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16 10:12:54 红网时刻
我，杨志存，出生于公元1951年1月12日，中国农历是1950年腊月初五，生肖属虎，是“虎尾”也。出生地是现河北省张家口市所辖的张北县，该县在张家口北边，称之为“坝上”。
所谓 “坝上”地区，泛指北京以北100公里到张家口以北100公里，自西向东，地势陡然升高的草原、丘陵地带。
1950年10月，怀我5个月的母亲赵玉珍时任张北县妇女联合会副主任。此时，朝鲜内战已爆发三个多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1951年，我的父亲杨林
当时，我父亲杨林任察哈尔省察北军分区副政委。
察哈尔省，建于1912年，是民国时期省级行政区。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根据察哈尔特殊的地理环境，如地广人稀、物产匮乏等原因，经原察哈尔省军区司令员王平将军的提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同意，决定撤销察哈尔省建制，原察哈尔省所辖雁北专区、大同市及察南专区等地划归山西省；察北、察南16县改为张家口专区，连同张家口市、宣化市归属河北省管辖。
时年28岁的母亲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在察哈尔省察北军分区司令部卫生所任政治指导员。
1952年，我的母亲赵玉珍（后改名赵立新）
母亲说我是早产儿，出生时未满八个月。
用尽全力追寻儿时记忆，最早的模糊印象是我牙牙学语时，父亲让我叫“爸爸”，我老是发音“大大”。
之后，蹒跚学步，我穿个开裆裤，臀部挂个“屁股帘子”挡风御寒，隐隐约约记得是黑底起小白花的“帘子”，用带系在腰间，遮住臀部。
印象最清晰的是我在卫生所门口，母亲鼓励我慢慢连走带爬登台阶的那一幕。
我儿时记忆中的第一首歌部分歌词和曲调记得非常牢的几句是：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国兵呀……（后面的歌词就记不全了）
这首歌是爸爸教我唱的，记得那时我被这首歌“狂轰滥炸”，给包围了，想不记住都不行。
1951年，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半岁的我
1953年1月，母亲在华北军区第一文化学校学习，这所学校位于河北省高阳县， 该县地处华北平原，位于保定市东南部，距离北京、天津、石家庄各为150公里，北边紧靠白洋淀与安新县交界，当时和现在都归保定市管辖。
新中国初期，解放军指战员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战士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0%；干部高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近70%，其中文盲和半文盲就占了30%，母亲就是文盲，出身雇农，从小做童养媳，没上过一天学。
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开始有计划的普及中小学教育，在全军掀起了文化学习高潮，母亲就是在此背景下，30岁才读速成小学。
1952年，母亲带着2岁多的我在北京“定格”
母亲带着两岁的我学文化，印象深之一的是我得了腮腺炎，疼得直喊叫，母亲说我不是“哎哟、哎哟”叫唤，而是“哟哎、哟哎”地发声，声声让母亲心疼。更让我害怕的是打针，打的叫盘尼西林，我后来才知道就是消炎的“青霉素”。
儿时记忆中的第一部电影是《白毛女》，牢牢记住了喜儿扮演者田华和黄世仁扮演者陈强的形象。
这些情景是1953年之前，也就是我三岁前的全部记忆了。
1953年，父亲调任华北军区后勤部任宣传部副部长。我们家在北京猪市大街（现北京东四大街），不过住了没多久就搬到东单东堂子1号。
