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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三章 动荡中的棋赛(4)



    陈老总看我跟岛村比赛大约1个多钟点就走了,当时他太忙了。他看我在认真思考,只跟我点点头,示意告别。从我10多岁开始,记不清有多少次,他坐在我身边观看我下棋,每当他坐在我身边,我就充满了踏实感、幸福感。今天他来到之前,我对围棋事业的命运非常担忧,但是他一坐在我身边,我就放心了,我相信围棋事业会不断发展下去,陈老总会经常像今天这样在我身旁观看我对局,我会以更好的成绩向他汇报。我还期望着有朝一日如陈老总说的那样,他带着我们围棋手去访问日本呢。

    可我万万没想到,这居然是他最后一次观看我的对局。他临走时对我的点头,竟是向我永别!这次比赛后不久,就发生了所谓的二月逆流,从此我再也没能见到敬爱的陈老总,直至5年之后,在三○一医院的太平间里,我痛苦不堪地站在他的遗体旁……

    1966年的中日比赛我们的战绩一般,我个人也是如此。我和岛村九段下了3局,结果1和2负。岛村九段真厉害,对我来说,他比鶨原八段、岩田九段和杉内九段更不易对付。我执白跟他下和的那局有不少胜机,直至最后我没在一个“金龟角”里补一手而白白损了4子,很为可惜。但我确实感到实力不如,因此并不很委屈。

    岛村九段不但棋艺高超,棋风也令人钦佩。他在对局时姿态稳重,丝毫无高手架子,赢了棋也毫无得意之色。后来在日本出了一本《岛村九段对局选》,他把与我下和的那局刊登在其中。他不选自己赢的两局,偏选了这局成绩差的,只此一点就能看出他的为人谦逊和风格高尚。

    宫本义久八段的成绩不好,1胜1和4负,其中输我两局。他大概是交上了霉运,到了北京后患了感冒,比赛时老要拿着手帕对付鼻子,这就很难不影响技术发挥。说也奇怪,凡是日本八段棋手与我国棋手比赛,成绩似乎都不理想。其实八段与九段之间并无明显的差异,但八段棋手的成绩非但远不如九段棋手,甚至还不如一些段位较低的棋手,令人费解。

    石田、加藤和武宫3位年轻棋手成绩都很好,他们在比赛中充分显示出优秀棋手的卓越才华。石田在这之后不久就战胜了林海峰,夺得了“本因坊”的桂冠。

    还有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如棋手比赛时都得看小红书,美其名曰以**思想武装自己。大多数人无疑认为这是荒唐透顶的。但当时是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不允许不同意见就得允许敷衍、说谎、做假、虚伪。我比赛时把小红书放在身旁的茶几上。下棋时怎能看得进书?有一次不得不拿起小红书翻弄几下。尽管只拿起这么一次,由于非常的违心,因此我很不是滋味。使我感到惊奇的是石田四段居然也从口袋中掏出一本小红书翻阅起来。是不是看到中国棋手各执一本小红书,便以为这里边真有什么锦囊妙计,或许翻阅一下便可保佑你下棋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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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四章 我多么希望……(1)



    多苦多难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有几刻安居乐业的太平日子?兵荒马乱、自然灾害、外强侵凌、内贼作乱……有哪种苦难的滋味中华民族未曾尝到过?中华民族之伟大,不仅仅因为其智慧和勤劳,而且因为这个民族能够承受最多、最沉重的苦难。

    如今,中华民族又遇到一场空前的劫难。这场劫难几乎波及家家户户,把960万平方公里搅得一片混乱,是非不分!你被打了,而打你的是同胞;你被骂了,而骂你的是亲人。

    我的父亲也未逃劫难。他是个上厕所也读着古书,睡梦里也每每讲着英语的学识渊博之士。他满腹诗文,一手好字,出口成章,下笔有神,但他集大智和大愚于一身——不会看风使舵,不会趋炎附势,这种人在急转直下的“文革”中是没有不吃苦头的。他被关进学校的“牛棚”,停发了工资,在学校每天要挂上那沉重的黑牌子,经常受审讯、体罚,受尽凌辱。造反派有时告诉他我出事了,我死了;有时又叫他写遗书,当晚就把他带出去活埋……那些人还逼迫他拉着700来斤重的车从浦东三林县到上海市,每每通宵达旦。

    我父亲身体棒,原来在所有的同事、朋友中是出了名的,从不跟病魔打交道。年复一年的**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摧残使他的身心受到难以愈合的创伤。父亲偶尔有机会回家一次,喝几口闷酒,然后笑着说:“爸爸什么都排解得开!”那么,他到底吃了多少苦呢?我们不敢问,他也从不说。他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照样和我们讲讲诗文、典故,讲讲做人的道理。虽然他每每总是傍晚回家,第二天清晨5点多又要赶回学校,而且要挂上“黑帮”牌才能进校门……如果那时他向我们倾诉他受的屈辱,发泄他的痛苦,那多少可以消除一些内心的积郁。一个人受了极大的痛苦和折磨是需要诉说的呵!他这个硬铮铮的汉子除了笑声不再爽朗外,竟是谈吐依旧、幽默依旧,而人的承受力是有限的。病魔在我父亲的体内潜伏了下来……

    我们的家自然也被抄了。来抄家的造反派的头目会下围棋,可能还手下留情了,遭受的损失不算惨重,虽然围棋书籍少了很多。

    那个时候,真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国的老干部整批整批被打倒。我所熟识的不少热心支持围棋事业的老干部简直无一幸免。我特别关心他们的命运,但他们不是被批便是挨斗,不是被定为走资派便是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和我父亲一样,挂上黑牌子、戴上高帽子,受着虐待折磨,这是什么世道?!

    最令人受不了的是陈毅同志也遭到批判、围攻。在这场运动中,陈老总无所畏惧,正气凛然。他敢于说他人不敢说的话,他的话道出了人民的心声,使人民对他更爱戴、更崇敬。可就有那么一小撮人,对陈老总恨之入骨,他们竭尽诬蔑、贬低、造谣和谩骂之能事,欲置陈老总于死地而后快。陈老总热心提倡围棋,这也成为一条罪状。我非常为陈老总的安全担忧,在这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发了昏、发了疯的年代,谁的生命有保障?一次我看到一份造反派的小报,上面有一张批斗陈老总的照片,陈老总低着头站在那里……我看着这照片真有说不出的愤慨和难受。我的心颤抖着,颤抖着,抖成了碎片!如果需要低头,让我来代替陈老总低么!那些忍心让陈老总低头的人,低下你们有罪的头吧!那些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冤狱的人,低下你们罪恶的头吧!

