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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十格图:北宋围棋文化模式考证(上) [打印本页]

作者: 天马行空    时间: 2017-11-9 15:25     标题: 十格图:北宋围棋文化模式考证(上)

2017年10月14日   棋友文采

十格图:北宋围棋文化模式考证(上)-关键词:北宋,围棋文化模式,雕版印刷,十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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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微信号:杭州棋文化

摘要:本文以《忘忧清乐集》所载“诸国手野战转换十格图”为研究焦点和线索,提出假设认为十格图属于围棋技战术的推演图或者称为套路图。首先从版本学和目录学的角度,通过梳理《忘忧清乐集》和十格图在中国古代相关围棋文献的源流和呈现的状态,分析并根据十格图所反映的北宋末期的围棋观念、围棋理论、围棋活动形式、围棋技术水平等方面的信息,阐释了北宋围棋文化模式的特质。其次,从雕版印刷术的角度,根据北宋末期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点,运用围棋智能软件和胜率曲线等综合对比分析法,探索了北宋特定历史时期下,文人士大夫等精英阶层中具有代表性的围棋文化模式及其形成的原因。结论为十格图是雕版技术鼎盛时期北宋围棋文化的特有现象。

关键词:北宋,围棋文化模式,雕版印刷,十格图

I. 概述

1. 研究的意义与目的

传媒技术的进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在人类发展史上,有五次重大的传媒技术变革。这五次变革的共同特点就是传播信息的载体发生了改变。从“结绳记事”、“刻骨龟甲文”、到了宋代“纸质雕版印刷”、古腾堡的印刷机和今天的IT。北宋时期是雕版印刷技术和运用的黄金时代,从雕版技术进化的历程中观察,纸质载体的雕版印刷术是宋代出版传播活动的重要因素。它是雕版印刷黄金时代的标志性人造物[2]。这种人造物(artifacts)对技术进化的重要性不亚于动植物对生物进化的意义[3]。诞生于这个时代的《忘忧清乐集》,它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的宋刻版原本至今犹存,而且为揭示雕版印刷技术对北宋围棋文化的影响等方面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历史性真实信息。同时,从文化模式和文化进化论的角度看,它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研究案例和文化样本。十格图的研究意义在于:1)有助于揭示北宋围棋技术和围棋文化模式的特殊性及其关系。2)有助于从雕版印刷技术和北宋围棋文化模式因果关系的角度,预测未来AI技术对于围棋技术和文化产生的影响。3)尝试性探索如何运用胜率曲线等科学方法鉴别实战棋谱与非实战棋谱并展示其在围棋训练效果评价中的运用前景。

2. 研究的问题与假设

关于《忘忧清乐集》所载“诸国手野战转换十格图”,李松福认为“北宋棋坛人才辈出,强手如林,荟萃于北宋的首都东京开封,在兴国寺等风景幽雅之所,进行棋赛[4]”。陈祖源说:“东京即北宋都城开封。显然都是当时之对局记录[5]”。2014年“楠木天泉杯”世界名士教授围棋赛文化讲座中,何云波以刘仲甫的《长生图》为例(见图一),阐释思想史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棋谱和棋势。由于该谱左下角第一轮的战斗中,黑棋漂亮地把白棋吃掉。而在右上角第二轮的战斗中,白棋反而强力反吃黑角。因此有听众发出质疑,何云波给予的解释是“这是实战普。对弈的人、地点都写得清清楚楚[6]”。他的研究焦点在《长生图》与孙策与吕范棋谱的互证关系上,而没有从十格图的整体角度去分析和研究宋代围棋技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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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长生图



