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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厄尔布尔士山下的围棋故事连载（2）-说在前面的话——说说伊朗 [打印本页]

作者: 天马行空 时间: 2017-11-9 17:47 标题: 厄尔布尔士山下的围棋故事连载（2）-说在前面的话——说说伊朗

2017年8月2日棋友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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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微信号：史啸虎杂谈

1990年仲春的一天傍晚，我独自一人拎着简单的行李从北京首都机场登上了一架伊朗航空公司飞往德黑兰的波音747客机。没想到的是，我的座位在飞机头部驾驶舱下方的那个四面没有舷窗的锥形机舱里。那天座无虚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波斯人携带着装满中国日用品的大包小包行李，拥挤而嘈杂，空气浑浊而沉闷，充斥着刺鼻的人的腺体异味，还伴有吃奶孩子断续的哭声。整个机舱似乎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在众人好奇眼光的注目下，好不容易才在一个过道边找到自己的座位，并最终将自己身体埋了进去，安顿下来。

那时，我的满脑子尽是莫名的郁闷和惆怅，丝毫没有想到：也就是这次开头看起来并非十分愉快的航行今后将为我开启一扇全新生活的大门，不仅让我到伊朗这个颇有几分神秘的异域国度去演绎一场为期三年、有声有色且又不失精彩的经商生涯，也将无意中推开我人生中的另一扇原本不起眼的小窗户，而且，那里所能看到的风景也很美丽，比前者毫不逊色，甚至可能还要精彩些。那就是我在伊朗下围棋的那些难忘的故事。

那年，我是受国内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派遣作为首席代表到伊朗工作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两伊战争平息后的伊朗百废待举。八年来拉锯般残酷的战争让伊朗人死伤累累，仅军人就死伤了近一百万人。武器先进的伊拉克军队也死伤近五十万人。伊朗首都德黑兰还曾饱受过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袭击和飞机轰炸，死了不少平民，也炸毁了不少民宅。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我去德黑兰时，还看到许多当地居民家里的窗户玻璃上依然交叉贴着白色的宽胶带。这无疑是战争的遗迹。

战争拖跨了伊朗的经济。此时的伊朗急需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以帮助他们恢复经济的发展。好在有安拉保佑，与伊拉克一样，伊朗也蕴藏和出产大量的石油。这对于许多需要石油的国家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尽管伊朗缺少外汇，无法满足外国公司的外汇支付，但因石油也很宝贵，很多缺油国家还是能接受用石油代替现汇支付的。这是石油之所以叫黑色软体黄金的主要原因所在。因此，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欧和东亚的那些缺乏石油但技术还比较先进的国家的公司，在战火甫一停止，就都纷纷来到伊朗寻求商机并力图承接各种工程项目。对此，中国也不例外。

当时，中国正饱受那场政治风波后国际上普遍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的痛苦，国际贸易额大幅降低，外汇储备日渐减少和枯竭，中国的政治改革遭到严重挫折，在各方面都陷入了困境。此时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拒绝参与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伊斯兰革命后自身也很孤立的伊朗就是其中一家。也曾遭到制裁的伊朗与中国站在一起。

相比于经济改革已有十多年的中国，战后伊朗的日用品和轻工产品更缺。那些年里，跑德黑兰到北京航线的全部是伊朗航空公司的飞机，而且每趟几乎都是客满。乘客99%都是伊朗人。来北京时，每个人几乎都是空手，回程时每个人就几乎都是大包小包，里面装的都是中国的服装和伊朗紧缺的小商品。其中不少人还带着夫人和孩子。据说，只要从中国倒它两包衣物，赚的钱就足够一家人到中国旅游一趟了。我刚去德黑兰时，驻伊使馆签证处每周仅三个半天受理签证事务，但由于后来签证申请越来越多，当年底就开放为每天下午受理了。与之相反，那时的中国在开放程度上还很低，加上那场政治风波之后，不要说各方面都很敏感的伊朗了，就是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欧美国家，中国人也很少能有机会去旅游。所以，当时能获准到伊朗去的国人少之又少。文章开头所说的那天偌大的波音747飞机上可能只有我一个中国人的情况就是这样出现的。（其实，下飞机后我碰到了两个头带白色回民小帽的中国人，询问之下，他们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副理事长和理事，是乘这趟伊朗飞机经德黑兰去沙特麦加朝拜的。我祝他们好运就分手了——作者注）

