可能是当时局面里最佳的一手。也就是说，在理解全局中哪步棋价值最大这方面，李昌镐远远超过了很多人。

    现在李昌镐的棋已经被大家接受。什么是境界高？什么是效率高？在当时的局面下，李昌镐下出的那些棋，也就是被很多人认为难看和难以解释的棋，往往是效率最高的，其实这就是最美的一步。这也是我们对围棋美学的理解。

    围棋的胜负和艺术是统一的，因为围棋最终是以胜负来判断的，很难说你下的棋非常好，效率很高，可是棋却输掉了。我们还想举一些李昌镐的例子。李昌镐和他老师进行了很多次的交手，一旦李昌镐掌握了优势，哪怕这优势只有些许，李昌镐通常就是慢慢推进，稳步扩大优势，或者保持优势。一旦有风险时，李昌镐会审时度势，尽量避免风险，甚至有时会忍耐，只要能把优势保持到终局，哪怕是半目优势。所以很多棋一说到是半目输赢，大家就会想到一定是李昌镐赢半目。这体现了长久以来大家对李昌镐的信任。李昌镐高就高在他能把半目优势的棋保持到最后，这也是体现李昌镐水平高的地方之一。

    有一种评论说，李昌镐是在研究、运用前人旧有的东西下棋，他的很多招法都可以从老布局和老定式里找到。这种说法其实是片面的，在李曹“师徒大战”最热闹的年代里，有一两年，李昌镐曾经每年要下一百盘以上。也就是说，每隔三天他就要下一盘，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李昌镐还是会下出许多新手。这些新手的出现，是在老定式的基础上，有些形状看上去不是那么好看，失败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是李昌镐对这些旧有的定式能够进行再研究，有勇气再下，并且很多时候能获得成功。所以李昌镐不是不创新，而是敢于创新。现在很多旧有的定式得到再发现，向更深的地方发展，李昌镐功不可没。在现代围棋中，很多地方可以看到李昌镐贡献的影子。

    韩国围棋新人辈出，新手、新研究、新定式不断出现，这和领头羊李昌镐是分不开的。早在李昌镐崭露头角，开始赢徐奉洙老师，向曹薰铉老师挑战，把曹薰铉老师手里的冠军夺去的时候，另一个新星也出现了，那就是深受围棋爱好者喜爱的刘昌赫。刘昌赫是业余棋手出身，尽管他体形瘦弱，像个白面书生，可下棋时就是攻击、攻击，再攻击。所以有人形容：如果你觉得李昌镐是沉默的冰山，那么刘昌赫就是盛夏的烈日。

    在棋风上，李昌镐和刘昌赫有针锋相对的感觉。刘昌赫在李昌镐一统韩国围棋天下的时候，还守着当时韩国规模最大、奖金最高的一个赛事——王位战，而且连守了三届，三届都是在李昌镐猛烈的炮火攻击下，居然被他守住了，形成了一道让人感到美丽的风景。他们是桃李兄弟，年龄相差不多，所以在研究棋时就少了些客套。在他们激烈争夺的那几年，他们经常在一块儿交流，因为刘昌赫那时还没成家，也更年轻。所以有评论说，就韩国整个现代围棋研究的氛围而言，他们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包括曹薰铉老师。

    我们多次在世界大赛的场合中看到，比赛结束了，韩国棋手无论赢棋和输棋的都不肯走，还在一起研究。1999年在日本举行的LG杯八强战，李昌镐半目险胜马晓春。李昌镐觉得布局下得不好，赛后，李昌镐、刘昌赫和曹薰铉老师，还有崔珪(王丙)、芮乃伟，他们聚在一起研究棋，直到饭店的工作人员做好了清洁整理工作，他们还不肯散去，而那时，别的棋手早已不见了踪影。

    韩国棋手摆棋时十分专注，说来说去都是棋。我们以前摆棋时经常会扯起一些题外话，比如：明天的天气情况啦，上海又有什么流行啦，等等。

    我们刚到韩国的时候，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在这种专业气氛中生活，所以摆出来的棋很难看。当我们向李昌镐请教的时候，他总是很客气，一点也不推脱。有时还会由衷地夸上几句：“哟，江老师的这步棋不错。”李昌镐实在是个有心人，韩国低段棋手下的棋，只要是有棋谱的，感觉上他都见过似的。我不知道他是否都看过，我只知道，当我们摆出韩国那些年轻棋手下的棋时，他都知道是谁下的。当我们拿出日本谱和中国谱来研究时，他有时也会说：“这是谁下的？我怎么没看到过？让我看一看。”领头羊如此虚心好学，所以也带动了整个韩国棋界的学习和研究。

    还想说一下李昌镐下棋的态度。我们很少见到李昌镐拍子。本来，这个拍子的“拍”是从日本来的，我们学棋和在国家队下棋的时候，领导、教练经常教导我们，下棋时棋风要端正。因为很多棋手下棋时喜欢拍子，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表现气势。大家都知道依田纪基下棋时喜欢拍子，尤其是在千钧一发的关头，子拍得很响。而这样的情景不会出现在李昌镐的身上，他总是轻摆轻放。领头羊是如此，所以在韩国年轻棋手当中，也很少有拍子的。日本棋手下棋时喜欢打扇子，因为日本的扇子质量好，所以打起来会“啪、啪”响，有时对手的情绪会受影响。韩国棋手下棋时很少有打扇子的，因为他们认为影响对方的事情要少做。

    乃伟在日本参加过秀行老师的“合宿”，大家以秀行老师为中心，看棋时都跪着坐。乃伟不习惯，时间长了膝盖疼，手不由地要找支撑点，身边是棋盘，所以她的手就有点倚在棋盘上。秀行老师看见了，并不知道是谁的手，就说：“棋盘是用来下棋的，不是用来撑手的。棋盘是你的饭碗，是你的生命，你要尊敬它，棋盘上只能放棋子和棋谱。”可见这些围棋大家确实是把棋当做生命来看待，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感情。

    韩国高手之间的交流是如此的频繁，所以他们的水平提高得特别快，此外，他们还特别虚心好学。以我们看到和听到的，比如李昌镐，他有几次输给了周鹤洋后，从来不以状态不佳、身体不好为理由，而是从自己的棋艺上找原因，他觉得从周鹤洋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之所以在此特别说这些，是因为大赛输棋后，有些高手经常会找一些客观原因。时间长了，这会影响自身的进步。只有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人，才更容易前进。从李昌镐、刘昌赫这些高手身上，可以看到一种精神，那就是热爱围棋。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2:43

“追杀”曹李师徒



    “追杀”的策略是：出快招，不怕暴露臭棋，前仆后继！

    来韩国，在日常学习棋艺的日子里，最让我们感到幸福的就是能听曹薰铉老师、李昌镐、刘昌赫他们讲棋。每每在研究室里见到他们，乃伟总说：“无论当时的精神状态怎么差，但只要一见到他们，总会精神振奋的。”

    可在一起摆棋，特别是时间长一点的机会却不太多。好在李昌镐一到棋院，总是会摆摆棋的，而且同大家一起摆的时候也多。记得我们刚到韩国时，刘昌赫大概是因为还没结婚，也常来棋院，他喜欢用言语刺激李昌镐出招，而且，每当周围的人都乐不可支时，“一剑封喉”的刘昌赫却连表情都不曾改变一下。

    2000年10月26日，又是一个让人幸福的日子。这天进行三星杯半决赛。十二点，李昌镐背着网球拍包出现了。他先是看了看头天进行的一盘棋，通常这种讨论不会长，因为和他摆棋过招，并跟上他的节奏太难了。我们早就讨论过“追杀”高手的策略，那就是：出招快，不怕暴露臭棋，前仆后继！这样才能向高手讨教到招法。

    但我们还是顶不住李昌镐的“进攻”。正当我们难以为继时，有力的援军、李昌镐的好朋友金成龙出现了。他正在主持一个专题讲座，所以特别留意新奇的招法。他一手拿着一叠棋谱，当仁不让地坐在李昌镐的正对面，就摆起了新形。先摆的是三星杯预赛中中国棋手罗洗河对日本棋手山下敬吾的那盘棋。

    是役，执白的罗洗河面对山下执黑下五．5后目外保角的下法，立即从角上碰目外一子，着法新奇。山下为了求援，上虎之后再下扳，结果吃了亏，罗洗河快胜。我们早已看过此局，但怎样判断此形？正确的应法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想过可又不清楚的地方，因而很想听听李昌镐的意见。

    李昌镐很快对白6作了分析，他认为：“此形从角里动手容易吃亏，只有从外边走，黑方才会暴露子效不充分的问题。”一听就知道李昌镐平时对此形作过研究，金成龙边收子边自语道：“哪盘棋你没看过？都看过，都看过。”

    接着又摆出另一盘韩国国内赛两位不太有名的棋手对局。李昌镐和大家一起对棋形进行讨论。快到一点了，后来的李世石直嚷嚷：“饿了，我饿了，先去吃饭吧。”我们也以为讨论将要结束，没想到李昌镐说：“看看我的新手吧。”这局棋是李昌镐执白对赵汉乘。

    白方以二连星开局，黑5挂角，下一手可形成流行的“迷你中国流”，白6脱光二间高挂黑小目，这是吴清源老师21世纪布局的想法。黑方双飞燕攻白角。精彩一刻也随之到来。

    白方得先手之后，二间高挂黑小目一子竟然三．5外靠。在场的人都从未见到这一手。好，大家形成统一战线，执黑同李昌镐展开讨论。几十个图摆下来，即使是差不多的结果，也总有人说：“我喜欢黑棋。”这样逼着李昌镐不得不再换一次招法，这样一直持续到两点多，大家才决定去吃饭。

    一进餐馆，金荣三先把电视调到三星杯赛频道。徐奉洙执黑对山田规三生，大家都觉得白棋好，李昌镐最后发表意见说：“还难说吧。”接着电视中出现的是山田落子。李昌镐惊叫起来：“什么？我以为是黑棋下呢！”

    下午三点钟我们回棋院，没想到研究室中曹薰铉老师正在摆三星杯的棋，我赶快坐到他对面。不是我要抢占主位，而是与曹老师讨论棋时，乃伟、李昌镐都不敢坐主位。李昌镐果然习惯性地站在一边，让人联想到做错事的徒弟，但他下棋的招法可是又凶又狠。师徒两人见招拆招，师父那真是叫快，招法接连不断，而徒弟总是在手势上慢好几拍，也不太说话，只是招法奇准，命中率高。三点四十分，李昌镐在金荣三的催促下先打球去了，曹老师和我们一直摆到六点。这时他说：“得走了，快跟我去吃顿便饭。”然后他以他特有的快步，奔向就近的餐馆。

（原载2000年11月6日《体坛周报》）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2:46

回国



    大家的深情厚意我们永远铭记在心。

    2000年3月4日回国时，我们原以为不会有什么人来接，可是一出关，就有两台摄像机对着我们，一台是《中国围棋报道》，一台是《东方时空》节目的《东方之子》栏目。我说这有点不妥，因为我们是应《五环夜话》节目组的邀请专程回国的，郭崴也说过，如果有别的媒体要采访你们，让他们先停一停。《东方之子》的记者急了，说：《五环夜话》不是我们《东方之子》的上级，我们没有必要听他们的安排。”在此之前，我没有听说也没有看过《东方时空》，不知道它在中国是一档响当当的节目。接过名片一看，我才知道他们都是中央电视台的。我说：“那就容易了，你们都是一个台的，和《五环夜话》商量一下吧。”当天我们被北京台和《中国围棋报道》“绑架”，做了简短的采访。做完节目，我们赶当晚的火车回了太原。这期间，《体坛周报》一直在做跟踪报道。

    3月5日，我们和太原所有的家人聚在一起吃了顿饭。席间，姐姐江声久说她的班上有一百五十多个学生。我听了有些纳闷，我知道姐姐一直在山西大学物理系教书，大学里的一个班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原来，围棋业余五段的姐姐开了个围棋班，我惊讶姐姐居然开了个围棋班，还惊讶姐姐一开班就招到了一百五十多个学生（而且到8月份时，选修的学生就达到了三百人）。我在美国好不容易招到那么些学生，就很有成就感了，看来美国的围棋环境到底不能跟中国比。

    3月6日回北京，正好赶上名人战，我们去看棋，同时也拜访了一直关心我们的陈祖德老师和一些领导，我们也听到了很多鼓励和赞扬的声音，非常感动。这时有朋友跟我们介绍说，《东方之子》是一档非常好的节目，甚至郭崴也说，你们要配合他们的采访。看棋的间隙，《东方之子》的主持人采访了芮乃伟。采访结束时，我听见主持人对乃伟说：“刚才我在听你说和江铸久的事时，非常感动。”棋院的人看见主持人，很惊讶和兴奋地说：“啊，原来是白岩松在采访！”白岩松是谁？有人告诉我：“你连白岩松都不知道，他现在可是中央电视台的大牌，也是名人。”幸好我们事先不知道白岩松有这么大的名气，否则乃伟说不定会紧张的。事实上，乃伟在做节目。接受采访这类事时，常常会无缘无故的紧张。后来在韩国，我们终于从CCTV的节目中看到了“东方之子”，难怪白岩松有那么大的名气，他主持的节目个性鲜明，问题独特，很吸引人。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再见到白岩松，当然不是做节目，而是想像朋友一样地聊聊天。

    做《五环夜话》节目的前一天，我们和郭崴一起吃了饭，聊了很多我们在国外的情况。吃完饭我问郭崴：“要不要找个地方好好准备一下明天的节目。”郭崴说：“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吗？但明天会提什么问题我不会告诉你，要不然你们回答问题时就不会有新鲜感了。”在《五环夜话》节目中，主持人问我问什么，我们就实话实说。尤其让我们惊讶的是观众，他们不但清楚我们棋的历史，而且在很多细节上比我们的记忆力还好，对棋迷朋友的关心和理解，我们非常感动。节目里有个细节，一下就把乃伟的特点体现出来。当主持人说“江铸久是贤内助”时，乃伟憋了一会儿，然后突然说：“我不能完全同意，饭还是我做的嘛。”我们非常感谢国内新闻界和棋迷朋友对我们的关心和期望，大家的深情厚意我们永远铭记在心。

    我们经常上网，在因特网上还看到了很多鼓励乃伟的文章，特别是那些出现在一片赞扬声中的及时雨，我们特别感动。我们专门摘录下来，贴在了家里的墙上。例如：
    今天的成绩来之不易，但明天未必能有。强敌环伺，正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之际，还须保持平常心。
    不要以一时的成绩损却了进取的意志，热衷于世俗的荣光，而忘却了千古的名局。

    国手战是韩国历史最悠久的围棋比赛，拿过头衔的棋手被称为曹国手、李国手、徐国手，对棋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韩国棋院还有一个规定，在安排棋手代表韩国参加世界比赛时，首先考虑的排名是头衔，其次才是奖金。在乃伟没有拿到头衔时，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表示异议。可是当乃伟拿到头衔后，这就成为一个问题了。为此，韩国棋院特地开了理事会，最后决定：既然芮乃伟是韩国棋院的客座棋士，那就和其他韩国棋手一样的标准，所以，2000年芮乃伟可以代表韩国棋院参加富士通杯、LG杯、三星杯等世界比赛。对这一点，乃伟特别高兴。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3:01

感情的记忆



    看着酣睡中的铸久，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安宁。

    江铸久：我跟乃伟初次见面时，还真没留下什么印象。最初知道乃伟是听说上海继华学明、杨晖之后又出了个女孩，棋下得不错。那时，我的棋正处于上升阶段，所以对她并没有很留意。1978年年初，我就进入国家队。1980年，我出访日本回来，知道队里又来了一个上海女孩，叫芮乃伟。

    芮乃伟：第一次去看全国围棋比赛，是在1979年的春天，我没有参加比赛，只是在赛场上来来回回看棋，看棋也看人，只是看见的人太多了，我对铸久也没什么印象。我是1980年10月一个人到北京的，看着国家队那些棋手那么随意、无拘无束，我感到很孤单，好像也没什么人特别留意我，愿意跟我多说说话。

    江铸久：我不知是听谁说过，芮乃伟的英文还不错。所以有一年的春节联欢会上，在闹哄哄的人群中，我向乃伟讨教过如何学习英文，那时我正在自学日文，同时也很想多学点东西，就向她打听一下英文的情况。这大概是我们之间最初的一次跟棋没什么关系的谈话。

    芮乃伟：这件事我的日记里有记载，之所以把它记下来，是因为我没想到铸久会主动跟我说话。其实，那时男女队员间还是比较随便的，铸久的哥哥鸣久就挺能跟女孩聊天，而铸久给人的感觉是很高傲，不大愿搭理人，可能是因为他那时的成绩比较好吧。我看见他总有些怕怕的。在队里，铸久是属于用功一类的，他的房间正对着电视房，我去看电视时，经常看见他不是在打谱，就是在看书，而其他人都在闹哄哄地玩。我觉得他很刻苦，但还是不太好接近。

    江铸久：我之所以比较用功，是因为我自认比较笨，不属于那种有才气的棋手，比如马晓春。我只有多用功，才能跑在前面。1982年，我们一起去访问日本，对乃伟还是没什么特别的印象，只是记得她也会讲一些日语，但比起我是差多了。后来对乃伟的印象逐步加深，是因为她赢了一些男棋手，我提醒自己，要小心，以后千万不要输给这个女孩。

    芮乃伟：在队里，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是两根平行线，从来就没有交叉过，甚至永远也不可能交叉。因为我认为，他是男队员里最不好接触的一个。而且他还挺幽默，万一给他抓住什么话题，拿我幽默一下，那我还真是下不了台。所以我对他是敬而远之。和那些年纪相仿或是比自己小的队员，我们则关系融洽，玩得很开心。

    江铸久：我比乃伟大一岁多，在年纪上相差不多，但在棋界，我的辈分比她大。我和她那种不接近的平行关系，一直持续到我找她抄“词典”。我编了一份“日汉围棋术语词典”，王汝南老师说，最好把它抄出来，这样对全队都有好处。我的字不行，有人向我推荐了芮乃伟，说是她的字好。

    芮乃伟：他来找我的时候，我正情绪低落。因为某种原因，我可能会被调整回上海。但人家来找你帮忙，又不好意思拒绝，就只好硬着头皮帮他抄。

    江铸久：当时有人对我说，芮乃伟正难过着呢，你还好意思找她做事。我不以为然，光难过有什么用，做点事说不定还能排遣掉一些不快呢。“词典”抄出来后，大受欢迎。

    芮乃伟：铸久在第一届擂台赛上取得了五连胜的好成绩，成了“抗日英雄”，我对他很佩服。当时很少有人会想到，中国的年轻棋手会战胜像小林觉、淡路修三那样等级的棋手，这等于打破了一个神话。但我对他的感觉也只是钦佩而已，他实在是不好接近，或者说，我看他最不顺眼，他看我可能也不顺眼。因为我跟其他男队员都能有说有笑，他跟其他女队员也能有说有笑，唯独我和他之间不会有说有笑。

