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行空

陈祖德

　　作为棋手，我们之间的友情是永远都存在的。
　　
　　陈祖德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棋手，他是第一位战胜日本九段的中国棋手，也是“中国流”的首创者，他在中国围棋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否认的。
　　
　　关于我们之间的关系社会上有些传闻，其实我们的关系是很正常的，有些事被夸张或曲解了，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
　　
　　我和陈祖德曾经打过一架，而且双方都动了手。那还是1973年国家集训队的时候，那时我们住在一个宿舍里。本来我们的关系很不错，他水平高，又是我少年时的崇拜对象，所以我一直把他当成“老大哥”。

　　我有个朋友叫江铁成，有一次他来找我玩，看见陈祖德有一本世界名著，就想让我跟陈祖德借，并说保证能还。具体是什么书我记不得了，因为那时我光看棋书，对其他的书都没兴趣。于是我就找陈祖德把书借来，给了江铁成。
　　
　　过了一段时间，陈祖德要我还书，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我就找江铁成要，他说书弄丢了，这一下可把我急坏了，那时还在“文革”期间，像这种世界名著都属于“禁书”，根本就没地方去买。我急得跟江铁成翻了脸，把他臭骂了一顿，可书拿不回来。没办法，我只好把实际情况向陈祖德说了，我说书并不是我借了看，而是碍于面子帮江铁成借的，现在他把书给弄丢了，没法还你，以后再想什么办法补救。这事确实是我不好，我一再对他表示道歉。江铁成也是罗建文的朋友，他也知道我没乱说。
　　
　　没想到陈祖德给我来了一句“流氓！”说我是用恶劣的手段把他的书占为己有，说着说着说急了，突然就动手打我。开始我还不敢还手，可他不停手，终于把我打急了，就跟他打了起来。我一生只打过两次架，一次是在农场，那人不给我水喝，我把他打得昏了过去。再有就是这次。我平时不打架，一打就是一副拼命的架势，可能把他打得挺厉害的。当时还引来很多人看热闹。
　　
　　这事起因是我不对，不管怎么说是我从他那儿借的书，应该还人家。可是别人把书弄丢了，我也是无可奈何。我知道那本书很珍贵，特别是在那个时期，很可能是冒着很大风险才保存下来的，不像现在随便就可以买到；也许这本书他也是借的，丢了没法向人交代；也许这本书对他也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棋手有一个最大的原则，不能失信于人，所以他一听丢了火气很大。这些我都可以理解，心里也很内疚，而且直到现在都很内疚。可再怎么说也不能动手打人呀！这对我的自尊心伤害很大。我现在在围棋队对晚辈棋手，发现谁有不对的地方，我可以说他，甚至“骂”他，但不可以打他，一打就伤害人格了。
　　
　　这件事发生后，直接影响了我和陈祖德的关系，致使我们只能保持一般的同事关系，不可能成为关系密切的好朋友。我从来没有主动到他家拜访过，都是因为工作打电话叫我去我才去的。
　　
　　还有一次是1980年在成都举行的“新体育杯”赛上，一天夜里，陈祖德忽然便血，马上送进医院检查，查出癌症，不能参加比赛了。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医生保密，跟他本人也保密，我们只知道他的病较重，不能出院。后来他的夫人郑敏之和罗建文专程从北京赶来，在医院陪他。我们还在继续比赛，那年是吴淞笙获得挑战权，我以3比1卫冕成功。
　　
　　那时我们在外地比赛不是很多，偶尔才能去趟成都。比赛期间，四川的朋友请我、吴淞笙和华以刚等人吃了一次饭。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可陈祖德的夫人却不知听信了谁的传言，说我、吴淞笙，还有围棋队的许多人，听说陈祖德得了癌症，在一起喝酒庆祝。真是无稽之谈！陈夫人就此事向金明等中央领导“告状”。本来我还不知道，是金明问我才知道有这回事。我怒得不得了，怎么能这样毫无根据地“诬陷”别人呢？我把真实情况和金明说了，他本来就不相信我会干这种事，而且涉及到围棋队那么多人，怎么可能呢？！
　　
　　也许陈夫人觉得陈祖德是当时的第一把手，是我把他给赢了下去，因此认为我们有很大的矛盾。其实我从来没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大的矛盾，平时我们的关系还可以，我们可能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作为棋手之间的友情是永远都存在的，我怎么可能得知他患了癌症去喝酒庆祝呢？那绝对不是我聂卫平的为人！真那样的话，我这个人未免也太“恶劣”了。
　　
　　陈祖德一直是我的上级，现任中国围棋协会会长、中国棋院院长，至今我都认为陈祖德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各方面都值得尊敬、学习，我和他没有什么利害冲突。虽然当面也争吵过，都是因为在业务和技术上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是很正常的。总的来说，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年轻时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不愉快”的事已经过去，我们正本着“向前看”的原则，为中国围棋事业的发展携手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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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朴方

　　在和邓朴方的接触中，我对他的感觉完全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立身中正。
　　
　　我和邓朴方是很要好的朋友，在事业上他对我的帮助和鼓励很大，在牌桌上我们也是一对极好的搭档。

　　他为人谦虚谨慎，并不以自己的特殊身分傲人待物，相反他的自律性很强。比如有时我们打完牌，人家请我们吃饭，他通常是不去的。记得十年前，有个朋友跑来告诉我，王府井贴了张大字报，说邓朴方怎么怎么腐化，其中还牵扯到我。他让我查一下，好以后“秋后算帐”。我说算什么账呀？这些人对邓朴方根本就不了解，接着我讲了邓朴方的几件事。
　　
　　1986年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片冈聪一直杀到我的帐下，形成一对五，形势极为严峻。这时邓朴方跟我说，只要你赢了第一盘，我就请你吃饭。我赢了片冈聪后，邓朴方果真说到做到，请我到人民大会堂吃涮羊肉。作陪的有王汉斌、邓楠以及我的大夫和司机等多人。在敬酒时他鼓励我再接再厉下好后面几盘棋。
　　
　　吃完饭他去结帐，人家把帐单给他，他一看傻了眼：800元。他没想到这么贵，而且也没带这么多钱。

　　我就去找管理局局长说情，我说你们的价格太高了，邓朴方是自己请客，他可掏不起这么多，能不能给点优惠？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了，像他那种地位的人，那时让他掏800元都很困难。
　　
　　其实邓朴方始终都不富裕，都90年代了，他太太和我太太一起上街买东西，贵一点的他太太都买不起。

　　平时他穿得很朴素，冬天经常见他穿件破棉袄。别看他坐的车挺高级，那是国外一些基金组织送给“残联”的，而且他坐的也不是最好的。有一次我听说国外又送给“残联”一辆“罗尔斯—罗伊斯”，我问他怎么不坐，他说：这么高级的车我怎么能坐呀！送给康妈妈（康克清）了。
　　
　　1987年夏天，我和王汉斌去邓家打牌，我们到得早了点，就在邓的秘书张保中屋里等候。我觉得屋里特别热，就问张保中怎么不把空调开大点。王汉斌也在一旁大叫热。张保中说屋里根本就没空调，我还有点不大相信。张保中告诉我，老爷子说了，除了他的卧室、客厅和邓朴方的房间外，都不许安空调。邓朴方是因为残疾，热了出汗容易长褥疮，才受到特别关照。
　　
　　邓朴方待人也很谦虚，有一次在政协礼堂参加活动，别人见他下楼不方便，就主动帮他抬轮椅，这本来也是很自然的事，他却显得很内疚，不住地对人家表示感谢。我看了都挺感动。他还跟我说，我们比赛得的奖品，他都是带回去分给警卫人员，人家特别高兴。有人说他这个那个，甚至国外有多少多少存款，简直是无稽之谈。在和邓朴方的接触中，我对他的感觉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立身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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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足球

　　如果中国队能冲出亚洲，参加世界杯，我就拿出这瓶茅台酒来为中国队庆功。
　　
　　我是一个超级球迷，每逢重大的足球赛事，我是必看无疑。为此我和孔祥明曾经发生过矛盾，前面已经说了。但是我的痴心至今没改，而且随着我的经历不断丰富，我对足球的理解也越发深了。我觉得足球和围棋一样，里面充满了人生的哲理，这里面有奋斗，有拼搏；有胜利，有失败；有欢乐，也有痛苦。有时看一场球，真的好像是经历了一场人生。所以我爱足球。
　　
　　对中国足球我是一直抱着希望的，记得1985年，我曾就中国足球同万里副总理进行了一场争论。当时我们刚打完牌，坐在一起闲聊，不知怎么谈到中国足球冲出亚洲的话题。万里听了非常明确地说：本世纪中国的足球是没有希望的。我一听就有点急，我说：万叔叔，也许你这个看法是对的，但是你是不是应该从现在起关心一下足球呢？我知道他当时主管国务院常务工作，希望他能多关照一下中国足球。万里说：这个你不懂，中国足球要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绝不是这个世纪的事情，不要做这种超前的事情，浪费太大。我是个绝对球迷，听他把中国足球说得那么惨，我无法接受，于是就跟他激烈地争辩起来。当时在座的还有曹大元、荣乐弟等人。最后万里很冷静地说：不信你看。
　　
　　转眼间过去了十四年，中国足球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上再次被淘汰，不但失去了本世纪冲出亚洲的最后一次机会，而且连亚洲强队的地位也保不住了，真可谓被万里“不幸言中”。现在回想起来，尽管心情不愉快，但对万里的远见卓识佩服得五体投地，用我们球迷的说话：真牛！
　　
　　还有一件事和中国足球有关，那就是胡耀邦生前送给我一瓶茅台酒。茅台酒怎么同中国足球有关呢？

