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行空

正文 第六章 2.5比32.5（2）

    上海棋手们作了认真的备战，加紧研究了棋艺，尤其是研究了几位日本棋手的对局。市体委领导还作了动员，给我们作动员的是市体委竞赛处的负责人杨明同志，他后来一直是上海棋社的负责人。杨明同志体格魁梧，相貌堂堂，举止稳重，不到40岁的人已早生华发，又增添了一种威严感。他的外表一看就是个有修养又有魄力的领导同志。他的讲话很有分量和感染力，使我感到了这次比赛的重要性，以及必须鼓起最大的劲头投入比赛。

    为了迎接这次比赛，在器材方面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但赶制了比赛计时钟和精制的棋盘，而且还准备了具有我国特色的云南围棋子。按理说已很充分了，不知谁出了个主意，认为应该到杨寿生老先生家里去借高级棋子，迎接第一次国际比赛，必须拿出我国最好的珍品。被他这么一提醒，大家都点头称是。

    杨寿生在解放前是个大珠宝商，在资本家云集的上海市也算得上是第一流的富豪。他自己是做生意的，他的亲属中既有**，又有国民党。他有个亲属在新四军中，是陈毅军长的部下。解放后陈老总和杨老经常来往，陈老总不但经常把杨老接去下棋、叙谈，而且有时去杨老家，非常随便。杨老是奋斗发家的，因此即使他后来家财万贯，也还始终保持着节俭的本色，有时未免给人有些过分的感觉。如出门坐电车，他也要打算盘，乘几站是5分，多乘一站就要花1角，不合算。杨老由于酷爱围棋，因此特制了不少围棋子，大约有四五十副，其中有些是国内无双的珍品。他在这方面倒真舍得破费，足见他对围棋非同一般的感情了。

    大家都同意向杨老借棋子，但又感到向他借东西可不那么简单，让谁去借呢?最后决定由我去。可能是我年轻，万一碰个钉子问题也不大。于是我来到了杨老家，向他说明了来意。杨老还是够热情的，他说中日围棋比赛当然要支持，又说不过因为是你陈祖德来借我才借。他给我看了不少珍藏的棋子，拿出了其中最好的一副——一对棋盒涂金的，闪烁着令人目眩的光芒。白子由白玉磨成，磨得光滑均匀。杨老说，这白子每个光手工费就要两个大洋，黑子则由琥珀加工而成。我下了多年围棋，也看到了一些棋子，但这一次可真是开了眼界。这不是普通的围棋子，是贵重的文物，是国宝。杨老小心翼翼地将棋子倒在桌子上，一个个地给我点了数，然后给我交代清楚，一个子都不能少。我诚惶诚恐地允诺，但一边想：如真少了一个子我怎么赔啊?

    这副中国最珍贵的围棋子就放在赛场的第一台上，以表示对日本围棋代表团团长濑越先生的尊重。当时我怎么想得到，若干年后，杨老先生的家被造反派抄了，这些珍贵的围棋用具也被洗劫一空，杨老经不起冲击就此一命呜呼。我们祖国的这些宝物至今仍无下落。每当我想起这些艺术珍品，我就对那些打砸抢的行为，尤其是那些趁火打劫，盗窃个人财物和祖国文物的可卑家伙产生一种痛恨感。

    上海的赛场安排在上海市体育俱乐部。这个体育俱乐部位于南京路，紧挨在上海最高的建筑物国际饭店的旁边，因此尽管它本身是个9层高楼，但在它那高身材的邻居身边却很不显眼。比赛场地设在体育俱乐部2楼的一个篮球场上，篮球场内摆着五对沙发，每对沙发之间是一条长茶几，茶几上摆着比赛器材以及供选手享用的烟、茶、糖果、点心和水果之类。在茶几的旁边放着一张长桌，是裁判和记录人员的座席。以后大部分的中日围棋赛都根据这种形式来布置。在比赛时除了上场选手和有关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均不得进入赛场。观战者可在赛场上边的一圈观众席上俯视下边的赛场，虽然距离远些，但居高临下，还算清楚。这个赛场可算别具一格，后来在上海举行的多次中日围棋比赛均设在这儿。

    6月12日，在上海的第一场比赛开始了。走进比赛场，我的心咚咚地撞击着胸膛，好像非要蹦出来不可似的。我知道必须立刻冷静下来，但愈是急于冷静，却愈是慌乱得不行。究竟是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而且我的对手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坂田九段呵!然而当裁判长宣布比赛开始，我从棋盒中取出第一颗黑子时，我的思想便立刻变得单纯而明晰了：怎么走好这一步棋?

    这次比赛规定每方用时间是5个小时。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后怕。一盘棋按规定可以下10个多小时。日本代表团在赛前谈判时希望能缩短比赛时间，因为他们的水平高出我们太多，自信能够轻易地取胜。但要知道日本的职业棋手在国内的大比赛中每方规定为10小时，一盘棋要下整整两天!

