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围棋史谈：托马斯·海德、沈福宗与《东方游戏》中有关围棋的描述
来源：飞扬围棋 多九公 2015-1-8 04:02
这是一篇旧文。第一次在这里贴出。
我对沈福宗的研究始于2001年，文章完成于2009年初。因为这篇文章的分量比较重，当时我曾有寄到国内文史杂志发表的打算。但考虑到去国多年，联系起来比较麻烦，犹豫很久，最后还是直接在网上贴出了。我曾在三个网站贴出，一是“棋人”，一是“Tom围棋”，最后是“国学数典”。以“棋人”上贴出的资料最全，在“国学数典”上贴的时候遇到的困难最多。
现在这篇文章的全文在网上已经找不到了。“棋人”关闭了，在“国学数典”和“Tom围棋”上的文章都给删掉了。目前只有“百度贴吧”上能查到“Tom围棋”上文章的一部份，不全，有关沈福宗的个人资料部份全不见了。
沈福宗是第一个有记录的到达英国的中国人，有关沈福宗的资料都是从西文而来，没有中文的原始记录。只有沈福宗的中文姓名，是他本人写给海德的，国内一般研究文章都认为是源自音译，这是撰文者不知道去哪里去找资料之故。
有关沈福宗的西文资料，最重要的收在海德文集《Syntagma dissertationum》的附录二，其中收录了沈福宗写给海德的信和一些其他资料，包括沈写的中文。国内的研究者很难看到这些资料，但我都有。顺便说一句，去年二月原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访华，在北京大学讲演，就是以沈福宗为主题。我听过讲演录音，也看过讲演记录（部份翻译不准确，也漏了一些内容），史景迁看过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些原件，但似乎没看过这本书。
关于沈福宗的研究，国内主要有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写的两篇同名文章《沈福宗在17世纪欧洲的学术活动》，前者发表于1994年，后者发表于2007年。另有黄谷编译的《清初旅欧先行者——沈福宗》。潘先生是研究员，但他这两篇文章实在不敢恭维，主观臆测的东西太多了，前一篇更糟。我想这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沈福宗为海德写的中文。沈福宗读过书，但可能不多，连常用字都会写错，当然绝对称不上是学者。然而国内网站上有关沈福宗的信息大都基於潘先生的文章，发生错误就难免了。黄谷编译的文章没什么大问题，如果有，也是原文的错。
名人文章再怎么错，还是有人去抄，这是令人可悲的事。
多九公
2015-1-7
欧洲围棋史谈：托马斯·海德、沈福宗与《东方游戏》中有关围棋的描述
1615年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的拉丁文译著《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即《利玛窦中国札记》）问世之后，立刻风靡欧洲。通过各种语言和各式各样的翻译和改写，欧洲人或多或少地知道了中国有一种为官员们所喜爱的游戏。【注1】不过，当时的欧洲人还不知道这种游戏就是“围棋”，也不知道如何玩法。直到约八十年后的1694年，英国的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在中国人沈福宗的帮助下——在游戏史名著《东方游戏》中，向欧洲介绍了有关围棋的新知识。
托马斯·海德与游戏史名著《东方游戏》【注2】
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1636～1703），1636年6月29日生於英格兰西部谢罗普夏（Shropshire）郡的比林斯利（Billinsley）。海德从小就显露出对语言学的兴趣和天份，父亲是他东方语言的启蒙教师。16岁时，海德进入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学习，在阿拉伯语教授惠洛克（Abraham Wheelock，1593－1653）的指导下，他的东方语言能力突飞猛进，一年之后，便应邀去伦敦协助英国神学家布赖恩·沃尔顿（Brian Walton，1600～1661）编篡《多语圣经》（Polyglot Bible）。1658年，他被聘为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王后学院（Queen’s College）希伯来语的讲师。1659年，海德因在东方语言领域的博学被授予硕士学位，同年被任命为牛津大学博德利安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图书馆员，并於1665年任图书馆长。海德在1673年被选为格洛斯特（Gloucester）副主教，1682年获神学博士学位。他先后继任牛津大学阿拉伯语教授（1691年起）和希伯来语教授（1697年起）。海德於1701年辞去图书馆长职务，1703年2月18日在牛津逝世。
