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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八章 失败还是胜利(1)



    全运会!

    作为一个运动员,全运会这三个字有着怎样的吸引力呵!

    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之前我参加了围棋集训。那时我非常向往能参加体育界的这一盛会,但我没有资格。岂止没有资格,我简直不敢流露出我内心的这种向往之情。过了6年,在第二届全运会前我的棋艺水平明显上升了。我想我有资格参加全运会了。可那次全运会的比赛项目中没有棋类,真是不幸。更不幸的是“文革”开始了,天下大乱,全运会一拖再拖,直至1975年才决定举办第三届全运会。

    过了整整16个年头,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众所周知,全运会是4年一届,如果一个运动员在1959年参加了一次全运会,至1975年他就连续参加了4届全运会。我不知世界上有否能连续参加4届全运会的运动员。我只知道运动员的运动寿命都是非常短暂的,唯独动脑力的棋类运动不一样,不要说16年,即使在棋坛上厮杀60年的还能举出不少。然而话又要说回来,围棋手并不像有人认为的“姜越老越辣”,围棋手的黄金时代在20多岁,20多岁可以达到个人在棋艺上的顶峰,20多岁具有最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当然,三四十岁的棋手无疑具有更丰富的实战经验,但其闯劲和体力显然不如20多岁的年轻人。而这后两条是比赛中取得好成绩所必不可少的。

    我呢?我已在不知不觉中迈过了30岁。不少报纸都已称我为“棋坛老将”。每逢我看到“老”这个字就很反感,我实在不能接受。但如今我的对手都是10几、20多岁,我又不能不承认自己是老了。尽管如此,由于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我的心情和年轻人无甚区别——充满着新鲜感、兴奋感和跃跃欲试的劲头。

    第三届全运会的棋类比赛比第一届全运会的规模大不少,因此6月份在上海先进行预赛。比赛本身是严肃的,然而严重的极左思潮影响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使体育比赛染上了可笑的政治色彩。当时所有体育比赛都有工人评论员参加,棋类比赛也不例外。每个省市的代表团均有一名工人评论员光临。他们到运动队指手画脚,俨然是一副救世主的姿态。运动员必须视他们为工人阶级的化身,必须恭恭敬敬,言听计从。有的工人评论员油嘴滑舌,一派胡言。我想他们在工厂里必不是好工人,我对工厂有一定的了解,而且有很深的感情。工厂里有的是好工人,好工人都是热爱本职工作、精通本职工作的。他们都是踏踏实实的劳动者,绝不是耍嘴皮子的。我尊重真正有本领的好工人。但对那些一味教训他人的、明明什么也不懂偏要装作什么都懂的工人评论员,我实在为他们感到遗憾。

    极左思潮的表现当然不光是工人评论员。在比赛中每个队都要出墙报,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写文章。其实谁不是为了敷衍?大家心照不宣,但又不得不如此。这些墙报在赛前各队都准备好,到时呼啦一下贴出来,造造声势。这种没一个人想干的事却人人都得干,只得说是特殊年代中的特殊产物。

    1975年中最可笑的一件事是上海女子排球队倒马桶。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上海女排全体队员每天都要拉着粪车倒马桶。本来让年轻人体会一下清洁工人的辛勤工作也未尝不可,但作为一个运动员每天要耗费大量时间和体力去拉粪车,真令人哭笑不得。当时在体育界大肆宣扬此事,似乎女排经过拉粪车思想境界得到飞跃,然后又由精神变物质,使运动水平大大提高。在上海女排的这一“创举”下,其他体育项目也往往过分地号召选手们参加各种公益劳动。在这年全运会的决赛中,上海女排在12个队的循环赛中名列倒数第一。女排队员们尽了努力,她们是值得同情的。但人们无不为之高兴,因为这给了极左思潮一记无情的耳光。

    我忘不了一件令人气愤的事。全运会预赛期间,晚上经常安排选手表演。一次轮到我和甘肃棋手杭承义表演。表演地点在西藏书场。这时突然接到通知说市委某个书记要来观看。市委领导大驾光临,这可不得了,马上作出决定,门票不得出售,只能组织分配,似乎老百姓中随时有人要谋害大人物。赛前很多围棋爱好者挤在门外,而场内却冷冷清清。结果那位尊贵的市委书记并没来,而真正爱好围棋的群众在门外守候了很久,还是吃了闭门羹。后来每当我回想起这件事仍愤愤不平。作为一个领导要得到群众的信任和爱戴首先必须接近群众,如此才可能真正了解群众、关心群众。那些不愿见群众的人心中哪里有群众?自1973年围棋项目恢复后,围棋爱好者日益增多,在上海、北京等地表演,经常有数千观众观看。上海体育馆可容纳3000多观众,即使如此,门票经常售罄。有些围棋爱好者凌晨三四点就在售票处排队,有这样的群众,怎不令人感动?然而在当时,却有那样的市委书记!从我内心来说,一个在凌晨排队买票的围棋爱好者比起那种自以为是的市委书记不知要亲切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

    全运会预赛中我仍和以往全国赛一样,无甚风险就击败了所有对手,顺利出线。当时棋坛上普遍认为在决赛时仍然是我夺魁的可能性较大。记得一次姐姐问我:“你已经保持了11年冠军(自1964年至1974年),能否再保持11年?”姐姐对我简直有些迷信了。我回答说:“我或许还能维持几年,但11年不可能,聂卫平会击败我。”我知道聂卫平的棋艺已相当成熟,特别是他比我年轻得多,他迟早会有赢我的一天。但我并没料到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在棋界中还有不少人提出和我姐姐类似的问题,我想作为个人谁不愿意自己始终是个强者?谁喜欢被人击败?但从事业考虑,个人称霸的时间越长,则越不是好现象。事业的发展,必须不断地产生新的强者,由新冠军取代老冠军。我想起每次和日本棋手比赛,尤其是每次出访日本,我们的名单上总是陈祖德、吴淞笙等人。这几个名字看得太熟了,连我自己都觉得十分厌烦,好像偌大一个中国就这么几个围棋手,少了这几个人就无法进行比赛。我的内心极其复杂,我珍视曾经获得的桂冠,我将尽最大的努力去捍卫它;同时我又期待着被人击败的那一天,那一天将是什么滋味呢?只有到了那一天才知道。

    全运会预赛后我一直在上海,敏之因有赛事去了北京。我在上海有时和吴淞笙、华以刚等棋友切磋棋艺,有时找些小棋手下上几局,颇为自在。体育宫是我经常要去的地方,那是我成长的摇篮。直至如今,依然是少年棋手成长的摇篮。那些活泼可爱的小棋手是多么惹人喜爱。一次我和吴淞笙等人来到体育宫,有人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女孩子,叫杨晖,不到12岁,她学棋不久,颇有希望。杨晖小小的个子,一张圆脸上那两个大大的眼睛水汪汪的,煞是可爱。体育宫的围棋教练请吴淞笙让五子指导杨晖一局,学棋才一年的女孩子与第一流高手对弈只让五子可不简单。杨晖思路敏捷,杀法犀利,面对赫赫有名的高手毫无惧意。她是全攻型,似乎非要将对手杀个落花流水才罢休。淞笙身经百战,什么对手没遇过?可在一个小女孩面前忙于招架。我极为惊异,虽然只看了杨晖这一局棋,但已经够了,她所下的棋洋溢着非同一般的才气。中国棋坛又出现了一个优秀的女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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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八章 失败还是胜利(2)



    在这之后,又发现了资质很好的两个小棋手,是姐弟俩,姐姐叫芮乃伟,弟弟叫芮乃健,他俩比杨晖更年幼。后来姐姐不断深造,棋艺猛进,战绩卓著,在1982年访问日本的比赛中,获得七战全胜的优异成绩。而弟弟却中途放弃了围棋的学习,据说是他们的家长不愿姐弟俩都学一行。以至棋坛上少了一颗本来可以放射出异彩的明星。

