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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围棋轶事--朱伟/文

来源:新浪博客 皖风棋韵 2012-03-01


靳文翰

  靳文翰教授是位著名历史学家,也是个围棋迷。

  靳教授青年时从围棋前辈丁渠清学棋。他曾赴美深造,1947年回国后,执教于圣约翰大学,与著名围棋活动家胡沛泉为同事。解放前后,又从老棋手王志贤学棋。后来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执教,又与杨武之教授为弈友。“文革”前,杨寿生、曹未风、王志贤等常去他家弈棋。可以说,靳教授数十年来一直以弈围棋为第一爱好。

  据说,“文革”时期,靳文翰被抄家达四次之多。被“解放”后,他便邀请一些棋友在星期日去家里弈棋。靳教授住在石门一路南京路的卡德公寓内。他家里有一个大客厅,可摆上四、五盘棋。经常去他家弈棋的有赵之华、章照原、尤伟亮、陈华钦、邱百瑞、柳曾符等围棋教练,这些教练又把他们的得意门生带去玩,其中有韩启姚兄弟、朱耶兰、宋连富、芮乃伟姐弟等。另外象严家骥、黄船长、金子沛兄弟也是常客。应邀到靳文翰家去弈棋的,还有一批新四军老干部,象姚耐(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围棋协会副主席)、赵坚(画家)、华将谟(记者)等。姚耐是“文革”前围棋月刊的主编,在新四军中以他的棋艺为最高,算得上是业余好手。陈老总经常找他下棋。

  靳教授热情好客,来者不拒。他家的“星期棋会”办得很热闹,许多棋友在他家弈得乐而忘返。画家赵坚提着篮子到菜场买肉后,就直接上门来弈棋,一直玩到傍晚,等离去时,猪肉已变味发臭了。

  到靳教授家来弈棋的人多而杂,大楼的看门人提意见了,居民委员会也注意了。在“文革”这个非常时期,曾被批斗抄家者,家里来人多,往往被注目。因此,靳教授只得被迫缩小接待范围,规定只对一些熟识棋友给予接待。一些不太熟的棋友,便让夫人和保姆在门口婉言辞谢。

  靳教授家的星期棋会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弈棋场所,他持续了十多年。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尽管没有公开的弈棋场所,人们对围棋的强烈兴趣,却是无法扼杀的。


陈苍麟

  全国各地都有一些热心于围棋事业的围棋老人,如武汉李益谦、河北竺可羽、南通陈共进、……。而上海则要数陈苍麟了。

  陈苍麟湖北沔阳人,在上海第62中学教书,华以刚八段便是在这个学校读书的。

  陈老师有数十年弈棋史,他退休后,一心扑在培育围棋后进的事业上。当李鸿钧在虹口一中心开展围棋活动时,便邀请陈苍麟来校辅导学生,他欣然应命。

  每当围棋班训练时,陈老师便来和学棋孩子下指导棋,后来虹口一中心有十三、四名棋童选送到市体育宫训练班去学习,陈老师便和带队的白一萍老师一起接送孩子去体育宫,数年如一日,风雨无阻。

  陈老师为人和蔼可亲,教孩子时循循善诱,孩子们都亲切的唤他“陈老爷爷”。

  每次训练,他都要陪孩子下棋,他为人随和,对孩子一视同仁,随要找他下,都不拒绝,无论让十三子,还是让三子,都同样非常认真。

  十多年来,训练班的棋童一批换了一批,而陈苍麟一直坚持去辅导孩子。他曾笑着说,有最佳运动员、最佳教练员,而我可以算是最佳陪练员了。

  有一个晚上,我到精武体育馆棋室去玩,见到一位面容瘦削、戴眼镜的白发老人,正在同时与华学明、王霞芳下让五子的棋。每当女孩走出好棋,他便摇晃着脑袋,赞赏说:“啊!妙手啊!”“这真是天才之想!”这就是我与陈苍麟老师的初次见面。

  陈老师非常关切自己亲手培育的孩子的进步。

  有一年,虹口一中心的沈光基和曹大元争夺参加全国少年围棋赛的一个名额。这不仅是参加一次全国比赛,而且有可能影响到孩子是否走专业棋手的道路。当沈曹在市体育宫训练室对弈时,陈苍麟在一旁正襟危坐的做棋谱记录。这盘棋直至收官,沈光基一直占绝对优势。眼看胜局已定,陈老师无比欣喜,自己陪训的学生就要代表上海去参加全国比赛了,哪知在走最后几个单官时,沈光基忘了补棋,把外气撞紧。曹大元眼明手疾,抓住这唯一的机会,立即在对方空里走出了棋,吃掉对方十几个子,结果曹大元以半目险胜。当出棋时,陈老师惊呆了,他突然站了起来,面色惨白,象座石像般注视着棋盘,久久僵立着。

  对局结束,在带孩子们回家的路上,陈老师比孩子还要伤心,不断喃喃自语:“半目,只输半目棋!大好江山毁于一旦,可惜,太可惜!”

  陈老师学识渊博,对古典文学尤有研究。他擅于填词,曾作过许多围棋诗词,缅怀陈毅同志,庆贺中国队战胜日本队,欢呼“四人帮”被打倒,围棋得新生,颂扬聂卫平的卓著功勋。他的词曾在多种棋刊上发表。他研究晚唐诗人李贺的著作也即将出版。

  “文革”时期,围棋资料十分匮乏,陈苍麟虽年近七旬,还自学日语,设法借来许多日本棋刊,靠着日汉词典吃力的翻译日本的名局,每局棋都按日本棋刊,分许多谱,附上许多参考图,他搞得非常精致美观。估计一局棋要花十几个日夜才能译完。经过十年努力,他搞了厚厚二十多本资料集,共数百局,由此可见老人花了多大的心血,具有何等的毅力!

  陈老师将这些资料集分借给围棋教练和学生看。到他家去借这些手抄棋谱的人越来越多,连赵之华教练和外区棋手也都登门索阅。后来他只好搞本借书登记簿,以便加快周转。

  每年春节期间,陈苍麟老师总要宴请棋友和他的围棋学生。

  有一年春节,我应邀去吃饭。陈老师家的房屋比较宽敞,在客厅墙上,挂满他创作的围棋诗词。这些诗词都由他夫人手书。他夫人也是位退休教师,书法秀拔有姿。好诗词和好书法真是相得益彰。这次应邀来吃饭的有赵之华、许宛云、卜浚明、叶武汉、华学明、王霞芳、沈光基等十余人。

  当时,正值副食品紧张时期,陈老师接连几天凌晨便去排队购置食品。由陈夫人掌勺,按菜谱书籍上所载的烧法,烧出一道又一道精美的菜肴,数量之多和滋味之好,超过许多名饭店。我对这两位一生教书、不善家政的老人能烧出这样的好菜来,感到十分惊喜。这一晚,大家吃得满意极了。但陈老师却因过度劳累而病了一场。


金蕴中

  72年围棋项目恢复后,闸北区体委就聘请金蕴中为围棋教练。

  当时的围棋教练都是业余的,而且大多是待业青年。这些业余教练都没有什么津贴。后来静安区发给章照原、尤伟亮每月津贴20多元,这个数字还不到当时上海职工最低工资的一半,这还是最好的待遇。

  在这种几乎是尽义务的情况下,金蕴中可说是上海最卖力的教练了。

  闸北区的围棋训练基地设在七浦路小学分部。这个小学分部在七浦路的一条弄堂里,房屋十分陈旧,其前身可能是个庙宇或祠堂。

  围棋训练室设在二楼一个低矮简陋的房间里。招收的学员也以七浦路小学的学生为主。当时这所小学实行两部制,即一部分学生上午上课,另一部分学生在下午上课。金蕴中就整天扑在这个训练室里。上午教那些读下午课的学生,下午教那些读上午课的学生,晚上去训练室教启蒙班的学生,直至九点半后才回家。

