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4日 棋友文采
作者夫妇在德黑兰独立纪念塔前合影，摄于1991年秋
在去伊朗之前，我跑的国家并不多。除了新加坡，就是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受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委派，作为第二批赴日科技管理进修团成员，到日本政府的相关省厅，如通商产业省和科技厅进修过一段时间的科技管理和科技政策。
1984年，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正处于关键时刻，中央政府正拟起草相关的改革文件，亟待了解先进国家的科技体制情况以进行横向的比对和参考。为此，我们那个进修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和研究日本的科技政策、科技立法制度、特许制度以及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等。所以，我们需经常与日本政府各个省厅的公务员，尤其中下层级的课长和系长们（相当于我国政府内的处长和科长级别——作者注）打交道，或听他们讲课，或与他们研讨，接触较多，受益匪浅。后来在工作中，我也曾与日本的一些株式会社职员和商人有过比较密切的来往。因此，可以说我对日本人还是比较了解的。
就整体而言，日本这个民族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在日本人的身上有着许多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绝对不可忽视的优点，如勤奋、团结、敬业、尽责、任劳任怨和埋头苦干等。就拿工作责任心这一项来说，日本官员也可谓做到家了。他们那种对本职工作的责任心不能不让人佩服。我这里还说一个例子吧：
那是1984年冬天的一天傍晚，有关日本特许制度（专利制度）的工作研讨会（workshop）结束后，我在位于东京虎之门的通产省特许厅大厦的一间会议室里收拾完资料准备回家（当时我居住在位于新宿的一家酒店里）。因要整理研讨会资料，我走得比平时晚了一个多小时，大约已晚上七点多了，天早黑了。但当我走出会议室来到走廊上时，发现我所在的这层楼的这个长长的走廊两边的办公室里几乎全部灯火通明（日本政府很多办公楼里的办公室都是用完全透明的大玻璃隔开的，透光性极好，体现了政府的开放性；玻璃里面再垂直挂上一些百叶或帘子，又可保持公务必要的私密性。——作者注）。那天，我透过帘子隐约看到办公室里的那些官员们似乎都还在安静地伏案办公，一个也没有下班走掉！不知则罢，一见之下，我深感震惊，因为这是在国内我从未见过的情景。不仅如此，我在走廊上还遇到了一位熟识的课长先生正拎着一个厚厚的似乎也很沉的皮制行李箱匆匆地赶往他的办公室。寒暄中我得知，此人上周到巴西出差，那天下午五点刚下飞机，没有回家，就直接从成田国际机场坐大巴再转出租车赶回办公室，想整理一下有关巴西出差的资料，准备明天一早就向上司汇报！看那劲头，我估计他那天不忙到半夜是不会回家的。这就是日本的官员啊！
尽管有点离题，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借这个机会把这件30年前我在日本曾经亲历过的但迄今仍让我记忆犹新的小事及其场景给写出来。好让读者看看，在一个高效廉洁政府体制下的官员是如何对待其公务员工作的。
日本人做事比较认真，很有敬业精神，但是等级观念较重。如果你级别较高，或者在某些他所在意的方面比他强，那么日本人便会对你很尊重；但如果不是如此，或者他不了解你时，你便有可能会从与日本人的接触中感受到对方言行中对你的一种礼貌的蔑视和低看来。对此，你也无须大惊小怪。因为这在日本社会中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低看你的人在你面前能表示出一种优越感，但在那些可能会低看他的人面前则又很自然而然地显现出一种心甘情愿的顺从来。日本人的这种行为方式上的双面性是一种文化传统，是自然流露的，也是公开和不加掩饰的。可以说，等级观念是日本人的一种国民性，虽然他们的公民权利在法律上毫无疑问是平等的。
