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生时代
昭和五年（1930年）初，我经增冤先生介绍，开始作为院生前去日本棋院参加每星期六举行的少年研究会。当时我才上小学四、五年级。我上身穿花纹布的和服，下系裤裙，每星期五去增渊先生处，星期六去日本棋院下棋。当时的院生，由于这样的打扮而被人们称为“花纹布小组”。“花纹布小组”的少年棋手们年少气盛，下棋时全然不知手下留情，常将那些业余棋手杀得一败涂地。因此，不少人对当时的院生颇有一种谈虎色变之感。
昭和初期，在日本棋院担任教练的是中川龟三郎、岩佐圭两位先生。他们对院生的教育是很热心的。
另外，本因坊秀哉名人也几乎不间断地前来1少年研究会作临场指导。我曾请教过两次，但他对我并没有格外的器重，倒是藤泽朋斋（库之助）由于超群的棋艺而有幸给秀哉名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朋斋比我大一岁，但比我晚一年当上院生。由于他棋艺高超，在院生中被评为优等生。然而朋斋并非我竞争的对手，而是我少年时力求赶超的目标。
从昭和五年至九年，我当了五年的院生。
首次寄宿他处
大概是增渊先生的安排吧，当上院生两年后的一个暑假，我在青山的一座名叫实相寺的庙宇里寄宿了一月有余。寺庙住持是安永一先生的一个叔父辈的人。安永先生当时也住宿在寺内。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增渊先生让我在那里住了一阵子。
寺院里的饭菜很可口，但和尚对各种规矩很是讲究，我常常受到训斥。但经过这样的锻炼，我变得懂点礼貌规矩了。安永先生跟我下过几盘棋，记得当时我是受三子，大概是因为不常与真正的强手交锋的缘故吧，我为世上竟有棋艺如此精湛的人而吃惊。每当我下了坏棋时，安永先生便将头往旁一扭，说道：“看你，下的是什么棋！”我听了很觉难堪，差点没哭出来。
安永先生每天很晚才回寺庙。我睡在紧靠大门的屋子里，安永先生边敲门、边冲我喊道：“快开门！”我刚进入梦乡，让他这么一喊，顿时浑身乏力、倦意难挡。和尚们各种严苟的清规戒律我尚能忍受，但对这，实感头疼。最后我终于卷起铺盖回家了。
安永先生的一巴掌
每星期三和星期四是日本棋院的赛棋日。
读小学时，赛棋日是无法去棋院的。但昭和七年小学毕业后，我便能毫不顾忌地去观看棋手们的对阵了。以后我还担任过记录员，但为期不长。因为我总不能将时间什么的准确记录下来。由于记录出错而遭训斥也是很自然的。所以虽说我担任过记录员，但不过几局而已，以后就不再干了。
一天，由于不懂规矩，我被安永先生狠狠教训了一顿。这事在此也略提一下。
当时我正在围棋升段赛赛场观看比赛。在藤田丰次郎先生的对局中，有几个子下得令人费解。藤田先生是作为乙组四段出场的，弈到后半盘，先生下了一个有疑问的子，接着又走了几步坏棋，最后败下阵去。我就自己认为有问题的几着棋提出了疑问，起初只是战战兢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一个子我不大理解，这样下如何呢？”
“噢，对啊！这样下就好了！”藤田先生好像对我的意见颇为赞同，随声附和道。
我本来就好强，常常旁若无人，现在看到自己的看法被别人接受，不免有些忘乎所以了：“这里这么下，怎么样？”又指点起其它子来。指出多处有问题的棋，并加以指正，这本身就意味着批评。我忘了自己还是个院生，竟大言不惭地批评起老前辈下的棋来了。
当时担任《棋道》杂志主编的安永先生也在场，亲眼目睹了这一情景。
“喂，坂田！”
听到喊声，我回过头去，脸上就狠狠地挨了一巴掌。我幼小的身子被抛到一边。
“一个毛孩子，长辈们下棋插什么嘴！”
虽然这一下打得并不厉害，但由于来得太突然，而且我说得很认真，却被无缘无故地训斥一通，不由得伤心得哭出了声。当时，我丝毫不懂得谦逊，即使面对名家高手，一旦看到下出一个不妙的子，也不知只能心中琢磨不能开口评说这个规矩，会毫无顾忌地提出异议。这只能说是我习性难改。
因为那时我曾住宿在实相寺，安永先生就自然而然地把我看成是他的弟子，所以这也可算是充满情谊的一掌吧！这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我就感到时代的变迁。在当时，前辈们即使下了坏棋，旁人也不得说三道四，这已成了惯例。哪一个无名小辈竟随便插嘴，挨顿打属理所当然。现在，一局棋下完了，有许多人前来提出异议，论其成败，谁也不用害怕由于自己说了什么而挨别人的拳头了。
以实战为中心
在当院生的五年里，我深信自己学棋是狠下了一番功夫的。当时我的学习方法是从实战出发，请前辈们观看自己的棋局，从中汲取教益。同时，我还去福田先生的研究会参加各种探讨。那时我颇狂妄自信，固执己见。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我会毫无顾忌地去批评前辈们的棋局。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生就的粗鲁举止常常会不加掩饰地尽情暴露。
虽然我当棋局记录员不行，但从小我却将自己的棋局都作了较为认真的记录，而不是下完棋后便不了了之。我总是把自己的各个棋局当作探讨的材料和自己成长的记录加以收藏。但遗憾的是，地处大森的家已被战火所毁，下棋记录和当时的照片之类都已燃失殆尽。最近据说准备出版我的全集，但那个时期的围棋记录难以查找，实在令人感到痛惜。
