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7日 围棋比赛
在被岩本薰赶下坊位之后，桥本宇太郎只蛰伏了一届，就在第5届本因坊战中成功复仇，夺回头衔，而且还以此为契机，完成了自己棋士生涯中的另外一桩伟业——引导关西棋院独立。关西棋院如果没有桥本的加盟，是否能够独立尚在未定之天，同样，桥本如果不是担负着关西棋院总帅的大任，也未必能 够在未来的漫长岁月中一直保持高昂的斗志。桥本成就了关 西，关西也成就了桥本。
昭和二十五年(1950年)九月， 关西棋院发表了独立宣言，正式和日本棋院分道扬镳。这可以说是昭和围棋史上最重大的反乱事件,而 身处在这场独立运动的中心并推动其不断向前发展的，正是桥本宇太郎。
冰冻三尺，自非一日之寒。简而言之，对于以东京为中心的制度，关西棋士们长期以来积蓄了相当的不满，而由于桥本的出现，这种不满情绪遂得到了总爆发的机会。事实上，如果没有桥本担当首领,那么关西棋院的独立一定会以失败告终，或者独立的动议根本就会胎死腹中也未可知。
自日本棋院创建以来，相对于东京的棋士，关西棋士们可说是一直受着不平等的待遇。比如,关西方面自己可以独立发放的免状最高只有四段，一位关西棋士如果想升为五段,即便在当地比赛中达到了足够的点数,也必须再次去东京接受试验棋。
和以头衔战为中心的今日不同，当时还是以大手合为中心的段位至上主义时代,高段者的数量非常有限。倘若允许关西方面随意发放免状，显然会对日本棋院的权威造成消极影响，从这个角度说来，东京方面的想法深究起来其实还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只是,将关西的棋士们降格对待，而且他们在东京下比赛的时候,全部的费用都必须自己承担，这就不能不说是个问题了。
当时新干线还没有建成。从大阪来到东京，在路上就是整整一天，对局是两天，从东京回大阪又是一天。换言之,对于关西棋士而言，一盘东京对局就意味着四天乃至五天的投人，可是这些身心的疲惫和经济的开销都必须由他们自己独自面对。这是一种毋庸置疑的不平等，必须予以改善，可是东京这方面对此却似乎毫无感觉。如果不想再承担这一切，就惟有搬到东京居住。这就是关西棋士们不得不面对的局面。
针对这种差别性的待遇，关西棋士的不满已经郁积了很长的时间，而情况之所以一直得不到改善，主要还是双方力量的对比使然。棋的层面，东京和关西棋士在实力上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制度的层面，日本棋院是棋士社会的总部和家长，关西棋院则只不过是下面的基层组织，因此关西就不得不惟东京马首是瞻。
桥本的登场彻底改变了这种力量对比。战争期间，桥本离开东京，移居到故乡宝塚,战后，他决定不再回东京，而将家永远安在关西。于是,关西棋院发言的力度陆陡然提升了。现在，他们拥有了棋界公认的最强者之一、当时惟一头衔战的冠军，自然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对东京方面唯唯诺诺了。胜负的世界就是如此。
战败之后，棋界再建的支柱正是原爆下本因坊战的参与者们。具体而言，在棋战方面是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桥本对岩本的第3届本因坊战三番棋，以及随后由《读卖新闻》策划的吴对桥本的升降十番棋，战后围棋史正是就此拉开序幕的；在组织方面，长老濑越宪作担任了理事长，新本因坊岩本薫担任了理事，从建立会馆开始，一起收拾起日本棋院的旧山河。诚然，棋界的复兴能够得以实现，功劳应该归于所有棋士和所有爱好者的合力，可是在原爆下守护了棋界法灯的人们,在战后的废墟上又为棋界重建竭尽全力，成为这一历史进程的中心角色，他们的功绩是任谁都不该忘记的。
尽管所有人都在全力以赴，但是在战败的大背景之下，要从一片荒废中重新站起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社会制度在变革，伦理观在转换，日本上上下下，几乎所有地方都是一片混乱的景况。棋界自不例外,也发生了若干和寻求新秩序相关的事件。无论是前田陈尔、坂田荣男等人成立的围棋新社，还是关西棋院的独立，其实都是和当时的社会情况密切相关的。
围棋新社根基浅薄，因此成立不到两年时间就不得不宣告解散，棋士们也重新回到了日本棋院的旗下。可是,和短命的围棋新社不同，关西棋院和日本棋院的矛盾由来已久，他们最终还是在桥本的带领之下贯彻了自己的初衷，历经不懈努力建起了自己坚不可摧的城池。诚然，桥本具有相当出色的领导才能，但是关西棋院真正能够得以独立，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他们的立场具有能够被社会接受的正当性,这一点直到今天都是人们不得不承认的。
像所有的历史事件一样，关西棋院的独立是多种缘由使然，并不能简单地以谁对谁错来解释。只是，令关西方面长期感到不满的历史是客观的存在，而且这种情况始终无法得到改善，这无疑是关西棋院独立的最重要原因。东京方面至少对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当然，如果桥本不在关西的阵营，双方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必定会有所不同，问题恐怕就会以其他的方式予以解决。换言之，桥本的存在改变了昭和围棋史。
桥本最终下定关西棋院独立的决心是在昭和二十五年（1950年），当时,他在第5届本因坊战当中以4比0击败岩本薰，重归坊位。在本因坊就位式的宴席上，日本棋院理事长津岛寿一发表了非常不负责任的言论：
