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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存:我与新中国一起成长④在株洲的岁月

2020-04-23 09:45:41 红网时刻

1961年春季,父亲接到调令,前往株洲冶炼厂担任厂长。

株洲冶炼厂位于株洲市北的清水塘(现属石峰区),1953年由苏联援建,是冶金部直管大型国有企业。株冶以生产铅、锌及其合金产品为主,并综合回收冶炼铜、金、银、铋、镉等多种稀贵金属和硫酸等产品。1961年国家困难时期动员一部分职工回乡务农,正式职工约2000人左右,国民经济好转后,最多时有职工6000多人。

这回我家由瑶岗仙钨矿搬来株冶不是坐火车了,矿里派了一大一小两辆车送我全家,我乘带蓬的解放牌大卡车,坐在满车家什的缝隙中,历时近8小时,颠簸着停在株洲冶炼厂生活二区四栋门前。


20世纪60年代,株洲冶炼厂子弟小学教学楼



我摘下口罩,抖落一身黄尘,打量新家。这是一栋坐南朝北的二层红砖房,朝北开的有三张门,我家在中门二楼右边,一共是三间住房加一间储藏室,还有厨房和卫生间,比瑶岗仙的居住条件好多了。

朝南向的屋后是长满野草的下坡地,左前方不远处有一口水塘。

朝北向一面是二区八栋,西侧是二区三栋,一条由东向西的道路将二区的八栋苏式筒子楼房分开。道路往西通往子弟小学和车库,往东下坡直达厂幼儿园,母亲与在瑶岗仙钨矿一样,担任幼儿园园长。

我和姐姐依然在子弟学校四年级同一个班,班上记得住名字的男同学有熊国强、危宏康、杨捍平、唐鹤生,女同学有张庆华、曾江南、赵舒眉、贺熙林、于文杰。

杨捍平就住在我家楼下,其父杨金广是冶炼厂党委书记,母亲姓左,弟弟有仕平、卫平、四毛,没有女孩。

张庆华家与我家在同一栋的东门一楼右边,其父张伟是副厂长,陕北红军,母亲王枫,三个弟弟亚平、亚欧、亚非,其父母都是我父母在长沙工程兵预备军官学校的战友,我们两家关系密切,情同兄弟姐妹。我对儿时的张亚非印象最深,是因为夏天他不穿衣服的和裤子,只挂个肚兜,而且不知何原因,他的肚子特别圆鼓。

与我妹妹同班的赵龙生家在我家楼下,与悍平家对门,其父赵英琦也是由工程兵预校转业到冶炼厂,担任厂工会主席。他姐姐叫赵玉娥、妹妹赵玉翠、弟弟赵平生。有一次,赵家冬天生煤炉子取暖,因煤气中毒,清早被一个个抬出,还好都救过来了。

满脸胡渣的赵英琦叔叔特喜欢逗我,经常把我拉入怀中,胡子拉碴扎我脸,两条粗腿像钳子一样夹住我,任我使劲也逃脱不了,故我一看见他就怕,赶紧躲远远的。

曾江南的父亲是江西人,参加过长征,在冶炼厂担任党委副书记,她家住在我家同一栋西门二楼右边,江南有曾江峰,曾江心两个妹妹,一个哥哥和弟弟,我们来株冶第二年其父就调离了,与曾家交往很少。


20世纪60年代,株洲冶炼厂幼儿园



我家同栋东门二楼右边是王副厂长家,他有四个儿子,分别是铁林、钢林、铜林、锡林,有一个女孩记不得名字了。

在二区三栋还有一位从工程兵预备军官学校转业到株冶的李叔叔,他有个女儿叫李富荣,与当时红极一时的国家乒乓球队二号主力李富荣同名同姓,女富荣年龄比我大。

唐鹤生的母亲姓李,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父亲是工程师,他家住二区一栋东门三楼。

赵舒眉和于文杰住在二区露天电影远旁的两栋,赵舒眉是住六栋,因脸较白,鼻梁较高,男同学背地里称她为“德国鬼子”。

于文杰是东北人,双眼下有些许雀斑,家住第十一栋,在放映室后面,她家在三楼最东头,朝南向的窗户正好对着银幕,不下楼就能看,每当放映日,我不时看到她在窗户边看电影,故记忆较深。

