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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五章 恩人与恋人(4)



    1971年秋,敏之因病在三○一医院动了个小手术。在她住院期间我经常去探望她。三○一医院离市区较远,路上来回得二三个小时,但探望恋人是种乐趣。一次探望她时,有一位好心的护士跟我们说陈毅同志也住在此院。我马上问他住在哪里?护士说陈老总住的是将军楼,一般人不得入内。我心中一直想念着这位恩人,多么渴望再见见他。我朝将军楼望去,不就在眼前吗?为什么可望而不可即呢?

    又一次我去医院看望敏之,病人都用过晚餐了。那位好心的护士匆匆跑来跟我俩说,陈老总从将军楼里出来散步了,你们如要找他快去。我马上拉着敏之奔出病房。三○一医院地盘好大,我俩漫无目的地到处寻找。那时天色昏暗,人影模糊,我拉着恋人找恩人,心情激动又着急。我们只要一看到穿呢制大衣的就急急地跑上前去,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领导干部都穿呢制大衣。但,不是陈老总。又不是!还不是!不是!不是!一次次地找,一次次地失望!我们身心俱乏地、近乎绝望地望着不知什么时候黑了下来的院子。怎么,已经完全黑了!陈老总必定已回到将军楼了。希望破灭了!

    人常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就此再也找不到陈老总,再也没能看到陈老总的音容笑貌,再也不能向他倾诉一句肺腑之言了。

    1972年1月9日上午,我正在厂里挖防空洞,突然有人叫我去接电话。电话是国家体委的一位领导干部打来的,他说陈毅同志的夫人张茜同志和廖承志同志找了我几天,今天才打听到我在三通用,他们要我上三○一医院与陈老总的遗体告别。遗体?怎么不是陈老总而是遗体?!这是怎么啦!

    晴天霹雳呵!

    我有5年多没见到他了,但我一直深信早晚会见到他的呀!谁知……电话听筒中又传来声音:“你12点之前赶到三○一医院,他们在等着你呢。”马上去?我一看表,天哪,快11点了,三○一医院那么远,我怎么赶得及?!我拿着听筒发愣了。对方知道我为难,就说:“你现在就来体委,与李梦华同志一起去吧。”

    我钻出防空洞,拍了拍反正也拍不干净的浑身的泥土灰沙,大步冲出厂门。看到一辆公共汽车就一跃而上。售票员过来了,我这才发现匆忙之中一分钱都没带。我只得向售票员赔不是,售票员看我不像欺骗她也就罢了。我来到国家体委只见李梦华同志已等在门口了,他的车把我们带到三○一医院。这一天是和遗体告别的最后一天,按计划到中午12点结束就将遗体送往火葬场火化。我们明显迟到了,全班人马都在等着我们,还未到三○一医院门口就见路边一个接一个的军人肃穆地站着,袖上都带着黑纱。我们来到三○一医院的太平间,这是间小小的屋子。房间中央放着一张床,陈老总安详地躺着。一条白被单盖在身上,只能看到他的脸。他显然比以前瘦多了,脸颊凹了进去,颧骨突了出来。他的头发白了不少,但他那宽大的脸庞、高高的额头以及往上竖起的眉毛还和从前一样。他长眠了,但我依然能在他脸上感觉到一股他所特有的帅气,这是天底下只有陈老总才有的帅气。

    我们站在陈老总的遗体前默哀了一会儿,然后绕着他的遗体慢慢地走了一圈。这是我和陈老总的最后一次见面。我盼望了5年多,却盼来了这样的一次会面!是会面,又是永别。我多么不想离开他,哪怕再多看一眼,再看一眼吧。再也看不到了,再也看不到了……可我还有那么多话没来得及和陈老总说呢!来不及说了,什么也没说就永别了!

    不知怎的,我已经走到陈老总的几个孩子眼前。我和他们无言地握着手。我想说几句安慰的话,但怎么也说不出。他们比我更痛苦,这种痛苦非言语所能安慰。张茜同志在陈老总去世之前也患上了癌症。苍天对这一家人太不公了。此情此景永远深深地烙在我的脑中。

    第二天在八宝山公墓举行追悼会。我仍然和李梦华同志一起去。追悼会之前我们在一个休息室中等候。休息室里的空气是沉重的,像巨大的铅块似的压迫着每一个人。一会儿进来了一位外交部的负责人。他一进休息室就起劲地到处打招呼,人还未坐稳就夸夸其谈他去美国的情景。非但津津乐道,而且他的举动、神态都在显示着外交家风度。看着他的表现,我的心中燃起一股怒火——此人太没良心,他在陈老总手下工作多年,陈老总的为人有口皆碑,不知多少人为陈老总的去世悲痛。而他,却兴高采烈、忘乎所以。

    追悼会在一个小小的礼堂进行。出席的人数不多,大概才100来人,但已把礼堂挤得满满的。一位受人民如此爱戴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其追悼会的规模这般小,使人感到凄凉和愤懑!好在**也来了,他的到来算是对陈老总的肯定,也使这小小的追悼会的规格升高了。周总理悲痛地念着悼词,他已经明显地憔悴了。“文革”给他带来的无数烦恼和精神上的折磨,也只有周总理这样坚强的伟人才能承受得住。“四人帮”的那几个家伙也参加了追悼会,他们的心中无疑在大声叫好。陈老总看到了**的下场,这算是他归天之前的一大安慰;但他没能看到“四人帮”的结局,这又是极大的憾事。

    归途中,我默默地坐在李梦华同志的车中,只感到说不出的空虚。世界冰凉了,天空黑暗了。苍天呵,为什么不让陈老总这样的大好人再活下去?为什么在我刚得到心爱的恋人时,就夺去了我崇敬的恩人?我不久前才刚刚获得了喜悦,突然又遭到了这难以名状的痛苦。我所得到的远远比不上我所失去的。陈老总的去世是我国围棋事业无法弥补的损失。围棋事业已遭到**一伙的毒手,我一直期待着陈老总来挽救,如今这已成为不可能了。我悲恸之极,眼泪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我不是脆弱的人,更不轻易掉泪,我一直认为男子汉掉泪是羞耻之事。后来直至我父亲病故以及自己病危时我都未曾掉过一滴泪。但此时我再也忍受不住,我哭泣了。虽然李梦华同志在身边,我也顾不上了。梦华同志见此情景,跟我说:“以后好好干。”短短的一句话止住了我的哭泣。以后好好干,说明以后有希望。人活着就是因为有希望,一个人失去了希望,他的生活就毫无意义了。

    是呵,我要好好干,我一定还会拿起围棋子的。陈老总是我国围棋事业的大恩人,他的教诲和期望已铭记在我心中,我要把这一切讲给比我年轻的棋手听,要一代一代讲下去,以此作为勉励和鞭策。我们将永远记住,在中国围棋史上功劳最卓著的一个响亮的名字——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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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六章 廖承志代表团(1)



    一架伊尔62大型客机划破万里晴空,呼啸而上。

    飞机内载着52名乘客,由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同志率领的中日友协代表团正前往日本进行友好访问。大多人称这个代表团为廖承志代表团,由此又进一步称为廖代表团。代表团的成员大部分是各界的知名人士,除团长外,副团长就有9人,足见其不一般。

    1973年,中日两国还未通航,去日本一般都得经香港。这次是破例,我们乘坐的专机由北京起飞途经上海,然后由上海直飞东京,比原来在路途上要折腾几天快多了。

    时间过得真快,我上一次访问日本是1965年,一晃8年过去了。这8年经历的事真不少。我在万米的高空俯瞰祖国大地,想到在祖国大地上辛勤劳动的亿万工人和农民,我不也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吗?我似乎自己还在干校拉车、打夯,还在工厂挥舞头、摆动锉刀。这一切如梦幻一般,不可思议。今天,我又以一个围棋手的身分访问日本。这都是靠了我们的周总理呵!

