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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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长

　　大哥吴浣从明治大学毕业后，去了伪“满洲国”做官。大哥的棋力也很强，无论是在最先的早稻田大学还是后来的明治大学，他都是学校围棋队的主将。他在的时候，早大和明大都拿过大学比赛的冠军。

　　大哥找工作受到了日本政治家床次竹二郎先生的关照。床次先生资历很深，他在原敬内阁和高桥是清内阁担任过内相，在犬养毅内阁担任的是铁道相，在冈田启介内阁担任的是邮政相。其实，我到日本的第七天就被带着去过床次先生家的棋会。床次先生的围棋水平不高，但经常在家里召开棋会。

　　为了大哥的工作，我去拜访床次先生。看见在他的接待室里坐着许多议员。我是去告诉床次先生“我大哥很想为日满友好作贡献”。第二天，床次先生就把我大哥叫去，交给他一封写给宫内省侍从长的信。

　　因为是日本刚刚建立伪“满洲国”的时候，所以到处贴满了“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标语。所谓五族就是日、满、蒙、汉、朝五个民族。我们听说那里是一片理想之土，所以大哥才会产生去满洲工作的念头。

　　但是，实际到伪“满洲国”的宫内府一工作，马上就发现，虽说是皇帝，但皇帝根本就没有实权。其实就是一个傀儡国家。大哥很看不惯日军的嚣张。

　　１９３７年，溥仪的弟弟溥杰和嵯峨公爵的女儿的结婚典礼在日本举行。大哥作为陪同也一起回到了日本。之后，大哥就再也没有回伪“满洲国”，在东京或南京的伪“满洲国”大使馆里工作。

　　但是，大哥的这段经历后来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战争结束后，大哥去了台湾，就因为他曾经为日本效过力，所以一直无法找到公职。为此，大哥只能靠围棋生活：教教棋，或是讲解棋。

　　二哥吴炎，战前战后都在中国的天津生活。他受母亲哥哥一家的照顾，在南开大学读书，专业是中国文学。二哥自己写诗，最近还出版了诗集。二哥一直是南开大学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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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卍会

　　中国有一个宗教团体叫“红卍会”。

　　１９２３年（大正１２年）关东大地震的时候，因为给日本送来大量的米和捐款，红卍会从而广为大家所知。据说，当时在中国的内地，日本人抓住强盗时，如果有红卍会的印章，强盗就会马上被释放。因为红卍会有许多慈善义举，深得民众的信任。

　　红卍会的教义简单地说，就是“道”和“慈”。道也就是修行，慈就是慈善事业。修行的结果是和慈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而且，红卍会有一个规定，就是不参与政治。

　　１９３５年，我加入了红卍会。之前，我经常去西园寺公毅先生家，西园寺先生经常讲日莲宗的教导，但那一年西园寺先生逝世了。所以，加入红卍会，也许就是因为我的心灵深处出现了空白。

　　为了寻找信仰，我很烦恼。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好像神灵附体般地倒下了。等我清醒恢复正常后，我在我的心中好像听到了“回天津！”这样的声音。

　　其实在我倒下的前几天，我收到了从中国天津二哥吴炎寄来的报纸《庸报》。那家报社的社长就是红卍会的信徒。我读了他有关红卍会教义的社论，受到了很强烈的感动。不久，我向日本棋院的升段赛请了假，坐船回天津去了。

　　正巧，在南开大学的二哥经常出入《庸报》的报社，所以二哥介绍我认识了社长，我向他请教了红卍会的教义。

　　红卍会没有教祖，无论信奉哪种宗教的人都可以加入。因为有一个“至圣先天老祖”的宇宙之神存在，所以无论是释迦牟尼也好，基督也好，穆罕默德也好，他们都是为了拯救人类而由他派遣下来的。

　　在天津一个叫道院的宗教设施里，我也进行了百日严格的修行。日本方面对我的迟迟不归十分担心。老师濑越宪作还发来了“速归”的电报。为此，我只能缩短我的修行，在那一年的１２月回到了日本。