　　这还得从头说起。
　　
　　据说茅台酒厂发现了两瓶最古老的酒，一瓶送给了邓小平，一瓶送给了胡耀邦。送给邓小平的那瓶老爷子已经喝了，送给胡耀邦的这瓶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孤酒，显得更加珍贵。
　　
　　胡耀邦舍不得喝，他知道我爱喝酒，便把酒送给了我，并告诉我要兑其他酒，不能就这么喝。我当然也舍不得喝，就收藏了起来。
　　
　　一次和戚务生、徐根宝、容志行、杨秀武、高丰文等足球界的人在一起吃饭，谈到世界杯出线问题，大家都挺感慨。我是个足球迷，对中国队总是冲不出去也很着急，于是乘着酒兴说，如果中国队能冲出亚洲，参加世界杯，我就拿出这瓶茅台酒来为中国队庆功。他们听了特别高兴，表示一定要冲出亚洲。可惜多少年来，一次次冲击世界杯未果，这瓶酒至今仍然保留着。前不久高丰文还对我说，真想喝你那瓶酒呀，就是喝不着。
　　
　　后有人听说此事，要出100万买这瓶酒，我没有答应。这瓶酒的价值绝不是100万所能买的。
　　
　　我将此事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大声说道：好！现在胡耀邦已经去世，但愿有一天我能拿出这瓶酒，代表胡耀邦和我自己为中国足球队庆功，了却我们的这片心意。
　　
　　当时，胡耀邦见我把茅台酒留给了中国足球，便又送给我一瓶虎骨酒。这瓶虎骨酒也颇有些来历：50年代初，高岗还在当“东北王”时，曾亲手打死一只老虎。他用老虎的骨头泡了一坛酒，并将这坛酒送给了毛泽东主席。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毛泽东叫人将这坛酒埋在了地下。几十年来风云变幻，当年埋酒的人早已不知去向，这件事似乎也已被人遗忘了。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在清理毛泽东的遗物时才发现这坛酒。酒封得好好的，上面还有个说明，这样人们才得知这坛酒的来历。后来酒被分成了十几瓶，分别送给了当时中央的老同志，胡耀邦也分得一瓶。然而，平易近人的胡耀邦又把这瓶酒转送给了我，怎不令人感动！
　　
　　除了喜欢看球，偶尔我也踢踢球，不过纯粹是为了活动活动。我们围棋队就有支足球队，休息的时候就踢上一会儿。我是守门员，队员们对我挺照顾，从不使劲儿射门，所以从来没有失过球，因此还得了个“钢门佐夫”的绰号。
　　
　　除了踢球，我们还经常打篮球，而且还曾和国家女篮进行过一场比赛。当时我们围棋队进行身体训练是和国家女篮在一个体育馆里，关系比较密切。有一天王元跟我说，女篮提出和我们打一场球。我说那怎么行，我们不是干挨打吗？他说没关系，她们只出三个人，我们还是五个，我们现在天天都在练，肯定打得她们发不出球来，而且谁输了谁给对方买五十个冰淇淋。我看他那牛得不得了的样子，就轻信了他的话。
　　
　　结果人家连郑海霞都没上，只出了三名替补队员就把我们给收拾了。不是人家发不出球来，而是我们没法打，连球都摸不着，个头也差多了，和她们站在一起，我们就跟小弟弟似的，让人一撞站都站不住。

　　那天我去看了，围棋队丢脸丢尽了，最后我们还得掏钱给人家买了五十个冰淇淋。
　　
　　不过和国家女排的那场比赛我们大为风光，把她们打得惨败。不过比赛的不是排球，而是五人制足球。

　　后来袁伟民急了，亲自上场。他勇猛无比，骁勇异常，我们谁也挡不住他，被他打得稀里哗啦。本来我们是大胜，袁伟民一上我们就彻底崩溃了。
　　
　　提到袁伟民，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事，我曾把他的儿子痛打了一顿。他儿子当时十来岁，调皮捣蛋不说，还仗着他爸爸是袁伟民为所欲为。当时条件不好，训练完了，大家都在体委的公共浴室洗澡。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冷，大家正在洗热水澡，他儿子突然跑进来，用凉水滋人家，搞恶作剧。人家知道他是袁伟民的儿子，也不敢管他。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的儿子，走过去对他说，小朋友，你这样做不好，大家都脱得光光的……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就给我来了一句：你管不着！我这人很少发脾气，再说他还是个孩子，所以仍耐心地说，你这样不好，人家多凉呀！他说，你是哪儿的？你管得着吗？我爸爸是袁伟民！那样子非常牛气，就像电视剧里的恶少。
　　
　　我一听大怒，什么？你是袁伟民的儿子就想胡作非为？我今天就揍你这样的，看你下次还敢不敢！我从来没打过人，那天我拿起毛巾就抽他。抽完之后我对他说，你回去告诉你爸爸，是聂卫平叔叔抽的你。

　　真是不像话！他要不说是袁伟民的儿子我不会揍他，顶多教训一顿也就算了，他说了我就非得揍他不可。

　　袁伟民的儿子回去后果然和他家里人说了，他们打来电话说我管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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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集训队

　　九年来我历尽坎坷，终于以一名正式棋手的名义参加全国比赛。我太想得冠军了。
　　
　　凡是喜欢上围棋的人，此生便再难与围棋分手，何况那些曾经从事过这项运动的专业棋手了。在“文革”中，陈祖德他们虽然已是工人，被下放在工厂，但每天的“手谈”是绝对不可少的。在他们中间，除了陈祖德被公认为“霸主”外，其余“各路诸侯”都是“雄踞一方”，互不相让。“文革”后期，我从东北农场回到北京，为了下棋，也加入到他们这个小群体中。于是，这场“争霸战”更加激烈不说，还平添了几分“惊险”。
　　
　　最初，诸位国手并未将我放在眼里，几度交手后才感到，不施展出点“毕生绝招”就难以取胜，不由得紧张起来。对于以陈祖德为首的这些早已蜚声棋坛的国手来说，他们之间的争斗，胜虽欣喜，败亦不丢面子；可和我这个无名之辈对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万一输了，传出去那还了得！因此每逢与我下棋总是全力以赴，妙着纷呈，常常把我杀得汗流浃背。回忆起来，当时下棋的激烈、紧张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现在的全国正式比赛。
　　
　　藤泽秀行曾强调过，成为优秀棋手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棋手在15岁至25岁期间，要有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木谷门下为什么涌现出众多的一流棋手，关键就在于创造了这个环境。我认为秀行先生的见解完全正确，正因为我在20岁时就和陈祖德等著名棋手终日厮杀，所以才有可能进入一流棋手的行列。
　　
　　那时我白天拼命下棋，晚上再把白天所下的棋摆出来反复研究，直至深夜。有时思路一钻进棋里，我就会忘记一切。比如下完棋骑车回家，常常因为脑子里还在苦苦思考棋里的变化，不是闯了红灯就是骑错了路。渐渐地，我惊喜地发现，除了陈祖德，我对其他几位国手已经略占优势了。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呕心沥血，赶超日本”的宏远目标，在我心中逐渐形成了。
　　
　　1973年的春天，发生了一件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大事。由周总理提议、邓小平副总理批准，中国国家围棋队重新组建了。我荣幸地被选入由三十多名全国各地的高手组成的集训队，从此掀开了我围棋生涯的新篇章。
　　
　　1972年至1973年是我学习围棋最狂热的时期。那时我下起棋来几乎从来不感觉到累。集训队的训练安排是很紧张的，一周至少要下三四局（训练比赛），对有的棋手来说，三四局正规比赛已经相当累了，但远远满足不了我的需要。除了训练比赛，我把全部的业余时间都用来下棋，星期六都不回家，只要有人奉陪，我能从早上一直下到深夜。这种“车轮大战”往往使许多集训队员招架不住，不得不中途休战。
　　
　　当时，集训队里的高手们最怕被我缠住下棋，因为一下起来，他们赢了，我自然不肯放他们走；输了，他们自己又不甘心，所以经常是下个没完没了。以至于一到周末，诸位国手便对我“敬而远之”，晚饭后立即逃之夭夭，惟恐被我缠住而不得脱身。我敢肯定地说，那一时期我下棋的局数之多，超过任何三名集训队员加起来的对局总数。
　　
　　那时资料很少，有些棋谱很晚才能找来，如能得到个日本的最新棋谱，那简直如获至宝，往往能摆上一个通宵。这种拼命式的努力当然也得到了报偿，在集训队的内部比赛中，不是陈祖德第一、我第二，就是我第一、陈祖德第二，我们两人的棋明显比别人高出一块。
　　
　　在集训队我的成绩不错，可在与日本棋手的对局中，由于没有比赛经验，我发挥得很糟。
　　
　　1973年夏天，以坂田荣男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来华访问，这是自从“文革”中两国围棋界中断往来后，日本第一个访华的代表团。代表团阵容强大，团长坂田荣男正在鼎盛时期，团员中有加藤正夫等人，都是活跃于日本棋坛的一线棋手。
　　
　　当时我是没有资格和坂田下的，我太年轻了，日本人也不知道我，可按实际水平，怎么也应该安排我和专业棋手下，实际上却给我安排了个业务七段西村修。即使这样，头天晚上我还是紧张得一夜没合眼。

　　这是在我的职业围棋生涯中第一次碰到日本棋手，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比赛，所以不知道怎么办好，也不知怎样才能放松下来。
　　
　　当时大家都住在工人体育场，我和陈祖德等六人住一个屋，我怕影响他们，于是深夜一个人跑到训练室。训练室还有一个人，是福建的黄梁玉，他第二天没有比赛，不知为什么也睡不着。我们打了个招呼，没有说话。我就坐在棋盘前发愣，也没打谱，就像入了魔似的。一直坐到三四点钟才回去，躺在床上还是睡不着。
　　
　　第二天同西村的比赛我执白输了，一方面对西村“粗野”的下法不适应，另一方面我的状态非常糟糕。