猪市大街那边是一栋二层的小楼房，同父异母的哥哥从冀东乐亭县老家来北京读中学，住在二楼，我上楼梯找哥哥玩时要爬着上阶梯，感觉那楼梯又高又长，现在想起来是我当时太矮的缘故吧。
比我大一岁的姐姐杨一清，被母亲从宣化县奶妈那接到北京，我才第一次知道还有个姐姐。姐姐和我被送进华北军区幼儿园，我在小班，姐姐在中班。我在幼儿园生活没多久，也就没啥印象深刻的事儿。
1953年，我与母亲和姐姐妹妹在北京的留影。左起：妹杨二清、母亲赵玉珍、杨志存、姐杨一清
东堂子1号是座四合院，记忆中院内有一口带盖的水井，印象最深的是：一天雨后，我在灰砖墙根第一次见到蜗牛，用小草触碰它的触角，触角就会缩短，非常有趣，用手捏住它的蜗壳提起时，可明显感觉到它腹部贴墙的粘性。
1954年5月，大弟弟志明在北京出生了，因为他太小，我俩没啥互动，印象不深。在北京期间刻骨铭心的是一幕“大华打碎茶碗”。
1954年下半年，母亲在北京军区后勤部待分配，我们一家移居华北军区大华招待所，进门左、右侧各有一排房间，正面黑咕隆咚的，似乎也有一排房间，爸爸说，如果谁不听话，调皮捣蛋，就会把谁塞到小黑屋“关禁闭”，故一提到小黑屋姐姐就很害怕，我那时可能还没有“怕”的感觉，畏惧感是啥？脑海中一片空白。
一天，我和姐姐在家，我口渴想喝水，姐姐就爬上凳子去拿柜子上的茶碗，一不小心，茶碗由柜子上掉下，瞬间四分五裂，姐姐闯了祸，觉得可能会被关进“小黑屋”坐禁闭，吓得哇哇大哭起来，我望着泪流满面的姐姐，不知所措，呆呆地看着她，还懵懵懂懂感到奇怪，姐姐为啥大哭呢？
发生这事后，我才在记忆中确确实实感到了姐姐的存在。
1955年，父母亲双双南下，到华北军区第三文化学校待分配，这所学校位于河南省境内一个叫大明园的村镇，我们暂时居住在老乡家中。在这里，我第一次在屋檐下看到了燕子和它们衔泥垒起来的窝，觉得很有趣。那时，对周围没见过的一切都感到新鲜，想探个究竟。
1954年秋，全家在北京合影。中间：同父异母的哥哥杨志生，中排左起：母亲赵玉珍、妹杨二清、父亲杨林。前排左起：弟杨志明、杨志存、姐杨一清
部队乘火车沿着京汉铁路继续南下，到达汉口长江南岸。那时，还没有武汉长江大桥，火车车厢被一节节分开，驶入铺好铁轨的轮渡，分节运送过长江。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宽阔的江面，在车厢内望着窗外波光粼粼的江水，那生动的一幕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记不得是1955年哪一天了，部队到达目的地——长沙县黑石铺，华北军区第三文化学校摇身一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工程兵预备军官学校，父亲担任副校长。
父亲在当时解放军干部中文化程度算挺高的，他1938年参加革命前就是中等师范毕业，担任小学教员，当个副校长还是蛮胜任的。
我们家被安排在西校区一排红砖平房，一共有三户人家，左边是王副政委一家，右边是张校长一家，北面房后有一排低矮围墙，5岁的我翻墙出去不是难事，墙外是农田，远处散布着农舍。
家的朝南面是一片低矮的茶树林，左边一条水泥路通向校广场等处。
当时，母亲响应国家号召，多生多育，朝着生五个就授予“英雄母亲”的光荣称号迈进。
因为五姊妹都小，姐姐最大6岁，小弟刚出生，母亲就退伍在家带孩子，家里还请了一位保姆约40岁，我们叫她“裴阿姨”，父亲1958年转业后就再也没见着她了。
五姊妹拍摄于1956年在长沙工程兵预备军官学校。后排左起：姐姐杨一清、杨志存。前排左起：小弟杨志同、大弟杨志明、妹妹杨二清
在工程兵预校我印象最深的事是给刚出生的小弟弟志同起名字，1955年8月19日弟弟出生后，父亲也就是随便跟我说说，让我给弟弟起个名字，我随口道，叫“杨钢笔”、“杨手套”，爸爸说那哪行，你们是“志”字辈，名字中间要有个同志的“志”字。我平时也听父母亲说过这“同志”词语，但并不知其含义，我突然灵机一动，信口说，那就倒过来叫杨志同呗。父亲可能觉得这名字含有志同道合的意味，当即拍板：好，就叫杨志同。
由此，小弟弟在我记忆中就有了第一次深刻记忆。