由孟秋校勘,蜀蓉棋艺出版社1988出版的《忘忧清乐集》,关于“诸国手野战转换十格图”的题记与宋刻版原书保持了一致,并在兴国图中注明“此谱中所缺的11着,无从校勘[7]”。上海书店1988年出版的《忘忧清乐集》(林益良和林勉校注),也保留了原书的样式,即“诸国手野战转换十格图”和“兴国图”之间有空格,这是尊重宋刻本的做法。但是其注“转换十格:指原书对局谱两页合一谱[8]”。这种从印刷技术角度的解释,让人不易理解。李毓珍觉得“诸国手野战转换十格图”的注解不妥当,值得进一步商榷。他认为“诸国手”是指当时的七位国手。他用《玄玄棋经》中的“野战式四变”之“野战”,《忘忧清乐集》里的“若不打角图,恐不识转换”,“晋士明转换夺角取胜”之“转换”,阐述明白怎样理解“野战转换”。然后说“十格就是十图”[9],他的结论是:因为不是全局图,只是转换夺角的局部图,所以不叫“十图”。他没有明确提出十格图到底所指何意,但是他可能认为十格图不同于“当湖十局”和“镰仓十局”等实战谱。然而1996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忘忧清乐集》(文字部分影印宋刻本,林益良整理,林勉复校),此版本却改编成:“兴国图(诸国手野战转换十格图)”注解:转换十格“指原书对局谱两页合一谱[10]”。看来两位林先生没有注意到李毓珍的看法或者根本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仍然坚持认为“诸国手野战转换十格图”就是仅仅指“兴国图”一图,与其他九图无关。

本文的假设是宋刻本《忘忧清乐集》所载“诸国手野战转化十格图”(简称十格图)是北宋时期特有的围棋文化特色,它是一种围棋套路图或称推演图,而不是目前被广泛接受的实战对局谱。

3. 研究的范围与局限性

本文研究样本涉及北宋围棋历史,围棋理论,定式角图,死活棋势和实战棋谱等方面的内容。尤其在北宋末期宋徽宗与宋钦宗二帝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本研究的焦点在于通过探索十格图的真实面貌,揭示北宋围棋技术和围棋文化是以怎样的状态存在和发展,以及为什么如此等方面的深层社会原因[11]。虽然北宋是雕版印刷技术广泛运用的时代,但是现在所能发现的宋代围棋文献相对有限。《忘忧清乐集》是仅存的宋代刻本棋书,是本研究的主要信息来源。另外散落于围棋历史文献以及北宋时期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也是本研究所需搜集。现存信息体系具有不完整性。

II. 文献综述

1. 文化模式

文化模式(Patternof Culture),是指一种文化所独具的文化特质体系。关于文化模式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一般指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特质,也可指某个地区,某个行业,某个团体的积淀。如硅谷文化、茶饮文化、汽车文化等等。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认为,人类行为的方式有多种多样的可能,这种可能是无穷的。但是一个部族、一种文化在这样的无穷的可能性里,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而这种选择有自身的社会价值趋向、选择的行为方式[12]。围棋文化模式是指围棋文化在某个时期,某个地区,某一个群体中所形成的特有的文化现象。它的内在要素包括人们关于围棋的基本观念方式,围棋活动的方式,围棋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交往等领域的各种形态及其所反映时代特征。围棋文化包含三个圈层:由外到里分别是围棋文化的象征符号,围棋的集体活动形态和核心圈的围棋观念,规则和围棋礼节仪等。宋朝围棋文化根植于中华文化,其社会价值趋向、棋风、技术特点一定具有时代特点。这种形式化的方式一旦形成一种特有的文化模式,就会反过来影响圈内每个个体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关于围棋文化和传统,日本诚文堂出版社主办的《围棋》月刊曾有专栏节目介绍中国古代围棋文化,此专栏由江铸久解说,大岛先生记录并受到了好评[13]。在围棋界,关于文化震惊的问题有三个典型现象。现象一:日本棋手以中国规则对局时,因对手将提掉的棋子放回棋盒内而感到震惊。现象二:单官子阶段,当日本棋手每次下两子时,中国棋手也同样感到震惊。现象三:尼泊尔王子按照藏棋规则与日本棋手对弈时,被对方提掉三子后,对手马上点眼。王子表示这样违规。这些由于围棋规则在演变过程中产生的差异,由于地域不同和时代变迁,自然与本地的文化和传统结合,呈多样性的发展模式。