尽管很缺少宝贵的外汇，但中国当时的对外经贸工作还处于国家的严格管控下，并没有放开。只有极少数的一些拥有伊朗重建所需技术的国有大公司才被允许到伊朗去开拓市场。所幸我在的那家公司属于其中的一家。作为首席代表，我去伊朗的任务就是利用我国的水利设计、勘探和建设上的技术优势，迅速扩大在伊朗水利市场上的份额并在此基础上争取在伊朗承揽或中标到更多的其它领域的工程项目，以为国家创收更多宝贵的外汇或石油（自1990年下半年起，鉴于石油价格的波动，伊朗停止石油支付，改为现汇支付）。对此，我深感此行责任重大。

伊朗位于东西方文化交汇和冲撞的中东地区，是一个多民族的伊斯兰国家。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国名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五千万人口（到2014年7月伊朗人口为7750万人——作者注）中大约一半多些是波斯人种，其余还有阿塞拜疆人约占25%，库尔德人占5%，还有阿拉伯人、俾路支人及土库曼人等少数民族。伊朗官方和大多数什叶派民众信奉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教义。在基督教文化圈的西方人眼里，伊朗是一个典型的伊斯兰文化的东方国家。而在儒教文化圈的东亚人看来，伊朗又是一个典型的位于遥远西方的伊斯兰国家。可是，在中东地区其它众多的也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人眼里，伊朗虽然也与他们自己一样信奉伊斯兰教，但却信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教派教义，而且在种族和语言上也不同，所以是一个异族国家。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整个两伊战争时，沙特和科威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出于对伊朗的忌惮和恐惧，一直是伊拉克的坚定支持者。它们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供其购买先进武器与伊朗作战。但它们绝没有想到的是，两伊战争刚结束才一年，一直被它们视为盟国的伊拉克此时却翻脸不认人了。1990年8月2日，萨达姆一举出动百万大军，突袭并占领了与自己同宗、同族、同教派，也是同为阿拉伯国家的科威特并将科威特变为伊拉克的第十九个省。有意思的是，伊拉克用来进攻和占领科威特的许多大炮和坦克都是用其它阿拉伯国家，甚至是科威特自己给它赞助的钱购买的。

这样，海湾地区的政治地理又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侵略者伊拉克遭到了国际上一致的谴责和反对，海湾国家看到了自己的危险，也从伊拉克的盟友一下子转而变为其敌国，开始反对伊拉克了。在国际社会和海湾国家一致支持下，5个月后的1991年1月，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伊拉克不但吐出了吃进没多久的科威特，本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遭到巨大破坏和损失。科威特以及伊拉克靠近科威特附近的许多大油田均被伊方炸掉或点燃。那些天，我在德黑兰的住所院子里经常飘来一些黑色的油性物质，黏挂在草地、花果和树木以及墙壁上，很难擦洗清除掉。在院子里晾晒的衣物也经常弄脏，也不好洗涤。据说，这些油性微粒物质都是那场海湾战争的副产品，竟然由南到北飘飞了一千多公里，真让人感叹战争的残酷。有媒体报道，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军费开支的几乎一半都是由这些伊拉克昔日的盟国们用石油美元报销掉的。这段历史极具讽刺意味。

