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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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

　　相隔２８年后我又见到了京剧名角梅兰芳。１９５６年，梅兰芳作为中日友好文化访问团团长来到日本访问。

　　梅兰芳从战前开始，就是中国最有名气的明星。我有一位很有钱的叔父叫李律阁，他的弟弟李拓一就写过梅兰芳主演的剧本。因为这层关系，战前在中国我就和梅兰芳见过面。当时我１４岁，梅兰芳３４岁。我记得梅兰芳还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去了日本，早点有出息。”

　　我去他在东京下榻的饭店拜访他。梅兰芳立刻就问我：“要让中国的围棋强大，该怎么做好呢？”我回答说：“首先要挖掘出天才，然后让他来日本留学。”当时，梅兰芳给了我在日本公演的戏票，母亲和妻子都很高兴地去看了。

　　几个月后，我接到了梅兰芳从中国寄来的信，说是已经找到了两个少年天才：陈祖德和陈锡明。随后就开始讨论怎么让那两个天才少年来日本留学的事宜。但是，正要开始办理留学手续的时候，长崎发生了日本人焚烧中国国旗事件，马上就升级成外交问题——围棋留学计划也随之告吹了。

　　１９６０年，濑越宪作老师作为友好围棋访问团的团长去了中国。因为濑越老师对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这让他很担心：“去了那里，不会有问题吧。”来迎接的中国方面似乎看出了他的担心，就跟他开玩笑说：“不要害怕。共产党是不吃人的。”但是，濑越老师是一位很认真的人，跟他开那样的玩笑是行不通的。

　　濑越老师一行在北京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恩来总理说：“下次请一定要带着吴清源一起来中国。我保证让他回日本。”回国后，濑越老师跟我说了这番话。但那番话在我听起来却很不是滋味。我本来就是中国人，根本没有回或不回的问题。不过，能够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我还是非常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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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战冠军

　　“升降十番棋”结束后，《读卖新闻》社的下一个策划是举办“日本最强决定战”－－我和藤泽朋斋（库之助）、桥本宇太郎、坂田荣男、木谷实等九段，再加上本因坊高川格共六人，在一起下循环赛。

　　但我对这个比赛不满。所有参赛的棋手都是在十番棋里被我打降格的对手。从江户时代开始就定下规定，升降棋一旦把对手打降了格，之后只要他没有打回来，那么就不能以“分先”的资格下。可是现在又要我和他们重新分先下，这难道不是无视传统的做法吗？我向《读卖新闻》社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异议。

　　讨论的结果是订了一份约定，内容大致是：“《读卖新闻》社今后依然是以吴清源为主策划围棋比赛。吴清源也得进行全面的配合。”经过一番周折之后，第一期“日本最强决定战”于１９５７年开始了。

　　在这次比赛中，我和木谷实先生在相隔１４年之后又下上棋了。木谷先生１９５４年大病了一场，有两年时间没有参加比赛。就在担心他能不能复出时，木谷先生在《朝日新闻》社主办的第二期最高位战中，击败了坂田荣男先生获得了冠军，接着又在》东京新闻》主办的围棋锦标赛中获得了冠军。因为他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所以我为“木谷复活”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日本最强决定战”中，最后争夺冠军的是我和木谷实先生。１９５８年４月末和木谷先生下最后的决赛，结果我取得了胜利。我的成绩是８胜２败，第二位的木谷实先生是６胜３败１和，我获得了第一期的冠军。

　　第二期的最强战从１９５８年开始到１９５９年结束，那次是坂田先生获得冠军，木谷先生第二，我第三。接着在１９６１年的第三期最强战中。我和坂田先生并列第一。

　　但是，在第三期比赛进行之中的时候，《读卖新闻》社宣布这个最强战从第二年开始转变为“名人战”。日本棋院和关西棋院总共１３名棋手参加，下循环赛，以决定“名人”的归属。

　　“名人”的称号，从江户时代开始是当代棋手第一人的一个终身称号。明治之后，被授予名人称号的只有秀荣和秀哉两人。所以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也就是说“名人”变成了一个单纯棋赛的头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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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事故