　　输棋后我痛苦极了，这可不是一般的痛苦，这是我第一次尝到失败的苦果。接着，赛场转移到郑州，这一次让我和加藤下，这也是我的围棋生涯中第一次和加藤交锋。加藤当时是七段，比我的实力强，但我拼得很厉害，发挥得也还可以，尽管输了，心理是平衡的。
　　
　　第三盘给我安排的是位二段的女棋手，虽然赢了，心里反而不平衡，似乎我只能赢女的。从我在队里的地位，给我安排这三个对手不太合理，显然是对我不重视，实际上那时我在队里的成绩已经和陈祖德不相上下。这次中日比赛我们大败，不过那也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整体水平。
　　
　　近来，我偶尔翻看了一下自己在1973年的对局记录，感到很有意思。从棋风上来说，1973年的下法和我现在的下法颇有不同。那时我的棋纯属“力战型”，爱好赤裸裸的拼斗，总是开局就到处寻衅，一有机会便厮杀起来。打个比方，就像是拳击比赛，对手一拳猛击过来，我不闪不避，也向对方身上猛击一拳。如此打法，自然是谁的拳头有力，谁就占便宜。而现在，我再碰到这种情况，就会首先考虑如何躲闪，保证自己不挨打，然后看准对方弱点再出拳，从棋风上看，就是变稳健了。不管说我现在的棋是“灵活型”也好，是“感觉型”也好，总之，过去那种猛打猛冲的下法，我已极少采用了，这也许是因为和日本高段棋手对局多了，受他们影响的缘故吧。
　　
　　在日本成名的高段棋手中，属于“力战型”的较少，大都是讲究先布好阵势，占据有利地形，然后再寻找战机。表面看上去温文尔雅，暗中却在积蓄力量，就像马拉松运动员，并不在途中某一段路上疾奔猛跑，而是均衡地分配着力量，为最后冲刺作准备。这种不露锋芒的含蓄下法，日本称之为“软打”。我现在的下法似乎就属于“软打”一类，比起“力战”来，我认为“软打”更能显示出一个棋手的技艺。

　　不过，并不是说“软打”就一定比“力战”更高明。就拿当代日本棋界“力战型”的代表加藤正夫为例，他的“力战”就让日本的高段棋手叫苦连天，而且他多次获得“本因坊”、“名人”的头衔。我国棋手刘小光等也属“力战型”，同样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可见，“力战型”棋手也有其独到之处。
　　
　　我在1973年的棋，不仅仅是“斗力”，而且下出的着法都有一股“横行霸道”的味道，别人虽觉得我的下法有些无理，但也无可奈何。惟独碰上陈祖德我就傻了，因为他的力量比我大，也更加“霸道”。我这“小霸”碰上“大霸”，只有甘拜下风。
　　
　　尽管如此，我在1973年确实下出了不少好棋，以我现在的水平来衡量，质量也都不坏。虽说那时的棋还不成熟，但从中表现出的强烈的进取心则是极为可贵的，遗憾的是，这种进取心，现在在我身上多少有些淡薄了。
　　
　　1973年是值得怀念的一年。国家围棋集训队的组建，标志着中国围棋事业的重新起步。作为集训队的一员，我也重新认识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恢复了做人的尊严。整整一年期间，我为有充分的对弈时间及高水平的对手而陶醉，除了下棋，似乎世上其他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可就在这时，我又遭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
　　
　　1974年4月，我的名字被列入访日的中国围棋代表的名单。访日比赛，这是多少棋手梦寐以求的事啊！

　　可是就在我喜悦激动之时，突然传来山河农场拒绝为我做政审的消息，我当时真的就像掉进冰窟窿一样，凉透了心。
　　
　　当初我进国家围棋集训队是经过一切合法手续，并经农场总局同意了的，山河农场即使有抵触情绪也无可奈何。我也有个错觉，以为以后就是下棋了，不会再回农场了，也没跟农场继续汇报。其实我的一切关系、档案还都在农场，我要出国必须经原单位进行政审，这正是我最感头疼的事情。
　　
　　果然不出所料，农场非但不给我做出国鉴定，还愣说我是“走后门”，严令我必须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他们也不想想当兵可以“走后门”，上大学也可以“走后门”，但围棋是一种竞赛项目，是要真水平的，这可怎么“走后门”？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的手里，直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悲。
　　
　　当时全国正在搞“批林批孔”运动，特别是1974年初，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叫钟志民的反对他爸爸“走后门”让他当兵的事迹后，全国掀起了反对“走后门”的高潮。国家体委副主任李梦华原想保我，可在这风头上他自身都难保，也就顾不上我了。结果就在中国围棋代表团乘上去日本的飞机的同时，我坐上了返回农场的火车。
　　
　　在火车上我眼泪汪汪，痛苦得不得了，甚至感到人生失去了意义。我想我在农场没有干过什么了不起的坏事情，就打过那么一次架，不能这么整我，断送我的前程啊！我当时对农场的做法简直无法理解，憋了一肚子怨气，可还不能表现出来，到了农场还得老老实实地干活。
　　
　　这一次农场可给了我点颜色看，让我去起猪圈。四五月份刚化冻，活又脏又累，别人都是干几天就有人替换，可偏偏没人来接替我，我只能忍气吞声。人家对我还挺羡慕，问我不是在国家集训队吗？不是还拿了个全国十省市的冠军吗？怎么又回来了？我都没法回答，也不敢多说什么，我怕万一传到农场领导的耳朵里，再对我进行更严厉的报复怎么办？我只有强忍住内心的痛苦，默默地干活。
　　
　　直到6月份，农场总局才把我调上来，让我准备参加7月份的全国围棋比赛，这样我住到了哈尔滨。这段回忆对我来说真是刻骨铭心！
　　
　　比赛在成都举行，这是自“文革”以来第一次正式比赛，距上一次郑州举行的全国比赛，间隔已八年之久。我是作为黑龙江省队的棋手参赛的。本来我们可以从北京转车直达成都，可大家想借此机会过一下长江三峡，于是先坐火车到上海，再改乘船去重庆，然后再到成都。
　　
　　在火车上有个小插曲。那时我们都没资格坐卧铺，在车上很无聊，也没地方睡觉，为了消磨时间，我就跟李吕建学下国际象棋。他是国际象棋的专业棋手，教我时让我一个后。我一下觉得很有意思，就迷上了。这时曾在国家队当过教练的吴广熹凑过来对我说，你这国际象棋让个后那还怎么下？意思是我的棋太差了。我被他这么一挖苦，心里特受刺激，我就憋了口气，一定要下好，首先赢他。
　　
　　到了船上，我就拉着吴广熹下，一开始平下，输一盘长一先，一先二先三先，让一马，让两马，再让一车，让两车，最后我让他一后。这时我就跟他说，国际象棋不是不能让后吗？弄得他无话可说。在船上几天下来，我都可以赢省队一些水平比较差的队员了。后来我的国际象棋水平有了惊人的进步，我赢过当年的全国女子冠军刘适兰，赢过谢军（也是在她取得全国冠军的时候），还赢过世界少年冠军诸宸等，以后就不下了。
　　
　　到了成都，我真是感慨万千，九年前我就是在这里获得了“全国十省市围棋邀请赛”儿童组冠军。九年来我历尽坎坷，终于以一名正式棋手的名义参加全国比赛。我太想得冠军了，除了一般棋手的胜负观外，由于我的户口仍在农场，所以对我来说更是事关重大，直接影响我的前途。
　　
　　战幕拉开后，我弈得颇为顺手，连赢五盘。第六盘我遇上陈祖德，当时他是四胜一负，积分比我少，我们之间的胜负直接关系到争夺冠军，前一天晚上我早早就上了床，可越想赶快入睡越睡不着，各种念头像扑灯的飞蛾，赶都赶不开。就这样，我思前想后，患得患失，像“烙饼”似地在床上翻腾了一夜。
　　
　　睡眠不足加思想包袱，使我第二天坐在比赛的棋桌旁，觉得头昏脑涨，眼皮发沉。而陈祖德却精神抖擞，从容不迫，充满了自信。这一来我越发慌乱了，比赛开始后，我突然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往日的灵感全都不知飞到哪儿去了。陈祖德下一着，我就机械地跟在后面应一着，可他的作战意图是什么，我却根本定不下心来仔细想一想，最终演出了我对局史上最丢人的一幕———81手就认输了。
　　
　　本来激烈拼杀是我的拿手好戏，对局时，一碰到双方棋子接触的“肉搏战”，我的力量便会迸发出来。

　　可这一局，在角部的第一个战斗中，我就溃不成军，好像是决斗的剑客，我的剑还没来得及出鞘，对方的利剑就已经刺穿了我的胸膛，竟然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在认输的一刹那，我真恨不得一头钻进地里去。
　　
　　本来等着看一场精彩好局的棋迷们，对我如此不堪一击，无不感到惊讶和失望，纷纷扫兴而去。
　　
　　比赛的惨败，人们的议论，使我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沮丧之中，以后又接连败给了王汝南、罗建文等人，结果只获得第三名。
　　
　　回到哈尔滨，大家就准备各回各的单位，我没地方去，只能回农场。散伙前大家到一家饭馆聚一下。

　　当时哈尔滨流行偷盘子，我们去的那家饭馆就不知丢了多少，现在说起来都是笑话。我们之中大部分都是哈尔滨本地人，都有很多熟人，那天都自己用盘子带了菜来，王加良就带了很多好的菜。
　　
　　王加良是象棋冠军，用现在的话可以说是棋界的“大哥大”，哈尔滨没有不知道他的。那天我心里很痛苦，因为第二天就要回农场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来，我就借酒浇愁，喝得特多，到后来都快醉了。

