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败:卷土重来是男儿
势孤取和,和不是目的,局部的、阶段性的“和”,是为了最终的取胜。和也不是一味的消极退缩,而是有准备的、积极的抵抗手段,拳头缩回来,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和更不是满足对方所有的条件,如果对方过分的话,须有必要的反击,这也是确保“和”的成功基础。《棋经十三篇》说:“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败而称“善”,就是在失利的情况下,通过努力,把损失控制到了最低的限度,同时还赢得了反败为胜的转机,这样的“败”其实就是胜。“失败也是我所需要的,它和成功对我一样有价值。只有在我知道一切做不好的方法之后,我才知道做好一件工作的方法是什么。”这是爱迪生讲科学发明,其实下棋乃至世间所有事,大抵如此。
戒急用忍,朱元璋高墙缓王
元末大乱,群雄并起,刘福通、张士诚、陈友谅等纷纷割据一地,逐鹿天下,而朱元璋不过其中并不起眼的一支力量,无论是在政治影响上还是在军事实力,他都不算突出,但恰恰是他笑到了最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于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决策。
元至正十七年(1357),朱元璋攻克了常州、徽州、池州等地,此时的朱元璋,拥有十万兵力,开始萌生了一争天下的雄心。也就在这时,徽州儒士朱升向朱元璋上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方针,朱元璋大为赞赏,并成为很长一个时期的主要战略。
高筑墙,就是在军事上巩固根据地,不着急向外扩张。当时的朱元璋,可谓处于四战之地。东面和南面是元军,东南是张士诚,西南是徐寿辉,北面是小明王、刘福通的红巾军,他们的实力远在朱元璋之上。更远处是浙东沿海的方国珍、四川的明玉珍、福建的陈友定,也是与朱元璋不相伯仲的一方强豪。但同时,这几股势力之间,其关系也是错综复杂,除元军外,其他各路诸侯都算是反元义军,彼此之间既聚集在反元的大旗之下,又想吞并对方扩张势力。因此,朱元璋如果加入与这些强敌的混战,以他的实力,很可能立即崩溃。而如果以防守为主,其他势力也一时兼并不了他。因此,朱元璋对各路反元义军摆出友好的姿态,只守不攻,把主要的兵力向东南方出击,通过小规模的战斗,逐步蚕食浙东的元军。经过两年苦战,他攻取了浙东的婺州、处州、衢州等,与徐寿辉(后为陈友谅)、张士诚并肩成为江南三巨头。
“广积粮”就是在经济上积蓄兵马粮草,广揽人力物力,把自己的实力做大做强。当时的各路强豪,采取的是“流寇主义”,每到一地烧杀抢掠,这样虽然积累财富很快,但得不到老百姓的拥护,占领的城池也是旋得旋失。而朱元璋的部队军纪严明,不抢不烧,他的军粮靠自筹为主。他任命得力干将康茂才为营田使,通过开展农业生产来保障军队供应。在占领婺州后,他更是着力经营,将其作为自己的大后方,发展经济,兴办学校,制订法律,凝聚人心。“广积粮”的方针不但保障了军队的供给,更为朱元璋树立了“王者之师”的形象。
“缓称王”就是在政治上韬光隐晦,戒急用忍,以俯首称臣来争取发展时机。当时各路义军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都先后开始称王称帝。先是刘福通把韩山童之子韩林儿推上皇帝宝座,然后是徐寿辉于至正十一年称帝,元至正十三年,张士诚也自称诚王,定国号为大周;元至正二十年,陈友谅杀死了徐寿辉,自立为帝,定国号为大汉。称王固然有利于号召天下,但同时也把自己置于风口浪尖。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一旦称帝,首先必然成为元军的主要攻击目标,同时,各个“王”之间也要争个高下输赢。韩林儿成为“小明王”后,元军立即把主力用来剿灭红巾军,而张士诚与韩林儿,徐寿辉、陈友谅与韩林儿,彼此间也发生过数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双方都是死伤累累,实力大损。几支队伍中,只有朱元璋没有称王,他也因此而几乎没有与强大的元军正面交锋,也正是因为没有称王,他也没有成为诸路“帝”“王”的攻击目标。为了求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朱元璋不惜向对手称臣。至正十五年,韩林儿遥授朱元璋为“副元帅”,朱元璋成了韩林儿名义上的“部下”,这对韩林儿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但对朱元璋来说,却可以倚仗正当强盛的韩林儿之势,至少可以不用防备红巾军的侵袭。甚至对于元朝,朱元璋也可以表示归诚。当元将察罕帖木儿大破山东红巾军时,朱元璋为免受攻击,“遣使通好”,元朝也授他为“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的职务。元朝使者刚到集庆,察罕帖木儿被杀,其军溃败,朱元璋马上反脸不认人,拒绝元朝任命,还把使者杀了。不久,察罕帖木儿的养子扩廓帖木儿(就是著名的王保保)率军再次平定山东,军势复盛,朱元璋又马上向扩廓帖木儿通好。扩廓拒绝,朱元璋竟连着七次派使者持书向扩廓表示和好。朱元璋自然不会幼稚到以敌为友,他也知道扩廓不会同意和好,他无非是借此来缓解扩廓的进攻。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其实质就是在“势孤”情形下争取一个“和”的环境,趋利避害,一面坐山观虎头,让对手彼此消耗,一面闷声大发财,做大做强。等到时机成熟,朱元璋也就不再客气,出手如雷,把各方势力逐个消灭,然后他在至正二十四年称吴王,又过了四年,建立明朝,正式称帝,成了笑到最后的胜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