　　我２１岁加入红卍会，到８７岁的今天，我依然信奉着红卍会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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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日本国籍

　　加入日本国籍是１９３６年的事。

　　如果我一直保持中国国籍在日本继续围棋修业的话，终归怕有所不便。为此，山崎有民先生就劝我加入日本国籍。山崎先生是在北京的美术商，他为我来日本费尽周折和心血。因为中日关系越来越坏，后来山崎先生也回到了日本。

　　但是，加入日本国籍的手续非常麻烦，花了３年的时间。加入日本国籍要有各种条件，例如要在日本居住５年以上，要有稳定的生活等等。但其中最困难的其实还是要脱离中国的国籍。

　　当时，因为日本建立了伪“满洲国”，实际是侵略了中国，所以日本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来说是敌国。

　　去了好多次在东京的中国领事馆，但总是要被问到为什么要加入敌国国籍，尽管递交了申请，但总是遭到讥笑。

　　关于加入日本国籍的问题，濑越老师也很烦恼。老师他既不阻止，也不赞成，只是一直沉默。所以我去找了外交官的清水薰三先生商量。清水是中国通。清水先生找了中国的外交部，跟他们说：“你们即使留住吴清源的国籍也没有用。”由此说服了他们。

　　在日本的中国人，被蔑称为“支那人”，受到歧视，也有人受到过实际的威胁，因此，我对自身的安全也很担心。母亲和大哥都劝我回中国，或者去哪个学校上学。但是一边下棋一边读书是行不通的，再说我还要养活一家人。最后我决定一个人加入日本国籍，选择了留在日本。

　　之后，我改名为“吴泉”。正式名字叫“泉”，“清源”只是字。“吴泉”采用了半训半音的读法。因为一直关照我的政治家望月圭介先生对我说：“不能忘记中国。”所以，采用了中文名和日本名各半的读法。

　　尽管改名为“吴泉”，但大家总不太习惯，结果，１９４０年又将名字再改回到“吴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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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见高原疗养所

　　在１９３６年的春季段位赛上，我８战全胜，但是，我的身体也垮了，没有参加秋季的段位赛。

　　原因是每周下两盘棋，强度很大。我记得在最热的７月和８月间我一共下了十几局棋。每下一局，我的体重就要下降一公斤左右，而恢复则需要三天。

　　一周下两局，而每局棋需要花两天，也就是说一局棋结束后当中只休息一天，第二天就又有另外一局比赛了。根本没有恢复体力的时间，所以就不断地消瘦下去。体重从１４贯减至１３贯、１２贯（１贯＝３．７５公斤），只有９０斤左右了。

　　最消耗体力的是和木谷实先生的比赛。木谷先生喜欢在静静的深夜下棋，那样我的身体更吃不消了。经常是两天的熬夜下棋后，还要持续下到第三天的傍晚。

　　在四家新闻报社联合举办的单败淘汰赛上，我已经取得了１３胜，第１４局我是和前田陈尔六段下，和前田下的时候，我已经到了不想再看见棋盘的地步了。

　　于是，只有去医院接受检查，结果被诊断为肺结核－－小时候自然痊愈的肺结核又复发了。

　　那段时间，一到傍晚就会发烧，这样的状态是无法下秋季段位赛的。日本棋院理事的古岛一雄先生对我说：“好好地修整一年吧。”之后，古岛先生介绍我去了富士见高原疗养所（在长野县富士见）休养。疗养所在八岳山脚下的富士见高原，古岛先生有一座别墅就在那附近。

　　那里的空气非常好，是最适合结核病疗养的地方。

　　作家久米正雄的小说《月亮使者》中的疗养所写的就是那里，其中有一栋特别高级的病房名为“白桦病楼”，里面住着许多名人和有钱人，有作家倔辰雄、画家曾宫一念、政治家永田秀次郎的儿子亮一等，还有“小姐学习院”的、当时引起轰动的“世纪美女”萨摩千代子。

　　萨摩太有名了，根本无法外出。她在附近建了一栋法国式别墅，别墅落成时，永田还带我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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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