    江铸久：我和乃伟开始接触多起来，是在1988年年底的选拔赛上。当我赢了她后，她基本上就希望不大了，看上去很难受。乃伟说，她可能要回上海。看着她那么难过，我就联想到“三峡事件”，想必这件事对她影响很大。我认为队里的处分有些过了头，何必把这件事弄得那么大，但大家各忙各的，我也没多说什么。
   
    芮乃伟：“三峡事件”后，我跟铸久的话就开始多了起来。那时情绪低落，也很敏感，散步时碰到江铸久，他倒是安慰了我几句，什么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你要想开点啦……我以为他能够安慰我，就表示他同情我，表示有人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很感激他。从此，我对他有了好感。

    江铸久：她们在依田的房间下棋的时候，我和加藤、淡路等一些棋手也去凑过一阵热闹，我也觉得那没什么，无非就是无意中违反了队里的规定，可是没想到队里会作出那样重的处分。开总结会时，正好有记者要采访，队领导说：“江铸久，你去应付一下。”等我应付完记者，总结会也到了尾声。我觉得队里的处分不公平，但是也觉得芮乃伟她们未免太沉闷了吧，既然没做过什么大的错事，那就挺起胸，抬起头。所以看见芮乃伟时，我就顺便安慰了她几句，但说了些什么我都不记得了。

    芮乃伟：他随便说的几句话却给了我巨大的安慰。这件事发生以后，第三届擂台赛在太原举行。山城宏二连胜后轮到我上场了，排在我后面的是铸久。我输了以后，特别特别地希望他赢，甚至还许了愿。看来，我确实对他有了特殊的好感。

    江铸久：1988年年底的富士通选拔赛我下得不好，落选了。情绪不好，心思也就不在棋上了，一些原来不太关心的事反倒关心起来。我听说芮乃伟提出离队，就劝了她几句：你要慎重点，这件事弄不好对自己的伤害最大。

    芮乃伟：我那时去意已定，而且自定的九段目标已经达到。可是我对国家队还是非常留恋的，毕竟我在这儿生活了九年，而且国家队的围棋环境是那样的好。所以我把富士通选拔赛看得很重，希望能入选，这样我就有理由对自己说：你必须在队里再呆一段时间。

    二十轮的选拔赛很漫长，要下满整个冬季。中途的时候，江铸久连输了几盘棋，情绪不好。鬼使神差，我就第一次去了他的房间聊天、下棋。在此之前，我从来没去他的房间玩过，其他男队员的房间，倒时不时地去下下棋同时聊聊天。我们两个选拔赛都落选了，情绪都不好，彼此就安慰几句，同时聊的棋外话也多了。

    在我提出离队后的一天，我看见铸久情绪激动地从队办公室走出来，他为了我的事和队领导争了起来。我很感动，因为那时我们还不是恋人，连好朋友都算不上，甚至以前还彼此看不顺眼。在我特别孤单、无助的时候，他能站出来为我说话，我对他的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不知不觉中，感情开始萌发了。

    江铸久：当时队领导安排的国内比赛名单里没有芮乃伟，我说这样不公平，为什么不排她？队领导也有些激动，说：“你干吗老帮她说话，你是她的什么？”年轻气盛的我牛脾气就上来了，和领导发生了争执。

    芮乃伟：我向他表示了自己的不安和感激，他说：“这没什么，换了别人我也会这么做。”他这么一说，我更对他有了好感。正因为我不是他的女朋友，他能这么仗义地帮我说话，我很感动。如果我真是他的女朋友的话，他这样说话就显得“应该”了。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比较深的印象，那时我们下完了富士通的选拔，年初的时候，又开始下天元赛。在小组赛的第一轮，我赢了陈临新，他赢了曹大元。第二轮我们相遇，可是我却一点也兴奋不起来，可以说是心灰意懒，因为我已经交了离队报告，人要走了，而未来的路却不明朗，心情黯淡极了。面对江铸久我无心恋战，一来觉得棋下不好了，以后也不准备再干下去了，二来因为和他走得比较近，谈得投机，心想不如就随便下下算了。

    那个时候往前推大概六年前，我和～个棋手比赛，当时我的输赢不影响到成绩，而对手的输赢却非常重要。其实我当时的水平不如对方，真刀真枪地干，我多半仍会输给他，可能是对方想稳稳地拿下那盘棋，于是就给我打招呼，让我比赛时照顾他一下。我对自己的实力没信心，再加上性格软弱，不会推却别人的请求，答应了下来。那盘棋当然输了。那以后我非常痛苦、自责，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棋手来说是失格了，不管自己有没有赢的希望，都不能让棋，要下出自己真实的水平。从此我下定决心，再也不干让棋之类的事，好好地做一个棋手。

    几年后的一个升段赛上，我要和一个很好的朋友比赛。因为升段赛是四轮一抽签，所以会知道后面的对手。那时候我知道自己肯定是升不上去的，但我不会允许自己再做违心的事，所以我反复暗示对手，我会跟你真刀真枪地拼的。对方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说：“你这么累有什么好！”我不管，反正我是要认真对待每一盘棋。那盘棋下了很长时间，最后我输了。对方说：“你真要输，干吗不早点输？”我回答：“你不觉得这样下棋自己的升段才更有意义吗？”那几年我就是这样坚定地对待围棋的。

    现在年纪大了，又要离开国家队，身心俱疲，我不再那么坚定了。可能是铸久察觉到我的心思，赛前的一天，他来找我聊天，说明天的这盘棋，我们俩都要好好下。你就要走了，以后我们在一起下棋的机会不多了。尽管铸久没有直说，但他的意思我懂了，我一定要全力以赴，对得起围棋也对得起自己。

    第二天在赛场上看见铸久，我的眼睛为之一亮，他西装革履，打着领带，精神抖擞，我则穿了一件漂亮的新毛衣，感觉很好。面对面坐下，我们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感觉。那场比赛尽管我尽了全力，但还是输了。这件事之后，我对江铸久更加敬佩了，他对待围棋和朋友的态度，和我的理想和信念是一致的。

    江铸久：乃伟回上海后，比赛就少了，我们也少有见面的机会。只好多写信、多打电话联系交流。1990年有个比赛，借此机会我们又见面了。见了面，两个人都有很多话想说，说着说着，就发现原来虽然两个人呆在同一幢楼里那么多年，可是彼此的了解是那么少，许多几乎要遗忘了的细节和感觉又鲜活起来。

    芮乃伟：回上海后，很苦恼，不光是为了棋，也为了自己的将来。还有就是我和铸久的感情在加深，需要进一步的了解和沟通，可这时我们却相距遥远，只能靠打电话和通信来保持联系。其实过去我在写信方面一直是很懒的，但是回到上海后，我给他写了很多信，一般是一周两封，有时甚至是一天两封。那时我家的电话还不能打长途，每次打电话我都要到长途电话局去排队，而国家队的总机又特别难打进去，往往折腾了一个晚上，最后还是失望而归。从前，我们在同一幢楼里一起生活了九年，却如同路人。我这时才突然发现，原来我浪费了那么多美好的时光，我们本来可以走得更近的。但是在懊恼的同时我又庆幸，庆幸在我沮丧地离开国家队的时候，老天又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真正认识了对方。

    那时最高兴的事就是去比赛，不管是团体赛还是个人赛或杯赛，那样我就可以见到他了，尤其是团体赛和个人赛，赛程很长，前后十二盘棋，大约要下十五天。对我来说那真是无比快乐的十五天，恍如一瞬。

    江铸久：在我们都确定要离开祖国，到异国他乡去闯荡的时候，我就下了决心，等安定下来，我们一定要永远在一起。临去美国前，我带乃伟去太原见了我的父母，算是在家人面前确定了我们的关系。在我去美国十多天后，乃伟去了日本。

    芮乃伟：铸久去美国前，我们忙碌了一阵，也没顾上想很多。在北京机场送铸久进关时，我才真正意识到，我们这一次分离是确确实实的。以前我们虽然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但是借比赛的机会还能见上一面。现在各奔前程，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上面，我们的未来又是什么？想到这里，我泪流满面，拉着他的行李车不让他进去。

    江铸久：分手的那一刻，我也是挺难过的。过了海关，想到这次出国不同以往，泪水一下流了出来。

    刚到美国，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语言基础，天天为生存而忙碌，即使是给乃伟打电话，也要算着金钱和时间。

    芮乃伟：他在美国，我在日本，我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我对铸久的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但美国对我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我也没有一个美国朋友。铸久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还是无法想象，不过有一点我知道，他在美国不容易。我在日本也有很多困难，但是我有很多朋友，而且对日本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语言也很快就没问题了。所以，我的处境比铸久要好。

    在日本的第一年，要上学，要工作，还要看棋，真是疲劳到了极点。但是只要我偶尔早回家，对铸久的思念立刻弥漫全身，我一定会给他打电话，否则就像丢了魂似的。

    江铸久：到了美国一年之后，我发现我各方面的发展不快，语言刚刚能应付生活，而在美国要想靠棋发展是很困难的，不像在日本，围棋的环境很好。曾经想过，要不就算了。那时，她正在争取来美国的签证。

    芮乃伟：第一次去美国领事馆办签证，是在到日本十个月左右。那时我的生活已基本安定下来，非常想去美国看看他。可是申请了四次，都遭到拒签，理由是我有移民倾向。其实我只是渴望见上铸久一面，况且我在日本还有很多事要做。我申请的是去美国讲棋的签证，最初是美国韩国人围棋协会会长车敏洙先生发的邀请信，后来是旧金山围棋俱乐部的邀请，到最后甚至是旧金山市市长的邀请，可是都一一遭到了拒签。天啊，我根本不想移民，我只要看一看我爱的人，跟他结婚，可是他们就是不给我机会。我绝望了，绝望中又挣扎着去加拿大和墨西哥使馆申请，仍然遭到了拒签。有一阵我很悲观，因为在日本我除了挣到了一点钱外，下棋和跟他见面这两件最重要的事，我一样都做不到。

    江铸久：总算熬到了1992年，应氏杯世界围棋比赛在东京举行。因为要参加比赛，我拿到了去日本的签证。眼看就要参加比赛，就要见到乃伟了，我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中。

    芮乃伟：那段日子，我忽然觉得前景是那样的美好，我在日本吃的所有的苦都算不得什么，都是值得的。

    其实在我接连遭到拒签时，保人就给我出了个主意。因为日本有个规定，结婚当事人即使有一方不在现场，只要办好有关手续，有证人做证，一样有效。拿到表格，我没有先签字，而是直接把表格寄给了铸久。我跟他说：“如果我签好了字，而你又不慎把表格遗失了，那岂不是谁拣到了签上名字都可以跟我结婚！”

    1991年8月21日，我把有关结婚文件送到船桥市政府，根据日本法律，我和铸久就结为正式夫妻了。紧接着，我又把文件送到中国领事馆确认，可是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说，必须结婚双方当事人都在场，才能予以确认。我只好等，等着铸久来东京。就这样，一直等到1992年的7月8日，按照中国的法律，我和铸久才正式结为夫妻。所以对外我们一直称，我们是1992年7月8日结婚的。我们没有时间办婚礼，就在日本的《围棋周报》上发了条消息，告诉大家，我们结婚了。

    在机场见到日夜思念的铸久时，我居然觉得他有点陌生，两个人说起话来也是客客气气的，不那么随意了。可能是分开太久了，而且再见面时的环境也完全不一样了。

    江铸久：到了家，我们去吃了一顿烤肉。一结帐，竟然花了五十多美元，可把我吓了一跳。这些钱要是放在美国，我可以吃好几顿了不起的饭了。

    芮乃伟：吃完饭我就看见铸久有些不高兴，可能是嫌我大手大脚吧。其实我平时并不是这样，他第一次来看我，我只是想让他吃得稍微好一点，而且这些饭钱，在日本算不上什么，日本的收入比美国要高多了。

    铸久一共在日本呆了两个星期，其中一个星期是呆在我们家，我的那个家本来就小，他那个块头的人一进来，马上把屋子塞得严严实实的。

    为了准备比赛，我们去了林老师的研究会。林师母听说我们结婚了，马上买了鲜花和蛋糕表示祝贺。我和铸久有张笑容满面切蛋糕的照片就是那时拍的，那差不多是我们的结婚照，我一直把那张照片宝贝似地珍藏着。谢谢林师母在我们的家人都不在身边的时候，给予我们慈母般的关怀，使我们结婚的时候不至于太孤单。

    江铸久：比赛完，又是长时间的分离。一直到1993年12月31日，我办妥在美国的一切，赶到日本和乃伟会合。那一次我才真正感到，我和乃伟会永远在一起了。

    芮乃伟：因为时差，铸久来了倒头便睡，我一个人静静地迎接新年的到来。看着酣睡中的铸久，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安宁。我的家有了男主人，真正是一个家了，从此我们相依相伴，永不分离。

    江铸久：我们一起开始了在日本的生活，彼此越来越适应，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深，家的气氛也越来越浓了。

    芮乃伟：我把我的一部分工作转给了他，这样我就有时间做一个真正的家庭主妇。晚上，我把菜洗好切好，等着铸久。一听见自行车的刹车声，我就打开煤气，起油锅。这样，他一进门就能闻到饭菜的香味。守着家，守着自己的丈夫，我感到从没有过的温馨和满足。

    江铸久：安定下来，两个人的心又痒了，又想参加比赛了。

    芮乃伟：在日本虽然不能下比赛，但周围有一个很好的围棋环境，我们一起去林老师的研究会，一起去参加秀行老师的“合宿”，一起去吴老师家听棋，还经常邀请一些年轻棋手来家里下棋。铸久顶替了我的大部分工作，我的时间一下多出许多，可以慢慢地在家烧饭，从容地在家打谱。这样的日子是我想要的，剩下来唯一的缺憾，就是不能比赛。

    从1994年开始，只要我们当中有一个去参加比赛，那另一个肯定也跟着去，彼此照应，互相鼓励。即使去外地下指导棋或者是参加什么活动，也总要问一间能不能两个人一起去，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韩国。

    有一次，我们去北海道下指导棋，他在里间，我在外间。下指导棋很累，可是偶尔抬起头看见他，心头一热，疲劳似乎减去了一半。我很庆幸，我们做的是同样的工作，这样能相互理解，形影不离。

    江铸久：确实是这样的。与在美国相比，生活比较安定，收入也比在美国高。除了体验到家的温暖外，两个人还可以在一起研究棋，如果有比赛，两个人也可以一起准备。总之，两个人在一起心里踏实了很多。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3:07

咄咄逼人的韩国女棋手



    她们一定会弥补自己的缺点，在令后的世界棋坛上，成为非常优秀的棋手。

    芮乃伟：2000年8月初，在韩国国内的女子国手战中，我又一次对上了赵惠莲二段。赵惠莲才十五岁，在韩国有“女子李昌镐”的美称。她下棋非常冷静，而且善于等待机会，一旦出击的时候，经常会一举打垮对手。即使形势不好，她也会耐心地等待机会，不像一般的女棋手，下得好的时候比较顺，下得不好的时候就会一败到底。我1999年一到韩国，在三星杯的预选中，第一轮就输给了赵惠莲。在女棋手中，她对我是胜率最高的，到现在为止，我是五胜三败。早在3月初的兴仓杯世界女子比赛中，我就和赵惠莲进行了冠亚军的决赛。第一盘我执黑，输给了她，后面我是连扳两盘，获得了冠军。

    女子国手战的第一盘我赢了，不是特别辛苦，自我感觉还挺好的。第二盘，我遭到了强烈的反击，刚开始我还不错，可是中盘攻击她的时候，我下了两个缓着，立刻被她抓住机会，她不但处理好孤棋，还借此围了一块比较大的空，后半盘，尤其是在终盘阶段，她的下法明显地比我好，基本上没有出什么错，一路定型到最后，我是一目半负。第三盘是我赢了。和赵惠莲这个年龄段的棋手下棋，我倒是没有什么心理压力，因为我觉得大家的水平都很接近，输赢都很正常，而且输了棋后再好好努力，以后争取再赢回来就行了。在兴仓杯和女子国手战的比赛中，赵惠莲给了我很大的锻炼。

    江铸久：我觉得，就赵惠莲给乃伟很大的锻炼来说，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位置，一个棋手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很重要，乃伟在跟李昌镐、曹薰铉老师和刘昌赫等顶尖高手下棋时，很容易摆正自己的位置，就是很容易把自己定位于一个追赶的角色，这样她知道自己每一步棋都不能松，对手具有一剑封喉这样的杀伤力。而对其他一批好手，比如睦镇硕、崔明勋、金承俊，她也知道自己松不得，因为对手即使没有领先，也不会给你喘息的机会，始终跟你绷着劲。但是对来自“底下”人的冲击时，可能会稍微有点松懈，不容易挑自己最狠的下。而且赵惠莲等棋手的厉害在于，她从底下追赶你，在布局和前半盘你能依靠自己的经验和实力在大局上占一些优势，但一旦被她从中盘后期追上来，她就不会再给你机会了。赵惠莲赢乃伟的那几盘棋都有这个特点，所以我认为乃伟在这方面受到了很大的锻炼。这就如同乃伟赶李昌镐，李昌镐一旦给了她机会，那乃伟就不太容易放出去了。

    二是心理准备，要有这是一个很大的比赛的意识，要把对手看成是一个强悍的对手，而不能只看见对方的娃娃脸。如果准备时松懈了，那对局时就不容易咬紧了。所以我觉得比赛特别教育人，通过比赛得来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深刻。

    芮乃伟：韩国还有一个和赵惠莲同龄的棋手，叫朴志恩，她被称为是“女子刘昌赫”，她的棋风非常锐利，杀棋的时候义无返顾，经常也是像刘昌赫那样一剑封喉，杀得对方没法动弹。赵惠莲和朴志恩是同一时代同一水平的棋手，从韩国国内的成绩来看，朴志恩还要好一些，拿了女子名人的头衔。可是我对她们两人的感觉是，朴志恩是非常厉害，非常锐利，但是比较起赵惠莲，她有比较脆的地方，因为她锐利，所以一旦一击不中，就不容易拉长战线。而赵惠莲则要厚重些，即使一击不中，她也不会垮，她可以再熬下去，等待下一次出击的机会。所以我的感觉是，赵惠莲对我的威胁更大。