2. 宋代文化特质

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国宗教的理论结构。认为中国文化是围绕天人之际的问题来展开其基本内容和论证方式的。追求天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是中国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成仙成佛,以人为本。中国宗教本质上是人本的,而非神本的。人与神之间不是截然对立的,在相当程度上两者是贯通与相融的。通过宗教形式来曲折地反映人的愿望和要求,高扬人的精神,以极大的热情肯定人的价值与意义。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宗法性,这是与欧洲社会特征的一个重要区别。各类宗教现象和宗法制度有不同程度的甚至非常紧密的联系,因此它们的发展也是相互联系的[14]。它们互动的基本形式是借用和顺应,持有容留并存的态度。北宋自开国皇帝至宋徽宗和宋钦宗,大多崇道并容佛。虽然宋徽宗曾有一时禁佛的政策,但由于遭到反对,而很快取消[15]。宋代以道、儒、墨三家为代表的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三大传统,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模式早期建构的完成。宋代理学和心学等学术思想对个体行为和蒙学产生深刻影响,尤其三教合一的融合,对社会各个阶层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上层权贵对围棋都极为喜爱和推崇,从开国皇帝宋太祖、太宗直到徽宗皇帝,都对围棋情有独衷;“上若好之,下必甚焉”,在他们的积极倡导之下,宋代围棋活动极为普遍,老妪山翁、贩夫走卒皆可对弈,并涌现出了以一代棋坛宗师刘仲甫、李逸民为代表的大批杰出国手,宋代也成为了第一个围棋圣朝。

3. 雕版印刷技术时代

雕版印刷技术始于公元七世纪的隋唐之际,至北宋仁宗年间已经风靡全国,走上了鼎盛[16]。宋代重文轻武,大力鼓励文化事业,是印刷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尤其雕版印刷迅速普及,活字印刷也有迹象开始兴起。欧阳修于至和二年(1055年)上《论雕印文字札子》中写到:“臣伏见朝廷累有指挥禁止雕印文字,非不严切,而近日雕版尤多,盖为不曾条约书铺贩卖之人。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日《宋文》者,多是议论时政之言。……臣今欲乞明降指挥下开封府,访求板本焚毁,及止绝书铺,今后如有不经官司详定,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货卖”。郭孟良认为“京师开封府、临安府及福建路、四川路都是出版传播中心,更是出版检查的重点”。可见,虽然官方多次下令禁书,但在利益的驱使下,北宋东京的刻书仍屡禁不止。“ 这些反映了当时雕版印刷技术的普及和出版业的繁荣。宋代雕版印刷技术的运用得到了普及,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的出版事业都极其繁荣昌盛,故被誉为中国古代出版事业的黄金时期[17]。

关于北宋末期宋徽宗时期的出版业,李致忠认为“可见宋徽宗时,由于边事紧急,为了严守国家机密,连文集、日录、小报等统统都在禁印之例了。而且在诏令中特别指明京师开封,四川路、福建路等,原因是汴梁、四川、福建等地,都是当时的刻书中心”。叶梦得的宋代笔记《石林燕语》对当时各地刻书评价:“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迨不减杭州,但纸不佳。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所刻的《抱朴子》后的牌记中: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岁六月旦日。翻译成白话文为:“荣六郎出版公司,以前的社址在东京相国寺的东面,现在搬迁到临安府的瓦南街东,继续经营家族的刻印卖书业务。请各位放心,我们印刷的《抱朴子》仍然是北宋东京的版本,保证质量,没有半个字的差错,各位亲爱的读者,敬请关照”。清初藏书家钱谦益赞誉此牌记内容为“一部《东京梦华录》”。他曾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柳如是,卖了一套宋版书为其建住宅。上文这段出版商的告示,对钱谦益来说,已经是500年前的信息,短短几行文字,见证了家国的兴衰,行业的发展。由于钱谦益当时的处境,他看到此文,禁不住泪流满面[18]。