赶超师兄藤泽朋斋
藤泽朋斋（库之助，九段），比我晚进棋院一年，但却比我们强二子，所以我们自知不是他的对手。
十二岁的院生朋斋，不仅棋力强，也很懂礼貌规矩，因此成了院生们的模范。秀哉名人也很喜欢他，亲切地称他“库之助”。就这样，朋斋成了棋院的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我们只不过是他的陪衬而已。
我毫无引人注目之处，并没有多少人注意我的存在。我确信自己在围棋上花的功夫决不在别人之下，然而在朋斋当院生期间，我难有出头之日。不仅我一人，其他院生在出众的朋斋面前也都显得黯然失色。我很好强，虽然越发淘气了，但每当想起朋斋高潮的棋艺，就会对前途感到忧虑不安，有时甚至感到眼前是一片漆黑。
秀哉名人对我们的指导，并不是传统的授子对局，而是采取让先下快棋的方法，而且讲评时，也并非对每步棋作详细分析，只是对几步关键性的棋给予启发，然对方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感觉去体会。他反对下缓着，谁将棋下在无关紧要之处，他就会严加训斥。有幸给秀哉名人留下良好印象的朋斋，曾与他弈了许多盘棋。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由于我棋力平平，我记得只得到他二、三局棋的指导。
朋斋是所有院生追赶的目标。
我深知跨越这一屏障远非易事，与其说缩短我们之间棋力上的差距，倒不如说是奋起直追，但求不再拉开我们间的差距来得更切合实际。
地狱般的入段预赛
既然成了院生，立志当职业棋手，那么最终目标便是在升段赛预赛中获得好成绩，取得段位。如不能入段，在这个世界上就难以受人重视。已涉足围棋之道的少年们，就把入段看成自己最高的理想，并为之发奋努力。
当上院生三年后，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昭和七年（1932年），十二岁的我尽管还没有什么实力，但不知为什么，竟被推选参加昭和八年度的升段赛预赛。
然而，我对自己有多大能耐了如指掌，因此一开始便断定自己不可能通过这次预赛。首先我将同独占鳌头的朋斋以及棋力在我之上的其他几个院生交锋，而要想打败他们则是断然无望的。预赛结束后，我果然成绩不佳。正如预计的那样，朋斋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这一关。我只能以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们作为初段棋手堂堂正正地去参加第二年春季举行的围棋升段赛。
我失败了，但自己没什么可怨尤的。对自己的实力本来一清二楚。因此，我更多的倒是为自己能参加这次预赛而高兴。
十四岁入段的朋斋离开院生队伍后，我失去了追赶的目标，但同时我们前面少了拦路虎，我为能从自卑感中解放出来感到庆幸。棋院里已没有棋力比我强的院生了，来年就该轮到我了，对此我充满信心。当然，这以后我也没有放松努力，我确信自己的棋艺有了很大的进步。
一年过去了。
昭和八年（1933年）秋，又迎来了举行升段赛预赛的日子。院生中已没有棋艺超过我的强手，我内心期待着能就此多边贸易无味的院生生活。在参加预赛的十几个人中，我年纪最小，但平心而论，我棋力是最强的。周围的人议论说：“今年坂田要入段了吧！”我对此也确信不疑。
预赛在日本棋院揭开了战幕。当时职业棋手的对局在用时方面已作了限制，可院生的比赛仍按传统的下法，一局棋下多长时间没有任何限制的规定。在预赛中，一旦棋逢敌手，通晓达旦连续苦战的事也频频发生。
随着预赛的进行，我碰到了不限时间这个意想不到的障碍。一局棋开始后，不决出胜负是不能中途停止的。院生中有人狠狠地抓住了这一点：“坂田年纪小，体力不强，下快棋我们必败无疑。倒不如跟他磨时间，拖上个一夜半宿，待坂田疲惫不堪、昏昏欲睡时再决胜负。”这是小孩子的恶作剧。我想主谋很可能是五十川正雄（已故八段）和铃木五良（七段）等人。同时，由于我年纪虽小却目中无人，所以院生们就把我视为眼中钉，他们声称要齐心给坂田一家伙。
总之，我的对手一开局便下得很慢，简直是没在下。常常要长考个把小时才走一子，盘上还没放上几个子，就临近半夜了，成了地地道道的马拉松比赛。因为他们旨在把我身体拖垮，所以靛盘上的功夫在他们之上，但如果要彻夜苦战，甚至连弈两个通晓，我便精疲力尽，意识朦胧。这样，棋自然是下不好了。这时对方便一改拖拉的姿态，摆开了决一胜负的阵势。我本来就已下得很疲惫了，一下子便一败涂地。
对此，我很是愤慨，心想：“没有比这更混账的比赛了，这还能算是围棋么，简直是令人难以容忍的恶作剧。”我毕竟还是个小孩，缺少个心眼，眼睁睁地掉进了对方的陷阱中，比赛日程排得很紧，奋战一个通晓后，下一局棋又即将来临。经过一连串的苦战，我这一年的成绩表上添上了许多鸭蛋，我终于失去了入段的机会。
就这样，获胜呼声很高的我，在时间这个劲敌面前屈服了。一想到自己白白地浪费了一年，来年还得参加预赛，心里真不是滋味。这件事已时隔半个世纪，现在想起了只不过是个笑料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