  他一心一意培育为其幼苗,把什么八小时工作制、星期日假完全抛在脑后,一年只休息春节、国庆、劳动节这几天。过去上他家弈棋的棋友,只有到七浦路小学才能找到他。

  金蕴中为了普及围棋和发掘人才,不仅到少年宫和许多中小学去开设围棋入门班,把发现的好苗子吸收到区训练班来,还举办围棋师资训练班,学员都是闸北区的中小学教师,其中不少人成了开展围棋活动的积极分子。

  金蕴中把中学的重点放在向东中学,并使七浦路小学与该校挂钩,学棋孩子小学毕业后能升入向东中学,继续在他指导下学习围棋。他在向东中学教了一批又一批中学生。这些中学生成了区少年围棋队的骨干,并且成了他教小学生的得力陪练员。

  金蕴中为了改善教学条件,不仅自己动手制作十三路小棋盘,还请工厂中的棋友制作出磁性教学用棋盘(当时上海仅市体育宫训练班有一块日本赠送的磁性棋盘)。他还从工厂找来“下脚料”——许多圆形小铁片,一面涂有白漆,另一面涂有绿漆,用来作摆谱的棋子极为方便。许多棋友和学生都分到了这种特殊的棋子。我至今还保存着一副。

  金蕴中和棋界有广泛接触,为了使学生尽快提高棋艺,他邀请棋友到他的训练室去玩。各区的许多棋手都能随时随地去弈棋。每当棋友到了训练室,金蕴中便拖住他们和孩子下棋。他在训练室中举办的常年升级赛中,请一些成年棋手参加。他还让一些水平较高的学生与成年棋手弈十局升降赛。他还经常组织学生和邻区的少年围棋队进行交流……。

  当时,我在训练自己学生之余,就去七浦路小学。可以说,我是去的次数最多的人。每当我到了那儿,金蕴中总要拖我和孩子们下指导棋,还嘱咐学生:“好好下,赢了朱指导,记二分!”或是说:“去,把朱指导斩成肉饼!”

  由于这个训练室开放时间这么长,孩子们随时都能来弈棋,并能获得成年棋手的指点。他们的学棋热情愈来愈高。有些孩子白天来过,晚上又偷偷溜进来,以致于金蕴中不得不把他们“赶”回家去。

  常年的辛勤耕耘,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经金蕴中启蒙的学生中有李青海七段、倪林强六段、孙乃经(全国业余十杰之一)、胡燕华(三次全国大学生女子冠军)、刘钧(国家少年队员、初段)、尉泽龙、张学慧、林善良等。他们都是七浦路小学的学生。

  由于长期的过度劳累,金蕴中的气喘病日益加重。即便如此,除非严重到卧床不起,他总是带着药物喷雾器坚守在他的训练室里。

  我常对他说:“你拼得太厉害了,要注意身体,不然会垮掉的!”他总是笑笑。

  我知道他太爱围棋了,围棋是他的理想,围棋学生是他的精神寄托。但是无情的病魔终于吞噬了他。去年十一月,金蕴中病逝在医院,我匆匆赶去参加追悼会,见了最后的一面。这时,他的遗容和他平时的容貌完全不同,完全认不出了。一个把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围棋的教练躺下了,一个相识二十五年的老友躺下了。我的心头涌起了无比的悲痛和空寂之感。


钱得胜父子

  钱得胜医师有两个孩子,长子钱宇光,次子钱宇平。

  钱宇光自小住在外婆家,钱宇平则带在身边长大,所以钱宇平五岁便学棋,比他哥哥要早。

  钱得胜一心要使儿子走围棋之路,因此在钱宇平上小学前,便送他进了市体育宫围棋班。

  当时,钱得胜长期病休在家,因此每天陪送孩子到市体育宫去。遇到下比赛棋,他就坐在一侧记录棋局。回家后,认真细致地给孩子复盘,指出错误,有时一直教到深夜。

  当时,在围棋班的孩子中流传这样一种说法,钱得胜不仅是位文质彬彬的医生,在大学念书时,他还是位体操运动员。每当钱宇平由于不认真而输了棋,钱得胜便罚他面壁头下脚上倒竖蜻蜓。钱宇平愤慨地否认有倒立这回事,说这是大家故意捏造事实来取笑他。

  钱宇平小时候的棋风是力战型的,对攻杀的手筋感觉敏锐,算路亦准,常能在中盘时就吃掉对手的一两条大龙,迫使对手中盘认输,所以很少需要收官。

  在围棋班里,他年龄最小,下起棋来却又快又狠。那些比他大的师兄们对他的攻杀力量很佩服,也很忌惮。后来他们想出了一条好对策,就是在与钱宇平对局时,尽量避免搏杀,力求稳扎稳打,拉长战线,走成细棋,然后在收官阶段进行搜刮。这一以柔克刚的战术,每每能够奏效。所以有一年,钱宇平成绩不理想,升级缓慢。这不是他的棋艺没长进,而是在战术上受到师兄们的遏制。只有在年龄、数学计算能力和社会见识增长后,他才突破了这一战术,取得新的跃进。但谁也没有料到,钱宇平到了棋艺成熟期,棋风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变成以占地为主、后发制人、异常坚实的“木谷流”(日本棋手木谷实九段的风格)。


小杨晖

  杨晖起初是在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围棋班学棋,学了没多久,便显示出卓越的才华。

  一天,她的启蒙教练王培华到静安区围棋班找章照原、尤伟亮教练说:少年宫因棋室房间要移作它用,围棋训练班要停办了,有几个学生资质非常好,尤其是一个叫杨晖的女孩,如果任其半途而废,实在太可惜了。我打算把她送到你们训练班来。章、尤听了,颇为心动,便眼巴巴地等着,等了几个星期也没有消息。后来才知道,杨晖早已被送到了市体育宫围棋班,他们是吃了一个“空心汤糰”。

  杨晖到了市体育宫,其才华立即为邱百瑞等教练所赏识,常让她与业余高手下棋。

  一天,我到市体育宫去,看到戴文龙正在与一个漂亮的小女孩下棋。戴文龙,人称小戴,其时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在上海可说是一流业余棋手,棋力不在朱福源之下,不过他是属于所谓“野路子”的,就象董文渊一样,是“邪派高手”。

  我上前观看,这是一局让五子的棋。这个学棋未满一年的小女孩,攻杀凶猛异常,只要一块棋未见两个眼,她就全力加以围歼,直至见到活净,便转身再去吃另一块棋,一路全是主动出击,步步紧逼,毫不放松,棋形也非常漂亮,根本不象是个被让五子的下手。小戴一面应付,一面惊呼:“这么厉害!没见过这样的吃法,我倒变成下手了!”