    “陈祖德,你现在下棋了吗?”周总理握着我的手,关切地问道。

    在我们代表团动身的前一天,即1973年4月14日晚9点,周总理在人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全体。周总理和大家一一握手,见到我时他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下棋了没有。

    “周总理,我下棋了。”

    是啊,我又下棋了。也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国家体委又恢复了围棋集训。三通用的7兄弟是集训队的主体,加上罗建文和沈果孙,我们已成为棋坛老将了。聂卫平也参加了这次集训,他才20出头,正是提高棋艺的黄金时代。比起我们,他是幸运的。参加集训的还有几位女棋手,如四川的孔祥明和山西的陈慧芳,后来四川的何晓任等也陆续加入。我们所有的集训队员都清楚,围棋得以再生,离不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周总理坐定以后,首先谈到乒乓球。当时,第32届世界乒乓球男子团体赛刚结束,中国男队失利。我国的乒乓球在世界乒坛称雄多年,全国人民对乒乓球十分关切,这次失利令人失望。国家体委收到不少群众来信,意见纷纷。周总理对乒乓球的关心众所周知,有人担心周总理是否会不高兴,然而周总理却很豁达,他说乒乓球不要老是我们东方人垄断,今天欧洲人赢了我们也是好事,可以促进我们。周总理的远大目光,令人钦佩。

    说完乒乓球,周总理话题一转,就谈到围棋。今天在座的有各界这么多代表人物,而周总理首先说的却是围棋,真使人想不到。

    周总理说:“日本有个中国棋手,叫吴清源。他的棋很好,很有影响,我们应该做他的工作,请他回祖国看看。如果请一次不行,下次再请,第二次不行,第三次再请嘛。”

    当有人说到日本还有个中国棋手叫林海峰时,周总理说:“请他一起来。”

    周总理又说:“有人要撤销围棋,借口说围棋不属于体育项目。但这项事业总要搞嘛。我看放在体委也不错。”

    周总理接着问了我们围棋手的一些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周总理感慨地说:“陈老总去世了,中央没有像陈老总这样的人来抓围棋了。我们谁来关心一下?”周总理转向在座的**和耿飚等领导同志,逐个问他们会不会下围棋。周总理对围棋事业如此操心,不要说在当时,就是今天回想起来,我也仍然难以自制。

    从14日晚9点至15日凌晨1点,整整4个小时听着周总理的谈话。以前我虽几次见过周总理,对他十分崇敬,但亲自体会到他的伟大那还是在这4个小时。周总理和各界的代表作了谈话,他谈了不少在日本可能遇到的而出访成员未曾考虑到的事。周总理为大家考虑得那么周到令所有在座的人惊叹不已。周总理问到田中首相来中国时赠送的樱花树现在长得怎样了,有人作了回答,周总理让人马上去天坛公园摘下樱花树叶,让廖公(人们都习惯称廖承志同志为廖公)带上。廖公把这象征着中日两国友谊的樱花树叶小心地夹在笔记本中,揣在上衣的口袋里。后来在日本首相官邸会见田中首相时,廖公就把这意义不一般的树叶拿了出来赠送给田中首相。

    周总理和大家的谈话无法在此一一描述,然而他对文艺界的几位知名人士的讲话使我感触很深。周总理这么说:“你们如今有了成就,但一个人的成功是包含着机会和条件的。”(大意)是呵,一个再有天分的人,如果缺乏必要的条件和环境,缺乏某种机缘,那他也很难有作为。正如我们下围棋,如果国家不提倡,甚至处处禁止下棋,那高手从何而来?即使国家提倡,而你在穷乡僻壤,你的才能也将被埋没。周总理的这一番话说得很简单,但道理却十分深刻。我想一个人如果真正清楚主观作用和客观条件的关系,他就会变得理智,他就不会自负和傲气,就不会把个人摆到一个不恰当的位置。

    飞机在平稳地飞行着,我的心情可一点也不平静。几个小时之前周总理接见的情景在我的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周总理那令人神往的风采、那精辟深邃的见解,尤其是对工作一丝不苟、高度负责的精神,已深深烙在我的记忆中。然而最令我难忘的是周总理对围棋事业的关心。这次我能作为廖代表团的一员,也是由于周总理明确地指示要有围棋手的代表参加。周总理为祖国这一古老艺术的保留和发展操了多少心呵!

    我感到很奇怪,自己的精神怎么这样好?周总理接见之后,我到了附近的中日友好协会,把周总理对围棋方面的指示整理出来。清晨我赶着头班车到了围棋集训队,我要尽早地把喜悦让大家分享。我似乎没意识到自己一夜未眠,一个人处于高度兴奋状态恐怕是不会感到疲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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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六章 廖承志代表团(2)



    我看了机舱内和我同行的代表团成员,有这么多各界的代表人物,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代表团,实际是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代表团中有几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如楚图南、谢冰心、董其武和马纯古,他们都德高望重,但却很随和、平易近人,他们对自己要求甚严,在出访前的一段学习期间,无特殊情况,他们从不请假和迟到,且学习认真,令人可敬。

    代表团的成员大多相处融洽,关系甚好。不少前辈对我亲切关怀,并和我成了忘年之交。但也有那么几个人令人侧目,那是于会泳和浩亮等“四人帮”的几个红人。出访前的一段学习,他们几乎从不参加。如果有人问他们为何未来学习,回答得很干脆:“我太忙。”或者“我排戏重要。”只有他们忙?他们重要?难道其他人都是吃闲饭的?

    离日本越来越近了。每次访问日本,我总是作为围棋代表团的一员,参加这样的代表团我还是生平第一回。但我想,到了日本,日方必然会给我安排对局的。一个围棋手不下棋就失去了意义。可叹我在棋艺的道路上已停顿了多年。想到1966年来我国访问的石田芳夫、加藤正夫和武宫正树几位年轻棋手,那时才二段至四段。这几年中,我们的棋艺都得到飞跃,在日本都是棋坛的佼佼者。此时石田芳夫正独霸棋坛,战绩辉煌。相比之下,感慨不已。这次到日本能否和他们对上一局呢?即使有这样的机会,我的实力能否和他们抗衡呢?

    要不是“文革”,也许我并不比上述几位日本棋手差。我总是充满自信的,但我已是快30的人了,提高棋艺的黄金时代已过去了。我是否只能起到桥梁作用?我是喜欢搏斗、喜欢冲锋陷阵的,但命运似乎在作弄我,在折磨我!

