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棋会友

参加应氏杯

    像应老先生这样不遗余力地推广围棋的有钱人，就他一个。

    1988年，第一届应氏杯世界围棋比赛是在北京举行的。当时听说台北的应昌期先生要举办一个世界性的围棋比赛，日本方面也赶紧筹备富士通杯世界围棋比赛。一年里能有两项世界比赛，对棋手来说真是可喜可贺，特别是我那段时间正处于上升阶段，很想在世界比赛中打出好成绩。

    秋天，第一届应氏杯世界围棋比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开幕仪式，棋手们都住进了北京的香格里拉饭店。我是第一次住进那么豪华的饭店，记得一碗面要十八元人民币兑换券，好像那时北京还没有这么贵的面，也可能是我市面见得太少，少见多怪。

    那次有很多厉害的棋手都来参加比赛了，我第一轮抽签抽到的是武宫正树九段。猜先之前，很多人对我说，如果我猜到的话，应该选择白棋，如果武宫正树拿的是白棋，那他就更厉害。据说武宫黑棋的“三连星”还不是最厉害，白棋的“自然流”更厉害，我被他们说得心里没底。结果武宫正树猜中了，他选择了黑棋。那盘棋下到官子阶段好像还是黑棋好一点，而且我也早早地读秒了，就在大官子之前我还顽强了一下，我觉得没有棋了，也就没补，其实是有棋的。可是同样读秒的武宫也没有下出棋来，结果我的局面一下又好了。我赢了武宫后就进入了前八名。

    第二局我对的是林海峰老师，林老师选的是白棋。那盘棋我下了三连星，也是围起了大模样，下到中途的时候我还可以，可是林老师后半盘的收束下得非常好，黑棋就没什么机会了，我输给了林海峰老师。武宫先生来给我们复盘时，我说，我这盘棋要是让武宫先生来下就好得多，武宫先生只是笑了笑，他是当年富士通杯的冠军。

    比赛前，应昌期先生发给每个参赛棋手一个可以折叠的棋桌。开幕式上应先生问：“你们有谁用过我带来的桌子，觉得怎么样？”我说：“挺好的，旁边还可以放茶杯，很方便。”应先生说：“那就好。”我很尊敬应昌期先生，我觉得中国人能举办高规格的世界围棋大赛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而且应昌期围棋基金会每年都要分别提供价值十万美元的经费和棋具给美国和欧洲的围棋协会，用于推广围棋和应氏记点制规则。

    说到这个应氏记点制，我是这样认为的，世界上各地的围棋规则本来就不统一，应氏规则出来得晚，反对它的声音就能经常听到，有的人就觉得它繁琐。我觉得应氏规则有一点应该肯定，那就是它的严谨性，应氏规则是可以靠书面的东西，也就是已经定出来的规则来判定输赢的。而有些规则，比如日本的规则，发生在吴清源老前辈身上的事是需要委员会来判定的。我觉得从这点看，应氏规则就比它强，不管发生什么问题，找规则就能解决问题，至于繁琐还是不繁琐，那是另一个问题。

    我还觉得，应老先生能用自己的金钱来推广围棋是件了不起的事。世界上比应老先生有钱的大有人在，爱好围棋的有钱人也不少，但像应老先生这样不遗余力地推广围棋的有钱人，就他一个。我是非常尊敬应老先生的。我认为，围棋能走向世界，应昌期老先生功不可没。

    在1988年的时候，七目半大贴目很多人难以接受，因为从五目半到七目半这是一个很大的跨度。很多人都意识到，五目半拿黑棋胜率比较高。1999年我们到韩国下棋，韩国的很多比赛已经改为六目半，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拿黑棋。我想，既然大家认同六目半拿黑棋胜率还是比较高，那么七目半普遍被大家认同的日子应该不会很远吧。

    另外根据我在美国的教棋经验，用应氏规则数棋教小孩挺管用，就是把棋盘全部填满。当我们用九路盘和十三路盘教小孩的时候，棋局结束时有两种办法判定输赢，一种是数目法，小孩不容易弄清楚。如果连子带目，小孩也是要教一阵才能弄清楚。后来我们干脆采用把一方或者两方的子全部填上去，然后数一方究竟有多少子，那小孩很快就能计算出来。

    1992年我在美国期间，一件大喜事突然降临，那就是第二届应氏杯世界围棋比赛要举行了，比赛名单里有我，因为上一届的前八名就是这一届的种子选手。更高兴的是乃伟也被邀请参赛了，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但可以参加梦寐以求的职业比赛，而且可以见面了。可是不久，乃伟又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可能我们不能参加应氏杯了，因为应昌期围棋基金会和中国围棋协会在我和乃伟的参赛资格上有分歧，正在谈判。乃伟很是担忧，我可不管那么多，赶紧收集棋书，日夜打谱，想恢复一点感觉。

    为了能有充沛的体力参加比赛，我还每天跑步，边跑边想：“我要在应氏杯上好好下一把，争取打出好成绩。”这么想着，脚步也轻了，越跑越快。其间不断有各种或好或坏的消息传来，反反复复，我才不想那么多，越想越烦，我只想争取下出好成绩，不能去了就输棋。

    有一天，应氏基金会的沈君山先生抵达旧金山，他说：“现在中国围棋协会反对你参加比赛，我想知道你的意见。”我还能有什么意见？唯一的意见就是去下棋，去比赛。不久应明皓先生也到了美国，我们见了面。应明皓先生说：“你准备好了吗？赶快把签证办出来，我担心的是你最后又去不了。”我让应明皓先生放心，因为签证的事我已经打听好了，没问题。

    应氏杯一拖再拖，终于定下7月在东京举行。我知道因为应昌期先生执意要让我和乃伟参加比赛，这成了中国围棋协会放弃参加比赛的原因之一。我不明白，参加比赛是棋手的权利和义务，为什么要弄得那么僵呢？多年以后，我听到了当事人的说法，郝克强老师在其《中日擂台大幕内外》一书中以“对一件史实的匡正”为题，对这件事作了详细交待。

    1992年7月，第二届应氏杯世界围棋比赛在日本东京举行，我很想早点去日本，这样可以有一些时间切磋，可是我拿到的是短期签证。但不管怎样，时隔两年，我和乃伟终于见面了。

    应氏杯那盘棋我抽到的是梁宰豪九段。我执黑，在右边的局部作战中，我上来就吃了他一块棋。整个局面我也知道是黑棋好，优势不是一点，而是很多，可我就是把握不住局面。几次打劫转换下来，自己老是往复杂的局面里走，越复杂就越是驾驭不了，结果输了。我很难过，因为我是从第二轮直接进入比赛的，如果赢了又是前八名，可以和乃伟碰上。我原来以为乃伟很难赢下李昌镐，没想到她发挥得很好，难以置信地赢了李昌镐。