经历了十多年国际制裁后，美国于2003年11月又发动了第二次海湾战争，彻底消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扶持建立了伊拉克什叶派为主的新政府。但这似乎并没有给伊拉克带来和平与发展，相反，孱弱的伊拉克政府因在处理民族与教派等问题上屡犯错误并在与逊尼派部族民众的关系上治理失当，致使伊拉克政治、经济和社会总是处于一种动荡的局面，而中东极端恐怖主义势力，尤其是所谓的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英文简称ISIS，则在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利用这个机会并借助于邻国叙利亚危机逐渐发展坐大起来。（所谓黎凡特，是一个不精确的历史上的地理名称，它指的是中东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作者注）现在的伊拉克局势何去何从，令人瞩目也。

两伊当年之所以会发生战争，个中原因很复杂，但从文化背景的差异上分析可能看得更清楚些。比如，伊朗与伊拉克等中东北非的阿拉伯国家在宗教文化上就有很大区别和矛盾。伊朗信奉伊斯兰教中的少数派——什叶派教义，而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当权阶层信奉的伊斯兰教义则是伊斯兰教中逊尼派。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伊斯兰教的两个主要教派。“逊尼”和“什叶”都音译自阿拉伯语，前者英文叫Ahl us-Sunnah，意为“道路”，指在穆罕默德之后，接受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四大哈里发所确立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后者英文则叫Shi ah，意为“追随者”，特指第四大哈里发，也是穆罕穆德的女婿阿里的追随者。逊尼派被认为是主流派别，又被称为正统派，分布在大多数伊斯兰国家，中国穆斯林也大多是逊尼派。什叶派的信徒主要分布伊朗，还存在于周边其它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国。但在伊拉克，什叶派人数虽多但当时却不掌权（现在的伊拉克政府主要是什叶派掌权）。这两派虽然都自称是穆斯林（Muslim），但自伊斯兰教创教者——先知穆罕默德死后就因继承人问题而分裂形成了，之后互相杀伐，水火不容，直到如今。

1979年由大阿亚图拉霍梅尼领导发起伊朗伊斯兰革命并取得成功。他在1979年2月1日结束流亡返回伊朗，向人群发表讲话并做出数项政治承诺，包括建立一个代表伊朗人民的民选政府，教士将不会对政府作出干预，又承诺“没有人会在这个国家无家可归”，称伊朗人将会享有免费的电话、供暖、电力及巴士服务以及送上家门的石油等等。他的这些政治承诺获得了民心，尤其是获得了中低阶层民众的支持和赞誉，使之在伊朗和穆斯林世界名声大震。后来伊朗民众也尊称他为伊玛目霍梅尼（伊玛目意为伊斯兰宗教领袖和法学权威）。与此同时，霍梅尼采用沙里亚法规（伊斯兰法律），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他的伊斯兰团体强制对男女实施着装规定，妇女必须遮掩头发，男子不准穿着短裤。酒精饮料、大部分的西方电影、男女共游及晒太阳都被严禁。

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其宗教领袖霍梅尼曾试图将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推广到整个中东地区，更是将这种教义上的矛盾上升到冲突的层面。再加上两伊在阿拉伯河（由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汇流组成）分界的领土纠纷以及伊朗的波斯民族与伊拉克所代表的阿拉伯民族很深的历史纠葛，两伊战争就此爆发了。

由此可见，文化这个东西很复杂，倘再搅和进了宗教、民族以及历史等因素，那就会更加复杂。从大的方面说，文化可以影响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国际关系，即便从小的方面说，它也会决定一国国民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不同大文化圈，甚至是不同宗教派别较小文化圈的人，其所喜欢和爱好的各种生活中的技艺修为都可能是大有不同的。这一结论在人类的竞技性益智游戏——棋类的选择上也能体现出来。