    李立三同志在“文革”初期就自杀身亡,在当时自杀是罪加一等、死有余辜的。但我的亲身感受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他是个好人。在我和他的多次接触中,他是那么的善良。李立三同志死得冤呵!但我只能在心中默默地为他哀悼。

    多少人的心里在滴着血,可是偏有一些人还唯恐血流得太少似的,内战越打越凶,造反派的组织也越来越庞大。很多人都设法加入某一个造反派组织——仅仅是为了在政治上得到庇护,或者说是为了生命安危。

    我实在看不惯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我不愿为了政治上得到庇护而投靠哪一派组织。顶多被划入另册么!

    我加入了一个没有派的派——逍遥派。

    人活着总要找点事做的。我看着自己瘦弱的身子,那就练身体吧。围棋虽属体育项目,但我和围棋之外的体育运动几乎无缘。只是在当了逍遥派之后,我才跳进了游泳池、走进了举重房、挥起了乒乓拍。说也奇怪,不知不觉间,多年的神经衰弱症好了,折磨人的肠胃病也驱走了。真是食欲和体重俱增,肌肉共脸颊齐鼓。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开始,像饼干一样单薄的陈祖德消失了,代之以一个有着令人羡慕的肤色和体魄的陈祖德。

    身体是壮实了,精神却是空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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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四章 我多么希望……(2)



    当然,身体强壮总是件好事,有时还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在大串联时期我和姐姐(她早已分配到北京工作)买了火车票回上海探亲。进了北京站不由大吃一惊,车站之混乱使我马上联想到苏联描写国内战争的电影中的一些场景。所有的列车既不标明开往哪里,也没有列车员,反正来了一列火车大家就一拥而上打听此车驰往何方。如此重复再三,每每列车驶来时人们满怀希望,列车驶走后又感到空空荡荡。

    那时正是严冬腊月,我和姐姐在车站里站了10个小时还未挤上一列火车。好不容易挤上一列,那个挤呵,足以使上下班时的公共汽车自叹弗如。上车后才听说这列车开往上海约花50多小时,我们像罐头中的沙丁鱼似的站在那里不用几个小时就得趴下。无奈何,使足了劲再挤出车厢。可是,姐姐已经挤不下来了,只见她往车下的人群里一跃,我就势把她抱了下来。此时已是深夜,天空一片漆黑,寒风毫不留情地阵阵逼来,人在倒霉的时候谁都想欺负一下呵!

    我们冻得不停地蹦跳,但依然跳不出严寒的包围。突然,我们看见站台的一角有牛皮纸包好的待运的书,看来是《毛选》吧!这些书码得像围墙一般,我们赶紧躲到这大墙后面。当然,在严冬的威胁下,蹦跳是不能停下的。《国际歌》告诉我们:世上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可是姐姐急得不能自已了,眼泪夺眶而出。我是个男子,当然不能表现出软弱。不过我嘴上在劝慰姐姐,心中也十二分焦急。以前我出门每次都由各地体委安排妥帖,有人送,有人接,丝毫不用操心。今天这情景真是做梦也想不到,难道我俩就这样无休止地在站台上吃西北风吗?

    姐姐还在哭!

    就在快绝望时又有一列火车隆隆驶进车站,听说是从上海开来的,人群立刻蜂拥过去。我这个平时文质彬彬、讲究礼仪的人突然冲动起来,不知是因为姐姐的眼泪还是突然醒悟到在这个天下大乱的年代再这么老实那就干脆别想上火车!车还未停稳,我就跑到一个卧铺车厢前,对准一个窗户做了个双杠上的双臂曲伸动作,嗖的一声往窗户里蹿了进去。车厢里的旅客被我这不速之客突然的降临吓得都跳了起来,他们好像见到什么蒙面大侠似的马上提起行李抢着逃跑似的下了车厢。我又做了个拉单杠的引体向上动作,很快就占了两个上铺。我姐姐随着拥挤的人群进了车厢,当她看到我已为她占上这意想不到的铺位,不由破涕为笑。我俩就此舒舒服服地躺到上海。我平时在双杠上可连续做六七十个双臂曲伸动作。单杠上的引体向上动作也是我的拿手好戏。想不到这两个动作竟在火车上大派用场。

    逍遥是个自由自在的词汇,然而身为逍遥派可不是自由自在的。无所事事绝不意味着自由,而是意味着空虚、意味着苦闷、意味着压抑!有时围棋爱好者上门求教,我感到特别愉快。以前由于赛事繁忙,我跟围棋爱好者接触不多,如今他们给了我理解,给了我支持,给了我温暖,给了我希望!我感到他们格外的可亲。围棋虽然被某些人辱骂为“四旧”,但只要见到围棋爱好者,我就能够感到围棋的潜在的生命力。

    一天我收到清华大学一些师生的来信,他们都是围棋爱好者,希望得到我的指导。于是我便带着年轻棋手——有时是邱鑫,有时是曹志林——来到了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牌子响当当,是我国的最高学府,能进入这所学校的都是各地学生中之精英、是祖国未来之栋梁。但他们的生活条件实在太差,学生的宿舍相当拥挤,一个小小的房间里摆上4张双层床,中间再放下两条长桌就完全饱和。双层床的下铺代替椅子,我就在这“椅子”上和热诚、好学的师生们对弈。在我下棋时校内很多围棋爱好者闻风前来,观看的人太多了,非但把桌子包围得水泄不通,连双层床的上铺也“座无虚席”。我这一生中表演过很多次,观众密度最大的无疑要数清华大学的学生宿舍了。然而,这种超密度却给予了我那样的温暖,晚上我睡在这简陋的学生宿舍里,觉得枕着温暖,盖着温暖,很快就美美地进入了温暖的梦乡。

    学生们的饮食也糟糕,谈不上有多少卡路里,不过是填饱肚子。不少学生都准备着方便面,需要时把面条往茶缸中一倒,冲入开水就吃。是大学生们的热情招待使我首次品尝了方便面。

    在清华大学的那些日子是令人怀念的。对于爱好围棋的师生来说,可能是我辅导了他们棋艺;然而对于我来说,是他们在我空虚无聊的时刻给我增添了生活的乐趣,也使我更坚定了对围棋事业的信心。

    后来清华的学生们一批批地分配到外地,这些围棋爱好者像种子一样撒向全国各地。尽管爱好围棋的学生陆续离校,但清华大学的围棋活动一直开展得很好。直到如今,一旦有高手在该校表演,校内只要贴出一张海报,就会聚拢数百名围棋爱好者热心观看。之所以能这样,围棋本身的魅力是一方面,清华大学的传统又是一方面。之所以有这样的传统,是因为清华大学有那么一些爱好围棋并且多年来一直起着积极作用的教师们。

    与围棋爱好者的交流是令人愉快的。但在那个国家遭难的时期愉快的事太少而苦恼的事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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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四章 我多么希望……(3)



