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弘通围棋 作者：何为 2016-09-19
围棋与治国
文人们从棋这本书读到的各有其独到之处。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班固作最早的围棋论文《弈旨》，提出了对围棋内涵的理解：“北方之人，谓棋为弈，弘而说之，举其大略，厥义探矣。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黑白，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
在这里。班固认为:方方正正的棋局象征看人们赖以生存的大地；笔直而交错的棋道象征着神明之德。黑白棋子象征阴阳，整个棋局星罗列布，就像天空布满了繁星，各种外在条件具备了，而棋怎么下，还在于人，这人，就象征着统治者。班固接着说:“高下相推，人有等级。若孔氏之门，回、赐相服，循名责实，谋以计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黝陟；器用有常，施设无析。因敌为资。应时屈伸，续之不复，变化日新。或虚设豫置，以自护卫。盖像疱羲网罟之制；堤防周起，障塞漏决，有似夏后治水之势；一孔有阙，坏颓不振，有似瓠子泛滥之败；一棋破窍，亡地复还，曹子之威。作伏设诈，突围横行，田单之奇；更厄相劫，割地取偿，苏张之姿。固本白广，敌人恐惧，三分有二，释而不诛，周文之德，知者之虑也，既有过失，能量弱强、逡巡需行，保角依旁。却自补续，虽败不亡，缪公之智，中庸之方也。”
在这一段里，班固将尧舜以来各朝各代兴衰，一一与围棋之理相印证。他把棋局与王政联系起来。以此说明棋理即治国之理。他还说：“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占今略备。及其晏子也。至于发愤忘食，乐以忘优，推而高之，仲尼概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质之《诗》、《书》，《关雎》类也；纰专知柔，阴阳代至，施之养性，彭祖气也。外若无为默而识，净泊自守以道意。隐居放言远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论未备，故因问者喻其事。”
班固深受儒家之学的影晌，他认为围棋蕴含着治国之理。又像《关雎》之类诗文无邪，还像道家的阴阳一样可以修身养性，统治者应该从棋盘上领悟到“齐家治国平夭下”的道理。
宋代的宋白作《弈棋序》。指出“弈之事，下无益于学植，上无裨于化源。然观其指归，可以喻大者也，故圣人存之。观夫散木一枰，小则小矣，于以见兴亡之基；枯棋三百，微则微矣，于以知成败之数。”宋白认为下围棋本身没有什么好处，既不能发展学术，也无补于探求未知，但以棋喻世，其意义很重要。“引而伸之，可稽于古。彼简易而得之，宽裕而陈之，安徐而应之，舒缓而胜之，有若尧禅舜，舜禅禹乎。彼战争而得之，谨固而陈之，疾速而应之，变通而胜之，有若汤放桀、武王伐纣乎。彼孤危而得之，悬绝而陈之，躁暴而应之，劫杀而胜之，有若秦并六国、项王霸楚乎。是故得尧舜之策者为首，得汤武之诀者为心，得秦项之计者为趾焉。”宋白指出棋局上轻松取胜的超一流高手，就像尧舜禅让一样气度非凡；经过力战而获胜，就像成汤周武靠流血的战争获得王位，只不过是中等水平。狠招迭出、刀刀见血、激烈杀伐、打劫而胜，更是等而下之，技艺拙劣，跟秦始皇和项羽是同路货色。所以，宋白进一步阐说围棋比喻国事的道理：“抑从时有如设教，布子有如任人，量敌有如驭众，得地有如守国。其设教也，在宽猛分。其任人也，在善恶明。其驭众也，在赏罚中。其守国也，在德政均。至于怠志而骄心，泄机而忘败，非止围棋，将规家国焉。”宋白以此警喻统治者，简直为统治者提供了一部治国安邦的必读手册，“守国也在德政均”，告诉统治者天下泰平、百姓安定的方法在于“德政”修己安人，这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儒家思想。继承和发扬孔子周游列国的精神，将儒学之道发扬光大。
早在《论语》中有记载: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己。早就有文人把围棋与治国之理连在一起，而把象棋与治国之理，儒仁之道联系在一起的文人也不乏其人。他们认为象棋的棋盘。诸子分布与孔子提倡的礼道十分吻合，“将’为“王”，并代表“王道”，“象、相”代表“天体”、天道之本，即儒家的为民立王。“车”、“马”、“炮”、“卒”的设置，都贯穿着儒家的道生君，君有臣，民相拥的礼道。而在棋盘开战时，“民为贵”的思想体现无遗，象棋通过动静，进退，攻守的捭阖，揭示了儒家的中庸之道。
正如元代的叶颙的诗所咏的:“坐阅儿输赢，历观迭兴衰。古今豪杰辈，谋略正类棋。”明代学者李东阳也赞同他的观点，“世之善喻者，必以弈。以弈观世，鲜有不合者也。”宋代邵雍更是横空出世。以惊人手笔，作出一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妙之诗《观棋大吟》，浩浩荡荡，长达1800余字、谈棋论世，阐发宏阔之旨。