海德被公认为当时欧洲第一流的东方学家，同时代的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赫恩（Thomas Hearne，1678～1735）更推崇他为欧洲最伟大的东方语言大师。凡是外国人能接触到的东方语言，几乎没有海德所不熟悉的。他尤为精通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叙利亚语、波斯语、希伯来语和马来语，还学过汉语。海德兼任英国宫廷的东方语言翻译，曾为英王查尔斯二世（Charles II，1630～1685，1660～1685在位）、詹姆士二世（James II，1633～1710，1685～1688在位）和威廉三世（William III，1650～1702，1689～1702在位）服务。
笔者有必要说明，这里的“东方”在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近东”（西亚），而不是指“远东”（东亚）。
不同於一般的学者，海德对研究“盘上游戏”（Board Game）的历史尤其是国际象棋的历史情有独钟。海德一生没有踏出过国门一步，但因为是英国宫廷的翻译，通过与来自东方各国使者的交流，使他核实了大量有关东方游戏的知识。广博的阿拉伯文献知识和精湛的东方语言造诣帮助他完成了这一使命。
海德对“盘上游戏”的研究成果，就是游戏史上的第一部划时代巨著《东方游戏》（De Ludis Orientalibus libri duo），【注3】也可能是海德最负盛名的著作。这部著作是用当时欧洲的通用学术语言——拉丁文写的，不过书中引用了许多用古代和东方语言诸如阿拉伯文、希腊文、梵文、波斯文以及中文写的原始资料和插图。
《东方游戏》刊行於1694年，实际上包括了海德的两部著作：“Mandragorias，seu Historia Shahiludii”（象棋游戏的历史）和“Historia Nerdiludii”（竞赛游戏的历史）。【注4】前者是一部有关国际象棋历史的专著，曾单独发表於1689年；后者则是一部介绍国际象棋之外各种在欧洲鲜为人知的东方游戏的著作，没在1694年前发表。
《东方游戏》最具有价值的贡献，是海德对国际象棋起源的研究。《东方游戏》的英译者维克托·济慈博士（Dr. Victor Keats）有如下评论：
“在海德之前的时代，有关国际象棋的起源的记录只不过是一些猜测和传说。在欧洲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这些传说一般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游戏相联系。托马斯·海德是通过系统研究、确定国际象棋起源於亚洲的第一个作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出版于1694年的《东方游戏》可能是关于国际象棋历史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它的重要性也许能根据以下事实来判定，即所有后世出版的有关国际象棋历史的权威著作都采用了海德的材料。他的研究成果被默里（H.J.R. Murray）在《国际象棋史》（A History of Chess）和安东尼乌斯·范德林德（Antonius van der Linde）在《国际象棋的历史与文献》（Geschichte und Literatur des Schachspiels）中被广泛地得到承认和引用。这两部著作是国际象棋史学的一双‘圣经’。正是默里恰当的冠《东方游戏》以‘对国际象棋历史的第一次真正地科学贡献’。”【注5】
海德在《东方游戏》一书中介绍了六种中国游戏，其中，中国象棋出现在第一卷“Mandragorias，seu Historia Shahiludii”，围棋和“升官图”等其他游戏出现在第二卷“Historia Nerdiludii”。在撰写这些中国游戏时，海德得到了一个在中国找不到记录的中国人——沈福宗的帮助。
【注1】参见笔者的文章《欧洲围棋史谈：泰西大儒利玛窦与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有关围棋的记录》。
【注2】关于海德的个人资料，来自：
1，Keats，Victor，Chess：Its Origin，Oxford，Oxford Academia Publishers，1994，337p.