    1969年10月10日,周总理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表演结束后,周总理接见国家体委的负责同志和一些运动员。当时主管国家体委的是军管会的代表,他根据**一伙的旨意向周总理汇报要撤销一批体育项目。当他提到围棋时,周总理说围棋有对外交流的任务,不能绝种。这话再清楚不过是针对撤销而言的。但之后不久,军管会又打了一个报告,再次提及要撤销围棋。周总理明确批示:围棋不是撤销的问题。短短的几个字,鲜明有力。可恨**一伙无视周总理的批示,围棋终于被强行撤销。

    当围棋在世界上日复一日地发展的时候,她恰恰在自己的故土上遭到了无情的摧残,凶狠的践踏!不过,这也不奇怪。棋运和国运从来就是一体的。50年代,围棋随着国家的复苏而复苏;60年代末,围棋随着国家的沉沦而沉沦。

    国家围棋集训队被撤销了,集训队员纷纷回到自己的省市。我和另几位上海的棋手理应回到上海。谁知“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竟然不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张春桥在“文革”中不择手段地攻击陈老总,谩骂陈老总“不会打仗,只会下几着臭棋”。出于这种不可收拾的仇恨心理,他自然就仇恨陈老总提倡的围棋事业以及陈老总爱护的围棋手。

    北京不让留,上海不让进,我们无家可归了。

    怎么办?

    军管会下出高明的一着——让我们去五七干校。去五七干校是**发出的号召,我们当然响应。

    这是1967年的夏季,我们上海的几个棋手加上安徽的王汝南和四川的黄德勋等,混杂在大群体育战线的干部中乘火车来到山西省长治市,在长治换上卡车驰往屯留县。卡车在田野上奔驰着,阵阵暖风迎面扑来,暖融融的。我不知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更不知从干校出来后的前途如何,不免有些迷茫。但同时我又感到高兴,因为今天我再不是“饱食而遨游”的逍遥派了,而是一名五七战士。我是真真切切地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我对党始终怀着一种感恩思想。“文革”中我虽然对不少事情无法理解,特别对于围棋项目的被撤销极为愤慨,但我对党对**是坚信不移的。我当然渴望着能重返棋坛,不过眼前我应当响应**的号召,当好一名五七战士。

    屯留地处晋东南,虽然晋东南在山西属较富的地区,但屯留却非常贫瘠。这一带粮食产量很低,一个劳力每月只能分配到20多斤粮,难以糊口。因此这里的农民经常喝稀的,一大碗棒子面粥加上几块咸菜,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很多南方人看到窝窝头就皱眉头,然而在这儿能吃饱窝窝头已是上上大吉了。

    干校的劳动很繁重,在4个月的干校生活中,我干了不少活,造猪圈、盖马房、建厕所、修堤坝以及拉车挑水等等,干得最多的是打土坯,4个月中大约有3个月和土坯打交道。

    农活中固然有轻重之分,但每种活只要认真地干,卖力地干,都极辛苦。记得一次我拉着几百斤重的车不断地走下坡路和上坡路,走下坡路时脚步尽可能放慢,身子尽量后仰,非得用自己的体重和力量去抵抗那几百斤物体下滑时的惯性不可。如控制不好或有所不慎,则后果实难设想。上坡艰苦之极,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代价,坡度越陡,身子越要往前倾。我只听到自己在大声喘着气,只看到脸上的汗水不断洒向地面。我的思想变得非常单一——想法迈出一步,再迈出一步。我前倾的身子眼看就要碰到地面——两条腿已不顶用了,连一双手都撑在地上“走着”,就此成了4条腿的动物。

    当我终于走完这段上坡路,身子一软就躺倒在地。我只感到浑身如虚脱一般,但又似乎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愉快。我的脸上尽是泥土和汗水,想想自己的狼狈相不免笑了起来。我躺在泥地上把水壶里的水往喉咙里直灌,此时的水再甜美不过了,是以往任何宴会上的美酒都无法比拟的。我透过被汗水模糊了的镜片望着晴朗的蓝天,享受着一种胜利的喜悦。对付这一段路程我花了多大的代价!然而喜就喜在付出了代价,好比拚搏了一整天之后终于赢了棋一样。胜利的喜悦往往是和付出的代价成正比的。

    打坯在农村中是最重的体力活。以两人为一组,由一人将湿土装在木模中,另一人拿着石夯将湿土打结实,然后拆开模子,把相当于六块砖大小的土坯一块块垒起。经过日晒风吹,土坯的水分蒸发,就成为和砖类似的建筑材料。

    打夯这个人非常劳累,每一块土坯要使劲打20下左右。如打100块土坯,就得打2000下。石夯本身有一定分量,又得举起使劲砸下去。为了使土坯结实,当石夯接触到土坯时还得把夯拧一下。当地都是身体最棒的劳力干这活,即使在粮食极缺乏的地区,打土坯时也必须加餐,每餐又得保证吃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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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四章 我多么希望……(4)



    每天我拿起石夯,没打多久就大汗淋漓,浑身湿透。到了休息时衣服被风吹干,只见衣服上铺满了一层白花花的汗渍。体内的盐分留在衣服上,塞外的风沙留在我脸上。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在这段时间里,眼看着自己干瘦下去,肚子像放了气的皮球,只剩下了一张皮。几个月后回到北京,姐姐一见我大吃一惊:“你老了10年!”因为我本来白白的脸现在变得又粗又黑,布满了皱纹。而我的蓝外衣、蓝绒衣……每一件上衣都变得发白了。

    然而劳动能给人带来一种透心的欢快。每天干完活,浑身酥软,望着自己的劳动成果,会产生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无数土坯垒在那儿要经过很多天的吹晒,心中经常牵挂着,就怕突然来了一阵雨把这些汗水浇铸的果实糟蹋了。有时半夜突然听到雷雨声,大家马上触电般跳起来奔了出去,宛如母亲怕孩子着凉似的,用草席把土坯严严实实地保护起来。

    干校的领导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不断号召大家劳动竞赛,五七战士就玩命地干,参加打土坯的人大多身强力壮,其中包括一些体育项目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他们膀大腰圆,又经过长期的运动锻炼,在体力上显然胜过我这个下围棋的。但我从来就好胜心强,干事情决不偷懒,面对这些壮汉我毫不示弱。起初我半天打70块土坯就名列前茅。不过,运动员们积压已久的竞争心很快就在打土坯这个赛场上爆发出来了。竞争十分激烈,打土坯的指标直线上升。半天打出的土坯上升到100块、150、200、210、230、250……这就像跳高一样,指标愈高,每突破一点都极其艰难。纪录突破了又创造,创造了又突破。其中多数的纪录是我破的,又是我创的。一个文质彬彬的围棋冠军成了打土坯冠军。围棋和土坯恐怕谈不上有什么内在联系吧?是否冠军的性格在起着作用呢?每天打完土坯,我对自己的成绩也颇感吃惊,别人更是觉得不可思议,不过这事的确用不着思也用不着议。这里没有诀窍,只有猛干。我只是毫不吝惜自己的体力。我全然没有想到这种拚搏会在我的体内潜伏下怎样的病。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田里挑水,我居然在半天中挑断了3根扁担。这首先说明自己用扁担没个巧劲儿,同时也说明我使了多大的别扭劲。事后有人跟我说:“你虽然很卖力,但这样干活越干越亏本。”我也因为自己使扁担不内行感到羞愧难言,从那以后我看到扁担这玩意儿就尽可能回避。