4. 北宋图书市场

自北宋中期以来,书籍很快遍及天下,出版业的兴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文化的迅猛发展[19]。”熙宁九年(1076年)苏轼:“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20]。”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北宋汴梁大相国寺图书交易情况,朱弁《曲洧旧闻》卷四记载,北宋文学家穆修就曾经在这里设肆买书。穆修伯长在本朝为初好学古文者,始得韩柳善本,大喜。欲二家文集行于世,乃自镂板鬻于相国寺。可见北宋东京大相国寺的书籍市场也十分活跃。北宋除了国家图书馆和皇家图书馆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图书馆形式,就是寺观藏书。寺院、道观在宋代不仅是宗教场所,还是社会的文化活动场所。在寺庙、道观中有着丰富的藏书。这些藏书主要是佛教、道教经卷典籍,也有儒学、医书、书画、通俗读物等,同时寺庙和道观中还收藏有皇帝手札、御笔字画、家谱档案等。许多寺院、道观建有专门的藏书楼、藏经楼,堪称寺院图书馆。这些寺观图书馆在为宗教服务的同时也为信众、百姓提供图书服务[21]。明朝胡应麟:“雕本始唐中叶,至宋盛行,荐绅士民,有力之家,但笃好则无不可致[22]。”即只要有财力,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出版书籍。内容也更为广泛,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出版者主要有商人以赢利为目的的坊刻,包括书铺、书林、书堂、书棚、书籍铺、经籍铺、文字铺等名目不同的私营出版社。另有家刻、书院、寺院、宗教团体刻等。在北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一些曾游学于寺观,如范仲淹少年时寄读于醴泉寺;韩亿、李若谷、王随未及第之时,“同于嵩山法王寺读书”;吕蒙正、温仲舒年少时都在洛阳龙门山利涉院借读;张士逊“少孤贫,读书武当山”[23]。寺观藏书除了宗教类书籍,经史子集俱备,还有医书、志书、书画、蒙学教材、通俗读物、年谱、家谱等。不仅提供图书阅览服务,寺观还向读书人提供短期借宿的场所。对于家境贫寒、无力入学的学生来讲,寺观藏书楼无疑给了他们一个汲取知识的渠道。宋代寺观藏书楼具有开放性,不但内部的僧侣可以阅读,外面的读书人也可免费借阅[24]。

5. 北宋的围棋活动

北宋士大夫等文人雅士的结社,多以诗文和琴棋书画自娱或互相学习,名目繁多。文人结聚的诗社最为普遍,两宋仅见于记载的各类诗社,据有关学者统计,多达99家,规模一般在10人左右[25]。喜爱下棋者,组织有棋社,如楼钥有诗云:“棋社经年能几回,身闲深幸屡参陪。一旬又见朋簪集,三径还应听履开"。北宋国手们在结社活动中,组织专题的研讨,应该也是情理中的活动日程。北宋时期,文人士大夫研究阵法图流行,上下研究阵法图的风气盛行[26]。宋代围棋书中亦有,馘寇图,夺营图,野战图等,与北宋时代的政治和军事有关。如明代《犹贤集》(书后有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著名棋手汪曙的跋)记载了以宋代著名棋手刘宗等人为命名的各种棋势。从该书第一卷的目录可以看到王琬夺营图共十三变、刘宗夺营图共十二变、李伯祥馘寇图共八变、郭范馘寇图共四变、王玨馘寇图共六变、刘仲甫大馘寇图共六变、孙侁馘寇图共六变、汪中山节制图共七变、汪曙大节制图共七变。“馘寇”本义是指古代战争中割取敌人的左耳,用以计数报功。围棋棋图中的“夺营、馘寇和节制”等军事用语反映北宋时期,围棋与北宋军事防御战略有某种关联。围棋棋待诏所属的机构在徽宗时期有所改变。翰林书院改名翰林书艺局,主要掌供奉皇帝以书籍、笔墨、琴奕等。由梁师成控制,所有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并找人仿照宋徽宗笔迹伪造圣旨。从书艺局可以窥见宋代围棋官方机构的一些情况。