    江铸久：无论是赵惠莲还是朴志恩，她们这两个女孩在棋上所显示出来的才华，远远超出乃伟当年在她们这个年龄时的才华，如果把十五六岁时的乃伟拿来跟她们比，那乃伟可能就没有资格做专业棋手了。她们的才能和实力已经得到了大家的公认，不过她们在和乃伟的比赛中，结果是不一样的。赵惠莲几次赢了乃伟，而朴志恩至今还没赢过，但总的成绩朴志恩要好过赵惠莲，最近她还赢了曹薰铉和刘昌赫。朴志恩的棋有她锐利的一面，同时也有她容易垮的一面，当她锐利的攻击被乃伟抵御住后，往往她脆弱的一面就显示出来了。而赵惠莲与朴志恩不一样的是，她像块牛皮糖，争取不犯大的错误，被这样的对手逼着，你会不舒服且烦躁，而一旦被她抓住机会，你就很容易被她超出。赵惠莲和朴志恩的这些毛病不但别人能看见，她们自己也能看见，所以我以为以她们的年轻和好学，她们一定会弥补自己的缺点，在今后的世界棋坛上，成为非常优秀的棋手。

    芮乃伟：2000年8月底，上海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举办了东航杯世界女子围棋锦标赛，这也是继当年的翠宝杯后，第二个由中国人举行的世界女子围棋比赛。可能是因为刚和赵惠莲比赛过，我把从她那里得到的锻炼和经验都拿了出来。坐在棋盘前，感觉每一个对手都是李昌镐和赵惠莲。为了配合转播，比赛规定每方七十分钟包干，用完即判输，时间很紧，但我觉得这样能特别投入，特别集中注意力，每一手棋和每一个作战方案，都要在特别有限的时间里做出判断，不能犹豫。围棋比赛的时间规则有很多，我觉得这样的规则蛮有意思的。这么些年来，有了很多世界比赛，但专门的女子比赛很有限，一共有翠宝杯、宝海杯、兴仓杯和如今的东航杯，我们都很感谢这些比赛的主办方，比赛越多，对女子围棋的发展越好，对女孩学棋也会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我很高兴，中国又多了一项世界女子比赛。

    这项比赛的第三轮，我对上了韩国的朴志恩，那盘棋可以说我是一路占优，但是后来出了些问题，下了一着自以为比较安全的棋，其实可能是败着，如果朴志恩下得更好一些，她那块棋中死掉的那几个子不但能活，而且可以净活，这样的话我可能就会输一点。但朴志恩的时间也不够，匆忙中她只下出打劫，而我前面的优势比较大，只要她不是净活，那我就可以赢下来。所以那盘棋到后面还是挺危险的，我已经下出了败着，能够赢回来，完全是幸运。这也说明我在时间不够的情况下，对对手的情况估计不足。

    在这之前的6月底，我还回国参加了日立杯的男女双人赛，能够回来参加这样的比赛，我非常高兴。以前我在日本的时候，和孔祥明一起也回来参加过这类比赛，而这次是我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参加男女双人比赛。非常感谢中国围棋协会和上海市体育局，有时间和有机会，我是很愿意回国参加比赛的。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3:09

我们的家



    有围棋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

    到韩国已经一年半了，从2000年5月开始，我们去了韩国的庆熙大学学韩语，原来说好是每周上三次课，可是由于比赛较多，而且大赛当前，心思总在棋上，所以平均也就每周一次。我们俩的韩语学习进度都比较慢，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当初学日语和英语可比现在学韩语快多了。

    因为去的国家多，住的时间也长，我们不得不学习那些国家的语言，很累，但我们还是感到很快乐，因为我们除了自己的祖国，又先后在日本、美国和韩国长住，学了日语和英语，现在又开始学习韩语。我们还结交了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我们的通讯录就有好几本。在多年漂泊的生活中，我们除了在棋上收获很多外，能够结识了那么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朋友，也是我们人生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在别的国家住久了，和当地的朋友也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觉得就像住在自己的祖国一样。我们经常说的话是：现在我们回中国去；回日本去；回美国去；回韩国去……如果再说细一点，即便是回祖国，那里也有我们好几个家：北京、上海、太原……可以说，每一个长住过的地方都是我们的家，有围棋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3:17

附录



我在中日围棋擂台赛



江铸久



一、初闻赛事



    1984年8月，新体育杂志社社长郝克强老师告诉我说，他们正在准备举办中日围棋擂台赛。由于比赛具有决战性质，所以日方业已排出强大阵容。

    郝老师接着说，中方八名人选还没有最后定下来。不过，他让我做好迎战的准备。

    听到能参加这样高等级比赛的消息，对自己内心的震动很大。持续两天，我都处于一种激奋、喜悦和稍稍不安的状态中。

    激动、兴奋的心情是来自比赛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力。在1983年中国围棋代表团访问日本的选拔中自己落选了，作为一名棋手，未能同日本选手对阵，而只能作壁上观，真使人感到难以忍受。现在有望参加擂台赛，同日本选手较量，无疑是我久已盼望的。

    不安，则是考虑到比赛的严酷性。采用打擂台的方式，对广大爱好者来说无疑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可对一个选手来说，这种比赛压力就比平常的比赛大得多了。如果一上场就失利……这个念头也常常出现在自己脑海里。

    在事业上，已经达到的目标，使人加强和提高了自信心，而未来的目标则在唤醒与帮助人认识自身潜在的能力与自信心。为实现未来的目标与理想而努力奋斗，正体现了一个人充实的生活内容。

    不久，宣布了双方出场的阵容。从那天起，我就一方面期待着比赛的来临，另一方面又在担心因为准备不足，临场紧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而不是因为水平的原因而败下阵来。

    围棋比赛，在特定的一局棋中，决定胜负的并不仅仅是技术。它同时包括了心理状态、竞技状态以及体力等因素。

    为了避免在比赛中出现因为心理压力而产生的头脑麻木，在赛前的准备阶段除了准备技术上的东西之外，我就开始做一些实战时的心理准备训练。从比赛后的结果来看，由于这方面准备不足，预见性差，而导致了初赛时的紧张情绪，影响了技术水平的正常发挥。

二、想赢怕输



    1984年10月5日，中日围棋擂台赛在东京揭幕。

    被日本棋界誉为未来的大器人物依田纪基五段，在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之后，先胜中方先锋汪见虹六段。

    依田纪基对于我国围棋爱好者来说并不陌生。他感觉敏锐，局部对棋形的判断很准确，中盘战斗力也很强。

    我和依田纪基以前曾有过一次交锋，我侥幸取胜。我预感到这次对局对双方来说都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有了具体的对手后，在半个月的准备时间内，我看了依田近期的十几局棋谱，并总结了自己近一年来各类训练、比赛对局中的经验与教训。那半个月中恰逢队里放探亲假。当我独自对着两尺见方的棋盘时，常常会冒出难以克制的想赢怕输的念头。

    赛前一个星期，我同邵震中。钱宇平、刘小光等“热身赛”，没有发挥出自己的特长。中方擂主聂卫平老师说：“照这样的下法去比赛是不行的，必须发挥特长，放下怕输的包袱。”聂卫平从东京回来之后，就向大家介绍了在开幕式上日方的各种反常的现象：日方声称，日方的每位擂将都将是中国队的克星。如果依田再次取胜，那对中国队来说形势及士气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10月26日，就是在这种持续的紧张气氛中，我在赛前二十分钟，提前端坐在比赛桌前，闭目养神。这时听到郝老师问我道：“休息得好吗？”

    “休息得还可以。”其实那几天我一直睡不好，我不愿让任何不利的情绪影响比赛。

    “比赛准备得如何？”

    “争取全力以赴。”看得出作为中方举办者，郝老师内心的紧张情绪也决不亚于对局者。也许是为了给我们壮壮胆，我接着说：“日本人也没什么可怕的。”

    郝老师说：“好！”他似乎还想说什么，结果什么都没说，只是我们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静静的对局场，静静的两个人，可我深深地感触到了郝老师的、也是大家一片深情和信任的力量。

三、艰苦的第一战



    赛前五分钟，藤泽秀行先生、依田纪基五段一行来到对局场。此外还有中方的很多人。我顾不上同众多的熟人打招呼，也听不到大家在讲什么。从依田的状态看，他还像从前那样，自信地坐在棋盘面前，静静地等待着比赛的开始。

    十时，裁判员程晓流宣布比赛开始。

    开赛后十分钟内是容许记者摄影的时间。记者们抱怨说，双方从表情到着法，似乎都太少了，值得摄像的情景不多。开始对局时我也感到奇怪，棋风锐利，一向在布局阶段行棋较快的依田，那日不知为什么，在起手的几步棋内竞下得那么慢。赛前我曾担心执黑的依田将会在时间上争取主动，在布局阶段花费较少的时间，因执黑行棋可以事先准备。

    对于依田纪基采用这种“泡蘑菇”的下法，我是没有想到的。赛前，准备就对局写观战记的程晓流六段曾问我：“你估计依田会采用什么方针布局呢？”

    我说：“依田大概是采用积极的方法？”从他的棋谱来看，可能会用“对目”。可一个小时过去了，在双方仅有的十五步棋中，竟是最常见的“错小目”向细棋趋势发展的布局。

    看到对手小心翼翼的行棋态度，我忽然似有所悟。依田这种反常的现象不正是说明了他内心紧张吗？我何不趁此机会，下一些积极主动的着法，争取领先呢。在这种想法下，白方下了十六小尖这手过分棋。我想黑方既然一直是在稳健地行棋，也许不会立刻反击吧？不过随着对手考虑时间的延长，我的担心也越来越厉害了。好像是在惩罚白方的过分，依田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利用厚味，于二十七位紧紧地逼住白方两子。由于白方的过分之着，使黑方在这局棋里第一次获得领先的地位。

    局后得知，依田纪基之所以有些紧张情绪，是由于日方的舆论声称，每一位日方擂将都具备了连取中方三人的实力，先锋依田不应满足于一局、两局的胜利。加之旅途劳累，各种因素使依田产生了尽可能稳扎稳打的想法。局后依田对日方随行记者说：“因为想赢而产生了紧张情绪。不过我看江先生也很紧张，他下第二着棋时，手在发颤。”

    尽管双方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力，可对对方所弈的坏棋却都十分敏感。

    在近中午暂停的几步棋中，黑方行棋积极、主动，依田渐渐地施展出了他的长处。

    中午大家一起吃午餐。两个对局者均吃得很少，大家都尽量避免谈到棋。我心里在想，如果不在中盘拼搏，这局棋就要输了。一想到要输，不禁激起了我不甘示弱的好胜心。午餐结束时，藤泽秀行先生特地握着我的手说：“江君，加油，下出高质量的棋来。”

四、初战获胜



    下午一开始，就先在右上角形成了一个转换，对手将棋子“拍”得很响，反映了依田纪基的自信心。我无奈只好先忍耐。依田由于自信，判断不仔细，选择了一个对我有利的变化，局势又均衡了。

    在另一间观战的房间里，我方的擂将同藤泽秀行先生正在关切地注视着实战的进行。正当我方的观战者们刚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我对局的心情又发生了变化。我想，好不容易扭转了局势，可要慎重行棋。头脑里总是在想着要慎重一些，再慎重一些，以赢棋为目的。在实战时过多地考虑胜负，必然会导致坏棋。大家看我想了二十分钟后的四十六手一跳，就是在这种心情下而产生的。局势由于我这一手，立刻又变成了黑方优势的局面。

    棋手在对局时，如果不能排除外界对输赢所造成的压力，势必会影响到行棋的思路，一局棋的质量也会受到影响。如果双方都受到这种影响，那么就很容易出现类似儿童们游乐时的翘翘板一样的现象。

    依田局后说，正是由于对手的失误，使我变得迷惑了，竟难以置信地选择了吃白方废子的变化。

    这局棋双方均有出乎水平以外的坏棋交替出现。在七个多小时的对局中，有五个小时是处在混战的，又互有错棋的局势中。

    在双方的混战过程中，我终于揪住了对手在中央的一队棋子，展开攻击。在一局几经沉浮的棋局中，我不敢再次错过这有利的机会，逐步地、小心翼翼地确立了优势。在双方进入读秒阶段之后，我尽可能地采取正确的方法收官。尽管在最后阶段我已判断清楚是白方小胜的局面，可仍怕由于思想上的疏忽而带来局势上的后退。这种心情终于保持到了终局。

    在裁判员数棋的过程中，对局室陡然地增加了二十多人，都是棋界及我方举办单位的观战人员。看到同志们在确认了胜利后喜悦的笑容，我感到了一种完成任务之后的满足心情。随之而来的则是深深的疲倦感。

    依田仍自持地面带笑容同我讨论着技术上的问题。以至事后，记者同我开玩笑说，这时的照片必须附带文字说明，否则读者一定会以为输棋的是江铸久。

    对局后第二天，在北京体育馆向北京的围棋爱好者们讲解了这局棋。藤泽秀行同聂卫平联手对这局棋作了非常精辟的讲解。藤泽先生在讲解完此局之后，特地向爱好者们介绍了日方擂将小林觉八段的近况。他说：“小林八段从1983年开始在各大棋战中均取得了极好的战绩，目前正处在竞技状态极好的上升阶段。我虽然期待江君能够获胜，不过像同依田对局所展示的水平是难以取胜小林的。”

    是的，还有两个月的准备时间。要多研究小林的棋谱，更重要的是提高自己的实力。既然站到了直接对抗的最前列，首先就要抛弃一切杂念，利用各种机会锻炼和提高自己，为当前的目标——战胜小林觉而做好准备。

五、走自己的路



    擂台赛后，11月份在桂林举行新体育杯赛。我抱着在实战中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心情，准备在比赛中努力进取。

    赛前，香港明报社社长查良镛向棋界有关人员提出，争取下一次在国内比赛时，移至香港举办。在一次擂台赛人员及部分棋手同查先生闲聊中，查先生忽然认真地对我说，希望能在香港看你比赛。我一怔，这将意味着下一次赴日本时，不仅要胜小林觉八段，还要战胜淡路修三九段。在此之前，我可从未敢设想有这样的结果。

    就在我一怔的时候，大家已经对这个显然是过于美好的设想说出了各自的见解：“如果真能实现的话，日本人要昏过去了。”“铸久如果能三胜，中国队就能赢了。”

    问到我是怎样想的时，我说：“期待能战胜小林觉，对淡路修三可没敢想赢。”

    当时，感到小林觉虽然水平高，可自己以前同他下过，他并不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峰。而淡路修三则不然，在1984年内，他各大棋战战绩显著，连连获得本因坊战、天元战、棋圣战三大棋战的挑战权。这样显赫的成绩使我产生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心理状况。尽管自己心里也清楚他同小林觉的水平是差不多的，属同一级别，可在看对手的棋谱时，我仍然是集中地看了小林觉的棋谱，对于淡路修三的棋谱就仅限于了解，只感到他是一名中盘实力雄厚的“好战分子”。

    新体育杯开赛第一轮，我执白对黄德勋七段。这局棋我自认为开局及中盘阶段均下得不错，只是在决定胜负的官子阶段，看到对方进入了读秒，想迫使对手下得更快一些而自己先出现了漏洞。我感到这局棋真是输得有些冤枉。晚上，我去陪同应邀前来参观、指导这次比赛的藤泽秀行先生。当谈到这局棋时，我不无后悔地连声说道，如果后半盘胜负处抓得紧一些的话……秀行先生这时打断了我的话，直率地对我进行了批评，说出了一段令我终生难忘、影响至深的言论：

    江君，像你今天所下的棋，是体现了一些水平，可你不是在下你自己的棋，仅仅是模仿别人的棋而已。这样下棋，在一段时间内也许可以保持一定的胜率，可这样的棋手决不可能达到最高境界。在某一个阶段领先于棋坛前列的选手必定有其自己独特的棋风。江君，希望你能保持自己独特的风格，不要去盲目模仿别人的棋风。

    听了秀行先生这番话，使人感受到了他那坦荡。无私的艺术大家的风度。同时也使我认识到，棋手应该不断地汲取别人的长处，完善自身的棋艺，不断地创新，走自己的路！想到将要迎战的下一名棋手小林觉，大家均评论认为，对方无论从水平还是比赛经验来说，都远远地胜于我。可从自身来说，不应忽略的是，对方也有不如自己的地方，以发挥自己的特点为主，下出自己的风格，在准备工作中，提高战胜对方的信心。

六、不甘落后



    12月20日一早，我同华以刚八段、张佩芳记者从北京飞往东京。郝克强老师特地起早赶到机场送行，嘱咐说：“忘掉前两次比赛的不愉快，重新开始。记住你说的话，日本人并不可怕。”接着，他又仔细地问了我的身体状况、竞技状况，以及对待比赛的态度。

    郝老师的说法并不奇怪。在桂林及广州的两次比赛中，我的名次均排在十名以后。持续的低潮难免引起人们的忧虑：在这样差的竞技状态及比赛所展示的水平下，是难以战胜小林觉的。这些议论也常常地吹到我的耳中，更有甚者说：“铸久能凭运气赢依田纪基，可下棋不能总靠运气啊。”

    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些议论所带来的压力。现在回想起来，众人的担心也从侧面说明了关心的程度。至于认定要输的人们也是有道理的，人们怎能相信一名成绩低下的选手能担此重任呢？我只是感到了战胜小林觉的重要性。在胜负场上，给人们最好的答案莫过于胜利了。因此对郝老师的询问，我真是感慨万千。在复杂的心情驱使下，我说道：“撞沉吉野！”

    直到现在我也感到难以解释当时竟采用了曾深深地激励过自己的民族英雄邓世昌的语言来壮行色。

    下午二点（东京时间下午三点），我们到达了东京成田国际机场。前来迎接我们的日方人员告诉我们，比赛地点改在箱根。这是一个著名的游览区。主人特地解释说：历届“本因坊战”的第一战就是在这里进行的。不过，主人的一番美意也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直到七点钟，我们才到达了目的地，整整旅行了十二个小时。

    临休息时，翻看了日方送我的《围棋俱乐部》杂志，上面的措辞毫不掩饰地露出了对中国队轻蔑的口气。像日方三人就可以横扫中国队啦，中国队最多只能下到第四人啦，等等。

    这样露骨的语言是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的。我再次感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实力就会被别人看轻，一个人如果没有志气只会被人轻视。作为一名棋手，应该做的是脚踏实地的上进工作。