    来干校前我虽然由于体育锻炼身体很健康,但我毕竟从未从事过真正的劳动。在土坯和扁担的夹攻下,我感到干完活后腰部疼痛不适,但我总认为一个人有一点小毛病就挂在嘴上是没出息的表现,所以从来不吭气。到第二天再拿起石夯我就把一切都忘了,但干完活又感到不适。

    我终于得了严重的腰肌劳损。

    后来不少人说我傻,劳动应量力而行。我也懂这个道理,但干起活来就忘了。人的性格真是没办法。我干什么事都不甘落后,甚至在街上走路也如此,只要看到前边有人,定要加快步伐赶上去并超过他。

    在我当逍遥派时有这样一件趣事:一天晚饭后王汝南买了一个10斤重的西瓜请我和其他几人分享,我开玩笑和汝南说:“你这个瓜太小,怎能请我们几人?我一人就能把它解决了。”

    “你真能吃?”汝南不以为然。

    我虽无把握,但话已出口,岂能收回。“我说能吃掉,就能吃掉。”

    “好,你如吃了,我再去买一个这样大的。你如吃不了,那你去买一个还我。”

    一言为定。于是一只大西瓜切开铺满了一桌,限定只能用半小时。事情到了这地步非得上了,由于吃饱了晚饭,几块瓜下肚已感到胀鼓鼓的,但此时跟下棋一样,也是个胜负问题,为了赢就不能后退。居然20分钟就把“战场”打扫干净。汝南只得再去买一个,他边走边说:“今后再不跟陈祖德打赌了。”其实我压根儿不喜欢打赌,这一次只是好胜心的表现罢了。

    我想如果今天我的身体和以前一样健康,叫我再拿起石夯,我还会不顾一切地干的。但话要说回来,劳动的确要掌握分寸,要控制劳动强度,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得到锻炼。而掌握好劳动强度关键在于组织安排劳动的领导。记得一次陈老总知道我们要下农村劳动,特意来到我们这儿。他的第一句话是:“不要累着了。”第二句是:“饭要吃饱。”我当时听了止不住笑了,因为没有一个领导像他这样对我们说话,别的领导总是爱讲一番劳动锻炼的大道理。事后我感到这短短的两句话是多么诚恳,多么实实在在!

    干校中绝大部分都是干部,这其中除了一般干部外,还有大量的处长、司长以至副主任。李梦华副主任和我们在一个连队里,因为他是围棋协会的主席,因此我对他尤其同情和注意。他在干校是饲养员。梦华同志干一行像一行,当起饲养员也真是那么回事,踏踏实实、兢兢业业。这些我都看在眼里,心中暗暗钦佩。很多干部都会这么说:干什么工作都一样,社会分工不同嘛。然而真当上饲养员,能和梦华同志一样的恐怕并不很多。一个人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首先不是看他得势时的表现,而是看他处在逆境中的表现。人生如大洋中的一叶小舟,命运的浪潮有时把你抛得那么高,有时又把你摔得那么低,甚至无情地将你摧垮。真正的男子汉往往在命运的低潮时方显出英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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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四章 我多么希望……(5)



    屯留地区的农民粮食缺乏,可以想象,他们是经常饿着肚子在干活。我们五七战士在粮食的供应方面较当地农民优越,但也时常受到饥饿的侵袭。试想,天天吃窝窝头,几乎尝不到油水,肚子不提抗议才怪呢。尤其到了星期天只供应两餐,这日子更为难熬。有一个星期天,我突然感到浑身乏力,像得了重病,只得躺倒在床。我思索着自己为什么变得“奄奄一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我突然意识到我是被饿成这样的。窝窝头在向我发出诱人的微笑,于是我挣扎起来,一步一步走向我心目中的圣地——食堂。但是,食堂门紧闭着,不接纳我这个虔诚的信徒。原来是时间还早,离开饭还有1个小时。我顿时又变得“奄奄一息”了。我顺着墙慢慢滑下,在食堂门口坐了1小时……

    粮食是那样的欠缺,而工业的粮食——煤在山西却是取之不尽。我们刚到屯留时是大伏天,3个月后已是滴水成冰的严冬了。屯留海拔较高,因此同样的季节比北京冷不少,然而山西省在御寒方面可谓得天独厚。农民要用煤只需拉车往山上跑一趟,煤块乌黑油亮,很大的一块拿在手里却是那么轻,我在北京曾烧过锅炉,那些发白的沉甸甸的煤如在山西的老乡看来简直不成其为煤。屯留取暖的煤炉既大又沉,令人瞠目,4个人抬还费劲。炉膛是个大老饕,它张开大嘴,每一餐可吞入无数煤块。那么多优质上等的煤块在它的大肚中熊熊燃烧,其散发的热量可想而知了。一次有人不慎把一个武斗时扔下的土制手榴弹随同煤块一起扔进炉膛,一会儿只听得一声巨响,屋内众人惊骇不已,而那个坚实笨重的取暖炉却纹丝不动,安然无恙。

    在干校中我被评为五好战士。以前评五好运动员我总是有份儿,那是因为我比赛成绩好,是一好带四好。在干校则不同了,我的确竭尽了全力。因此当我被评上五好时我心安理得,毫无愧色。

    当我们在干校劳动了4个月时,军管会作出决定,我和其他几名围棋手分配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当工人,美其名曰是执行周总理的围棋要留种的指示。我们是身不由己,命运完全操纵在人家手中。周总理说的围棋要留种难道就是把我们几个仅剩的棋手分到一个厂里当工人吗?当然不是。而且我断定,跟我们这么说的军管会代表心中也不会这么认为。

    12月26日,7名围棋手来到了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这一天恰好是**的诞辰,因此印象较深。我们7人的年龄每人相差1岁,我是老大,以下按顺序是吴淞笙、王汝南、曹志林、华以刚、邱鑫和黄德勋。第三通用机械厂简称为三通用,这是一个拥有2000人的中型厂子,其主要产品是破碎机,即把矿石粉碎的机器。一进厂门,一个挨一个的厂房,满地的钢板,巨大的龙门吊,汽锤沉闷有力的锤击声以及电焊发出的刺眼的光芒……这一切使我马上想起10多岁时在造船厂的生活。那时我几乎被造船厂迷住了,我的理想就是船厂工人。如今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人,但此刻工人已不再是我的理想了。因为我已有了一个坚定的、不可动摇的理想,我的心已经扑在围棋事业上了。从我跨进三通用厂门的第一刻起,我一直惦记着心爱的黑白子和纵横19道的围棋盘。我深信我定会重新执起黑白子,并定要为此献出毕生的努力。