　　吃完饭出门时，王加良被守在门口的一个老头拽住，我们立即围了过去，问出了什么事。原来老头说王加良偷了他的盘子，王加良说盘子是自己带来的，老头非说是偷的，就吵了起来。王加良当时也喝多了，说起话来唾沫星子乱飞，喷了老头一脸。老头急了，动手就打。我们十几个全是小伙子，见状就不让他打，没想到老头很粗野，最后闹到派出所。
　　
　　派出所的所长认识王加良，也认识老头，一进门所长就说：“加良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王加良指着老头说；“他说我偷他的盘子。”所长又对老头说道：“王加良怎么会偷你的盘子呢？！”老头听清这人是王加良后，说：“哟，你怎么不早说你是王加良呀？以后这个饭馆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白吃！”原来老头是个象棋迷，是王加良的崇拜者，刚才还是仇敌，动手打架，一听“王加良”三个字，马上就摆平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凭自己的名字就能办成一件事，我感慨很深，人有名和没名是不一样。当时我还没名，自觉上了一课。
　　
　　第二天我就灰溜溜地回到农场。
　　
　　不过这次回来，农场对我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我毕竟获得了全国第三名，这在农场更是破天荒的事。

　　我刚到总场，总场的领导就请我吃饭喝酒，当面告诉我回农场后可以不干活，自己研究棋谱。到了分场，干部对我的态度大变，彻底平反，对我的一切限制都没有了。
　　
　　最令我感动的是那些知青“哥们儿”，他们又偷来一只鹅，躲在烧水的小屋里请我吃鹅肉。他们说我这个人很执著，很有毅力，能在这种逆境中冲出去，将来一定能大有作为，到时候不要忘记“哥们儿”，忘记在这个小屋里吃鹅肉的情景。当时我们就是把鹅肉放在开水里煮熟，然后蘸点酱油就吃，没有其他任何作料，可是感觉香极了！现在吃鹅，不管在哪儿吃，我一点胃口也没有，那时却觉得鹅是世界上最好的美食了。吃完之后，借着酒兴，有人弹起吉他，有人敲着水桶打拍子，大家就胡乱唱了起来。唱着唱着就有人哭了起来，气氛顿时变得有点奇怪。这也是，多少年来他们都不能回家，今后怎么样还很难说，而我那时已经知道我肯定能回家了，相比之下他们能不伤感吗？我非常理解和同情他们，可那又能怎么样呢？！
　　这些人我还真的记得很清楚，当时的情景也历历在目，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忘记。
　　
　　10月，金色的季节，国家集训队又开始集训，我这才离开农场，回到北京，开始了新的篇章。

天马行空

首次夺冠

　　由于激动，当我在裁判员递过来的对局记录上签名时，手颤抖得怎么也无法把字写工整。离座之际，连腿都发软了。
　　
　　在青少年时期，我从来没敢想过将来自己能成为一位全国冠军，因为我觉得那些冠军们都是才华出众、高不可攀的人物。但自从参加集训队之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把夺取全国冠军当成了“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对局胜率的提高，这一愿望也越来越强烈。197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运会恰好给我提供了机会。
　　
　　为参加全运会，我又回到黑龙江组建围棋队，因为团体赛必须有五名棋手。我在黑龙江也带过几名学生，但水平都不行，这时我就想到了程晓流，此时他还在农场务农。为此我赶到他所在的九分场，动员他出来。开始他还不愿意出来，很傲气，自视甚高，想上大学什么的。我说我是专程从北京赶到这儿找你，来之前还跟省体委的领导做了工作，作为知青、战友、朋友我是替你着想，不要老在农场里待着了，出来机会更多。在我的一再劝说下，他终于被我说通，参加了黑龙江省围棋代表队。由于整体水平不行，团体赛我们的成绩差强人意。
　　
　　个人赛的决赛，由获得分组循环赛的小组第一名的四位棋手参加，其中有陈祖德、王汝南、赵之云和我。决赛采用循环赛的方法。在决赛之前，尽管我明知迟早要和陈祖德相遇，但心情上很希望把我们之间的决战向后拖一拖。只要我赢了前两场比赛，那就能以有利的姿态与他一争高低，最起码心里能踏实一些。

　　不料9月23日的抽签结果，第一轮我就碰上陈祖德，真可谓“冤家路窄”，我也只能暗暗叫苦。
　　
　　当时舆论界一致认为，冠军将在陈祖德和我之间产生，但一想到要和他进行一番生死搏斗，我就有些心惊胆战。陈祖德曾三次荣获全国冠军，又是第一个战胜日本九段的中国棋手，1974年我就惨败在他的手下，和冠军失之交臂。没有和陈祖德比赛过的人，是很难想象他在盘上那种咄咄逼人的威势是如何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
　　
　　9月23日晚上，未能进入决赛的棋手全都出去尽情玩耍，而我一想到明天的激战，心里就一阵阵发慌。

　　这和一年前的情景是多么相似啊！想到此，我悚然一惊，去年那令人痛苦的一幕还会再演吗？我马上鼓励自己：“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一年来的苦练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即使输了也要拼得“壮烈”一些。这样一想，我的心平静了下来。
　　
　　9月24日，景山公园的围棋比赛大厅里，坐在我对面的陈祖德久久地注视着棋枰，然后轻轻地揿下按钮，停止了比赛计时钟的走动———这是棋手认输的表示。我顿时感到一股狂喜的热流迅速地涌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强作镇定地向他颔首致意。由于激动，当我在裁判员递过来的对局记录上签名时，手颤抖得怎么也无法把字写工整。离座之际，连腿都发软了。这就是我在争夺全运会冠军征途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尽管这只是决赛的第一局棋，但我已看到通向冠军宝座的大门为我打开了。之后我又战胜赵之云、王汝南，以十四连胜的战绩获得了第三届全运会围棋比赛冠军，这是在我获得的诸多冠军中的第一个冠军头衔。
　　
　　获得冠军，当然高兴万分，然而夺取冠军的艰难征途，使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棋艺未精，只不过是运气好而已。比如和王汝南的那盘棋，局势几经变化，最后形成了极细微的局面，正常收官，我可能要输一点点，可他过于紧张，出了一个小漏洞，反被我险胜1／4子。事后王汝南难过得捶胸顿足，而我在胆战心惊之余，不能不暗自庆幸自己的运气好，不然的话，冠军的桂冠就会戴在王汝南的头上了。
　　
　　在此之前还有一件有趣的事。1975年胡耀邦主持科学院的工作，亲自过问了我父亲的问题。在我父亲还未正式宣布恢复工作的时候，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请他到围棋协会任副主席，同时担任全运会围棋比赛的裁判长，也算是散散心。
　　
　　我和父亲有种奇怪的默契，他不抽烟喝酒，也不让我抽烟喝酒。其实我在外面是既抽烟又喝酒，但我从不当他的面抽烟喝酒。他当了裁判长，我们就经常在公开场合见面，躲都躲不开。我抽烟时，只要有人一说“你爸爸过来了”，我赶紧就把烟掐了。这事闹得围棋队的人都知道，有时还故意和我开玩笑，等我把烟掐了一看，我父亲根本没来。但我仍不敢大意。