    值得欣慰的是我国的围棋事业终究又在发展了。在1973年这一年中,全国各地办了不少训练班,陆续培养出一批好苗子。较突出的有上海的曹大元、钱宇平和杨晖,浙江的马晓春、河南的刘小光以及江苏的邵震中等等,他们是围棋事业的未来和希望。在国家集训队中除了聂卫平、华以刚、邱鑫、曹志林以外,广东的陈志刚和陈嘉锐等也都年轻有为。特别是我们的女棋手显示了出色的才华。当时孔祥明18岁,陈慧芳19岁,小孔杀法犀利,小陈稳健含蓄,两人的棋路截然不同,但素质均为上等。她俩在对局时有一共同之处,即不动声色,很沉得住气。小孔只要一坐在棋桌旁浑身就像凝固了一般,两眼始终盯着棋盘,其势咄咄逼人,令对手望而生畏。小陈则毫无表情,总是深思熟虑,读秒时丝毫不乱,指挥若定,其大将风度令很多男棋手自叹不如。后来小孔在棋艺上步步登高,在各种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小陈原本也可能有这般作为,只可惜她过早隐于情网,难以自拔。每当我想到小陈,总是替她惋惜。

    我自然又想到陈老总,他在世时曾说过:“等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后,我要带一个围棋代表团访问日本。”如今中日关系正常化了,我也作为围棋手的代表访问日本了,但陈老总的这一愿望却无法实现了。想到这里,伤心不已!

    中日两国有过很多次的围棋交流,我多次访日都深感日本人民的真情实意。日本对我来说具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犹如我的第二故乡。8年过去了,我又要来到这里,想到此处,激动不已。

    不知听到谁的声音:“看,东京!”我从机窗往下看,可不是,东京就在下边。东京多美!以往几次抵达东京都在晚上,只能欣赏其夜景。今天是阳光普照,碧空万里,东京市五彩缤纷,绚丽夺目。飞机在机场停稳了,机场上铺着一条长长的红地毯,地毯旁站着很多日本官员以及各界、各团体的负责人。在这长长的欢迎行列中我看到了几位老朋友,他们是多年从事日中友好活动的知名人士。我还看到了西园寺公一,他这次担任着廖代表团欢迎委员会运营委员长的重要职务。西园寺先生曾在中国居住过多年,因此我早就和他认识了,他还是陈老总的棋友呢。

    我们代表团一行除了团长等少数人坐小卧车外,其余均乘坐豪华的旅游车。这种旅游车内设置着一个个极讲究的大沙发,沙发中有大茶几,车中还安放着彩色电视机及各种冷热饮料,真是应有尽有!对于这次访问,日本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尤其在保安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如果代表团全体出动,全程配备3000名警察。各种警车前呼后拥,气势壮观。沿途的警察都拿着报话机,及时与前方联络。这样,代表团在行进中不会遇上红灯,在交通拥挤的东京市能畅行无阻。天空中还经常有两架直升飞机来回巡航,完全是国宾待遇。在廖公的身边始终跟随着两名保镖,每次外出他俩都紧挨在廖公左右。如果欢迎人群或记者过分靠近,他俩就会毫不留情地将这些人推开,有时他俩的动作似乎有些过分,但为了尽其责任可能也是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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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六章 廖承志代表团(3)



    这次代表团由于包含了各方面的代表,因此就必须分头应付各界的欢迎活动。代表团的秘书组为了全团的日程安排,每天工作至第二天凌晨,辛苦不堪。围棋界就我一人,于是我经常是独立作战。一个人去参加各种外事活动,多少有些棘手,好在都是围棋界的朋友,因此很少拘谨,倒是欢愉畅快。刚到日本时,东京的围棋界要在日本棋院举行一个欢迎会。我请国家体委的赵正洪同志一起参加,他同意了。我将此情况告诉了日本棋院,他们为此作了准备。谁知后来有一个乒乓球的欢迎活动,与这次围棋活动在时间上有了冲突。在我国的一些人看来,乒乓球无疑比围棋重要,因此赵正洪同志就改变了计划,去出席乒乓球的活动。这下可苦了我,我想日方对赵正洪出席已有了准备,我如何交代?慌乱之中我拉上了外交部的丁民同志一起去。我俩来到日本棋院的大门,接待人员一看赵正洪没来,也有些手足无措。他们在二楼的大厅中和佩带的红花上都已写好赵正洪的名字。突然的变化把这些接待人员忙坏了。

    数年前的日本棋院还是一幢老式的日本式房屋,如今的日本棋院已成为一座8层大厦,变化真不小!刚跨进棋院就有几位记者问我:“你看到这建筑有何感想?”“这是日本围棋事业发展的象征。”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这么回答的。

    日本棋院的一楼设有小吃部和小卖部。二楼有一个可容纳600人同时对局的大厅,大厅可拦开分成几个小厅。日本围棋界经常在这个大厅中举办各种类型的比赛、快棋表演以至酒会等活动。平时业余围棋爱好者可在此自由对局,也可花钱请职业棋手讨教一盘。后来的不少次中日围棋比赛以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也在这个大厅中进行。三楼和四楼是棋院的各种办事机构,自棋院负责人会见外宾的客厅直至各种书刊的编辑部,均集中在这两层。五楼和六楼是职业棋手的赛场,这两层中有大小不等的各种赛场,房内都是“塔塔米”。有几间只能安放一局棋的赛场是职业棋手进行重大比赛的特别对局室,这种对局室布置精致,格调高雅,还具有闭路电视的设备,可供棋院其他场所观看。七楼和八楼是旅馆,可供外地棋手来东京比赛时住宿。这是一个设备完善的现代化的棋院。我不禁想我们的祖国也应有这样一个棋院。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又是围棋的发源地,我们的棋院理应比日本棋院更壮观、更完善。我回想起陈老总在世时曾多次说过我国要盖一所棋院,“文革”前有位体委的负责人问陈老总是否把棋院盖起来,陈老总说:“等我们的水平提高些再盖吧。”谁知夜长梦多,时间过去近20年,这个棋院还未能成为现实。

    我们来到二楼大厅,只见数百人济济一堂。这其中不但有众多围棋手,还有不少政界和财界的头面人物。而与此同时的乒乓球欢迎活动才30人左右,两者无法相比。在日本,乒乓球怎能和围棋的影响相比呢?我们和日本交往为什么不更多地考虑日本的国情而要把自己的国情加在别人身上呢?我心中不免埋怨赵正洪同志,今天突然改变计划是多么不妥!不过后来又觉得此事实在不能怪赵正洪同志,换一个人恐怕也会这样。因为我们这么办事惯了,我们的一些观念已是固有的了,譬如乒乓球当然比围棋重要,至于在日本围棋远远比乒乓重要,那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招待会一开始,首先举行追赠陈毅副总理名誉八段的仪式。日本棋院理事长有光次郎登上台宣布了这项决定。陈毅副总理的名誉八段证书的填发日期,采用中日两国联合声明发表的日期——1972年9月29日,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我从有光次郎先生手中代替陈老总接过了名誉八段证书。我既喜又哀,喜的是陈老总虽然去世,但他不仅被中国人民也被日本人民深深地怀念。哀的是陈老总未能看到这一天,本来应当由他亲自接过这张证书的。我想到10年前日本朋友授予他名誉七段证书时他是那么的喜悦,今天他如果在场,不定有多高兴呢!我手捧这张证书,百般思绪汹涌而起,本想用日语说一句谢谢,但怎么也发不出声音……

    酒会上大多是我熟悉的老朋友,多年不见,自然很亲切,双方都有很多话要说。可是我只一张嘴,哪里应付得了?我只能与一些最熟悉的老朋友三言两语地打招呼。近两个小时后,酒会宣告结束。日本朋友赠送了我和丁民同志每人一个讲解围棋用的大磁石棋盘,后来这两个棋盘对我国围棋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我是个棋手,棋手之间最好的交谈莫过于“手谈”。日方的欢迎委员会收到了一封又一封的要求“一定要下一盘”的信件。这绝不是单纯的为了要跟我下一盘,而是日本人民想和中国人民交流情谊的强烈表现。在我访问期间,日本围棋界和新闻单位替我安排了不少有意义的对局,对此,我是由衷的高兴。廖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进行拜访、参观等友好活动,只有我不但要参加代表团的一些重要活动,还要进行一系列激烈的比赛。旁人体会不到我的辛苦,但旁人也享受不到我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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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六章 廖承志代表团(4)