“为了符合时代的潮流，迄今为止都是两年一届的本因坊战今后将改成一年一届。”
其实桥本原本也是主张将本因坊战改为一年一届的，但是比赛规则做出如此重大的变更,之前居然连他这位在位本因坊都被蒙在鼓里,就未免太过荒唐了。津岛的发言引发了桥本的强烈不满，成为关西棋院独立的导火索，多年以后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还常常有人将其称为这一代人的失败。无论怎样，作为大机构理事长的津岛出现了不应有的失态，一场历史的活剧也就此展开了。
津岛寿一曾经担任过大藏大 臣和日本银行总裁，并非轻薄孟浪之辈,他之所以会做出有违常识的发言,甚至让人觉得他是将桥本视若仇雔，自然不是没有任何原因的。人与人的信赖关系一旦出现了裂痕，哪怕是一些极为琐碎的东西 也会让人神经敏感，使恶意在心底不断积攒。其实，到那时为止，津岛和桥本两人的恩怨纠葛已经积累到了超过常人想象的地步。
两者之间的不和,最初是缘起于日本棋院为修建会馆募集资金的问题。当时，日本棋院就像总部对支部那样，给关西布置了五十万日元的任务。可是，关西地区也有很多棋士，他们拥有自己会馆的要求与东京棋士同样迫切。几经交涉得到了一个折衷的结果：关西地区募集的资金一半上缴东京，一半归关西棋院使用。于是，募集活动开始了。
不想，关西募集到的资金大大超过了预期，达到百万日元之多。问题也就此产生了。关西棋院决定用这笔资金在大阪建造会馆,一分钱也不给东京。这主要是作为捐赠主力的关西财界对东京方面的反击使然，很多人都明确表示，如果是用于关西我们就捐赠,如果是用于东京我们就拒绝。这种氛围自然感染了处于募集活动当中的关西棋士们：自己募集的资金当然应该用在自己身上。
不消说，东京方面被关西的违约行为彻底激怒了。身为关西棋院副理事长的桥本，自然也就成为了东京方面发泄愤怒和怨气的焦点。代替濑越出任日本棋院理事长的津岛寿一，则是东京方面打压关西、打压桥本的 代表和先锋。东西棋界之间的鸿沟愈来愈深，集中体现在了这两人之间，矛盾已然达到顶点，而且还在不断积累，无限扩大。
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藤泽库之助升为日本棋院的第一位九段，关西棋院就此提出挑战，要求藤泽和桥本对决十番棋。日本棋院以沉默和拖延使得此事最终不了了之，对局既未能实现，徒然使得东西间的感情对立进一步激化，并大白于天下。可以想见，对于桥本的所作所为，东京方面已经到了无一处不反感、无一事不憎恶的程度，后面的故事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即便这个时候，关西棋院的独立也还没有进入议事日程。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秋季，关西棋院独立的机关杂志创刊了，和东京分离的气氛持续酝酿，日益浓重，局面至此已是一触即发。
“如果日本棋院改为关东棋院，大阪成立关西棋院，名古屋成立东海棋院，进而九州成立九州棋院的话就更好。在所有这些棋院之上，再建立一个作为统合调整机构的日本祺院。换言之，日本棋院应该是像联合国那样的协调机构。”
这就是被时人称为所谓桥本主义的意见和主张。换言之，即便关西独立了，也不是和日本棋院分裂，而应该是棋界合理整合的起点，这也可以说是针对当时阶段的所考虑的最好的组织形态。在感情的层面上，这种观点显然是很难得到应有评价的。作为东京方面，对这种桥本主义只能冠以叛乱思想之名。
胜负世界的特点之一就在于，有些时候，向左一步就是朋友，向右一步就是敌人，差别只在毫厘之间。从东京的桎梏中挣扎出来求得解放，这原本是关西棋士一致的愿望。可是，不可避免地还是出现了以桥本为中心的独立派和主张渐进改革的协调派，两派的观点都旗帜鲜明，冲突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东京方面又打又拉，关西棋界内部也不乏对桥本个人有所反感者，再加上各种师徒门派的因素掺杂其中，关西棋院内部也出现了全面性的对立。
至此，无论别人好恶如何，桥本都已经下定决心，要带领独立派将关西棋院的独立事业进行到底，这或许也可以说就是他的宿命，从他战后决定永居关西那一刻就已然注定。既然桥本在关西，那么这一切的发生就都是必然——回顾当年那段历史，这样的印象异常强烈。
桥本获得“火团宇太郎”的绰号，正是在关西棋院独立前后的那段时间当中。细察桥本当时的言行，的确有一种火团一样熊熊燃烧高歌猛进的风貌。这种势头不仅体现在政治世界，也体现在棋盘上。昭和二十五年（1950年），桥本在第 5届本因坊战四连胜，紧接着就开始了和吴清源的第二次十番棋。在关西棋院独立进程关键阶段的多事之秋，桥本展开了比平常更加充实的胜负。
愈是艰难愈能发挥出力量，这是桥本一生不曾改变的特质。从这个角度说来，桥本以古稀之年尚且能够继续占据一线棋士的宝座，如果他不是肩负着率领关西棋界独立并提携后进的重任，恐怕也未必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就。这种想法应该不是没有道理的吧？对于普通的胜负师而言，胜负场外让人心烦的事情只能带来消极影响，可是对于斗将桥本而言，这种常识却绝不适用。他一方面培育了关西棋院，一方面也在漫长的岁月中书写了精彩的胜负师生涯，可说是棋界的异数。
(张江、杜宇/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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