这是《东方游戏》的英译本，只是部分翻译了海德的原著，与国际象棋有关的内容都有译文。中国游戏中的中国象棋和“升官图”也翻译了，但围棋部分没有翻译。
2，"HYDE." LoveToKnow 1911 Online Encyclopedia. © 2003, 2004 LoveToKnow
http://41.1911encyclopedia.org/H/HY/HYDE.htm
【注3】Hyde，Thomas，De Ludis Orientalibus libri duo，Oxford：Clarenden，1694.
【注4】根据李祥甫《象棋家谱》（Li, David H., The Genealogy of Chess, Bethesda, MD: Premier Publishing, 1998）上提供的英译转译（History of Race-Game）。
【注5】Harold J.R. Murray , A History of Ch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Antonius van der Linde, Geschichte und Literatur des Schachspiels, Berlin, 1874
沈福宗与柏应理及其欧洲之旅【注6】
有关沈福宗（1658？～1691）事迹的记录，皆为直接或间接地从西文转译而来，笔者尚未见到任何一项用中文写成的原始记录。不过，沈福宗的中文教名和姓名“弥格尔·沈福宗”却是他本人给出的，出现在他于1687年12月29日给海德的信中。【注7】
沈福宗的姓名在欧洲语言中有各式各样的拼法。法人费赖之（Louis Pfister，1833～1891）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称他的教名和葡萄牙名是“Michel Alfonso”，又作“Alphonsus”，姓沈（Chen），同书又提到在法国学者科米埃（Comiers）写的一篇文章中为“Mikelh Xin”；【注8】而在法国人作的铜版画上，沈福宗的名字写作“Chin Fo Cum”。在英文文献中有拼为“Chin Fo-Tsong”或“Shen Fu-Tsung”（“威妥玛—翟理斯”拼音系统）的。沈福宗本人给海德的信中落款的名为“Fo Çum”，而姓有“Xin ”、“ Shin ”、“ Chin ”三种不同的拼法；在海德著作中的拼法则为“Shin Fo-çung”。近年来发表的西文文献多用汉语拼音“Shen Fuzong”。
与沈福宗的名字密切相关的是著名的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柏应理於1659年（顺治十六年）与另一位著名的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4～1692）等人来华。据说柏应理在南京传教时，结识了当地名医、天主教徒沈某与其子沈福宗。沈福宗大约生於1658年（可能有一年之差）。
1679年，柏应理被选为中国副省司库，将奉命前往欧洲，一则向罗马教皇陈述有关的“礼仪问题”（用中文举行宗教仪式），二则寻求资助和招募赴华传教士。
在柏应理为欧洲之旅作准备工作时，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南怀仁决定挑选几名中国教徒随同柏应理前往欧洲，为的是向罗马教廷证明中国本土也有优秀的神父人选。初选入围的有五人，其中有沈福宗，另有一人是清初著名画家吴历（1632－1718）。
1680年8月，柏应理自江南省去职前往澳门，同年十月抵达。此时，南怀仁亦已去职，由意大利耶稣会士毕嘉（Giandomenico Gabiani，1623～1694）继任中国副省会长。柏应理携中国青年前往欧洲的计划曾得到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5～1696）、南怀仁等人的支持，但也有相当多的耶稣会士持反对意见。毕嘉利用副省会长的职权，只准二名中国青年（沈福宗是其中之一）前往欧洲，并禁止吴历随柏应理同行。