那时,每周三和周六是最令人期待的日子,这两晚是放映日,露天电影院没有座位,观众都是自带矮凳子入场,很多人下午就把凳子摆上占地方,我儿时大部分影片都是在这观看的,如《洪湖赤卫队》《青春之歌》《地雷战》《小兵张嘎》《女理发师》《假少爷》《今天我休息》《大李老李和小李》《满意不满意》……数不胜数。

那时没啥娱乐项目,女生就是边念唱: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边跳橡皮筋。还有在地上画上大小不一的几个方格,用沙包投向方格,再跳着捡回沙包,谁投中多捡回多的为胜,这叫“跳房子”。

男生就是“打油板”“玩弹弹”。我一放学就到各生活区去翻垃圾,捡来香烟盒子拆开,折成三角板,放在地上用手掌拍,谁拍翻过来就归谁所有,中华、牡丹、飞马、大前门、凤凰等名牌香烟盒的“身价”最高。偶尔若是捡到牙膏皮(铅皮的)就可直接换钱。

“玩弹弹”则是在地上挖几个洞,用大拇指弹“弹弹”,打进洞者为胜;或者在地面直接用“弹弹”瞄准“弹弹”,谁弹中“弹弹”就归谁,“弹弹”分玻璃弹子和铁弹子,铁弹弹“身价”高,那时,谁要是获得一个轴承,那就喜“饱”了,可以拥有好多颗铁弹弹。

还有什么丟沙袋、滚铁环、抓骨头等都是儿童们喜欢玩的简单项目。

二区三栋南边是厂奶牛场,那有好多头黑白相间的花奶牛,我第一次看到奶牛,出于好奇,路过时常驻足观赏挤奶工操作。

从二区一栋二栋间的路西南行不到200米就是天桥路,学校就在路西侧,进校门后是一块小操场,操场西是一栋坐西向东的二层教学楼,楼梯在正中,上楼后左右是走廊,高年级都在二楼,我班位置在二楼南头。


1963年,我和小弟弟志同到张家口市看望外祖父赵顺



在学校印象最深的是1962年在校操场庆祝六一儿童节演出时,我第一次上台过于紧张,在台上领衔竟然走错台位,引起哄堂大笑,搞得我不知所措,非常尴尬,从此再也不敢上舞台演出。

学校教学楼北侧是“断崖”,下面是厂露天灯光球场,经常有篮球赛在这进行,球场西侧是卫生所、澡堂等服务设施。

出了校门沿天桥路往北是一段下坡,步行百米左右是冶炼厂车库,生活用的车辆都停放在此,天桥路再往西北就是去长沙的方向了。

出校门沿天桥路往南是冶炼厂最热闹的地带,各种商铺都聚集在此,但过了清水塘剧院,往湘天桥方向人流渐稀,我偶尔到湘天桥上俯看湘黔线上穿越湘天桥洞的火车。

那年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提倡自力更生,勤劳的母亲就在屋后草丛中修建了猪圈,养了一头小黑猪,记得猪圈没建好时,小猪就在家里阳台上呆着,第一次看着萌萌猪,真是有趣。

我家还在阳台上喂养了兔子,兔妈妈自己拔毛垫窝准备生产,一窝肉红色的小奶兔让我们姊妹几个兴奋不已。

姊妹们很乐意打猪草、采兔草喂养小家伙们,我们常往东走,挎着筐,拿着镰刀,越过京广铁路去采割,每每都有收获。

那时人都吃不饱,那有粮食喂动物,给厂领导的特殊供应是糠饼,可不是喂猪是人吃哦。

有天半夜,屋后我家喂养的猪突然嚎叫起来,有人偷猪,全家人都惊醒了,母亲披衣下楼捉贼,我们爬在窗户口张望,只见父亲从储藏室衣柜抽屉里拿出手枪,对着窗外大声喝道:“快出来,不出来我开抢了。”吓得小偷落荒而逃。

