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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为了在国外普及围棋，１９７１年我和妻子两人一起去了美国，那是我第一次去美国。先是夏威夷、洛杉矶、纽约，最后是旧金山。去了各个城市的日本棋院支部，在那里下指导棋。

　　别的棋手去美国的时候，有着为日本棋院建设新会馆拉赞助的任务，所以他们是棋院出钱去的美国。但是我因为还兼带着自己的旅游，所以费用都是自掏腰包。访问欧美国家，还是第一次，所以对所见所闻的一切都感到很新奇。

　　在洛杉矶的时候，我同时和１５个人下，就是十五面打。在旧金山的时候，我还下过三十面打。夏威夷也好，西海岸也好，有很多的日本人或是华侨围棋爱好者，他们都知道我，所以各地都为我召开了欢迎会。

　　在纽约待了５天，每天都去日本棋院支部的围棋中心。在那里下棋的全都是电信电话公司里的职员。还有的人是在著名的“贝尔”实验室里工作。和他们下棋聊天，我了解到，美国人的家庭，如果没有妻子的同意，丈夫只能一星期来围棋中心下一次棋。可以说那是一个以家庭团聚为第一的国家。所以我认为要在欧美发展围棋，必须先从女性开始。

　　因此我就设计出了九路棋盘。普通的围棋盘是十九路，也就是横纵１９条线交错。如果拿大棋盘教女性学围棋的话，一盘棋不知道要下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但若是九路棋盘的话，一方下个３０余手，盘上棋子差不多就满了，对局自然也就结束了。日本最小的棋盘是十一路棋盘，但我认为九路盘是最合适的。如果女性学会了下围棋，那么她们也会很自然地教会他们的孩子，这样围棋就可以普及了。

　　在夏威夷的日裔，因为他们大多是出生于明治末期的，所以说的是古日语，这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看海的时候，突然有人说“打鱼”，但用的是“渔火”的“渔”的发音。比起日本人，夏威夷的日裔更加了解很多古老而优美的词语。在海外的华侨也同样，一直是遵循孔子的古老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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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报

　　有一段时间接连有讣报传来。我的老师濑越宪作先生于１９７２年去世了，享年８３岁。

　　濑越宪作先生是自杀。那天早晨接到电话后，我马上和妻子一起赶去了西荻洼（东京杉并区）的老师家，到了那里，警察已经来了。在他的遗书中有这样的话：“因为不能下棋了。”

　　濑越老师出生于濑户内海的能美岛（广岛县），曾经在广岛一中读书。他对《论语》还有汉诗都十分了解，书法也写得很好。他的雅号是广岛城的别称“鲤城”。对于日本棋院的成立和战后棋院的复兴，他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此外他还整理了“御城棋谱”和“明治棋谱”，总之，濑越宪作先生为日本围棋所作的巨大贡献是无法估量的。

　　木谷实先生是１９７５年６６岁的时候去世的。他和我关系亲密，长期以来一直有着特殊的交往。

　　木谷先生很热心研究，他有一段时期很重视中央的势力，后来有一个时期又变成重视边角实地，棋风一直在不断地变化着。总而言之，我觉得那是他求道精神的表现。他是那种对围棋专心致志的人。每逢遇到问题，他会从很多方面去研究，直至自己能够理解，弄清楚为什么为止。这样的研究精神在现在棋手中越来越少了。

　　即使和业余棋手下棋，他也非常认真。和日兴证券的创始人远山元一先生下指导棋，每每也要花上一整天，就像是在下正式比赛。我觉得双方都很有忍耐心。据说下的是让九子棋，十年间没有升上过一子。作为远山先生来说，他如此忍耐这件事本身也是值得自豪的吧。

　　木谷先生病倒的时候，正好是我在场，成为第一个发现者。当时，我俩一起坐在沙发上，突然我觉得木谷先生的样子有点奇怪，因为他嘴里流出了口水——是脑溢血。

　　在他住院的时候我还去看过他。因为听说是病危了，所以赶紧赶过去。在他的枕边跟他打招呼说“木谷先生”，他没有反应，意识不明。可是，当跟他提到“光君在把握胜机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时，木谷先生却动了一下身旁的一根木棒——光君指的是木谷先生的女婿小林光一九段。