　　富士见高原疗养所的冬天十分寒冷，甚至到了零下２０度。早上，屋子的门都结了冰，拿手碰一下，手都要被粘住。

　　无论是多么冷的天，为了呼吸新鲜的空气，我总是把窗户打开着。但不可思议的是，我也没得过感冒。习惯了之后，也就不怕冷了。

　　疗养所里是绝对的安静，躺了两个月，谁都没来看我。因为是结核病的一种，会传染。只有一直关照我的喜多文子老师来看过我，给我带来了剧作家仓田百三的《出家和他的徒弟》和一休和尚的书。

　　结果，我在疗养所里住了一年零三个月。

　　卢沟桥事变就是在我住院时发生的。那是１９３７年７月的事情。卢沟桥在北京的郊外，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之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桥”。在那里中日两军激烈交火－－以此为开端，中日之间爆发了长达八年的全面战争。

　　在病房里贴着一张中国的大地图。病友们在地图上标出了日军在中国国内的行进路线。到那年的１２月，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也沦陷了。

　　当“南京沦陷”的消息传来后，疗养所里到处都是“万岁”、“万岁”的呼叫声。人们摇着日本旗，唱着“替天行道”的歌词，一直走到附近的车站。

　　要问我那时的感受，我总是觉得很难回答，只好说：“那个年代，咳．．．．”出生于中国的我，是怀着日中友好的愿望来到日本的，所以我的心情很复杂。

　　那是后来的事情－－在侵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我的师兄桥本宇太郎去了一趟南京。南京是一座古城。桥本先生一个人在街上散步的时候，看见城墙上贴着告示，其中一张居然是我的画像，还写着悬赏金。

　　也许，在中国就是这样看我的吧。回到日本后，桥本先生把他看见的告诉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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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隐退棋

　　本因坊秀哉名人决定引退，所以要下引退棋。那是１９３８年的事情。那局棋由木谷实先生下，我担任讲解。

　　现在“名人”、“本因坊”都各自成为了棋赛的名称。夺得冠军的棋手在一定时间内可以保持“名人”或“本因坊”的称号。但在当时，”本因坊“是世袭的，从第一代的算砂开始到２１世纪的秀哉，本因坊一门前后有３００年以上的历史。

　　明治时代只有本因坊秀荣一人是“名人”，而本因坊秀哉也是从大正时代到昭和初期惟一的“名人”。除非是本人去世，或是引退，否则他的地位别的棋手是无法继承的，当时实行的就是那样的一人终身制。

　　本因坊秀哉名人引退后，把“本因坊”的称号赠送给了日本棋院，“本因坊”变成了“本因坊”棋赛，有着悠久传统的世袭制也就宣告结束了。这在当时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

　　那局引退棋从６月２６日开始，到１２月４日结束，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在围棋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那时秀哉名人已经６４岁了，身体状况很不好，棋局进行到一半，秀哉名人还住进了医院。

　　担任解说的时候，我还住在富士见高原疗养所里。那时还是结核病人大量死亡的年代。有人在富士见高原疗养所的墙上写了“富士见不死身”的话语，但结果还是死了。所以，像我这样本来身体就很差的人更需要“绝对安静”地休养，那样艰巨的讲解任务是坚决不允许的。

　　尽管如此，当时《东京日日新闻》社的围棋记者鸿原正广还是每周都来疗养所，给我送棋谱。没有办法，我只能在半夜，背着医生，拿出棋盘棋子研究棋谱。

　　这盘棋，木谷最后赢了５目半，但木谷先生的棋风突然间变了。之前，木谷很擅长新布局“三连星”那样的模样扩张。但这盘棋中，木谷先生变得喜欢实地了。

　　写这盘棋的观战记的是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川端康成先生。川端以这盘棋为素材写了小说《名人》。秀哉名人是在这盘棋结束后一年左右去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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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端康成