后来,响应政府号召,11岁的我也做起了生意,我把收藏的连环画塞满书包,带到天桥路清水塘剧院对面的照相馆门前,摆开地摊,吆喝着:看小人书喽,两分钱看一本哦!没想到第一天竟然无本赚了三角六分钱,回来给母亲受到表扬,还得了五分钱硬币奖励。

可惜好景不常,摆了三天,父亲知道后,可能是觉得影响不好,竭力反对,我只好作罢。

1962年,大哥哥志生结婚,与嫂子一同来株冶度假,我们一起去清水塘剧院对面的照相馆拍全家福,不知是谁是何原因惹了小弟志同,他坐在地上哭着双腿乱蹬,死活不肯照,结果硬是没照成。

从清水塘剧院右边往下走不远是清水塘火车站,这是个小站,在冶炼厂生活三区的西面,从这乘绿皮火车可去湘潭或长沙。

冶炼厂厂区位于生活区以南,弯曲的湘江北岸,那有亚洲第一高的烟囱,我只跟父亲进去过一次,没啥印象。

1963年2月,母亲带我和7岁的小弟志同去张家口市烈属养老院看姥爷,没带8岁的大弟弟志明同去,志明因此大哭了一场。


1963年,母亲(后排右二)带我和小弟弟志同到张家口市烈属养老院看望烈属老人



这年,冶炼厂子弟与邻近化工厂的子弟聚众斗殴,还有人被打瞎了眼,一时闹的沸沸扬扬,我们一帮小孩在三栋的王守明、王理端,一栋的李韶山等打架厉害的头儿带领下,冲锋陷阵,得胜而归。

1963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这年六一儿童节,学校组织我们赴长沙市青少年宫,参观学雷锋展览,全班同学系着红领巾,带上干粮和水壶,一路高歌《学习雷锋好榜样》前进,那意气风发的模样至今难以忘怀。

这年,我在苦苦等待中先收到了株洲市第三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姐姐通知书没同时来,还以为没考上,急的哭了,稍后得知自己考入了重点中学株洲二中,她才破涕为笑。

我被编在三中学俄语的初35班,语文老师张赐恒,他教课文《落花生》、《梁生宝买稻种》等,都挺生动,激起我对语文的强烈兴趣。外语彭春生老师戴着一副满是圆圈厚厚的近视眼镜,眼睛突突的,给人印象深刻。对浓眉大眼,敦实身板的班主任兼体育老师宋振鹏记得最牢,是他把我引进篮球之门。

在35班,除了冶炼厂的小学同学危宏康、杨捍平、张庆华、贺熙林、赵舒眉外,能记住名字的还有易静野、苏律宾、李明广、刘安等。我个头较高,与留级男生苏律宾同桌坐在后排,苏同学是残疾人,柱着拐杖上学,但他很乐观,拖着一条腿还跟同学们打篮球,让我敬佩。个子小的女生易静野就坐在我这行头一排,她唇上人中两边体毛较深,给我留下鲜明印象。

李明广也喜欢打篮球,身手敏捷,与我、捍平、宏康常在班上一块玩篮球;刘安的家在我上学时必经之路旁,我常招呼他上、放学同行。

我上学的路线是从二区四栋屋后向下,经过水塘南行,从刘安家门口路过,跨湘黔铁路线(现沪昆线),再上坡从北面大操场进校。

记得操场和教学楼东头是一座木板搭建的厕所,木板地面开凿出一排没有隔板的蹲位,底部就是粪池,非常简陋。令人尴尬的是,因厕所地势较操场低,从厕所屋檐下的缝隙可窥见男女生入厕,不知何时才改变了这不雅观的状况。三中的南边靠响石东路是学校正门,本世纪初,我时隔40年后重回母校寻找儿时遗迹,感觉校园已是面目全非。

我在初35班只上完了初中一年级的第一学期,因父亲荣调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我在初一第二学期开学不久便转学到了长沙市第五中学(现雅礼中学)。

特别记得,得知我要转学去长沙,同样喜欢篮球的危宏康同学告诉我,在长沙逢下雨时可不带伞,因为街头铺面都有宽宽的屋檐遮雨……

1964年4、5月间,我离开株洲市三中,转入长沙市第五中学继续学习。

本文经作者授权红网体育编发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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