相比之下，我国的社会等级更为森严，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也更为巨大，许多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即便在法律上到现在也还远远没有落实。比如，我们的城乡割裂的户籍制度就使得人口占比70%以上的农村人长期遭遇身份歧视，从而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另由于现行制度中还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致使社会上还存有大量的教育歧视、就业歧视、宗教歧视以及土地财产权歧视等。再者，由于长期未能建立完善法治及缺乏对权力的约束和限制，我们的公务员队伍里问题多多：缺乏职业操守、无视民众疾苦、谋求私利享受，媚上而厉下，虚伪而无信，甚至贪腐受贿，几成官场普遍现象。中共十八大以来连续曝光的那些惊天贪腐渎职大案和揪出来的那数不清的大小老虎和多如牛毛的苍蝇们早已给我们敲起了警钟：非政改，必亡也。与中国时下这种虚伪腐败的官场相比，日本人坦然并公开地认可社会等级存在的直率态度倒也显露出一些可爱来了。
但是，日本的国民性独一无二，即内和而外斥。所谓内和，也就是说日本人之间虽然有等级隔阂，但也有基于对人的尊重的各种礼仪加以润滑，居然也能在接受和认同社会等级与传统权威同时呈现出一种人格平等的和谐氛围来。而所谓外斥，就是有部分日本人自认为是天照大神后裔、有种奇怪的优越感，对外族人（主要是指外国人，包括欧美人在内，日本人98%是和族人，北海道有少数阿伊努人还有部分琉球人——作者注）则比较排斥。有人将日本人的这种双面国民性形象地称之为“菊花与武士刀”。这是说日本人对内像菊花一样柔情，对外则像武士刀一样凌厉。这种说法无疑是偏激了，因为我也交过很好的日本朋友。但我想，既然有这种说法也不妨就说一说吧。
就我个人感觉，一个中国人（估计其他外国人也一样），即便没有语言上的障碍，也是很难与一个日本男人成为朋友的。但韩国人则不同，中国人与韩国人交朋友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些。对此，也许有人会持反对意见，说与韩国人交朋友也不容易。事实上，与日本人相比，历史上的韩国人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熏陶和浸濡应该更深些，在为人处事上似乎也更加接近中国人的习惯。不过，也许中国传统的黑厚学文化涉韩不深，韩国人显得比较豪爽和率真，似乎也少了一些国人所惯有的那种世故和城府。所以，你要想与韩国男人成为朋友并非难事，只要你够朋友就行。当然，我从来没有去过韩国，迄今也没有与韩国的任何公司做过任何生意或合作，我对韩国人的上述这点儿认知经验（可能有片面性）还是我在伊朗时接触并认识那位韩国业余2段——吴敏焕先生之后获得的。
现在中韩之间早已建交，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很是密切和频繁。很多年前就有不少国内的年轻人开始哈韩，以看韩国电视剧、追韩国明星、穿韩国服饰，甚至学韩国话和吃韩国的泡菜为荣。韩国的普通国民也开始大量地到中国来旅游或工作。韩国在中国的的侨民人数可能多得出奇。据我所知，仅在我所居住的深圳七、八年前大约就有不下3万韩国人。中国与韩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十分紧密，2012年中国与韩国之间的贸易额已达到2200亿美元，互相成为对方的最大或次大的贸易伙伴。中韩也早已将两国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经贸文化上如此，围棋也是一样。近十年来，我国围棋界与韩国围棋交流的规模和深度早已远超前些年与日本围棋界的交流。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中韩围棋团体对抗赛和中韩围棋擂台赛。这两者都是中国和韩国棋手之间的围棋团体赛事。前者包括乐天杯中韩围棋团体对抗赛、日月星杯中韩围棋团体对抗赛、招商地产杯中韩围棋团体对抗赛以及中韩新锐对抗赛和农心辛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等。