  邱百瑞教练和我在一旁都笑了。这样的孩子的确罕见,不用多少识别能力,就可以断定,这个女孩必然会出人头地,成为一代棋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杨晖。


芮乃伟姐弟

  当静安区国际象棋业余教练小薄把芮乃伟姐弟带到围棋班来学棋时,章照原、尤伟亮教练就象拾得两颗珍贵宝石一样欣喜。这是两粒未经琢磨的宝石。作为教练,能在几百个学棋孩童中,觅得一个这样的好苗子,已不容易,何况是两个呢。

  当时,章、尤更看重的是弟弟芮乃健,认为他更聪明,棋感更好。一天,我上静安区围棋班去玩,尤伟亮兴冲冲地告诉我,安徽的黄永吉刚到这儿来过,他跟芮乃健下了一盘让六子的棋,被芮乃健“杀了一刀”。

  黄永吉是“文革”前的著名棋手,曾获得过60年全国冠军。当时芮乃健学棋才半年多,能有这样的表现,的确难能可贵。说着说着尤伟亮忽然心血来潮,要我也跟芮乃健下一盘让六子的棋。我很愿意下棋,但我的棋力怎能与黄永吉相比,让六子岂非要我出洋相,我再三表示要少让两子。但尤伟亮笑着执意要我让六子试试。我只好这样下了,这盘棋最后巧成和棋。

  尤伟亮原以为孩子会把我杀得片甲不留,这个结果也颇使他感到意外。

  那一年冬天,我每天清晨到南京西路中苏友好大厦(现展览馆和友谊电影院)前去教一个朋友打太极拳。那儿人行道很宽阔,早晨前来打拳锻炼身体的人很多。

  一天清晨,大雾迷漫,特别寒冷,我正与友人在打拳,突然在浓雾中钻出两个小孩子,正攒拳直挥,马步跨前,一副少林长拳的架势,挺有精神。我想,这两个孩子天没亮便出来锻炼身体不简单。等到近前一看,原来是芮乃伟姐弟两个。这时我感到惊喜,没想到这两个文静的孩子,还有这一手呢。


邱百瑞

  关于围棋教练邱百瑞,不少报刊作过专文介绍。他的丰富教学经验和培育人才方面所作的贡献,已为读者熟知。这里我不打算重复别人已讲过的东西。

  上海市体育宫围棋班的前身是黄陂北路304棋室的围棋班。它是一个为国家培育棋手的重要基地和中转站。

  邱百瑞主持这个围棋班前后达20年之久,是与这个班共始终的教练。各区围棋教练都把自己最得意的学生送到这里来。当然,邱百瑞自己也常开设入门班,物色人才,经他亲手启蒙的学生先后有谢裕国、王群、曹大元和常昊等。

  在“文革”时期,体育宫围棋班内部大体上还分成初、中级两个班。初级班一直由邱百瑞负责,在中级班担任过教练的,前后有林勉、吕国梁、孙步田等,其中以孙步田执教时间最久。他们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62年,我在304棋室结识邱百瑞。至今二十八年过去了,他的英俊焕发的容貌几乎没有多少改变。

  他的容颜怎能这样青春长驻、毫不衰老?这是一个谜,也是人们常议论的话题。我觉得,这和他开朗的性格是分不开的。他平时待人和蔼,笑颜常开。开朗、乐观是抵御衰老的一大法宝。

  邱百瑞非常注意保养身体,很少抽烟和饮酒,注意营养,平时在食堂吃饭,总要比别人多买一只菜,饭后必午睡一会。生活有规律、注意营养、养成良好习惯,这是抵御衰老的另一法宝。

  一个人要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到这两点,可不容易啊!

  二十多年来,邱百瑞教练除了跟孩子下棋外,几乎从不与围棋手下棋。

  他为什么从不与人下棋?他的棋力究竟如何?这是另一个谜。

  我们这些当过围棋教练的人,棋瘾都很大,非常喜欢与人下棋。如果几个星期不下对子棋,会觉得挺难受。邱百瑞竟能二十多年不下对子棋,这给人一种神秘感,的确有点不可思议。

  六十年代初,也正是我学棋伊始,邱百瑞刚当上教练,那时他是下棋的,他也参加过两次上海市围棋比赛。

  第一次大约是在62年,他在比赛中,遇到杨浦区棋手金艾。这是能否进入决赛的关键的一战。

  金艾是金子沛的哥哥,他具有区级运动员的实力,在上海业余棋界是为人们所熟悉的。论水平,邱百瑞是略胜一筹。这盘棋他下得特别顺手,把金艾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棋盘上存活的棋子也不多了。但当时规定每方限用时间两小时,不读秒,时间用完便判为输棋。

  邱百瑞虽已大胜,时间却只剩下几分钟了。

  按理说,金艾应当起立认输才是。但他这个人最喜欢在败局已定时,千方百计去寻瑕抵隙,即使你毫无漏洞,他也要在你大空中,活动死子,乱搅一通。这就是上海围棋俗话所说的“以青竹竿掏粪坑”。尽管臭气熏天,他却其乐融融。万一你一时疏忽,应对出差错,他便能起死回生,转败为胜。这就是所谓“茅坑虽臭,有时也能掏到黄金”。

  金艾利用限时这条规则,逢断必断,活动残子,拼命把棋局搅乱。邱百瑞为了不出差错,应对时不得不稍加思索,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结果时间耗完,被判超时输棋。这时金艾抚掌大笑,为自己的“掏茅坑”战术的成功而得意。

  64年,邱百瑞第二次参加市比赛,在有关小组出线的关键的一战中,又遇上一名杨浦区的棋手。

  棋局进入中盘,形势很乐观,不料对手突然在他右下角内点入。邱百瑞一惊,粗粗一看,觉得已被击中要害,整个角都不活了,形势顿时逆转,一时方寸大乱,只得另辟战场,力图挽回颓势。这时对手镇静自如,一一应对,未出差池,当棋局各处都已定形后,他争得先手再在右下角走一子。邱百瑞赶忙再定睛细看,发现这个角原来并没有死,还能打劫求活,现在被对方再补一着,才是无救了。他的对手早已看清这一点,但一直不露声色。

  邱百瑞两次比赛受挫,都不是对手比他强,而是输在缺乏实战经验上。从此,我再也没有看到邱百瑞下对子棋了。看来他是下了个决心,决定全心全意扑在培育围棋下一代的工作上,终于成了一名杰出的围棋教练。


王成是

  王成是在六十年代是上海有数的围棋好手,每次参加市比赛都能进入决赛圈,多次进入前六名。“文革”前,《围棋》月刊登载的上海棋讯里,常能见到他的名字。

  我认识王成是很晚,这是因为六十年代时,他不常去304棋室,也不去襄阳公园。他和围棋好手胡文元一样,到了每年市比赛的前夕,才在304棋室露面,找个好手下一二次棋,作为赛前练兵。

  王成是是五四中学的老教师,长期一直过着独身生活,酷爱围棋和烈酒。平时在家一杯在手,桌上摆着日本围棋杂志,边饮酒边摆谱,自得其乐。

  “文革”时期,我常上棋友金疆家去玩。金疆在银行工作,“文革”后期担任了上海高校的围棋教练。我的《围棋手筋练习》一书就是署名金疆出版的。一天,我上金疆家去,只见一位中年人正与金疆在对弈。俩人面前都摆上一杯白酒,边饮边互相调侃。经介绍才知这就是我仰慕已久的王成是老师。

  王成是和金疆既是几十年的棋友,又是酒友,俩人对弈,酒一杯接一杯,直到夜深兴尽,才醉醺醺地分手。

  金疆为人很随和,喜欢下快棋,且不计较输赢。王成是棋艺略高,为人拘谨有礼,自尊心很强,非常爱面子,极看重输赢,下棋只限于熟识者和棋力低下者。我很想和他下一盘,但他总是巧妙地婉言推辞。

  73年围棋恢复后,王成是曾参加过静安区围棋比赛。比赛前后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使他颇感灰心。加以当时涌现出不少实力可观的新手,想在市比赛中名列前茅成了件很困难的事,从此他再也不参加正式比赛了。

  有一年,在静安区的棋迷中哄传有一名四段棋手,棋艺十分高强,打遍上海无敌手。有人把这消息带给了赵之华。

  当时,陈祖德五段等名手已进入国家队,老一辈的国手都已隐退,赵之华四段是公认的上海围棋第一人。人们实在想不出,哪里会又冒出一位四段棋手来?好事者便极力怂恿赵之华出马,去会会这名“高手”。

  经安排,大赵怀着好奇心去一个不相识的棋手家里,只见一群年轻棋迷围簇着一个所谓“四段”棋手。眼睛近视的大赵上前细看,原来是王成是。两人原来是老相识,不禁相视而笑,当然棋也没弈成。原来王成是有一批围棋学生,想看看自己崇拜的老师和大名鼎鼎的赵之华一比高低,才制造出这一幕喜剧来。

  到了年近五旬,王成是还没有结婚。他要求既高,又极腼腆,亲友们给他介绍女友多达二百次,都未成功。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位称心如意的终身伴侣,两人都有交友二百多次的记录,这可算是极不容易结成的姻缘。但结婚未及二年,王成是便患癌症遽然逝世。真是世上不如意事常八九啊!