6. 《忘忧清乐集》成书时间

李松福认为,李逸民是徽宗政和年间之后的国手,据《郡斋读书志》晁公武记载,“载唐韦祐棋诀并古今棋图”刘仲甫《忘忧集》三卷。该书是在刘仲甫的《忘忧集》基础上重编[27]。《忘忧清乐集》最早收录于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四杂艺类,“忘忧清乐集棋待诏李逸民撰集”[28]。引用出自该书杂艺类第421页,紧接此条目后还有“通远集一卷无名氏视清乐集为略”。然后是“象棋神机集一卷称于阳叶茂卿撰”再后面就是“钓鳌图一卷採珠格局一卷劝酒玉烛诗一卷皆无名氏捉卧甕人事数一卷李庭中撰,以上四种皆酒边雅戏”。忘忧清乐集条目前一是“希古集一卷括苍[29]何宗姚取投壶新旧图式及冯氏射法为一编”。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围棋和投壶,象棋,饮酒,饮茶等属于杂艺类。南宋末《事林广记》宋陈元靓,记有《事林广记棋谱》一卷,元明间有刻本流传[30]。另有白话文版本《事林广记》[31]第二卷闲情:琴 130,棋 136,书146,画 155,音乐158,蹴鞠 166,打双陆与打马171,投壶 176,乐事酒令182,谜题 186等。元朝马端临(1254-1323)《文献通考》记“忘忧清乐集一卷”。李谨思《文献通考序》写于元至大元年(1308年),称全书著成于丁未之岁,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马氏是年54岁。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其书被王寿衍道士访得,次年奏之于朝。至治二年(1322年)官家为之刊行,至泰定元年刊成,是年马端临69岁。《文献通考》全书分为348卷。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32]。明代藏书家叶盛的《绿竹堂书目》及杨士奇的《文渊堂书目》也疑似有收录此书但书名为“棋经清乐集”。

钱大昕(1728—1804)清代史学家、汉学家。他在《十驾斋养新录》卷 19 《棋局》中质疑说:韦昭《博弈论》“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李善注魏邯郸淳《艺经》:“棋局纵横各十七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沈存中云:“棋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与后世不同,今世棋局十九道,未详何人所加?”予尝见李逸民《忘忧清乐集》首载孙策诏吕范、晋武帝赐王武子两局,皆十九道,疑为后人假托也[33]。

黄丕烈于1802年寻得此书并亲笔长跋,叙述得书始末和版本源流,并钤有“荛翁”和“士礼居”藏书印鉴。黄认为钱曾所得版本不如自己的版本。依据是钱本没有宋太祖所创作的三个棋势。“此三势者,钱本无之,而此本已有其二,是所获胜于遵王矣。”他重新装订之时,发现“古棋图法遵王于弈棋三局后,而此本反而列于前,且此页记云下一,是在后矣。因以钱记序次排之,移至下卷之首。”此书重新由黄丕烈装订成蝴蝶装样式。“每卷每叶细数,稍有缺失,庸妄人悉以墨盖其小号,今皆一一考核,略得形似,未敢纷更,仍循其旧可尔[34]”。现存的宋刻本,简单地说,从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楼至翟氏铁琴铜剑楼,再至北京图书馆,流转轨迹清晰。