天马行空

正文 第六章 2.5比32.5（3）

    在比赛中，我国棋手在用时间方面都表现了顽强的斗志，几乎每个棋手都把自己的时间消耗完，然后再艰苦地读秒。1应当说，我国棋手都尽了努力，但可能存在这么一种情况：当时不少人认为把5个小时用完才说明对局者是竭尽了全力，好似一个战士在战场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因此有的选手本来不一定需要耗尽5小时，结果也偏要延长思考时间，让时针走到5小时为止。

    我和坂田一交手就厮杀起来，从我的左下角一个定式开始纠缠起，战火很快蔓延开。我专捡那些最厉害的着下，坂田未料到我这么一个孩子竟敢对他如此凶狠、大胆，靠在沙发上讲了几次“むつかしい”(即困难)，其实他未见得是真的感到为难，他不知经受过多少次大小比赛的磨炼、遇到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场面以及处理过多少次危难的棋势，我想他所以说“むつかしい”可能是有些出乎意料之外，或者是一种习惯性的口头语罢了。而我的老师顾水如先生听到坂田发出这个词汇，逢人便说：“祖德真不容易，居然使坂田这样的强手叫起困难来。”

    虽然我把吃奶力气都使了出来，但究竟不是坂田的对手。坂田很快就抓住了我的破绽，处了上风。他很轻松地往沙发背上一靠，在茶几上执起一个糖果品尝起来。他两眼经常向上注视着篮球场上的屋顶以及上边正在观战的爱好者。一会儿他又站起来，漫步到其他棋桌旁观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很不是滋味，我根本看不见茶几上那些美味的点心和糖果，也看不见上边热心的观战者，两眼死盯着棋盘，只恨自己力量不足。当我好不容易落下一个棋子，坂田走了回来，不用怎么思索就从棋盒中取出一个白子，啪的一声打在棋盘上，于是又继续他的踱步了。

    这一天桥本九段和坂田九段的情况相似，他因为棋艺高超、感觉敏锐，因此落子如飞。他也和坂田一样，经常悠悠地站起来，去观看其他几局比赛。桥本和坂田在赛场中来回走着，把赛场当做散步场所了。

    日本方面另三位棋手则不同了，濑越先生毕竟年岁太大，因此反应已不那么快。他始终端坐在棋盘旁，纹丝不动。要不是过一会儿看到他伸出手来下上一个子，你简直会以为他是放在沙发上的一尊佛像。他的棋品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濑川七段和铃木六段两位棋手的棋艺显然不如坂田和桥本两位大师，因此有些担心镇不住中国棋手的野战。他俩对局时兢兢业业，不轻易投下一着棋，气氛较紧张。尤其是铃木六段，其认真的程度不亚于我国棋手，加之体躯较胖，额头上不断渗出汗珠。他拿着扇子又不停地扇动。其实当时不算很热，可他那神情和在大伏天没什么区别。

    气候并不热就随身带着扇子，难道是铃木六段特别怕热?非也。扇子对于日本棋手来说可谓必备之道具。即使是三九寒天，只要往棋桌旁一坐，他们也会亮出扇子。之所以如此，也许是下棋时光动脑，两只手老闲着没事干的缘故，或者是为了使棋手的风度更为完善也未可知。扇子的重要作用并非解热，而是在手中摆弄，很多日本棋手把扇子一张一合，随着这种动作发出有节奏的劈啪声。有那么些棋手特别热衷于这种习惯，并尽可能使发出的声音响亮，这就自然破坏了赛场的安静。说实在的，我不喜欢听这种声音，围棋比赛当然需要宁静的气氛，任何噪音只会使人烦恼，干扰人们的思路。但这是人家的习惯，只能克服一下。可我国有些棋手很快就把这种习惯学上了，在以后的我国围棋比赛中，也有一些棋手经常拿着扇子不断地发出劈啪声。我想我国棋手所以会染上这种习惯，主要并不是因为这种劈啪声有任何动听之处，而是模仿强者的心理在起作用。日本棋手不但自己扇不离手，而且凡和他们对局的都会得到他们馈赠的扇子。这些扇子制作精致，有的画着日本历代围棋名家的人像，有的是围棋名手之题词，都很有意思。我国的棋手也挺喜爱这些小巧精致的扇子，可这些扇子自然也传播了更多的劈啪声。

    日本人称下棋为“打棋”，以前我认为这只是语言上的不同，可通过和他们比赛我才明白为何称为打棋：不少日本棋手拿起棋子举得高高的，好似武术家运用气功一般，把千钧之力集中在手指上，然后很清脆地啪一声打在棋盘上，这一声往往使满盘黑白子为之震动。尤其是下到得意时或关键之处，打得格外带劲，以显示高昂的斗志、决死的精神或玉碎的境界。日本棋手经常讲“气合”，就是在精神上不能屈服，要压倒对方。这种“气合”经常表现在技术上，也表现在下棋的姿势上。日本的打棋可能和武士道的影响分不开。我国棋手称下棋为“手谈”，即通过手来交流思想、加深友情，这当然要心平气和，表现在落子上是拿起棋子轻轻地放在棋盘上，显得优雅且有艺术修养。这是习惯上的不同，还是民族性格的不同?看到日本棋手下棋的姿势后，我国的一些棋手也染上了打棋的习惯，这也只能理解为崇拜强者的一种心理吧!