    如果一个小棋手具有杰出的才能,你只需见到一次就会产生磨灭不了的印象。记得1974年日本的安永一先生访问中国,他和8岁的钱宇平下了局指导棋。安永先生让小钱4子,小钱感觉很好,落子快速,但至中盘时小钱遇到一个难处,他突然凝坐不动了。一个淘气得一刻也静不下的8岁孩童长时间地思考着,毫无表情。安永先生完全没料到一个孩童竟会如此长考,他等了不少时间有些不耐烦了,加之他年事已高,坐久了抑制不住瞌睡,眼皮搭拉下来,呼噜呼噜地做起了美梦。做完一个美梦,他睁开眼一看小钱还在沉思,于是又继续他的美梦。如此这般地安永先生不知做了多少个美梦,时间过了1小时有余,才看到小钱伸出小手拿起一个黑子放在棋盘上。对局结束后安永先生马上招呼我到他的卧室中长谈了好久。他极感叹地说:“一个8岁小孩能长考1个多小时,真了不起!”他尽管在对局时有些不耐烦,但他不愧是个头脑清晰的评论家。安永先生后来反复地说 :“小孩就是天才,小孩就是天才。”

    和小棋手对弈实在是一大乐事。有一次体育宫的围棋教练希望我同时和12个小棋手对局。同时下这么多棋必须来回不停地走动,这对患有腰疾的我来说负担实在不轻。但一个人感到有乐趣时付些代价完全值得。这12个小棋手都是上海市最有希望的。其中有曹大元、钱宇平和杨晖等人。我不停地弯着腰走动了三个半小时。下完棋腰疼了3天,但心情非常愉快。腰疼总是能过去的,然而和这么多小朋友同时对弈,不但乐趣无穷,而且回味无穷。

    一天,接到敏之自北京的来信,看了信的内容不由大吃一惊。敏之说她得到确切消息,国家体委又要撤销围棋项目。不单是围棋,还有不少项目也要同时撤销。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围棋事业两年前才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恢复,怎么今天又要撤销了。我再看一遍来信,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敏之岂会跟我开这种玩笑?真是晴天霹雳!我愣住了,完全傻了。命运多会捉弄人!自全运会预赛后,我养精蓄锐,排除一切杂念,做了充分的准备,我只有一个目标——打好全运会决赛。我的技术状态,我的精神状态都使我具有充分的信心实现这一目标。我满以为任何杂念都不会对我产生干扰,任何意外都不会使我产生动摇,然而妻子的一封信,那么短短的几行字却把我的一颗心彻底粉碎了。

    回想这些年来,围棋事业有几刻安宁的日子?1966年“文革”开始后,围棋就被一些人指责为“四旧”,1970年被**一伙撤销,1972年陈老总去世,一个打击接连一个打击。1973年围棋项目总算恢复了。但我父亲病重直至1974年去世,给我留下难以弥补的创伤。我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准备投入到那即将来临的、盼望了16年的全运会,却传来了这噩梦般的可怕消息。为什么?为什么?“四人帮”他们和**一伙有何区别?谁都知道,围棋是周总理、陈老总关心和提倡的,于是**一伙强行撤销了围棋。“四人帮”也视围棋为眼中钉。围棋始终和政治连在一起,休戚相关。我明白了,围棋再度要被撤销绝非偶然。

    “四人帮”已下手了,我们难道无动于衷、任其宰割?我马上找了吴淞笙和华以刚,把情况告诉他们。我说事到如今,只有上书中央。当时周总理顽疾在身,常卧病榻,邓小平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我建议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淞笙、以刚完全赞同。于是我连夜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至于这封信能起到什么作用,这封信又将给我个人带来什么后果,这一切都来不及考虑了。我所考虑的只有一条,即围棋事业不能再度被撤销。我的生命早已溶化在围棋事业中,我从来不是一个好斗的人,但围棋事业是我的生命,我要像捍卫生命一样捍卫围棋事业。不,我将拿我的生命去捍卫围棋事业。

    信写完了,我们考虑到要使此信的分量重一些,落款除了我们3人外,又加上罗建文、王汝南和聂卫平3人。恰好淞笙有事要先上北京,我就把信交给淞笙请他设法上交。淞笙带走的信牵住了我的心,我思虑重重,焦躁不安,度日如度年地等待着淞笙的消息。全运会的决赛一天天临近了,但全运会对我来说已失去了它的吸引力。虽然我始终渴望着比赛,但我清楚,围棋之所以能有比赛,那是因为事业的存在。我已曾有过7年不下棋的历史,这是新中国围棋史上的一场悲剧,难道事过两年,历史的悲剧又要重演了吗?

    淞笙在北京尽了努力,但无法把信递交上去。他只得把信交给敏之。就在此时,我随上海体育代表团抵达北京。全国体育界的精英在最美好的季节荟萃在我们的首都,这其中包括7000多运动员和大量的工作人员。北京城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全运会的各种招贴画举目可见,满载着各种项目的运动员的车辆不时在街上奔驰而过。要在平时,我会兴奋和激动得像第一次参加比赛那样。可是今天,我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我真麻木了吗?不,我的神经全部集中在一点上——信,那封至关重要的信。

    我马上找到了敏之,敏之也是个搞事业的人,她理解我。我俩经过商量,认为将信递交上去的最可靠途径是通过陈老总的孩子。当我们见到陈老总的第二个孩子丹淮并说明来意时,他愤慨地说:“这是对着我爸爸的。”

    陈老总的几个孩子严于律己,作风正派,为人诚恳,毫无优越感。人们说这是陈老总在世时家教有方。几个孩子不但继承了父亲的革命好传统,而且也继承了父亲的趣味。老二、老三都爱好围棋,他俩的棋艺水平旗鼓相当,都不亚于获得名誉八段的父亲。老大昊苏不擅于弈棋,但作诗撰文很是拿手,这显然也是受了父亲的影响。他们非常爱自己的父母,但在**、“四人帮”一伙的迫害下,父母相继离开了人间。1月6日,是陈老总去世的日子,每年这一天,他的几个孩子都要前往八宝山,在父亲的骨灰盒前默哀悼念。我们围棋手也总在这一天带着自己精心制作的花圈到八宝山怀念我们的陈老总。我们和陈老总的几个孩子在这种场合见面言谈不会很多,但我们的心是完全相通的。一次离开八宝山公墓时,昊苏、丹淮邀我和敏之等去他们家,他们把陈老总的相册拿给我们看,又拿出家中仅剩的一些棋盘棋子。陈老总生前有不少棋盘棋子,他去世后,昊苏、丹淮他们让即将离开的几位秘书和工作人员自己选择一些东西作为纪念品带走。谁知秘书等都选择了围棋盘和围棋子。不知是陈老总的魅力还是围棋的魅力,反正陈老总周围的人都对围棋产生了兴趣。对于他们来说,最有纪念价值的恐怕莫过于这些棋盘棋子了。

    围棋手们从心底里热爱陈老总,陈老总的子女理解我们,他们自然也热爱着父亲所关心和提倡的事业。在围棋事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为维护祖国的围棋事业尽了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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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八章 失败还是胜利(3)



    上海市的体育代表团住在西郊的部队招待所,棋类比赛的赛场在北京市少年宫。从招待所到赛场坐车得花不少时间。大轿车往往不够,只能借用部队的卡车。乘坐卡车颠簸得厉害,但选手们的情绪高昂振奋,在国内最重大的比赛中打出好成绩是每个选手的共同心愿。我尽管表面显得镇静,但我的思潮颠簸得比卡车还要厉害。我的心中充满着忧虑和焦急。我想今天我们围棋手能够参加这盛况空前的全运会,而明天呢?谁知明天会怎样。我国的围棋事业经受不起再一次的打击。正如一个体质很好的人如接连遭受重病的侵袭也要垮下来。陈老总的孩子们已将信递交上去了,但邓副总理会批吗?邓副总理主持着国务院的工作,尤其是他正在跟“四人帮”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他能顾及围棋事业吗?一个又一个问题不断地在我的脑际产生、盘旋,我气愤地对自己吼道:镇静下来,你这是去比赛!但是那些揪心的问题死死地纠缠着我,我怎样也摆脱不开,怎样也平静不下来。