    我们被人领进一间大厂房,这是个维修车间。车间的中央是条长长的过道,过道的一边是各种机床,有车床、铣床、刨床、磨床等,另一边是供维修钳工和模具钳工操作的工作台。我们7人的工作很快被分配定当,我和曹志林是模具钳工,吴淞笙和王汝南是维修钳工,华以刚、邱鑫和黄德勋三人是机加工。邱和黄是车工,华是铣工。大概他们3人较年轻,容易掌握机加工技术。但机加工每天在机床旁一站就是8小时,这对习惯于坐一整天的人来说无疑很不好受。相比之下,4位老大哥轻松不少,钳工有不少时间是坐着干的,活也较轻松而不枯燥。

    我们7人都是无归宿的单身汉,因此被安排在工厂的单身宿舍中。我们被人领进距工厂几站地的一条狭窄的胡同,来到了我们的新居。这里有几个小小的房间,每个房中放着两三张三角铁架的木板床。此外,每个房里还有一个取暖用的煤炉。北京的居民一般都使用烧蜂窝煤的煤炉,而这里是烧煤球的。煤炉的体积比起山西的最多只有其三分之一。我们这些人烧煤球都是外行,有时要做饭,煤炉就是点不着。但生活能力是逼出来的,没过多久,7个单身汉都成了烧煤炉的能手。

    我们的新居除了床和煤炉外是一无所有。没有桌子和凳子,怎么办呢?只能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床自然就成了桌子,只要把被子、褥子一掀,吃饭、写字以至打棋谱均可解决。凳子可要想想办法了。我们在胡同里拾了一些旧砖,五六块砖一垒,凳子就有了,虽然有些摇晃,但毕竟能支撑一下。从生活的条件来看,城市的工厂还不如农村的干校,真有些奇怪。好在7个小兄弟相依为命,并不感到无聊,更不觉得凄凉,经常说说笑笑,自得其乐。

    我们新居外的那条长长的胡同可真热闹,简直是个动物园。不要说鸡、鸭、猫、狗等小动物,甚至连猪、羊都有。要不是胡同里没有青草,说不定还会见到牛和马呢。我记得城市里是不准饲养家畜的,大概在这个颠倒的年代无所谓准或不准了。胡同尽是泥地,遇到雨天可糟糕了,长长的一条胡同全是泥浆,我们只好在这个沼泽地里跋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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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四章 我多么希望……(6)



    每天天不亮我们就动身前往工厂,在工厂食堂吃早餐,然后到车间上班。工厂食堂的早餐天天是油饼。在北京人看来,在早餐中油饼是首屈一指的美食,正如好吃不如饺子一样。工厂的食堂很大,但没有一张桌子,工人们买了饭菜都捧在手里坐在长条凳上吃。虽然如此,比起我们宿舍坐在砖上还是相当现代化了。下班时天快黑了,晚饭一般在宿舍自己动手做。7个小兄弟在生活上都是“低能儿”,吃饭时各尽所能,大部分人至少能把米饭、面条煮熟,还能炒几个普通的家常菜。可有的人从未跟油盐酱醋打过交道,未免要出洋相。曹志林看我煎了几次鸡蛋,心中很羡慕,但他耻于下问。一天他终于憋不住说自己也要煎鸡蛋,然而说了几天却未见动手。终于他下定了决心,在一天做晚饭时,他拿起一个生鸡蛋,定神看了看,随后作了一个深呼吸,那神情简直像在表演硬气功。他把鸡蛋举起,使劲往锅沿上砸了下去,只听得啪的一声,他再看手中的鸡蛋只剩下一个空蛋壳。原来他使劲太猛,蛋黄和蛋白全部掉在炉旁的煤灰堆中了。如此精彩表演,真是千载难逢。这种乐趣只有在我们这样的单身汉中才能享受到。

    有时我们几人进行会餐,各人大显身手,也是饶有趣味的。一次会餐,汝南买了一些猪肉和一只鸡放在一起红烧,他为了将鸡和肉炖得烂一些,焖在锅里很长时间。待揭开锅一看,鸡烧得烂糊糊的,而猪肉已毫无影踪。我就给这道菜取了个名,为“烂糊鸡”。同一天晚上,淞笙煎了个很大的鸡蛋饼,大得无盘可盛,他只得将它放在一个很大的锅盖内,大家就给这道菜取名为“锅盖蛋”。做菜的人一般都爱被人夸奖,我们边尝着淞笙的手艺边说:这个菜具有锦江饭店厨师的水平。淞笙高兴得那个大嘴加倍地大了。

    我是第二次进工厂,14岁那年是半工半读,这次是正式工人。前者是临时,后者是固定,性质完全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即都要从头学起,都要拜师当徒工。我已快27岁了,我的师傅姓张,比我大不了几岁,是个朴实勤劳的人。当时正值动荡年代,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再加上工厂的管理不当,给工人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但工人中总有那么些品质可贵的人,我的师傅也是其中之一。他很少言语,从不表现自己,整天埋头苦干,没活时也能找活干。对于这样的工人,我从心中钦佩。

    当钳工每天就得和钳台、头及锉刀等打交道,没有多久我就意识到自己实在不是当钳工的材料。我的一双手太不灵巧,打头经常砸在自己手上,使锉刀又端不平。对于钳工技术,我实在缺乏信心。我只能挑一些不需要多少技术的活来干。工人师傅们显然理解我的心情,因此对我也无甚要求,还尽量给予照顾。

    在工厂时间越久,我越感到当个好工人不容易。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一样,也是大有学问。就拿钳工来说,要不是心灵手巧以及多少年的勤学苦练,不可能成为好钳工。一个技术精湛的钳工,小至配一把钥匙,大至装配和修理各种机床,样样得心应手。各种工具在他手中运用自如,干出的活如一件件艺术品,制造出这些艺术品的人是真正的艺术家。行行出状元,是千真万确的。有人瞧不起这瞧不起那,实际上是他无知,正如瞧不起围棋的人正是因为他对围棋的无知一样。

    我们7个围棋小兄弟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对人较尊重。尊重是双方的,你尊重人,就容易被人尊重。正因为如此,我们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较融洽。也有的人到了工厂以为是委屈了,一副清高的姿态,很少与工人交谈。对于这种人,工人们也敬而远之,这种人在工厂相当孤独。

    一次厂里搞拉练,每天要行军六七十里,非常劳累。行军过程中,炊事班居然因为太辛苦而撒手不干,这样就把我们钳工班顶了上去。钳工班的工人们尽管煮饭烧菜并不拿手,但大家心齐,能吃苦,任务完成得挺不错。拉练结束时评五好,工人们把我和曹志林评上了。我俩虽然也尽了些力,但比不上我们的勤劳能干的师傅们。这次被评上五好,是工人师傅对我们的一番好意。

