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06 11:26:48 红网时刻
时间来到1970年4月1日，这是我从南腰山大队回到长沙家中后，第一个记忆深刻的日期。
在那一天，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在甘肃酒泉发射成功。当时，姐杨冲和妹杨锋在农村，大弟志明参军在株洲新兵训练，小弟志同在长沙市第十二中读初三，我和父母及小弟围在收音机旁，聆听卫星发射出的《东方红》乐曲声，着实为中国科技的进步感到骄傲和自豪。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
我父亲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抗日老干部，在十年浩劫中，他与许多老干部一样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剥夺工作权进行反省检讨，工资收入也由每月的202元猛降到50多元，家中住房也由三室一厅一厨一卫，减少至一室一厅，两家共用厨房、厕所。我记得我们的邻居，先是一对新婚夫妻，后是有色冶金设计院双职工张中文和傅慧芳，还带了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说真的在那时候，好在姐、妹、大弟都在外地，否则一家七口两间房怎么住啊？
当时，有色冶金设计院的家属子弟在原八一篮球队教练窦伟的指导下球艺大长。很快，球队便在有色院附近很有名气。我在队内是主力之一，有“投篮机器”的绰号，跑投、急停跳投、勾手投篮……都是我的三项绝活。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球队的主力队员刘群后来还被招到了武汉军区篮球队，欧阳振强因篮球打得棒，被招入长沙探矿机械厂。
长沙探矿机械厂
父亲当时还未平反，属于“黑七类”（专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七类人）被人管制。这样的情况下，“黑七类”的儿子国营单位没人敢要。这时，地处长沙市文艺路口的长城汽车修理厂招工，这是一个长沙市东区（现芙蓉区）的集体所有制小厂，全厂不足三百人，厂篮球队是东区冠军，该厂条件差得仅有一块半边篮球场。
负责招工的人事干部王淑兰，是省建工局一位副局长的夫人，得知我篮球打得不错，就亲自上门说服我和父母。她最打动人的理由有三条，一是说厂里有一批篮球爱好者，是东区冠军；二是说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的儿子张自维等人也在厂里，不会亏待；三是说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先进厂，有好的去处随时可以走。我因此动心被招学徒工进入该厂，工资每月18元。
该厂位于现在长沙市韶山北路与解放路交叉处的西南，用钢筋弯成的拱门上，焊上用铁皮制成的七个大字：长城汽车修理厂。
近厂门是一段约二十米长的小坡，往右边一线依次是砖木结构的传达室、财会室、底盘车间、蓬套车间和喷漆车间；中间是木工车间、电工车间和钳工车间。往左上坡就是半边篮球场，常停满待修的车辆，多数是解放牌、黄河牌卡车、嘎斯69吉普车、上海牌轿车等。顺球场再往里走，便见到一间高大宽敞的钢筋混凝土厂房，这就是我的工作地引擎车间。我的师傅叫彭治国，约30岁，他还同时带了与我同时进场的女学员廖清莲。与彭师傅同班组的另一位黄师傅则带了蒋之捷、易素德两位新学徒。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1969年3月，中苏边界爆发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解放军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击退了苏军入侵。之后，苏联方面扬言要对中国施行核打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下达了备战的要求，准备好粮食布匹，构筑防御工事和防空洞等。于是，我们这批刚进厂的学徒工，第一项工作就是挖防空洞，也是检验一下学徒们的劳动态度。
洞口一处在厂内，一处在韶山路上。每人发了一套深蓝色粗布工作服，两双线手套，一双雨靴，幸而我在农村锻炼过，能吃苦，挖防空洞也不觉得累，表现挺好，不到半年，就被团支部书记曹德钧亲自介绍，加入了共青团，这给我注入了积极要求上进的强大动力。
技术上，我勤钻研，进步很快，深得师傅喜爱，那时刮轴瓦是项用刮刀刮的细活，技术要求高，搞不好就刮成了废品，将轴瓦装上，螺丝不要太紧，转动轴使其产生摩擦痕迹，拆下轴瓦，用刮刀轻轻刮掉摩擦痕迹，反复此过程，反复刮瓦，直至整个瓦片的接触面与轴摩擦后的痕迹完全吻合，呈鱼鳞状为最好，整个过程不能用油，比较费时费力。对这项技术，我在引擎班是最早达标的。什么修化油器、镗缸等技术我都很快掌握了要领，能独立操作。
回到长沙后的杨志存（左四）与一同入场的学徒工们，在厂长赵星光（前排右五）带领下赴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
汽修厂的工人修好车后都要试车，所以那时候我就已经学会了开车，因为那时只要你会开车，不需要驾照就可上路。记得每每修好车，就随师傅去东风广场试车，挺惬意的。
1971年初，东区掀起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的热潮，《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必修课。
也许我学习有些基础，在厂内辅导职工学，因此被评为长沙市东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还到东区区委礼堂作了一次讲用报告，引起东区革命委员会彭松柏的关注，他了解我的家庭基本情况后，指示厂里把我作为政治学徒培养，由此成为我命运的一次转折点。