韩国围棋在国际棋坛上的快速崛起和独领风骚曾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围棋，使得中国的职业围棋界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一直被浓浓的危机感所笼罩。这种压力态势也逼迫中国围棋加快了围棋体制改革和学习和赶超韩国围棋的步伐。前些年，中国棋手几乎包干了全部世界围棋比赛的冠军，从而全面压到了韩国围棋。但我必须告诉读者的是，在上世纪的1990年，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
那年，韩国对国人而言还是一个禁忌词。我国还没有与韩国建交（两年后的1992年8月两国才建立外交关系），而国内那场影响深远的政治风波也才刚刚过去，国内的思想解放步履蹒跚，对外开放程度非常有限。何况在国人记忆中，60多年前朝鲜半岛上曾经发生过的那场异常惨烈的战争并不很遥远。可以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韩国在很多国人眼中近乎敌国。所以，别说与韩国人交往了，就是公开说“韩国”这个国名而不是说什么奇怪的“南朝鲜”称呼，似乎都有可能违背上面确定的某种更加奇怪的政治原则。那时在国内，无论何人，即便是从事涉外工作的人，如果遇到韩国人，不管他是官商民学，也不管是洽谈什么业务或仅仅是寒暄什么吃过饭没有之类的事情，你都不能隐瞒，都要及时地将自己与韩国人接触的全过程坦白地、详详细细地写出来并汇报上去。
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德黑兰这个第三国土地上认识这位韩国商人，也是韩国棋院的一个业余2段——吴敏焕先生的。但幸运的是，也许是人在国外，禁令有所不受，也许是非常投缘吧，总之，我在与这位韩国人的接触过程中，似乎从来没有忌讳过什么，更不曾写过什么书面汇报。相反，我与他一见如故，就像遇到一个老朋友一样互相往来，和他下棋、喝酒、聊天。当然，我们也的确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吴敏焕先生当年35岁左右，皮肤略黑，嗓音浑厚，略微沙哑，个头中等偏上，但由于较瘦，按照广东人的说法，看起来也可被划入高佬之列。在一个星期天下午我看见他时，他正拎着一瓶用报纸包裹着的苏格兰白马牌威士忌笑吟吟地站在我住处院子的大门口。站在他旁边的另一个中年人是我才认识不久的一位陈姓台湾商人，也是吴先生的介绍人。
这位陈先生年约40多岁，原籍广东潮汕，不知何故已经离开台湾在德黑兰单独生活了好几年了。他身边没有太太，也没有孩子，一个人租住在德黑兰中部一个既非贫民区亦非富人区的很普通的民宅里，靠批发倒腾一些台湾产的服装鞋帽和日用品到伊朗出售过日子，生活得似乎并不富裕。我到他住处去过，周围街巷里的住宅和建筑物都比较低矮和陈旧，院内和附近巷子地方狭小，连找块泊车的地方都不大容易。简陋的屋内的设施也表明，这位陈先生在异国他乡过得并不如意。有人估计他早年曾在台湾遇到过什么让他生活发生了很大变故的事情，也问过他，但他本人似乎并不愿意多说，我们也不好多问。不过，大陆台湾是一家，好歹他是一个中国人。所以，无论是使馆经济处、商务处，还是知道他的中资公司，只要有可能，总是尽量在生意上帮衬他一些。我也就是这样认识他的。
像陈先生这样独自在海外打拼但混得很不得意的台湾人在很多国家都有。我后来又去过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如南部非洲诸国，也都曾遇到过一些像伊朗的陈先生这样的台湾人。他们或办公司（主要是做贸易）或开餐馆，其中有少数人的事业可能比较成功，但绝大多数都比较穷困潦倒，既不能融入所在国家主流社会，又因各种原因不能再回台湾。他们的经历是很让人伤感的。今后倘有人要写现代中国人在海外的移民拓荒历史，切不可将这些台湾侨民给忽略掉了啊！