    回美国等待签证的那段时间，我打谱的劲头很大；觉得以后自己还是有机会参加职业比赛的。特别是输给了梁宰豪我有些不服气，因为我还是有过优势的。

以棋会友

美国围棋团访华

    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令美国棋友感到风光无比。

    我在美国开展围棋活动时，很多美国棋友经常向我打听中国的围棋情况，因为他们主要受日本围棋的影响，对中国围棋的情况了解得不多。大家想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于是很多人建议，不如组织一个围棋代表团，去中国旅游，到围棋的故乡去看看。我觉得组织围棋团去中国麻烦很多，诸如旅费、签证……所以想法是有的，但总没有付诸行动。乃伟来美国后，我们商量下来，觉得尽管率领美国围棋代表团访问中国有很多困难，但不妨一试，我们应该让美国人了解一下围棋在中国的情况。

    1998年初，我们筹备组织了一个十四人的美国业余围棋代表团。临走之前，旧金山华人报纸的记者来采访，这下美国棋友可乐了，说这辈子上报纸的机会不多，没想到这次还没出国，就有记者来采访了，真够风光的。

    代表团的第一站是北京，去拜访中国棋院的时候恰好正在举行名人战的预赛，这可把美国棋友乐坏了。我事先关照他们，在大厅里走动脚步要轻，不要影响棋手的比赛。棋友们很认真地向我打听各种各样的细节，比如怎么样才不影响比赛？有的棋友一上午忙忙碌碌地记录了四盘棋，实在来不及记录就画圈。有的很兴奋地问，能不能跟那些“名人”合影。参加比赛的棋手们看见一下冒出那么多“纯”老外也很惊讶，惊讶这些金发碧眼的人也会下围棋，惊讶他们对一些中国棋手的情况很熟。更让这些美国棋友惊喜的是，当陈祖德老师辅导美国棋手下棋时，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进行了采访报道。离开中国棋院时，棋友们还沉浸在喜悦之中，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令他们风光无比。棋院还安排了一些喜爱围棋的社会名流和美国棋手下棋，他们兴奋得脸上发光。

    在上海，代表团受到了热情接待，特别是嘉定区的热情和友好，更给美国棋友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对我和乃伟来说，嘉定可以说是我们在中国的又一个家。我们对嘉定的周时华先生充满了深深的感激。

    那次活动，使很多美国棋手知道了中国围棋的兴旺和强盛，回美国后，他们津津乐道，纷纷发表对中国围棋的感受。看到这次活动收到了这么好的效果，我们就打算以后每年搞一次，可是1999年我们去韩国下棋后，这样的活动不得不遗憾地中断了。但是，以后有机会，我们还是想再开展起来，因为这对扩大中国围棋在美国的影响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以棋会友

全美旅行

    一路观光一路下棋，我对美国各地的围棋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来美国已经有几年了，美国围棋界的很多人都认识我，我也很想旅行全美。沿途顺便到各俱乐部去下棋交流。我有一个好朋友叫麦克·沙拉文，1993年他来旧金山跟我学棋时我跟他说起过这件事，当时他说：“你什么时候有空，只要跟我说一声，我陪你去。”有一天我跟麦克·沙拉文说：“我最近有点空，怎么样，我们今天就走？”我当时确实有点空，但也不至于马上就走，不过是句玩笑话。那天麦克·沙拉文正修车，没想到他的车一修好，当天就带着我开始了全美旅行。

    那天开车没多久，天就黑了。麦克·沙拉文说：“车主要由我来开，实在累了你再来开。”第二天早晨四点，麦克·沙拉文吃不消了，就把方向盘交给了我。美国人一般不随便把方向盘交给别人，他说他的车速是八九十迈（英里），让我千万不能超过八十迈。我想既然是赶路，他能开八九十迈，我为什么不能开？再说他的车上装有雷达，可以测到警察的方位。

    凌晨，公路上的车辆很少，开起来特别痛快，我逐渐把车速加到一百一十多迈，要知道一迈等于一点六公里。后来想起来还有些后怕，以那样的车速，碾到一个小石块就有可能出事。麦克·沙拉文一觉醒来愤怒了，他说：“你是九段还听不懂我的话吗？”我开玩笑道：“我的理解是不要超过八九十迈，干脆超过一百迈就没关系了。”他气得说不出话，扭过头又睡了。后来我们俩一见面就要说这件事，八九十迈不要过，要过就过一百迈。他跟朋友介绍我时也说，这就是那个一百多迈的人。那次旅行，五夜六天的时间里，我们走了八千多公里，下了四场指导棋。

    每到一个地方，我们就联系俱乐部下棋。虽然一路开车很累，下棋时有点昏昏沉沉，可是那些棋手到底水平差些，我还是不怎么费力就赢了他们。有一次我们凌晨五点赶到一个俱乐部，还真约了人从五点下到七点。我真佩服美国人的身体，麦克·沙拉文年纪比我大，我好歹也是个运动员，经常锻炼身体，可是麦克·沙拉文一路开车，居然比我还精神。

    在芝加哥我遇到了一个中国棋友，他付给我指导费，但并不跟我下，而是请他的韩国朋友跟我下，他要求我：“你下得狠一点。”我让那个韩国棋手三个子，两盘他都输了。我不明白，就问那个中国棋友：“你为什么要为韩国人付钱？”他说：“我一直跟韩国人说，中国有得是厉害的棋手，可他就是不相信。今天你为我出了一口气，也为我们中国人长了志气，韩国人不服也得服。”

    在芝加哥我还见到了原中国棋手黄丽萍，我们聊起从前在国家队的事，感慨万千，真是世事难料。我们还见到了杨靖，我告诉麦克·沙拉文：“杨靖的水平也很高，少年时我们差不多。”麦克·沙拉文以为我又在开玩笑，就说：“少年时，我跟你的水平也差不多。”麦克·沙拉文当然输给了杨靖，他不解地说：“怎么在美国有那么多高水平的中国棋手？”

    就这样，一路观光一路下棋，我对美国各地的围棋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顺便也为自己做了个广告，让大家都知道：中国九段棋手江铸久来了。那时，互联网刚刚起步，很多美国棋手认识了我以后，就通过互联网跟我下棋。那次旅行我真是收获很大。

以棋会友

布朗先生

    我发现，孩子们都喜欢听布朗先生的课，他风趣幽默，又懂得孩子们的心理。

    我在旧金山俱乐部时，始终支持我的就是俱乐部的主席欧尼斯特·布朗先生，就是他出面邀请我到俱乐部执教的。布朗先生是心理学博士，长期从事失足青少年的教育工作，同时他又是一个围棋爱好者，致力于围棋的普及工作。布朗先生和旧金山市政府的关系很好，像四川围棋代表团访问美国就是他联系和促成的。