    工厂里也有些围棋爱好者,他们都很正派,没有染上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不良习气,由此也可见围棋对陶冶人们性情确有好处。我们不时和这些爱好者下上几盘。一些不懂围棋的工人希望能学围棋,我们也教了。曹志林还办了一个学习班,吸引了不少人。小曹平时讲话有些结巴,但讲起棋来口才横溢,妙语连珠,且眉飞色舞,表情极丰富,宛如在表演单口相声。在三通用期间他已显示出讲棋的才能。

    在三通用除了和一些工人对局外,社会上有些围棋爱好者不时找上门来,与他们交流是一大乐事。所有爱好者中,和我们下得最多的无疑是聂卫平了。小聂是18岁左右的青年,时代的潮流把他卷到遥远偏僻的黑龙江农场,但他对围棋有着强烈的兴趣和上进心,因此常返回北京找我们对弈,有时一个星期上我们宿舍五六次。他思路敏捷,短短的一个晚上能和我们下三四盘。我们在工厂的这段期间,小聂的棋艺有了长足的进步,以至1973年恢复围棋集训时,他已成为全国数得上的高手了。

    工人们学围棋毕竟有难处,工厂的劳动每天足足8小时,回到家还有永远干不完的家务事。工人们的经济大多拮据,一个三级工月薪47元,夫妻俩辛苦1个月还不到100元。况且大多要扶老养小,如此每天得精打细算、艰难度日,很难会有闲情逸致。

    一次我和曹志林到一个工人家庭作客,为了不使主人事先忙碌,我们没打招呼来了个突然袭击。这对工人夫妇对我们很热情,诚恳地留我们吃饭,然后匆忙地外出采购准备。他们家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一男一女,我和小曹无意中听到那个男孩跟他妹妹说:“今天爸爸妈妈没钱。”小孩的一句话引起我极大的不安。我想这对工人夫妇肯定是向邻居借了钱为我们做了一餐。这顿饭吃得真不是滋味!这家的男主人是工厂中的技术骨干,但家境如此困难!我心里汹涌起深深的同情和深深的忧虑——我们的国家有待解决的问题太多了。

    工人们平时要添置一辆他们生活中必需的自行车或一架缝纫机,需要很长时间的省吃俭用。工厂里的很多女士为了省钱,从家里带来一个饭盒,吃饭时蒸一下,饭盒中除了米饭经常是寥寥几片菜叶子。这不是一餐两餐,而是常年累月呵!无怪乎女工们的脸色大多如她们饭盒中的菜叶那么枯黄。中国人虽然是黄种人,但黄种人也可以有更好看的血气、更鲜艳的光泽。

    我们的宿舍距工厂有几站地,因此每天上班都要乘公共汽车。公共汽车那个拥挤难以用文字表达,非得亲身体验一下方能领略“拥挤”这个词的含义。尤其是严冬刮风下雪天,不少骑车的改乘公共汽车了。车站上候车的人群黑压压的一大片,其中还有抱着孩子的女工。好不容易等来一辆车,人群如潮水般拥了过去。车中本已满满的,车下这么多人又要往上挤,没有本领的只能望车兴叹。要知道工人阶级是最讲组织纪律性的,但为了要上班不迟到这条纪律,在车站就无法讲纪律了。总有大量工人没能挤上车,只能眼巴巴地等待着下一辆。那开动的公共汽车由于太拥挤,门外还吊着几个人,售票员总是身先士卒,吊在车门的最外边,使劲将乘客一个个推进车内。这些售票员都是普通的女子,她们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和力量在公共汽车的开动中硬是把那些比她们强壮得多的男子一个又一个塞进了看来已经完全饱和的车厢。

    我经常看到在严寒中那些骑车的工人顶着迎面刮来的大风,身子尽可能前倾,两腿使足了劲,但自行车的轮子像电影中的慢镜头似的移动。我不禁联想到我在干校时拉车走上坡路的情景。尽管前者是骑车,后者是拉车,但两者的形象都可以归纳成一个词——挣扎。我还经常看到下雪天时骑自行车的工人一个接一个因地滑而摔倒在马路中央,有时四五辆车摔成一堆。我不禁想,他们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可他们得到的太少了,他们太可怜了。在“文革”中,似乎工人阶级最光荣,到处派出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但在生活上,他们属下层,在政治上呢?他们连《参考消息》都不能订阅。

    我国10亿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在城市中,工人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生活的改善主要应体现在工人和农民身上。值得高兴的是,近几年我国的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有了以往所不敢想象的令人目眩的变化。但要使全体工农都营养充足、手头宽裕还要做很大的努力。我多么希望早日看到我国广大农民能早日摆脱那些原始落后的农业工具,今后再也不要用锄来耕地、用扁担挑水、用石夯来打土坯以及再也不要开饭时只见窝头咸菜;我也多么希望看到我国所有的工人再也不要为了添置一辆自行车而饭盒里只见几片菜叶,不要为了上班不迟到这条纪律而在汽车站上毫无纪律地争先恐后,更不要为了招待两个客人而到邻居家去借钱。我多么希望……

    我国有多少农民一辈子守着自己的家园,对于他们来说,世界太狭小了;我国有多少工人不是在厂房,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或是忙着没完没了的家务,他们虽然在城市,但他们常年累月地奔波在工厂和家庭的两点一线上。我国的工人和农民具有极其可爱、极其难能可贵的伟大品质,他们辛勤工作一辈子,但对生活的企求很少很少,他们最容易满足。然而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人应当替社会创造财富,与此同时,也应当得到越来越多的、越来越美好的物质享受和精神生活。

    我们的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呵,我多么希望你们能早日得到你们应该得到的一切。“文革”使我在最宝贵的年华荒废了棋艺,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然而到了农村,又进了工厂,使我增加了不少知识,尤其是使我了解了工厂、农村,爱上了工人、农民,这又很有所得。人生总是有失又有得,当我想到我所失去的,其痛苦难以名状;但当我想到我所得到的,我又有所慰藉。

    人生是那么的丰富多彩。无论是幸福的,或是痛苦的,当你回忆起来,都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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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五章 恩人与恋人(1)



    在三通用的两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我心爱的围棋事业。我也不断地思念着陈老总,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个大恩人,是围棋事业的大恩人。

    自1967年开始,陈老总的处境一直不太好。**、“四人帮”一伙对他百般攻击,但陈老总光明磊落、浩气凛然,那些造谣中伤只能更衬托出他的品质高尚。我深信黑白总会分明,是非定能澄清。陈老总是正,**、“四人帮”是邪,正气定能压倒邪气。只要陈老总健在,围棋事业就有希望。