关于《忘忧清乐集》的成书时间,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北宋末期,二是南宋初期。国学网认为,大约成书于北宋末年[35]。日本安永一认为《忘忧清乐集》是在宋徽宗时期在宫廷内编纂的[36]。安腾如意认为“北宋徽宗时期成书的《忘忧清乐集》是最古老的围棋刻本”[37]。林裕编著的《围棋百科辞典》[38]在“忘忧清乐集”条目中记载:该书成书年代北宋徽宗时代,1100-1125年间版本,存最古孙策对吕范棋谱,晋代2局,唐代3局,及北宋时期打棋集录和棋经等。渡边英夫认为《忘忧清乐集》于北宋徽宗皇帝时期出版[39]。刘善承认为南宋御书院棋待诏李逸民编撰,约成书于公元十二世纪南宋初[40]。江铸久认为《忘忧清乐集》是奉北宋那位艺术家皇帝宋徽宗的诏命,由棋待诏李逸民编辑,于1127年初建的南宋开始付印发行[41]。该书还提及由吴清源评解,日本讲谈社发行的《忘忧清乐集》和韩国棋院《围棋月刊》杂志连载《清代大国手》一年。其中介绍中国围棋规则时,引用《忘忧清乐集》中四局完整对局,并介绍中国古代座子制和还棋头的规定。李致忠认为:此书用皮纸印造,字体隽美,刀法娴熟,墨色纯青,行格疏朗,古朴大方,完全是宋代浙江杭州地区的刻书风貌[42]。丁瑜的意见是全书用薄皮纸刷印,字体近似欧、柳之间,刻印精美,颇具南宋浙本之风格神态。书中避宋讳至孝宗朝。凡遇慎字均避,故可定为南宋孝宗时杭州地区刻本[43]。另外,还有认为在南宋末年或不确定刊印年代,但没有得到认可。如:韩国李相勋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不确定刊印具体日期。他认为《忘忧清乐集》刊印于严德甫和晏天章编《玄玄集》之前,即1349年之前。总之,尽管该书刊印年代尚存在争议,但书中所涉及的内容及十格图应当发生在北宋末期之前,这一点没有争议。

7. 散落在古谱中的十格图

从围棋史话等资料的角度来观察,大都认为“十格图”是棋赛,是实战棋谱。如刘善成《中国围棋》一书古代部分棋艺著作简介一章中介绍“忘忧清乐集第二部分为全局棋谱,收有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及诸国手野战转换十格图等18局对局谱”。宽永版《玄玄棋经集》有《忘忧清乐集》中的九图,它们是万寿图,佑神图,遇仙图,金明图,天清图,上清图,兴国图,长生图和李百祥饶三路图。记载地点和棋手都与忘忧清乐集一致。不同的是前五谱每谱天元都有一白子,让三子棋天元有黑棋,兴国图没有标注“十格图”,吴清源做了部分的解说[44]。

安永一也通过《忘忧清乐集》中的部分棋谱,分析了宋代棋风的变迁。安永一谈及北宋围棋定式时认为,从万寿图可以看出双方的计算都很深,但由于56的漏算,黑棋59至63的枷吃成立,棋也就无法进行下去了,对棋局的探讨也就到此为止。他评价长生图中白棋4的尖是有趣的一手,左下角的战斗,黑棋如同诘棋般的妙手,别无选择的黑33尖[45]。渡部义通提及《忘忧清乐集》中的棋谱,如孙策对吕范,晋武帝对王武子的棋谱,还提及王隐的“我亦忘忧耳”与“围棋成了忘忧之技”等与《忘忧清乐集》书名有关的典故,但没有涉及十格图[46]。

渡边英夫《中国古谱漫步》列出孙策,晋武帝,唐明皇,烂柯图,金花椀图,贾玄图及四仙子图等7谱。并根据宽永版《玄玄棋经》列出:万寿,佑神,遇仙,金明,天清,上清,兴国,长生及李百祥饶三路图,比较和对比分析了各谱中的局部变化。与四仙子图比较,他认为长生图是刘宗甫与王珏棋力低的时候所下的对局[47]。