    邓副总理大概知道我们等得焦急吧?他很快地在我们的信上作了批示,批示鲜明有力,毫不含糊。批示下达时正值全运会召开之际,“四人帮”在体委的代理人不得已将批示给大家传达。我知道有的人会因此痛恨我的,你们恨吧,反正我是高兴的,因为围棋事业得救了。体育界的广大群众为此而高兴,其中最高兴、最激动的应当是我了。阴霾被驱散了,我突然感到北京的秋天从未有的美好。我真想狂奔一场,想大笑一场,更想大哭一场。我多么想痛痛快快地发泄一下!很遗憾我不是个感情外露的人,我简直痛恨自己的这种性格。我不禁回想到1965年陈老总在中南海请乒乓球队吃饭时的情景,那次周总理把我和另一位围棋手招呼过去,和我们干杯。随后陈老总把我们向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一作了介绍。当介绍到邓小平同志时,陈老总说:“总书记,你要支持围棋呵!”邓小平同志点头微笑着。事隔10年,在围棋事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果然力挽狂澜,使祖国的这朵艺术奇葩避免了再一次遭受摧残。

    全运会的围棋决赛进行到最后阶段只剩4人,除我之外,还有聂卫平、王汝南和赵之云。抽签结果,第一轮我执黑对聂卫平。小聂自然是我的主要对手,赛前有人跟我说小聂近来进步很快,我想他要击败我还不是这么容易的事。但这一次我估计错了,1975年是小聂棋艺上一个重要的飞跃。全运会之后,在迎战日本围棋代表团的比赛中,他先后战胜了高川九段和洼内九段等强手。1976年春他作为中国围棋代表团的一员访日,取得了7战6胜的优异成绩。1975年全运会是聂卫平黄金时代的开始。

    在第三届全运会时,论水平,小聂要战胜我也并非易事。但我的心思都放在围棋的存亡问题上了,没有进入较好的比赛状态。和小聂这局棋进行至序盘我已感到不妙,我苦思冥想,竭尽全力想把局面打开,以求得较好的战机。但我的脑子竟是从未有的麻木迟钝,一点灵感都没有,我简直感到这棋似乎不是我陈祖德下的。棋盘对面的小聂,神态自如,落子轻快。我可以肯定他的心情也是紧张的,因为这局棋关系到冠军宝座是否易位。然而他是自信的,他是有潜力的,他下的棋那么有分量,犹如一个强壮的拳击手不断打出那铁锤似的一拳又一拳。我不禁想到杰克·伦敦的小说《一块牛排》中那个老拳击手汤姆·金,难道我和他是一样的下场吗?不,汤姆·金实在是老了,而且他所以没取胜是因为那一块牛排。而我究竟不像他那么老,我也不是因为少那么一块牛排。但不管怎样,我如今的情况和他那场悲惨的拳击赛类似,我们都是面对一个年轻得多的、强有力的、充满着朝气和生命力的对手,而且我们都是力不从心了。

    一局关键的棋输了,这局棋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输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但输得如此窝囊却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

    这局棋是对我沉重的一棒,紧接着第二场比赛时我显然还未清醒过来,以致把好端端的一局棋送了出去。我就此从坐了11年的宝座上掉到第三名。我在招待所的小道中闷闷不乐地走着,心中很委屈,我想要不是竞技状态如此不佳,要不是可恶的“四人帮”在关键时刻施出了毒招,我完全可能在全运会上卫冕。回想1960年我第一次参加全国赛时,那次我几乎摘到了桂冠,但胜利女神并不庇护我。1964年我才第一次登上宝座,那时我的实力已无可非议,当我有可能得到冠军时我得不到,而当我刚刚有可能被人击败时桂冠便马上失去了。命运对我实在不太公平。

    我保持着镇静,在众人面前尽可能显得若无其事。要是赢了棋趾高气扬,输了棋垂头丧气,那是会被人看不起的。但在重大比赛中遭受失败再怎么说也是件痛苦的事。在比赛中,对局双方往往为了那似乎微不足道的但不是决定性的一个子、半个子绞尽脑汁,激烈争夺,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一个赢字。更何况为了要打好一场比赛,一个棋手平时要花多少代价?多少年来,我一直把失败的痛苦带给我的对手,今天我终于得到了报应。我是不甘心失败的,我相信今后若干年中我和聂卫平还会有一番争夺,虽然他总有真正超过我的一天。但无论如何,今天的失败来得太早了一点。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的围棋事业得救了。我从心底里感谢拯救围棋事业的人们。为了捍卫围棋事业,我做了自己所能做的,想到这里,我为自己高兴。如果我保住了桂冠,而事业遭了殃,那冠军还有什么意义?我不免谴责自己失去桂冠后的痛苦心理,这种心理带有自私性。谁都希望年轻棋手能早日战胜我,这不是对我个人,而是希望事业的发展。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不也一直在期待着这一天吗?我的老师顾水如、刘棣怀、王幼宸等前辈为了培养我这一代围棋手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们传授棋艺时毫不保守,在比赛中被我击败时多么坦然。我继承了他们的棋艺,他们的好品德也影响着我。今天我看到聂卫平等一代新人的崛起,他们继承了我这一代人的棋艺,并由此向新的高度迈进。在围棋事业上,我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有什么比这更值得高兴和自豪呢?任何强者迟早有被击败的一天,新的总要取代老的,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每个强者都有他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越短,则事业发展越快。吴清源在日本能称霸20余年,从他个人来说,确实了不起,但从事业的角度来说,多少有些遗憾。日本围棋界进入60年代后,坂田、林海峰、石田、加藤、武宫、赵治勋以及藤泽和大竹等强手,一个接一个,如走马灯似的出现在围棋舞台上。有的棋手黄金时代才短短的一二年,从他个人来说,实在太短暂了,但事业是兴旺了。我的黄金时代已维持了11个年头,我还要怎样?我真羞愧,同时我也真正地为聂卫平的成长而高兴。我虽然失去了冠军的桂冠,但我得到了人生的真谛,得到了精神的升华。这如同我们每个人都被父母养育,又都有义务养育自己的下我为围棋事业做了个人所能做的,我还有什么不高兴的?我不是失败者,我是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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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九章北京——巴黎(1)



    这样一次有18个国家的200名棋手参加的欧洲围棋赛,自然要有一大堆筹集资金、组织编排等等庞杂的工作。令人吃惊的是,搞这摊工作的全部工作人员竟只有法国围棋协会的两三个人。他们不仅把全部比赛过程安排得有条不紊,不出差错,而且他们自己还都作为围棋手参加了比赛。

    1978年7月,我亲身感受着这次22届欧洲围棋锦标赛的秩序和多彩。是的,这次不仅有锦标赛,还设有主要邀请赛、让子棋邀请赛和快棋比赛等。而这一切,当然也还是由那两三个人组织。

    像这样一次比赛,其规模和工作量大概不会低于我们的全国比赛吧?但在我国,一次比赛,一项活动,往往组织委员会就好大一摊,什么主任、副主任,然后是一大堆委员,有时还设有名誉主任。此外还有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又是一大批工作人员。

    我们的效率!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习俗!

    我们的观念!

    我们那被耽搁、被扼杀的一切呵!

    我们那荒唐的、动乱的过去……

    ……1976年7月28日凌晨,一阵剧烈的颤动伴随着一阵奇怪的轰鸣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一股好像是冥冥之中的强大的力量使一幢幢大楼都魂不附体地哆嗦着、可怜巴巴地呻吟着。较高层的瓶瓶罐罐以至自行车劈哩啪啦地被摔到地上。人在大自然面前原来是这样涉小!然而这只是发生在距地震中心数百公里的北京。在震中,一座工业城市顷刻间成了废墟一片,死神迅疾地带走了数十万人的生命!是中国人太多了,亦或是中国人受的苦难还不够?