    尽管我深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但我的心却一天比一天不安。自1966年开始,我已有5年多没好好下一局棋了,再如此下去,至少我个人要报废了,祖国的围棋事业自然也将遭受更为严重的损失。我的生命已和围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休戚相关,我的最大痛苦莫过于不能在围棋的疆场上厮杀。

    我经常想到1959年拳击运动被撤销时的情景。如今我们遭到了和拳击手同样的命运。我的内心和拳击手一样悲痛,但我不会掉泪,我要奋斗,我要为围棋事业的恢复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和同伴们为此给不少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写信。虽然我们清楚,在这种动荡的年代这样做其希望实在渺茫,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要争取。

    这些信件基本上都是石沉大海。这当然不是这些领导同志对围棋不关心,而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自身处境不妙,不可能再为围棋事业说话了。然而不少领导同志还惦记着围棋事业。如周总理在一次接见日本的冈崎嘉平太先生时谈到围棋,周总理感到如今没人支持围棋事业心中很着急,当他看到在座的有外交部亚洲司的丁民同志,就跟他说:“丁民同志,你来关心一下围棋。”周总理是出于无奈才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只收到一封回信,那是我和吴淞笙两人给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的信。他当时处境还可以,因此还能过问围棋事业。他希望我们推荐些棋手去河南开展围棋活动。我马上和各地的棋手联系,结果有4人愿去河南,他们是福建罗建文、江苏陈锡明、广西黄进先和湖北邵福棠。他们为了围棋事业,远离家乡和亲人,只身前往河南,精神感人。河南的围棋活动基础很差,水平也低。自他们4人去了之后,有了较快的发展,涌现了不少有希望的青少年棋手,包括获得1980年全国围棋冠军的刘小光。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说的围棋不能绝种这句话只有在河南才算得到贯彻。

    我和同伴们还多次找体委领导反映情况。当时李梦华同志又回到国家体委当了副主任,他是围棋协会的主席,我们当然要去找他。使我感到高兴的是他总是诚恳地接待我们。有一次我和淞笙在他午睡时敲了他办公室的门,他马上起来,丝毫没有不愉快,和我们攀谈了一个中午。他的至诚的态度至少使我们得到慰藉,并使我感到一个人不论身居何职,都要平等待人,要能够真心诚意地倾听他人意见,这会使找上门来的百姓感到怎样的温暖!后来也有不少次有人在我休息时找上门来。特别是在我得病的几年中,有时我确实很疲惫,很虚弱,偶尔我的脑中掠过一丝不愉快的感觉,但我马上把这种念头排除了,同时又责备自己不该产生这种念头。我对任何来访者都从心中欢迎他们,因为我知道,正是因为人家尊重你,信任你,才来看你、找你的。我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和那次中午把李梦华同志从床上叫起来不无关系的。

    我也遇到过一些令人气愤的事。体委有一位干部以前我对他印象很好,感到他平易近人,对围棋事业也很关心。于是我和同伴们去找他,但不巧,找了几次均扑空,最后好不容易上他家见到他,我见了他满心喜悦,谁知他毫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说:“我有事,你们以后再来吧。”我简直怀疑自己找错了人,定神再瞧一遍,可不就是他。他说完一句话扭身就走了。我站着直发愣,浑身的血液简直凝固了,我的自尊心受到强烈的刺伤。我想这位干部的脸以前如暖房之花朵,而今天却成了冷库之冻肉,变化有多大呵!我想了一会才恍然大悟,以前陈老总关心我们,因此他总是堆着笑脸,如今我们是被遗弃的孤儿,因此就不值得瞧一眼,也不屑跟我们多说一句话了。当然,也可能这位干部那天真有事,但他如对人稍微尊重些,至少他的表情和语气不会那么冷酷。这件事从反面教育了我:人不分社会地位的高低都有自尊心。伤害别人的自尊心是不道德的、残酷的。

    人只有在动荡中才能显现出他最本质的一面,人生也只有在动荡中才能展现出丰富深刻的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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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五章 恩人与恋人(2)



    我们处境的变化使我开始明白了一些事理,使我明白原来处世比下围棋还复杂。确实有那么一种干部,办任何事只看上边的颜色。他们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事业心、责任感,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如何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如何使自己飞黄腾达。他们愈是对上察言观色、“深刻领会”,愈是对下漠不关心,充耳不闻。他们打着**员的招牌,实际上连个普通的百姓还远远不如。陈老总关心围棋完全是为了祖国的事业,他多次跟围棋手们谈到下围棋的意义,谈到他开展围棋活动是“经过政治局的,是**同意的”。记得一次陈老总到体委接见围棋手,在吃饭前一位干部走了进来,陈老总毫不留情地说:“你平时不关心围棋,吃饭就来了。”一语击中要害,痛快!

    当然,势利眼毕竟是个别的,大多数的人还是和以前一样,特别是广大的围棋爱好者,他们总是关心着我们,不断地使我们得到鼓舞。我呢,每月要买上一大堆邮票、信封,和全国各地的棋手、围棋爱好者保持着联系,有时一天就发出10来封信。发信之多也可见收信之多。周总理呵,围棋没有绝种,围棋不会绝种!

    我进三通用不久,姐姐一本正经地跟我说:“你应当考虑个人大事了。”我想是呵,我念书、下棋和比赛,莫名其妙地已经二十六七岁了。以前我的脑袋中装满着围棋子,容纳不下其他念头。如今围棋不下了,终身大事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我这个人向来腼腆,除了下棋,很少和人打交道,尤其对于女性。我问姐姐:“找对象从何找起呢?”

    姐姐说:“这事我给你包了。”

    姐姐马上为我奔走起来,替我物色了一个又一个的对象。

    作为二十六七岁的青年,我自然也想有个称心如意的终身伴侣。但是每一次姐姐或其他亲友替我介绍,一见之下我都感到失望。我也说不上是何原因,就是不中意。我姐姐越来越着急了,她出于对我的关心,又可能是由于“媒人”这个角色所具有的通病,总是希望能早日成全我。但终身大事可不能凑和呵!我也有些烦躁了,疲沓了,甚至感到这种介绍是负担了。是何原因我老是不中意呢?原来在我的脑子中存在一个倩影,她才是我的意中人。这个倩影早在10多年前就在我的脑中扎下了根,那当然谈不上是爱情,但这是埋在土壤中的种子。年复一年,这颗种子终于破土而出,并开始萌发出嫩绿的幼芽。这个倩影不知不觉已成为我终身伴侣的一个标准,无怪乎介绍这么多对象都无法使我满意。

    这个倩影对我来说是那样的美好,那样的具有吸引力。她是多么的娇小,娇小得使你不可能相信她居然是个运动员。小时候我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我很喜欢朵拉这个形象。现在我觉得她就是朵拉。她那白净、光洁的额头上,乌黑的秀发理成一个运动发型,这恐怕是她身上唯一的运动员的特征。她那两根长长的有些往上挑起的眉毛下长着一对机灵有神的明眸。她那中国人少有的高鼻子可能是她五官中最有特征的一部分。她那红红的小嘴以及略尖的下巴显示出可爱、任性和倔犟。她的一举一动是那么的轻盈、灵巧和协调,她与同伴们逗趣嬉戏时笑得那么爽朗,那么有感染力,一派天真无邪。