    我的第一场比赛是跟日本的著名棋手藤泽秀行九段。藤泽九段在当时还未获得“棋圣”称号,但他的棋艺早已被日本棋界所推崇。我们的比赛安排在日本式旅馆“福田家”,这家旅馆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在这里不但进行过不少次日本的重大棋赛,而且以前我访问日本时也曾在此住宿。对局在下午开始,观战者中有西园寺公一先生。他身为欢迎廖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但只要有可能,总是来观看我的比赛。我在日本共赛了9场,他居然观看了8场,只有一次因实在脱不开身没来。我虽然知道西园寺先生爱好围棋,但兴味如此之浓还是令我惊讶。这天做记录的是女棋手小林千寿四段,她在不久之后即获得日本女子本因坊称号。

    我对藤泽九段是执黑先走。说实在的,对局前我心中不太踏实,7年未下棋了,免不了生疏些。但开局后不久,我的自信恢复了,我从不是悲观论者,何况这局棋我发挥得不错,前半盘我占了优势。藤泽九段不愧是高手,处下风而不乱,冷静地等待时机。而我毕竟多年未下棋,最后有几手不当,终于以半子惜败。这一局棋意味着中日两国围棋交流的恢复,因此意义不小。日方很重视,《读卖新闻》用整版作了报道。

    第二场比赛的对手是加藤正夫。加藤在1962年时访问我国,那时虽只四段,但锋芒已显露。如今虽是七段,但其实力和九段不相上下。他和石田芳夫一起成为日本新一代棋手的代表。加藤的棋风和我一样都是力战型,日本棋界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做“刽子手”,这足以说明他凶狠的棋风。日本的职业高手和他对局,如稍一不慎就可能“大龙”被擒。我和加藤一交手就杀得火星迸发,硝烟滚滚,最后我好不容易以一子半获胜。局后大竹英雄九段问我:“陈先生,你的棋为何这么好杀?”我回答说:“我讨厌收官。”加藤听了微笑着说:“我和你一样,也不喜欢收官。”

    后来我们一起用晚餐,在座的除了加藤和大竹外,还有石田芳夫和女棋手木谷礼子等年轻棋手。大家年龄相仿,不乏共同语言。木谷礼子再三请我和他们一起玩棒球,我也想和他们热闹一番,无奈代表团活动安排太紧,难以有此机会。我身旁还坐着一位胖胖的老人,我以为他是日本棋院的代表,当时只顾和年轻棋手欢谈,也没在意。不知谁说:“今天宇都宫德马先生观看你们的对局,他很感兴趣。”我早就听说宇都宫德马先生的大名,但我对局时聚精会神,目不斜视,哪有心思留意旁观者。我说了句:“宇都宫先生也来了?可惜我没见到他。”有人笑着说:“他不就在你的身旁。”我这才恍然大悟。宇都宫先生头上已布满银丝,神情很慈祥。他在自民党中是独自一派,有较高的声望。后来他请廖代表团到他家中作客,在硕大的花园中搭上很多彩色帐篷,还请了不少厨师烹调出很多美味可口的佳肴。宇都宫先生还特意把我带到他的住房,拿出他心爱的棋子棋盘给我欣赏。爱好围棋的人对于棋手总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在东京紧接着又进行第三场比赛,我的对手是业余棋手菊池康郎。菊池是我的老朋友了,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强劲的对手。比赛那天,业余棋界的老前辈安永一先生和另几位业余高手均聚集在赛场。赛前安永和菊池等人再三提出要我让先和菊池比赛,我做梦也不曾想到他们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实在把我估计得太高了。我想自己即使比菊池强一些也是微乎其微的,岂能让先,虽然他们再三提出,但我持坚决态度,因此还是分先比赛。这局棋我虽然赢了,但也历尽辛苦。

    可能是太疲劳的缘故,代表团到达名古屋时我感到浑身不对劲。好在与我住同一房的是位大夫,他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内科副主任,叫陈木森。陈大夫给我作了检查,量了体温——39度,马上给我打针服药,总算控制了病势。

    名古屋设有日本棋院的分部。我们刚抵达名古屋,岛村俊宏九段、岩田达明九段等就来到我们下榻的旅馆。他们恳切地希望我能在名古屋和他们的棋士交流一局,我也何尝不想学上一盘,但身体太不争气,代表团的同志再三婉言谢绝。岛村和岩田显得很失望,我也感到过意不去。我知道他们想安排一局棋的目的绝非单纯为了输赢,主要是为了友好,为了表示对廖代表团的欢迎。岛村和岩田两位九段都作为日本围棋代表团的团长访问过我国,他俩不但具有高超的棋艺,而且为人正派、诚恳、热情,实为优秀棋士之典范。他们虽然失望而归,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真挚的情意久久地激动着我。

    按原计划,自名古屋开始廖代表团将兵分几路访问。代表团的团部,即团长廖公及部分成员在大阪等地活动,其余的人兵分三路到各地访问。有一路往北海道,还有一路南下冲绳岛。我心中很想去冲绳岛,因为这个吸引人的美丽岛屿我们围棋代表团是很少有机会去的。可惜我病体缠身,只能随团部活动。路走少了,棋可下多了。日本围棋界都希望和我多下几盘,我作为棋手当然也有此愿望。只是身体异常虚弱,这对一个棋手来说是最大的不幸。当比赛需要你付出大量体力和精力时你却力不从心,当你在对局中下出一些本来不应该下的坏棋以至把一些不该下输的棋下输,其懊恼和痛苦谁能理解和同情?只能自认晦气。我自大阪开始进行了多场比赛,一局接一局失利,心中说不出的难受。有几局棋输得太冤枉,最突出的是和石田芳夫的一局,那天中午封盘时形势难分难解,可下午我很快取得优势,其优势之大简直令自己都怀疑。可惜在关键时刻我松了劲,莫名其妙地被石田翻了盘。石田是日本的“本因坊”,代表着当时日本围棋界的最高水平。本来我败在他手下不足为奇,但从这盘的内容来看却很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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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六章 廖承志代表团(5)



    整个廖代表团,除我一人都是轻松愉快的访问。到处是笑脸、鲜花和礼物,而我则老是在赛场上角斗。自大阪开始我一直被失败的妖魔纠缠不休。代表团中有人跟我说:“你就别再下了。”但是,一个真正的棋手哪有打退堂鼓的?棋手可以不要命,但就是要赢,要胜利!