　　对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川端康成先生，有许多令我难忘的回忆。

　　在１９３２年我还只有四段的时候，《国民新闻》（现在的《东京新闻》）主办了本因坊秀哉名人与我的二子局，那时写观战记的就是川端康成先生。当时我们在热海一起打儿童高尔夫球。在我住院的时候，他还特地到信州的富士见高原疗养所来看我。我们还一起去伊豆（静冈）
旅行。

　　说起去伊豆旅行，还有这么一段缘由。我在医院里住了１年３个月，１９３８年９月出院。在医院里，我和安田善一的病房同在一个楼。安田的父亲在伊豆下贺茂温泉经营着一家“伊古奈旅店”。安田的父亲是川端先生的书迷。

　　那时，旅店刚刚建造完毕。川端夫妇加上我三人应邀一起去了伊豆。那是１９３９年的春天。当时和木谷实七段在下三番棋，观战记也是由川端康成先生写的。

　　还有许多美好的回忆。我们一起漫步在伊豆的山里和大海边。大家都非常能走路，徒步走了很长的距离。我因为长时间的休养，人也胖点了，疝气也痊愈了。我还吃了川端夫人做的煮鸡蛋。

　　川端夫人是一位圆墩墩的美人。但川端先生的体重却不到１３贯。我也只有１２贯多一点，我们两人都很瘦，也就是四十六七公斤吧。一起泡温泉的时候，我们约定说：“谁先到达１３贯谁请客。”当时我也没在意，把这当成是玩笑。但战后看见我超过１３贯的时候，川端先生却生气地对我说：“为什么不请客啊？”

　　川端先生１９５３年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吴清源棋谈”。为了采访，川端先生特地跑到我住的箱根来了。三天里，我每天都去川端先生住的旅馆，和他说话。那时，他送了我一张日本的色纸，我记得上面写着一个“无”字。

　　他是那种瞧你一眼就能够看透你心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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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十番棋

　　２５岁的时候，我升到了七段。那是１９３９年。

　　木谷七段已经是战胜本因坊秀哉名人的极具实力的棋手，我也和木谷先生下过七番棋、三番棋，双方的实力不分伯仲。在受欢迎的程度上，我们俩也旗鼓相当，是当时最有人气的棋手。独具商业眼光的《读卖新闻》社社长正力松太郎注意到了这一点，策划了“升降十番棋”。

　　“升降十番棋”是江户时代就有的十分刺激的比赛，其激烈程度决不亚于真刀实枪的对拼。德川幕府的时候，设立了“棋所”，并产生了本因坊家、井上家、安井家、林家四大围棋门派。为了争夺第一人的名人“棋所”，相互之间要下被称为“升降棋”的比赛，因为名人棋所只能一个人获得，所以比赛的火药味很浓。

　　十番棋中如果被领先了４盘，就要被“降格”，就是说以后和同一位棋手下，就要失去平等对局的资格。也就是说，一旦被降格，那么比起原先同等的棋手，地位就要矮一格，所以，这是事关一名棋手名誉的严酷比赛。

　　现在的比赛，无论输过多少盘，下一次和同样的对手还是同样平等的对局资格。而且现在日本的九段人数已经超过了１００人，已故的围棋评论家安永一先生曾开玩笑说：“扔一块石子，就能砸到一名九段。”所以看现在的情况，很难推想出以前那种激烈残酷的程度。“即使流放也没有这么苦”——指的就是那种拼了命的胜负。

　　“升降十番棋”的策划是由《读卖新闻》社的文化部记者向木谷先生提议的：“和吴清源先生下不下十番棋？”木谷先生也觉得这个策划很有意思，于是就向我挑战——激烈异常的胜负开始了。

　　这次的十番棋是在镰仓（神奈川）的名刹建长寺、元觉寺，还有鹤冈八幡宫等地方下的，所以后来被称为“镰仓十番棋”。

　　这以后，从战前到战后我还和雁金准一、藤泽库之助、岩本薰、桥本宇太郎、坂田荣男、高川格等一流棋手都下了“升降十番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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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仓十番棋