    美国旧金山市是中国上海市的姐妹友好城市。1998年9月底，旧金山市市长访问上海，我们促成他加上围棋项目。市长先生知道像中国的上海、日本的大皈这样的友好城市的市长都懂围棋，于是他来了个临时抱佛脚，让我和乃伟现教了他一些围棋的基本知识，后来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因为我们大力向旧金山市政府的官员介绍和推广围棋，引起了媒体注意，扩大了围棋在美国的知名度。同时我们以后再邀请中国国内的同行来美国讲棋时也方便了很多，因为不单单是协会发邀请，有时我们还加上了市长的邀请函。

    长期以来我和布朗先生一起在中小学普及围棋，合作默契。我发现，孩子们都喜欢听布朗先生的课，他风趣幽默，又懂得孩子们的心理。我们还一起成功地举办了世界青少年围棋比赛，中国的周鹤洋和韩国的李世石都参加了这届比赛。

    布朗先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我们相处合作得很愉快。在美国，一般几个人外出吃饭都是AA制，各付各的。可是我和布朗先生一起吃饭，倒有中国人的作风，谁带钱谁付帐，很随意。那一年，乃伟的父母来美国探亲，就觉得这个美国黑大个很有趣，很好相处，我们吃晚饭时，他经常会很“巧”地赶来。布朗先生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曾随美国业余围棋代表团访问中国。

以棋会友

组织职业比赛

    如果世界围棋排四强，那么美国围棋协会也要占一席之地。

    从1991年开始，应氏基金会开始向美国围棋协会提供赞助，用于推广和举办应氏杯业余比赛，这笔赞助包括经费和器材，金额是十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和美国业余围棋协会（简称“AGA”）商量，看能不能职业和业余相互配合，搞一些对大家都有吸引力的活动。如果单是职业围棋协会搞活动可能要花很多钱，因为在美国的职业棋手虽然不多，但却散落在美国各地，若要集中在一起，旅费是个大问题。

    作为一个棋手，我在美国没有薪水可拿，收入基本上来源于推广围棋的活动中所收取的指导费。1992年以后，我开始在网络上下棋。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最开始是两台电脑对接，最多也只能接几台。因特网普及后，美国出现了IGS这样的围棋同站，但完全是黑白的，屏幕也不漂亮，靠坐标来指着下。随着电脑技术的迅猛发展，围棋程序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完善，我网上的学生也多了起来。

    这时候我就想，职业棋手的预选赛也可以在网上进行，这样我们不但可以更多地组织职业比赛，推动美国围棋的发展，而且可以节省很大一笔经费。1994年年底，我到纽约和当时美国围棋协会的副主席林振道先生商谈了一番，我们谈出了举办美国职业围棋赛的具体步骤，那就是预赛通过网络进行，决赛放在全美围棋大会上。就这样，在1995年举行了第一届北美（因为何晓任来自加拿大）职业围棋大师赛。

    在1996年的美国围棋大会上，我们正式成立了美国第一个职业围棋协会，会长是车敏洙先生，主席是一个律师，他也是围棋爱好者。我就干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诸如跑跑腿，跟大家联络之类的事。刚开始我们一共也就十一个人，有车敏洙、我、乃伟、杨以伦、麦克·雷蒙。詹姆斯·科文。詹妮丝·金和一些国内去的棋手等，尽管我们人数很少，整体水平也不是很高，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在美国普及和提高围棋，做一番事业。我们希望能组织一些职业比赛，使美国的围棋活动正规化和职业化。美国业余围棋协会的负责人也高兴地说，我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职业围棋协会。

    当时，大家还豪情万丈地说，如果世界围棋有四强，那我们美国围棋协会也要占有一席之地。中、日、韩围棋强国三足鼎立，我们当然不能跟他们比，但是我们想跟中国台北围棋协会比。虽然台北围棋协会成立的时间比我们长，人数也比我们多，我们还是想跟他们打擂台，一争高下。

    台北围棋协会同意跟我们打擂台，双循环。关于经费，则由台北争取一部分赞助，我们争取一部分赞助。台北方面较顺利地拉到了赞助，相比之下，我们就觉得有难度了。车敏洙先生说：“赞助大家分头去找，实在找不到就由我来出。”我们还商定，如果我们能赢，那我们只拿从台北赢的那部分，车敏洙先生的赞助就省下不用了，我们输的话，那他就承担一笔钱。最后，这次擂台赛是我们赢了。

    我们和台北的擂台赛是通过因特网进行的，反响很好，同时也吸引了众多的围棋爱好者，以至于一些远在欧洲的棋手也想参加。北美职业围棋大师赛也一直采用这种形式，比赛的过程可以从网上看到。

    1996年，韩国举办了LG杯世界棋王战，由于我在美国的成绩比较突出，大师赛上一直是我获冠军，所以美国职业围棋协会决定派我参加。毕竟好久没有参加世界比赛了，所以心里没有底，只知道要好好下，至于怎么好好下，完全不清楚。

    第一轮我抽到的是柳时薰，布局不一会，我就觉得不顺手，特别没招。中午我饭也吃不下，心情烦闷，索性就躺下休息一下。乃伟帮我敲敲背，敲着敲着我就睡着了。乃伟把我叫醒后，我的心情似乎好些了，心想柳时薰总不至一点机会也不给我吧，想赢我也没那么容易，我就想跟他耗着，争取把局面维持得长久一些，然后见机行事。

    下午的比赛开始了，我发现自己的思路不那么僵了，于是拼命找自己最好的抵抗办法。再说，我的棋还没有差到一败涂地的地步，对方又急于求成，不但久攻不下，反而中央的潜力被我削掉了。下到官子阶段，我们俩都开始读秒了，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形势还不错，几个大官收下来之后，反而我的优势明显了。最后，我赢了四目半。

    柳时薰在日本成绩不错，拿过头衔，能赢下他我很高兴。虽然可能是他大意了，但毕竟我赢了棋。看样子自己还能下，虽然很长时间没有参加高水平的世界比赛了，我对自己又有了信心。

    第二轮是和陈临新，我们是老朋友了，在国家队的后几年，我们住一屋，他那一半总是整理得井井有条，我这一半就乱七八糟。那盘棋我的运气比较好，在局面混乱的情况下，陈临新下得似乎软了些，被我抓住了机会。赢了陈临新，我就进入了前八名，第三个对手是刘昌赫，10月在美国下。在进入前八名的棋手中，有五个韩国人，一个是日本的小林觉，一个是中国的马晓春，还有一个就是代表美国的我。马晓春开玩笑地说，看来这次中、日、美要联合登山了，共同攀登韩国这座高山。