诸鸿恩

  诸鸿恩是我最早认识的一位知名棋手。63年我在304棋室组织围棋升级赛时,他就来报名参加。

  当时,我们还没有业余段位的概念,我们的升级赛,1级以上便是专业初段这一等级,因为诸鸿恩的棋艺显然比我们这些棋友都强,因此我定他为初段。
谁要升级,都得由诸鸿恩把关考试,弈两盘棋,如能赢上一盘才能升级。

  五十年代初,诸鸿恩学围棋时,家住在襄阳公园后面的新乐路。那时,公园四周由竹篱笆围着,靠近棋室的篱笆有个大洞,几步路就到了棋室,既省力又省了门票钱。

  在襄阳公园,他与顾水如、王幼宸等名手下棋,得益不少。

  “文革”前,诸鸿恩每年都参加市比赛,常能进入决赛圈,并多次榜上有名。而那些实力比他强的棋手却名落孙山,为此都感到有些不服气。这是因为诸鸿恩平时弈棋很随便,不在乎输赢。

  他的棋风是喜欢把局面搅得很复杂、很紊乱,明明可以简明地占优势的棋,他还硬是要逃出残子,制造逃孤棋的惊险场面,常常搞得盘上死伤累累、溃不成军,然后他又左诱右骗,搞出棋来,死而复生,反败为胜。

  他是属于“下棋要下出味道”这样一种类型的棋手。所以一旦遇上强手,总是输多赢少。但他也有自己的制胜秘诀。那就是在正式比赛前夕,他总养精蓄锐,睡得好好的,精神饱满地上阵,下棋时极其认真,谨慎小心,一反常态。他的对手本存轻视之心,这时就会感到好象碰上了另一个人了。

  另外,他与强手交锋之前,总先把日本的围棋大辞典拿出来,把其中大斜、高目等繁复的定式变化,温习一遍,背熟其中一些欺着套路,对局时一旦用上了,对手吃了大亏,可就很难翻身了。所以,他在正式比赛中取得好成绩,既有赖于自己的认真努力,也有赖于机智。

  诸鸿恩可以说是个多面手。他一直在水利电力设计院工作,是一位电脑专家。他既是一位棋手,又是一位高级裁判员,当过许多次全国比赛和中日围棋比赛的裁判。他既是个有相当水平的乒乓球运动员,又是五十年代上海有名的“熊猫”桥牌队中的好手。他既会弹琴,又会拉手风琴。我还看到过他自己制作的彩绘蛋壳。但我本人得益最多的是他的刻写钢板腊纸的手艺。

  “文革”时期,围棋书刊极为罕见,围棋资料匮乏。诸鸿恩教我用钢板腊纸刻写围棋棋谱和不用油印机便能印出资料的手法。他还教我刻写出黑底白字的棋谱。当他参加全国比赛和中日比赛的裁判工作时,便把棋谱收集起来,交给我刻印成围棋对局选。

  “文革”中期,他被调到福建南平工作,在那儿他收了不少学棋徒弟,印了一些自编的围棋习题和日本围棋资料,我和他书信往来,互相交换资料。我在“文革”时期刻印了大量围棋资料,其中不少得力于诸鸿恩的帮助。在这方面,他是我名副其实的老师。

  “文革”前,诸鸿恩与我对弈,可让我二子。到69年我的棋艺有了一次跃进,已可与他分先对弈。

  在一次由我组织的小型比赛中(有赵之华等好手参加),轮到我与他对弈时,他约我上他家去弈。

  那时,他与我住在同一马路上,房间比较狭窄,用布幔把房间隔成二半,妻子和两个小女儿都睡在后面。他与我在前室静静地对弈,他每步棋都认真长考,对局从下午6点弈到晚上12点半。在午夜12点之前,我还略占优势,但我毫无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到了12点钟,我精神不济了,在劫争中,找了瞎劫,结果输了二目棋。这时,他神采奕奕地对我微笑着,我才恍然大悟,他又拿出了制胜的法宝,但为时已迟了。(朱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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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曾符

  在我这篇《文革轶事》中,如果没有写到围棋教练柳曾符,未免是一缺憾。

  柳曾符,人称小柳,在六、七十年代的上海棋坛是位活跃分子。他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祖父柳诒徵,镇江人,是清末民初颇有名望的历史学家。父亲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但小柳最崇拜的是他的祖父。他曾对人说,近代中国学术界只有两个伟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他祖父,余者皆碌碌,不足论及。

  小柳少年时便学弈,六十年代,可能也是患病休学,便在静安区当上了业余围棋教练,当时章照原因病离职,小柳就接替了他的工作。

  在他名下的学生有周幸中、孙国第、李兰星等。但这些学生名望不大,因此他常常向人夸说的学生是吴淞笙九段。不过他教吴淞笙的不是围棋,而是书法。由于家学渊源,他书法有相当功底,经常参加书法界的活动,常有作品参加书法展览。在围棋界他是以书法家而知名的。

  “文革”中,围棋恢复后,柳曾符就当了普陀区的围棋教练。凭着他的生花妙舌,使得体委领导每年拨给一笔专项经费,因此在各区围棋教练中,他是个“富裕户”。

  有了钱,办围棋班就顺手多了。他请了棋艺较高的吕国梁等棋手当业余教练来教棋,还给重点培养的学生发津贴,带孩子出去交流比赛,车钱也不用犯愁。

  有一次,他约我带徐汇区的棋童去交流。但我这个教练却是“赤贫户”,他马上拍胸脯说:“没问题,不论你来多少学生,车费和津贴都由我这儿报销,放心好了!”由于他这一保证,我才敢带训练班的学生远征普陀区。

  柳曾符这个人聪明机智,口若悬河,是一位天生的公关专家。他为人很实在。但平时故意装得狂放不羁,臧否人物,随心所欲。当他说一个人本领大时,可以有采星摘月之能,说一个人不行时,简直无半点能耐。有一位书法家,在上海满街随处可见他书写的店名招牌,算来也很有名气。但小柳就认为这人的字差到了极点,连一个小钱也不值。

  “文革”前,他几乎每天都到襄阳公园棋室去,但他很少下棋,总喜欢与杨寿生等老棋手谈些棋界新闻,日本棋赛消息。一些不怎么样的事,经他绘声绘色一夸张,都变得十分有趣了。他似乎抱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宗旨。

  他当过代课教师。有一次他匆匆赶到学校上课,跨进教室,既忘了带课本,也不知该上什么课,他就给学生谈天说海,大讲围棋趣闻,学生们都眼睛瞪得大大的,听得津津有味。直到下课铃声响起,大家才发觉老师今天没上课,只是吹了一通牛。