天马行空

冲击日本九段

　　这盘棋在我围棋生涯中是个决定性的转折，它不仅确定了我在中国围棋界的地位，而且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心。
　　
　　中日棋战历来为中国棋界所重视，与日本棋手作战的成绩往往是衡量中国棋手水平的重要依据。尤其是1980年以前，在大多数棋手心目中，战胜一个日本九段棋手甚至比获得全国冠军还重要。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要从中日两国围棋交流的历史谈起。
　　
　　中日围棋不相往来的状态，一直到1960年才宣告结束。在陈毅副总理和日本松村谦三先生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这一年，由濑越宪作名誉九段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抵达北京，揭开了现代中日围棋友好交流的序幕。
　　
　　因为是首次访华，日本棋界对此极为重视，除濑越名誉九段外，还派出了坂田荣男九段、桥本宇太郎九段、濑川良雄七段、铃木五良六段等高级棋手。中国方面也倾全国之精英，当时号称“南刘北过”的刘棣怀、过惕生等前辈棋手全部披挂上阵。虽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围棋水平已提高不少，但比赛的结果仍然是触目惊心的。在中国棋手被全部让先的情况下，日方在总计35局比赛中，胜32局，负2局，和1局，占了绝对的压倒优势。
　　
　　此后，一直到“文革”前，虽然日本的高段棋手对中国棋手的态度基本上是辅导性的，但是从1963年开始，陈祖德的突进使中日围棋交流增加了一些对抗的色彩。这一年，日本代表团访华，虽然总成绩中国仍以19胜、33败落后，但陈祖德在和专业棋手授先、业余棋手分先的比赛中，五战五胜，其中包括战胜杉内雅男九段、宫本直毅八段和桑原宗久七段。这一空前战绩，为中国棋手奋起直追，赶上日本，吹响了进军号。
　　
　　1965年，陈祖德首次以分先战胜了岩田达明九段，使中国棋界为之欢欣鼓舞。从60年代初日本九段让2子还无法取胜，到1965年分先战胜了九段，短短的六七年时间，中国的围棋水平已有了惊人的飞跃，如果再努一把力，陈老总所希望的“十年赶上日本”将很可能提前实现。但在这关键时刻，“文革”爆发了，这使中国围棋的发展停顿了八年之久。与此同时，日本棋界却更加欣欣向荣，涌现出大竹英雄、石田芳夫、武宫正树、加藤正夫、小林光一等一大批优秀的青年棋手，中日围棋水平又一次拉开了距离。
　　
　　1973年，在周总理的关切下，中日围棋重开交往。然而我们的水平似乎更加落后了，56局比赛，只胜了14局，和了2局，输掉了40局。
　　
　　就在这种形势下，我生平第一次参加了和日本棋手的正式比赛。我遇到的第一个日本棋手就是西村修业余七段。他曾获业余“本因坊”冠军，是日本的业余“豪强”。他棋风怪异，攻杀凶狠，水平实不在当时一般的中国好手之下。在中国棋手中，我的能吃能睡是颇受人羡慕的，可在和西村比赛的前夜，我竟然紧张得不能入睡，辗转反侧到次日凌晨3点，干脆爬起来到外面去散步。就这样，通宵不眠加上紧张，使我很快就败下阵来。
　　
　　紧接着，我又惨败在加藤正夫手下。最后好不容易才赢了女棋手小川城子二段。拙劣的比赛成绩，使我羞愧得无地自容。
　　
　　1974年12月，以宫本直毅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来华访问。和1973年一样，第一盘又让我对个业余棋手村上文祥。我执白输了。第二盘我又输给苑田勇一七段。第三盘碰到个二段，我赢了。和去年所不同的是让我下了第四盘，对手是个女四段，柳内惠美子。给我安排这么差的对手，说明围棋队对我还是不重视，当然我自己也不争气，成绩不好。可是前两盘输棋也是心态不平衡所致。队里其他人的对手都比我强，老让我对业余的，女的，我的心态能平衡吗？按我的实际水平，我已经完全具备了同日本九段一争高低的实力，可是不给我机会。
　　
　　当时陈祖德已经同宫本下了两盘，全输，队里的其他人也都和他下过一两盘，也是全输，宫本保持着六连胜。这时其他队员实在看不下去了，“闹”了起来，纷纷要求让我和宫本下这最后一盘。这完全和我无关，我自己当时还觉得没办法，只能和女四段去下。第二天开了一上午的会，全体队员都说让我下，这样临时换了名单，由我对宫本直毅，吴玉林去下柳惠美子。我听到这个决定，心里既激动又紧张，我甚至认为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了，如果再不赢，以后还会让我和九段下吗？我下决心这盘棋非要破釜沉舟地拼一下不可。
　　
　　我和宫本直毅的这盘棋是12月9日在上海和平饭店下的，这天正是宫本先生的生日。他本来想来个七连胜，作为给自己的生日礼物，然后就可以“班师回朝”了。这盘我执黑，考虑到对方是九段高手，如果用平稳的布局恐怕难以取胜，所以一开局，我就采用了攻击性强的对角星布局。不出我所料，从我的第七手“大斜”开始，就展开了激战。虽然后面的变化很多，胜负也不能由此而定，但从一开始就走出了自己的步调，这对对局者的心态来说是很舒服的。这盘棋一共下了十个多小时，都读秒了，这是我一生中下得时间最长的一盘。本来我可以赢很多，为了安全，最后只赢了2子。
　　
　　这是我第一次和日本九段相遇，并且取得了胜利。如果是他出了个“勺子”，走了“昏招”，那还另当别论。这盘棋从头到尾我都压着他，可以说是完胜。宫本输棋后非常沮丧，一个人围着大厅转，也不说话。当时已经很晚，有8点了。我理解他的心情，因为大家都懂棋，他一点胜机都没有。是完败。更主要的是对手是个无名之辈，如果是输给陈祖德回去还好交代。
　　
　　后来我和宫本先生的关系很好，他跟我说，当时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也没想到中国居然还有一个能赢我的人。我跟他说，你生日这天不错，你造就了一个优秀棋手。如果那天你赢了，我可能要晚很多年才能出来。

天马行空

“聂旋风”

　　秀行九段惊异地对身边的翻译说：“咪咪咪（日语“三耳”之意）的棋和他的名字一样新颖，下得好极了。”

　　1976年4月5日，在东京读卖新闻社二楼大厅，中日棋战正式打响了。坐在我前面的对手正是赫赫有名的藤泽秀行九段。秀行先生是最为我国广大围棋爱好者所熟悉的日本著名棋手，他功力精深，技术全面，更以风格独特而获盛名。他曾奇迹般地蝉联六届“棋圣战”冠军，从而使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被日本棋界称为“怪杰”。在我们下这盘棋时，秀行先生是当时“天元赛”的冠军保持者。
　　
　　赛前，日本棋界认为藤泽秀行九段获胜是毫无疑问的。身拥“名人”头衔的大竹英雄九段更是直言不讳，他和中国围棋代表团团长谈论这场比赛时说：“聂选手虽然是中国的冠军，水平很高，但若同我们的秀行先生相比，还差得很远。打个比方，秀行好比是大相扑，聂选手是个小相扑，大相扑只要稍用力一弹，小相扑就会败退下来。”大竹九段有此看法并不奇怪，因为从技术和实战经验来说，我确实赶不上秀行先生。不过他们忽视了一点，即心无旁骛、志在必夺的决心，使我进入了最佳状态。
　　
　　此局，我占先行之利，双方激战数十回合，我仍死死地保持着先着效力，最终以2目险胜。对此，秀行九段惊异地对身边的翻译说：“咪咪咪（日语”三耳“之意）的棋和他的名字一样新颖，下得好极了。”
　　
　　第二场对村上业余七段的比赛，开始我没把他放在眼里，满以为略施小计，便可取胜。结果战局刚开始，在一个局部的攻杀中，我一着不慎，便被对方牢牢抓住机会。我真没想到村上先生竟有如此高超的技艺。在他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下，我的白棋几乎全面崩溃。我判断了一下形势，发觉黑棋已经领先三四十目，一阵绝望袭上心头。这时比赛才刚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我环视了一下大厅，看到队友们都在全神贯注地与对手拼搏着，不禁对自己的轻敌痛恨不已。作为主将，我深知，如果这么快就败下阵来，中国队的士气将大受影响。“不能认输”，“不能影响队友”，我咬牙发狠，决心不下到最后一着，就绝不认输。但局势恶化到如此地步，决心再大，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我一反自己的棋风，拿出了1973年时“棋行霸道”的蛮力，到处挑战寻衅，企图把局面搞乱。刹那间，盘上硝烟滚滚，战火纷飞。面对我的“疯狂”抵抗，处于绝对优势的村上反倒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村上虽说是日本业余棋手的顶尖人物，但还从来没有赢过职业高段棋手，更不用说九段了。而我已经战胜过四名九段，因此战胜我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不仅是战胜了中国的冠军，而且等于间接战胜了九段。在极度渴望获胜的心情下，他显得比我还紧张，结果一让再让，下出了一连串的缓手，最后被我以1目反败为胜。

　　实际上，一直到收官之前，他走对了还能胜一两目。
　　
　　这如履薄冰的一局棋，使我浑身直冒冷汗。比赛结束后，我才感到衬衣都被汗水浸湿了，这就是因轻敌而遭受到的报应。我不敢想象这局棋如果输了，以后的结局会怎样。不过成功地渡过危机，使我精神大振。
　　
　　4月10日在福冈我执黑以6目的优势战胜加田克司九段。这局棋引起了日本棋界专家们的注意，他们认为从棋的内容上来看，黑棋下得非常好，几乎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尽管白棋并没有下什么恶手和坏棋，结果仍是输了。后来大平修三九段特意撰文详细讲解了这局棋，认为这是黑棋的杰作。
　　
　　4月13日在大阪我执白以2目之差负于桥本昌二九段。桥本先生是日本关西棋院的一把尖刀，在日本各大棋战中均有出色的表现。他的棋风厚实、稳健，尤其在他执黑棋时，要战胜他是相当困难的。我就是在领先的情况下，一步随手棋导致了形势的恶化。我更深一步地领会了“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道理。

　　4月17日我又在名古屋执白战胜岩田达明九段。这局棋岩田采用了“中国流”布局，而我以“小目”、“三三”、“单关守角”相对抗。至白42的一系列应接，完全按我的设想所进行，步调极为流畅。局后岛村九段称这为“大江直泻奔流”的气势。但接下一手白44太贪，险些酿成苦果，这是需要我认真记取教训的。
　　
　　最关键的一局是我和石田芳夫九段的最后一盘比赛。“本因坊”和“名人”两大冠军的头衔，哪怕只得到其中的一个，也足以使日本的职业棋手为之奋斗终生。而当时石田芳夫已经连续保持了五届“本因坊”冠军，并荣获“终身名誉本因坊”的称号，同时他还获得“名人”冠军。他当时还不到30岁，正是他的“黄金时期”，他思路敏捷，判断准确，有“电子计算机”的美称，是我所遇到的最强大的对手。
　　
　　这局棋是4月19日在东京日本棋院进行的，由我执黑先行。当时到场观战的不仅有很多日本的高段棋手，还吸引了各大新闻媒体的众多记者。这局棋如果说我是“胆战心惊”、“如履薄冰”，一点也不为过。
　　
　　10点差2分，我和石田芳夫九段相继入座，静待着裁判长宣布比赛开始。这一两分钟的时间可真难熬啊！

　　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当时我的心情就像坐在考场里等待老师发考卷的学生一样忐忑不安。为了稳定情绪，我点了一支香烟。
　　
　　石田九段一入座，就将双手放在膝盖上，正襟危坐，“以眼观鼻，以鼻观心”，显得从容不迫。当然，我并不相信他的心情就那么平静。
　　
　　比赛终于开始了。石田九段素有精于计算、判断准确的盛名，尤其善于收官。赛前我就估计到他会打一场持久战，因此我使用了战斗力强的“对角星”布局，希望能尽快进入战斗。
　　
　　第7手走大斜定式挑战，是我预谋已久的。因为我过去打石田的谱时发现他很喜欢实地，由于他功夫全面，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宁肯稍损一点，也不轻易和对手一举决胜负。不出我所料，他果然选择了避战的下法，而这正是我所期待的。黑11、13连压，是陈祖德首先下出来的，我在此基础上又进行过研究，这次正好用上了。石田显然感到有些意外，几次从棋盒里拿起棋子又放回去，他衡量再三，还是不愿意立即形成激战，就退让了一步。这一退让，顿时让我一气呵成走到第39手，黑棋不但得到角上实利，而且形成了一块庞大的阵地，一举获得了主动权。
　　
　　此后我越战越勇，灵思妙感接踵而来，下出了一连串的精妙之着。石田九段不愧为当代高手，始终紧紧咬住不放，几次凶狠的反扑都给了我极大的威胁。直到走出第121手，我才出了一口气，这局棋已必胜无疑了。
　　
　　当裁判长神情严肃地宣布黑胜7目时，整个大厅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在新闻记者的闪光灯下，我和石田芳夫本因坊同时站起身来，隔着棋桌握手致意。我察觉出石田先生眼中一闪即逝的懊丧，同时也注意到在大厅里观战的日本棋手脸上所表现出来的惊讶和迷惑：堂堂日本的“本因坊”怎么可以输给一个毫不起眼的中国人呢？而此时却是我永生难以忘怀的一刻。
　　
　　正是这局棋，强烈地震撼了日本围棋界，使他们真正意识到“聂旋风”已经刮到日本本土了。