众所周知，现在这个世界上最普及的竞技性棋类，如撇开各国自己的棋类，如中国的象棋及其被韩国和日本仿效的韩国象棋和日本将棋外，主要分为两种：国际象棋和围棋。前者源于古印度，现普及于实际上同宗同源的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世界。而起源于中国的围棋则流行于相对独立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东亚儒教文化圈的各个国家里。生活于前两个同宗同源宗教文明文化圈的人擅长更多体现了线性思维和精确思维的国际象棋，而受到与之截然不同的儒教文化熏陶的东亚人则喜欢更注重非线性思维和模糊思维的围棋。这里似乎泾渭分明，但有意思的是，只要感兴趣，儒教文化圈的人可以很快熟悉国际象棋，而如果让信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人来熟悉围棋就显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

据我个人的经验判断，上个世纪90年代，伊朗可能根本不会有人懂得如何下围棋的。即便是现在，估计懂围棋的伊朗人也可能寥寥无几。那么，既然如此，那我当时怎么会在伊朗下围棋呢？或者说，我在伊朗这么一个与围棋几无关系的国度里下围棋还会有什么值得一说的故事吗？为此，我有必要早早地在这里跟读者们说：

我在伊朗下围棋不仅发生过许多故事，而且我相信这些故事还很有趣，还可能给大家带去很多快乐和收获。这是因为虽然这些故事的发生地是伊朗，但故事的主人翁却主要是那些当年生活和工作在伊朗的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

那时，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市场在中东，而海湾战争前中东地区最大的工程市场原来不是人口更多、面积更大的伊朗而是伊拉克。伊拉克与伊朗一样也有很多石油储备和产出，但其人口较少，只有一千多万，所以远比人口较多的伊朗富裕。加上阿拉伯世界的资金支持，伊拉克的战后重建规模也因此要比伊朗大得多。

伊拉克人口少，战时工作岗位严重短缺，为此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引进了数以百万计的劳工。仅我国各公司战前就在伊拉克承接了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工程项目，输往伊拉克的劳工就不下十万人。有些纺织厂（主要生产军需被服）数百上千人几乎全部是中国工人。但是，这么好的伊拉克市场由于1991年初伊拉克侵占科威特而不复存在了。为了惩戒伊拉克，联合国以决议形式要求所有外国公司不管损失多大都要在短期内全部撤出伊拉克。因此，所有战时曾在伊拉克淘金的国家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其中，中国可能是损失最大的一家。据说，在伊拉克市场已经经营了多年的中国公司因此而遭受到不下一百亿美元的巨大损失。

堤内损失堤外补。于是，曾经在伊拉克市场上大显身手的以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为首的西方国家公司以及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首的东亚国家的公司又大都转移到伊朗的战后重建市场上来了。它们都蜂拥而至德黑兰，到伊朗淘金来了（当时前苏联刚刚瓦解，主要继承人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一片混乱，自顾不暇——作者注），无不试图分得伊朗战后重建这盆刚上锅的浓汤中的一杯羹，以弥补自己在伊拉克市场上的损失。

中国当时对外开放不够，限制国内公司，尤其是私营公司到境外寻求发展，到伊朗开拓市场的中国公司还必须得到国家外经贸部的批准。否则是不许可的。与中国政策相反，日本和韩国政府那时反而鼓励本国的公司更多地进入和开拓伊朗市场。因此，日韩那些著名的大型跨国公司和综合商社，甚至是一般的中小企业，凭借其掌握的先进技术和雄厚的资金也都纷纷跑到伊朗，或设立办事机构，或注册分公司或子公司或合资公司，派驻伊朗的人员也越来越多。那时，我去伊朗的工业部、能源部、移民局和税务局等政府部门办事时经常能看到一些日本人或韩国人在那里晃悠。这两个国家在伊朗，特别是在德黑兰工作的人数比我们在那里的中国人似乎多得多。本书中所描述的我在伊朗下围棋的故事中的主人翁们主要就是这些深受儒教文化浸染的中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