    我找来很多刘昌赫的棋谱研究，抓紧时间备战。看着看着，我就想，恐怕主要问题还不在于我看了多少刘昌赫的棋，关键还是要看临场发挥。

    刘昌赫的水平本来就比我高，我和他的那盘棋布局阶段我就不太好，中盘时我有一点机会，但不是那种一下就能把他击垮的机会，本来还可以慢慢泡，可是有一个地方我处理不当，很快刘昌赫的黑棋就优势明显。

    输给了刘昌赫对自己的震动非常大，我知道自己和水平高的棋手的差距越来越大，再这样下去不行。这时，一个声音在对我说：“江铸久，你要努力啊！”可是另一个声音又在对我说：“江铸久，你真累，在日本下不到职业棋，先下指导棋水平只会退不会进。到底怎么努力才行呢？”

    其实在和刘昌赫比赛前，我和乃伟就已决定去美国定居，在那儿一同开创我们的事业：以推广普及围棋为职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正好和刘昌赫的比赛是在美国举行，我们就一举两得，去了美国。

以棋会友

教孩子下棋

    围棋的普及工作要从孩子抓起，让孩子从小就了解、喜爱围棋。

    搬回美国后，我还是在旧金山做围棋的普及工作。除了继续教成人下棋外，我还开了儿童班，我觉得围棋的普及工作要从孩子抓起，让孩子从小就了解、喜爱围棋，同时教孩子还可以带动家长学棋。另一个应该算是最重要的考虑，那就是教棋是我谋生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总归是学生多多益善为好。

    刚回到美国时，学棋的人不是很多，我就和乃伟分了工，让她多呆在家里，做家务、摆棋，另外银行、支票一类的事也交给她办。好在这一次来美国，我们都有安定的感觉，都觉得这是我们长久的家了。虽然房子是向银行贷款买的，但毕竟是我们买的，而不是像以前我在美国、她在日本那样，都是租房子住，总觉得是住在别人家里，很不踏实。

    我们看中的房子位于旧金山的硅谷，一方面是因为人文环境好，另一方面我知道这里喜欢下棋的人比较多。

    在这样的奔忙中，有时间我还会看书摆棋，但是心总不能安静下来，看了半天也不知道看了些什么，很焦急，觉得这样下去自己会不会废了。现在回想起来，看了半天不知看了些什么，这实际上还是一种训练，这样坚持下去，多少还能保持一点水平。如果什么都不看，那就彻底完了。有段时间我看得很少，乃伟就督促一下，我们就这样相互鼓励，相互提醒，棋力才不至于滑得特别低。当然棋力已经下降了不少，但如果放任自流，那可能更糟糕。

    当时去韩国下棋虽然已有可能，但前景并不光明，因此我们做好了在美国长期生活的打算。既然不想改行，我们只有在普及围棋方面开发潜力，所以就开始教小孩下棋。以前我也在旧金山附近的奥克兰和伯克利教过小孩，那里大部分是平民区，黑人的孩子多，老师和家长为了让孩子们避免无所事事、远离毒品，就着力让孩子们接触好的文化，围棋就是其中一部分。可是尽管我们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一带下棋的孩子还是不多。

    在旧金山的硅谷，我们先搞了小孩子的比赛，小孩都喜欢输赢，比赛可以刺激他们的积极性。在这之前，每年年初都有成人的铸久杯围棋赛，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八届。第一次儿童比赛不到四十人，我们找了很多儿童业余学校的老师以及家长来观摩，反应不错，尤其是中国人更希望让自己的孩子多接触一下老祖宗的文化。我们还和新意中文学校合办了围棋学校。就这样初步开始了对儿童的围棋教学工作。

    乃伟担心小孩会不会听我的，我告诉她，我能震住孩子，因为我的围棋教学经验相对比较多，再加上小孩可能畏惧长得高大的人，见到我的模样，他们可能已经有三分怕了。有时孩子们太闹了，我就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指指棋盘棋子，小孩一般都比较乖地坐了下来。好在围棋还是能吸引大部分孩子，再加上家长比较配合，儿童围棋班开展得比较顺利。

    遗憾的是小孩学棋每周才一次，每次才一个小时，在其他的六天里，我们就无法掌握和督促，而且作业留多了也不合适。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学棋的孩子必须自备棋具，这样大人就要掏腰包给孩子买棋具。这样做有个好处，家里有了棋具孩子就可以找人下，我们让相邻的孩子结成伙伴，另外鼓励孩子跟自己的父母下。在美国，孩子们在学习他们喜欢的东西时，老师经常会鼓励家长一起参加，初学阶段父母一般也容易学进去，而且水平往往跟孩子们差不多，这样也会增进父母和孩子的感情交流。这个办法收到了好的效果，学生会下了，他们的父母也学会了，如果父母本来就会一点的，那他们就会教孩子下，效果更好。

    我们每半年搞一次儿童比赛，这样从第一次的三十多人发展到第二次的八十八人，第三次比赛时又变成了一百二十人，2000年年初的比赛就有一百四十多人参加。后来因为我们要去韩国比赛，我就跟这些孩子和家长打招呼：“实在抱歉，我本人和我太大都实在太喜欢比赛了，能去韩国下棋非常不容易，我们只能对不起大家了。”看着这些人在长大、棋力也在长进的孩子，我们真是依依不舍。怎么办呢？我们就请以前教过的很多成人学生来代课，有几个代课老师教学方法不错，学生也越来越多，但毕竟是少了高水平的指点。

    在我们1999年4月去韩国后的一年里，我回美国不下五六次，每次都能听到孩子和家长的呼声：“你什么时候能回来？什么时候会有一些高水平的老师来指导？”这时，我想到了我哥哥江鸣久，他对美国的围棋教学比较熟悉，另一方面水平也不差。其实在我去日本的那几年里，美国的围棋教学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这一方面是我经常回美国，一去就召集学生强训。另一方面我哥哥鸣久曾两次来美国帮我，每次都是半年。我最初在国内大江南北地下棋时，都是跟随年长我五岁的哥哥鸣久，他是职业七段。后来因为跟身为成都人的嫂子结婚，就调到成都的蜀蓉出版社工作。我们去韩国后实在放心不下那些美国学生，就再次找我哥哥帮忙。经过努力，总算办妥了一切手续，我哥哥在2000年7月暑假赶到了美国。

    在我教的那一批学生里，有个叫詹尼森的孩子一直坚持学到现在，经常能在美国国内的比赛中取得好成绩，这样他也就有机会代表美国参加世界青少年围棋比赛。更让我高兴的是，虽然他的水平还不能同我们中国教出来的同年龄孩子比，但是他热爱围棋，并且还在另外一所中文学校担任老师。他生长在美国，用英文讲课自然比我好得多。

    我们还带过一个叫江力的韩裔孩子，他的成绩在美国青少年中也很突出，有潜力做职业棋手。后来他拜在麦克·雷蒙的门下，一度还到日本去学过棋。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中途退出，继续他的学业，这让我们觉得有点可惜。