    我从大阪开始连输了5局,惨不可言。尽管如此,我的信心却比刚抵东京时增强了。起初我因7年没比赛心中很不踏实。通过这些对局我感到自己并没倒退,即使跟日本最强棋手对局,虽然水平有所不及,但也并非不能抗争。我虽然停顿了7年,但我还能奋起直追。

    访日的最后一场比赛的对手是吴清源,这是我渴望已久的对局,也是我多时的梦想。1964年我曾到他家和他会了一次面,但那次没能讨教一盘,终觉遗憾。9年之后的今天终于如愿以偿。5月15日下午,我们驱车前往进行比赛的住友会馆。日方的保安措施太周到了,我一个人外出要动用几辆警车共10多名武装警察跟随着。人是10倍地安全了,但我心里十倍地不安。

    住友会馆的赛场相当豪华。对局的虽然只有我和吴清源两人,但众多的观战者、工作人员、记者以及保卫人员,使宽敞的比赛大厅并不冷清。吴先生已先到了。他的头发在9年前还是黑黑的,那时的他举止洒脱、神采飘逸,如今头发却已是白方占了优势,背也有些驼了,岁月不饶人呵!相比之下,我是正当人生最好的年华。此时我已不是以前那种瘦弱的书生,而是体格壮健的男子汉。从生命这个角度来说,我是旭日高升,而吴先生则是夕阳西下。但吴先生在我这个年龄时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是世界棋坛的巨匠。三十而立,吴先生在他的青年时代做到了他所能做的而别人所达不到的。可我呢?我没能做到我本来可能做到的,我没能达到我本来可能达到的。从这点来说,吴先生的过去是灿烂的,吴先生的现在是坚实的,那么我呢?

    我和吴先生都为这次见面而高兴。吴先生还是用那一口老北京话跟我侃侃而谈,他拿出几本新出版的自己的著作赠送给我,我也还赠了礼物。此时我不禁想起顾水如先生,他如在场看到自己的两个爱弟子(日本人称自己钟爱的弟子为爱弟子)亲切交谈不定多高兴呢!

    与吴先生的对局经过在这里不叙述了。我虽然获胜,但与吴先生对局的输赢是次要的。吴先生已不是全盛时代的吴先生了。如果在10年前我胜了他,那末情况就不同了。如今由于年龄和健康等诸种因素,吴先生的棋力已有所衰退。但不管怎样,能与这位艺术巨匠手谈一局是非常幸运的。我想今后有这种机会的人越来越少了。直至如今,在我的心目中,吴清源先生在围棋史上是才华最卓越的一人,也是对围棋艺术贡献最大的一位艺术大师。

    对局结束时,代表团的赵正洪和孙平化两位同志也来了。我们和西园寺公一先生等共进了晚餐。我们谈到希望吴先生回祖国看看,吴先生也表示有此愿望,并说待他健康好些和夫人一起来中国。我想任何一个从祖国出去的中国人都会有回国看看的愿望。遗憾的是10多年过去了,吴先生还未回来过,不过我总是期待着那么一天。

    访问快结束了。这次访问作为一个围棋手的我来说是相当成功的,因为这意味着中日两国围棋交流的恢复。日本围棋界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安排了9场有意义的对局,我深深地感谢他们!日本的杂志上说我成了围棋大使,这是个令人愉快的称号。作为整个廖代表团,成绩就更大了。这次访问掀起了中日友好的新**,代表团每到一地,都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两国人民的情谊是那么的至诚至深,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共同愿望是那么强烈感人!日方的各党派、各团体竞相安排欢迎活动,代表团收到的礼品简直成灾,使几位礼宾人员忙得不可开交。我收到的礼品大多是棋书及棋盘棋子,有不少棋书我不知是哪位朋友赠送的,因此也无法表示谢意。在一大堆的围棋书籍中有三部同样的《历史围棋名人打棋大集》,这恐怕是最有价值的一部书。其中有一部是安永一先生赠送的,他为了买这部书跑了好几家书店,实在令我感动!我就把安永先生赠送的这一部书留在家中珍藏起来,其余所有书籍和器材均交给了我们的围棋协会。这些书籍和器材对我国围棋水平的提高和围棋事业的开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廖代表团返回北京后即解散,大家各奔东西。后来我较少和这些相处了一个多月的朋友们重逢,偶尔见面,彼此十分喜悦,而且总使我回忆起那次有意义的访问。如今,代表团中“四人帮”的红人已得到应有的下场。有几位可敬的老人已先后和我们永别了。特别是廖承志同志,他的去世是我们祖国的一大损失,廖公为人慈祥,幽默,可敬,可亲。他一点架子都没有,见到我总是笑眯眯的,说说话就往我身上捅一拳。这一拳总是捅得我心里暖烘烘的。他从小在日本,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日本话,而且爱吃日本菜、爱睡日本的“塔塔米”、爱看日本的电视。他看电视时很入神,如果你在他身旁请他讲讲电视中的内容,他就回过头来给你做个鬼脸,然后又专注地对着电视的荧光屏。如果有人说他太胖了,他会有趣地拍拍自己的肚子,显得很得意。他非常爱吃,尽管他的健康状况需要他节食,但到了餐桌旁他就会失去控制。他的夫人经普椿同志是位出色的生活监督,在饮食方面对廖公起着有效的约束作用。一次吃自助餐,我跟廖公说:“我替你去打一盆菜。”他说:“好呵!”我就给他端回满满的一盆,他兴味十足地将盘上的一切扫荡干净。他有这样的豪兴,我就有再端一盆的激情。我说:“我再替你去打一盆!”“好!”他回答得那么快活、那么干脆。但是,只听一声“不行!”呵,他的夫人又对他实行管制了。尽管一个是团员,一个是团长,但团长乖乖地服从了。

    廖公真是个好人,我们都那么爱他。廖公在当时只是中日友协会长,在政府部门中连个部长也不是,但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尊重他。他在日本受到的是最高级的国宾待遇,他所到之处,自市民至国会议员都发自内心地欢迎他。之所以这样,并非因为他的官职,也并非因为他是代表团的团长,而是因为——他是廖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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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七章喜事和丧事(1)



    我作为廖承志代表团的一员访问日本受到了全国围棋界的关注。回国以后每天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信件,寄信人十有八九是素不相识的。这样的情况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广大围棋爱好者和体育工作者对祖国围棋事业的关心、希望和热情更加强了我对围棋事业的责任感。收到的信太多,无法一一复函。在众多的来函中免不了有些趣事,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位青年找爸爸找到了我身上。这位青年是四川人,他的父亲早已失踪,失踪的父亲恰好姓名与我相同。当这位青年从报上看到我的名字后,可能是思父心切的缘故,认为只要叫陈祖德的就必然是他父亲,于是迫不及待地给我来了信。我实在不忍心让这位青年失望,但我只能写信告诉这位28岁的青年——我只比他大1岁。

    我对日本的访问也触动了日本围棋界,他们决定于7月份派一个围棋代表团来我国访问比赛。在7月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围棋集训队决定兵分两路到全国巡回表演,以推动各地的围棋活动。一路往西,沿途经过郑州、成都、重庆、武汉和广州;另一路往东,路线是合肥、芜湖、南京、杭州和上海。我和几位棋手走东路。我们一路上不但和当地的棋手进行交流,而且每到一地都进行公开表演,每次表演都吸引了很多观众。即使是芜湖这样的城市,表演场地也挤得水泄不通,实在出人意料。在芜湖表演前,市委书记请我们吃饭,那天晚上是我和黄良玉表演。良玉一喝酒就上脸,两杯酒下肚,就成了不用化装的关公。当我们走进赛场时,我听到有的观众说黄良玉:“他酒喝得这么多还来表演。”不过我看那天的观众也都醉了——陶醉于我们这场围棋赛了。

    每次表演时都有一位棋手为观众进行讲解,我们东路的讲棋主要由曹志林担任。小曹只要一开始讲棋,全身的细胞就都活动起来,全部的灵气都焕发出来了。他的思维随着意识的流动时时闪出奇想,他的讲话随着灵感的闪现常常妙语连珠。不要说棋迷们听了为之倾倒,就是几乎不懂棋的听了也会笑口常开。