　　我一直是相信红卍会的教义的。中国的世界红会，在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把“道院”搬到香港去了。１９５７年长崎的谏早地区爆发了大水灾，香港道院就拨出了救济金送到我的住处。因为那时在日本还没有红卍会的组织，我把那笔钱全都捐赠给了日本的红十字会组织。

　　战前，曾经有大本教热心的信徒想组织红卍会在日本的支部组织，但因为受到镇压没能实现。到了战后，当年那些信徒的一部分又想发展和红卍会的交流，他们开始了日本红卍会支部的筹建工作。

　　其实，香港道院对于没有一个完善的修行场所就要建立日本支部的做法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我在中间即使负责协调工作，对这样的匆促行动也感到十分的烦恼。

　　１９６１年８月，在东京目白有一个筹建支部的事务所，我从东京站坐出租车去那里。但因为和司机招呼打晚了，所以出租车走过了头。为了赶上开会的时间，我下了出租车，准备穿过马路。看到前面汽车的速度降了下来，我起步过人行横道，但就在那一瞬间，我不由倒吸了一口气。我看见从汽车后面钻出一辆高速行驶的摩托车。

　　然后我就完全失去了意识。被摩托车撞了之后，我被送到了东大医院的分院。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在大病房的床上了。医生说我的伤不严重，所以没有照Ｘ光和做心电图，甚至连脑波测定也没有做。几天过去了，我的腿疼一直未减轻，所以亲属向院方提出照X光。

　　但是，这次仍然说是“没问题”。这其实是医院的失误，把我的左右腿弄错了。再次做Ｘ光照射的时候，结果发现右腿骨头的结合处错位，腰椎骨也有两处裂缝。我觉得所谓倒霉也就是指这个了吧。医院方面竟然把左右脚搞错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医院没有及时治疗，我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

　　这次的摩托车事故，给我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在第一期的名人战中，我就开始受到这后遗症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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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败

　　发生在第一期名人战之前的事故，给我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首先是头痛。还有就是我拖着一条腿，对局时不能盘腿坐。没有办法，我只能提出坐椅子。但是，有的棋手不坐在塌塌米上就不能下棋，所以只能是我坐椅子，对手在台子上再铺上塌塌米坐着，于是就出现了很奇怪的对局情景。

　　名人战最后一局前，形势是藤泽秀行八段处在第一位，我和坂田荣男九段紧随其后。三个人都有夺冠的希望。最后一局我的对手是坂田荣男先生。我和坂田先生那一战开始是大苦战，后来慢慢追了上来，最后是成了和棋。按照规定，算作执白的我获胜。

　　另一方面，藤泽先生最后一盘输了，所以从得分上我是和藤泽先生并列首位，但是因为我有一盘是和棋胜，而根据规定是真正获胜者优先，所以最后是藤泽先生获得了第一期的“名人”头衔。

　　很长时间里，后遗症一直影响着我，头疼得厉害，以至于精神上也变得越来越怪异，进而引起了精神错乱。甚至有一次去朋友家的时候，我进入了错乱的状态，在厕所里怎么也出不来了。当时我神志模糊，不知道该怎样走出厕所。

　　我住进了神经科医院。除了主治医生外，著名的精神病医学家内村之大夫、三田村笃志郎大夫都为我的病费了很多的心。内村先生还是职业棒球仲裁委员会的负责人。根据他们的诊断，我的问题并不是脑机制方面出了障碍，而是因为精神上受了惊吓引起的。我住了两个月的医院才渐渐好起来。

　　但是，那时我的成绩却是最糟糕的。第二期和第三期名人战我还都取得了第二名，这也算马马虎虎，但１９６５年第四期名人战时，我８战皆败。这是我到日本后的第一个八连败。

　　集中思想或是计算棋路也不是不能，只能说是脑子的什么地方好像变得不对劲了。那时我５０岁。在第四期名人战上，我的弟子、２３岁的林海峰获得了冠军，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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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