    1976年呵,为什么天灾**一齐降临到中国人的身上?1月,我在**广场上久久地站着,我的心和密密麻麻地布满广场的中国心一起颤栗着、碎裂着。4月初,我们中国围棋代表团在日本访问期间,日本所有的报纸都以大篇幅报道了“四·五”事件。人民群众遭到了无情的镇压,邓小平同志再度受到陷害。我的心好像一下沉进了黑暗的深渊。这年访日比赛的成绩不错,聂卫平和孔祥明的战绩尤为突出。但祖国的天空又被乌云笼罩,多灾多难的围棋又要在黑暗中遭受厄运。我心中仅有的一点高兴也被深深的忧虑吞噬了。

    地震期间我和数百万北京市民一样离开了自己的小窝,成了街上的流浪汉。大家挤在帐篷中过着群居生活,北京市的几乎所有街道上,都是一个挨一个的形形色色的帐篷,整个城市成了一个大集市。一天,《新体育》杂志社的负责人郝克强同志来找我下棋,我当时缺乏弈兴,随口说身边没有围棋。老郝说他上楼去拿,我说震情不断,上楼不妥。谁知老郝满不在乎地登上4楼,取来了棋盘棋子。老郝自有一股舍命爱围棋的劲头,后来他为围棋事业的开展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天灾固然可怕,**更有甚之。一个人在精神上受到的苦痛,往往不亚于在身体上、生活上受到的苦痛。不要说其他,仅那些无休止的必须说假话的会议就令人如坐针毡。尤其是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更令人气愤。一次有个干部一本正经地跟我说:“陈祖德,你给邓小平写的那封信要好好认识,你要写批邓的大字报。”我听了勃然大怒。人起码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呵!不要说邓小平同志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与“四人帮”作大无畏的斗争,光是他对围棋事业的支持,我也是一辈子忘不了的。我不说瞎话,但是有人在会上说瞎话,所以每当我参加一次批邓的会议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痛苦,甚至是一种良心上的谴责。

    一个国家不搞法制而搞封建**,人民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一个社会开明与否,进步与否,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让不让人们说真话。

    精神上的压抑已有整整10个年头了。这一年全国围棋锦标赛的决赛因**逝世而被取消。作为一个围棋手,失去一次比赛自然十分不幸,但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国家正面临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国家的命运、事业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个人的命运全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最大的悲哀是周恩来总理的去世,最大的欢乐是“四人帮”被粉碎。在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我和敏之乘坐一辆小卧车艰难地穿过密密层层的人群和游行队伍,来到了叶剑英同志的家中。叶帅步履有些迟缓,但他精神矍铄、神采飞扬。在祖国命运危急的时刻,他走了关键性的一步棋。叶帅曾多次找敏之打乒乓球,见了敏之还风趣地说是自己的老师,如今他不适宜再打乒乓球了,但他还是关心着自己的“老师”。这次他把我俩找去,让我们分享他的快乐。我们一起用晚餐,看电影,一起说,一起笑。这一天,叶帅是快乐的,我和敏之是快乐的,全国人民都是快乐的。

    叶帅是胜利者,也是“文革”的幸存者。当我们在欢庆胜利的时刻,自然会想到为此而付出的沉痛的代价。那些磨灭不了的悲哀时时混杂在欢乐喜悦的情感中……

    十年动乱过去了,我国的体育事业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同样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体育事业中围棋更为不幸——因为它失去了陈老总这样一位名誉主席。

    围棋事业需要一位名誉主席,谁来担任呢?在我国,爱好并提倡围棋的老干部为数不少,但如今很多工作未走上轨道,大多老干部的问题未得到解决,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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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九章北京——巴黎(2)



    “谭副委员长,我们非常希望您来担任围棋协会的名誉主席。”那是1977年夏季的一个晚上,我、淞笙和敏之三人随同广州市副市长孙乐宜同志来到谭震林同志家中。

    谭震林同志在新四军时和陈老总是老战友了。陈老总是司令员时,他是政委。新四军的指挥员几乎没有不会下围棋的,谭政委也如此。不过他的弈兴不如陈老总。有时陈老总下围棋下得太晚,谭政委就劝他早些休息。但往往没过多一会儿,他自己也忍不住参加了“战斗”。

    我想谭震林同志对围棋不会不关心的,今天可不能白跑这一次呵!没想到谭震林同志已另有考虑,而且他确实是从有利于围棋事业的发展来考虑的。他不慌不忙地说:“陈老总的这个位置一定会有人来继承的,但是我年岁太大了。过不久中央要开会,到新的班子组成后,会有合适的人选的。”

    中央会议召开后,我提起笔给谭震林同志写信,询问我们的要求有否着落。信发出后,心中忐忑不安,不知此举是否冒昧?没想到几天之后,回信就来了,当我看到信封上印有人大常委会几个字时,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定了定神才打开来信。谭震林同志在信上这么写着:“我征求过方毅同志的意见,他愿意担任围棋协会的名誉主席……”

    我马上将此信交给国家体委的王猛主任,王主任对围棋事业始终很关心,很快将此事上报中央。

    方毅同志和陈老总一样,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他爱好围棋,又和陈老总同事过。我不由从心底里感谢谭震林同志,他对围棋事业考虑得多么周到。回顾新中国的围棋史,人们当然不会忘记曾担任过围棋协会名誉主席的陈毅同志和方毅同志,人们也绝对不会忘记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对围棋事业的关怀,而且人们也会记住我们的革命老前辈谭震林同志曾经为围棋事业的发展投下了极其重要的一着子。

    1977年11月的一个下午,围棋手们以喜悦的心情迎接了新的围棋协会名誉主席。方毅同志健步走进了大厅。他见到我,问:“你的老师顾水如现在怎样了?”

    “他去世了。”

    “噢,我看过顾水如先生带你下棋,那时你还没桌子高呢。”

    方毅同志在围棋手们的簇拥下来到了会议室。大家坐定后,他第一句话就说:“我担任围棋协会名誉主席是为了继承周总理和陈老总的遗愿。”

    我马上联想到陈老总曾几次说过,他抓围棋是经过政治局的,是**同意的。方毅同志和陈老总一样,都把围棋事业视为国家的事业、党的事业。

    这之后,方毅同志又多次接见围棋手,询问围棋事业各方面的情况,还经常给我们讲陈老总下围棋的故事。他对成立中国围棋院非常关心,这也是陈老总的遗愿。方毅同志还强调说,围棋不但要和日本来往,还应当走向世界,要和欧美围棋界进行交流。当他知道第二十二届欧洲围棋锦标赛即将在巴黎举行时,就积极建议我们去参加这一活动。

    去欧洲?去巴黎?要不是方毅同志的热心提倡,很难想象我们会在1978年去巴黎。因为准会有些人觉得欧洲围棋水平这么低,跟他们交往没意思,甚至认为去巴黎无疑是为了游山玩水。记得一次桂林市邀请上海棋队去访问,我和桂林市体委的一位同志一起找了上海市体委的有关干部,那位干部把桂林误听为贵州,于是他一口答应。桂林市体委的那位同志很高兴,马上发函回去。过了几天,上海那位干部才知不是贵州,而是桂林,去桂林岂不是游山玩水?于是立即改变决定,上海棋队不能去桂林。这下可苦了桂林,桂林市委和桂林市体委给上海不断来函来电,简直是在央求上海,但均无济于事。我实在看不下去,找了上海市体委的领导,再三替桂林市说情,这才成行。或许有的人以为我陈祖德自己想去桂林,而事实上在这一年中我因中日比赛已两度去桂林,在一年中有兴致第三次去桂林游玩的除非是个游玩狂!

    1978年的时候,干部的总体素质有待提高,各种旧观念更是有待更新,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事情不是靠主观努力、靠内因能够解决的。我们围棋界有方毅同志这样一位开明领导,无疑是一种福分。我们在当时还不敢去想的,他都给我们安排好了。

    1978年7月19日,由4个人组成的中国围棋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巴黎参加第二十二届国际锦标赛。

    如果有人问我:“世界上你最希望去哪些城市?”