  柳曾符平时很少下棋,也常常故意瞎搞一通,输了也满不在乎,所以他的棋力究竟如何,也成了个谜。

  有一次,他在襄阳公园与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王人艺下棋。王人艺是三十年代著名演员王人美的哥哥,是个棋迷,棋风好战,是地道的“绿林好汉”。小柳遇上这个“天杀星”,硬是也跟他一样,不按棋理,乱杀一阵,结果被王人艺吃得精光,满盘没有一块活棋。他推枰一笑了事。

  我和一些棋友常想与柳曾符好好下一盘棋,但他总是推却说:“我这个人不会下棋,常常被人吃光,别人吃得越多,我就越开心。”听他这么一说,大家也就棋兴索然了。

  在小柳当普陀区教练时,在普陀区的棋迷中流传着一种说法:柳曾符指导的棋力和朱福源三段差不多。当时朱福源是上海有数的好手,能有他的水平,令人敬畏。

  有一次普陀区围棋比赛结束后,获得冠军的棋手提出要向柳指导请教一盘,小柳让他摆上四子才下。这盘棋下了一半,便“打挂”(暂时中止)了。小柳跑到静安区找上章照原和尤伟亮(那天恰巧我也在场),他说:“昨天我让普陀区围棋冠军四个子,棋下了一半,大告而不妙,你们给看看,是否还有救?如果有救,就再跟他续弈下去。”

  他把棋局摆出来,大家一看,只见满盘白棋都处于惨不忍睹的境地。最后,尤伟亮代表大家对他说:“小柳啊,你这盘棋已到了癌症晚期,就是华陀再世也没法妙手回春了!”柳曾符听后也乐了:“好!那就算了,我不跟他走下去了!”


林勉(右)指导少年陈祖德



林勉

  63年初秋的一天,在304棋室里有几个人同声嚷道:“噢,老师来了!老师来了!”一个四方脸的中年人走了进来,棋室里引起了一阵骚动。我询问棋友,这是谁?说他就是林勉。

  人们找来在围棋班里学棋的朱耶兰与林勉下棋。当时朱耶兰刚获得上海市女子围棋冠军,棋室里的成年好手只能让她三、四子,而林勉却要让她六子,这给我很深的印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勉。

  林勉是台湾人,出身于著名的“林本源”世家。说起“林本源”,在台湾是无人不晓的。

  林勉少年时便来上海,并与围棋结下了不解之缘。三、四十年代,他与刘棣怀、王幼宸、汪振雄、过惕生等老棋手都有交往。林勉是吴淞笙九段的姨夫,也是吴的围棋启蒙老师。吴淞生后来得以出人头地,与他这位姨夫的悉心培养、严格督促是分不开的。

  林勉为人忠厚老实,办起事来非常认真负责。自60年进棋社后,年轻一代的棋人都称他老师,至今仍是如此。

  林勉的棋艺,比起刘棣怀、王幼宸、顾水如等一流国手,稍逊一筹。但比一般业余好手要强多了。

  在五十年代,顾水如自认为可让林勉两子,但两人很少对弈。有一次,顾老心血来潮,要与林勉对弈,在公园棋室当众让他摆上二子,结果被林勉杀得溃不成军。后来文史馆组织一次名手毕集的围棋邀请赛。在比赛中,顾水如一上来四连胜,大有席卷一切之气势,不料与林勉对弈时却被林勉赢了去。当时,王幼宸与顾水如交恶。王老听说林勉执白棋赢了顾水如,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叫林勉复盘,亲自把棋记录下来,拿去叫诸鸿恩刻印出来,分发给诸棋友传阅。

  五十年代,名手汪振雄一直吃住在林勉家,他热情招待,不取分文。汪振雄与林勉下棋较多,对林勉的棋艺长处和短处,了如指掌。

  一年市比赛时,林勉与一个老棋手分在同一小组。嬉谑成性的汪振雄获悉后,便找到那个老棋手,对他说:林勉的棋力比你强,你想不想赢他?那老棋手说:当然想,但只怕赢不了。王老笑道:别担心,我这就授你锦囊妙计。接着就分析林勉的棋艺弱点,把可以制胜的诀窍一一说给他听。

  临到比赛时,林勉与这个老棋手对弈,只觉得缚手缚脚,十分难对付。心想,对方的棋比自己差,怎么今天象是换了个人。想着想着,抬头一瞧,只见汪振雄正躲在一旁掩口窃笑。后来林勉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赢下这盘棋。等知道底蕴后,这个老实人不禁怒火百丈,骂汪振雄太恶作剧,不该如此“忘恩负义”。

  林勉是《围棋》月刊编辑部的元勋。早在1959年,便参与《围棋》的筹备事宜。

  在“文革”前,《围棋》月刊的稿件由姚耐、刘棣怀、顾水如等审阅,而林勉不但负责国外对局,而且承担全部稿件的排版划样、校对和与印刷厂联系等具体工作。《围棋》复刊后,林勉是老编辑中唯一留下工作的。至今他年近古稀,仍在为编辑《围棋》发挥其余热。

  第四届全运会时,林勉作为代表台湾的选手直接进入围棋男子个人决赛。

  在比赛中,年近六旬的林勉赢了王汝南八段。接着,与徐荣新对阵,擒获一条“超级”大龙,眼看胜利在握,拿下了这局棋,便可跻身前六名了。那知徐荣新不甘认输,硬在死棋中“掏茅坑”。老人在应对时犯了一个“低级”错误,被徐荣新做了个“倒脱靴”,死棋复活,痛失好局!

  赢王汝南是林勉生平的得意杰作,而输给徐荣新却是他最伤心的事。我常取笑他说:“老师的棋艺高超,可惜不懂“倒脱靴”,否则早已名扬四海了!”

  有一年,林勉因事上北京去,遇上老友过惕生、过旭初兄弟。过旭初便找林勉下棋,还得来点彩。

  下赌彩棋是老棋手的旧习惯。四十年前,跟“林少爷”下彩棋,赚一顿晚饭,还不容易!但这未免以老眼光看人了,时光流转,四十年过去了,林勉毕竟小了十几岁,棋力尚在。结果,林勉连赢两盘棋。在旁观战的过惕生只得笑道:“走!今晚咱哥俩请客!”


赵坚

  陈老总喜爱下围棋,是尽人皆知的。在新四军的干部中,围棋迷特别多。像邓子恢、叶飞、方毅、张劲夫、唐克、陶勇等领导同志,都有数十年棋龄。

  “文革”时期,在上海的原新四军老干部几乎全被打倒,后来处于无所事事的“靠边站”状态。许多人经常到画家赵坚家去下围棋。

  赵坚在抗大毕业后便分配在新四军中任宣传干事。战争年代,条件差,没有棋具,这些棋迷把硬板纸剪成圆片,涂上墨汁便算黑子,棋盘画在布上,便于携带又不易坏。尽管棋具甚为原始,但却不影响他们的棋兴。“文革”前夕,赵坚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任副总编,“文革”一来,也只好搁下画笔了。

  赵坚住在淮海中路西端的中南新村,周围高安路、湖南路上住着不少老战友和老棋友。

  赵坚胆子比较大,敢于在家中设“棋摊”。当时经常去他家玩的有:姚耐、宋季文、姚力、张璧、吴强、曹未风、巢峰、陶毅、华将谟等新四军出身的老干部。

  姚耐本文已提到过。他是军中的好笔杆子,也是围棋之“王者”,一般老同志都要被他让四、五子,陈老总常找他去下围棋。宋季文在“文革”前是上海分管文教体育的副市长。他亲自主持创办《围棋》月刊的事宜,还亲自为上海棋社(包括围棋月刊社)选定社址。“文革”前,棋社与月刊社是在吴兴路上,一座漂亮的洋房,外面有很大一个花园草坪,十分气派,和现在这幅寒酸简陋的样子,无异有天壤之别!宋季文为推进上海的围棋活动确实做过很多实事。姚力、曹未风等同志都在文教战线担任领导工作。吴强是著名作家,小说《红日》的作者。