1681年12月4日，柏应理偕二名中国青年启程前往欧洲。西天路远，海途多艰，他们搭乘的葡萄牙商船“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号行至爪哇（Java）时触礁，无法继续航行。比及柏应理一行於1682年1月26日赶到巴达维亚（Batavia，雅加达的旧名）时，已经错过了当年去欧洲的最后一班荷兰商船，不得不在那里滞留了一年有余。在此期间，另一名中国青年（姓名不知）决意不再西进，而与途经巴达维亚返华的意大利方济各会教士伊达仁（Bernardino della Chiesa，1644－1721）结伴同回中国。
1683年2月8日，柏应理与沈福宗乘荷兰商船离开荷属东印度群岛，同年10月8日抵达荷兰的恩克霍伊森（Enkhuysen，荷兰北部的港口，距阿姆斯特丹28英里，十七世纪时为重要的渔业和商业中心），开始了欧洲之旅。
从1683年到1684年的冬春之间，柏应理与沈福宗一直在旅行。柏应理既有寻求赴华传教资助的重任，身为司库又有繁琐的教会事务；兼之素来体格不健，从亚洲到欧洲漫长的海上航行使他的体质更为虚弱，在欧洲之旅中不时为病痛困扰。约在1684年2月15日，柏应理一行到达安特卫普（Antwerp），当地的耶稣会长派了一位教士王以仁（Pieter Thomas Van Hamme，1651～1727）来协助并陪伴他们前往罗马。王以仁的主要责任似乎是照看沈福宗，辅导他的拉丁文，使之能较顺利地与遇到的欧洲人沟通交流。
在前往罗马的旅途中，柏应理、沈福宗和王以仁等一行受到各地耶稣会的热情接待。1683年3月21日，他们到达柏应理的故乡麦克林（Mechlin）。同年9月3日，他们到达巴黎近郊，9月5日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2）的数学家们会晤。9月15日，柏应理一行赴凡尔赛宫谒见了路易十四。谒见时，沈福宗对路易十四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叩头三、四次后，为国王劝止。次日，路易十四设宴招待他们，沈福宗用中文诵念祈祷文，还示范用筷子进膳。宴后，路易十四命打开宫内花园的所有喷泉，为柏应理一行做了精彩表演。
柏应理一行访问巴黎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促成了路易十四的决定，派遣法国耶稣会科学家避开葡萄牙的渠道直接去中国。1685年1月，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等六位优秀科学家受命起程前往中国。
1684年9月30日，柏应理一行离开巴黎前往罗马，同年12月7日到达，受到耶稣会总会长、瑞典女皇克里斯蒂娜（Queen Christina of Sweden，1626～1689，1632～1654在位）及其他上层人物的热烈欢迎。不过，他们一直等到翌年6月才受到教皇英诺森十一世（Innocent XI，1611～1689，1676－1689在位）接见。
在这段时间里，沈福宗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拉丁文，他和王以仁一起钻研拉丁文语法和会话，也许还学了足够的意大利会话。到了年底，沈福宗还不能说完成了拉丁文学业，但已能较自由地用拉丁文进行学术上的会话和书面交流了。另一名想去中国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弗朗切斯科·马利亚·斯皮诺拉（Francesco-Maria Spinola，1654～1694）就在那时加入了柏应理一行。
柏应理和沈福宗曾两次受到教皇英诺森十一世的接见，他们向教皇提出用中文举行宗教仪式的请求，但最终仍未获准。柏应理欧洲之旅的主要使命以失败告终。
在离开罗马的前一天，即1685年12月12日，沈福宗申请加入耶稣会，很可能是罗马的耶稣会总会长亲自与他面谈，他的请求当即获准。不过，沈福宗将先随柏应理完成在欧洲的宣传之旅，然后进入葡萄牙的初修院学习。王以仁似乎没有再随柏应理一行旅行。
沈福宗与柏应理一行沿陆路经佛罗伦萨前往法国，於1686年春到达巴黎。柏应理在巴黎一直住到1687年11月，为出版他的著作而忙碌，其中包括早期汉学最重要的拉丁文译著《中国哲人孔子》（Confucius Sinarun Philosophus，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