我在伊朗的那几年（我是1993年春离开伊朗回国述职的），虽然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围棋才刚刚开始争霸、但已经显出各自实力涨消的势头来了。那时一共仅有三个国际性围棋大赛，即1988年由日本人创办的每年一届的富士通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2011年底这项进行了二十四年的国际围棋赛事很遗憾地停办了——作者注）、同年稍后由台湾应昌期先生创办的四年一届的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以及韩国人自己办的也是每年一届的东洋证券杯国际围棋赛（当年是第三届，但前两届还是韩国的国内赛事，第三届才开始邀请外国棋手参加而扩大成为国际赛事的，但也仅仅进行了九届，就也于1998年停办，成为绝唱了——作者注）。

日本人从1988年到1992年连拿了富士通杯的五届冠军（武宫正树两次、林海峰、赵治勋和大竹英雄各一次——作者注），韩国人则连续专美于应氏杯和东洋证券杯，获得冠军的是当时在中国国内还名不见经传的韩国曹熏铉和徐奉洙以及登上世界围棋的最高台并开始谱写围棋历史传奇的神童——李昌镐。而中国呢？当时唯一的亮点也只有其最强的高手——被中国围棋协会封为“棋圣“的聂卫平先后在这几项赛事上得过两次亚军（1988年应氏杯和1990年富士通杯），一次第三名及两次四强而已。1995年昙花一现连获两个世界冠军头衔而大出风头的马晓春在90年代初战绩也乏善可呈。显然，那时的中国在三国职业围棋争霸战中处于下风，战绩最差，则是毫无异议的。

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当时中国的职业围棋不行并不代表中国的业余围棋也不行（虽然在那之前中国几乎获得了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的所有冠军，但谁都知道那全是冒牌的，全是由职业棋手冒名顶替业余棋手从人家真正的业余棋手处夺来的。本书第三章第五节对此有较为详尽的分析和批论——作者注）。本书所要告诉读者的是，二十几年前，当中国的专业围棋在围棋世界的三国演义中一无所获时，中国的业余围棋就曾经在伊朗举办的中日韩三国业余围棋争霸赛上连续大放光彩。一个在中国国内连起码的业余段位也没有的中国围棋爱好者却连续在这个国际围棋赛事上获得了冠军，而这个中国的业余围棋爱好者不是别人，正是笔者自己。

我在伊朗下围棋的故事就主要是记叙这一段真实的历史的。

这些围棋故事中主人翁有中国人，也有韩国人和日本人。他们中有工程技术人员，也有商人和外交人员。但他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都爱好围棋。他们都是中日韩三国的有段或无段的业余棋手。他们虽然都远离自己的祖国，许多人抛妻别雏，许多人还有语言障碍，但是他们都在德黑兰这个城市被一种叫围棋的东西吸引和聚拢到一起，认识、了解、熟悉并通过纹枰对坐和手谈，成为棋友和朋友。

围棋于他们而言，是竞争和对抗，也是沟通和友情，更是这些身处伊朗的儒教文化圈的外国人紧张工作之余消除压力和寂寞并获得放松和愉快的源泉。于我个人而言，这些故事中充满了许多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感动、悲伤、欢乐和友谊，值得记录下来告诉读者。当然，这也是值得我自己骄傲的一段历史，

可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段可能也值得中国业余围棋界骄傲的非正式中日韩三国业余围棋比赛的历史迄今却鲜有人知，也未见诸于各种围棋史料之中。所以，作为这段历史的主要参与者和见证人，我觉得有必要将其中的一些值得回味的片段通过回忆整理起来并撰写成书，公布于众，好让读者来分享其中的一切！

为此，我按照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及不同主题分为六章进行了撰写，每章分为若干节并按照内容起一个章节题目，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题目则以“一段不算后记的文字”作为收束。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体会围棋的魅力，本书除了附上三十余祯当年拍摄于伊朗并与书中故事和人物相关的历史照片，还收录了本人撰写的一篇带有研究性的学术文章——《围棋文献英译中的困惑》作为附录，一并汇萃成这本小书，以飨读者。

（弈客编辑YK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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