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力(左)迎战李世石。图/CFP
现在日本围棋第一人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张栩。 图 CFP
合理的联赛制度和众多青少年棋迷是中国围棋发展的基础。中国周刊记者/高鹏 摄
第一个职业围棋联赛
如果没有中国围棋甲级联赛,也许,中国棋手会一直被韩国人压制。
1999年,中国围棋甲级联赛诞生。当时足球职业联赛刚刚展开,中国棋院看到“职业化”给足球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效益,也决意在围棋界掀起一场革命。
“当时改革开放已经进行的很好了,社会上出现了许多私企。在1999年之前,有一些企业有意拿出一些资金赞助围棋比赛,但太少了。1999年,我们觉得时机成熟了,可以尝试让围棋职业化。”时任中国棋院副院长的王汝南告诉记者。
现代意义的围棋职业联赛,即使是日本和韩国,也没有实行。
日本围棋是最早走入职业化的国度。早在幕府时期,日本就有了职业棋手,但日本一直没有职业围棋联赛,多是各类头衔战,名目繁多,奖金丰厚,一个职业棋手每年靠参加各种比赛就可以过上白领阶层的生活。
1980年代中期,中国曾想学日本尝试举办一些职业化比赛。《新体育》和《围棋》举办了 “新体育杯”,但棋迷数量少,报道力度差,没有太大效果,以至于没有举办几年就销声匿迹。以现在的角度回顾,当时的中国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效法日本职业模式与社会背景不相符。
用什么样的赛制?是以个人名义参赛还是打团体赛?第一届围甲联赛没有任何样本可参考。最终,经过三个月的研究,中国棋院决定以每年各省的团体赛为基础,然后参考意大利足球的主客场制。
在中国棋院征集各地方棋院意见时,大家对职业化的方向都很支持,但对钱还是流露出难处——这意味着投入要从每年一两万飙升到至少十多万。
第一届联赛开始前,中国棋院曾想过最坏的局面:如果有八支队伍能参加联赛,就启动;如果少于八支,就暂缓。第一年的围甲联赛,十支队伍参加。曾经围棋实力很强的浙江队,因种种原因退出联赛。
1999年第一届围甲联赛,江铃公司以160万元获得冠名权,后来他们连续冠名四年,总投入已高达1000多万元。第五届围甲联赛,“好猫”以1000万元获得总冠名,这笔钱开创了围甲联赛的新高,但第六届也就是2004年,围甲联赛“裸奔”。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王汝南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这是围甲联赛十年来让他感到最难的一件事,“我急得不行了,后来甚至想,实在不行,用中国棋院剩下的一些储备金把联赛搞完。”后来,上海奥特莱公司临危救急,解决难题。
在度过了最初的困难后,中国的围甲联赛,却没有像足球联赛一样,陷入混乱和不堪,反而一步步走上正轨。
围甲各俱乐部的资金相对稳定,一方面源于赞助金额较小,一方面是赞助商多是围棋的死忠粉丝。
“这是围棋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如果你一旦迷上围棋,就很难罢手。它的粉丝黏合度高;另外,玩围棋的人素质都比较高,很多人现在是大老板,他们赞助围甲联赛纯凭热爱,只要不亏本就可以。”《体坛周报》的围棋记者谢锐说。
“古力”倍出
围甲十年是中国围棋韬光养晦的十年。
赛制在改:允许引进外援,招来李世石、李昌镐等韩国顶尖高手,使围甲联赛成为全世界水平最高的围棋联赛;逐步完善转会制度,一切靠资本说话,行政干预减少。2009年来自山东的顶尖棋手谢赫以96万元人民币转会重庆,创造了围甲转会市场上的新高;设立了主将制,强制规定各队最强手必须相碰。韩国排名第一的李世石明确表示,中国围甲联赛的主将制是吸引他的主要原因,因为一年下来,他可以跟中国所有的顶尖高手碰一遍。
棋手的生活也变得幸福:自从1999年中国围棋协会推出围甲联赛以后,中国的很多棋手光在围甲的年收入就超过10多万元。如果再加上每年各类比赛,棋手的收入相当可观。
在围甲联赛推出前,中国围棋走的是专业化路线,顶尖棋手多由国家培养。聂卫平、常昊更是举国之力培养出来的。那些无法入选国家队的棋手,每年没几盘高质量的棋可下,生存也举步维艰,他们除了在地方棋院拿一点工资,其余要靠奔波在各地赚取奖金。职业八段王元说:“过去碰上赛制是淘汰制的,千里迢迢坐着火车赶过去,如果下输了一盘,就必须回家了,更别提奖金。”
现在,围甲联赛每年22盘高水准的比赛足以保证这些棋手有棋可下。90后棋手古灵益的妈妈张晓荣告诉记者,没参加围甲联赛前,古灵益最稳定的收入是成都棋院的几百块工资,参加围甲后,母子在北京生活已经衣食无忧。