第二次到法国时，一幅沈福宗画像的铜版画在巴黎制成并销售。画上的人比沈福宗真人显得老的多，紧绷着脸，一副几近邪恶之相。很明显，这是一幅刻意丑化沈福宗的画像。
1687年3月7日，沈福宗与斯皮诺拉离开巴黎前往伦敦。同年4月22日他们参加了伦敦罗马天主教大主教的就职典礼。沈福宗是历史上第一位有记录的访问英国的中国人，他在英国居留了约十个月。
在伦敦期间，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James II，1633－1710，1685－1688在位）在皇宫以皇家礼仪接见了沈福宗。詹姆士二世相当恩宠这位中国青年，特地召来旅居伦敦的著名德国人像画家高德佛瑞·奈勒爵士（Sir Godfrey Kneller，1646－1723）为沈福宗画了一幅身着中国服装真人大小的全身像，【注9】完成后就挂在国王的卧室内或其附近。此画现由英国王室收藏。
1687年3月7日，沈福宗与斯皮诺拉离开巴黎前往伦敦。同年4月22日他们参加了伦敦罗马天主教大主教的就职典礼。沈福宗是历史上第一位有记录的访问英国的中国人，他在英国居留了约十个月。
在伦敦期间，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James II，1633－1710，1685－1688在位）在皇宫以皇家礼仪接见了沈福宗。詹姆士二世相当恩宠这位中国青年，特地召来旅居伦敦的著名德国人像画家高德佛瑞·奈勒爵士（Sir Godfrey Kneller，1646－1723）为沈福宗画了一幅身着中国服装真人大小的全身像，完成后就挂在国王的卧室内或其附近。此画现由英国王室收藏。
在文献中最早提到这幅画的是一位海军军医詹姆士·永格（James Yonge，1641－1721），1687年7月他在温莎皇宫（Windsor Castle）见到沈福宗，描述沈是“一个年青、脸色苍白的小伙子，从他的祖国远道而来并成为罗马天主教徒（他的画像挂在国王的一个卧室内，酷肖本人）。”
奈勒画的沈福宗像显得高雅，真实，与法国铜版画形成鲜明的对照。画上的沈福宗左手举着十字架，右手环抱胸前，微昂着头，虔诚的目光凝视远方，仿佛正在领受神灵的启示，整个画面充满了浓厚的宗教气息。根据英国作家霍勒斯·华尔波尔（Horace Walpole，1717－1797）所述，“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奈勒爵士最为自豪的是温莎皇宫的那一幅中国皈依者（The Chinese Convert）画像。”
约在1687年6、7月间，沈福宗到牛津大学与著名的东方学家海德合作编辑博德利安图书馆的中文藏书目录。沈福宗的欧洲之行，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备受瞩目。但“除了在牛津与海德合作时作出的‘脑力工作’之外，他并没有对欧洲产生实质性的持久影响。”【注10】笔者将在下一节介绍沈福宗在牛津的活动。
1687年11月，柏应理离开巴黎去伦敦与斯皮诺拉和沈福宗会合，1688年1月，他们一行搭乘葡萄牙船前往里斯本，於1688年4月16日抵达。当年去果阿（Goa，印度地名，当时属於葡萄牙）的船队已在三月上旬开走了，于是柏应理决定可能不得不在欧洲多留几年。沈福宗则进入里斯本的初修院修道，从公众的视线里消失了。1690年10月9日，沈福宗第一次发愿。
1691年春，沈福宗（当时还是修士）与三位德国耶稣会士贝尔纳德·德维特（Bernard de Witt）、纪理安（Kilian Stumpf，1655～1720）、麦雅各（Jacob Moers，1658～1691）联袂赴华。由于当时罗马教廷与葡萄牙国王为争夺保教权产生的矛盾，凡未向葡萄牙国王宣誓效忠者皆不准从葡国领地（包括果阿、澳门）通过，所以斯皮诺拉和柏应理都未获准陪同沈福宗前往中国。沈福宗不幸在船上染上时疫，在抵达莫桑比克（Mozambique）的前一天死於船上，时在1691年9月2日。三位德国耶稣会士中有两位也在途中相继丧身，只有纪理安最终平安到达中国。
柏应理已年近七十了，身体孱弱，但他壮心未已，渴望着重返中国传教。当他的请求最终被耶稣会总会长批准时，柏应理极为高兴。可以想见柏应理盼望与由他携来欧洲接受耶稣会训练、已先期返华的门生（protégé）沈福宗重逢的焦急心情。