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厂领导非常重视，便把我从引擎车间调到厂办公室搞宣传工作，写标语横幅、刻钢板印刷、出墙报、广播宣传都是我的拿手好戏，一时间把厂内宣传搞得有声有色。与我同在厂办的还有一位叫彭再华的女师傅，比我大四岁，钢板刻得不错，播音也挺好的，1972年下半年，厂里又招了一名普工到厂办接替我搞宣传，他比我大三岁，能力比我强，不仅字写得好，画画得棒，普通话比我标准，还会唱歌，音色浑厚带共鸣，非常美，很有磁性，更引人注目的是个儿比我高，人比我帅，性格温和，人谦虚低调，整个人是当时我见过最完美的男人，要说有啥瑕疵，就是他脸上右颧骨部位上有一块明显的黑色胎记，破坏了容貌，这点丝毫不影响我对他完美的感受，我从心底由衷佩服他，他叫王立贤，后来调到东区革命委员会广播站当副站长，一直在东区政府工作，直到升至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后来我才从厂长赵星光口中得知，厂里知道早晚我会被上调到区政府工作，故提前物色合适的人接替我的宣传工作。
我家离长城汽车修理厂不到一公里，记得从文艺路往西面浏城桥方向上学的路上，时常迎面碰到一位美貌年轻女子，我几乎每次碰见都自觉地瞥她一眼，但始终不知道她是哪个单位的，这事权当遇到路人过去就算了呗，没想到她竟然成了我的同事，她叫周惠霞，年龄大约比我大四岁，在电工班工作，其父母都在长城汽车修理厂，我叫她周师傅，“厂花”周师傅最终被本厂与我同在引擎车间的简金林师傅追求到手成婚，遗憾的是周师傅不久患了抑郁症，据说自杀身亡了……
长城厂职工成功配对的还有与我同进厂的两位学徒工厉介福与李毓华，他俩都在引擎车间，可惜他们结婚没多久，印象中不修边幅，个子矮墩墩的厉介福因车祸过早去世。
厂里有两位黄金辉，男黄金辉是年轻师傅，女黄金辉是与我同进厂的学徒工，她后来与厂里一位家住在文艺路与复兴街弯道处的王师傅结婚了。还有一位羽毛球打得不错，蓬套车间叫彭笑林的女学徒工也嫁给了本厂师傅。
1971年底，舅母（中）从完县专程前来长沙看望杨志存，与母亲（左）、王枫姨（右）合影
1970年，大学重新开始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后来人们把这些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我在1971年被厂职工们推荐时，要是再坚持一下就上大学了，可厂领导做工作让我放弃，理由就是我是区里点名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人选，不要辜负组织的关怀和信任，最终我放弃，由引擎车间的蒋之捷顶替上了大学，蒋毕业后担任了长沙市车辆鉴定所所长。
在长城汽车修理厂的同事中，除了上述点到名的之外，现在能叫出名的还有苏云旗，我叫他“收音机”，油漆车间的大嗓门泼辣的黄淑华、温柔的上海姑娘瞿莲妹、老成的王春香，蓬套车间和蔼可亲的孙秀群、轻声细语的胡建姣，退伍军人、副厂长王金龙，爱打扮且傲气十足的学徒工张晓莉，我五中同学刘征平的父亲刘册三，篮球队主力、头发卷卷的施德华，还有个篮球队的主力，因身高被称为“许长子”，家就住在出厂门右拐一百米的韶山路上，因常叫其别名真名倒忘了，好像是叫许云其。
我是厂篮球队的绝对主力，大多数比赛都是在东区政府篮球场进行，许长子打中锋，我右前锋，施德华左前锋，三剑客横冲直撞且配合默契，打败东区各单位队无敌手，不久就被选入东区篮球代表队依然打主力。
回想1971年，那确实是一个大事件很多的年代：在“乒乓外交”的背景下，7月基辛格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访华，然后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说老实话，当我听说“九·一三”事件和中央下发的文件后，感觉到十分震惊，实在不敢相信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件事情，也从此改变了我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
1972年9月30日，长沙湘江大桥建成通车
当年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长沙湘江大桥（现橘子洲大桥）动工兴建。当时，厂里时不时组织职工们去义务劳动，一干就一天，饭都是自己带。那时基本是肩挑土石方，我的腰细长，腰力不足，也就能挑个百十来斤，也算为长沙市政建设贡献了绵薄之力。
1970年回长沙后，我顿感棋艺生疏，便奋起直追，拜张名世为师。张老师与郑定远系同辈人，在长沙市物质局下属单位工作，家住西湖桥，后搬到书院路靠火车南站附近物质局宿舍。张老师非常欢迎青少年去他家学棋，不仅义务教学，还常留学生在家吃饭。除杨云杰、曾学初是我师兄外，还认识了师妹方丹丹，师弟陆军、韩祖新、张建辉等。
在20世纪70年代，长沙的围棋水平就是湖南的水平，梁鹤年和后起之秀陆军不相上下，杨云杰和曾学初旗鼓相当，我和方丹丹、张建辉等半斤八两，张老师的学生全面领先其他棋手，张名世老师对湖南围棋发展作了突出贡献，是湖南围棋的奠基人之一。
1972年12月，杨志存与在部队的大弟志明（右）送小弟志同（中）参军前留影
1972年10月，我在意料之中，奉命调到长沙市东区革命委员宣传组（现宣传部）工作，正式告别了工厂生活，进入政府机关，加入干部队伍，工资也由18元提升到了36元，开始了新的里程。
刚进厂时，对一位担任厂党支部书记的部队转业干部印象深刻，他叫蓝春泰，是北方人，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不到40岁，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讲话简洁有条理，和蔼可亲，是我此生中由衷敬佩的第一位领导，他很欣赏我，我感觉是他向东区领导推荐的我，遗憾的是与他同事不久，可能是落实干部政策，他被调到长沙市体委任党委副书记。
杨志存说，在长沙长城汽车修理厂工作期间学会了开车，是其一大收获
我在长城汽车修理厂学会了开车是一大收获，那时谁修好了车由谁试车，文革时期没有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也无需驾照上路。同时，当时的汽车没有现在的自动挂档，全部都是手动，学起来也就比现在的车难度更大。
回长沙不久，听梁鹤年说，国家围棋队已解散，国手各散四方，在周总理关心下，国家队部分棋手分到了北京一家工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