中国围棋协会主席陈祖德曾欣慰地说:“我一生为中国围棋干了两件事,一是1995年推出棋手等级分,二是1999年推出围甲联赛。棋手们正在享受着市场经济时代带来的各种好处。”
摆脱了过去国家单一培养高手的体制,围甲联赛成为新人的战场,每轮都能爆出冷门。今年围甲联赛半程结束后,高居榜首的四川娇子队有三名选手是90后的棋手,其中18岁的古灵益掀翻了韩国顶尖棋手李世石,结束了李在围甲联赛19连胜的局面。
刀刀见血,很多人这样评价围甲联赛。尤其是一些弱队对强队,赢了,年轻人提升了自信,甚至有些队会直接拍出一万块奖金,赢了,钱立刻归你。
“过去作为领导教育后辈,要赢棋;现在我看围甲联赛时,常告诉小孩,要调整好心态,不要求胜心太强。”从事围棋工作近50年的王汝南感叹棋手的变化。
1999年刚参加围甲联赛时,古力才16岁,在前辈印象中,他是重庆队在大棋盘边摆放棋子的棋童。十年过去,古力积分一路蹿升到国内排名第一,在国际比赛中接连摘下六个世界冠军。
如果没有围甲联赛,古力不会崛起的这么快——这个少年从16岁始就要跟22个不同风格的一流棋手拼杀缠斗。“古力是围甲联赛最成功的例子,他从围甲走出,成为世界冠军,又回馈中国围棋。”王汝南说。
《体坛周报》记者谢锐的评价更直接:“没有围甲联赛,天才还会出来,但一批80后、90后的新人不会呈集团式井喷,与日韩围棋抗衡。”
贵州“咳速停”围棋队的老板姜伟是典型。在贵州安顺,他的办公室永远摆着一排棋盘。每次贵州主场比赛,他都会招呼记者和棋手跟他下几盘,贵州安顺一些围棋高手,他招募旗下,陪他下棋;为了让贵州队实力更强,他不惜重金请来了韩国排名第一的高手李世石。
王汝南感慨:“如果是一个不懂围棋的人赞助,过不了多久就会觉得围棋不热闹,不吸引人,然后不玩了;围甲联赛开展十年,80%的赞助商都是真正懂围棋的人。可以说,现在围甲联赛的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大于领导力量。”
日本围棋“消失”了
日本围棋却在失语。
进入21世纪后,日本围棋很少再染指世界大赛的冠军。最糟糕的例子是,2007年三星杯,日本棋手第一轮全部出局。
“太惨了。”长期关注中日韩围棋的《体坛周报》记者谢锐说,“现在实在不能说是中日韩围棋三足鼎立了。”
日本人始终把围棋看为一项艺术,各类比赛只是一种“秀”。在日本,哪种比赛在什么地方举行,什么头衔的棋手才有资格使用幽玄特别对局室,什么比赛棋手穿和服都有明文规定,这些繁琐别致的礼仪一方面透射出日本对待传统的执着,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在现代围棋的高竞争性下渐渐落后。
中国棋院协会主席王汝南分析中日韩三国棋风说:“韩国围棋把民族的倔强体现在棋风上,他们一直对日本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所以造就独树一帜的棋风;日本是三国中最早形成自己棋风的国度,他们重理论,有条理、森严的等级制度,在弘扬围棋文化上保持的很好;中国现代棋风是在和日韩抗争的这三十年形成的,尤其围甲联赛让中国棋手没有等级制度,低手和高手下棋,如果按部就班,肯定会输,这样很多棋手就会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输了也不怕,于是形成了中国‘拼杀’的棋风。”
“围棋的竞技和艺术始终是矛盾的。”王元说,“日本棋者总是有一个信条,有些丑陋的棋,打死也不下;而中韩围棋则没那么多框框,哪怕丑陋,只要赢了就可以。”
第一个世界围棋大赛富士通杯比赛是日本人创立的,但这并不表示日本人重视世界大赛,相反,日本人更重视国内的比赛。日本国内有很多比赛,比如棋圣、名人、本因坊等大头衔战,其中棋圣的冠军奖金高达4200万日元,国际比赛赢不了,依靠国内比赛,或者下下指导棋,日本棋手照样可以成为中产阶级。最显着的一个例子是:有一年的春兰杯,当时日本第一人赵治勋就因为其赛程与他国内比赛相冲突,从而放弃了春兰杯。
现在日本围棋第一人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张栩,在日本国内,他收获了无数头衔战的冠军,但在国际比赛上,他只在2005年LG杯获得过世界冠军。
聂卫平点评日本围棋时说:“日本围棋的安逸造就了他们目前的棋风,当他们碰到如狼似虎的韩国和力量更强的中国棋手时,高下立见。”
中韩博弈关键年
中韩博弈成为了当今世界棋坛的主流。
2009年,李世石宣布退出韩国联赛,只参加中国联赛,引起一片哗然。这间接证明在中韩的比拼中,中国占据了少许上风。