  陈祖德原来与赵坚并不相识。陈祖德结婚时,姚耐找赵坚,让他设法搞两张好的画作为贺礼送给陈祖德。赵坚便请著名画家程十发、唐云各画一张国画,由此才与陈祖德相识。

  从此,每当陈祖德返沪时,都要到赵坚家去玩玩。陈祖德与这些新四军老同志弈棋,除姚耐被让先外,其他人都是被让四子。他下棋时很客气,手下留情。如果凭实力讲,即使再加二、三子也是游刃有余的。

  “文革”时,下棋被认为是宣扬封、资、修。即使在围棋开禁后,那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下棋,仍被认为是不可容许的。所以他们到赵坚家去下棋是偷偷的。有点提心吊胆。生怕被工宣队逮住了,又要挨批。

  有一天,吴强正与赵坚在下棋,楼下门铃声直响。开窗向下一瞧,嘿,工宣队上门拜访来了。两人忙不迭地把棋具藏了起来,各人拿起一份报纸,装着在学习的样子,才险险地渡过了一关。


徐汇区围棋班

  74年上海市第五届运动会把围棋列为竞赛项目。围棋又分成年、少年男女组,各区都把选拔少年选手参赛作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当时徐汇区还没有教练,棋友张金日(徐汇区围棋召集人,后任领队)当即向区体委推荐我出任业余围棋教练。

  “文革”前,宛平路小学一直是徐汇区的围棋重点小学。区围棋班就设在该校。

  宛平路原名燕平路,这小学原来叫燕平小学,设在燕平会馆内。我童年时曾在该校读过半年书。燕平会馆内的房舍都是旧式平房,其中有一个殿堂,供奉着关圣帝君,就是三国时的关公。在关帝塑像两侧悬挂着一副对联。上联为:兄玄徳弟翼德,德兄德弟。下联是:师卧龙友子龙,龙师龙友。我常在殿堂里徘徊,很欣赏这幅对联,因此留有很深的印象。

  我受命组织区围棋班,第一步就是上宛平路小学开设围棋启蒙班。“文革”前,柴本源、周己任(“周文王”)任区教练时,也都在该校开班教棋。

  我到宛平路小学后,见到房舍仍是旧貌,只是关帝像已拆除,变成两间大教室。一直负责围棋的杨老师向我介绍了情况。我知道男少年棋手可以凑合。而女孩子虽也有几个,却刚入门,必须利用暑假的两个月进行“特别加工”。其实我心里也明白,围棋是无法速成的,即使再努力,与其他起步早半年的区相比,仍差上一大截。但我必须尽力而为。

  在暑假里,我每天上宛平路小学给三个女棋童讲授围棋基本知识,再与她们下棋,从中选出了两名参加市运会。她们都比原先有了较大进步,但缺乏实战经验,在比赛中把握不住胜机,成绩无法进入前六名,这也是意料中之事。

  在杨老师协助下,我开设了围棋启蒙班,在三、四年级中有60个孩子报名参加。每周在小学放学后训练三次。

  二个月后,经自然淘汰,还剩下二十多个棋童,我在讲课后,还常跟孩子下车轮战,同时弈十几盘让九子的棋。这时孩子们特别兴奋,棋下得很快,不断嚷叫着:“指导,我下好了,快来啊!”我尽管落子飞快,仍赶不上他们的速度。而且有些调皮的孩子还偷偷连下两个子,以致我不断发现原来有出路的白棋被围住了,而被包围的黑棋却逃出了。我的棋筋还经常被“关门吃”。我又好气又好笑,不得不严厉地叫他们纠正过来。

  有一天,杨老师带着一个中年人到围棋班来,经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短跑名将刘庆封。刘庆封在第二届全运会中曾获百米、二百米两项冠军,创造过全国记录。

  后来他被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上将请去当教练。刘庆封到阿尔巴尼亚后,就住在巴卢库上将家里,教他的儿子和其他少年练短跑,傍晚则去海滨游泳。我和刘庆封闲谈时,他曾多次深情地回忆起这段美好的国外生活。巴卢库后来被加上反党的罪名而被处决,这是另一个历史悲剧。“文革”中,刘庆封患了胃癌,动了手术,肿瘤切除相当成功,但身体一直未康复,他的脸颊呈赭石色,很不正常。

  刘庆封非常喜欢下围棋,自从与我相识后,他就经常上我的围棋班来听课。他为人谦恭有礼,绝没有一种粗咧咧的运动员气质,但他很爱面子,不愿与孩子下棋。

  作为一个教练,如果他想出人才,首要的条件是必须有一个固定的围棋训练室。这样可以主动安排训练日程,让孩子有更多时间下棋。也可吸收外校学生来受训,而不受制肘。

  其他兄弟区的教练都有固定的棋室。而我却始终没有,这是一个致命弱点。宛平路小学当时的领导不太重视围棋,供训练用的教室经常被占用,不得不临时调换。有时杨老师外出,棋具被锁在体育室,训练只好被迫停止。种种不方便和折腾,使我的训练工作很不正常。

  两年后我不得不向体委提出改换训练点的要求。

  75年秋,经徐汇区体委的安排,围棋班借用区体校的教室来进行训练。徐汇区少体校设在永嘉新村内。这是一个较大的新式里弄,新村南端大门在永嘉路,西端的出口在衡山路。

  区少体校就在西端出口处。上午少年运动员上文化课,下午进行训练,我就利用下午教室闲置时间进行训练。我觉得每周三次的训练总嫌不足,决定每星期天上午再加一次。经联系,这次训练放在五十一中学。五十一中学是陈祖德九段的母校,离我家只隔三条街。但这两处训练点都无法存放围棋器具。我不得不将十几副棋子装在一个帆布背包里,每次训练时,由家里背到训练点,训练完毕再背回家,这个背包足足有二十斤,挺沉,挺沉。我常自嘲是个“货郎”教练,全上海没有一个教练是在这种条件下搞训练的。

  区里的棋友和教师陆续介绍一些少年儿童来学棋,他们中有的刚入门,有的已有一定水平,加上宛平路小学的学员,已能凑成一个齐全的班底,虽然整体水平不算高,但男女少年儿童四个项目都有了人。

  问题是这些小棋手水平参差不齐,使讲课发生了困难。这好比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共聚在一个教室里,你无法用一种教材去教他们。

  我把学员分成初级、中级两个小班。我自己带中级班,初级班就请棋友高兴明来带,小高在针织厂炊事班工作,他经常到我的围棋班来听课,他有相当水平(现为业余三段),而且烟酒不沾,很和我合得来。当我邀请他当助手时,他欣然接受。

  中级班学员的水平是被我让三至七子。

  我向赵之华棋友借了不少中外棋谱、棋刊。从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棋局,每堂训练课,讲解一局棋费时约一小时至半小时。讲一局棋是有重点的,有时着重在布局和序盘,有时着重在中盘战斗,有时则在细腻的收官,有时则讲一盘妙手迭出的日本名局。我总在事先化二、三小时备课。

  我对章照原不带讲稿教棋有深刻印象,因此暗自决心讲课绝不带棋谱。

  备课时我已将棋局默记在心,当我背着沉重的背包走向训练点时,一路上心里快速默背着手,一局二百手的棋谱,从头至尾,第一遍默背约化五分钟,第二遍四分钟,第三遍三分钟。默背三遍已烂熟于心,人也已走到训练点了。

  在讲课时,我尽量讲得详细浅显,还介绍对局者的趣事轶闻,以提高学员的兴趣。后来初级班的学员棋艺提高了,他们也有兴趣听讲整局棋,虽然接受的能力要差些,但听着听着,也就跟上了。

  有一天,训练结束后,大家正想离开少体校时,发现楼门被锁上了。这里没有留宿值班的人,门一上锁,便出不来了。这时唯一的出路是从运动场的大门上爬出去。

  这大门有三公尺多高,我们搬来一张乒乓桌,再往上放一张椅子,站在椅子上伸手才攀住大门的上沿。大些的学生做个引体向上就翻过墙去了,小些的学生必须里面拖着往上送,外面还得接应。当时除了学生,还有位陪外孙来学棋的老人。这个年近七旬的老人也和我们一起从大门上翻爬出去,真是被困的“大龙”乘隙逸出!