    在关键时刻能取胜，取信于人。对于棋手来说，胜败寻常事，重要的是能时刻保持一种向上冲击的姿态，不断进取。暂时的失利说明了平时刻苦努力的不足。我们承认条件差，水平低，可我们不会甘心总是居于别人后面。

七、战胜小林觉



    12月21日上午十时整，比赛开始。

    我同小林觉已对局过三次，我同日本专业棋手对阵的第一仗战胜的就是小林觉。在当晚的欢迎晚餐上，当记者问到此事时，我客气地说：“小林先生一向对我都很友好。”小林觉则应声道：“明天可不能再友好了。”实际上，在比赛时，双方肯定会全力以赴的。

    布局一开始，我执黑将棋下得厚实，期待到中盘进行“肉搏战”，于是则稳扎稳打。意在打持久战。双方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大相径庭的风格。有趣的是，最初的几着竟然和上次我俩对局时的着法完全一样。

    在将近中午暂停时，我认为局面已逐渐进入我比较喜欢下的局势。暂停时的前一步黑方下得不太好，有些贪小利。中午吃饭时，我一边应付日本人的提问，一边注意了一下小林觉的神态。他匆匆忙忙地吃完了饭后，就不住地看着手表，显得有些紧张。

    午饭后，我独自在日本式的庭院内散步，我将思绪整理了一下：首先不去考虑上午的得失，以现实情况为思考的出发点；二是尽可能利用对手的时间考虑问题；第三是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但要尽可能争取速战决战。

    下午一时整，比赛继续进行。在中盘进入混战时，我头脑中曾产生了一丝犹豫的念头，如果继续稳扎稳打也是黑方不坏的形势，但很快就被一种要体现出自己的风格这样一种强烈的情绪所代替了。对手中央的一队大龙一直没有活干净，小林觉为了争取实空的领先竟采取了破釜沉舟的策略，强行侵入黑空。我如果忍让一点，似乎可以小胜。如果硬吃对方大龙则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在所剩的半个多小时里，我反复地考虑着这两者的利弊，脑子里越想越乱，不时地想着这样的棋输了岂不可惜。为了平静思路，我索性闭目沉思。这时，日方裁判员告诉我说，已接近读秒时间。我想决战的时候决不能手软，开始搏杀大龙。

    此后，几经波折，终于打劫，很痛快地吃了整条大龙，取得了胜利。

    局后，藤泽秀行先生特地到我们的房间对我进行了指导和帮助。他指出：“你下棋时过于相信自己，这样对今后的长棋必将是一种障碍。在布局理论同中盘后期都有明显的弱点。一定要注意吸取各个名家的长处。”

    确实，一名棋手在比赛中应该相信自己，可在平时训练及打谱中则要注意学习他人长处，否则一意孤行式的自信心就会成为今后进步的一大障碍。

    箱根是日本著名的旅游风景区。站在旅馆的庭院里也可以感受到四周群山中，大自然所发出的亲切呼唤声。主人得知我平时很喜欢登山，特地准备好了第二天的游览日程。导游。我也真想愉快地去玩一玩，但是，比赛的责任感战胜了大自然对我的诱惑。第二天一早，带着身置箱根却不能游玩的遗憾心情出发到东京，准备下一场对淡路修三九段的比赛去了。

八、渡过难关



    12月23日一早，我们来到东京最繁华的地段——银座大街。比赛场就设在这里的一幢楼房里。我们依着日方给我们画的草图找到了比赛场。看来日方对今天的比赛准备得不够充分，一切都显得不是那么正规。

    在大街上我们碰上了淡路修三九段。他显得很轻松。抱怨说，没想到轮到他出场了。淡路九段在当年获得了三次大棋战的挑战权，已经步入了日本一流棋士阵容。他赛前的矜持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这次来日本前，对淡路的棋研究得不多。只感到他是一位中盘战斗力极强的选手。从日方前天送的杂志上来看，对淡路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曾预计到淡路修三为主的三名擂将就可将整个中国队扫下擂台。这句话从侧面反映了淡路修三的实力。

    对于我来说，在比赛中战胜实力坚强的九段棋手是我从事棋艺生活中久已向往的目标。昨天，我大致分析了双方情况，决定采取稳健一些的态度。对淡路九段执白后手行棋是比较难下，可同对方中盘斗力，这类棋局，总是会有几次机会的。在1983年第一次同九段对局时，行至中局本是我好的局势，可当时竟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九段怎么会如此败下阵来呢？也许对方还有更好的着法没有拿出来吧？结果，因为我自己的失误和犹豫而造成了失败。事后，对于自己这种不敢于胜利的想法我觉得羞愧难当。明天如果有取胜的机会时一定要冲上去，拼命争取。

    比赛开始后，淡路九段执黑先行，弈得轻松自如。很快就确立了优势。中午，暂停时，记者们为两个对局者摄一些生活照片，淡路九段兴致勃勃，不时对记者们笑着。

    暂停前，在局部我曾试对方应手，淡路九段由于优势意识，显得过于谨慎。这时快到暂停时间了。我似乎又看到了光明，反击的时机留在下午吧。因此这天意外的是，中午餐的一碗面条不觉竟吃完了。

    下午一开始，先是淡路九段陷入了困境，接着，我又因用时过多先于对手一个半小时进入读秒。这局棋是我在擂台赛六局棋中争斗最为激烈，历时最长，也是最富有戏剧性的、手数最多的一局。弈至七个小时后，双方都感到意外地迎来了最后一个胜负场所。先是我失去了一取胜利的机会，接着对手又失去了吃我大龙的机会。几经大的转换，盘上的局面已与最初的布阵面目全非。在收官阶段，淡路九段嘴里不停地在说着自责的语言，有些话连礼仪都不顾了。也许他忘记了对手能听懂他的话，也许强烈的责任感使他在自认为意外的失败面前难以自持。我几经沉浮，衬衣早已湿透，每下一步棋都要擦擦手，否则棋子就同过了水一样。这时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心情竟没有过分激动，只是感到完成任务的满足情绪充满了我的身心。

    （原载1985年《棋牌周报》，原连载十六篇，本书选用了前八篇。）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3:25

东行日记



江铸久



    1984年12月20日

    由于我10月26日在北京战胜了日方先锋依田纪基，所以与小林觉的对垒当在东京。

    东京时间下午三点（北京时间十四点）到达东京成田国际机场。

    酒卷忠雄、渡边两位先生到机场迎接。事出意外，比赛安排在箱根。还要继续旅行。

    下午四点出发去箱根。途中换乘了公共汽车、火车、出租汽车，晚七点才到达石叶亭旅馆。

    晚饭时，听说小林觉八段最近成绩很好，具有很强的实力。他的水平的确很高。明天对局时，要争取发挥出自己的长处，只要能做到竭尽全力，就可以问心无愧了。

    12月21日

    终于战胜了小林觉八段。

    每次重大比赛之后都感到非常累。刚才华以刚老师挂北京的长途时，我的鼻子又出血了。藤泽秀行先生来屋时，鼻血还没止住。还有一场同淡路修三九段的比赛，但愿能顺利完成任务。

    向藤泽秀行先生请教了怎样进步更快的问题。他觉得我应该多看谱，特别是高水平的布局，官子也应仔细研究。只要不断地努力，总是会有成果的。

    12月22日

    一早从箱根出发，赶回东京。

    昨晚几乎没有睡熟过，只是在临天亮时睡了一个小时。

    明天将对淡路修三九段。日本人将小林觉的失败看成是偶然失误。淡路修三九段的棋谱我过去看得不多，这次也主要是准备同小林觉八段对阵，对淡路修三心里还不很有底。

    今晚先休息好。既然到了现在这个程度，总不能轻易地败下阵去。

    沉着，冷静，大胆，心细，勇于拼搏。

    12月23日

    执白战胜淡路修三九段。

    现在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本应该感到高兴，可并没有怎样兴奋的心情。对局时的气氛仍然持续着。

    在重大比赛中战胜日本棋手，是久已盼望的。这次来日本战胜两名强手，说明中国棋手同日本的整个差距正在缩小。晚宴上，记者问及对整个擂台赛的看法时，我说：“论水平、实力，是日本方面强，赢的希望自然是日本方面大些。参赛之前我没有想过赢几盘的问题，只是感到像这样的学习机会是很难得的。”

    日方《围棋俱乐部》提前出版的1月号上登了这样的意见及看法：依田纪基、小林觉、淡路修三三人足以同中国队抗衡。

    现在，随着日方情绪逐渐冷静下来，我们整个队的战斗会愈来愈艰苦的。

    1985年3月7日

    明天就要再度赴日了。

    这次赴日同上次不同的是内心比较平静。抱着努力下出质量更好的棋，而不是一定要赢的想法，这样取胜的可能性更大。

    石田章近年来成绩很好，并且据说在日方擂台赛的队伍中，是一位同自己棋风最为相仿的人物，看来这局棋又将是一场恶战了。

    从学习的角度来说，自己也期望能够同风格类似，但水平更高的棋手较量，这是棋手的一种不甘示弱的心情。再说，同前几位棋手的对局表明，即使对方水平高
一些，但在一局棋中，能够做到不给对手以任何机会，而取得胜利的现象是没有的。四局棋都是互有机会，当机会来临时，只要大胆地抓住机会去拼搏，对手并不一定
都有更好的办法。
   
    当然，我仍要本着学习的态度，同对方认真对弈。

    自从在上海战胜了片冈聪先生之后，外界对中国取胜的呼声高了。曾有记者问我与石田章对局是否有把握。其实在参赛前我并没有想到能四连胜，对石田章的对局现在也没有什么把握，只是有信心下得更好一些。

    3月8日

    一早五点二十分起床。

    昨夜十一点四十左右睡觉，临睡前看书的“恶习”总是难以改变。昨夜休息得不是很好，中途醒了好几次。看来仍有紧张的情绪。

    飞机经由上海飞往东京。

    在上海办理候机手续时，一位海关人员看了我的护照之后，得知棋手就我一人时，说：“单刀赴会，我们虽然不懂围棋，但都很关心，希望你能得胜而归。”继而又补充说，“即使失利了，我们上海检查站的人员也会热烈欢迎你的。”

    是的，比赛前后，我接到了许多爱好者的来信，大家都期待着我能打败石田章。很多人从心理上、技术水平上为我分析双方的弱点，各自行棋的特点。甚至有些信还猜测石田章定会下某某布局，对此白方应该怎样应对，等等。不过，大家在信里都表示：只要发挥出风格，无论胜败都会满意的。

    东京时间下午三点到达东京。

    日本《围棋俱乐部》杂志编辑长酒卷忠雄先生到机场迎接。寒暄之后，乘上了去往市内的公共汽车。上车后，酒卷忠雄先生向我介绍了石田章最近的成绩及竞技状态：“石田章最近状态极好，昨天在名人战小组赛中执白战胜林海峰本因坊。棋界人士评论他最近又有所提高。”

    日方经常在对局前说他们出场的棋手竞技状态不错。从提高棋艺的角度来说，我想：对手的状况发挥得越好，自己学到的东西才越多。

    3月9日

    下午到晚上的活动安排是参观NEC杯比赛的决胜大会和招待会。

    下午一点四十分来到比赛现场，首先看到在一个容纳一千二百人的豪华剧场内，已经陆续坐满了围棋爱好者，在舞台降下的帷幕两侧，一边放着奖给优胜者的奖品，是由NEC电器公司和东京电视台赞助的高档摄像机和小型电脑；一边是参赛的棋手成绩表。

    NEC杯的参加者是日本国内当年度的各项比赛的冠军和成绩特别优异者，这是日本快棋比赛中赏金、规格较高的比赛。比赛的规则为每方用时十分钟，之后每三十秒必须下一步，比赛采用单淘汰。这次比赛共有十三位棋手参加，从1984年12月开始在日本国内进行公开比赛，每一盘棋均采用向观众作公开表演的形式，中途将暂停封棋，由观众当场猜测下一手，赛后，公布猜测结果，并当众发奖，这也是一种吸引爱好者的方法。

    开始前，我们来到休息室，这里聚集了当今日本的超一流棋土与各大企业的要人。曾经独霸日本棋坛的坂田荣男，为人谦逊而棋风强硬、以“刽子手”闻名棋界的加藤正夫，在行棋意识中有“宇宙流”美誉的武宫正树，以及活跃于日本棋界的各大比赛中的优秀棋手们均在座。

    下午二点大会宣布开始，在一阵音乐声中，帷幕拉开了，舞台上布置成了一所漂亮的日本房间，一旁是大棋盘。

    第一个节目是由林海峰本因坊、加藤正夫王座、淡路修三九段、片冈聪七段四人为观众作十秒钟一步的超快棋表演，由大竹英雄在大盘上解说。由于是表演，棋行至中盘时由大竹先生判定输赢。加藤对淡路的决胜局，由于形势相当，大竹先生连连说道：“我是搞不清了，看来只好请‘电脑’来判定了。”

    台下石田芳夫应声答道：“是淡路先生好一目半的形势。”

    大竹立即向加藤宣布道：“‘电脑’石田先生已判你输一目半，请结束吧。”

    在观众的笑声中，加藤说：“我本来怀疑石田先生的判断，可一想到他是‘电脑’就只好作罢了。”

    这时剧场休息，准备观看决赛。

    下面进行的是赵治勋对小林光一的决胜局。两人近年来的成绩是赵治勋胜多。石田芳夫先生担任解说。

    虽然是快棋，双方仍弈得十分精彩，石田先生的讲解也异常精炼，并且还同时作出形势判断。亲眼目睹到他神速的形势判断，我深深地感到了自己的弱点，同时又有一种艺术般的享受之感。

    中途暂停，由观众猜测下一手棋手将下在哪里。石田先生预测有两步，结果正是其中一步。

    大竹英雄先生这时来到了台下，同我进行了一些对话：“我知道江先生的棋艺进步很快，但不知你日语水平如何，日语的‘冗谈’是什么意思呢？”

    “我明白的，冗谈意即玩笑。”

    “那么该请你上台讲解了。”

    “这正是冗谈。”

    大竹先生听了之后笑着说：“原来你的日语同棋一样厉害。”

    在赵治勋同小林光一的继续对弈中，争夺仍然十分激烈。石田先生作了形势判断之后说：“看来最终将是半目胜负。”

    在收官阶段，石田先生又说：“将是赵先生优势半目的样子。”

    田村先生说：“啊，胜者赏金为五百万日元，半目可真值钱！”

    晚上NEC电器公司举行盛大的招待会，酬谢各方面的大力协作。在近四百人的招待会上，我看到了日本企业界、文化界、政界的许多著名人物，感到了日本围棋之所以兴旺，不仅在于它有众多的爱好者，而且有一批大企业做后盾，更有一大批有影响的人物的支持。

    席间我向久负盛名的林海峰先生请教了一些问题：“林先生，下棋时怎样才能做到有一颗‘平常心’来对待重大的比赛呢？”

    林海峰先生答道：“我想，一名棋手要能做到不受任何干扰，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棋手在平时就应有这样的意识，将棋的内容下得更好，而不是计较输赢。在重大比赛时，要尽可能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而不是老想着、盼着赢棋。希望你能下出内容上更好的棋，这就是所说的要有一颗‘平常心’。”

    是的，作为一名棋手，能做到有一颗“平常心”来对待重大的比赛是很不容易的。

    3月10日

    执白战胜石田章九段。

    上午一开始，自我感觉构想还可以。但有一步下得并不好，打劫时判断失误，被对方领先了。

    下午一开始，对手在攻防战中忽略了厚、薄的变化，被我在中央一举突破，掌握了主动权，之后又再度在下边取得了先手完封的权利。黑方败局难以挽回。

    在局后复盘的过程中，片冈聪先生、高木祥一九段诚恳地指出了双方的许多不足之处。石田章先生输棋之后显得很有风度，一再说：“这是彻底失败的一局，黑方没有出色的地方可言。”

    我觉得这局棋是双方混战的一局，只是石田九段在几个关键时刻下得不够强硬。联想到昨天招待会上大多数人说的“日本队石田章若再守不住的话，那就太危险了”的那句话，我感到石田先生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正因为如此，使他技术水平的发挥受到了影响。

    赛后，石田章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对局时，除了技术外，还有心理因素，综合起来才是水平。”

    一名棋手，在失败后能如此克制自己，及时地找出个人的弱点、缺点，是很难得的。

    明天将对小林光一先生，他是一名劲敌，他的棋非常扎实，有着很好的基本功。今天下午听说他一直在研究室内观察我和石田章的这局棋。

    3月11日

    执黑败于小林光一。

    本局行至中午时，是黑方主动的局势，在序盘阶段小林先生弈得过于谨慎。在前几局棋中，中午封棋时我大都处于不利的局面，而这局棋却在中午时占优，所以当时充满了信心。

    下午开始不久，对一处棋我看错了，这使双方形势顿时接近了，在以后的行棋中小林先生愈下愈精彩，而自己的头脑竟变得异常迟钝。

    昨夜睡得很少，只是在天亮时才睡了一会。每次下完棋后，总是难以入睡，特别是如此紧张的对局，如果休息得好些，今天能够全力以赴，这盘棋也许会下得好一点。在如此关键的对局中，竟连连出现臭着，令我悔愧不已。

    对局刚一结束，立刻有近二十人涌进赛场向小林光一先生表示祝贺。

    3月12日

    以前四次来东京时，皆因比赛太忙而无暇游览，趁临出发前的三小时空闲时间，我游览了皇宫前的广场。

    漫步广场，不由得想起自己参加擂台赛的整个过程。现在自己的对局使命结束了，但擂台赛还在继续，要想从最后的失利情绪中振作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寻找当前的工作目标。

    尽管自己被淘汰了，但对局时的经验与教训；则应该尽快地总结出来，以便有利于队友们更好地作战，协助队友打好后面的擂台赛，这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3:28

三峡的灯火



芮乃伟



    船启动了。武汉长江大桥和黄鹤楼在淡淡的晨雾中渐渐远去。

    我在紧靠舱门的铺位上躺下，从那里可以望见江流，望见对岸的绿树。

    在船身微微的起伏欹侧中，我进入了梦乡。

    矇眬中，微启眼睑，隐约映入目中的，是一江细碎的阳光，在浪尖波谷里闪闪烁烁。我不由地微笑了，心情如水般宁静恬淡。

    傍晚时因洗澡而错过了日落。待我披着一肩湿发奔上船头，西边，只剩下几抹红霞，数片彩云。

    第二日六时即起，原是为了日出，但天空灰蒙蒙的。浑浊的江水，两岸姿态一律的排排树林，单调而沉闷，三峡还在天水茫茫的远方。

    幸好傍晚船停宜昌，码头上，小店、摊档鳞次栉比，我们便满载而归。

    忽然，葛洲坝从梦中来了。落闸声把我惊起，一看表，1986年11月4日凌晨两点五十分。

    冲出舱来，但见舷边一堵大墙！伸手去摸，又滑又粘，想是因常年和水接触的缘故。仰首，几乎目不及顶，据说有五十米高。

    我突然感觉自己非常非常的渺小，但继而一想，这样的庞然大物原是渺小的人类用双手和智慧创造出来的，心中便又满是骄傲。

    我们的船位在逐渐升高。终于，船移动了，渐渐驶出上游的闸门。从原是仅供通行的极窄的水道出得问来，顿觉江阔天空，心胸为之豁然开朗。回眺大坝，一片灯火，似一条闪光的巨龙横卧江上，蔚为壮观。