　　１９６５年，我的弟子林海峰在获得第四期名人战冠军“名人”称号后，和我一起受到了台湾方面的邀请。林海峰当时还只有２３岁，就成为了历史上最年轻的“名人”。

　　现在的日本棋界也有很多台湾出生的棋手十分活跃。王立诚九段目前保持着棋圣、十段、王座的头衔，王铭琬九段获得了本因坊称号。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受到了当年林海峰获得“名人”的鼓励，许多年来又培养出了不少台湾籍的棋手。从这一点来说，林海峰的影响是巨大的。

　　所以，林海峰在台湾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据说，他在入段后回到台湾，还得到了宋美龄的赠言。不用说，这次拿了“名人”后，台湾对林海峰的欢迎热烈无比。

　　我们应邀来到蒋介石的私邸，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介石睡了午觉后来到了会客室，穿着十分宽松的中式服装。

　　随后我们到院子里合影留念。私邸的院子没有我想像的那么大，我想是有意安排在私邸招待我们的。

　　蒋介石对我说：“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学生？”这句话的意思是“很不错，发现了这样的棋手”。“学生”这个词在台湾是经常用的词汇。这是夸奖我的话。然后他对林海峰说“要读《大学》”，意思是说要学习了解人类的本质吧。

　　１９５２年第一次见到蒋介石的时候，他穿着军服，给人很可怕的印象。但这次却完全不同，像一位和蔼的老爷爷。

　　他的名字“介石”是取自易经中“介石。不终日。贞吉”的句子吧。“介石”一般被理解为像石头一般坚硬，带有顽固的意思。

　　但是，我对此却有不同的理解。“介”在从前和带草字头的“芥”是同一个字，意思是草。草和石，就像电和磁场的组合一样，立刻会有所感应。所以，“不终日”后，成为了“吉”。“介石”是寓意着阴阳中和意思的名字。蒋介石的父亲有着很深的古代汉字的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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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昌期

　　和林海峰一同访问台湾期间，也见到了应昌期先生。他是台湾的大实业家。他很喜欢下围棋，长期担任台湾围棋协会会长的职务，１９８８年他还创办了“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为围棋国际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和应先生的初次见面是１９５２年，我被台湾授予“大国手”称号的时候。那时他特地赶到机场迎接，还把我们请到了他的家中。应昌期先生出生在中国浙江省，听说他年轻的时候，在上海的内山书店里看见日本围棋书时就下定决心——“如果将来自己有出息了，就一定要发展围棋事业，要把中国发展成一个围棋强国。”他曾说过：“钱的使用方法是个问题。”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实际上，他从银行干部开始，后来自己又创办了食品、纺织、证券等公司，建立了联合企业，财力十分雄厚。１９８２年他拿出２５０万美金，成立了“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

　　在与我的交往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规则的问题。１９５９年（昭和３４年），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我和高川格先生三番棋的时候出现了“一手劫问题”。在我半目胜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一手劫”，如果我补一手的话，那么我就要输半目。所以我不补，就那样沉默地坐在棋盘前。

　　这就引出问题了。根据日本棋院的规则，“一手劫必须补”。最后日本棋院经过商量之后，判定这盘棋是高川先生半目胜。但我认为，在已经没有问题的地方是没有必要特意再补一手棋的——这是规则上的不完善。

　　以这件事为一个契机，应昌期先生开始致力于围棋规则的研究——也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应氏规则”。

　　中国的规则是比在棋盘上活着的棋子，谁多谁就胜。被提去的子是死子，没有被吃掉的子就是活子，这是很简单而且也很容易明白的规则。日本的规则是比双方的地，谁围的地多谁就胜，所以就容易发生需不需要补棋的问题。我觉得体现棋子生存权的中国规则是正确的。

　　应昌期先生也是以中国规则为基础制定出了新的规则，他把这当成自己一生的事业。应氏杯世界围棋锦标赛等比赛采用的就是应氏规则。遗憾的是，应昌期先生４年前逝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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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籍

　　在１９６５年的名人循环赛中遭受了全败的战绩后，我发觉了一桩更为令人吃惊，而且令人十分沮丧的事情——那就是我很早已经被日本棋院除名了。从战前来到日本之后，我就一直认为我是日本棋院的所属棋手，对此从未产生过怀疑。被开除的事实对我来说不啻晴天霹雳。我有一种被击垮的感觉，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