谈少儿学棋

  每年的市少年儿童比赛,是各区小棋手一展身手的好时机。各区教练则借此来深入了解自己的学生。

  在平时训练中,教练对自己学生的一般素质已了然于胸。但更大的考验莫过于参加市比赛,学生在实战中表现出的竞赛素质决定他(她)是否有更大的前途——成为专业棋手。有些学生平时弈棋表现上佳,成绩优异,但临到参加比赛便发挥不出平时的水平,这是教练最怕的事。

  当时,我班里有一个姓黄的棋童,聪明灵活,学棋进步很快,我对他寄予希望。平时训练也常常给他“开小灶”。每逢星期天,家长还带他去找林勉、王幼宸等高手下棋。

  有一年过惕生到上海来玩,就住在他家。过老跟这孩子下棋后,按他的老习惯,总是用手指捻捻孩子的耳垂,亲切的笑着说:“将来的国手,国手!”徐润周也跟这孩子下过棋,徐老仿照清初杜濬为大国手黄龙士写《送黄童子序》的故事,在香港大公报上刊上一篇《送黄童子序》的古文,极力誉扬。这两位围棋前辈对这孩子的期望比我高多了。但每逢少年儿童比赛,他就紧张、怯懦,大失常态,在对局中走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着手,该赢的棋也赢不下来,成绩当然令人失望!

  由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棋手的心理素质。性格懦弱、依赖性重、被娇宠惯了的孩子决成不了大器。棋艺上的缺点是可以改进的,而性格是极难一下子改变的。

  有一年,我收了两个小孩子,学棋才三个月,正逢市少年儿童比赛。

  我觉得这两个孩子值得培养,便给他们报名参加儿童组比赛,在赛前,我嘱咐他们说,你们学棋没几天,还没有入门,而在比赛中要遇到的对手,都是已学棋二、三年的“老手”,你们没有赢棋的可能,我也不指望你们赢棋。参加比赛是为了让你们见见世面。第一年见世面,第二年可以赢上几盘棋。如果学得好,第三年就能成为争取好名次的“大将”了。

  但其中有位孩子的家长却心中不以为然。他私下向自己的孩子提了个指标:“指导说你们连一盘棋也赢不了,你要争口气,无论如何一定要赢下一盘棋。这样,指导脸上也有光彩!”

  临到比赛时,孩子的确很认真努力,但仍一盘接一盘地输棋。其间也确有过一些胜机,但最后仍是吃了个鸭蛋。

  家长自己不懂围棋,但心里却比孩子还着急,对局结束后便指责孩子这里走得不好,那里为什么又走错了。最后为了孩子一盘也没赢,不禁大发雷霆,竟在赛场上当众打了孩子的耳光。我急忙从中劝解。我说,实力太悬殊了,不赢棋是完全正常的事,他的表现我已经很满意了,不能苛求啊!

  我作为一个多年的教练,常常看到一些家长存在着一些错误的想法。其一,他们认为,自己孩子读书聪明,每门课都是100分、99分,下棋一定也能行。殊不知读书聪明和下棋聪明并不是一回事。读书成绩优异的孩子比比皆是,要完全符合学棋条件的孩子却少多了。其二,他们总是盼望孩子飞快进步。不知学棋和念书一样,要循序渐进。围棋的知识丰富深奥,得一分知识,长一分棋力,决无取巧速成的途径。即使是天赋极佳的孩子,其学棋进程也有高潮期和低潮期。今年升了四级,明年未必能再升四级。其三,有些家长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专业棋手。这个想法是很成问题的。让孩子学棋、应该是增长智慧,开拓视野,培养竞争进取的精神,这有利于孩子的成长。至于能否成为专业棋手,应抱听其自然的态度。须知即使是学棋的神童,受到最好的培养,最后能否成为专业棋手,还得看机遇哩。

  我在棋界三十年,亲眼看到不少天赋极佳的小棋手,结果没能走上专业棋手的道路。这种情况,上海有,其他省市也有。如果各方面条件都能事事如意、一帆风顺的话,中国的一流棋手不知要增加多少啊!


插队围棋手

  “文革”时期,上海有不少围棋手到安徽、江苏、江西、云南等省去插队落户。他们在当地播下围棋的种子,有些还成了当地的围棋骨干。

  在安徽插队的,有韩启宇、朱泓、徐福樟、王永源、魏国瑞、倪致祥、许宛云、纪姗姗等棋手。形成一个实力雄厚的“上海军团”,每年安徽省围棋比赛时,包揽了前八名中大多数席位。

  韩启宇是韩启姚的胞弟。韩家有三个兄弟是围棋爱好者。老三韩启姚与曹志林、华以刚、邱鑫是师兄弟,现任上海市少体校围棋班教练。老四启宇,“文革”初棋艺还一般,常去金蕴中家与我们一起弈棋。他性格内向,下棋时认真长考,一丝不苟,故棋艺进步很快。韩启宇到安徽插队后,在省比赛中两次夺魁,被选入安徽省围棋队,征战多年,退役后在合肥定居。他在89年获全国业余十杰第七位。

  朱泓(业余6段)的父亲与陈华钦是同事。童年的朱泓常到陈华钦家去学棋,当时我们常见面。那时他还是个被让九子的小不点,但后来长得又高又大。朱泓到安徽后,曾在省比赛中夺魁。当时安徽方面有意吸收他进省队,但他选择了返沪顶替母亲的工作。现在他在徐汇区任围棋教练,朱泓是个长考型棋手,序盘未见出色,但很有韧劲,从不让对方一棍子打死,到了后半盘总是越下越好,从而转败为胜。

  徐福樟是304棋室“出身”的棋手。“文革”时,我们每天在襄阳公园碰头,一起练太极拳,然后下棋。他有围棋天赋,打谱也很勤奋,所以在我们这些棋伴中,他的棋艺要高出一筹。到安徽插队后,在省比赛中曾进入前三名,并被调出农村,现担任滁县围棋教练。徐福樟为人拘谨腼腆,棋风属日本的“本格派”(即正统的流派),讲究布局,棋理清晰。

  王永源(业余4段)是我在杨浦区结识的棋友。他在“文革”中,常横越半个上海,到襄阳公园来下棋,还请我做了不少摺叠式棋盘。他在安徽亳县插队后,在县医院工作。王永源多次代表地区参加省比赛,进入八强。他是一名攻击型棋手,现也已回到了上海。

  魏国瑞(业余4段)是著名老棋手魏海鸿的孙子。他父亲魏上吼过去在安徽大学中任教,每逢寒暑假返沪,是我在304棋室的棋友。魏国瑞性格内向,温文尔雅,棋风亦属“本格派”,有相当实力,在省比赛中也曾名列前茅。返沪后是活跃于上海棋坛的业余好手。