　　和木谷实先生的“升降十番棋”第一局是在镰仓的建长寺里下的。那是１９３９年的９月。

　　当时，木谷先生和我都是明星棋手。因为秀哉名人的过世，八段位是空缺，而七段里除了三位前辈棋手外，就只有木谷实先生和我了。因为是两位年轻棋手的对决，所以比赛被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作为特别对局，比赛时间也定得很长，一局棋要下三天。

　　第一局是木谷先生的黑棋。当时，木谷先生已经从原先新布局重视中央扩张势力的下法转变成重视边角、注重实地的棋风了。所以，他的棋过于坚实，棋局向着有利于我的形势发展。本来木谷先生的长考就很有名，当时的局势也不好，所以木谷先生更是长考接着长考。

　　第三天，第１２０手的时候，我下了一步轻率的棋，形成了打劫，我一下子损了４～５目棋，转瞬之间局势变得胜负不明了。

　　就在那时，木谷实先生突然“砰”地倒下了，好像是脑贫血引起的，于是就躺到旁边的长椅上去了。其实木谷实先生在段位赛里也出现过因脑贫血而倒下的情况，他也是在长椅上躺了３０分钟，据说他是一边休息一边想好了下一手。

　　但这次，他的情况比较严重，即使是躺着，他也无法算清下一步了。所以在我长考的时候，木谷先生说“要到棋盘边上来”。木谷先生所剩的时间不多了，而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所以我的长考是对木谷先生有利的。特别是到了“官子”阶段，必须要进行１目、２目很细微的计算，很是复杂。

　　主办的《读卖新闻》社却刊登出以《木谷氏鼻血！吴氏视而不见继续长考》为标题的文章来。文章是这样写的：“走廊上，用时所剩不多的木谷先生苦闷地躺在那里……不久吴七段下定决心地抬起头，朝着走廊喊：‘木谷先生，怎么办？还休息吗？我要下了。’”

　　面对痛苦的木谷实先生，将我写得那样冷酷无情。但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因为这篇文章的缘故，为我惹来了各种各样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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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吓信

　　关于“镰仓十番棋”第一局第三天的情况，因为报纸上的观战记将我写成是装着没看见倒下的木谷实七段，十分冷酷无情，所以在社会上我一下子成了个无情的人，一时间责难声甚嚣尘上。

　　必须申明的是，这绝对不是事实。一定是写观战记的记者为了写得有趣，吸引大家看，而故意夸大捏造的。那天，还有作家川端康成先生等几个人在场，当时既没有发生木谷先生流鼻血的事，更没有木谷先生痛苦地躺在走廊上的情景，这是很清楚的事实。当时只是木谷先生躺在长椅上，而我盯着棋盘上的棋子在闷头计算——不过如此而已。

　　当时的棋局情况是，因为我在终盘时下的一步恶手，形势正向着木谷先生要逆转的方向发展。但最后，木谷先生又下了一步坏棋，最后结果是我赢了２目。

　　之后的情况很糟糕。当时，我住在西荻洼的家里收到了恐吓信。内容是：“如果不在垃圾箱底下放上３００日元，就杀了你。”那时是１９３９年，日本的整个社会都是蔑视中国人的气氛，所以对我的抗议也像暴风雨一般地袭来——甚至还有人向我的家里扔石头。

　　没有办法，我按照指示放上了３００日元。但到了第二天，犯人没有来取走钱……

　　甚至有人还威胁日本棋院机关杂志的总编辑安永一先生：“如果这次吴赢了十番棋，那命就要没有了吧。”老师濑越先生对社会上种种偏激的做法、说法也十分担心、苦恼。结果，老师对我这样说道：“作为棋手，死在棋盘上可以说是死得其所。”老师让我继续下十番棋。

　　这是事后很久的事情了，著名评论家大宅壮一先生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报纸上，文章里就拿当时的这件事做例子，用来说明中国人是如何残虐。这引起了在日华侨的愤怒。战前的日本，社会上有这样一股风潮，无论中国的什么事都是不好的，所以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是十分艰辛的。

　　不过，我倒是不在乎，因为我没有做任何坏事。和木谷先生之间的关系也一如既往，下第二局的时候，我们俩还和往常一样有说有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