    一心惦记着要早起看日出、看三峡，便赶紧躺到铺位上去。不想醒来时天色已明。看窗外，但见青山壁立。急忙起身，抓起风衣便往船尾跑。

    天边，已经满是橘红色的霞光，但我还是幸运地赶上了日出，也赶上了西陵峡的尾端。

    在我眼前，山水、朝霞、初日，构成了一幅绝妙的图画。两天来，单调贫乏的船上生活产生的憋闷，为之一扫。

    三峡中，巫峡最为幽深秀丽和雅致，两岸景色千变万化，令人目不暇接。著名的巫山十二峰各具神韵，神女峰在无声地诉说着她的故事……

    我第一次深刻地理解了李白“两岸青山相对出”的名句，特别是这个“出”字，其状物写景是何等的形象，何等的传神！

    午后困倦已极，乘着巫峡已过、霍塘峡未到，偷空睡了一会儿。两点半醒来，依然颇感困顿，很想再睡，但心中有个小小的声音在催促着我：起来！起来！上船头去！莫要错过良景了！于是下决心起来，跑上船头，迎接了霍塘峡峡口的到来……

    永远的匆忙，永远的兴奋，总怕自己错过了什么，除了吃饭睡觉，船头便是我“上班”的地方。

    很想好好地描绘一下三峡，但恨手中的笔太枯竭太无力。而且，“前人之述备已”，我，又有什么地方可追前贤笔墨于万一？

    我只是永远记着，那两岸壁立的山峰，那裸露着石纹和被绿树青草覆盖着的形状各异的山峰；永远记着，那幽深曲折的江流，那远方若隐若现的峡口，那天边青黛色的山影……

    西陵险，但是在睡梦中，它已过去大半了。巫峡秀，瞿塘雄，比较起来，我喜爱瞿塘峡更甚于巫峡，它那雄壮而威严的气势，它的层层裸露的山石所显示的那份浑厚、凝重与力量，都使我感服，使我心折。

    但我说不出，我写不出。三峡于我，与其说欣赏美景，莫若说是一种感动，一种直达心底。渗人灵魂的感动。在我穿着风衣，独自一人一动不动地伏在船首遥望远方的时候，我已经将心底的那分感怀，那分喜悦和沉醉，都交付于这样的山水了。我甚至觉得，我与三峡，已经融为一体，再也不可分割了。

    这是难忘的一天，而黄昏，则是它壮丽的尾声。

    落日沉沉地落在天尽处的黛色山影后面，彩霞满天。江上波光粼粼，一条金色大道自残阳直铺到船下来。天空与霞光的颜色瞬息万变，由橘红而浅绦而深紫地变幻着，一层层漾了开去……

    渐渐的，西天消失了最后一抹微红，天与水苍茫一片，暮色终于温柔地拥抱了天地间的一切。

    旅程的最后一个夜晚，我依然是在船头的劲风中度过的。驾驶室里射出的两三束探照灯光，在江上形成一个扇面。夹岸绵延的山峰如巨大的黑色剪影一般傲然屹立。航标灯闪着红色和绿色的光，和峭壁下点点昏黄的渔火遥相呼应。四顾静寂，唯有江声浩荡。

    忽然记起冰心的《往事（灯塔）》一文，在她的散文中我最爱这篇，而眼前的一切，和她文中的意境又何其相似！

    冰心多年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海上的燃灯者，甘愿舍却一切，独到岛山上为去国离乡的航海者点起光明。但是，在“灯台守不要女孩子”这一事实面前，她的灯塔梦粉碎了。对着“天幕下，岛山上”的那“两点星光”，她“极奋迅地起了悲哀”

    那已是六十年前的悲哀了。沧海桑田，我想，有谁能说，女孩子就永远不能点燃她梦中的灯塔呢？！

（原载1987年3月号《围棋天地》）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3:31

我看到的李昌镐和王立诚



江铸久



    说李昌镐独自在马路边上坐很久，大多数人肯定不会相信。他真的就像个男孩那样在那里坐很久。对了，昌镐（韩国年纪稍大的都这么称呼他）很多地方就像个腼腆的大男孩。

    那是2000年6月8日的事情。那天，韩国天元战八强战两盘棋在外地大真大学举行。由芮乃伟对崔珪(王丙)，李昌镐对柳才馨。李昌镐这盘棋发挥欠佳，布局即陷入落后状态。之后虽一直奋力猛追，可二十三岁的柳四段硬是顶住了这位“第一人”的猛烈炮火，将他从天元战中淘汰出局。

    对局一结束，李昌镐就开始复盘。双方讨论得很细，时间也较长。然后李昌镐给大学生们在棋盘、纪念册、笔记本等物品上面签名，认真地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最后拍各种纪念照，终于完事，可以上卫生间了，李昌镐才松了口气。然后是乃伟同崔珪(王丙)的对局结束，签名，拍照，棋院工作人员收拾器材准备回汉城，但这期间李昌镐却不见了！

    二十分钟后，在大真大学图书馆大楼前，我突然看到对面马路边上坐着的大男孩竟然是李昌镐！而且，显然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据棋院工作人员讲，同有名的棋手们一起出差，最让人放心的是李昌镐，他很少有特别的要求。

    14日休息日下午两点，李昌镐出现在棋院研究室。大家都在看前一天第一轮对局。有盘棋在流行的“迷你中国流”布局中弈出了新形。李昌镐的意见是黑棋好，但觉得白棋好的也有，乃伟就是其中之一。乃伟问李昌镐其中一手棋怎样，因为她同崔珪(王丙)的对局就是那样下的。乃伟接着问那盘棋开始是不是挺难说的，李昌镐很吃惊地说：“黑棋好啊！”有趣的是，接着李昌镐拿着黑棋连连说，“你们来呀，白棋有办法吗？”于是又成了李昌镐一人面对“人海战术”的惯例。

    直到快四点时，金承俊招呼去打网球。想到李昌镐最近到棋院少了，正巧有国内记者问我们李昌镐是否有了女朋友。我就问金承俊：“李昌镐有女友了吗？”金承俊高兴地说：“我也想知道呢！”过了一会儿，金承俊过去对他说：“江老师、芮姐姐问你有女友了吗？”李昌镐顿时笑了，问我们为什么要问这个，我们说有中国记者问。他边走边笑着说：“既然是记者问，有也只能说没有。走，打球去！”

    13日LG杯首轮观战时，我与王汝南老师、王立诚、俞斌、常昊、邵伟刚等在一起摆棋。俞斌常有一些独特的表达方式，如果不是王立诚要我“翻译”的话，大家还没意识到，他对“白棋捞掉了”、“黑棋拔萝卜”、“白坑多”之类的中国棋语有点听不明白。王立诚问我：“这是什么意思呀？我怎么听不懂呢？”不过，几次后，他就大概明白了，毕竟说的都是中国话。

    15日早餐我们碰到一起，我对王立诚讲起韩国新锐进步快，自己十年后再出来已下不过他们了。他听后立即倾身说道：“不会吧！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只要用功，我们还是可以同他们拼一拼的！”

    我们当年在日本期间，除了一同去吴清源老师处听讲棋，平时碰到王立诚也常常一起摆棋。有空时，他还同我们俩下快棋，只要有人安排比赛，他总会答应同乃伟对局，从不计较报酬的高低，这在日本相当少见，我们从心里感激他。可谦逊的王立诚却总是说：“哪里，哪里。我同你们一起摆棋，学到了很多东西。”

    同上届LG杯一样，进入八强的日本棋手只有王立诚。比赛结束当晚，我们约他一起吃饭。问起他同李昌镐下棋的感想时，他说：“他很坚实，我两盘黑棋都输掉了，下次想拿白棋下，因为黑棋要贴六目半和八点。与他下棋，我学到了很多，虽然他很强，但我对自己增强了信心！”

（原载2000年6月《体坛周报》）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3:34

“女中昌镐”，顽童本色



江铸久



    2000年2月18日十点差五分，我们来到韩国棋院，这次兴仓杯世界女子围棋大赛决赛最终局比赛安排在韩国围棋电视台（BTV）演播厅举行。

    因为是“女中昌镐”赵惠莲二段对芮乃伟，所以引来了韩国棋迷的很大兴趣。BTV借机将原定赛后讲棋改成了全天现场直播，引得收视率直线上升。

    这一段芮乃伟一直处于比较紧张的生活之中，整个儿地对兴仓杯全力以赴，休息日也尽可能地多摆棋，可是身体与脑子觉得很疲劳。2月17日下午觉得脑子发木，因而突然决定回家先休息一会。半小时不到，一个电话吵醒了她，于是我们决定去汉城南山爬山两个多小时。当晚芮乃伟虽说吃得不多，可脑子总还是转换过来了，算是积极地调整了一下。

    赵惠莲在棋盘外仍是一副天真烂漫的神情。与下别的比赛有所区别的是，比赛中午由主办者请大家一起吃烤肉，她显然很能吃也喜欢吃，不顾她妈妈在旁边叫她少吃点的提醒，一直吃个不停。直至比赛前，临出饭店门，她又点了一份冰激凌！韩国的冬天，零下十度，饶了我吧！而在兴仓杯赛预选赛时，她总是在中午休息时，很快地吃完就到研究室搬一张椅子，坐在电视机前，是紧紧靠前（如果别人想看电视就只能看到其上半身背影）的那种坐法，看上十几分钟的动画片。然后下午再继续对局。单就这一点，让一些败在她手下的中日两国成名的女棋手特别受刺激。她不仅棋下得快，还看动画片，然后灭你。

    记得有一次午休，她与另一位1985年出生的“天才小男士”元晟溱（刚刚在王位战中战胜了刘昌赫九段）竟为争看电视而声音高了起来，推推搡搡，完全是小孩子们的逗闹。引得一班大人棋手在后面直乐，既高兴，又感慨。

    感慨是因为赵惠莲只要坐在棋盘前就很投入，拼命。复盘、观战时，又很能注意听别人讲，平时看大家研究棋，静静地找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等着，静静地听。然后，再静静地看动画片。她厉害的是，最近一年，几乎隔一段时间就能感觉到她的进步。14日赵惠莲胜第一局，接受采访时说：“先胜很高兴。”她的目标就是打败芮乃伟九段。

    天真，不矫饰，一如既往；是棋手，可还是小孩。这就是赵惠莲。她的表现，没法不引起韩国棋迷的喜爱。决赛这几天来，棋院不停接到声援她的电话。

    2月18日下午，决赛第三局正难分难解之际，李昌镐出现在观战室。这天曹薰铉老师、徐奉洙老师都在下王位战。观战室中也颇为热闹，连棋手们也都在声援执白棋的赵惠莲，可是没有人替芮乃伟想办法也没劲啊。于是，每当我在，大家就把黑棋硬塞给我。每个变化都要将我击败才算数。

    李昌镐静静地看了二十分钟，当看到黑93之后，他才在大家的询问之下开了金口：“黑棋有利。”

    为此，他同样遭到大家围攻。李昌镐转到了电脑网前，解说者梁宰豪九段也有同样的判断，于是在电脑网上放出了“黑优势”的判断，马上陷入了围攻的“汪洋大海”之中。说起来也是，BTV的解说还在说白棋优势呢。

    五点半，棋局结束时，我正在棋院三楼办公大厅，十五分钟之内，所有的电话在解释结果，确实是白棋认输了。

    晚上主办者兴仓公司请有关人员吃饭，大家都对成功地举行比赛而高兴，也对我们说抱歉，因为他们都盼着赵惠莲能赢。

（原载2000年3月《体坛周报》）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3:54

受难与战斗——棋内棋外的芮乃伟



萧强



    芮乃伟是我的师妹，这可决不是吹牛。芮乃伟成名以后，有好几家报刊约我写她，我却总不敢落笔。一是这位女九段难写；二是她人老在眼前晃动，写起来总觉得不自在。

    1990年9月，芮乃伟去日本前跟我聊了两个多小时。她大约忖度我难免要混混稿费，所以挺详细地和我谈了一些事。确实，和记者打交道，她已经是相当老练了。

    不过，我这会儿下笔，还是要写我眼中的芮乃伟。不是别人的感觉，也不是她自己的感觉。

    芮乃伟的“廼”字，不知从哪天起被哪位记者改成了相通的“乃”字，对此，她自己也莫名其妙。好在这也无关紧要，只是她上邮局领汇款时常常要费一番口舌。

    芮乃伟血型AB型，八岁开始戴眼镜，在国家围棋队里人称“万年老二”或“乃兄”。她长得文文弱弱，案头上却竖了一块三峡买回来的鹅卵石，上书：我行我素。笔筒上又刻了几句抄来的诗：云飞过雨飘过／山依旧巍峨／风吹过  雾散去/海  依旧辽阔。书架上更有一本书傲视群雄，那是伟大女性西蒙·波芙娃的《第二性：女人》。

    说她，我只有搬用京剧《沙家浜·智斗》中刁先生的那句著名台词：这个女人不寻常。

牛、虎、兔子和酒



    围棋是什么？几年前我曾经这么回答：围棋，是一个包涵了所有而又代表了零的圆。言罢，颇有些得意。

    后来，我看到了这样一则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头牛猛地撞见了一只老虎，牛和虎眼睛瞪着眼睛，谁也不敢往前动半步，瞪着瞪着，牛和虎的眼睛里都淌出了血……

    这就是围棋，一种生命搏斗的对峙。

    四五十年前横扫日本棋坛的吴清源在其自传《以文会友》里写道：“我认为那些对我非难的人只能说是对围棋的‘白刃格斗’一窍不通。我与木谷实在棋盘上演出的是一幕决斗悲剧，木谷实要决一死战，我也只得冒死相拼。”

    曹大元九段在中日擂台赛上输给山城宏后说：我好像死过去一次。曹大元的母亲闻说急忙给儿子挂长途。

    一向飘逸洒脱的马晓春九段1988年在厦门输给了依田纪基，造成中国队零比六落后的尴尬场面。那个黄昏，马晓春脸色苍白，破例没有复盘就离开了对局室，撇下了对手和记者。

    如果某人和朱建华一同练跳高，几年下来没朱建华跳得高，某人或可坦然地说“我的腿没有朱建华长”。

    可是如果两个人一同学围棋，几年过去一个老赢一个老输，输的人能否坦然地说“我的智商没有他高”呢？

    古人说：三尺之抨，为战斗场。

    芮乃伟就是把自己纤弱的身子投入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牛虎相争的竞技场。

    芮乃伟1963年12月28日生于上海。她不属牛，不属虎，而是属兔子。

    兔子胆小已经有些年头了，芮乃伟这只兔子也不例外。假如有人要给芮乃伟送礼物，那长毛绒兔子和酒这两样是最合适的了。兔子送给她以示吉祥祝福，而酒则是给她壮胆的了。芮乃伟的闺房里自己买的和别人送的兔子已攒了好几十个。

    有篇报道说她输棋后把一只兔子绑在床头，非夺冠不解开。她郑重申明绝无此事，只是把银牌挂在一只长毛绒兔子身上。我想，绑兔子这种残忍的事她是不会做的。芮乃伟藏的酒有多少我不知道，她从没让我看她的酒柜，因为她知道我是半个“酒鬼”。我平日涂涂写写的小屋不敢附庸风雅取名“某某斋”，而是自称为“酒窖”。

    中国围棋队里目前酒量最海的是棋圣聂卫平。在聂之前，“酒”负盛名的是一代大国手陈祖德，据陈祖德自己说，他以前喝白酒是用大海碗一碗接一碗干，这能使人马上想起梁山好汉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情景。后来陈祖德因病才戒了。酒量最大，棋也最好，这就是事实，说不清是巧合还是必然。当然，聂、陈喝酒是男子汉的豪放，决不是为了壮胆。

    说芮乃伟喝酒是为了壮胆、排遣等，她本人一定不会同意。可她确实能喝，在中国女国手里，恐怕无人能出其右。下面我试举几个确凿的例子证明。

    1988年初，我去北京出差、她在体育馆路上的一家小酒馆里请我喝酒，一大瓶葡萄酒上来，两人抢着喝，她喝得比我快。

    同年年底，她已交了离队报告，但还在犹豫。那天在富士通围棋赛国内选拔赛中输给江铸久，她顿感和围棋缘分已尽，遂约三两“落难”棋友，躲进小屋喝酒，大叹事业坎坷和爱情无奈。酒尽方散。

    1990年芮乃伟出国前，嘉定周时华先生设午宴为她送行。周是中国围棋界的好朋友，与九段棋手均极相熟。那天，席上几位朋友频频向芮敬酒，芮也高兴，多喝了几杯，等到周时华先生力劝停止时，芮已双颊绯红很有几分醉意了。之后握手告别，芮九段仍不失端仪。但返程的车一上高速公路，她便支撑不住矇眬睡去。麻烦的是这天下午三点她约好去拿出境卡。车到取卡的地方，芮乃伟依旧睡着，我只好拿着她的证件去代领。好在她是一个名人，我稍作解释便解决了问题。那天最后是我的女友扶她上楼回屋的。

    芮乃伟喝酒有时真诚得让人感动。哪怕她已喝得差不多了，可只要你能找到一番诚恳的言辞，拿出一副失望的表情，她便不忍拂你的面子，每每举杯一饮而尽。

    芮乃伟也戒过一次酒，那是在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输给今村俊也之后，但似乎并没有戒掉。

    不过，芮乃伟喝酒终究还只能算作“业余选手”，因她无事不喝，无菜不喝，无友不喝，喝醉更是少而又少，只是和大多数滴酒不沾的女棋手相比，才算是豪饮罢了。喝酒的人根据他们在酒桌上的表现，可分为“酒徒”、“酒匪”、“酒鬼”不等，更有自称“酒仙”、“酒菩萨”的，芮乃伟均不在其列。她喝酒时而浅酌慢饮，时而杯尽而沽，造型典雅，节奏感很强，介于仕女和时髦女郎之间，这也许是她AB血型性格两重性的一个表现吧。