经过我公司那两位年轻工程师的好几个月的大力宣传，我会下围棋而且还下得不错的消息估计在德黑兰的原本就不大的华人圈中早已是家喻户晓。这不，这位我刚认识不久的来自台湾的陈先生竟然也开始给我介绍起棋友来了，而且一介绍就是一个韩国人，一个韩国业余2段。
从双方下棋前的交谈中得知，这位吴敏焕先生家住汉城（现叫首尔），已经结婚生子，是一名不大不小的商人，自己办了一家商社，主要做纺织品贸易，这次来德黑兰是准备与伊朗一家私人公司合资注册成立一家主要进口经销韩国或其他国家的纺织原料和产品的贸易公司。据他说，伊朗纺织业技术水平较低，尤其是高档化纤的纺织业几乎是空白，而韩国的化纤工业和纺织业技术则比较先进，特别是在合成纤维方面。伊朗有大量的石油，高分子化合物原料极为丰富。他看到了这个商机，于是他便来到伊朗，希望能将自己在韩国的业务扩大。他已经在伊朗连续待了快半年了，一直没有回韩国，也没有把妻子接来。所以单身汉的生活使他在伊朗更加孤单和寂寞。也是偶然的机会，他说，上次听那位台湾的陈先生说有一个大陆来的中国人喜欢下围棋，而且下得很好，于是便耐不住寂寞和手痒，利用这个周末约了陈先生一起来找我了。
但陈先生用国语跟我说的却是另一个版本。
陈说，他是不久前在与一个伊朗人做生意过程中认识吴敏焕的。今天中午与吴吃饭时，吴问他会不会下围棋，他说不会，于是就告诉他有一个中国人会（指我）。谁知说了以后，这位吴先生就开始缠着他要他带自己来见我。陈不停地抱怨说，我已经和他说了人家是大老板，可能很忙，应该电话约一下，这样就上门是不礼貌的。但不知为何，吴对此却毫不在乎。而且，他还担心打电话今天可能会约不上，就不让陈事先来个电话。陈被缠的没办法，只好陪他草草地吃完饭，先打的回吴先生在德黑兰租住的房子拿了一瓶酒作为见面礼，然后就又一起坐出租车来见我了。
陈先生觉得他没打招呼就擅自领着一个韩国人来找我下棋可能有点唐突，所以便一再地请我原谅。我心想，人都已经来了，何况又是下围棋，那还需要原谅吗？于是我便拍着程先生的肩膀，用安慰的口气说，“没事，没事。我下午也正好没事。陈先生你别介意啊。有朋自远方来下棋，不亦悦乎？”
吴先生的性格很率直，英语虽然说得磕磕碰碰，但语速却很快，而且好像与我有些缘分似的，不见生，一见面就说了一大堆，似乎想把他的情况都一下子告诉我。这时，他看我与陈先生用汉语说了好一会话，估计也知道我们是在说他，但还是忍不住对陈说，“你们说什么呢？”
陈便把我最后那句改之于孔夫子的话翻译成英语给他听了。
吴敏焕一听，点点头，若有所思，然后说了一句也是经典的英语，“To meet an old friend in a distant land.”（直译：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见到了一个老朋友，意译出来也就是“他乡遇故知”的意思——作者注）
“他乡遇故知？”
听到这位吴先生说出这么一句话时，我不由地心中一热：他是说我是他在异国他乡遇上的一个老朋友啊！
说句心里话，那次要不是我们都是在说英语，话中之意尚要稍微回味一下，否则听到这话，我几乎就把这位其外表与华人几无异处的吴敏焕先生当作一位江苏老乡了（我的籍贯是江苏泰州）。于是，我便热情地附和道，
“Yes，yes. You are right.So do I. So do I.”(意为：对，对，你说得对。我也是这种感觉。)
说也奇怪，这种牵扯着人们感情的话一说出来，不管是用什么语言，原先还比较陌生的说话人在感情上也就不知不觉地互相贴近了。我和吴先生很快就像老朋友一样聊了起来。尽管我知道，我国与韩国当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我也知道，我国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那时还只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连一纸标志双方最终放下武器握手言和的和平协议也没有签订，中韩两国还真真切切地处在一个战争状态之中！我更知道，按照当时的外事工作规定，与吴先生这样的韩国商人交往还是非常忌讳的。可是我想，意外相逢，就是缘分。我们既然有缘分，既然又很谈得来，既然都已以朋友相称，那就以朋友相待吧，让那些莫名其妙的政治禁忌都烟消云散吧。