    我们很珍惜在韩国下棋的机会，实在是来之不易，所以下指导棋之类的事我们尽量不去。但美国的有些活动我们还是尽量争取回去参加，比如全美围棋大会和铸久杯。铸久杯已经连续举办了八届，是除全美围棋大会之外规模最大的比赛，以前都有一百多人参加，而且从最初的成人比赛，发展到又增加了青少年比赛。第一、第二届是我把教棋所得的一部分收入捐出来做奖金。虽然不多，但棋友们都很支持我。从第三届起，美国应氏基金会开始赞助奖金，铸久杯的等级也随之提高。2000年的比赛，一共有两百多人参加，和全美围棋大会的规模一样了。我们决心一届届搞下去，争取在美国带动更多的人学围棋。

    在搞儿童比赛的过程中，有几件事也挺让我感动。这些小孩的家长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大陆，他们或多或少知道一些当年的中日围棋擂台赛，知道我和芮乃伟的名字，见面时大家都很亲热。因为经费有限，我们只能把大部分经费用在给孩子们发更多的奖品上，像写横幅、贴成绩单这类的事我和乃伟尽可能地多做，这样就省掉了请人帮忙的钱。即使这样，还有做不完的琐事，而且很容易耽误正事。

    于是我们就采用了在美国通行的办法，征集家长担任义工。一般比赛都要招收十几个义工，如果比赛分成八个组，那么就要有八位家长负责带孩子入座、猜先、对局完后的记分。收棋子……还有的家长将成绩输人电脑、张贴。很多孩子的家长事业成功，平时很忙，可是为了孩子，他们还是抽出时间来做义工，他们有耐心也很热情。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这些家长的热心帮助，单靠我们自己，儿童比赛是搞不起来的，或者至少要花费很多钱。

    在旧金山硅谷，有一家历史悠久的围棋俱乐部，常年的负责人是一个叫瑞德·奥克斯丁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是个电脑工程师，喜欢中国文化也喜欢围棋，会一些汉语。我们每次搞比赛，他都是必不可少的人，因为他负责电脑排表。这么多年了，他一直是义务为我们服务。有一次我们请他设计一个围棋程序，他说：“如果是为了赚钱工作，那我的收费是很高的。我知道你们围棋协会是出不起这笔费用的，我就免费为你们服务吧。”瑞德·奥克斯丁义务帮了我们很多忙，我们都叫他“美国雷锋”。

    在教小孩的过程中，经常会有一些有趣的事发生。给孩子们上大课时，他们回答问题特别踊跃。安排对手时，他们的语言就妙了。如果你给他安排一个强一些的对手，那他就会说：“老师，不行，他太难。”如果你给他安排一个弱一点的对手，那他就会说，“老师，不行，他太简单。”这是因为他们的中文程度不高。孩子活泼可爱，思维方式也和大人不一样，任何时候提任何问题，绝大多数孩子都会举起手来。在中国，我们都习惯指出学生的不足之处，而在美国则相反，重要的是要告诉学生什么地方好，你要是说他哪儿不好，他会觉得伤自尊心。有一次我给孩子们讲杀棋，当我说可以上来摆棋时，呼啦一下子，小手都举了起来。有一个孩子把黑棋摆在了完全不搭界的地方，看样子他没搞懂，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可是我又不能直接说他摆错了，于是就先鼓励他的聪明和勇敢，然后问他：“你的黑棋下在这儿，是为了杀死白棋呢还是有其他目的？”他回答：“我觉得我喜欢下在这儿。”面对这样的回答，我还是鼓励他：“你的棋下在这儿一定是有用处的，但现在不是最着急的。”接着有小孩上来答对了，我当然要加以肯定。这时那个答错的小孩又举手说：“你是不是在说我答得不好？”我说：“你答得也不错，但那个小朋友他回答得更好。”我这么一说，那孩子似乎满意了，于是皆大欢喜。

以棋会友

车敏洙老大

    我对车敏洙是充满感激之情的，在我苦闷和迷失方向的时候，他总是真诚地鼓励、帮助我，像一个大兄长。

    到美国后因为奔生存，钻研棋的时间很少。有一年，我陪同四川棋手访问美国，在拉斯维加斯的业余围棋比赛中有我的一个节目，那就是和在美国的韩国棋手车敏洙四段进行一场表演赛。好久没下棋了，刚开始我还有点担心，不知自己能不能下好棋，否则太丢人了。那盘棋我乱杀乱砍，赢了车敏洙。那一天，车敏洙西装革履，绅士派头，而我只是一件T恤，一身短打打扮。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下棋似乎很不相称。很长时间没有和职业棋手下棋了，我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和车敏洙多下棋，他高兴地答应了。因为时间安排得很紧，我们也没有多说些什么，但我知道很多人叫他“赌王”，我还以为他在赌城拉斯维加斯打牌，可是他告诉我是在洛杉矶，这我就不明白了，我那时对赌一窍不通。

    那年年底，韩国棋手访问美国，其中有原中国棋手吴淞笙老师。我很想见见吴老师，也很想看棋，于是就赶到洛杉矶。车敏洙正在讲棋，我们又见面了。车敏洙问我，想不想跟韩国的徐能旭九段下盘棋？我求之不得。

    我和徐能旭的那盘棋吸引了很多人，一上来我就使用自己研究过的“大斜定式”，徐能旭被套住了，局势对我有利。可是到中盘以后，功力深厚的徐能旭就追了上来，进入读秒时我感到棋比较生，无能为力了，被他一直追到半目胜。输了棋我很难过，我知道自己的棋力明显在下降，比赛时我能够感觉到毛病出在哪里，但却无能为力。是不是就让自己的棋一路滑下去？我很沮丧也很茫然。

    第二天我正在辅导一个业余棋手下棋时，车敏洙和他夫人来了。我和车敏洙在洛杉矶棋社下棋，棋社的环境有点乱，很多人在那里下棋是为了高兴和消遣，人们并不会因为有两个职业棋手在下棋而安静一些。我不由得怀念起国内的下棋环境，那实在是太好了。我和车敏洙一连下了好几盘棋，我们都喜欢对杀，手筋之类的经常出现，输赢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非常过瘾。

    吃饭时车敏洙跟我说：“你在美国下棋不容易，我希望你能坚持多下棋。我去旧金山的机会不多，你如果到洛杉矶来一定记得通知我，我们一起下棋，你住在我家也可以。”我知道车敏洙是职业牌手，有“赌王”之称，就问他赌牌好不好学。车敏洙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就劝我不要涉入这一行当。他说：“我并不似人们传说中的一开始就富了，这一行其实很难，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而且很容易把身体搞垮。”