    酒，可以让人迷迷糊糊，恍恍惚惚；也可以教人产生幻觉，梦想成真。

    芮乃伟的梦从她很小时就开始做起了。她有个笔名就叫：荷梦。

梦开始的地方



    没有梦的人是无聊的，而编织了太多的梦的人却又要为梦所累了。

    芮乃伟自觉而做的第一个梦是许多女孩子都做过的。

    那时，她还在读小学二年级。她是班里唯一戴眼镜的，几个调皮的同学常围着她起哄，嘲笑她那副“啤酒杯底”一样的眼镜。受了欺负的芮乃伟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她更加寡言孤僻。晚上，她躺在床上，面对黑漆漆的四周，开始编织美丽的梦：一阵风把自己吹到一个天蓝草绿的地方。自己成了一个漂亮、勇敢、惹人喜欢的小公主……

    芮乃伟后来把童年的自己称为“丑小鸭”。

    芮乃伟和弟弟芮乃健决心去练身体，瘦瘦弱弱的姐弟俩在上海展览馆后门口跑来跳去很惹人注意。一天清早，有位老人主动上来教小姐弟打拳、舞剑，姐弟俩学了好一阵子，一直到开始学棋才停止。

    有一天，芮乃伟的一个同学又欺负她，抢了她的眼镜，芮乃伟情急之下一脚把对手踢倒在地，吓得对手扔下眼镜，爬起来就逃。于是，“芮乃伟会武功”的说法一下子在同学中传开了。我当时也在这所小学，比她高一个年级，这个传闻给我印象很深。但我一直没有跟芮乃伟提起过小学的事，因为这会勾起她一些不愉快的回忆。

    芮乃伟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那时，他们和许多家长一样，为孩子面临“上山下乡”而担忧。他们让两个孩子打过乒乓，画过画，拉过小提琴，后来又让他们学围棋，目的只有一个，不管以后哪个在乡下，总可以借一技之长出来参加比赛，多几次回家的机会。

    芮乃伟的父亲芮钧如粗通围棋，他对一双儿女进行了围棋启蒙教育，芮乃伟的舅舅邓柏仁有业余三段水平，也给了芮乃伟和弟弟不少指点。这是1973年的事。

    到了1974年春天，父母辗转托人送姐弟俩到了静安区少年围棋训练班。

    芮乃伟第一次走进了那间以后给她的童年带来了许多欢乐和温暖的棋室；她第一次见到那张布满挂钉的大围棋盘；她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这黑棋是死的！”她的小手指着大棋盘上的一块黑棋。

    那天，我也在棋室里，手里正抓着一大把棋子。

    尤伟良、章照原两位教练笑了。这两位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人。芮乃伟日后能登上九段高位，同他们执教时打下的扎实基础大有关系。尤伟良会几国外语，当过乒乓、围棋等多种运动项目的教练，博学多艺，思维敏捷，对学生管教极严。有一回，芮乃伟见对方下了一步莫名其妙的“自杀”棋，忍不住抿口而笑，尤伟良立时过去批评了她。芮乃伟进体育馆、市队、国家队以后，逢重大比赛，总要去拜访老教练，尤伟良每次给她说一番不同的话。尤伟良教棋“动口不动手”，我在围棋班跟了他好几年，记不起他跟谁下过棋。尤伟良给我们影响最深的一句话是：学棋要学棋以外的东西。天资愚钝的我果真将棋学到棋外去了，弄到现在棋也下不像样。芮乃伟则聪明地领悟了其中的真谛，所以今天成了九段。这或许跟芮乃伟从小学唐诗宋词有关吧，因为诗人陆游曾经写有“工夫在诗外”的名句。尤伟良在“十年动乱”后重返科技战线，去主编一本微生物方面的杂志了。章照原教练棋力不凡，而且理论好。他是老一代国手，因眼疾才退下来。他给《围棋》月刊写了几十年的稿。章照原的教学使芮乃伟棋理清晰，对她以后形成本分中求进取、平淡处见工夫的绵密棋风影响很大。章照原至今还在静安区默默地教孩子下棋。

    那期间，有一件事是叫人难忘的。1974年，当时的全国冠军陈祖德带几位高手下基层辅导，居然就下到芮乃伟就读的小学。那天，尤伟良、章照原安排芮乃伟姐弟和我同陈祖德对局。陈祖德让我们每人四子，其实以我们当时的水平让四个子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我们在这之前连跟市队选手下辅导棋的机会也从没有过，突然面对大名鼎鼎的陈祖德，顿时紧张得手足无措。陈祖德那时还比较胖，和和善善的，脸上挂着笑。我们三个一字排开。我和芮乃健速战速败。我们收好棋子探头看去，见芮乃伟正“啪、啪”地下得挺顺溜，最后居然还赢了两三个子。这使陈祖德大为惊异和高兴，以至他十多年以后还记得那一次和三个小孩子下棋的事。我和芮乃健可不高兴啦，因为芮乃伟那时的棋比我们差。“她能赢棋”的事就是到今天想起来也令人大感诧异，因为当时以陈祖德的水平，让我们六七个子也没问题。那天芮乃伟得胜回家，搬了个小凳坐在门口，眼巴巴地等妈妈回家。妈妈一回来，她就赶紧上去报喜。不用说，母女俩自有那一番欢喜。芮乃伟日后成了职业棋手，我和她弟弟则都没能靠围棋吃饭，这也许是一个预兆吧。尽管后来我们三人又一同在市少体校围棋班学习，但往后芮乃伟却越跑越快，把我和她弟弟甩得远远的。芮乃伟后来有一次对我说：我学棋追赶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你。看来，我是“不幸”成了人梯中的第一节，而芮乃伟则“幸运”地登上了高处。不过，这“不幸”和“幸运”又究竟是否搞得清呢？一般人，如我，还是早点“不幸”好。高处不胜寒，“幸运者”芮乃伟吃了多少苦只有她自己知道。围棋实在不是玩具，做一个棋迷敲子遣兴自然是快事，而当一名职业棋手往来搏杀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聂卫平在《我的围棋之路狸说：“一局棋的胜负，对业余爱好者和专业棋手完全是两码事，前者输棋尽可一笑了之，重新再下，而后者很可能会因输掉关键的一局悔恨终身。”方圆纹抨是一个胜负场。围棋的和局概率大约是几千分之一，输或赢就如同黑子和白于一样冷峻分明。

输输赢赢



    象棋高手胡荣华对棋道悟得很透。有一回他在外地比赛遭到惨败。回来后我一见他便问：“怎么回事？”他随口而答：“这有什么，下棋嘛，本来就是输输赢赢，关键是要赢大的输小的。”真不愧一代棋王，一句话点明了有的棋手悟了一辈子也没悟出的道理。

    1987年2月，日本“秀行军团”访华，藤泽秀行麾下有一员风头正健的战将：今村俊也七段。芮乃伟快刀斩今村俊也于裙下。有人冲芮说：“这下你可报仇了。”不想，芮乃伟柳眉倒坚，大叫起来：“这就算报仇了？！

    今村俊也究竟与芮乃伟结下了怎样的“血海深仇”？

    那是1986年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中方要出一名女棋手，于是芮乃伟同孔祥明、杨晖进行了惨烈的选拔。双循环赛后，三人均二胜二负。加赛快棋，芮乃伟险胜入选。这是芮乃伟第一次在关键的比赛中超过孔祥明和杨晖。

    芮乃伟飞赴日本，临行前给父母留下豪言壮语：“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女先锋之战，芮乃伟快胜楠光子。芮乃伟笑着对记者说：“我赢了，很轻松。”

    第二场，芮道伟又胜少年棋手森田道博。她指点着棋盘，认为对手“几乎没有机会”。

    这是芮乃伟少有的兴奋和直言。

    芮乃伟回家乡上海摆擂，在下一个挑战者今村俊也到来之前，舆论界大量乐观的预测文章扑面而来。有的预祝她战胜今村俊也，“在日本再设一次擂台”；有的预言她“乘胜追击成为第二个江铸久”……芮挟二连胜余威，占天时地利人和之优。今村俊也嘛，前段战况不佳，而且他是男的，怕输给“女流”棋手，心理压力一定大。乐观的理由是不少的，只不过似是而非。

    期望是可爱和美好的。只是江铸久连胜了五员上将，芮乃伟还只刚碰撞到日方的实力圈，相距不是五十步和一百步。

    其时，唯有《石家庄晚报》发了一篇“反调”文章，题目就是内容中关键的一句话：“请给芮乃伟降降温”。可惜，来自遥远的诤言芮乃伟没有及时听到，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久经沙场的聂卫平和阅历很深的郝克强并不乐观。

    会上，我以记者的身份提了个问题：“现在很多人预测你赢，那么你是准备利用执黑一下子压向对方，还是保持自己的风格，把棋下得长长的？”这是我第二次向她提出这个问题，前几天在芮乃伟家里我也问过相似的话。

    芮乃伟流畅地回答：“尽管我执黑，但我不希望速战速决，我仍想把棋下得长长的，慢慢泡。”

    芮乃伟回上海后去拜访过老教练尤伟良，我怀疑这几句话是尤伟良教她的。

    以少年棋手资格入选擂台赛的张璇排在芮乃伟之后，此刻，她被“冷落”了，她很高兴地说：“我不愿意上场比赛。”

    发布会的气氛在尾声时达到乐观的高潮。

    4月20日上午九时三十分，芮乃伟和今村俊也开始比赛。早晨，芮乃伟曾拉着张璇到人民公园溜了一圈，走进赛场时，她的脸上一直挂着轻松的微笑。今村俊也瘦削的脸上则全无表情。以对局室里不停明灭的闪光灯为背景，芮乃伟悠然地布下了“错小目”。记得当时我的心往下一沉，因为她太轻松了，她本不是个轻松的棋手，更何况面对如此重大的比赛。这样的轻松是反常的。

    激战七个半小时，今村俊也中盘战胜芮乃伟。聂卫平的评语一针见血：“心情急躁，急于求战。”

    晚上，芮乃伟到静安体育馆和棋迷见面。她在台下擦干眼泪，脚步沉重地走上台，说了句：“愧对江东父老。”两千多位“父老”报以长长的掌声。只是这掌声能够抚平她心中的创伤吗？在芮乃伟1990年9月和我的谈话中，她又一次提到了那场失败，她轻轻摇着头，沉痛地说：“输棋后我只有一个感觉：完全失去了自己。”

    抛开胜负结果平心而论，芮乃伟的棋不比今村俊也差，报载“赢面是百分之五十多一点点”。确也不错，只不过这“多一点点”早就被本土作战想赢怕输的负担不知冲去了多少。围棋是一对一下的，纵有天大的“人和”也和不到那张对局的棋盘上去。芮乃伟是个擅长跑马拉松的选手，耐着性子与对手不紧不慢地一路拖下去，往往挫弱对手的锐气和信心。可这局棋，“错小目”起手后她便突然加快步调，放弃了“持久战”，全然忘记了手里握着的那把漂亮的纸扇。纸扇是常见的那种，不过扇面上有藤泽秀行题的四个字——“行云流水”。她终于被今村俊也防守反击成功。

    聂卫平的棋在1983年前后和马晓春等棋手水平似乎已十分接近。“聂马时代”的提法已经出现，当时聂同马曾有过五番决战，二比二后，第五局聂仅以半目的极微弱优势取胜。但之后，聂卫平又一路领先了，并很快达到了他的第二个高峰。是年轻棋手不努力才跟不上吗？不！其实是聂卫平的人生厚势开始发挥作用了。厚势是一个围棋术语，指厚实坚固的棋子对四周无形的影响和压力。厚势在这里可理解为人生的背景，它是很多东西积累起来而于不知不觉中形成的，比如一个人接触的社交圈子，一个人的经历等。聂卫平的人生厚势很大一部分是北大荒艰难的岁月所赐予的。

    输给今村俊也时，芮乃伟的人生厚势还很薄弱。不过，在失败后，她整理剪报时，信手写下了几句点评：“教训！”“过分的宣传，过分的乐观，过分的压力。”“这种评论早点出来，太晚了！”芮乃伟开始一点点积累自己的厚势了。

    在一批高水平的职业棋手中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就是认为如果输了一盘棋，那么下一盘棋胜的概率就必定增加，再输再增加，反之亦然。我不知这是常输者的自我调侃，还是常胜者的心理平衡秘诀。反正我觉得有点道理。芮芮伟在擂台赛后的情况似乎也佐证了这条歪歪斜斜的“棋理”。

    1980年，芮乃伟拿了全国个人第四；1981年，第三；1982年，第二。她满以为一步一个脚印，冠军就要到手了，可没想到，之后竟连拿了四年亚军。冠军摸不着，倒有人送她一个“万年老二”的绰号。有几次，她都是因为过分紧张才和冠军擦肩而过的。

    1986年擂台赛之后又是全国个人赛。芮乃伟寻思：和今村俊也那么重要的棋都输了，个人赛的冠军又算什么？她变得超脱一些了。奇怪，十二连胜，朝思暮想了几年的全国冠军到手了，并且以后连着三年不走。这一年7月，芮乃伟晋升八段。她终于赶过杨晖，和孔祥明并驾齐驱了。

    输输赢赢就是这么回事。不过要计算芮乃伟的得失还得往后算，那是老鼠拖油瓶——大头在后面呢。这是一句有点俗的谚语，不过在围棋死活题里它有一个形象的图形。

    1987年夏天，芮乃伟的生活在三峡“触礁”了。她写了检讨，并被取消参加国手战的资格。圈内人士议论纷纷。广大棋迷大惑不解。擂台赛输给山城宏；新体育杯一胜九败；十强赛不知怎么赢棋了。其中，她同男棋手的战绩是空前的十一连败。与此同步，她的情绪也落入了谷底。1988年年头，她在北京小酒馆里请我喝酒时，已流露出去意。“但是，我要升到九段再走。”她毫不含糊地说。

    1988年6月12日，全国围棋段位赛在首都钢铁厂开战。芮乃伟赛前盘算了一下，1987年她积一千二百三十分，加上这一年中日对抗赛捞到的五百二十分，那么她只需赢下第一局便可升为九段了。不料，这时芮乃伟突然接到通知，当年中日对抗赛积分不算了。芮乃伟一听跳了起来，这意味着她这次必须在十二局棋中九胜三负才能升段。在我看来，取消中日对抗赛积分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几年能赢日本选手的中国棋手已不少了，谁上场谁便有可能得分，这样对其他棋手就显得不公平了。当然，这一“刀”最好在中日对抗赛之前砍下去，否则就难怪芮乃伟要叫冤枉了。事实上，中国围棋界高层人士也立即开会进行磋商。

    那边结果还没出来，这边战火已经燃起。芮乃伟已不抱希望，她咬紧牙关，决心每四局一轮里只输一局，三轮下来恰好九胜三败便可升段。芮乃伟第一局对手是经验丰富、实力强劲的孔祥明八段。芮乃伟执黑以四又四分之三子的优势战胜孔祥明。从事后情况看，这时她已升为九段，但她还不知道。毋庸讳言，这其实是帮了芮乃伟，它使芮乃伟放开手来拼杀。段位赛上临升段关键一局一头栽下去起不来的可不少。而倘若孔祥明知道芮胜便要升段，一定会更认真地站好最后一班岗，决不会让芮乃伟轻松过关。芮乃伟二胜邵震中，使邵这一年就差这一局未能升段；三胜宋雪林；第四局，她输给张璇。15日下完棋，她和张璇打电话要车回宿舍，罗建文教练在电话里通知她已正式升为九段。芮乃伟的中日对抗赛积分算数，九段段龄从6月12日胜孔祥明这一天开始，这是中国围棋界高层人士研究后的正式决定。

    芮乃伟领到了一张粗糙的油印九段证书。她在手里掂了掂，觉得很沉很沉。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这一天，我盼了很久很久》。

    芮乃伟从1982年以暂定四段的资格参加升段赛，经过七年苦斗，终于攀上了顶峰。她的平均胜率是百分之七十，她在同日本棋手进行的二十局计算段位积分的比赛中胜十四局：九段三局，八段六局，七段五局。

    在黑白世界里，芮乃伟风雨兼程，艰苦跋涉，终于闯入了九段行列——男人的世界。她输得不少，但毕竟还是赢得多。这时，她才二十五岁，还是一个羞羞答答的大女孩。

女儿有才也有泪



    棋界里曾流传着赵治勋的一则“艳闻”。赵治勋当然是大高手，可他训练时老输给一位漂亮的女棋手。他苦恼地向师兄求教。师兄对他说：“你的眼睛要看棋盘，不要看她的脸。”

    女棋手和男棋手对局，好事者打趣几句也罢了，可倘有棋迷或专家真当做心理战的一个筹码那可就错了。1987年秋，芮乃伟备战山城宏，有人来信出谋划策，郑重嘱咐芮乃伟“穿着打扮漂亮些”，弄得芮乃伟哭笑不得。擂台赛上，山城宏还是一举战胜了芮乃伟。真到生死关头，寄希望于对手心猿意马是一厢情愿。对于芮乃伟这样成名的女棋手，日方棋手早就有输棋的心理准备。就连中国围棋队最漂亮的女棋手杨晖，也没听说她靠容貌赢过什么棋。

    1987年中日围棋对抗赛，依田纪基在首都机场看见自己的三番棋的对手是芮乃伟，不禁笑了。可一到和芮乃伟真刀真枪地对局时，他却再没有笑过。芮乃伟二比一赢了他。

    马晓春写了本《三十六计与围棋》，第三十一计美人计把他难得够呛，结果只好就棋论棋，引申曲解，举不出什么实在的例子，这不光是因为围棋界多的是侠肠古风、坐怀不乱的君子，更因为棋输不得。芮乃伟在棋坛站住了脚，性别帮不了她什么忙，靠的还是才能和实力。

    芮乃伟出身书香门弟，琴、棋、书、画都接触过。她的书法也得过什么奖，有一两个字写得也不错。倒是她的诗才略高些，在中国运动员里颇为难得。1980年秋，她在四川乐山东坡楼下棋，面对苏东坡塑像顿生怀古之情，当即吟成一首，起句是：“居士何故长居此，空对青山与绿竹？”问得苏老先生目瞪口呆，怎么也发不出声音。1981年中秋节，芮乃伟花下赏月，又口吐软语：“皓月当空，剪剪轻风；孑然独立，幽情万种。”《体育报》曾登过芮乃伟吟棋的几首诗词，现录一首于下。