1692年3月25日，柏应理与其他共十六名耶稣会士由斯皮诺拉率队从里斯本启程前往中国。在船上柏应理每天早晚两次给耶稣会士讲授中文，希望他们到中国时已经能用中文会话。在途中，几乎所有的耶稣会士（仅一人幸免）都患了肠绞痛。行至北回归线与赤道之间时，洋面无风，船行极慢，在烈日直射之下产生的酷热使乘客和船员纷纷病倒，到赤道时整个船上患病者达三百余人。到达莫桑比克之前已有四名耶稣会士因晕船和热病死去。
1692年9月3日，船抵莫桑比克。先期上岸的耶稣会士急切打听的消息之一，就是一年前从里斯本出发赴华一行耶稣会士的下落，当获悉沈福宗已不幸去世时，大家都很哀伤。
柏应理在船上听到沈福宗的死讯后悲痛万分，不能自已，经人反复劝说方始下船。在当地的修道院里，柏应理了解到纪理安留下信中有关沈福宗去世经过的详细内容，更是伤心欲绝。就在得知沈福宗噩耗后的第三天，柏应理中风了，倒在靠窗的地板上人事不省，幸好与他同居一室的比利时耶稣会士万惟一（Guillaume Van der Beken，1659～1702）及时发现，急忙找来医生将他救了回来。当日半夜时分，柏应理又一次中风，情况比第一次更为严重。但老人又一次奇迹般地挺了过来，第二天，即9月9日，他还与其他人一起上了船。
按原定计划，船队在莫桑比克加满淡水，稍作整修后就出发。然而当停留一星期后船队试图开航时，因海上无风而无法出港。结果他们不得不在莫桑比克住了五个多月，一直等到1693年3月。这一变化也打乱了赴华传教士的计划，他们原来预计在1692年内到达果阿，1693年到达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因印度洋上的季风未起，他们不可能在3月21日前离开莫桑比克，从而也不能在4月份到达果阿，赶上去澳门的班船。这样他们就必须在果阿呆上一年，在1694年8月之前到不了中国。
1693年3月15日，船队提前几天从莫桑比克出发开往果阿。途中又有许多人晕船。5月15日，在距离果阿约六十里格（league，一里格约等于三英里）之处，船队遭遇到强烈的海上风暴，船桅被狂风吹折，船舵被巨浪摧毁。船上有三百多人加入与风浪作殊死搏斗的行列，拼命地把源源不断灌入船舱的海水舀出去。5月26日，残破不堪的船只终于奇迹般地在果阿下锚，船头赤着脚连夜跑到方济各·沙务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死后被教会列入圣品）的神龛前祈祷，感谢圣徒在天之灵的保佑。
王以仁在1694年10月24日从中国寄出的信中，描述了柏应理人生的最后一刻。1693年5月15日，船队在横渡印度洋时遭遇到强烈的海上风暴，躺在床上的柏应理被一个掉下来的包裹击中，头部受了一些轻伤。“部分因伤势，部分因晕船，部分因惊恐，柏应理在风暴肆虐中死去。”
【注6】本节主要参考资料来自Jerome Heyndrickx编集的一本纪念柏应理专题文集中的二篇文章。
【注7】Thomas Hyde，Syntagma dissertationum. Oxonii, 1767. v. 2.，p.519
Jerome Heyndrickx(ed.), Philippe Couplet, S.J. (1623－1693)：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 Steyler Verlag, Nettetal 1990, 260 p.
Theodore N. Foss, "The European Sojourn of Philippe Couplet and Michael Shen Fuzong, 1683–1692" , p.121－142;
Edward J. Malatesta, S.J., "The Last Voyage of Philippe Couplet", p.164－181.
【注8】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38
【注9】关于Sir Godfrey Kneller画的沈福宗像，见http://gallery.euroweb.hu/html/k/kneller/chinese.html
【注10】这是Theodore N. Foss的观点，见其在6中的论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