天马行空

聂卫平时代

　　从1975年到1979年，可以说是我的全盛时期。在此期间，我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优秀棋手们的挑战，把全国冠军的桂冠死死地抓在手中。
　　
　　1976年可谓是个“多事之秋”，随着唐山大地震，中国的政治生活也发生了一系列强烈“地震”：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
　　
　　毛泽东去世时我正在郑州参加全国围棋赛的预赛。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对围棋很支持，河南围棋能搞起来，出了刘小光，就是因为他把罗建文等人弄到河南，培养出了这些人。当时他也想把我调去，我也很想去，河南总比黑龙江离家近，再说刘建勋和我们家是世交，同我的关系也不错。可惜没有办成。
　　
　　由于毛泽东的去世，1976年的全国比赛也终止了。
　　
　　1977年我仍然代表黑龙江队参加全国比赛，在个人赛中我再次获得冠军。陈祖德因被抽调去参与清查“四人帮”的活动，没有参赛。在团体赛中却出了问题，有人指责我们黑龙江队作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由于比赛是在哈尔滨举行，所以组委会的主要负责人是由黑龙江省体委主任担任的，许多具体工作也由黑龙江体委组织落实。当时王加良负责编排比赛程序，据说他在这方面很有一套。在抽签之前他曾问我，把哪个队排在你们一个组里最有希望。我说福建队。这次团体赛一共只有十二支代表队，分六个小组进行预赛，只要小组出线，即可进入前六名。按我们黑龙江队的水平来说，除了我之外，其他四名选手很差，根本进不了前六名，这我心里是非常清楚的，除非我们和比我们还弱的福建队分在一个组。
　　
　　抽签结果真的就和福建队分到一个组，开始我自己还觉得挺幸运。可是没想到这一下引起全国围棋界的意见，都来找我说，你怎么作弊呀！凭良心讲，我没有作弊，抽签仪式我都没去，根本就不在场，而且我平生最讨厌作弊。可是抽签前我确实说过福建队是我们最想碰到的对手，怎么会这么巧？真是有嘴也说不清了。
　　
　　这件事后来闹得很大，全国各代表队都指责我们，甚至还刷了大字报，当然矛头不是指的我，而是黑龙江省体委的负责人。后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我们也如愿获得了第六名。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就像吃了只苍蝇，让人心里特别扭。1978年的全国比赛是在郑州举行的，这次陈祖德参赛，我输给他了。但他输给别人几盘，最后我以总分第一获得冠军，他得第二名。这个时期只有陈祖德对我构成威胁，其他人都差了一截。但这年马晓春参加比赛，我看他不错，收他做了徒弟，那时叫“一帮一，一对红”。他那年刚满14岁。另外还有一名年仅10岁的女孩张璇，我也注意到了。如今她已是八段棋手，成为女棋手中的佼佼者。

　　1979年赶上第四届全运会，围棋赛也列入全运会。这年我仍然代表黑龙江出战。在个人赛中我一盘没输，获得全胜冠军。团体赛我们获得亚军，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从1975年到1979年，可以说是我的全盛时期。在此期间，我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优秀棋手们的挑战，把全国冠军的桂冠死死地抓在手中。在国家围棋集训队的内部训练赛中，我创造过二十三连胜的出色纪录。

　　在对日本棋手的比赛上，亦有突出表现。于是，棋界人士把这五年称作“聂卫平时代”。
　　
　　然而在这期间，有一个对手最让我头疼，他就是四川队的黄德勋。从1975年到1980年的全国团体赛上，我连输他6盘，这也是创了纪录的，所以有人称他为“聂卫平的克星”。
　　
　　黄德勋年纪与我相仿，但资格比我老得多。他的棋凶猛好杀，极善计算，是“力战型”的代表人物之一。按说1975年时他的实力和我已有一些差距，平时训练比赛他几乎赢不了我，可是一在全国比赛中相遇，我就会糊里糊涂地输给他。头两次失利，我心里十分恼火，因为都是在优势很大的情况下输掉的。尤其是1977年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比赛我对他的那局，简直使我哭笑不得。
　　
　　当时我决心报1976年的“一箭之仇”，所以执黑棋也下得非常谨慎，很快就把他逼入绝境。白棋一个大角被“点死”，胜负已成定局。可他紧锁双眉，抱头苦思，就是不肯认输。难道他还有什么高着不成？

　　我疑惑地又把局势仔细地分析了一遍，确信他已“难逃法网”，就满心欢喜地等他停钟认输了。就在这时，他忽然走了一步谁也没料到的怪着，居然把这个角走成一个“后手死”，然后拼命缠绕攻击我外围的两块黑棋。其实这种怪诞的下法，对他来说是出于无奈，我还有不少胜机，但急躁之下，我到底还是昏头昏脑地败下阵来。以后每逢全国比赛遇到他，我心里就打鼓，越想赢越赢不了。以致在后来的比赛时，如果第二天是黄德勋，便会有人来给我打气：“明天对黄德勋，你可得留神啊！”并且当天晚上的话题也全是围绕着这件事，反而弄得我心里更发毛。第二天果然又输了。
　　
　　对于我总是输给黄德勋，棋界议论纷纷，有的人说我轻敌，有的人说黄德勋运气好，还有的人说是棋风的关系，认为黄德勋的棋专克我的棋，换句话就是一物降一物。对此我也甚感不解。后来黄德勋在《围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上，一语道破真情。他写道：“聂卫平确实比我棋高一筹，但他背着冠军的包袱，一方面急于求成，想很快取得优势，另一方面，想利用技术全面的优势，稳中取胜，这原是两种互不相容的心理，撞在一起，枪法就有些乱了。而我没有任何包袱，一上来就竭力拼杀，所以常能乱中取胜。”细想一下，此话果真有道理，我确实是输在心理上。
　　
　　另外我还有一件输给他的事，不为外人所知。1973年刚集训时，有一次食堂吃饺子，我那时刚从农场回来，饭量特别大，而且我从小就喜欢吃饺子，所以一下子吃了七十个。这时黄德勋也说他吃了七十个。

　　于是旁边有人撺掇我们比赛看谁吃得多，先吃到一百个。我当时也是年轻气盛，看黄德勋个子比我小，肚子肯定没我大，就答应了。我们吃一个，旁边的人就给数一个，我吃到第九十四个时，他连吃了两个，我实在吃不动了，当场认输。事后我觉得很奇怪，他怎么能吃九十六个呢？肯定是前七十个有水分。
　　
　　这件事当时过去也就完了，可是十五年之后，1988年，方毅副总理在一次全国发奖大会上，开始还表扬我，说着说着突然之间对我提出严肃的批评。他说他在报纸上看到我跟人赌吃饺子，这怎么可以呢？！

　　他说：“你不能因自己的兴趣就可以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并不单纯属于你个人，国家培养你不容易，你应该对国家负责。”方毅的话对我感触很深，使我明白我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地乱来。后来我很自律，比如我从来不赌博，凡是赌钱的东西我绝对不沾，包括打麻将，玩可以，但只要带钱，哪怕是一角钱，我也不打。再比如喝酒，你比我厉害就厉害，我也不比。一是自己注意身体保养，二是不要给国家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我和黄德勋的关系不错，他赢我非常得意，而且正是在我“独往独来”之时。我真正翻过身来是1981年，我克服了心理障碍，彻底击败了他，以后再也没输过他。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教训，切不可小看心理因素对棋局胜负的影响。