韩国是紧随中国,第二个开展围棋职业联赛的国家。2009年因金融危机,韩国围棋联赛差点夭折,有四支队宣布退出,后来经过努力加入三支,其中包括李世石的家乡队,李世石的退出差点导致韩国围棋联赛流产。
李世石决意退出本国联赛的原因有很多:在中国围甲联赛,李世石跟俱乐部商议,赢一盘是10万人民币,输一盘不要钱。从2007年开始,李世石在中国已达到了19连胜。而在韩国,联赛赢十盘才相当于在中国赢一盘。另外,韩国为了适应电视转播,要求下快棋。而国际大赛多是慢棋。这样,在本国联赛下惯了的韩国棋手养成了爱下“随手棋”的习惯,对棋艺的提高帮助不大。而且,韩国围棋联赛不允许外援加入,没有乙级队,整体规模小于中国围棋联赛。
相比下,李世石更倾向于在中国联赛发展,他内心深处已经认可了中国围甲联赛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联赛。
为了挽救韩国联赛的颓势,韩国的媒体和专家最近召开了研讨会,韩国媒体《SPORTSKHAN》的围棋记者严闵容说:“2009年,韩国受到中国的威胁将越来越严重。我认为2009年中国的成长速度将会更加快,收效也会越来越显着。我们很难再希望凭借李世石、李昌镐两个人的出色发挥抵抗中国棋手的集团式攻击。”
一向骄傲的韩国人已经意识到,2009年将是中韩争夺世界棋坛主导权最重要的一年。
暂时领先
中日韩三国都有新人王比赛:中国新人王战只许20周岁以下;韩国新人王战不限年龄和段位;日本新人王参赛条件只有两条:25岁及七段以下。
相比之下,中国对棋手的年龄限制最大,2007年中国新人王周睿羊16岁;韩国新人王元晟溱23岁。而日本近5年新人王战冠军中,有一个新人王已是27岁的“高龄”。
中国新人王战举行16届,只有周睿羊一人成功卫冕,不是没有领军人物,恰恰是新人过多,实力相当。“90后棋手竞争太激烈,过去那种独领风骚数十年的局面很难出现了。”职业棋手王元感叹。
2008年,18岁的井山裕太夺得日本新人王冠军,被誉为日本棋界的希望之星。中国一位围棋圈内人告诉记者,这位日本金童如果放在中国,进前三十名有戏,进前十名绝对没戏。
即便是80后棋手,日本数得着的也只有张栩、山下敬吾、高尾绅路、羽根直树这四个所谓的“平成四天王”,他们的资质本来就不如小林光一等超一流棋手,又生长在温室,缺乏有力度的对抗。更可怕的是,很多日本孩童都远离围棋,去寻找更刺激的电玩。现在日本讲棋室里看棋的几乎都是头发花白的老人,难见青年一代。
“韩国皇帝”曹薰铉多次呼吁韩国要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2009年初,韩国棋院推出的《2009韩国围棋白皮书》表明:2008年韩国围棋人口为766万人,1997年为900万,围棋人口呈现持续减少趋势;围棋培训班2003年达到583个,2008年减少为517个。
2009年春节,韩国围棋元老刘昌赫发表一封公开信:
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围棋有长处,是在10年前。以后,渐渐地进入下降趋势。现在我从一线退到少年围棋的普及中去了,感觉更加深刻。
学围棋的学生在学棋过程中三分之一退出,有望成职业棋手的就更少了。现在我们有错觉,以为自己强。仍然能维持着世界最强的地位,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这是10年前开始学棋的孩子现在出的成绩,再过5年都下去了。新学棋的孩子们越来越少,以后就更难了。
经历了近三十年追赶近邻的过程,中国围棋找到了发展之路:先依靠社会和地方培养出好苗子,然后通过职业联赛锤炼,筛选出尖子进入国家队集训。这样职业和专业相结合的方法,符合中国棋协培养人才的最终目的:战胜世界各地高手,为国争光。
而反观日本棋界的中心任务是为“以围棋为生的人,提供一个就业环境”。至于能否吸引培养出天才棋手,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韩国围棋也是如此,棋手和棋院的关系松散,没有统一的集训和研讨。韩国媒体《SPORTSKHAN》的围棋记者严闵容就羡慕中国围棋:“中国采用了过去的‘笑笑会’这样的团队研究模式,训练强度增加,效果也非常明显。”他非常担忧,像李昌镐、李世石这样的天才几十年才出一个,如果没有他们,韩国围棋靠什么抵抗中国围棋的集体攻击。
在中国棋院的门口,常聚集着一帮孩子。他们多是来北京参加各类围棋比赛,然后被父母领来参观。不能走进中国棋院,孩子们只能站在门口用艳羡的目光望着,和“中国棋院”的门匾合上一张影就足以让他们欣喜若狂。《体坛周报》的记者谢锐每次去棋院采访,都会感叹:中国千万个学棋的孩童,怎么也会诞生出一两个围棋天才。
(本文来源:中国周 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