    曹志林的讲棋一路博得喝彩,可到了巡回的终点站上海却遇到了麻烦。上海的围棋基础较好,不少爱好者正因为有了一定的棋艺水平,所以就墨守着一些陈规。当他们头一回看到围棋表演居然有人讲解就不以为然,可能是认为小看了他们的水平或干扰了他们的思路。小曹没讲上几分钟下边就递上纸条,要他别讲。纸条接二连三递了上来,小曹为难了,来到我的身边轻声地问:“怎么办?”我正在下棋,无法多考虑,只能说:“再讲下去看看情况。”小曹壮起了胆子继续讲棋,但他看到的是条子越递越多,而且还有人高声抗议,小曹简直觉得没法下台了。可是那些不抱偏见的围棋爱好者已经感到讲棋能提高他们的理解水平,能活跃他们的思路,于是要求继续讲棋的纸条和呼声也随之而来。两种呼声此起彼伏,可怜的小曹简直像在发表竞选演说,听众分成了支持和反对两大派。好在支持讲棋的压倒了反对派。小曹终于坚持讲到最后。从此上海的围棋爱好者便接受了、习惯了、爱上了这一新事物。今天如果在围棋表演赛时没人讲棋,上海的观众又该递条子,又该提抗议了。

    那天还有些趣事。对局结束后小曹让我谈一些感想。在我讲话时小曹有时故意提出些问题,这些问题有助于启发爱好者的思考。谁知竟有自命不凡者气势汹汹地走到台前指着小曹说:“你这臭棋在这儿瞎说什么?!让陈祖德一人讲!”这种围棋爱好者为什么不爱护我们的小曹、不爱护每一个围棋手呢?

    表演结束后,我刚要离开表演场地,忽然被一位爱好者一把拉住:“祖德同志,你在1962年10月号的《围棋》月刊上评的对菊池康郎的一局棋说白24手是妙手,我看不对。”“噢,你认为怎样呢?”这位爱好者就说出一大套他的“高见”。我很叹服他的膨胀的自信心。这样有特色的围棋爱好者也只有在上海才能遇着。

    然而话又要说回来,我们需要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围棋爱好者。对我来说,任何围棋爱好者都欢迎。他们都有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点,即对围棋的爱好,有这一条就够了。围棋爱好者是围棋事业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当然越庞大越好。

    1973年的巡回表演非常成功。围棋事业被视作“四旧”撤销了数年后终于恢复了名誉,这次巡回表演是趁热打铁,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的围棋活动。

    巡回表演结束马上赶到北京迎战日本队。这次日方的阵容非同小可,在8名棋手中有6名职业棋手,其中坂田荣男九段、本田邦久九段、石井邦生八段和加藤正夫七段均是日本第一流的高手。两位业余棋手是菊池康郎和西村修,他俩是业余围棋界的超级棋手。我方迎战的阵容以吴淞笙、王汝南、罗建文和我为主力,有人说这是中国的“四大金刚”。较年轻的棋手如华以刚、黄德勋和聂卫平等人棋艺都有长进,但其声望和经验稍逊于上述几位。

    这次在北京赛3场,郑州和上海各赛两场。北京的3场成绩不佳,“四大金刚”全军覆没。亏得黄德勋等个别人争气,才免吃大鸭蛋。

    北京的第一场我的对手是坂田九段。坂田来我国前说:“1960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和16岁的陈祖德对局,事过13年能再和他对局非常愉快。”我也是和他同样的心情。1960年我惨败的那局是难忘的,这一次我决意和他好好斗一斗。但我终究停顿了7年,这是很不利的一个因素。这次交锋坂田九段显然比1960年谨慎,不过他有时还要站起来观看其他几局比赛。中盘时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没逮住,很可惜。最后我的黑棋还不出子,以二子之差败北。坂田九段胜了这一局之后以破竹之势一一击败对手,且一盘比一盘下得快,其威势慑住了大部分中国棋手,不少棋手甚至不敢借此机会向坂田九段学习一局。其实坂田九段每赛一场其轻敌情绪就增加一成,这就使得我方棋手取胜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上海的最后一场比赛沈果孙奋勇接战,他执白对付这位强大的对手,似乎取胜无望,可是出人意料,沈果孙痛快地取得了胜利。这看来很偶然,但其中包含着必然。坂田九段输了之后对沈说:“这是你毕生的杰作。”说实在的,执白棋能胜坂田九段的确战绩辉煌,值得自豪,但这句话出自坂田九段之口又很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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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七章喜事和丧事(2)



    我在北京连输了3场,到郑州接着上第四场。要不是我以往的成绩和自己不服输的劲头,连失3城无疑失去了再上场的资格。第四场我的对手是关西棋院的太田正藏六段,我拿下了这局之后风势突变,之后又接连胜了石井邦生八段、加藤正夫七段和菊池康郎。我跟菊池这一战是整个比赛的最后一场,本来这一场我想再跟坂田九段下一局,谁知菊池下了6局竟未败1局。如果让一位业余棋手在我国保持不败实在不太体面,于是决定让我在最后一场迎战菊池。我以前虽曾胜过菊池,但这一战是势在必夺,压力不小。在我和菊池的对弈过程中,日本棋手也很关心,有几位棋手不时离开自己的战场来观看我们的局势。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何对这一局如此关心,可能有这样因素:日方的职业棋手基本上都输过了,如果一位业余棋手保持不败而归,职业棋手未免不大光彩。

    我在三连败后虽然能四连胜,令我感到振奋。如果我第四场还是输了那该怎么办?这种可能当然存在。我在每次比赛结束后经常会回想比赛中的凶险情况,想起来真令人后怕。但是作为一个围棋手在比赛中能考虑这么多吗?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只能勇往直前。这跟战士一样,当他迎着呼啸而来的弹雨冲锋时,即使他看到周围的战友不断倒了下去,即使他明白再前进是九死一生,但是除了前进他能想到其他吗?

    这次中日围棋赛,我国棋手的成绩不理想,14胜40负2和,比分较悬殊。其实也不足为奇,一来我国的围棋运动停顿了多年;二来这次日本的阵容很强,实在不易对付。然而令人高兴的是通过这次比赛能够看到围棋在我国仍有所发展。我们每到一地都进行大棋盘讲解,各地的爱好者踊跃观看。“文革”是一场浩劫,从个人到国家,无不蒙受损失,围棋也不例外。但“文革”期间社会上产生了大量的逍遥派,这些逍遥派使围棋爱好者的队伍大大地扩大了。尽管国家不提倡了,公园和茶室等公共场所也挂上了禁止下棋的牌子,但围棋仍在进一步普及。事实证明,那些有强大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的事物是任何人也扼杀不了的。

    1973年的短短半年多时间真够繁忙的,围棋集训的恢复,随廖代表团访日,巡回表演直至中日比赛,忙得不亦乐乎。中日比赛后,我终于喘了口气。我已29岁了,应该有个家了。我和敏之谈了我的想法,就像打乒乓球似的一下把球发了出去。敏之是从不娇揉作态的。她也像削回一个球似的一下就同意了。我乐极了。也就是在这年春天,父亲得到了平反。他被批斗了多年,连工资也没有。个人的苦难不用说,整个家庭的生活也受到很大影响。这几年中,我有些积蓄全数给了父母亲,那是微不足道的。我从来同意父亲的观点:钱是最不值钱的。但如今要办婚事我还是两袖清风可怎么办?虽然敏之丝毫不世俗,从不过问我的经济状况。她选择对象的时候绝不包含经济因素。但我一贫如洗,真觉得对她不起。也算是我有福分,我父亲平反后,他的工资一补发,就给了我在当时看来相当可观的一笔钱。我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事后我把这一切告诉了敏之,她表情平平,几乎没有什么反应。我愈发觉得她的可爱。我到市场上买了些必需的家具,这些制作粗糙的家具在今天看来很多人会认为太土气,应该更新换代了。而在我俩的眼中,还有比这更好的吗?我们兴致勃勃地搭起了我们小小的金窝。