《适情录解说上》野战部一有4局,野战部二有5局的图解,只有保真图未被选入[48]。《适情录》初刊于嘉靖三年(1524年)二十卷。由两部分组成:1、正篇(一至九卷)、外篇与补遗(十至十八卷);2、图说(十九至二十卷)。前十八卷按内容分为正兵、奇兵、野战、鏖战、挑战、守城、封关、斩关、伏兵、游击、开疆、受降、解围、得隽、会盟、舞剑、演武、要遮、背击等以军事名词为标题的二十部,这与《犹贤集》有类似之处。

《秋仙遗谱》中收录了全部的宋谱十格图,但是没有“诸国手野战转换十格图”的标题[49]。《石室仙机》卷一[50]中有,琼林图,长生图,佑神图,上清图和万寿图,但是这个万寿图与忘忧清乐集所载完全不同,应该是另外一谱。《仙机武库》[51]金集中,把上清图列为野战图二局之一,但是黑白棋互换了,并注明白胜。133手,评说“白棋起手以钓竿势被杀,又以倒垂莲势被杀,似乎必败。却于七五用铁重关七七用飘雪角,安坐而收全角全边,逆转败局而成溢筹。如猛将用兵,虽纪律少损,究竟成功。此野战法也。善弈者悟之诀不以小败自沮。”

《坐隐先生订棋谱》[52]所载“对手第十六局137着”与上清图相同(但是缺109着,其他一致。) “对手第十九局共计132着”与兴国图相同。 “对手第二十六局共计178着”,与醴泉图相同。从以上历代棋谱中所载的部分十格图流传情况来观察,可以看出与原书所编的“诸国手野战转换十格图”拆解,分开以后,距离原书的真相就越来越远了。即使是记载大量十格图的商山奕谱,也把“诸国手野战转换十格图”写成“国手转换十格图”,也并没有标注“兴国图”。十格图被分散历代的棋谱中,已经很难看出它的本来面貌。但是《商山奕谱》中收录的许多宋代格图,尤其引人关注。

III. 研究方法

1. 研究的基本思路

在文献法的基础上,以现存宋本《忘忧清乐集》为研究样本,以探索十格图的真实面貌为线索,首先,通过分析北宋时期成书的《棋经十三篇》和《棋诀》等围棋理论著作,了解北宋末期的围棋理念;其次,通过《忘忧清乐集》的角图,棋势,棋图等,判断当时的围棋技战术特点和水平;再次,通过对比分析宋代所遗留下来的棋图,其中包括《犹贤集》[53]和明末手抄本《商山奕谱》[54]所载宋代棋谱,揭示十格图的真相,并结合北宋末年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时代特点和雕版印刷黄金时代技术运用情况,探索北宋围棋文化特色及其成因。最后以围棋智能软件为工具,计算十格图的胜率曲线,尝试在古谱研究领域运用智能软件进行定量分析。

2. 研究的具体步骤

步骤一:从版本学和目录学的角度,运用文献法,收集相关信息,考证最早记载十格图的《忘忧清乐集》,确定成书时间,分析该书所载信息的时代特点,并梳理其版本源流及影响。

步骤二:从文化模式和文化进化论的角度,考察雕版印刷时代下,北宋末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基本情况,梳理与围棋文化和围棋技术发展相关的信息和记录。揭示北宋时期围棋文化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

步骤三:运用定性综合分析法,结合职业棋手的经验和围棋技术分析数据,比较关键环节的着手选点风格,确认十格图的真实面目,揭示北宋末期围棋技术水平和围棋文化特色。

步骤四: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以智能围棋软件Zenith6为工具,检查十格图的胜率曲线和古代定式的价值判断水平和十格图中定式选择方向和频率等数据。

(弈客编辑YK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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