    “东京、巴黎。”我会不加思索地回答。

    在东京拥有世界上水平最高的围棋手和数量最多的围棋爱好者。东京还是东方最繁荣发达的城市。

    巴黎是西方文化的中心。我在青少年时代就从各种书本上熟悉了巴黎,爱上了巴黎。那里有世界闻名的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塞纳河、巴黎圣母院、凡尔赛宫、香榭丽舍大街,那里曾经居住过我最崇拜的大文豪维克多·雨果以及我曾为之倾倒的军事家拿破仑。然而对于我,比这一切更有诱惑力的,是我所完全陌生的欧洲围棋界。

    去东京是现实的。自我18岁第一次访日后,我很多次踏上那个美丽的岛屿,那里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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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九章北京——巴黎(3)



    去巴黎是我的一个梦。那个城市太美丽了,又太遥远了。

    当我望着机身下面飘浮的白云,依然觉得这一切真像一个梦。那对于中国围棋手还像谜一样的欧洲围棋界究竟是何等水平?围棋在欧洲究竟开展得怎样?他们对中国围棋界究竟有多少了解?今后我国与欧洲的围棋交流前途如何?真是一个谜又一个谜。我们也正是为了寻求“谜底”而飞往巴黎的。

    从北京到巴黎的旅途相当漫长,在飞机上要熬过近17个小时,等于北京到东京的4倍时间。有的西方旅客为了能睡个好觉,竟不顾风度躺在过道上或座椅底下。在飞行过程中要开几顿饭,其中有两顿饭的间隔时间显然长了些,我们的肚中都唱起了“空城计”,好在我们中国人对于包括饥饿在内的各种苦难都有了抵抗力了。然而有些西方人显然忍受不了,几个身材魁梧的成人居然哭了起来。哭声使几个服务员忙得手足无措。

    中国人恐怕是最有承受力的。(人们往往以中国人最能吃苦为荣。什么时候人们也能以中国人最能享受为荣呢?)不少人都体味过大串联时的火车生涯。我从干校回北京时乘坐的那列火车,也是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的。这些在过道里干站着的人中间,那个衣服晒得褪了颜色的,面孔晒得黑黑的人就是我。

    比起火车中人挤人地干站一个晚上,在飞机舒适的座椅上熬10几个小时又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这个小小的代表团除了翻译和我,还有聂卫平和沈果孙两名棋手。我在旅途中从来喜欢下快棋。这次我又建议在机舱中摆开战局,小聂和果孙积极响应。我们三人谁输就让位,不断地打擂台,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中,天空泛白了。

    我们抵巴黎不久,法国围棋协会主席蒂耶里先生等即来看望我们。这位主席大约30开外,身材瘦高,举止潇洒。他是搞计算机工作的,据说法国的围棋爱好者大多是知识分子。蒂耶里先生跟我们介绍了法国围棋界的情况,他说:“我们的小伙子虽然衣着随便,但下起围棋来还是有两手的。”

    蒂耶里先生的这句话使我很感慨。欧洲的围棋比起我国的水平,不是“有两手”,而是有相当的差距。但法国围棋界,也可以说是整个欧洲围棋界对中国围棋界却近乎一无所知,甚至连我国是围棋的发源地也全然不知!在科学如此发达、信息传递如此迅速的欧洲,竟然会有这等怪事。欧洲有10多个国家开展围棋活动,他们完全受日本的影响,他们使用的是日本的棋盘棋子,看的是日本的围棋书籍,讲的是日本的围棋术语。他们称呼围棋为“GO”,也是日本语围棋的音译。日本在围棋活动的推广方面确实尽了很大的努力,而作为围棋老祖宗的我国尽了多少义务呢?推广围棋活动从表面看似乎只是宣传一种娱乐,或是一种艺术,但实质上这是扬国威的一种独特的方式。不难想象,欧洲的这些围棋爱好者整天学习日本的棋艺,他们自然会对日本这个国家更尊重、更推崇。要不是日本在围棋的推广方面所起的作用,不要说围棋能在世界上得到开展,就是在围棋发源地的中国,围棋又将遇到什么命运呢?

    这次围棋赛在巴黎的大学城举行。大学城像个大花园,一座座各具特色的楼房分布在大花园中,这些楼房属于世界上数十个国家,每个国家都为本国的留学生提供住宿和活动场所。每座楼房根据其所属国家分别称为“美国之家”“英国之家”等等。很遗憾,大学城内没有“中国之家”。这次法国围棋协会租了“德国之家”和“日本之家”两个大厅为比赛场地。

    22日下午,欧洲围棋锦标赛在“日本之家”开幕。18个国家的近200名棋手会聚在一起。中国棋手第一次在欧洲亮相,自然成了众目睽睽的对象。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黄头发蓝眼睛的围棋手。我下了二三十年围棋,尽管也曾听说欧洲有下围棋的,但心中总是认为围棋属于东方民族的艺术。今天来到这个完全新鲜的环境,犹如到了外星球,身边似乎都是外星人。

    欧洲朋友对我们这些远方来客给予了特殊的待遇。开幕式时除了大会主席在台上,其余所有人员均站立在大厅中。而我们几个东方人则被邀请到台上入座,当大会主席把我们一一介绍时,博得了整个大厅的热烈掌声。大会主席还向我们赠送了礼品,给我们每人一瓶存放了15年的白兰地。法国的白兰地和香水一样享有盛名,而且相当昂贵。我拿着白兰地,心想我虽然嗜好喝酒,但是这瓶白兰地我要留作纪念,因为它不仅是法国朋友的心意,而且以后每当我看到它,就能帮助我回忆起我第一次访问欧洲的情景。

    蒂耶里先生在开幕式上作了简短的讲话,然后所有与会者高举香槟酒杯,共同祝愿大会的成功。很多西方朋友向我们靠拢过来,他们争先恐后地和我们交谈。我们只有一个翻译,怎能应付过来?有些朋友热情地跟我讲着,我不断做手势以示我不懂他们的语言。但他们完全不理会,还是滔滔不绝地向我倾吐衷情,实在有趣可爱,或许这也是西方人的性格吧。

    说到西方人的性格,我到了西方才有些了解。以前想象中的西方人大多是小说中那些穿戴整齐、谈吐高雅的绅士,然而到了巴黎,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时代不同了,西方人在生活中注重实际和自在,他们在穿着上为了不受束缚,有些人极为随便,按东方人的眼光,至少是不拘小节,也可说是放荡不羁。一些围棋爱好者在衣服上印上一个大大的围棋盘,上面尽是黑白围棋子,这种衣服没人多瞧它一眼,因为它根本不够奇装异服的资格。也许在西方不存在什么奇装异服。想从服装上判断一个人的贫富似乎很难。如今,除了一些老年人或在一些隆重场合,很少有人系上领带。我们4个刚到巴黎时,穿着一本正经,西服革履,外加4条领带,自以为风度不凡,谁知走在路上,一些巴黎人看了我们发笑,他们显然认为这4个东方人一本正经得过分了。被人感到可笑总不是愉快的事吧,于是,不是必要的场合,我们的领带不再亮出来了。

    在开幕式上,简短的仪式刚完毕,大多棋手马上在棋盘上厮杀起来。大厅中桌子不够,不少人索性把棋盘往地上一放,坐在地上摆开了战场。看到欧洲棋手对下棋这样的热心,我们乐了。是呵,对于围棋手来说,什么样的交谈比得上“手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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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九章北京——巴黎(4)



    通过“手谈”,西方和东方彼此很快就了解了。于是近200名欧洲棋手争相要跟我们对弈。我们到欧洲是为了广交朋友,自然也愿意与众多朋友“手谈”。但3个人要对付近200人谈何容易,好在下围棋有一种“分身术”,即一人可以同时与几人对局,这种下法在日本叫做“多面打”。每天下午我们到“日本之家”和各国棋手对弈,下午3点是第一轮,这一轮我们一人同时对几位欧洲棋手,起码要下三四盘,最多时下七八盘。3人应战10多人,煞是热闹。下午5点是第二轮,这一轮我们每人和一位欧洲棋手对弈。一个下午下这么两轮当然不轻松,尤其是第一轮必须不断来回走动两个小时,真像走马灯一样。然而通过这些对局,我们和大部分欧洲棋手“手谈”了,从而交了许多欧洲棋坛的友人,又感到很欣慰。

    每次欧洲围棋锦标赛,日本棋院几乎都要派人去指导。这次日本的老棋手岩本薰九段由他女儿陪同来到巴黎,岩本九段年逾古稀,但为了围棋在世界上的普及,经常奔波在欧美各国,精神感人。日本棋院的一位涉外干部伊藤先生也特意前来。岩本和伊藤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见了我都吃了一惊,因为他们没料到我国围棋界也迈出了这一步。我们东方棋手在西方相遇自是亲热非常。