    在这段时间里,我充满着喜悦,无法抑制的喜悦。一次敏之跟我说:“你这个高兴劲,要小心乐极生悲。”

    敏之简直是个预言家,正当我感到一切都那么美好时,我的父亲病了。我父亲近60岁,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未病过。他那高大强壮的身躯、那令人惊讶的食量、那乐观豁达的性格,使病魔无法接近。但“文革”中他被长期批斗,终于让病魔乘虚而入。我父亲的年龄将要退休,本来他满可以度一个清闲安逸的晚年,他可以看到自己的几个子女在事业上的不断上进,也可以看着他所宠爱的第三代幸福地成长。每天晚上他可以在家中享受着人间乐趣。他很喜欢和我及弟弟三人一起欢饮。他举兴致勃勃地买上几斤加饭酒,将它倒在心爱的酒壶中烫热,桌上再摆上一砂锅他最喜爱的腌鲜汤……他还一定会教自己的第三代学习古文和下围棋。亲友的一些孩子在他的影响下都学会了围棋,父亲不但教会了他们,而且每教会一人都要赠送一副围棋子。这样,有的朋友到我家找我下棋,我每每拿不出一副棋子,不得已只能上商店再买一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得可怜的玻璃围棋子,配上一个很大的纸棋盘,简直不成体统。我看到不少围棋爱好者家里都珍藏着好些精致的棋盘棋子,而我这个全国冠军的家中却使用着不能再差的围棋子,造成这种哭笑不得的局面都是因为我父亲的美德。

    像我父亲这样的身体和性格,本来是应当长寿的,他这样的人活在世界上,是对他周围的人都有益的。可苍天对他太不公道了,他刚脱离了苦海,就遭到体内凶残的敌人——癌症的袭击。也正因为他原来的体质太好,因此病势较轻时并无觉察,等他感到不舒服时已病入膏肓。在我结婚的前些时候父亲已感到很不对劲,浑身无力,没有食欲,体重直线下降,平时走10分钟的路程现在要很艰难地走40分钟。去医院检查多次均无结果,医生认为是肠胃病。有人建议拍张消化道的照片,老百姓要拍这么张照可不容易,一般要等上两三个月。我父亲如此病重再拖上几个月还了得?于是就设法“走后门”,走后门并非正道,但当你走投无路时不走后门又奈何呢?好不容易拍了照,依然找不出症结。

    我和敏之的婚礼定于国庆节。父亲和弟弟一起动手把上海家中的卧室粉刷一新,给我们来沪时作为新房。父亲的体质已虚弱不堪,但还辛勤地操劳了几天。如今我回想起来还直难受。作为一个父亲,他为自己的孩子尽了一切。

    婚礼那天,我们在“新雅”饭店设了三桌,来的都是双方的亲属,非常简单。每一桌才30元,但比起今天的60元一桌却丰盛不少。敏之是穿着一身家常布衣来的,恐怕是这个饭店里穿得最不起眼的一个顾客了。在我们这三桌里到底谁是新娘呢?一些服务员都认不出来。父亲因病早已滴酒不沾,但这天他再度捧起酒杯,也许他是为了不使大家扫兴而故意振作精神。这是他去世前最后一次拿起酒杯。父亲一脸的病容在我的心灵里投下了不祥的阴影。

    这年11月在郑州举行围棋邀请赛,我因腰疼未作为选手上场,但我还是去观看了。我的腰疼是在干校劳动时造成的。跟随廖代表团访日前突然发作,不能起床,差点出不了国。从那以后不时发作,真是隐患。郑州邀请赛进行至一半时突然接到敏之来自上海的电报,说我父亲病重,让我速回。我大吃一惊,连夜返回上海。

    到上海才知父亲已住进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这是上海的中心医院,我父亲学校的合同医院。我去医院见到了父亲,他瘦得和以前判若两人,以前那魁梧的体躯如今成了个衣架子。可恶的病魔将一个好端端的人折磨成什么样子!

    医生替父亲作了全身检查,发现肩部有肿块,切片化验结果是癌症,已全身扩散。但还是查不出原发癌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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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七章喜事和丧事(3)



    我经人介绍,认识了上海市中山医院肿瘤科主任汤钊猷医生,于是请他去八院会诊。汤医生的医术真神了。他看了父亲住院后的X光片等各种检查结果,并全身检查了一遍就确诊是胰腺癌,而且还说出在胰腺的什么部位。事实证明,他判断完全正确。后来,我得了输血后的急性肝炎也被他一眼看出,所以我是极信服他的。医生诊断病情和棋手解答死活题相似,水平低的棋手面对一个较深奥的死活题,花再多时间思考也往往白搭,而一位高手只需稍加思考就能答出正解。遗憾的是医务界这样的高手还太少,多少人的病就是这样被耽误了,多少人的生的希望就是这样丧失了。

    父亲被确诊为癌症时已属第四期,即癌症的最后阶段。敏之和我想尽办法才把父亲转到中山医院。但父亲也只是拖延时间的问题了。我们都瞒着父亲,尽量不让他知道患上了这不治之症。父亲也始终“不知”他患的是什么病——原先我们真的以为他不知道,因为他既来之,则安之,泰然处之,甚至漠然置之。是的,他从来没有问过他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后来我们才想,正因为他从来也不问,才说明他是知道自己的病的。正如他被打成“黑帮”时从来没有向我们诉苦。他得病后直至去世也从来没有向我们提过一次他的病。父亲的度量,父亲的胸怀,父亲的始终为别人着想,父亲的始终独自承担苦难……我的父亲呵!

    一般人胰腺癌到了这么晚期生命就维持不了多久了。而我父亲凭着他原先不寻常的体质以及他至今不寻常的达观,他那生命的火花尽管那么微弱,但却久久不曾熄灭。他那顽强的生命力使医务人员也感到惊讶。

    转眼又过了半年,父亲的生命火花更微弱了。我因比赛和集训等任务不能常留在父亲身旁,姐姐就一直请假在上海。一次我从外地刚回上海,马上赶往医院探望父亲。父亲病得非常重,根本不可能坐起来,只有两条手臂还能无力地活动。他一看到我就淌下眼泪,恐怕是太想我的缘故。他让我扶他靠在床上。父亲瘦成那样,我又自以为力气不弱,谁知扶父亲是那么的费劲,因为父亲自己已使不上一点劲了。我心里好难受呵!父亲因肿瘤引起肠梗阻已动过手术了。医生打开腹部切除肿瘤时当机立断地切断了父亲的神经。如此虽对身体机能的调节有影响,但大大减少了病人的痛苦。我父亲因而直至临终都未感到疼痛,不然受的折磨要可怕得多。我不由想到医务界中对那些无药可救的垂死病人的“人道主义”,即只要能使病人多活一天,就要千方百计达到目的。殊不知这样做只能延长病人的痛苦。而且这些药物、人力何不用在可以救活的人身上呢?其实,只要病人及其家属愿意,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采取适当的措施让病人安息,或者叫安乐死,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才真正的符合人道主义。