　　发觉这个事实的经过是这样的。在名人战循环赛中遭受全败之后，我为了能够参加下一届的循环赛，必须从预赛开始下起。而作为“以吴清源为中心策划围棋赛事”的《读卖新闻》社对如何安置我感到很头疼。结果，《读卖新闻》社方面竟然向我提出了引退的建议。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那时要引退，一丝念头都没有闪现过。我拒绝了《读卖新闻》社的建议，并且同时也决定解除１９２５年与《读卖新闻》社方面的专属协议。

　　以前，没有《读卖新闻》的许可我是不能参加其他报社主办的棋赛的。所以解除了那份专属协议后，我于１９６７年开始参加了《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的“王座战”，１９６８ 年参加了《朝日新闻》社主办的“职业十杰战”。当我向主办“本因坊战”的《每日新闻》社提出参赛申请的时候，第一次从日本棋院得知了我被除籍的事实——他们对我说：“希望以日本棋院棋手以外的身份提出申请。”

　　１９４８年我从日本棋院获得了“名誉客员”的称号。也就是那时开始，我被棋院开除了。惊诧万分的我马上请好朋友木谷实先生为我去了解当时的情况。了解的结果对我又是一个打击。

　　是我的老师濑越宪作先生在战后不久的１９４７年，向日本棋院递交了我的辞呈。棋院方面因为是老师交来的辞呈，所以没有向我本人确认就收下了。可尽管如此，对我本人也应该给一份除籍的通知吧，可实际上也没有，这件事真是很奇怪。就是“名誉客员”的称号也无法和除籍联系在一起。

　　无论怎样，我无法接受。我直接向濑越老师询问这件事，得到的回答是这样的：“因为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也是不得已。第二年我也被迫辞去了理事长的职务。”

　　可“压力”究竟指的是什么？到现在真相对我还是个迷，濑越老师也已经过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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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谷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从长年住惯的小田原（神奈川）搬到了交通方便的东京四谷的公寓里。那是１９６６年。

　　木谷实九段也已经从平冢（神奈川）搬到了四谷，并且在四谷也建立了道场。木谷先生的家与我家就隔着一条新宿大街，从我家走过去也就１０分钟左右。木谷先生收了大量的弟子，都住在家里，多的时候有二十多人。木谷先生的家里几乎连睡觉的地方都快没有了，好不热闹。木谷夫人的娘家是在信州的地狱谷温泉开旅馆的，店名叫后乐馆，也就是战前我和木谷先生一起研究新布局的旅馆。也许是木谷夫人有那样的经历，才能够支撑下有着大量住家内弟子的生活吧。

　　大竹英雄九段进入木谷道场的时候，还只有九岁。我记得他当时还背着小学生的书包。在平冢的木谷道场，我还和他玩过游戏，就是大家互作鬼脸，看谁先笑的那种。大竹很机灵，运动素质也特别好。我去木谷道场的时候，他们总是一大群的孩子一起出来迎接我。在四谷的木谷道场时，大竹已经是弟子中的“头头”了。

　　有一次，我妻子患了感冒。她给木谷夫人打电话商量说：“能不能帮忙请个女佣来？”木谷夫人回答说：“女佣还不如我这儿的孩子好呢。”妻子想，木谷夫人一定是派女弟子过来吧，可没想到来的竟是武宫正树和石田芳夫两人。

　　当然，两人当时还只有十几岁。但他们的料理手艺很不错，不一会儿就从厨房那边传来了悦耳的切菜声．．．．

　　在木谷道场有这么一个规定，女弟子要帮助木谷夫人一起做家务，男弟子中谁吃饭吃得慢就由谁洗碗。赵治勋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了。他们后来都成为了很优秀的棋手。

　　我的女儿佳澄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也去木谷道场的业余班里学过棋。她是跟木谷的女儿礼子学的。我们两家上上下下都很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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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峰会