    日本围棋界对欧洲围棋的发展经常给予技术上的指导及经费上的赞助,其贡献非同小可。但由于制度决定,日本的职业棋手一般不轻易与业余棋手对局,所以这次比赛从对欧洲围棋手技术上的帮助来说,我们起了更大的作用。我们没有一个下午不和欧洲朋友在一起切磋棋艺。欧洲棋友对我们的感情也与日俱增。我们刚到巴黎时,法国围棋协会的朋友请我们外出吃饭。那是一家廉价的小饭馆。我们知道法国围棋协会经费不多,且欧洲人一般都比较随便,所以也不在乎饭馆的等级。然而在我们离开法国之前,法国围棋协会又款待了我们两次。一次是请了各国的代表和我们一起聚餐,还有一次请我们在法国最昂贵的餐厅中用餐,而且特意定了餐厅中环境最好的席位。席间,一位法国朋友很诚恳地说:“我们从你们那儿学到很多东西,第一是围棋棋艺;第二是谦虚、平易近人的品德;第三是中国人的热情好客、诚挚友好。”这不但是法国围棋界朋友对我们的评价,也是欧洲围棋界对我们的评价。我们已成了欧洲围棋界最受欢迎的朋友。

    欧洲的围棋水平虽然低一些,但应当看到,他们正在发展之中。在欧洲各国中,开展围棋活动最长的只有数十年,这次大会的东道主法国也只有10年历史。如此短暂的历史已能达到这样的规模和水平,应当说是不简单了。目前,欧洲围棋活动开展得较好和水平较高的国家是西德、奥地利、荷兰、英国、法国和南斯拉夫等国。这些国家大多有上千至上万名围棋爱好者。最为可贵的是欧洲围棋界的朋友们对开展围棋活动都有着很大的热忱,他们为围棋事业的普及和发展克服了种种困难。有些国家的棋手经济不宽裕,他们住不起旅馆,就开着汽车来到巴黎,汽车就是他们的家。还有人一路上搭他人的汽车,他们随身带一个睡袋,晚上就往睡袋中一钻。无论是大会的组织者还是参加大会的各国棋手,他们都各显神通,才使得规模这样大的比赛得以顺利进行。当然,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应根据自身的情况来组织和进行比赛。但不能否认,欧洲朋友在开展围棋活动方面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欧洲围棋锦标赛规定每个棋手的支配时间为4小时,这和我国的大比赛类似。欧洲棋手们对局态度非常认真,不少棋手把支配时间用完,然后紧张地读秒。有的棋手过于紧张,读秒时手不停地颤抖,这似乎有点可笑,但这不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吗?我国的围棋水平曾经比日本落后很多,不也是靠着这种精神一步步地赶了上去?今天欧洲棋手的水平虽低,但他们有这种精神,也一定能一步步地赶上来的。围棋这一东方的古老艺术已被西方人接受了,虽然今天我们是指导者,但总有一天,东西方的围棋手会成为真正的好对手。我们期待着这么一天,也要为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尽到自己的责任。

    我们在巴黎一共3个星期,这期间当然少不了观光。我在书本上所熟悉和向往的一些名胜几乎都走遍了。巴黎圣母院的大门前有一个小圆圈,这是巴黎市的中心。来到这儿的游客大多要在这圆圈里站一下。我不禁想,北京的市中心在哪儿?大概是**吧,但中心点又在何处呢?我的故乡上海呢?恐怕谁也答不上来。据法国朋友介绍,巴黎圣母院这座建筑物在建筑史上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怪不得雨果要费那么多笔墨来描写。圣母院内深邃、肃穆,给人以神秘感。沿着那狭窄的台阶一直往上走就到了圣母院的屋顶平台,那里可以眺望巴黎市容。站在这平台上,自然会联想到钟楼怪人和吉卜赛少女。用这座建筑物创造出如此美好又惊心动魄的故事,除了雨果还有谁呢?

    一次我们驱车经过雨果曾经居住过的家,我不由激动了起来。雨果是我最崇拜和敬仰的大文豪呵。这所房屋的门旁挂着一个铜牌,如今已成了展览馆。那天是晚上,要不然我定要让车停下,走进我认为无与伦比的伟大文学家曾居住过的地方顶礼膜拜。任何人终归要成为一黄土,而且人生又是那样的短暂。然而有的人却能在那流星即逝般的一生中对人类作出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雨果在其一生中写出那么多卓越的小说、戏剧、诗歌和评论,这绝非凡人所能达到,而必须具备罕见的天才、渊博的知识、特殊的体质、惊人的精力,尤其是超群的品格和坚韧的意志。一个伟大的作家能给人类多少乐趣和享受、多少知识和涵养、多少勇气和力量!

    在巴黎,我还参观了拿破仑的展览馆和灵柩。拿破仑也是我极为崇拜的一个人,但我崇拜的是他的杰出才华,而绝非战争。战争只有经过作家的笔和艺术家的表演,在小说、绘画和电影中才那么生动、壮观。而在事实上,非正义的战争只会给人民带来贫困、痛苦、灾难、黑暗和死亡。我多么希望有朝一日世界上再也没有战争,也没有制造战争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而只有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谁对战争有兴趣,请到围棋盘上来厮杀吧。

    使我最难忘怀的是卢浮宫。这座闻名世界的博物馆中收藏着多得难以想象的艺术珍品,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的极品呵!即使是走马观花,也无法在一个上午之内看遍。即使是再好的艺术品我也无法多欣赏一会,因为那难以计数的陈列品哪一件你能不看上一眼?我简直要埋怨这个博物馆的陈列品太多了!我从小爱画,我曾经有成为美术家的理想。如今我站在卢浮宫里,真正地震惊了,惊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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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九章北京——巴黎(5)



    呵,巴黎的骄傲呵!庄严的凯旋门周围那辐射般的12条街道,人行道上供人们边吃喝边欣赏街上风光的桌椅,蒙马特高地上众多的画家,协和广场的喷泉,还有蓬皮杜文化中心的别致,卢森堡公园的宁静……巴黎当然也有欠缺。在一些街头,尤其在地铁中有些卖唱要钱的。卖唱要钱是文明的,还有不文明的。一次我们乘坐的一辆小车经过一条小街,突然街旁窜出10来人将我们拦住。一些人拿着扫把往车身和玻璃上随便糊弄几下,意思是替我们的车打扫了卫生。陪我们出游的法国朋友只得掏出一些钱给他们,那些恶作剧的家伙才让开一条通道让我们过去。遇到这种事真令人哭笑不得。然而世界上又哪里有十全十美的地方?

    我在以前受的教育中,只知道西方国家是注重金钱的。但这次我“意外”地发现西方人原来那么重感情!一次我们在一家店铺中喝啤酒。突然,台上的小乐队停止了演奏。一个演奏者端着个盘来到每个餐桌,顾客们把一些零钱扔到这个盘中。这位演奏者快走到我们桌边了,而我们身边恰巧没有多余的零钱,怎么办呢?行了,有纪念章。我们拿了几枚我国围棋协会的纪念章递了过去。我有些担心那位演奏者会表示不满,谁知他喜出望外,立即奔回台上对着麦克风大声地向顾客们说道:“**给我们送来了纪念章!”餐厅中响起了一片热烈掌声。我这才明白,给他们几个钱是一种施舍,而纪念章意味着友谊,这意味着平等和尊重。

    还有一次,我们在旅馆的餐厅中用晚饭,那天时间已晚,餐厅中就我们4个人,为了对招待我们的服务员表示谢意,我们给了他一枚纪念章。这位服务员拿着纪念章一而再,再而三地道谢,他不住地说:“我怎么感谢你们呢?”一会儿,只见他端出一个盘子,上边是4大杯斟得满满的葡萄酒。要知道,法国人的葡萄酒杯并不比我们的啤酒杯小。一个小小的纪念章换来了4大杯葡萄酒,这绝不能说是金钱第一吧。一个国家,当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时,那么人民的精神需求就很重要了。我们每次到日本,都经常会遇到一些要求题词和签名留念的,也是同一个道理吧。