    分手的时候，车敏洙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他说：“并不是我要给你什么，这点小意思只是希望你在美国好好钻研下棋。你到美国我也没有帮助过你什么，这五百美元只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能对你在美国呆下去有一点帮助，请你千万不要客气。”我很感谢车敏洙的好意，但实在不好意思接受这五百美元。车敏洙说：“仅此一次，就算是我妻子的一点心意，希望你能再来洛杉矶下棋。”

    以后只要学生少，我就赶到洛杉矶和车敏洙下棋。车敏洙喜欢到韩国棋社去下棋，那里有单间可以下棋，非常安静。我们一下就下到深夜，有一次一连下了三天，两人都下不动了。车敏洙问我：“要不要去看看牌场？我跟他去了。

    车敏洙打牌时我就在旁边看，我不懂规则，只见输赢。一上来他就输了一万美元，吓了我一大跳。打了四个小时后，他最后赢了六千美元。我暗想，这钱可真好赚，以后有机会我也来试试看。回去的路上，车敏洙对我说：“虽然我最后赢了钱，但一上来我是先输钱的。打牌这一行当是很容易输钱的，特别是刚入行的人。我现在也算是这一行的超一流牌手了，但能有今天也是经过多年的学习锻炼。只有到了这个水平，才能挣到比较多的钱，所以你尽可能不要入这一行。”我知道车敏洙已经觉察出我对这一行有了兴趣，事实上我问他怎么打牌的时候，他就是不肯说。他只是说：“希望看到你和芮乃伟在一起下棋。”

    我的一个学生马克是个电脑工程师，有一次他问我闲暇时都干些什么，我说：“以前喜欢看小说，现在看得比较少了。”他笑了，说：“那你为什么不打牌？我有空就打牌。”我就把车敏洙跟我讲的话告诉了马克，他说：“车敏洙打牌很厉害是因为他会下棋，他有常人所没有的素质，而这个素质你也有。”见我有点心动，马克就对我说，“我先教会你打牌，至于学会后打不打牌，你自己看着办。”

    马克教我的是一种在加州流行的赌牌方法，学会了以后我就跟着他去打牌，很快我就迷上了赌牌，边打边学习，很投入。

    和车敏洙见面时我把打牌的事告诉了他，车敏洙先是很不高兴，后来他说：“既然你已经打了，那我就告诫你几点：第一，打牌时间不要太长，对身体不好；第二，不要太计较输赢，输了立刻起身走。”我趁机向车敏洙请教了一些技巧，有了高手的指点，我的信心更足了。

    回到旧金山，我把原来的赌注由每注三美元提高到六美元，再提高到二十美元，这样每一局的输赢都在一二百美元之间。刚开始赌牌时，有时成绩很好，有时又输得很惨，怎么打怎么输。有一次我连续打了两天，输红了眼。这个时候下棋的经验帮助了我，那就是在你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止。怪不得车敏洙告诉我，赌很容易把身体搞垮，因为不肯服输就撑着继续赌，总以为运气会转好。

    车敏洙还跟我讲过：“很多人都认为赌的是运气，其实赌的是概率。赌运气的人也有成功的时候，可是他们失败的时候更多。如果总是想着赌运气的话，那你的整体实力和境界就不会提高。”在车敏洙的指点下，我进步很快，有段时间三四个月里我就赚了差不多一万美元，我认为赌牌也是一种收入不错的行当。正当我赌兴方浓时，应氏杯把我又拉回到围棋上来了，我决定还是好好下棋，因为唯有围棋才是我的正业。

    在知道我开始赌牌后，车敏洙的夫人就责怪车敏洙没有及时制止我，反而还教我。车敏洙说：“铸久既然已经在赌了，我总不能眼看着他去输吧？我只能跟铸久讲道理，希望他少去。像我这样的高手，还有输的时候，铸久更应该控制一下自己。”

    车敏洙还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下棋是一种很好的职业，当你下不动时，你还可以教别人。如果你去赌牌，你这段时间赢一万，下段时间赢两万，等有一天你赢了十万美元，你就会发现它对你的生活的影响还是有限的。我跟你不一样，我是职业牌手，赌牌是我的职业，而你还有潜力做职业棋手，特别是芮乃伟在日本那么努力。用不了多少时间，你和芮乃伟会在一起下棋的。”

    我对车敏洙是充满感激之情的，在我苦闷和迷失方向的时候，他总是真诚地鼓励、帮助我，像一个大兄长，后来我们都叫他“车老大”。即使是有段时间我陷到赌牌里，他还是指点我，让我少失误，少输钱。

    车老大后来有机会到旧金山时，还专门找我谈过。他说：“铸久，你一旦拿到绿卡就通知我，我一定带你去韩国看看，这几年韩国的围棋发展很快。”所以，1993年10月我一拿到绿卡马上就打电话给他，不巧的是，车老大正好去了韩国，我就让车夫人不要打扰他。可是远在韩国的车老大知道我拿到绿卡后，立刻让我去韩国，说有要事找我商量。

    我到韩国后，车老大带我去韩国棋院参观。他说：“以后你有可能到韩国下棋，所以你要保持你的棋力。”那次在他的努力下，我和金日焕七段（现已升为九段）下了盘棋，结果我赢了。车老大很高兴，他说：“铸久，你还是有实力做职业棋手的，尤其是乃伟。你们不能放弃围棋，更不能荒唐到去赌牌。你们等着，我会努力争取让棋院同意你们来韩国下棋。”谁知道，后来车老大为了完成他的这一承诺，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前前后后一共四年多的时间，我们终于得到了韩国大多数棋手的谅解和赞同。在投票表决时，韩国棋手大都投了赞成票。1999年4月，我们终于来到韩国棋院，再一次开始职业棋手的生涯。到韩国后，当我们向韩国棋手表示我们的感激之情时，他们都说：“你们应该感谢车敏洙，他一有机会就讲你们的事，鼓动我们大家促成这件事。”在此，我们衷心地感谢车老大，感谢韩国棋院，感谢韩国棋手。

    接下来我要谈谈车老大的中国情结。

    1995年，富士通杯八强赛在韩国庆州举行。车老大赶到庆州给中国棋手助威，当时参加比赛的是张文东和华学明，领队是年维泗。大家看到车老大都很亲切很高兴，都说他有中国情结。事实上凡是中国棋手到韩国比赛时，只要车老大在汉城，他总会约大家吃吃饭，他说：“别的忙我也帮不上，请大家吃饭还做得到，就算是为中国棋手加油吧。”请中国棋手吃饭，这已经成了车老大的一个定式。