忆秦娥



    骄兵败，古来自有教训在。岂能忘？可叹今日，旧疾重犯。
    不馁重把战场摆，盼能再奏凯歌还。若难酬，更应永记，今日之败。

    古今才女似乎都多伤感，芮乃伟也是如此，而且她一伤感便哭。小到别人借她书不还，大到上了山顶下不来，全凭一个“哭”字了结。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借了她几本《围棋》月刊，她怕我不还，哭着到尤伟良教练那里告状，果然马上拿到了书，附带还欣赏了我被训斥的难堪样。

    有一回她爬黄山，逞强只管往上，偏遇到天下雨，路滑山险，四顾茫然，她不由哭了起来，还是忠厚的刘小光把她背了下来。

    再一次哭还是和刘小光有牵连。那是第一届天元赛上，她输给了刘小光而被淘汰，泪水在眼眶里转了一会，一出赛场便涌了出来。

    她连赢了十二盘，第十三盘输了，还掉眼泪。

    擂台赛选拔，快棋胜孔祥明、杨晖后，她奔出去又独自大哭了一场。

    1986年她输给今村俊也，走出赛场时神情木然。乘电梯的当口，也不知谁说了句：“输了就输了吧。”她一听泪水可挡不住了，刷刷直下，把电梯里的几个人都吓了一跳。

    为围棋，芮乃伟一哭再哭。

    为爱情，她是否哭过呢？

    这题目不好写，可缺了又不完整，大略说个意思吧。

    芮乃伟算不上漂亮，可她文文静静的样子，很有几分清秀。加上她多才多艺，追求者自然不少。早几年，芮乃伟在恋爱上也有过几次“布局”，一度对“中盘”也有构思，可惜到头都成了“一盘没下完的棋”。也是，又有几个男儿能经得起芮乃伟慢慢悠悠的持久战呢？

    1988年底，芮乃伟和同队的一位棋手恋上了。两人在棋上一向有“仇”，这回不知怎的突然好上了。那位棋手是围棋界有名的“抗日名将”，1990年悄悄去了美国。如今，芮乃伟的案头上放着两人的合影。芮乃伟这一回看来感情十分“投入”，那一分缠绵，那一分柔情，使人难以想象她面对棋盘时的冷酷无情，而今，芮乃伟和男友天各一方，多泪的芮乃伟自然又难免“感时花溅泪”。这盘感情的棋还在一步一步地下，让我们为两位九段高手祝福吧！

困惑的猜点



    在围棋训练里，有一种常用的方式叫猜点。就是面对棋盘上的形势，请你在标出的A点、B点或更多点中猜定一点，这一点便是十分，自然也是下一手棋。猜点也可理解为选择。不过，猜点有时是很困难的，如果A点是十分，B点是八点，C点是六分，你比较来比较去，往往会越想越糊涂。人生的猜点又何尝不是如此？这里没有标准答案。这里当然需要深思熟虑，但这里更重要的是靠一种直觉，围棋里叫“第一感”。

    芮乃伟1978年曾面临一次猜点。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向科学进军”，吸引了许多人去读书。市少体校围棋班的十多个人功课大都不错，除曹大元、钱宇平几个人是铁了心下棋外，大部分都犹犹豫豫，想回头去考大学。有一天，市队教练去找芮乃伟父母，表示姐弟俩都要。芮乃伟父母表示，儿子还是读书吧，女儿随她自己挑。一问芮乃伟，她说：“下棋吧。”功课平均考分九十九分的芮乃伟就此偏离了大学校门，以至于到今天还是工人编制。当然，她得到了补偿，成了八面威风的女九段。可那时，谁会想到芮乃伟会成就以后轰轰烈烈的事业呢？一切只凭了她自己的“第一感”，这是一步精彩的得十分的猜点。

    1979年，芮乃伟和华学明争夺参加全国赛的一个名额。二比二打平后，紧张万分的芮乃伟决定：输了这场棋就马上回头去读书。结果自然是明白的。这盘棋芮乃伟自认为是极重要的一局。由此，奖牌开始来了。1978年，芮乃伟曾和父母有一个约定：下两年棋，不出成绩便回头。一局平平常常的棋使棋坛多了一个九段。

    1980年，芮乃伟进国家队。三年后，芮乃伟再一次面对选择。

    1961年，日本女棋手伊藤友惠五段访华，横扫偌大中国的名将新秀，八战八胜席卷而去。几位一世英名的老棋手和中华棋坛都十分尴尬。仅过了二十多年，孔祥明、杨晖、芮乃伟崛起之时，日方已没有可稍作抵抗的女棋手了，只好挂出免战牌，再不让女棋手出场了。可叹世事如棋，盛衰反复原也是不难不长的事。

    是放下黑白子，还是和男棋手争个高低？芮乃伟陷入沉思。终于有一个晚上她在日记里写道：“围棋是艺术，艺无止境。既然如此，那就定会有耗尽心血仍达不到更高境界的棋士。要是这就是我，我将叹息而决不悔恨。倘若我不作全身心的追求、奋斗，怎能知道自己就一定是个失败者？”

    芮乃伟同男棋手在棋盘内外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盘内的说不太清楚，我们还是说一下盘外的一次自行车旅行吧。

    1987年8月，国家围棋队去秦皇岛休整，膀大腰圆的张文东说要骑自行车去，瘦瘦小小的俞斌向芮乃伟借了辆车，两人上路了。到了秦皇岛，俞斌说看见自行车就产生厌恶感。回北京时，张文东眼看俞斌不行了，偏又嚷了一句：“我是想骑回去的，可没人和我搭档呀。”当下没人响应，张文东便扛了车要上大客车，偏偏芮乃伟出声了：“我和你骑回去。”“你？”张文东瞪大了眼睛。“我，怎么了？”芮乃伟满不在乎地说。

    芮乃伟是在国家队里学会骑车的，学的时候是向马晓春借的新车，摔了多少次没数过，反正不少。当时马晓春在国外比赛，眼不见心不疼。

    这时张文东不知是不愿和女的一起骑回去还是来时骑累了，反正他不干。芮乃伟又去找了梁伟棠。

    芮乃伟和梁伟棠一前一后上路了。头一天两人骑了一百多公里，顺带玩了南戴河，兴高采烈。第二天上午六点出发，两人冒着细雨又去了唐山，这一天骑了五十七公里。第三天上午又是六点上车，一会儿烈日当空，芮乃伟和梁伟棠骑着骑着不对劲了，两人摇摇晃晃往前冲，也不管行车靠右的规则了，只管在左边荫凉处猛骑。对面来的车也吃不准怎么回事，赶忙又按喇叭又躲闪。芮乃伟一停车就大嚼冰棍，接下来上车又是难事，因为她的腿已提不起来了。上坡上桥时也不知怎么熬过来的。两人还走了弯路，最后穿一条小路才免走回头路。到天黑时分，芮乃伟和梁伟棠总算赶到了北京郊区的通县，这天两人已赶了二百多公里路。接下来进城的一个多小时芮乃伟已精疲力尽，只是机械地踩着踏板。到体育馆路宿舍已是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了。三天里，两人一共骑了三百六十公里，而在这之前，芮乃伟骑车每次从没超过一个小时。当时正是芮乃伟去三峡之后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她这样拼命地骑车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也许是心还没有死吧。”

    三峡之行究竟怎么啦？迄今为止，所有芮乃伟自己写的或别人写的文章都回避了这一段，更引起了许多棋迷的猜测。我想，客观地写一下并没有什么不可以。

    1987年中日围棋对抗赛采取了新颖的沿长江拉力赛方式，中日棋手乘坐“西陵轮”逆流而上，一站一站上去。行前，围棋队领导宣布了纪律：女队员不准去日方棋手房间！

    船过三峡，芮乃伟买了那块以后一直放在案头的鹅卵石，上面写着四个字：我行我素。芮乃伟的不成熟使她有意无意间“以身试法”了。

    江轮过险滩激流一路往上。中日棋手一边欣赏三峡秀色，一边纹枰对局，啥事没有，倒是很下出了几步妙着。

    船到武汉，中日棋手上岸后同住一家宾馆。有天下午，芮乃伟、张璇和依田纪基等人游览归来，分手时也是依田纪基多事，提出要和女棋手下快棋。芮乃伟和张璇不知怎的就答应了，于是几个人便一同到依田纪基房间里，你一步我一着地下起了联棋，颇为热闹，加藤正夫也兴致勃勃地在一旁观战。终于，电话铃响了，是队里叫芮乃伟去参加一个宴会。芮乃伟和张璇这才觉着大事不好，违反了纪律，赶紧乖乖地跑回去。第二天，中国围棋队召开会议，队领导严厉批评了芮乃伟和张璇。芮乃伟心里不服，她认为下棋时人很多，门又一直开着，隔壁就有中方男队员。芮乃伟的检查没有通过。回北京后，芮乃伟被取消了当年国手战参赛资格，遂引起了不少猜测。盛传一时的芮乃伟三峡之行就是这么回事。

    三峡回来后，芮乃伟萌发了离开国家队的念头。拿到九段后，她觉得欣慰也觉得很累很累，不久，她正式提出了离队申请。棋队诚恳地挽留她，但芮乃伟犹豫再三之后，终于还是回到了上海。1990年9月5日，她又经上海市副市长刘振元的批准，自费赴日本留学。上海体委希望她在下一届全运会时能回国为上海队夺一枚金牌。芮乃伟一口应诺。这是芮乃伟第七次东渡日本。

    1989年，上海有三位世界级的运动员从一线退了下来。他们是朱建华、何智丽和芮乃伟，当时同为二十五岁。三人行，三人各有各的甜酸苦辣。

    1989年年初，中国围棋九段会聚古城嘉定参加电视快棋赛。结束那天清晨，在嘉定宾馆的咖啡室里，芮乃伟明确告诉我：她要离队。我默然半晌。前两天，刚听陈祖德九段说过：他要重返围棋的一线战壕，以激励年轻棋手的斗志。一边是病弱的陈祖德要复出，一边是风华正茂的芮乃伟要退伍，我真不知说什么好。可望着芮乃伟那张疲惫的面孔，我终于没有劝她。我很快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目是《芮乃伟有意激流勇退》，算是代芮乃伟向棋迷打个招呼。

    1989年底，告别棋坛九年的陈祖德正式复出了，芮通伟也打点行装回到了上海。1990年9月，芮乃伟独身一人跨过那道碧蓝的海峡去了日本。

    1990年5月，我和芮乃伟一同参加上海围棋代表团赴日本访问，听说一位中国去的五段女棋手下两个小时指导棋可得三万五千日元。

    1989年，小林光一的对局费和奖金突破了一亿日元。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些棋手东渡日本的原因之一。

    但人们实在是没有理由责难芮乃伟。她一个文弱的女子，投身在汹涌的弈海里浮浮沉沉已有十六七年，她已经游得够远了。据说，国家体委批准芮离队还基于这么一个考虑：中国女棋手已胜利完成了赶超日本女棋手的历史使命。

    下一节的标题该是“登陆日本岛”了吧？从三十年前伊藤友惠五段横扫中国棋坛到今日芮乃伟九段杀向那个岛国，中国围棋前进的足音铿锵作响。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两位老人。三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和棋友李家庆去吴强家拜访。灯下见两位老者正聚精会神地下着棋。一边是《红日》的作者吴强，另一边是《金瓯缺》的作者徐兴业。两位老作家兼老棋手“僻、啪”落子，吴老洒脱似指挥雄兵百万的将军，徐老飘逸加决胜千里之外的谋士。光阴荏苒，当年那幅对局的情景犹历历在目，可叹两老均已成不归之人。棋线未乱，黑白依旧，只是斯人已去。确实，对于有几千年历史的围棋来说，一个棋手的生命实在是太短暂了。

    芮乃伟多次向我提到一本书，那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学识浅陋的我以前没有读过，这回特地借来翻了翻，在第二页上抄录这样一段以作结尾吧：

    在那个考验中他受了重大的创伤，可是对自己的使命突然得到了启示，知道英勇的受难与战斗便是他的命运。

（原载 1990年《萌芽》）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3:57

对一桩史实的匡正



郝克强



    1992年11月15日，《中国体育报》在头版和四版，以两大版的篇幅，登载了一篇题为《应氏杯风波背后》的署名文章。

    文中说：“1991年底，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郝克强和聂卫平又赴上海与应昌期先生当面商谈。得到的却是应昌期先生‘我决定的事情决不更改’的蛮横回答。至此，关于应氏杯的会谈陷入了僵局。”

    我想就此谈谈事情的经过。1991年11月间中国棋院开会，讨论第二届应氏杯赛问题。先由王汝南副院长汇报到东京出席应氏杯赛事筹备会的情况。说主要有两个问题与主办者发生矛盾：一是原来讲好的由中国围棋协会在北京承办，现在又突然改在上海办；二是邀请在国外的江铸久、芮乃伟参赛。

    当时棋院的人对不由中国围棋协会在北京办意见最大，而聂卫平等主要是对邀请江铸久、芮乃伟参赛有意见。

    我发言说，可以再好好商量。第一届在北京办了，第二届在上海办也未尝不可。最近新体育杯赛在上海举行，我可以顺便去找应老谈谈。

    中国棋院党委书记年维泗等赞成我去与应老商谈。

    11月16日上午，我偕刘思明、曹志林到上海虹桥应昌期的寓所。次日晚，应昌期在家请聂卫平吃螃蟹，我也在座。这两次都谈到第二届应氏杯赛事问题。

    应昌期解释为什么改主意在上海办，主要是上海的费用比北京少得多。再者，第一届应氏杯在北京办过了，这次换个地方。

    我们讲：江铸久是中国国家围棋队员，请假赴美逾期不归。请他代表中国参赛不合适。

    应昌期听了我们所说后，说你们这些意见为什么不早说啊。他已经答应江铸久参加比赛。最后，他说，既然你们来了，说了你们的意见，我把这件事交给我的董事长沈君山决定吧（按：沈是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董事长）。

    在上海与应昌期见面的结果，就是这样。应老的态度既不“蛮横”，会谈也并未“陷入了僵局”。回来向棋院领导反映后，大家即等着沈君山的下文。

（原载《中日围棋擂台大幕内外》）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4:00

沈君山来北京斡旋



郝克强



    过了两个月，1992年回月底，沈君山来到北京，来前给我和聂卫平发来一个电传，其大意是：

    一，接受我方意见，不再邀请江铸久参赛。

    二，请中国围棋协会同意委托上海体委承办赛事。

    三，希望能同意邀请世界上唯一的女子九段芮乃伟参赛，不占中国名额。至少希望采取一个妥善的办法使她能够参赛。

    对沈君山提出的三条，我觉得第一条是让步。第二条可接受，对中国围棋协会表示了尊重。第三条，问题也不大，请芮参赛不占中国参赛名额。

    我立即将沈君山的电传交给了陈祖德院长，并谈了我的意见。陈祖德说棋院很快开会研究。沈君山的棋瘾很大，我特意请清华大学许纯儒教授与他在中国棋院下了一盘棋，我在旁边观战。这盘棋杀得难解难分，用了好几个钟头，最后由于时间太晚了，没有下完。晚上陈祖德与棋院领导在天坛北门的御膳宴请沈君山。席间初步谈了沈君山的三条，未能谈拢。

    棋院开会讨论，人们认为仍应争取由中国围棋协会在北京承办。这固然可以理解，但出钱者一再要在上海办，上海也是中国的地方。中国围棋协会委托上海市体委办一届不是不可以考虑。

    有人说：“这样重大的比赛，必须由中国围棋协会承办，这是原则。”我说，经中国围棋协会同意，可能是原则，但是否必须由中国围棋协会具体办，恐怕不能说是原则。中国围棋协会是领导机构，不必包办一切。东亚运动会是大事。国家体委不也委托上海市体委承办吗？

    国家围棋队的领导对芮乃伟离队赴日本有意见。当初我也不赞成芮乃伟此举，找她谈过。但人各有志，她也是经过上海有关方面批准出去的。如今，她想参加应氏杯大赛，又不占名额，不妨可以让她参加。她是中国围棋协会的九段棋手，也可以提出让她回来参加选拔赛。然而，这些看法会上无人表示赞同。

    当时在一次活动中碰见国家体委副主任徐寅生，我顺便讲了。他同意我的看法，还说人家请芮乃伟参赛又不占我们名额，为什么不可以呢？后来的过程，我不知其祥。3月6日晚，沈君山从台北打来长途电话说：“很遗憾，我对应氏杯赛事的斡旋失败。应昌期很生气，决定第二届应氏杯大赛改在日本东京举行。”

    这下事情真僵了。我只觉得难为这位老朋友了，他乘兴而来，空手而归。我只是认为自己作为棋院的顾问，把意见谈出来就行了。后来听台北的友人说应昌期对沈君山这次北京之行未完成使命颇为不满。我想也怪我对不起朋友，若是当时能多奔走，更积极向上面反映意见，是否会好些，也未可知。

    令人心痛的是中国人出钱办的比赛不能在中国举办，让外国人得利又看笑话。后来，沈君山在与赴台的《中国报道》记者谈话时说，他“曾以自己的韧性，带着自己的方案，奔波于两岸，以图挽狂澜于既倒，但毕竟事情太复杂，结果于事无补”。最终，他只有浩叹：“中国人出钱办的比赛，在外国的地方举行，大陆的棋手不参加，钱也让别人得去了！”

    沈君山对记者分析此次应氏杯赛症结：“本届比赛原拟在北京举行，提出的费用太高，上海便以半数预算竞争，结果发生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应先生认为自己出钱办的比赛，应该听他的。在中国棋院看来，只要在大陆办，就应该有决定权。这是金钱与权力之争。而大陆不同意滞留海外的两位棋手参赛，又表现了个人与组织的矛盾。这些矛盾反映出台湾的价值观念体系与大陆不一样的地方”。

    沈君山的分析，有一定道理。我觉得事情本身似乎没有那样复杂。

    沈君山专程来北京，表示应昌期并非不愿意解决问题。我们接受这三点意见，也没有什么原则问题。第三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赛不正是在上海办了，江铸久、芮乃伟都参加了吗？

（原载《中日围棋擂台大幕内外》）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4:07

芮乃伟搬倒“石佛”



黑方  芮乃伟九段  白方  李昌镐九段



江铸久讲评



    芮乃伟击败李昌镐，勇夺国手战挑战权，震惊了韩国棋坛，也引起了世界棋坛的广泛关注。以下即为江铸久九段对该局的讲评。

    新年过后，韩国棋院的第一场比赛——国手战挑战者决定战，在棋院特别对局室进行。国手战是韩国历史上最悠久的头衔战，至今已进行了四十三届。贴子规定是黑贴5目。

    整个比赛分三个阶段进行。1999年4月份开始预选赛单淘汰制。选出五人，同上届前三名组成八人小组进行双败淘汰赛。

    2000年1月份开始挑战赛。头衔保持者是曹薰铉九段。芮乃伟在预赛中胜崔文塘二段、柳才馨三段、刘昌赫九段。崔明勋七段，本赛胜崔珪(王丙)九段、赵汉乘三段、金承俊六段，迎来了与李昌镐九段的挑战权争夺战。