　　这之后，木谷先生竟奇迹般地康复了，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左右就回家了。但是半年后身体状况又突然恶化，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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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谷一门

　　木谷实先生的一个伟大功绩就是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棋手，他门下的弟子的段位加起来已经超过五百段了。有一段时期，所有的冠军头衔得主都是木谷门下的。

　　棋圣战上，从１９８３年开始到１９９９年为止，夺得棋圣头衔的是赵治勋、小林光一、小林觉，他们都是木谷先生的弟子。从７０年代到９０年代的名人战和本因坊战上，也是大竹英雄、石田芳夫、赵治勋、小林光一、加藤正夫、武宫正树等九段轮流坐庄。其中不是木谷门下的就只有林海峰九段了。

　　木谷先生还培养了本田幸子七段、小川诚子六段、小林千寿五段等优秀的女棋手。眺望那时的棋界，与其叫日本棋院不如称之为木谷棋院更为恰当——日本棋院之所以有今天，可以说都是受益于木谷先生。

　　战后，木谷先生就去全国各地挖掘有才能的孩子，然后把他们带回来作为内弟子留在家里。在他当时的平冢（神奈川）的家里，数百坪的院子里种了庄稼，养了山羊，以此作为维持和供给家里和一大群内弟子的食粮。

　　木谷道场真是人才济济。大竹很聪明，而且懂礼节。我和大竹下过好几盘棋。但那时正好是受交通事故后遗症困扰的时期，所以我一局都没有赢。大竹和林海峰曾经一起共领日本棋界的风骚，于是，那一段时期被称为“竹林时代”。

　　石田芳夫从林海峰手中夺走了名人和本因坊，是十分灵巧的人。他有一个外号叫做“电子计算机”，算路又快又准。他的形势判断十分准确，往往在很早的阶段就知道这么下就赢了。虽然他的棋风朴实，但能在势均力敌的形势下取胜，他准确的形势判断起了决定性作用。有一段时间“电子计算机”出毛病了，但最近石田又复活了，成绩不错。

　　武宫的宇宙流十分注重中央的势力，特点十分鲜明。赵治勋的棋很实用。现在他的成绩不太理想，但他是很有信念的人，名副其实的一流棋手。

　　比起木谷先生培养了众多的后辈棋手来，我更想把围棋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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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仙逝

　　１９６５年，和林海峰一起应邀去台湾的时候，我把母亲舒文也一起带去了。之后，母亲就和在台湾的大哥吴浣一起生活。

　　回台湾是母亲自己的主意。母亲说：“我可不想死在日本，因为在日本死了之后是要被火化的。”我告诉母亲说：“日本也有不火化的地方。”但是母亲还是固执地认为：“即使有那样的地方也是在农村，我讨厌孤零零地埋在农村。”

　　我想既然一定要回台湾，那么找一个被欢迎的时机比较好，林海峰获得“名人”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所以那一年我就让母亲同我们一起回去了。托林海峰的幅，母亲也受到了当地的热烈欢迎。

　　战争结束后，大哥从南京去了台湾，因为一直不能做上公职，所以靠下指导棋、教棋维持生计。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工作。大哥虽是业余棋手，当时在台湾却是数一数二的水平。顺便说一下，三个妹妹中的大妹清仪，战后住在中国的上海，中间的妹妹清瑛在台北生活，两个人现在都去世了。最小的妹妹在台湾的ＹＭＣＡ当日语讲师，现在身体很好。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４日，大个打来国际长途说，母亲过世了。那一天是圣诞夜，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母亲享年９０岁。之前，她给我写过几封信。每次母亲都写到：“我死了以后，不用勉强，不来台湾参加我的葬礼也没有关系。不用担心我。”在中国，生前为父母准备好墓地和棺材是孝行，所以我也寄了钱过去。因为当时我正好在办理再入日本国籍的手续，母亲也为我的事情牵挂吧。最后我们没能去参加母亲的葬礼，只能在日本为母亲祈祷冥福。后来我给大哥写了封信寄过去了。