    那次，年老师在谈起中国棋界的状况时说，因为大赛不多，所以棋手锻炼的机会不是很多，收入也上不去。没想到，车老大把这些话记在了心上。后来我和乃伟去韩国看比赛时，他跟我说，他想在中国搞一个比赛，原则是，规模方面要能使中国的职业棋手都能参加，奖金方面将是中国目前比较高的。他说，这样能起到两个作用，既能使大家下到更多的棋，同时也可以提高棋手的收入。他要我在细节方面多关心考虑一下，比赛他是肯定要办的。

    我立刻就把车老大的设想跟陈祖德老师汇报了。陈老师说：“这是一件大好事啊！”中国围棋协会很配合，很快就把有关比赛规则和其他细节方面的事研究准备好了。就这样，比赛的雏形很快就出来了，杯名原想定为“敏洙杯”，可是车老大坚决不同意，最后就定为“友情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第一届友情杯围棋赛顺利举行，各方面的反响都很好。一家韩国企业看中了友情杯在中国的影响，有意从第二届开始接手。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后来这家韩国企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效益滑坡，遂退出了。听到这消息，我很担心。车老大说：“你都不必跟中国方面讲，第二届我还是要搞，而且规模只会比第一届大，不会小，需要你跑腿的事你继续跑。”就这样，第二届友情杯继续办了下去。像曹薰铉等著名棋手来中国的费用，都是由车老大承担的。

    其实车老大对中国棋界的友善并不是这几年才有的，早在1988年，他就开始和中国棋手有了交往。那一年，聂卫平、刘小光和曹薰铉进行友谊赛，车老大就是赞助者之一。车老大牌打得好，他带领大家参观拉斯维加斯时，我对大家说，我们进入了车老大的领地。车老大天性好客，对中国棋手似乎又特别关照，所以中国棋手对他的印象都特别好，都很尊敬他。他还曾经邀请曹大元、张文东赴美国访问。

    我在美国搞铸久杯时因为经费有限，在邀请职业棋手来指导方面有些力不从心，车老大总是义务来下棋、讲棋。

    有一年，车老大和一些韩国棋手到中国旅行，当时中国棋院正在举行王位战，临近决赛的关键时刻，赞助单位撤了。没有了赞助单位，奖金就没有了来源，决赛也就没法举行。车老大知道这个情况后，就把自己随身所带的钱都交给了中国棋院，那一届的王位战由此得以顺利闭幕。

    难能可贵的是，车老大为中国围棋所做的这些好事，他总不要求回报，而且也从不让新闻媒体宣传。他说：“看见比赛能够顺利进行我就高兴，我是真心实意希望中国棋手取得好成绩。”

    我在韩国逗留期间，车老大更是不失时机、不遗余力地向韩国棋手介绍我和乃伟。他说：“现在主要是大家不了解情况，其实韩国棋手都是很友善的，相信等大家都了解了你们后，韩国棋界会接受你们的，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你们要做的就是等待，但这不是傻等，要把自己的棋练练好。不要到了韩国，让大家对你们的棋失望。”

    有一段时间，车老大的母亲身体不太好，他就在韩国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打理家里的生意。因为人在韩国，他更是为我们到韩国下棋的事到处奔波。对于车大哥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以棋会友

芮乃伟、江铸久：相爱的日子

团聚

    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就这么简单办了，总觉得让乃伟受委屈了。

    在美国的生活安定下来后，就开始想怎么样才能跟乃伟凑在一块。我那时拿的是工作签证，出入美国很不方便，就考虑让乃伟来美国。旧金山俱乐部的朋友出了很多力，因为俱乐部和旧金山市政府的关系不错，最后连市长先生也出面邀请了，可是乃伟的申请仍是一次又一次遭到拒签。我一筹莫展，只有等待了。

    一直到1992年的7月，因为要参加第二届应氏杯的比赛，我才有机会去日本，终于要和乃伟见面了。乃伟说好要来机场接我，我在飞机上就设想了种种见面时激动的场面。可是出了关，我没有看见乃伟，我想乃伟眼睛不好，平时又不够机灵，只有我去找她了。走了没几步，我看见乃伟正死死地盯着大屏幕，屏幕上旅客们正陆续出关。好家伙，她眼里看见的都是别人，唯独没有看见我，什么眼睛？！

    我的签证有效期只有两个星期，除了比赛，我们还要去中国大使馆办理结婚手续。通常办理此类手续需要好几天，使馆人员体谅我们，当场就给我们办了。

    关于结婚，我曾经有许多设想，比如婚礼和蜜月，可是现在一切是这么简单仓促，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就这么简单办了，总觉得让乃伟受委屈了，我自己也觉得很遗憾。也想过置办酒席，请朋友们聚聚，可是一来时间太紧，二来大赛当前，我一门心思在棋上。

    牛力力等一些好朋友给了我们诚挚美好的祝福，我还去了他们的研究会，和王立诚他们下了棋，虽说是临阵磨枪，可磨总比不磨好，况且我知道这都是朋友们的一番好意，他们是在帮我。牛力力烧了很多菜，有些莱比餐馆里的还精致，简直就是工艺品，让人不忍下手。想起老婆的大手笔，稀里哗拉一大盆，糊弄我的胃，我不禁暗暗好笑。

    参加应氏杯比赛前，关于我和乃伟能否参赛的事令人头疼。真能参加比赛了，我不由得又为自己的棋力担忧起来，毕竟荒废了多日。

    应氏杯之后，我必须回美国继续教棋，想到见上一面是那么的不容易，而见了面也不能从此就呆在一起，我就考虑在我申请到了在美国的永久居留证后，让乃伟来美国，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生活在一起。

以棋会友

还是想下棋

    乃伟说：赶快下棋，船沉了之后就能保证你来生还可以做棋手。

    在美国忙碌之余，我的心里还是有一些惆怅。我原以为我的职业围棋生涯可以持续到四五十岁，谁知三十岁还没到就差不多结束了。并不是我看不起做围棋普及工作，只是围棋毕竟是我从小就为之奋斗的事业，我希望能发挥得更好一些，下棋的时间也更长一些。

    可以说，我们在美国的后几年，在教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只是因为我和乃伟都喜欢下棋，所以即使有再多的喜悦，我们还是隐隐地觉得遗憾和惆怅。眼看围棋在东半球热火朝天，我们心痒手痒，却只能看不能下，心里难过极了。

    有段时间乃伟的心态很不稳定，我们就去看正在上映的《泰坦尼克号》，想散散心。看完电影，我们就回去休息了。突然，我听到睡梦中的乃伟哭叫起来，而且还说着梦话：“糟糕，船马上就要沉了！”我安慰半梦半醒的乃伟：“没关系，船沉了，我们还是能得救的。”乃伟说：“所以我赶快叫你，赶快下棋。”我不明白乃伟的意思，船沉了和下棋有什么关系？她说：“赶快下棋，船沉了之后就能保证你来生还可以做棋手。”说完这话，乃伟完全醒了，想起刚才说的话，我们都觉得无奈和心酸。也许乃伟比我更喜欢下棋吧，因为梦中的“泰坦尼克号”就要沉了，命在旦夕，乃伟却还想着在船下沉前要抓紧时间下棋。