    1月4日上午十点，由裁判长金寅九段主持开始，乃伟猜得黑棋。

    韩国棋院正式开通的网站，全程直播这场比赛。

第一谱  1—67



    黑方很快地按照预先设想的布局下出了1、3、5、7，而白方显得很慎重，白6用时四分七秒，白8用时两分十秒，白10用时六分四十一秒。

    特别让大家感动的是白8，李昌镐九段在不久前的春兰杯赛上败于马晓春九段就是如此。回韩国后，李昌镐已多次对这个布局进行了研究，像以往一样，再次应用到了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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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1999年4月份到韩国以后，渐渐地开始学习并熟悉了李昌镐，每当李昌镐输棋时，他总是反复地摆同一局棋，听大家对此的意见，也告诉大家他的新体会。

    黑9是乃伟近来喜爱的下法。在不同的对局中都出现过类似的手法，现在走9位是不想让白方在右下找到好的点。

    白10普通是在A星位回拆。黑方走到B位，以右下角为轴心呈两翼舒张的模样。

    白方经过六分多考虑之后，选择了10、12的分投下法，这个结构在有黑9之后，白方不够充分。

    对局之后，对局者及观战的高手们一致认为，白方至此，稍稍不满。第二天，曹薰铉老师仔细地给我们及车敏洙围棋士官学校的学生讲解时，也反复研究了几种不同的下法，但至今没有形成定论。接近的共识是，对白8的下法，黑9是有力的应对。

    黑13挂角，是普通的着手，但本局面下，在41位直接扎钉是有力的一手。白C位回拆时，黑28挂角，使白8一子效率变低。

    黑15选择大型定式，黑方的考虑是：

    第一，至39时，对右下黑角白方没有有力的引征手段；

    第二，当没有严厉手段时，左上角黑方的实利很大。

    而白方的考虑是：白14之后，对黑15的选择，白方可以如谱应对，尽管黑局部有利，但是，白40点角以后，在上边形成颇具规模的阵地，白方也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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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薰铉老师的意见是，至白40点角，局面被白方追回来了。

    图一：黑方简单地跳才是简明之策，黑5后，白△明显是恶手，白右边两子效率也不高，黑方无一子效率低。

    图中，白方从A、11位点时，黑方均可在C位应，这三子不会轻易被攻，因此，曹老师认为是黑方稍好的局面。

    白14用时二十多分，就是将实战的局面充分判断之后，才作出的决定。

    白40按照白方的预想，在右上再次形成大型定式。

    至白54，两个定式几乎占了大半盘棋，而在上边，普通是白方有C位一子，实战白方几乎在上边省出了一手棋，如此高的效率，使得全局进入难解的局面。

    黑55、57消除掉征子的隐患。

    白58围空，兼有攻击黑方的意图。

    当时观战的棋手立刻感到了黑方下一手难以选择。

    白方从14开始，设计了整个的全盘计划，使人感受了李昌镐在棋盘上的王者风范：从大家均认为普通的着法中，汇聚出一个高效率的完整、可行的计划。

    乃伟局后接受采访时说，她同李昌镐共下了三盘棋，几乎每次都是在她自己的计划实现了之后，全局仍然感觉不到主动。这还是当她下得好的时候。只是在局后
研究时，才开始明白，对手的意图是早就设计好的。

    黑59长考三十分，普通当于D位飞。

    乃伟的感想是，如此平稳，可行，但正对李昌镐的胃口。进入了持久战，不是什么好办法。所以她选择了黑59出头，威胁到下边白两子，伺机还可打入上边白空。

    白60先靠之后，62小飞轻率！这是本局白方战略上的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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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白方当于64位先压，图65，然后白回虎，黑2时，白3挤，待黑4之后，白5跳。这样白全局生动。特别是下方少了白62，黑63的交换，黑方的模样还未形成实地。白方因为不肯花一手在1位虎，又忽略了黑方在实战黑65位扳之后的强手。

    黑67挖，强手！将局面一举卷入了混战。

第二谱  68—93



    此时，白方已不肯也不能在69位打吃，只好奋起迎战。白70再断，如果只贪图心情愉快的话，可在83位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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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73拐下大极。

    以下双方至85是必然的应对。

    白86单接之后，88跳是直接败因！

    几天之后，刘昌赫同大家讨论时，迅速地否定了白86接的下法。他认为这手棋，不能轻易交换，因为黑方很难从86位打出去。

    白88局后研究当如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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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白三位贴出，李昌镐很快地摆出了以下的变化，他认为黑棋稍好，大家则认为白棋稍好。

    又，黑4若A位扳，白B、黑5，因左上白有很多劫材，黑无理。

    乃伟则没有信心这样下，她认为黑4当于7位长出，继续混战。局后复盘的结论就是如此。简直好像没法给读者交待。

    刘昌赫在之后几天的研究表明，白86大恶手；应单在89位压出，局面超级难解。

    黑89至93是强手，观战者都知道双方选择了最原始的对决——比气。

第三谱  94—147



    黑97之后，白方将所剩不多的时间开始全部投入。

    对杀时，黑棋有11气。但白方很难长出11气。因此，白方选择了98、100冲断，是为了将局面搅乱，是希望促使黑方出错的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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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黑方在时间所剩不多的情形之下，面对白方突然冲出的下法，思路出现了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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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四：黑方在1位长是正解。白方很难收紧上边黑棋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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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五：白方在下边只能延至7气，上边黑已11气，中央如图四所示，也可长至7气以上。

    由于黑方一心只想快快地紧住白方的气，所以下出了101、103的错着，险些铸成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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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六：白方可于1位拐、3位打吃延气，然后白5贴，黑方却难以延气。

    实战白方在读秒声中下出了104的扳，诱使黑方下出105扳的坏棋！

    黑方最少被利用的下法应该是107位断。因为担心读秒，同时想给读秒中的李昌镐以压力，黑方很快地下出了105手，这一漏算，也显出了水平上的差距。

    白114是最后的败着，未能抓住黑方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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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七：这是局后复盘时，一名年轻棋手摆出的狠着。白1好棋，黑2只能如此。以下白着着紧逼，一下子勒住了黑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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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昌镐在读秒中出现了大误算，他看到了图八的变化，觉得不够理想，而且白114感觉上在紧黑方的气。于是黑115以下出现了一直线的下法，这里双方都没有看到黑127当130位最为简明。

    李昌镐漏看的是黑145可以回接一手，而打劫又只差了一枚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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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九：如果继续下去则是白方差一个劫材。

    本局李昌镐在最后一分钟时出现了大失误。而乃伟至终局还剩二十分钟却下了几步失误的棋，能够获胜，运气相当的好。

    自我们到韩国之后，就一直被李昌镐、刘昌赫及曹薰铉老师等人的研究精神所感动。像这样的对局，大家都会在不同的时间内研究，使我们受益良多。但据韩国同行们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共147手  黑中盘胜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4:25

芮乃伟勇夺韩国“国手”



黑方  芮乃伟九段  白方  曹薰铉九段



江铸久讲评



    韩国第四十三届国手战决胜三番棋的前两局双方战成一胜一败。第三局于2000年2月21日上午十点在东亚日报社举行。

    双方经过重新猜先之后，芮执黑。韩国的各项比赛正在向执黑贴六目半方向发展。国手战从下一届开始也将如此，所以能猜到黑棋，仍是贴五目半，心理上稍稍有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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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谱  1—50



    双方在开始的二十多步中，下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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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白10不拆二，走1位一间紧夹，是随后几天李昌镐对芮的快棋赛中李的下法。这一下法被认为比较妥当。以下双方走如图至黑10的定式，是两分的局面。

    芮估计曹老师会有变化，也以为白10会改变下法。因为黑11以下双方飞燕之后，黑方布局快速、主动，下来比较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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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这是双方是第二局的实战。

    白9之后，在上方导人激战。芮认为，这是曹老师的步调。因此如果黑方设法争得先手，走回A位肩冲，则是黑方有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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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黑6可于1位小飞，然后白2时，黑3小尖走成普通定式。先手安顿好角上之后，就可以实施对左边白棋的攻击。

    白24，曹老师改变了在第二局时的下法。

    由于是头衔战，双方各四小时。开始时二十多位记者一同拍照。此时又都拥到了观战室中，打听职业棋手们的见解。

    黑25紧逼，是为了准备下一手在35的攻击。

    白28挂，黑29小飞应。有点出乎曹老师的预料。因而下一手30挂，曹老师思考了近三十分钟。若走成图三则落了后手，这不符合曹老师快枪的风格。

    白32迟迟不落子，引起了观战棋手的注意，因为普通的应对是在上边回拆，这样比较平稳。

    白32直接点角，先取实地，展现曹老师的快速风格。

    黑35不先在左上角定型，转而走向下边，局面立刻变得急促起来。

    以下白36、38、40都是想在出头的同时，限制对方向中央的出头。

    黑45先冲以后，再于47位小尖是整形的好手。这样，在特别紧急时可以在24下边托过。

    白48是被许多观战的棋手预料到的一手，也是贯彻本局白方快速、争地的思路。不过，这是导致布局白方由此陷入苦战的一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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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四：白1跳起才是此刻的正着，可以保持与中央的联络。黑2若扳下，白5小飞做活，仍可保持局势的均衡。

    黑正飞出，白2的思路是顺势出头。如果黑方从A位或B位压出，白方都是可以借势整形的。

    黑3机敏、锐利，抓住了攻击的好时机。

    局后研究，曹老师谈到了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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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五：白1小飞，黑2出头时，白方3位补回，这是比较平稳的下法，可是被黑4、6攻上边两子时，白方不太舒服。正是由于有这种不太舒服的感觉，导致了白方下出2这步留有隐患的问题手。

    黑3若单在5位跳则有些缓。白9，以后黑方继续在3位压时，白方可以脱先。

    白10，就局部而言，白方是很舒服的。

    黑11，从上边开始了对白方中央两队的缠绕攻击。

    白12很想从30位直接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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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六：白1靠出时，黑2夹强手。白3长出，黑4可以强行挖断。以下若对杀，走成黑18之后，白方气不够被杀。

    此时，到中午休息。中饭选在附近的一家餐馆，双方均吃得不多。曹老师沉思的时间明显地比前两局要多。

    黑13，收束包围圈。先逼迫白方做活下边一块。

    白14以下，利用做活之机，在角上先获取实利。

    黑23冲时，对白方是一种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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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七：白方若2位退，黑3顺势冲出，至黑7靠，黑方可以利用中央的厚味，对白方进行左右缠绕攻击，白方不利。

    白24冒着风险，先挡住黑棋。

    然而黑方可以痛下杀手。

    黑25先取白方眼位，白26、28争取做活。

    图八：这是我在观战时早已摆出的图，以为黑方会采用这种“一剑封喉”的下法。白方已难以顾及上边的B位断，因为A位一带有几个先手，这是最简明的手法。

    黑29采用的是另一种手法，直接断开白棋。至40时，是双方必然的结果。

    黑43被许多传媒誉为定胜负的好棋。实际上却是一步大漏着！！

    图九：黑方漏了一个致命的次序。当先在1位团一手，待白2粘上时，黑3跳，以后如实战进行，黑方A或B可得其一。白方难以两全。

    图十：白2若想转换，则黑5以下可以成活。白方依然不好，黑45仍有机会。

    图十一：白44时，黑方仍应在1位团，3位断开白棋，白4不能立刻吃黑棋。被黑7位断开，白方气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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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十二：白方如果选择1位冲出，黑2飞过，以下至黑4是全局黑方较为厚实的局面。

    实战白方有了一举逆转局面的机会。

    黑49灭眼，白方用了近30分钟之后，决定50手冲打劫，这是最后的败着。

第三谱  1——99（即101—199）



    由于前面黑棋的错误，白方此刻有了绝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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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十三：白方当于1位挖出。局后的复盘研究，双方均感到机会存在于这一挖，但并没有完全摆清楚变化。

    当第二天在冲岩研究会摆出这一变化时，一批小棋手立刻演示了如图中的进行。

    黑12时，白13断，随后的15位挖是好棋。这样黑方就很难同白方对杀了。

    实战白方选择了打劫，是失败的。据曹老师局后讲，没有算清杀气。

    白6只好从这里找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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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十四：白方从回位冲不是劫材。黑6以下可以直接渡过。

    实战被黑9粘上，局面已是黑方优势。

    白10点角，因为黑方征于有利，19可以立下，白23长是后手，只好从20先点掉。

    黑27利用中央厚味，继续对白施行攻击。换成李昌镐可能会采用不冒任何风险的下法。

    好在黑方37以下可以先手连回。

    黑47拐出严厉。白48时，黑49打吃是要领，若于50位打吃，则白87反打双叫吃，黑方不好。

    白50只好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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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十五：白方若1位反打，黑2提以后，4位可以先拐出来。打劫白方不利。

    实战黑引以后，黑方上、下几子可得一块。局部又获成功。

    白68是最后的战场。

    黑69按照预先的计划成功地逃出，局面就更加明朗了。最终白方投子告负。

    共199手  黑中盘胜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5:56

最后一步



黑方  江铸久七段  白方  片冈聪七段



江铸久讲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日两国围棋，拉开了真正意义上的一场决战——中日围棋擂台赛。

    1984年10月5日，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在日本拉开战幕，可惜我方先锋汪见虹不敌日方先锋依田纪基。接着便轮到我出场了。

    赛前我方的目标大致定为：打败日方的依田纪基、小林觉、淡路修三、片冈聪、石田章算基本及格，打败小林光一就是胜利，打败加藤正夫是大胜，打败藤泽秀行主将，将是历史性的大突破。聂卫平主将对我们的要求则更为具体，每人胜一盘。

    依现在中国围棋的水平来看这些指标的确有些可笑，但那确实反映出了当时中国围棋水平的实际情况。

    普遍被舆论不看好的中国队，在首盘失利之后，没有记者进行采访与报道，甚至是靠中方团长郝克强自写了则简讯，在《人民日报》的体育版上总算登了一小条。

    真正使擂台赛开始升温，是在我战胜了依田纪基、小林觉、淡路修三之后，这不仅使日本人感到不可思议，连我的许多队友均未料到。升温之下的一弈，便是回到国内我坐擂迎战日方天元赛冠军片冈聪。

    比赛于1985年2月6日在上海体育俱乐部一个颇为雅致的小客厅举行。依据双边协定，在开赛很短的时间内准许摄像拍照，之后无关人员将全部退场。

    当时正好在上海有个全国围棋精英大赛，以陈祖德、聂卫平为首的精英们，在对面的大客厅内，将裁判员的记录传出来，再进行研究。当时我执黑，贴二又四分之三子。

    棋局一开始，双方便在右上角下出了大型的二间高夹定式。由于平时研究得不够，我为此吃了苦头，一是心里没底，二是耗费了许多时间。

    当下出55并的滞重之手后，可惜白未一鼓作气，给了我喘息之机。

    之后片冈可能因形势判断有误，缓手连发，到黑117飞后，黑已处明显优势。

    然而白118飞后，我却下出了极不简明而有明显退让求稳的119手。被白120强行围地后，我若不能破阵，则实空不足。更为不利的是，我已进入读秒阶段。

    事后听说，研究室里的气温也顿时升高，甚至有人干脆摇头说：黑棋不行了。

    在读秒的催促声中，鱼死网破的大战登场。好在基本上走对了大部分着法，从气势上压垮了片冈，取得了胜利。那种临危不惧，敢于拼杀的一幕，时至今日，还常常浮现。

    当天晚上，长江剧场内座无虚席。临近大盘讲解结束之时，我同片冈来到现场，这时有记者问及：“当你走哪一步棋时，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我的回答是：“最后一步。”是的，棋手如同武士，在棋局未结束之前，永远别言及自己已取胜。

第一谱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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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谱



    白利用征子有利，于18位下立，这在当时较为流行。

    黑虽有不同引征手段，但最后43止的变化，为以后的作战留下伏笔。

    47只有扳出一战。

    白48稳妥，若干A处断，恐怕无把握杀黑。

第二谱



    黑5滞重。白14缓手，若直接于15位压，黑形势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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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黑1尖，之后3位一间跳的方案可行。白10若争抢中央，则黑a拆二舒畅。

    白24是片冈最感后悔的一步棋。认为在A位粘忍让，仍是白稍好的局面。

    劫争使得黑卸下了包袱，相反白上边变薄，被黑有机会抢占到了37位的绝好点。

    36补棋的位置偏低，应考虑在39位高补。

    被黑45退后，局面已完全转为黑优。

第二谱  1—50（51—100）




第三谱  1—69（101—169）



第三谱



    黑没有料到白20有如此顽强的手段。否则不至于19位吃两子如此老实。

    图二：黑完全可1位先靠，只要不使白轻易联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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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黑冲下之后，实战白28走于本图10位，虽可将黑捕获，但△子被黑分割，
白依然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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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秒声中，实战45活棋不简明，劫争当然不如图四的净活了。好在后面的进行中，白未挑起大的争端。

    从钢丝上走过来了，惊心动魄的后半盘。

    共169手，黑中盘胜
作者: 以棋会友    时间: 2014-4-9 15:57

后记



    1999年4月，在中断了九年之后，我们终于重新恢复了职业棋手的生活。在感到幸福与安宁的同时，心里充满了对家人、朋友，对恩人以及对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们的人们的深深的感激。

    写书的念头最早起于1996年。在上海参加第三届应氏杯后，曾与朋友萧强、王国伟长谈。聊起当时那种回归无望的心惰，他们就说，趁这段时间没有比赛，你们可以将过去下棋的故事、这些年的漂泊经历和心情写出来，就会是一本不错的书，也是对关心和爱护你们的棋迷朋友们的一个交待。

    移居美国后，我们几次想试着提笔，都写不下去。可能是因为当时那种回归无望所产生的烦闷心情使然。

    终于盼到了重归的那一大。四年后，还是应氏杯，还是在上海，还是和朋友，又谈到了写书的事。我们也想借这本书说出我们对大家的感谢之情。

    紧赶慢赶，我们共同的书终于完成了。

    感谢学林出版社，为督促本书出版而设定了倒计时、读秒。也感谢所有为本书出版而付出心血的朋友们。

    感谢生活，感谢命运。

芮乃伟、江铸久2000年12月6日于韩国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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