    我们出访巴黎时带了数百枚纪念章,回国时已所剩无几了。欧洲各国的朋友都喜欢纪念章,不少朋友特意前来索取,有的已经有了还向我们伸手,他们说要送给自己的朋友,或者是已被朋友抢去了。西方朋友这么喜爱我们的纪念章,这也反映出他们对我们祖国的尊重以及对我们人民的友谊。同时也使我认识到纪念章的价值。

    遗憾的是并非所有人都感到纪念章的可贵。当我们离开巴黎登上中国民航机时,几位祖国的空中小姐顿时使我们产生亲切感,我们产生同一念头——把口袋中仅剩的几枚可贵的纪念章赠送她们。于是把几枚纪念章放到了一位空中小姐的手中,谁料到她满脸是不屑一看的神情,好容易才吐出了两个字:“好吧。”似乎她收下这几块小铁片是顾全了我们的面子。

    访问巴黎达到了目的,获得了成功。我们打开了欧洲的大门,欧洲的朋友发自内心地欢迎我们。从这以后,每年欧洲朋友都邀请中国棋手去指导。尽管日本和南朝鲜每年都派职业棋手出席欧洲围棋锦标赛,但欧洲围棋界出经费邀请的始终是中国棋手。在开展国际围棋活动这方面,日本早就作出了努力,我们起步晚多了。但我们毕竟跨出了第一步,而且这一步迈得很大。生长在围棋发源地的我国棋手,不但要为登上世界棋艺的顶峰而努力,也要为围棋在全世界的普及与开展尽到自己的义务。

    巴黎,对于我们已经不是一个梦,已经不是遥远的了。人民正在沟通,世界变小了。从北京到巴黎,不就是17小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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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二十章 重新获得世界(1)



    世上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不尽相同的表达爱的方式。我曾经以爬山来抒发我心中的爱。

    1980年的全国围棋比赛分两阶段进行,4月份的预赛安排在黄山脚下,9月份的决赛安排在乐山山顶。4月,我向黄山走去时,脑子里一直想着20年前的情景。那时我正要参加第一次全国围棋赛。当时陈老总谈兴很浓,赞不绝口地给我们描绘了黄山的一幅幅景色。他说他经常介绍外宾去黄山游览,他还让我们有机会一定要去黄山看看。1964年的全国赛安排在杭州,赛前陈老总又跟我们说,黄山离杭州不远,你们赛后可去黄山一游。于是国家体委给我们作了安排。我很兴奋。我当时正是20岁的小伙子,觉得爬山乐趣无穷,尤其又是陈老总让我们去的。很遗憾,后来因故却没有去成……

    命运真会捉弄人。今天,当我因为精力付出得太多,登三四层楼都要气喘吁吁的时候,当我对爬山已失去兴趣并感到畏惧的时候,却来到了巍巍黄山脚下。我决定登黄山,不是因为既来之,则登之,也不是因为黄山景色诱人。不,再美的景色也不可能逗引我去爬山了,我已经绝无这样的体力了。我登山,仅仅是因为我深爱着我们围棋界的两位名誉主席。陈老总要我们上的地方,我能不上吗?这次动身来黄山之前,方毅同志也跟我说:“黄山真是个好地方,务必要去看看。”两位名誉主席都这么说了,我还有什么可考虑的。豁出去了。

    登黄山那天,天空阴沉沉地冰冷着脸,好像要考验我们有没有诚意。这有什么,我们顶多带上雨具就是了。我和华以刚两人结伴而行。以刚虽比我小5岁,但毕竟也30出头了,不能和小伙子同日而语。一些年轻棋手似乎不知什么叫劳累。他们嬉笑着,三步并两步地比赛着,回头看看我们落后了一大截,干脆拿出扑克牌玩上几把。年轻就是优势,年轻就是速度,年轻就是胜利。我和以刚已经看清了这种不可逆转的客观事实,倒也心平气和。我们始终不变地保持慢速度,但始终没一次停顿。这好比乌龟与兔子赛跑,因此我们也不比小伙子们落后多少。

    黄山当然是美的,但对于怕登高的人来说又是可畏的。有时抬头一望,那无穷无尽的石级直插苍穹,令人不寒而栗。不过我心中只是记着两位名誉主席的嘱咐,我只知道我是在完成一种使命,我是以行动来默默地纪念陈老总。

    当我俩正在缓缓而行时,突然一个小姑娘像一阵风似的超越了我们,转眼之间已把我俩远远地抛在后边。定睛一看,那不是杨晖吗?“小晖!”我一声招呼,杨晖站住了。“为什么走得这样快?”“我喜欢这样。”“你别一人走,跟我俩在一起吧。”杨晖显然不喜欢我们这种老牛拖车的速度,但前辈发话,无可奈何。说实在的我不放心一个小姑娘在一座大山中单独行进,而且她怎么也称不上体格健壮。今天她把登山当做下棋,也是大刀阔斧,图个速决战。但黄山是个强大的对手,像杨晖这样的体力,不但速胜不了,非落个中盘败不可。不过作为一个年轻棋手,这股劲头是不能缺少的。或者说这种猛冲猛打的劲头正是年轻的标记。

    天公不作美,将近中午阵阵山风夹着雨点迎面扑来。我们在半山腰的饭馆用餐避雨。但雨愈下愈大,老天爷今天好像非要看看我们的决心了。我们紧握住雨伞顶着变本加厉的狂风暴雨,一步步往上登。密密的雨点一面在雨伞上狂轰滥炸,一面袭击我们的全身,把我们打得湿透。此时的雨伞真是愈帮愈忙,我们生怕伞被风刮去,甚至生怕连人带伞刮向那可怕的深涧。

    风雨织成了一道屏幕,把黄山的景致完全遮掩住。大自然好像要用这道屏幕把我们和黄山隔开来,把我们从黄山逼回去!我们在大自然的嬉弄中苦苦地挣扎。但是我们决不畏怯,我们要撞开那密密层层的雨幕继续往上爬,一直爬到顶。

    气温骤然下降,虽说是4月中旬,但其寒冷与冬天无异。我们的衣着都很单薄,且又浑身湿透,冻得像风中落叶似的簌簌直抖。我和同行的以刚、杨晖相互鼓励。以刚从口袋中摸出一些西洋参,我们每人嘴中含上几片。小小的几片西洋参哪能抵御暴风雨和寒冷?这只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罢了。不过朋友间的情意是真真切切地给人以温暖和力量的。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很艰巨,我不禁联想起红军爬雪山来。杨晖早已没有了原先的劲头,她不时仰头望着我们两位前辈,那张圆圆的娃娃脸上满是雨水。我想要不是我俩在她身边,在她满脸的雨水中恐怕还要掺杂着泪水呢。

    雨还是那样大。风依然那般狂。天还是那样冷。我们还是一步一步往上攀登。

    整整一天!