天马行空

对抗时代

　　1983年的中日比赛是中日围棋交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中日两国棋界人士都认识到：从此中日围棋的交流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过去中日棋手之间的比赛，都是带有辅导性的“友谊赛”。但1976年的访日比赛，除了我6胜1负外，中国围棋队在56局棋中，以27胜、24败、5和的总成绩，第一次战胜了日本队。这一结果强烈地震撼了日本棋坛，改变了日本棋界对中国棋手的看法。从此以后，中日棋战开始真正具有了对抗色彩。
　　
　　1977年4月，桥本宇太郎九段率团来访。我对桥本九段和石田章七段，均以1比1战平，胜东野弘昭九段、家田隆二七段和佐藤昌晴六段，总成绩5胜2负。
　　
　　1978年6月访日比赛，与石井邦生九段的“三番棋”，我以1：2失利。胜白石裕九段、菊池业余七段，负藤泽朋斋九段和关山利夫九段。同年，在日方来访的比赛中，我胜仓桥七段，与杉内九段、淡路八段和东野九段战成平局。总成绩4胜4负3和。
　　
　　1979年的中日比赛，我胜了四名九段，一名八段，两名七段和四名业余七段，输给一名七段，一名五段和一名业余七段，总成绩11胜3负。
　　
　　1980年的访日比赛，我胜两名九段，一名业余七段，输给三名九段，一名七段。总成绩3胜4负。
　　
　　1981年中日比赛，我与两名九段、两名七段分别以1：1战平，总成绩两胜两负。
　　
　　1982年，中国围棋代表团访日是很值得纪念的，我在这次比赛胜了四名九段、一名八段、一名业余七段，仅输给“天元”冠军加藤正夫九段一局，成绩6胜1负。而且中国队出人意料地以43胜13负的压倒优势，击败了日本队。再一次打破了自1976年以来的交往平衡，又一次极大地震动了日本棋界。为此，日本棋院受到了舆论界的指责。
　　
　　自中日围棋交流以来，无论是我们访日，还是日方来访，日本出场的阵容，基本上是职业高段、新锐棋手和业余强手组成的混合军。1976年以后，随着中国棋手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涌现出以马晓春为首的一批新秀后，日方出场的业余强手胜率越来越低。到1982年，日本的业余强手已无人能抵挡中国棋手的攻杀，几乎“全军覆没”，这使日本棋界感到“混合军”已不能适应中日交流的形势。于是，在1983年的日本访华围棋代表团组团的前夕，中日交流比赛的主办单位、日本读卖新闻社社长表示，这次组团宁肯多花钱，也要把强手请出来。
　　
　　果然，1983年访华的日本围棋代表团由四名九段和四名八段组成，是中日围棋交流史上实力最强的代表团。团长是石田芳夫九段，团员有石井邦生九段、小林光一九段、苑田勇一九段、佐藤昌晴八段、山城宏八段、中村秀仁八段、长谷川直八段。他们都是读卖新闻社用重金请来的强手，个个身手不凡。尤其是小林光一九段，虽然当时还没有冠军头衔，但多次获得大比赛的挑战权，是公认的“超一流”棋手。在我看来，小林光一的实力比起石田芳夫，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另外，为了激励棋手下好每一局棋，读卖新闻社采取了奖励制，还规定棋手每多赢一盘棋都将获得奖金，数额随着胜局数而倍增，这是前所未有的。石田团长在临行前也公开发出了争取40胜、16败的宣言。
　　
　　然而，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中国棋手并不畏惧，反而更激发了斗志，最后虽然以25胜、31负失利，但所胜的25局都是货真价实，响当当的。如果倒退几年，日方派出这种实力的代表团来，很可能会轻而易举地达到40胜的目标。由此可见，我们已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这次比赛中，我共出场五次，连胜石田九段2局，胜石井九段和长谷八段，遗憾的是输给了小林光一九段，成绩是4胜1负。
　　
　　不管怎样，1983年中日围棋比赛的结局，显然大出日本棋界的意料。于是日方提出希望把“友谊赛”正式改为“对抗赛”，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目前中日比赛的水平。后来，在1984年为我们赴日比赛所举行的欢迎会上，日本读卖新闻社社长村上盛夫先生在讲话中，也充分表明了这一态度。他说：“十二年以前以日中友好亲善为目的，读卖新闻社开始组织了日中围棋交流，而从这次开始，将用‘日中围棋决战’的名称。现在，以友好亲善为目的的交流已进入一个日中围棋决战阶段，将通过比赛，对两国的实力决出胜负。”可以说，1983年的中日比赛是中日围棋交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中日两国棋界人士都认识到：从此中日围棋的交流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过去，中国围棋代表团的组成，基本上是以老棋手为主，青年棋手为辅，还要照顾男、女棋手的比例。

　　为了适应“中日围棋决战”的形势，1984年的组团打破了这一常规，采用了选拔制。国家集训队的全体队员都必须参加选拔赛，只有前八名才有资格参加访日代表团。经过激烈的争夺，最后由我、马晓春、刘小光、曹大元、钱宇平、孔祥明、王元、宋雪林八人组成了1984年的访日代表团。在我的对局史上，1984年的访日比赛是值得回顾的。虽然那一次我并没有什么辉煌的战绩，有的只是惨败的沉痛教训。但是，正是惨败，使我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弱点与差距，重新激发了我向广袤无垠的“棋道”挑战的斗志。
　　
　　早在1983年，日本方面就有了让刚刚登上“棋圣”宝座的赵治勋九段与我下“番棋”的想法。1984年3月，名誉棋圣藤泽秀行先生来访时，也证实了这一消息。据他讲，读卖新闻社已决定，在中国围棋代表团访日时，将请出赵治勋和我下“七番棋”。另外，还准备请出加藤正夫九段、武宫正树九段、桥本昌二九段等一流棋手和中国队的其他队员下“番棋”。
　　
　　这消息一经传出，顿时轰动了我们整个棋界。第一，以往的中日围棋比赛，日本的最强棋手极少出场，这次几乎倾巢出动，足以证明日方对1984年的中日交流的重视。第二，日方提出“番棋”的本身，更加说明日本棋界已开始真正把中国棋手当作了同等地位的对手。所以，日方传来的这一信息，当然会引起我们巨大的反响。
　　
　　过去中日围棋比赛，除了1978年访日时曾下过一次“三番棋”外，通常都是一局定胜负。而日本棋手认为一局定胜负的偶然性太大，只有下“番棋”才能显示出真正的实力。日本的重大棋战的决赛就都采用下“番棋”的形式，棋战的等级越高，下的局数就越多。比如，“王座战”、“天元战”是五番胜负，“棋圣战”、“名人战”、“本因坊战”都是七番胜负。
　　
　　最初，中国棋手远不适应这种“番棋”，往往是第一局发挥不错，越到后来越糟糕。1978年中日棋手的“三番棋”，除了孔祥明3比0胜小林千寿、吴淞笙2比1胜牛之浜撮雄九段外，其他人都输了。后来我们发觉下“番棋”确实有好处，比一局决胜负更有对抗性，竞争的气氛也浓得多。于是我国一些重要比赛的决赛，也开始采取了“三番棋”或“五番棋”的比赛方法。
　　
　　我本人对下“番棋”是很感兴趣的，我感到和同一个对手连下几局，双方的斗智斗力分外有趣，确实使对抗的气氛浓多了。但是，这次我的“七番棋”的对手是日本最强的棋手赵治勋，使我心里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我对日本九段的战绩虽然是胜多负少，但对日本“超一流”棋手却成绩不佳，和加藤正夫、小林光一皆是两战两败，故而早就渴望着与他们再决雌雄。这次能和他们中间的佼佼者赵治勋棋圣对阵，当然使我兴奋不已。
　　
　　感到紧张的是，赵治勋棋圣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日本“超一流”的棋手尽数败在他手下。四十年前，吴清源称雄日本棋坛时，日本棋界曾喊出了“打倒吴清源”的口号。现在赵治勋崛起，又使日本棋界喊出了“打倒赵治勋”的口号，这足以说明他的声望到了什么样的巅峰阶段。此前不久，他在和山城宏七段、王立诚七段、小林觉七段的升降三番胜负中，几乎把这三位肩负着日本棋界希望的青年棋手全部打到了让2子，实在是令人闻之动容。因此和这样强劲的对手下“七番棋”，前景如何实无把握。
　　
　　在这种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下，我开始积极地做赛前的准备。
　　
　　5月22日，我们一抵达日本，就受到日本朋友的热烈欢迎。从日本朋友的言谈话语中，使人感到日方对这次比赛是极其重视的，这也许是在“中日围棋决战”的气氛下，日方将出场的大都是强有力的人物的关系吧。我发现，日本朋友对赵治勋和我的比赛非常感兴趣，虽然由于某种原因“七番棋”改成了“三番棋”（我另外再和加藤正夫下一轮“三番棋”），但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情绪，无论在欢迎酒会上或平常的交往中，话题常常会不知不觉地转到我和赵治勋的“三番棋”上来。
　　
　　5月23日，我们按常例到中国驻日大使馆去，受到了宋之光大使热情亲切的接见。身在“围棋王国”的日本，宋之光大使自然对日本围棋界的情况非常了解，在谈到即将到来的比赛时，他特意表示，如果我战胜了赵治勋，他将举行盛大的招待会以示庆贺。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后，才得到了这种荣誉。我深知宋之光大使的这一表示，是要激励我下出水平，下出风格，为国争光。从他的话语之间，我感到了他对中国棋手寄予的深切期望。从大使馆回宾馆的路上，我默默不语，宋之光大使的话使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感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分量。
　　
　　5月24日，中日围棋比赛的首轮“三番棋”正式开战。当赵治勋棋圣在座位上就座时，我感觉有一股电流通过了全身，刹那间，有关他的种种评价又在我脑海中闪过，使我不由得抬眼打量面前这个名声赫赫的对手。
　　
　　赵治勋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相反，他在日本棋坛的经历，我几乎可以如数家珍般说出来，而且在以往访日时，也曾数次和他会过面。不过作为对手，面对面地坐在棋盘前观察他，还是第一次。以前我见到他时，总见他面含微笑，显得十分厚道，胖胖的面容给人一种平和之中又带有几分天真的感觉，而此时再看，哪里还有半分的平和之气。但见他昂然端坐，神情肃穆，浑身的精力蓄势待发，使我感到一股必胜的威势自他身上扑面而来，直到这时我才真正认识到，为什么日本的许多高手都说赵治勋是最难对付的一位棋手。
　　
　　说老实话，尽管赵治勋在日本的声望已达到了顶峰，但我内心深处多少有些不以为然。在为了准备这场比赛而仔细研究了他的棋后，更觉得他的棋并不像人们所传说的那样神乎其神。我感到赵治勋的棋似乎非常平淡，并没有什么突出的风格。论天才奇想，他不如豪放的藤泽秀行；论攻击能力，他不如凶悍的加藤正夫；论浑厚细腻，他不如林海峰；论诡异狠辣，他不如坂田荣男，此外，大竹英雄、武宫正树等超人一等的长处，他好像也并不具备。再拿他的棋和我的棋相比较时，心里倒隐隐觉得，战胜他似乎并不是太大的难事，所以有一个问题我始终弄不通，为什么日本那些棋术惊世骇俗的一流棋士们都一一败在他的手下。然而，就在看他的一瞬间，我突然懂了。
　　
　　在赵治勋咄咄逼人的气势下，我的自信忽然之间产生了动摇。“这就是当今日本棋坛至高无上的强者，我能战胜他吗？”这个念头忽然浮上脑海，而且挥之不去，心里不禁慌乱起来。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临赛前的那短暂的一刻，居然是那么难熬。
　　
　　由于是首场比赛，要猜先后手，赵治勋猜到了黑棋，他略加思索，便“啪”地一声，下出了第一招。