　　母亲是清朝官吏的女儿，一共生了九个孩子。三个孩子早夭，把六个孩子拉扯长大成人，我想这不是一般的辛苦。而且母亲３６岁丧夫，战争的年代是在语言不通、文化不同的异国他乡－－日本度过的，战后，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来往于台湾和日本之间。可以说母亲的一生是动荡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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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入日本国籍

　　我于１９７９年再次加入了日本国籍，时年６５岁。战前，从中国国籍转为日本国籍，是因为当时是战争年代，受形势逼迫不得已。再次加入日本籍，较之我自己，更多的是考虑到孩子。

　　小儿子昌树在考高中的时候，碰上了这样的事情－－在考场里只有小儿子一个人被叫到一边，不和大家排一个队。具体的原因不知道，但估计是国籍的关系才会这样吧。这件事对小儿子的打击很大。

　　我和妻子都为孩子的将来着想。在找工作的时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日本国籍，情况会更糟糕。所以我们决定再次加入日本国籍，这也是小儿子的希望。

　　但是，要说再加入日本国籍，并不是马上就能被认可的。日本是不允许双重国籍的，如果我还没有退出中国台湾籍的证明就拿不到日本国籍。为这事，我还去了原法务大臣稻叶修先生那里去找他帮忙。因为这个手续十分麻烦，花费的时间相当长，所以我连母亲的葬礼也没有去。

　　国籍问题解决了，小儿子从早稻田毕业后，在“日本电气”工作。长子信树庆应大学中途退学后，进了桐朋大学，立志成为音乐家。女儿加澄从成蹊大学毕业后教初学围棋的启蒙班。

　　抚养孩子长大都是交给妻子费心的，因为我受的是中国四书五经的教育，所以对日本的教育一窍不通。围棋已经牵涉了我全部的精力，甚至连教孩子们学棋的时间也没有。甚至有孩子说：“非常想到父亲的房间里去，那是个特别的房间。”

　　大哥在我母亲去世后去了美国，因为大哥的三个孩子都在美国。大哥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学的都是物理学，小儿子成为时装设计师。大儿子在航空宇宙局（ＮＡＳＡ）工作，后来因为ＮＡＳＡ缩减了规模，改学了农业，听说和生物有关。

　　大哥最后是在美国去世的。我和大哥的孩子们一直有圣诞贺卡的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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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退

　　７０岁古稀之年，我引退了。那是１９８４年。其实，１９７３年的十段赛是我最后的比赛，之后的十多年，我再没有参加过比赛。交通事故的后遗症一直令我很痛苦，再也下不出自己想下的棋了，于是以古稀之年为一个界限，我决定引退。

　　在大仓酒店举行了盛大的引退仪式。日本棋院的创始人大仓喜七郎先生是大仓财阀的第二代，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引退仪式放在了大仓集团的酒店进行。刚从中国来日本的时候，我也深受大仓先生的关照。

　　为了准备引退仪式，木谷门下的大竹英雄九段和本田幸子七段到处奔波。

　　会场的“平安间”来了有八百多人，不仅是围棋界的朋友，财政界的许多朋友也都来了。经团连会长稻山嘉宽先生，还有作家江崎诚致先生等等，都是和我有过很深交情的人。日本棋院和关西棋院，还有和我签了很长时间专属协议的《读卖新闻》社，是我引退仪式的后援单位。

　　作为纪念，下了联棋。所谓联棋就是几个棋手轮流下的一种形式。因为是我的引退仪式，所以以我为对手，许多棋手上台来下一手。

　　首先，是桥本宇太郎先生。他和我同是濑越老师的门下，是我的师兄，刚来日本的时候，他是给了我很多关照的前辈。围棋的才能就不用说了，他还创办了关西棋院。

　　桥本下的第一手竟是“天元”，也就是棋盘中央的一点，这手棋引起了会场里很多的感叹声。

　　到日本后不久的１９２９年和木谷实先生下过一盘模仿棋。那盘棋我的第一手下的就是天元。１９３３年和本因坊秀哉名人下的时候，是“三三．星．天元”的布局。“天元”使大家回忆起了当年的那些棋局。