    我们终于到达山顶。山顶到处冰冻,虽说是4月中旬,但这里是冰的世界,每棵树的树枝上都挂着一串串细长的冰珠,构成了极为难得的奇景,只有大自然的神笔才能画出如此不可思议的幻境般的风景画。据说此景在黄山数十年才能见一次,不少记者闻讯赶来,拍摄这求之不得的稀有镜头。我们一路上付出很大的代价,恶劣的气候使我们无法欣赏一般游客都能欣赏到的黄山美景,但我们的代价花得值得,因为我们观赏到一般游客见不到的黄山绝景。我不由想,人的一生不也是如此吗?人生也是攀登,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就得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要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理想境界,那就只有迎着狂风,迎着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奋不顾身地、忘却自我地登攀、登攀、再登攀。

    我要感谢两位名誉主席,他们使我饱览了黄山的绝景,也使我体味了人生的真谛。

    在这次120名棋手参加的黄山脚下的预赛中,我获得了最好的成绩——全胜。

    9月,围棋手们又会聚在四川乐山。乐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那里有座世界上最高大的坐佛。据说这一带历史上常闹水灾,附近的人们为了镇住水妖,在三条江汇合之处的乐山沿着山壁雕凿成这座大佛。大佛大得惊人,一个成人恐怕能从它的耳朵孔中钻进去,站在这大佛旁的人们犹如一个个蚂蚁,小得可怜。然而正是小得可怜的、名不见经传的劳动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创造了这座使多少后人赶来瞻仰的巨佛。人们从这巨佛的身上可以又一次感受到人的力量,唤醒自身的力量。世上的一切都是人创造的。人的价值就在于创造。每个人在创造世界的同时也创造了他自己。

    大佛的上部有一片平地,平地中央的花草充满生机,周围是一圈典雅古朴的亭台楼阁。有一座二层楼房,名为“东坡楼”,据传苏东坡年轻时曾在此住宿读书。这次上海代表团被安排在此下榻。遥对着东坡楼有一排长亭,这排长亭几乎就在大佛的顶部,围棋比赛的赛场就在这长亭之中。真是美哉,妙哉!美中不足的是远处的高音喇叭和游客的嘈杂声不时传来,似乎在提醒我们乐山毕竟是人间乐土,而非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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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二十章 重新获得世界(2)



    赛前有人问我这次是否决心击败聂卫平,夺回冠军?“是的。”我毫不含糊地回答。我知道聂卫平这几年在棋艺上不断提高,且日趋成熟,在国内外的不少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他头脑清晰、思路敏捷、计算正确、形势判断清楚,他对胜负极为敏感,只要能赢一二子就死死守住,绝不冒风险,一旦形势不利则尽一切可能设法挽回。他的技术是全面的。他的年龄和棋龄虽然比我小,但他在比赛中表现出来的经验和成熟已使我自叹不如。也正因为如此他在近几年的国内外比赛中,成绩超过了我。虽然如此,我俩的争夺仍然是激烈的。1978年的全国赛决赛我曾一路领先,前6场全胜,小聂也被我击败。眼看胜利在望,但我后几轮却发挥不正常以至终于被小聂超过。

    1979年春我们一起到日本参加了第一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我和小聂在冠亚军决赛中相遇。我们彼此太熟悉了,我了解他的优缺点,他深知我的长短处。我俩都清楚,在这种棋逢对手的比赛中,无论谁能猜到黑棋先走一步,都会对胜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奇怪,小聂在比赛中经常猜到黑棋,这次世界赛也不例外。看着小聂手捧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奖杯,我羡慕得快要妒嫉了。说实在的,我绝非气量狭小之士,但哪一个棋手不想把奖杯捧在自己的手里?不想夺奖杯的就不配当棋手!一个棋手在比赛中的目标不是冠军还能是什么?当你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而结果却实现不了时,总有些不是滋味吧。

    同年夏天,《新体育》杂志社倡办了“新体育杯”围棋赛。比赛采用双淘汰的方法。我在单淘汰这边取得全胜,获得决赛权,在被我战胜的对手中也有聂卫平。但聂卫平不愧是聂卫平,他在败者组中战胜了所有对手,取得了和我决赛的资格。决赛的第二场是在西单体育场公开比赛,体育场的两千张票很快售罄。比赛在晚上7点开始,没下多久,突然棋盘上啪、啪地溅起了雨点。我想糟了,今天的比赛看来要吹。我们改期不要紧,这两千爱好者兴致勃勃地花了钱赶来观战,一场雨把他们淋回去实在太过意不去了。雨,愈来愈密地往棋盘上下,好像也要和我们厮杀一场。我的眼镜片上更是雨水。我想下棋可不能像足球赛那样进行水战。我朝观众台上望去,不料两千观众不见一人起身,而且也没有一点骚动不安的声音。他们那样的肃静,专注。两千束目光的焦点都在我们的棋盘上,两千颗心想的都是这几着棋应该怎么下。西单体育场上坐着的是由两千人凝聚而成的一个整体,一个忘却自我、只有棋艺的整体!我感动极了。老天爷也终于被围棋爱好者们的精神所感动——雨停了。

    胜利女神总是朝着年轻人微笑的,我又得了第二。

    对于我,没有得到第一,就是什么也没有得到。

    这一次又一次的比赛老是小聂第一,我第二,对我刺激很大。我知道年轻的总要胜过老的,而且多少年来我为年轻人的成长尽了努力。我多么希望一个又一个年轻人快快长进,超越我的水平,登上围棋的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如今小聂在各种比赛中的成绩超过了我,我却是那么的不服气!而且决心在比赛中和他再次较量。

    难道我的思想自相矛盾?

    不,不矛盾。希望年轻人快些长进,并不等于希望自己早日退出棋坛,更不等于应该不战自退。不,一个真正的棋手是不会轻易服气的。棋手应该无畏地在棋坛上给人打下来,而不能知难而退。小聂超过我是好事,因为这使我有了更明确、更具体的目标。没有奋斗目标,人生就失去了光彩。我感到自己还有潜力,我要把这些潜力全部发掘出来,如果我能做到这一点,作为一个棋手的我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我分析着、计算着我的潜力。我想小聂在近几年的对日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战胜过不少九段棋手。我呢?我不也在提高?以往我对日本八段比赛的成绩较好,对九段就较棘手。然而近几年我感到九段已不那么难对付了。1963年我第一次在被让先的情况下战胜九段棋手,对手是杉内九段,那局棋之艰苦令我终生难忘。1965年我第一次分先胜九段,对手是岩田九段,那是在苦战多局之后才好不容易胜了一局。这两位棋手都很老练,对我来说是很难对付的。但1978年在和这两位九段棋手的比赛中我都较顺利地获了胜。与岩田的那局,我自布局取得优势后一直维持到终局;对杉内一战我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凡短兵相接之处我均占上风。在和这两位九段棋手再度较量后,我深信自己的棋艺有了长进。我和日本最强的棋手几乎都较量过,我承认他们技术上的优势,但我总结了和他们的所有对局,从内容上来说几乎每局棋都要经过激烈的争夺,很少有一局棋是被压倒的。即使和世界最高水平,不也就差这一步么?

    跨上这一步要经过很多磨炼并付出很大代价,但这一步就达不到吗?

    在技术上我是自信的,我应该并且可以在1980年的全国赛中夺回桂冠。但我深感自己的体力一年不如一年。在比赛中,体力的重要性简直不亚于技术。小聂年轻气盛,一场比赛下来,在他身上很难看出疲劳的痕迹。但对于我,一局棋如同一场凶险的拳击赛。而我就像一个被打得数到10才勉强爬起来的精疲力尽的拳击手。连续几天的比赛使我累得好像得了重病。我越来越感到自己的身体将难以应付一场持久的比赛了。在乐山的全国赛之前,我多次有这样的预感:我在棋坛上的竞赛寿命快要结束了。然而越是有这种预感,我就越是意识到乐山全国赛的重要,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我拚了命也要打好这次比赛。

    战鼓擂响了。第一场的对手是河南小将刘小光,小光才20岁,1米84的高个子,在围棋界算得上铁塔一尊。在篮球场上他是个横冲直撞、无所畏惧的猛将,他的肌体如披了身铁甲,凡和他碰撞的人都叫苦不迭。小光的棋风也如此,坚强刚硬,不论对手是谁,他都针锋相对,勇敢迎战。他那敏锐的感觉、精确的计算足以在白刃战中击垮任何对手。但小光毕竟年轻,大局观比起局部战斗显得逊色,思路尚不开阔,运子欠含蓄和弹性。然而小光的优点太突出,一旦他的优点得到发挥,即能掩盖其一切不足。再强大的对手,如下到他的路子里,也难以脱身。杰克·伦敦在其小说中曾描写过一只极其顽强的斗牛狗,再强有力的猛犬只要被它咬住,便很难幸存。我经常拿这条斗牛狗来比喻小光的风格,这当然不是贬义,但这种比喻欠雅,使一些人难以接受。不过我始终感到这个比喻再恰当不过了。

    然而今天我自己被“斗牛狗”咬住了。这是斗牛狗与雪虎1那场生死搏斗的重演。一旦下到小光的路子里,其结局就不言而喻了。这只怪我过分自恃,没认真考虑对手的风格,也未充分估量到年轻棋手的迅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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