  倪致祥,人称小倪,是自学成才的棋手,“文革”时期在虹口区渐享有名声,常去金蕴中家弈棋,亦曾随卜浚明去顾水如家请教。小倪在安徽省比赛中曾多次进入前八名,他是极少数在安徽定居的上海人。

  到安徽插队的还有多名女棋手。

  许宛云在皖南黄山茶林场,纪姗姗、张以勋在皖北。这三名女棋手都曾在围棋班受过正规训练。许、张还进了市少体校围棋班,是准备走专业棋手道路的,而“文革”一来,就断送了她们的围棋前程。许、纪、张曾分别代表中国队和上海队参加1965年中日业余女子围棋比赛。现在,许宛云在徐汇区任围棋教练,纪姗姗在宝山区体委工作,张以勋当了教师。

  在江西插队的有许传纲兄弟、沈元强、李成、王茵、张学忠等棋手。他们构成了江西省的围棋“精英”。每年省比赛除当地好手谭青外,他们都在八强之列。

  许传纲(业余5段)童年曾在邱百瑞的训练班学棋。他父亲是位教授,是我在襄阳公园的棋友。许传纲谈吐文雅,谦逊有礼,他的棋风稳健扎实。其弟许传缵原来棋艺较弱,“文革”中逐渐赶了上来。现在许传纲去了日本,传缵去了美国。

  沈元强(业余4段)、李成(业余4段)都在江西农村插队多年,返沪后经常参加市内各项围棋赛,他们分别是闸北区和杨浦区的好手。

  张学忠曾多次在省比赛中列第二、三名,“文革”中代表江西参加国全国比赛,后来在南昌定居,当上专职围棋教练。他是我唯一不相识的插队棋手。

  王茵六十年代在徐汇区宛平路小学学棋,曾参加1965年中日业余女子围棋赛。在插队时期,多次在江西省比赛中名列前茅,参加过全国比赛。她返沪后考上大学,现在在中学里当教师。

  在云南插队的有秦葆平和范九林。

  秦葆平出身于科学家的家庭。他学棋是在“文革”时期,每当返沪探亲时,常找赵之华、赵之云等高手请教。他禀赋较高,肯下苦功,进步很快,没几年便进了云南省棋队,成为主力队员。曾多次参加全国比赛。“文革”后他离开棋队,考上大学,现在上海当中学教师。他有业余4、5段的实力。

  范九林在六十年代初是上海颇有名气的小棋手。父亲范春水曾在304棋室围棋班任启蒙教练。他们一家兄弟姐妹都由父亲教会下围棋,是个名副其实的围棋之家。但棋艺最强的要数范九林和小弟弟范全林。他们常随父亲到304棋室来下棋。

  范九林曾获1960年全国少年赛第二名,1962年全国少年赛儿童组第一名。1981年出版过一本《聂卫平谈围棋》的书,其扉页有一张陈老总向少年棋手授奖的照片,照片说明写道:1964年聂卫平获全国少年冠军,陈毅同志授予奖环。其实照片上的小棋手是范九林,时间是1962年,而那一年聂卫平是获儿童组第三名。

  九林是个很有前途的少年,但不幸受家庭之累,没有被市少体校录取,从而失去了成为专业棋手的机会。记得当年顾水如曾为此力争过。顾水如曾为父亲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吴淞笙力争过,从而为中国增添了一员围棋大将。但他为范九林力争,却没有成功。

  范九林插队到云南,后转入曲靖的汽车运输队工作。在“文革”后期,云南省组成棋队时,他也曾被召去参加集训,因对当时的领队有意见,引发正面冲突而被革除。许多围棋人才就这样被“浪费”了。



希望

  “文革”时期,极左思潮严重泛滥。1976年体育系统搞竞赛改革,便是小小的一例。这个所谓改革,就是取消比赛之名,改称交流,只让记分,不让定出名次。1976年上海的少年儿童围棋比赛,便被改为围棋交流。同时还让一些少年来当裁判长和裁判。这些孩子根本缺乏当裁判的业务水平和素养,因此仍要靠成年裁判员暗撑局面。这些小裁判中,有的偏袒自己的熟人,比赛时指手划脚,教同伴该怎么下,从而惹起了比赛纠纷。对此,我们这些老裁判只能摇头慨叹。那个时候,革命口号叫得震天响,老是搞形式主义,哗众取宠,而并无实效。

  少年儿童比赛结束后,9月9日下午,在静安区体育俱乐部召开总结会,并安排市成年比赛事宜。我作为竞赛组的成员参加了这个会。会议刚刚开始,突然有个工宣队头头奔进来,说现在有重要新闻,让大家马上收听广播。大家以为一定又是中央宣布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了。那知听到的是播音员以极凝重、悲痛的语调宣读毛主席逝世的讣告。当场大家如遭雷殛,都惊呆了。在那些日子里,狂热的宣传已达到了极限程度,人们每天无数遍地读到、听到“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虽然没有人相信,人能活到千岁、万岁。但毛主席是如此神圣、伟大,谁也不敢想象他会遽然离开人世。

  在听到这一噩耗时,参加会议的人,个个象泥塑木雕般,凝固不动。不少人憋了半天,终于憋出了眼泪。会议当然立即终止,市成年比赛也被取消。人们过后才明白,这一事件预示着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转折点,一个时代终结了。

  十年“文革”时期,是围棋处于高潮的时期。围棋爱好者的人数翻了好几番,这是在一个特殊历史环境中出现的特殊的现象。没有领导人和领导阶级的大力提倡、支持,没有舆论的大力鼓动,千百万群众自发地来学棋、下棋,而且这股热情长期持续不衰。究其原因,“文革”初期,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文化生活贫乏,娱乐活动极少,围棋展示了它无穷的魅力,许多人宁愿去下棋,也不愿去搞“造反”和“大批判”。

  “文革”时期,大批青少年面临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命运,而别无更好的出路。因此,许多家长热情支持子女去学围棋,希望凭这一技之长,能使孩子争取一个较好的前途。

  在“文革”后期,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支持围棋,使专业围棋得以恢复。73年后,上海培养出了整整一代优秀棋手,象钱宇平、曹大元、芮乃伟、杨晖、王群、华学明等数十位闻名棋坛的杰出人物,还有数量更多的业余棋手。棋手大批涌现,围棋整体水平大幅度提高,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上海是全国的缩影。上海如此,全国也是如此。现在活跃于棋坛的名手,象聂卫平、马晓春、刘小光、江铸久,无一不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

  作为这一围棋高潮年代的见证人,我写的这些上海围棋轶事,就是想为这一段不平凡的日子,留下些雪泥鸿爪,使人们能永远记住它。(全文完)

《文革时期围棋轶事》附记:

  《文革轶事》一文逐期刊出后,蒙许多棋友的鼓励和提供材料,以致原定只登六期的内容,竟增加了一倍。

  由于近年来记忆衰退,文章中若干细节有误,现补正如下:

  一、陆勇和指出,1973年上海市围棋邀请赛,吕国梁第一名,陆勇和第二名,第三名是潘秋荣,王群是第四。
  二、白一萍说,沈光基输给曹大元是一目,并不是半目。
  三、章照原说,他在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曾被分配到黑龙江工作,是因病退回上海的。
  四、赵之云指出,在文史馆围棋赛中,顾水如四连胜后,接着五连败,是先输给王幼宸,接着才输给林勉。
  五、华将谟来信说,他虽与新四军棋迷十分熟识,但他本人不是新四军干部。

  对上述棋友的帮助,谨此致谢。 (朱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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