　　桥本先生之后，上来的是高川格先生等和我下过十番棋的那些对手，还有我的弟子林海峰，以及棋院的年轻棋手。

　　有这么多的人来祝贺我的引退，我真的十分感激。从１９２８年到日本，已经５６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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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博士称号

　　香港的中文大学是一所名牌大学。１９８６年我获得了香港中文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称号。

　　这是由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推荐的。杨先生住在美国，１９５７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是６０年代还是７０年代，我记不清了，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汤川秀树博士邀请杨教授来日本，我在那时和杨教授见过面。记得是杨教授打电话来联系的，说“见见面吧”。杨教授在上海的父亲特别喜欢下围棋，对我的情况很了解。

　　说实在的，对于杨教授我是一点都不知道。见面的时候，我递上了围棋书，杨教授才第一次跟我说明他是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研究是当时最先进的领域，由于正好是冷战最盛的时期，有才能的物理学家随时都有被绑架的可能性——杨教授这样对我说，听上去就像是间谍小说里发生的那样。

　　就是在日本，杨教授似乎也有那样的不安，我带他去了盛毓度先生经营的高级中国料理店“留园”。后来是盛先生开车送杨教授去的机场。

　　我和妻子一起去香港接受“博士”称号，同时又和杨振宁教授见面了。当时还有机会见了香港总督，并和他说了话。虽然是一个英国人，但是个中国通，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的北京话说得非常地道。

　　在香港，人们给我介绍了两位围棋天才少年：常昊和周鹤洋。两个人都只有１０岁或者还不到，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当时他们还是跑跑跳跳的。但是一下让二子、三子的指导棋，就马上发现他们很有天赋。

　　两年后，我作为日本文化围棋代表团的名誉顾问，去了中国的北京、福州还有上海等地访问，是和作家江崎诚致他们同行。在上海下指导棋的时候，有一位少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就是常昊。当时他的棋力已经达到了中国围棋第一人聂卫平让二、三子的实力了。短短的１０年后，常昊、周鹤洋都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职业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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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德

　　说起中国围棋复兴的恩人，首推陈毅将军。他是和毛泽东主席一起打天下的将军，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后，陈毅将军是上海的第一任市长。陈毅将军十分喜爱围棋，据说是为了革命，他把棋盘扔到了长江里。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内局势逐步稳定，在陈毅将军等人的努力下，围棋重新受到重视。从５０年代起开始了中日间的围棋交流。

　　我前面也说过，京剧名角梅兰芳就曾推荐两位天才少年来日本留学，但因为长崎发生了焚烧中国国旗的事件，留学事宜最终告吹。那两名天才少年就是陈祖德和陈锡明。１９６２年他们作为中日友好围棋访问团成员，来到日本。

　　听说出发前，周恩来总理还把陈祖德给叫去了，说：“到了日本，要亲自登门拜访吴清源。”我还记得陈祖德来我在小田原的家里拜访的情景。这个代表团里，和日本职业棋手下，就只有陈祖德的成绩是４胜３败，胜多败少。因此他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后来又提起过聂卫平和吴淞生等来日本留学的事情。我已经计划好了让他们住在我家里，然后每天去棋院学棋，为此我还去找了曾经和我签过专属协议的《读卖新闻》社，请他们提供经济支援。留学的事情都谈得差不多了，但最后还是没能来成。日本棋院只肯给聂卫平五段的资格，这也是中国方面的不满之一。

　　为此，聂卫平更加发奋用功，几年后，在中日间的比赛里战胜了坂田荣男九段。这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之后中国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陈祖德本身就是一位先驱者，他为了振兴中国围棋倾注了很大的心血，现在是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实际上，中国这１０年围棋水平高速发展，现在已经成为可以和日本、韩国相抗衡的围棋强国了。

　　我听说，陈祖德主席在２００１年春天的时候，召集中国的一流棋手说：“要向在日本的吴清源老师学习。”这是对我经常研究新下法的精神的一种表扬吧。我迫切地希望我的研究能对年轻棋手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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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乡