    我们也经常做发财梦，梦想有一天一不留神我们中了个大奖，生活不再有后顾之忧。我们就在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棋院附近各买一套房子，整天泡在棋院里，然后还可以去其他国家看看棋。想来想去，说来说去，我们最想干的事还是下棋。只有下不动棋了，我们才会考虑第二个爱好。也许到我们都下不动棋的时候，我们才能定下心来做普及围棋的工作，一心一意教孩子们下棋。

以棋会友

初访韩国

    去了那儿，我才深切地感受到韩国的围棋基础有多么雄厚。

    1993年的10月份，我拿到了绿卡。在此之前车老大对我说：“铸久，你一拿到绿卡就通知我，我带你到韩国去看看，试试以后能不能在韩国下棋，你再不跟高手下棋，你的棋就完了。既然日本不让芮乃伟下棋，你去了他们也不会让你下棋的。”

    我从来没去过韩国，但我知道韩国的围棋正处于上升阶段，曹薰铉、刘昌赫、李昌镐、徐奉洙都是非常厉害的棋手。车老大说：“韩国的优秀棋手还不止你知道的这些，厉害棋手的层次慢慢地厚起来了，不可小看。”我当然渴望能参加职业比赛，可是韩国棋院能接受我们吗？不知道为什么，车老大那么有信心，他说：“没问题，总有一天会接受的，你只要愿意到韩国去就可以了。”所以我一拿到绿卡就打电话给车老大，没想到他前一天已经去了韩国。车夫人很快就把我的事告诉了他，车老大居然比我还急，说：“铸久，你尽快来韩国。”

    我对韩国的第一个印象是奇冷，比中国冷，比日本冷，比美国冷。到韩国时很晚了，肚子饿得“咕咕”叫。车老大问我想吃什么，我说就来碗面吧，又实惠又对胃口。这可让车老大有些为难了，在吃的方面他是比较讲究的，以前他带我吃饭都是下馆子，很正式的。可是当时因为他已经吃过饭了，就随了我的意。在路边吃饭时，我看见了棋社的招牌，心想：韩国围棋发展得真好啊，棋社到处都是。

    在韩国棋院，我从年鉴上看到的人都一一对上了号。那时正好以刘昌赫为首的一批棋手要去船厂下指导棋，我就跟随他们去了。去了那儿，我才深切地感受到韩国的围棋基础有多么雄厚，一家造船厂居然组织了一千人来下棋，非常壮观。二十来个职业棋手和大家多面打，看了都有些头晕。

    一路上，车老大不停地向大家介绍我，说应该让江铸久来韩国下棋，这样对韩国围棋有利，也可以帮助江铸久和芮乃伟重新找回他们的围棋生命。大家一方面同情我们，另一方面他们也说，韩国围棋确实也应该接纳一些像江铸久这样的棋手。

    那些天，我和韩国的职业棋手下了不少快棋，我好长时间没有这样下棋了。韩国棋手下棋比较独特，为了能让自己下棋认真，双方都各出一万韩币，出个小彩。我也下了不少这样的棋，感觉到棋力下降不少，有时都找不到棋感。

    有一次，车老大带我去一家俱乐部，走进去烟雾腾腾，不抽烟的我简直受不了。我以为这些人都是业余棋手，不太讲究下棋的环境。这时，看到其中有一个人背对着我们，边抽烟边下棋，等他回过头，我大吃一惊，原来是徐奉洙老师。

    徐奉洙老师鼓动一个强手跟我下棋，谁知那位业余强手“啪”地掏出五万韩币，要跟我下赌棋。徐奉洙老师说：“这个赌和其他赌不一样，让先，如果你赢了就可以拿这笔指导费，如果输了，那当然就不能拿了。”我觉得挺逗的，我在国家队呆了很长时间，在那儿赌棋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下棋时，徐奉洙老师时不时地要说上些什么，引得周围一阵大笑。我在想，在国内时不知是清高还是习惯，除了下指导棋，我们这些职业棋手一般是不愿和业余棋手下棋的，怕把自己的棋熏坏了。可是徐奉洙老师偏偏喜欢跟业余棋手在一块下棋聊天，而且这也没影响到他拿世界冠军。这让我感觉到，中国和韩国真是不一样的围棋氛围。我知道徐奉洙老师、曹薰铉老师他们都平易近人，在韩国棋界人缘很好，棋友们不但把他们当成英雄和偶像，而且把他们当成朋友。

    韩国之行收获很大。离开韩国时，我跟乃伟说：“韩国有很多人喜欢下棋，韩国棋界人士对我也挺友好的，看来我们在韩国下棋是有希望的，今生今世我们也许还能重返职业棋手的行列。”

    自从1993年年底前我去了韩国后，我们和韩国的职业棋手的感情近了许多。1994年我去了日本，那时有富士通比赛，我们经常和韩国棋手在一起，看棋、聊天和吃饭。车老大说：“如果你们想到韩国来下棋，不能只是嘴上说，最好正式点，做些书面文章。”于是我们就给韩国棋院写了信，正式表达了我们的愿望。当时，韩国棋院的事务局长也在日本，我们就托他把信带过去。

    不知是车老大太自信，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他说，从现在开始，你们时刻准备着，随时赴韩国。没想到，要说服韩国棋手理解我们的处境，挺费功夫和时间的。再加上韩国棋手也有自己的疑问和考虑，所以我和乃伟到韩国下棋这件事迟迟没有决定下来。另外，韩国棋手聚在一起开会的次数本来就不多，就这样，一拖就是一年，再一拖又是一年。

    离开韩国，我本来打算再去日本逗留些日子，可是签证难办，我只好使用临时的过境签证（仅七十二小时），利用回美国途经日本转机的机会看望乃伟。我是12月6日下午到的日本，那天上午乃伟正好拜吴清源老师为师。我见到她时，她一身红装，喜气洋洋。晚上，我们一起去了藤泽秀行老师的围棋沙龙，过得非常愉快。第二天，我去拜访了吴清源老师，吴老师给了我们很多祝福。他说：“不要急，你们很快就会团聚在一起的。现在身体好是最重要的，总有一天你们会重新下棋的。”当时，我们非常感激吴老师对我们的祝福，但对他的话还半信半疑，毕竟历经了太多的周折、失望和磨难，我们对自己的未来不敢抱太多的奢望。谁知后来一切都如吴老师所预言的那样，我们终于下棋了，吴老师真是高瞻远瞩。

    返回美国后，我把手头上的一些事情都处理了一下。12月31日，我顺利地拿到了去日本的长期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