于是，我便与吴先生信马由缰地交谈起来。我们各自介绍了自己的家庭，也谈到了两国文化的异同，最后我们还谈到了汉语和汉字。他说到，韩国人也过中国的阴历年春节，绝大多数韩国人都喜欢使用汉字。他还说汉字书法很漂亮，他也练习过，很喜欢中国的文房四宝，但他弄不明白韩国为何不继续使用汉字。
“是啊，为什么呢？”
当时我对韩国去汉字化的问题几无研究，但我却知道，就在我们谈话的前些年，也即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专制的韩国军政府也开始学习它在北方的老对手朝鲜，极力推行一个名叫“完全去汉字化”的运动（我国的盟友北朝鲜行动得更早，在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刚结束的1954年就开始“废除”汉字，明文规定举国上下一个汉字也不准使用了——作者注）。这个运动是一件挺奇怪的事，除了韩文中夹带的少数一些没办法消除掉的汉字之外，不仅所有出版物均被禁止使用汉字，就是所有机关、学校、商社和商店的招牌名称或商标也一律不准使用汉字。这么做似乎很爱国，但实际上无异于在掘自己的文化祖坟啊！
于是，我就问他韩国政府这么做是否因为怕被中国汉化？
“不知道。”吴先生接着说，“也许是吧。”
我说，“你看人家日本，比你韩国发达得多，不也还保留和使用了两千来个常用汉字吗？为何人家日本人不怕被中国人汉化而你韩国人却怕呢？”
吴先生听了点点头，但却无言以对。
后来我才知道，吴先生关于汉字的疑问也就是当时大多数韩国人的疑问，而且多年来有不少韩国的学者和老百姓一直在抵制政府发起的去汉字化运动。即便在去汉字化最严重时期，汉城街上仍四处可见顽强保留下来的汉字的店名招牌就是证明。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韩国一些有识之士更是经常公开地质问：韩国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都是用汉字著录的，而且汉字也是韩文的载体，韩文的基础就是汉字（韩文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即韩语中很多单词源于汉语单词，这其中又有很多发音相同，仅仅使用韩语谚文书写，若无上下文，可能导致无法直接确切地把握其含义或者误解，这是韩国汉字推进派主张复兴汉字的一大原因——作者注）。如果以后韩国不用汉字了，那么不仅其国民的整体文化程度将会降低一个层次，而且在其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形成的那些浩如烟海般多的历史文献又将作何解释呢？或者说，韩国的这一大段文明史又算什么呢？
韩国人的坚持反对和抵制终于获得了成功，民主战胜了专制，文明也终于战胜了愚昧。先是政府对民间开始越来越多地无视政府规定使用汉字的状况故作视而不见，后来则对政府文牍中偶尔出现的汉字表述予以默认。这种情况延续了很长时间。到了2005年2月9日，韩国政府终于宣布：在所有公务文件和交通标志等领域，全面恢复使用已经消失多年的中国汉字和汉字标记，并且为了促进汉字使用的复兴，还颁行了一个《推动汉字并用方案》供韩国国内各界参考。可以说，这是韩国的汉文化的胜利，当然也是充分尊重民意的民主制度的胜利。可遗憾的是，在那个中国曾经为它战死了数十万人的北朝鲜至今却在其任何一个地方也看不到哪怕一个汉字！我一直在想，韩国围棋后来曾经称霸世界显然也与其围棋界及其文献刊物等在始终坚持使用汉字以及韩国的去汉字化运动不彻底有关。否则，韩国围棋就此湮灭亦未尝可知。
我们这一深谈不打紧，不仅是我，连吴先生也似乎把他专门来找我下棋的主旨给忘记掉了。要不是后来，我的同事小谭从我办公室里拿出那副围棋放到了我们面前的茶几上，我与吴先生那场相见恨晚、天马行空般的聊天还不知会聊到什么时候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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