　　１９８５年５月，是我战后第一次访问中国。自１９４２年以后，有４３年没有回中国了。

　　从上海到杭州，然后是北京，大约在中国待了一周左右。是当时的中国体委的李梦华主任和国务委员方毅先生邀请我去的中国。在中国，围棋是属于国家体委管辖的，所以李主任就相当于日本的体育大臣。

　　到了上海，围棋协会的顾问金明先生来机场接我，然后又陪着我去各处走走看看。金明先生当时已经是７７岁的高龄了，原先是政府要员。他一直陪伴着我。

　　他和我下了两盘棋。印象很深的是，他说：“这一盘是算作陈毅将军下的，这一盘是周恩来总理的。”陈毅将军是同毛泽东主席一同打天下的，是上海的第一任市长。陈毅将军喜欢下围棋是十分有名的。

　　周恩来总理在１９６０年的时候曾对访问中国的濑越老师说：“下次一定要带着吴清源一起来。”两人都已经过世了，所以金明先生是代替他们和我下棋。他们是那样地惦记着长久不在中国的我，这让我感到无比高兴。

　　在各地受到了热烈欢迎。无论是正在进行的围棋比赛还是儿童的围棋班，所去的地方都是和我握手或是要和我拍照留念的，这让我很感动。在北京，李梦华主任还陪我去了长城。我想部长级的人物亲自陪着去各地转悠，是特例中的特例吧。

　　这次在中国，还和在天津的二哥吴炎，还有上海的妹妹清仪见了面，都已经四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最深的回忆是我去看了父亲在北京的墓地。父亲的墓地是在西北方向离北京３０公里处的玉泉山脚下的一个墓园里。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墓地都长满了荒草，后来是二哥把墓地重新修葺了一番。

　　我跪在了父亲的墓前。墓地的周围有石头围着，我将额头贴在上面祈祷。小时候，是父亲吴毅教我下的棋。父亲３３岁就英年早逝，之后我去了日本，一直没有来过父亲的墓地。在墓前，我想起了许多有关父亲的往事，真是感慨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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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勋

　　１９８７年我获得了日本政府授予的勋章－－勋三等旭日中绶章。那年我７３岁。

　　但是绶勋的经过也很复杂。刚开始是试探的阶段，大概也不是三等勋。“如果授予你勋章的话，你接不接受？”我回答说：“如果授予我的话，我就接受。”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说不是勋章而是变成授予银杯了。政治家稻叶修先生知道了之后，就去和他们交涉，结果终于定下来是三等勋章。

　　变来变去的原因说是因为我没有获得过紫绶褒章（国家发给艺术文化领域杰出人士的勋章），以及我没有担任过日本棋院的官职。不管怎样，勋章是代表日本政府对我棋手的人生以及长时间为中日友好做贡献的认可。对此我很感谢。

　　第二年，１９８８年的１０月，我再次访问了中国。那是随２００１年５月去世的、曾经获得直木奖的作家江崎诚致先生等组织的“日本文化界围棋代表团”去的，他们和中国的文化界进行友好对局，邀请我作为他们的名誉顾问。

　　我去了北京、福州和上海。对于我来说，记忆最深的是我终于去了我的出生地福州－－我是隔了７４年又回到了故乡。

　　祖父家清朝时代在福州经营的是盐的专卖，在当地是名门。因为我出生后不久就随父母去了北京，所以对福州几乎没有什么记忆。虽然祖父的房子还在，但现在里面住着好几户人家，都是和吴家没有任何关系的退休官员。房子特别大，还带着两个能浮起小船的大池子。知道当时情况的人都已经不在了。我去看望了在福州的亲戚，还去祭扫了祖父的墓地。

　　清末时期鸦片战争中的大政治家林则徐也是福州名门出身，在中国被称为英雄。我去了他的“林文忠公祠”参观，他们请我题字，我写下了“万世流芳”四个字。

　　之后从北京就一直陪着我们的作家洪洲先生写下了和我对应的“英名千古”的四个字。中日合作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剧本就是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