　　林海峰获得名人之后，成列了一个“清峰会”，这个名字是从我的名字和林海峰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组成的。这个会是在池田敏雄先生（已故）的极力撮合下成立的，池田先生曾在富士通任高级职务。每月，会员定期聚会，由我和林海峰跟他们下指导棋，会员都是喜欢下棋的棋迷。

　　和池田先生是１９６５年认识的。那是富士通还是叫“富士通信机”的名字，池田先生升为部长。社长就问他：“作为礼物想要什么？”池田先生回答说：“要奖励的话，想和吴清源下一盘棋。”池田先生是一位即使坐飞机也要在纸上画黑圈白圈下围棋的人。

　　池田先生也是日本开发计算机的先驱人物，大家都叫他“池田博士”。据说，他在研究计算机的时候有时还会用到围棋盘。池田先生是１９７４年去世的，他最后的职务是专务。围棋走向国际化一直是他的梦想－－终于在１９８８年由富士通创办了“富士通杯”世界围棋赛。在每届开幕式上，富士通的社长都一定会提及，是因为池田和我的关系才会有今天的富士通杯。

　　还有一位名叫盛毓度的华侨富商，也为我和林海峰成立了一个“吴林会”的友好团体。

　　盛家在中国是个大财阀，拥有著名的大冶铁矿。据说他们家在上海的住处有上野公园那么大。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后，他们将中心移到了香港。

　　盛先生战前在京都大学留过学，战后在东京的芝公园里开了个名叫“留园”的高级中国料理店。现在，那家店也已经移到上海去了。我和盛先生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交往了。我记得我去他上海的家的时候，看见他的父亲正在吸鸦片。如果不是关系很好的话，是不会让去那样的房间的。

　　盛先生从１９７７年开始的大约十年间，为日本年轻、有希望的棋手主办了一个名叫“留园杯”的淘汰赛棋赛，比赛后大家总是在一起开心地吃喝一顿－－他用这种方式来支援年轻棋手的成长。盛先生也于１９９３年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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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野重雄

　　和财界泰斗永野重雄先生（已故）很早就认识了。他长期担任新日铁的会长以及日本商工会所的会长。

　　来日本后不久的１９２９年，我就去经营铁工所的大冢荣吉先生家里下指导棋。大冢先生的家在三田（东京），而当时永野先生就住他们家的另一栋房子。那时已经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了吧。

　　永野先生也很喜欢下棋，我跟他下指导棋是让他五子。永野先生的哥哥永野护先生担当过运输大臣，弟弟永野俊雄先生是原来五洋建设的社长。“永野三兄弟”喜欢下棋是很有名的。听说，如果有人说“那家伙的棋很差”，对他们兄弟而言是最大的侮辱。

　　在大冢先生家，印象深刻的是每次指导棋结束后，穿着十分漂亮的大冢先生的女儿拿着礼钱进到屋子里来。有一年过年，我和大冢先生的家属还有永野先生一起，去盐原温泉（枥木）万。我和大冢先生还有他的女儿三人一起去附近的好几个温泉走了走。他们把我当成了他们家庭的一员。那个女儿的姐姐是永野先生的妻子。

　　战后，偶尔和永野先生见见面。他的棋有了很大的长进，和他的哥哥永野护先生是好胜负了。一下棋起来，这兄弟俩就互不相让。有他们去了温泉却不泡温泉而埋头下棋的逸话。实际上我也一起和他们去过箱根，大约是在５０年代中期的时候吧。真的是两个晚上，兄弟俩也没洗澡，一直在下棋，让我都感到十分惊讶。

　　１９８４年永野先生去世前我去他在世田谷的家里看望他。我记得他当时说：“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巴拿马运河是我为国家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就经济界而言，间组建设公司的神部满之助社长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１９４８年年初，我去跟他下指导棋，下完其后他竟给了我３０万日元作为报酬，让我很惊讶。当时还是公务员第一年的月薪只有３０００～４０００日元的年代。他们公司建造大坝和隧道，所以在全国各地也经常举办棋会，我们这些棋手也应邀去过几次。神部先生下棋时有一个特点，有时他让职业棋手执黑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