在工程兵预校，还有几件事记忆深刻。
每天清晨，预校正门广场都要升国旗，每当国歌的高音喇叭声传出，我们姊妹几个除小弟外，都从床上爬起来，一本正经的立正，向着国旗的方向敬礼。
离黑石铺不远的地方有座大托铺军用机场，父亲有时带我们姊妹登上附近的九峰山头观看战斗机起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飞机。
我家在西校区，出了预校正门，横过新开铺路就进入了东校区，左侧坡上是俱乐部，一位叫王兆虎的叔叔是放映员，约20多岁，记得一部叫《刘巧儿》的电影是1956年在预校观看的，我记住了片中的评剧主演新凤霞，其中另一位主要演员赵丽蓉却是以后才知道的。还有一部《扑不灭的火焰》是看过印象最早的战斗故事片。
遗憾的是，王兆虎叔叔1957年被打成所谓“右派”，被开除军籍，据母亲说之后他自杀了。
俱乐部旁边是军人服务部，有一位姓肖的（还是姓夏？记不清了）女服务员让我记忆犹新，那时她约30多岁，与母亲年龄差不多，还都烫卷了头发，母亲与她关系特好，她常来我家，每次都带糖果之类的食品给我们姊妹吃，加上她戴一副镜片厚厚满是“圈圈”的高度眼镜，故印象格外深。
记得有年长沙下雪了，爸爸带领我们捉麻雀。用一只白圆藤条编成的箱子，放置在屋对面的茶树林中，箱下地面撒上大米粒，再用一根筷子支起箱子，筷子底部栓上长长的麻绳，拉到窗户下，我们姊妹们“埋伏”在窗后屋内，死盯着箱子，等候麻雀自投罗网。果然，麻雀贪吃入圈套，爸爸把绳子一拉，便扣住了麻雀，引来姊妹们一阵又一阵欢呼。爸爸伸手从箱底捉住麻雀，拔毛破腹，洗净再用泥巴裹住，埋到柴火灶膛内灰烬中，借助余温烘烤，烤熟的麻雀肉那个香啊，回想起来，余味至今未尽。
1958年，我与小弟杨志同（左）、大弟杨志明在长沙工程兵预备军官学校军人服务部房后合影
我对预校的事记忆不大多，是因母亲把我和妹妹杨二清送到湖南省军区幼儿园，除了节假日，我都是在幼儿园度过的。
湖南省军区幼儿园位于现长沙市韶山北路与解放东路交叉处，也就是现在华天大酒店的位置，那时幼儿园附近都是菜农的菜地，还没有韶山路和解放路，是叫文艺路，记得我初去幼儿园还得经过田间土路。
园长姓张，瘦瘦的，上世纪80年代我曾去幼儿园探望张园长，她还是那么瘦，令我惊讶的是，30年过后，她竟然还记得我和妹妹，还能叫出我的名字。
我在二楼大班，妹妹在一楼中班，我对妹妹印象开始深刻就是在这一时期。在风雨操场玩滑滑梯，滚铁环，玩丟手巾和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在室内玩大型积木，逗园内饲养的猴子，堆沙包……我都印象颇深。
管我们的阿姨只记得“叶阿姨”，其实她并非姓叶，只是常上夜班，照看我们睡觉，所以被小朋友们称之为“夜阿姨”。
幼儿园的男、女小朋友上卫生间不分性别，我偶然发现有的小朋友没有小鸡鸡，便问阿姨，得到的回答是：被老鹰叼走了。如此回答让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使我第一次有了男女的概念。
在幼儿园期间，我得过一次肺炎，入住位于长沙市洪山庙的解放军163医院，记得妈妈带我住院的路上还要坐渡船过浏阳河。
1958年，在长沙工程兵预备军官学校，父亲转业时拍摄的全家福。前排左起：7岁杨志存、3岁小弟志同、5岁妹妹二清、4岁大弟志明、8岁姐姐一清
住院时，我第一次有了“钱”和“偷”的概念。
我与战士们同住一间大病室，看到病友时常拿一张好看的纸片就可以到楼下小卖部换来吃的东西，很好奇。有一天，看到临床病友床头柜打开了，抽屉里有那样的纸片，我便拿出一张到医院小卖部，买了一把糖来吃，岂料被妈妈看见后，问糖是哪来的？我说是用纸片换来的，没想到却遭到母亲好一顿打骂，这可是我记忆中第一次挨打，也知道了别人的“纸片”是不能拿的，被打疼的我方懂得了“钱”和“偷”的概念，虽挨打却受益匪浅啊。
1957年，姐姐7岁了，到了上学的年龄，记得6岁的我和姐姐都是在爸爸的预习辅导下，一同去长沙县九峰完小报考入学的，姐弟俩都编在同一个班，就此告别了学龄前时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