    她是谁呢?她是乒乓球运动员郑敏之。在我15岁进入上海市体育宫参加围棋集训时,14岁的她也在体育宫参加乒乓球集训。体育界都称呼她为小燕子,这是多么恰如其分的称呼。我曾听说这个小燕子比较任性,但小燕子就应当任性,任性不也是可爱的一种表现吗?很多“过来人”都告诫年轻小伙子找对象不应以外表为主,更主要的是内心美。可年轻人又怎能不重视外表呢?不要说是终身伴侣,即使在商店买一件普通的物品,谁能只要物品耐用,而完全不管外观呢?那还要商品款式、商品装潢干什么呢?好比买一件衣服,往往是这件衣服的“外形美”——好看——首先吸引了你,然后你才会注意这件衣服的“内在美”——是不是结实。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甚至嘲讽过来人的经验,过来人的经验固然是正确的,但年龄的不同必然决定思想上的差异。

    既然目标已定,那么就应当行动了。但如今她是体育界的红人,乒乓球在当时是体育界中红得发紫的项目,她又是这项目中的尖子。我是否配得上她?不,什么叫配得上?我从来不小看自己,我也不小看工人,人的价值不能以工种区分,而应以人的实际才能和精神力量区分。于是我提起笔写上我的第一封情书,这是封短短的又是毫不含糊的情书。

    说也奇怪,我写信时根本未曾考虑郑敏之是否有对象。按她的年龄完全可能有了,如那样的话,我无疑要碰上一鼻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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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五章 恩人与恋人(3)



    我写情书完全是秘密行动,连我姐姐都不曾告诉。而姐姐还继续在为我奔忙。姐姐又给我找了一位,要我在某个晚上见面。恰好在约会的这天下午,我收到了郑敏之的回信。这也是封短短的信,信中没明确的同意,但也没说不同意,没不同意就意味着同意。我看着信,只觉得心在怦怦乱跳,这是难以形容的高兴与激动。我在事业上受到挫折,而在爱情上却得到补偿。命运呵,乐极了会生悲,苦尽了会甘来,看来苍天是公正的。

    我发那封情书看来真是鲁莽:郑敏之确是有过朋友的。亏得我和她有缘分!我的信寄的正是时候。有时鲁莽也会胜于谨慎——过于谨慎容易畏缩不前,而鲁莽一些却容易得到机会。

    可晚上还有约会,这是可怜的姐姐已经安排好了的。当时我的内心无比的兴奋和充实。尽管是去赴一次完全是例行公事的约会,仅仅是因为不能失约所以不得不去的,但这丝毫不影响我愉快的情绪。

    这一次姐姐给我找的是位很好的姑娘,端正的五官,苗条的身材,单纯而善良。可此时我的心已被占领,就是天仙也不可能攻入我心灵的城堡了。会面时姐姐也在场,她一直暗示我,要我表态。她心中着急:你连这样的姑娘还不要,那你要谁呵!我对姐姐的一系列暗示视而不见,只是出于礼节勉强应酬着。姐姐天性容易激动,容易感情用事。她自己看上了这个姑娘,竟然当场声明两天后让我们在公园见面。

    事后姐姐忍不住责备我了,说我太挑剔。我只得将真情告诉她,姐姐听了愕然,不过也替我高兴。但约会怎么办呢?此事如何了结才好?姐姐感到这位姑娘很好,为了不使她伤心,想了个主意,即再为她找一位条件好的青年。我当时神情恍惚,姐姐怎么说我就怎么是了。

    约会的日子到了,我们在公园见了面。不过这次又增加了一人,即姐姐找来的一个青年,这个青年相貌堂堂,各方面条件都好。我姐姐很诚恳地和那位姑娘作了解释,但那位单纯的姑娘哪想到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此时即使是再出色的青年来代替我,从客观上来说也是骗局无异。姐姐和我都是缺乏经验的人,好心办了坏事。尽管我们没有一丝不好的动机,但事实上无疑是伤害了这位姑娘。为此事我一直充满着歉意,我最反对伤害别人的自尊心,而这一次我显然是伤害了那位姑娘的自尊心。这件事我是忘不了的,那位姑娘肯定更忘不了。不知她如今生活得怎样,但愿她早已建立起美满幸福的家庭,也希望她能看到我的这本回忆录,并能谅解我和我姐姐。

    姐姐帮我介绍对象至此结束,以后都是我单独行动了。既然目标已定,我只能勇往直前了,正如我下棋时向着冠军这个目标挺进一样。

    我以极大的热忱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发出一封长长的情书。每天晚上我坐在那个用砖垒成的凳子上,俯在床上狂热地倾泻自己的感情。每一封信都是那么厚厚的一叠。大概感情一泻而不可止吧,我信里的每一句几乎都是几十字组成的欧化长句。我的字迹本来就非常潦草,这种在感情的浪涛中起伏的欧化长句字迹更不会规矩。敏之每天要看上那厚厚一叠波涛汹涌般的情书,无疑是很费神的。我的不少字她必须像猜谜一样,乃至像考古一样方能知其端倪。我想任何谈恋爱的人对于情书都是有兴趣的,虽然敏之有时跟我提出抗议,说我的字迹过于潦草。但这个恶习实在难以克服,要不然我写一封长信就得彻夜不眠了。

    我和敏之的第一次约会很有意思。见面之前我很紧张,谁知后果会如何呢?我们约在一个下午会面,中午我喝了几杯啤酒壮壮胆。敏之可是个非常机灵的人,我没说上两句话她就闻到酒气了。她直截了当地问:“你喝过酒了?”这实在无法抵赖。好在她早就听说我有此嗜好,加之运动队经常有宴会等各种应酬,因此她对于喝酒也不见怪,不然这一股酒气很可能坏了大事。

    就在这第一次约会中还有件有趣的事。敏之爱吃冰棍,她不喜欢奶油冰棍,就爱吃三分钱一根的小豆冰棍。我问她要买几根,她说6根。6根?!我真吓了一大跳。其实她也是“眼高手低”,一口气消灭了4根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另外两根融化掉。她哪里知道她那神情快要把1米77之躯的我融化掉了。

    人最可爱的就是本色、自然、不做作。她从不因为她是女方而故意在约会时迟到1分钟,也决不因为她当时是世界冠军而我是工人就觉得她高于我。她每次都是讲乒乓,讲拚搏。任何两个人互相吸引,总有共同之点。也许,这种拚搏的性格正是使我们互相吸引的内在原因?

    我们恋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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