    父亲见到我时心情很坦然。他让我打开床边一盒酒心巧克力,这是12个做成酒瓶状的巧克力,每个“酒瓶”中装着一种不同的名酒。我把装茅台酒的给了父亲,自己拿起装着西凤酒的。我俩好久没有对饮了,父亲特意留着这盒巧克力跟我作最后一次对饮。我们举起“酒杯”,一饮而尽。这最后一次干杯更加深了我们的父子情趣,也是父亲对我的最后一次祝愿。父亲对我从小就充满着期望,总希望我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他对我说:“你很快就要去四川参加全国赛了,我相信你能打好这一次比赛,我在上海等着听你的好消息。全国赛后你还要迎战日本围棋队,你又将在上海比赛了。那时我肯定已出院,等你比赛打好后我们再好好聊聊。”其实父亲清楚自己快不行了,但他不愿让我悲伤,更不愿因此而影响我的比赛成绩,才故意这么说的。他何尝不知道这次与我分别就是永别,他又何尝不愿拉着儿子再好好看一看、再多说几句永别前的遗言。以前我每次和父亲小别时,他尽管叮嘱了很多,但还总是不放心地再三这么说:“还有什么重要的话没有说?”如今我们要永别了,而父亲却那么坦然、那么果断。他能这样做需要多大的毅力呵!

    7月在成都举行全国围棋锦标赛。自1966年的全国赛之后已停顿了整整八年。多么漫长的8年!临行前敏之问我:“你这次比赛有信心吗?”“我一定还会得到冠军。”每次赛前我都抱着必胜的信念,没有这一条要取得好成绩怎能想象?

    这次比赛比起1966年的全国赛要艰苦不少。主要是年轻棋手有了显著提高,如黄德勋、华以刚、邱鑫和曹志林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聂卫平的成长已对我构成威胁。此外,我已是30多岁的人了,“文革”前才20左右,那时年轻气盛,比赛再辛苦也能较快地得到恢复。如今30多岁虽说是壮年,但毕竟与小伙子不能同日而语,要在短期内赛完20盘,每一盘棋又要紧张地熬过**个小时,精力和体力已感不支。尤其干校劳动给我带来了腰部顽疾,坐的时间稍长就痛得难以支撑。比赛时经常得用拳头顶着腰部,以加强腰部的支撑力。一场比赛下来每每顶得腰部一片紫红。比赛本应全神贯注,如今我却老得分心去顶腰,真是有苦难言!

    我不会忘记成都的围棋爱好者中有一位姓阙的大夫,他主动提出给我按摩治疗,帮助我解除病痛。每当我比赛后他就不遗余力地把我僵硬的肌肉放松。8月的成都炎热异常,坐着不动也相当难熬,何况使劲按摩。阙大夫为了我经常大汗淋漓、浑身湿透,真使我过意不去。我只要有可能就和他下上一盘,以此作为报答。围棋爱好者中热心人非常之多,这里无法一一列举。直到如今,只要某人跟我说他会下围棋,我就自然地感到和他的关系亲近了一些。我想围棋如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开展,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融洽不少,从而对促进世界和平也会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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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七章喜事和丧事(4)



    1974年的全国赛热闹非凡,除成人赛外,还有少年赛和儿童赛。少年赛选手的年龄限制在17岁以下,儿童则是12岁以下。参加儿童赛的小棋手引人注目,其中最突出的小棋手为浙江的马晓春和上海的钱宇平。小马10岁,小钱8岁。小钱在儿童组里最年幼,但他在比赛中屡战皆胜,把他的小哥哥们全数击败,为上海队夺得儿童组团体冠军立下战功。小马和小钱的才能博得众人好评,谁都认为他俩的前途无量。当时小钱可谓最有希望的苗子,他年龄最小,棋艺突出,特别是他身在上海,向高手学习的机会较多,无疑条件最优越。但实际上却不完全如此。小马在浙江省虽无上海那样高手众多,然而正因为如此,他在浙江得到了重点培养,在以后的多次全国赛中他都作为主要选手上场,大量的实践使他的棋艺得到飞跃,也使他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上海强手如林,一些全国第一流的名棋手由于名额有限,经常不能参加全国赛,这就自然轮不上小钱了。处在高手多的环境中反而提高得较慢,似乎很不正常,却也有其规律性。如今,小马和小钱都已成为棋坛高手,小马曾经领先一步,然而小钱奋起直追,已迎头赶上。我相信,小马和小钱这两员小将在一个长时间里都是竞争的好对手,我也相信他俩将不负众望,为提高我国棋艺水平尽到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次比赛我还算顺利,赛至一半我的优势已明朗。我不断把比赛消息向上海家里汇报,我想病重的父亲听到这消息会感到欣慰的。虽然我深信自己将再一次夺得桂冠,但父亲的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他是否能捱到我们比赛结束呢?

    为时1个月的比赛结束了。下完最后一局棋,我马上发出一信,我要把夺冠的喜讯尽快送到父亲那儿,能让他在临终前笑一笑也好呵!

    第二天中午成都市体委设宴招待所有选手和工作人员。这一天我情绪较好,看到我喜爱的杯中物,就开怀畅饮。围棋界的很多朋友热诚地前来祝贺,可也有几位好恶作剧的端着斟满烈性酒的大碗小碗和我干杯,这岂是干杯,而是干碗了。我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大碗小碗都往喉咙里一灌了事。如此无节制地狂饮,终于醉成烂泥一摊。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醉酒。晚上发奖,朋友们唤醒我时,我仍神智不清,凭着自己体质壮健,总算没在发奖仪式上出洋相。“人生得意须尽欢”,一个人在幸福时刻多饮几杯乃理所当然,即使大醉一场又何妨呢?何况能给自己留下难得的生动的回忆。当然,我绝不是赞成酗酒,但生活中有时是需要美酒做伴的。我们在生活中应当不断地奋斗,应当经受得起苦难,但我们也应当有欢乐的时刻、尽情享受的时刻。我们之所以要努力奋斗不正是要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吗?生活不应当永远像一杯白水,毫无生气,生活是变幻无穷的海洋,生活是气象万千的天空,生活是动人心魄的抒情诗,生活是灿烂辉煌的交响乐。

    生活呵,你给予我多少欢乐,又给予我多少痛苦!我清楚父亲很快将离开这个世界,我感到一丝安慰的是我能让他在临终前知道我比赛的成绩。这是距上次全国赛8年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赛,这是在我两次夺得全国围棋冠军后相隔8年又接着夺得的第三次冠军。父亲这一生就是希望我们几个孩子在事业上能有所成就。我最后能给予父亲的也就是这个第三次全国冠军了。但是比赛结束后的两天,有人告诉我父亲在我比赛期间就去世了。妈妈怕影响我的比赛故一直瞒着我,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这消息仍然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得了冠军的兴奋感顿时被一扫而光。我好不难过!

    回到上海我立即奔赴火葬场。我站在父亲的骨灰盒前凝视着骨灰盒上他的相片,想到他在我身上所花的心血、他对我深切的期望以及他做人的很多美德,这些都是他留给我的最宝贵的财产。我又想到两年前我最崇敬的陈毅同志去世了。无论陈老总或是我父亲,对我的成长都极其关心。直到如今,每当我做错一件事,总感到对不起他们;每当我取得一些成绩时,又感到可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人的一生免不了会遇到些喜事和丧事。喜事能使人振奋,能给人带来美好甜蜜的回忆;丧事则使人悲恸,但当我们怀念那些过去的人时,不是能给我们带来激励和鞭策吗?不是能给我们带来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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