　　期待已久的比赛终于开始了。
　　
　　为了稳定情绪，我闭上了眼睛，只听得自己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忽然我脑子一闪：赵治勋的名气远在我之上，而且众望所归，我这么紧张，他一定比我更紧张。这么一想，心里反倒平静了。
　　
　　在赛前，我就听说赵治勋对这“三番棋”极为重视，提前两周就戒了酒（他每逢重大比赛都戒酒），而且为了保持“棋圣”和“名人”的尊严，公然表示“三番棋”要2比0取胜，否则就无颜去领读卖新闻社为胜者所提供的巨额奖金。虽说此举颇有些“兵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妙用，但到底负担太大，一旦失手，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比我更“输不起”，这么一推测，我又恢复了自信。
　　
　　关于这“三番棋”的技术细节，我就不多说了，虽然双方从始至终杀得难解难分，而且我也有取胜的机会，但终因对手棋高一筹，而以0比2败下阵来。
　　
　　在东京的另两场比赛，我执白棋输给了武宫正树九段，执黑棋战胜了酒井猛九段。
　　
　　紧接着在大阪举行了第二轮“三番棋”，由加藤正夫九段和我对阵。加藤正夫在第一轮“三番棋”中以2比0战胜了马晓春，士气正盛，而我1胜3负，未免求胜心切，比赛中许多机会居然视而不见，又以0比2失利。
　　
　　两轮“三番棋”均以0：2失利，心情是非常痛苦的，但是痛定思痛，却感到从中得到了极大的收益。

　　赵治勋、加藤正夫这两位优秀棋手所表现出来的高超技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顽强的战斗力，丰富的实战经验，快捷无比地捕捉一闪即逝的战机的本领，“读秒”阶段镇定自若、不慌不忙的态度，都是值得我学习的。此外，他们掌握局面的功夫也很出色。例如，局面相持不下时，不急不躁；优势时，兢兢业业毫不放松；局面不利时，稳而不乱，紧逼不舍。相比之下，我在这方面的弱点就清楚地暴露出来了。
　　
　　不过，虽然日本超一流棋手比我们最高水平棋高一筹，但是他们也有弱点，并非是不可战胜的。就拿加藤正夫来说，过去我曾两次败在他的手下，而且输后竟然不明白输在哪儿了，那时真感到加藤的棋有点莫测高深。可是这次我和他的“三番棋”尽管还是输了，但取胜的机会却很多。于是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一个“怕”字，便被驱赶出来，也许这才是我最大的收获。
　　
　　正是这两个“三番棋”的失利为1985年开始的中日围棋擂台赛做好了必要的心理准备。

天马行空

收徒风波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拿过世界冠军，但我相信我的学生肯定能拿到世界冠军，我在期待着这一天。
　　
　　最近在我“收徒”的问题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起因是1998年2月《广州日报》发表的署名黑白子的一篇报道。在这篇报道中，称我的弟子常昊等人在合同期内，要将在国内外比赛中所获奖金的三分之一给我，而且在合同期结束后的三年内，仍要将所获奖金的三分之一给我，并据“有心人”的统计，我在这几年光“学费”就收了十几万，可谓掘了一个“金矿”。

　　文章中还引用了陈祖德、吴玉林等人的话，对我大加谴责。
　　
　　这篇文章刚一发表我就知道了，只不过我想现在议论我的人多了，也就没当回事，而且文章失实太多，根本不值一驳，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理它。没想到后来全国许多报刊都转载了这篇文章，搞得满城风雨，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也给围棋界带来了一些不团结的因素。我的许多朋友纷纷打来电话，说你不出来讲讲，难道是默认了吗？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得不出来讲几句了。
　　
　　首先关于三分之一的奖金提留，这是在合同中明确规定的。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只有他们拿了奖金，才有可能提成。如果得不到奖金，就一分钱也没有，这几年你就等于是白教，这本身是有风险的。
　　
　　这个法子是1993年开始实施的，那时韩国以李昌镐为代表的年轻棋手已经锋芒毕露，日本的年轻棋手也是实力雄厚，相比之下，我国的同龄棋手差距很大。我们很担心在以后的三国对抗中我们会落后，于是培养下一代棋手的任务就紧迫起来。
　　
　　1993年这些棋手只有十六七岁，大多数是地方的优秀苗子，但是进国少队时他们的水平的确很低，大概是我们让先都不够，有时要让2子。那时我们就下决心在他们身上狠下功夫，加紧训练。基于这种迫切心理，棋院决定采取一些措施，这个收徒弟就是一系列措施中的一个，这等于抽鞭子让他们快点走。第一批就是我和马晓春一共收了六个人，当时我们收徒的合同都是一样的。当初，这种形式完全是一种尝试，也是逼急了搞出来的，谁也不知道以后他们会拿多少奖金，是摸着石头过河。
　　
　　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激励教练多培养能拿冠军的弟子。我们就应该提倡多劳多得，力争上游，干得好就应该取得相应的报酬。教练从运动员所得的奖金中提取报酬，这在国际上也是通行的，无可厚非。
　　
　　把一些有可能被人淘汰的棋手培养成可以淘汰别人的棋手，有时候的确感觉像猫教老虎上树似的。因为许多老师本身也是职业棋手，也在参加比赛，说得白点，也是靠下棋“吃饭”，因此他是否愿意收徒、并毫无保留地教授徒弟，也就成了问题。把徒弟培养得很厉害，不是砸了自己的“饭碗”了吗？从这个角度讲，从奖金中提成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否则都忙自己的事，不拿出真功夫，中国围棋的未来怎么办？

　　谁去跟日韩争冠军？因此我认为应该提倡这种教学，不仅是围棋，其他各行各业都应该实行。
　　
　　现在有一些成年棋手也想让我教他，就是100％的奖金提成他都愿意。因为围棋这个东西很独特，当你把一个几乎拿不到奖金的棋手培养成能拿奖金的棋手时，他就学会了一种方法，即使我以后不再教他，他仍可能保持同样高的水平，在合同结束后仍可以拿到奖金，他当然愿意了。
　　
　　事实上，从1993年到1995年第一期合同结束时，常昊、周鹤洋、王磊、刘菁没拿到一个冠军，我也确实没拿到一分钱。后来常昊他们成绩不错，拿到奖金，我才有了提成，但也不像“有心人”算的那样刨了个“金矿”。根据国家规定，个人只能拿到奖金的28％，我所提取的1／3，也是这28％中的1／3。而且我已经正式向他们宣布，到1998年5月合同期满后，我不再提取他们的奖金，只保持师徒的名分。
　　
　　另外，陈祖德、吴玉林等人也都否认了文章中引用的他们的话。至于“一个棋手是由很多老师培养出来的，你一个人提留奖金是否公平”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培养一个冠军当然有很多个阶段，但问题是，到最后出成绩这段能指导的就不多了。这也是许多人思考的误区和错觉。我不否认启蒙教育很重要，我也承认我教不了低级棋手，但不是每个被启蒙过的学生都能变成超一流棋手的。因此要培养一个能出成绩的棋手，最后的工作最重要，而且是完全不同的教学。这一段大多数棋手是不行的，这需要高水平的老师和有天赋的学生，双方都尽力才行。我们棋队收徒弟的多了，我们九段基本上都带，但事实证明不是所有的棋手都能被教成冠军的。有些人带徒弟的合同里，收费标准比我还高，但徒弟出不了成绩，老师就什么都拿不着。
　　
　　这次风波，我想是因为这几年我的几个徒弟连夺了几个冠军引起的。如果他们成绩不好，拿不到奖金，也就不会发生这事了。在体育界，已经发生了好几起类似的事情，比如马俊仁，有人说他这毛病那毛病，如果他培养不出世界冠军，能有那些奖金和“奔驰”车吗？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我的这几个徒弟对我是非常尊敬的，为人也不错，我也很喜欢他们。常昊的悟性很好，大局观在马晓春之上，但基本技术和比赛经验还不如马晓春。他从我身上获取了很多养分，学到了不少精髓的东西，和我有些“神似”。王磊的棋很有思想性，意志比常昊强，有人说他的棋怪，那是说的人不能理解他的棋，看到后来也就明白了。周鹤洋是唯一战胜过李昌镐的年轻棋手，在世界级的比赛中打入前四名。有人问我中国围棋将来谁最强，我毫不犹豫地讲是这三人之一，当然更倾向常昊一些，但那两个绝不示弱。
　　
　　对常昊我是非常关注的，他家的住房特别紧张，只有一室一厅，除了父母，还有一个老人，我去看了，很吃惊，问他晚上睡在哪儿？他说只能搭地铺。后来他的成绩好了，上海体委奖给他一间房子，很小。他父亲所在的公司是搞房地产的，准备把体委奖给常昊的房子收到公司名下，然后另给常昊一个两居室的单元，而且就挨着他家，产权也归常昊。但是公司有个条件，要我到场。这肯定是带广告性质的，换了任何人我都不会去。但常昊是我的学生，而且确实存在着实际困难，我不能不去！于是，我专程从北京赶到了上海，给他们捧场。报纸上发了消息，等于给他们公司做了个广告。
　　
　　1997年底，我又收了王煜辉、刘世振、古力、刘熙四个新徒弟，合同内容和常昊他们的一样，除了名字、日期换了，其他一个字也没改。这次他们都去上海参加“新人王”赛，我希望他们能拿冠军，这样才有奖金，但我估计他们是拿不到的。他们的水平不比常昊他们刚开始时差，但必须得拿着鞭子猛催他们才行。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拿过世界冠军，但我相信我的学生肯定能拿到世界冠军，我在期待着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