总之，有一大群像班周、宋白这样的文人，他们以“立德、立功、立言”作为努力追寻的人生目标。把为社会人群作贡献作为人生价值取向。心中怀着一种义务感。从棋上他们看到的是冶国安邦之道，强调君王自身修养的重要性。“内圣外王”，他们为了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幸福，主动担负起提倡统治者贵任观念的任务，认为统抬者应该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在统治人民的同时要爱民要德政，要尽到道德的贵任。他们都以棋寄托他们的人生理想，在伦理思想指导之下，尽白己的义务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充分说明了传统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感和高尚人格。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史上另外有一些像三国时的韦曜、晚唐的皮日休这样的文人，他们从围祺上看到的是伪诈、阴险、尔虞我诈。他们痛斥围棋之术，一方面认为围棋争诈害伪，这种雕虫小技教坏了人的性灵；另一方面认为棋使有有志之人沉溺于区区小技之中，委堕了性情，浪费了精力，对棋深为不满。
三国时期，弈风劲吹。天下纷争，棋桌上也响彻一片杀伐之声。吴国名手辈出，严武和马绥明双双被誉为“棋圣”。吴国太子孙和因不满国中弈风太盛，波及宫廷，围棋“妨事业，非进取”，便示意侍坐者八人“各著论以矫之”，饱制文章进行围剿。
韦曜受命作《博弈论》：“古之志士，悼年齿之流迈，而惧名称之不建也。勉精厉操，晨兴夜寐，不遑宁息。经之以岁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笃，渐渍德义之渊，栖迟道艺之域。且以西伯之圣，姬公之才，犹有日昊待旦之劳，故能隆兴周道，垂名亿载。况在臣庶，而可以已乎？ 历观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积累殊异之迹，劳神苦体，契阔勤思，平居不惰其业，穷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黄霸受道於囹圄，终有荣显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吴汉不离公门，岂有游惰哉？
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神迷体倦，人事旷而不脩，宾旅阙而不接，虽有太牢之馔，韶夏之乐，不暇存也。”
韦曜认为：古代的有志之土唯恐功名不名。励精图治，废寝忘食，终于能够兴隆周道，成就不朽之业。而今世之人好玩博弈，不务正业，荒废学业，消耗精力。颓魔意志，对比之下，对棋的批判流露笔端。接着。他说：“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务不过方罫之间；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徵选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於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是何异设木而击之，置石而投之哉！”
韦曜一一数落围棋的不是，认为玩棋的人志向渺小，又非六艺，不属孔氏之门，而且变诈行为，不忠不信。冲冲杀杀，不是仁义之道。
在文章的最后，韦曜希望志士把用于博弈的精力用于诗书六艺，这样就“功名立而鄙贱远矣。”
韦曜的《博弈论》为后世反对围棋的同盟军们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它虽然充满了浓烈的反对围棋的火药味，但作为一面反光镜，它又能使围棋爱好者引以为戒。在韦曜之后三百多年的唐朝诗人皮日休也属于深恶痛绝博弈之技之人。他也做了一篇文章《原弈》。在文章中。他说:“夫弈之为艺也，彼谋既失，我谋先之；我智既亏，彼智乘之：害也。欲利其内，必先攻外；欲取其远，必先攻近：诈也。胜之势，不城池而金汤焉；负之势，不兵甲而奔北焉。胜不让负，负不让胜：争也。存此免彼，得彼失此，如苏秦之合从，陈轸之游说：伪也。若然者，不害则败，不诈则亡，不争则失，不伪则乱，是弈之必然也。”
皮日休指出围棋的法则是“害”、“诈”、“争’、“伪”，也就是说。只有尔诈我虞，你争我夺，乘人之危，口蜜腹剑，才能得胜，这是下棋的必然规律。
皮日休，字袭美，襄阳人。咸通中举进士。隐居鹿门山。自号间气布衣，又曰酒民。他生活在唐朝由鼎盛转为衰落的时期，安史之乱后，落镇割据，朝廷腐败，社会黑暗，他的瑰想抱负不能实现，这种内在的精神追求和客观环境之间构成强烈的反差与冲突。他借围棋言世言志，认为围棋之术完全不符合仁、义、礼、智、信，是小人之技。对之痛恨不已，从一个侧而反映了他对开元盛世的怀念和对贤明如尧舜之君的渴望，以及安定社会的心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