    云南围棋子是我国最高级的围棋子，在我国棋手的手中其牢度绰绰有余，但遇到善于打棋的日本棋手，有些云南子就惨子，只听得啪的一声，一个好端端的棋子碎成了好几块。一场比赛下来，就有若干云南子成了牺牲品。

    日本的围棋子是两面鼓的，而我国的围棋子是一面鼓，另一面扁的。初次使用我国围棋子的日本棋手往往把鼓的那一面放在棋盘上，在放错了数回之后他们才明白过来。

    上海的全部比赛结束了，这三场比赛吸引了很多围棋爱好者，日本围棋手的精湛表演真使人大饱眼福。这次比赛也检验了我国棋手的棋艺水平。上海的著名棋手在这次比赛中全都上场，包括顾水如先生也和濑越先生对了一局。但顾先生不但年龄大，而且已多年未真刀真枪地对过阵，赛至一半，精力和体力都已不支，只能半途退出。

    三场比赛中我国棋手胜了两局，这两局也是整个比赛中仅有的两次胜利。刘棣怀先生以他的刚力胜了濑川七段，真不愧是刘大将。王幼宸先生和濑越先生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两位老将酣战一天，最后濑越先生一个眼花，被王老逮住机会，以一子取胜。刘、王二老在第一次国际比赛中立了战功。

    我赛的三局全部败北。和坂田九段这局输得较惨。虽然如此，坂田对我印象不错，他说我的棋像他，我想可能是喜欢乱战这一点像他吧。

    第一次中日围棋比赛以日本队32胜1和2负的成绩告终，这是不成为对手的一次较量。我国是围棋的发源地，有着数千年的围棋发展史，但是我们的围棋水平却不能和日本同日而语，这足以说明我国围棋之衰败了，也足以说明我们多少年国运之不盛了。要不是陈毅同志的大力提倡，围棋这朵艺术之花很可能要继续枯萎下去……

    2.5比32.5，这个数字意味着失败、耻辱，然而从今天看来，1960年的我国棋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是尽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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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七章因为我年轻（1）

    云南围棋子是我国最高级的围棋子，在我国棋手的手中其牢度绰绰有余，但遇到善于打棋的日本棋手，有些云南子就惨子，只听得啪的一声，一个好端端的棋子碎成了好几块。一场比赛下来，就有若干云南子成了牺牲品。

    日本的围棋子是两面鼓的，而我国的围棋子是一面鼓，另一面扁的。初次使用我国围棋子的日本棋手往往把鼓的那一面放在棋盘上，在放错了数回之后他们才明白过来。

    上海的全部比赛结束了，这三场比赛吸引了很多围棋爱好者，日本围棋手的精湛表演真使人大饱眼福。这次比赛也检验了我国棋手的棋艺水平。上海的著名棋手在这次比赛中全都上场，包括顾水如先生也和濑越先生对了一局。但顾先生不但年龄大，而且已多年未真刀真枪地对过阵，赛至一半，精力和体力都已不支，只能半途退出。

    三场比赛中我国棋手胜了两局，这两局也是整个比赛中仅有的两次胜利。刘棣怀先生以他的刚力胜了濑川七段，真不愧是刘大将。王幼宸先生和濑越先生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两位老将酣战一天，最后濑越先生一个眼花，被王老逮住机会，以一子取胜。刘、王二老在第一次国际比赛中立了战功。

    我赛的三局全部败北。和坂田九段这局输得较惨。虽然如此，坂田对我印象不错，他说我的棋像他，我想可能是喜欢乱战这一点像他吧。

    第一次中日围棋比赛以日本队32胜1和2负的成绩告终，这是不成为对手的一次较量。我国是围棋的发源地，有着数千年的围棋发展史，但是我们的围棋水平却不能和日本同日而语，这足以说明我国围棋之衰败了，也足以说明我们多少年国运之不盛了。要不是陈毅同志的大力提倡，围棋这朵艺术之花很可能要继续枯萎下去……

    2.5比32.5，这个数字意味着失败、耻辱，然而从今天看来，1960年的我国棋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是尽了努力。

    第七章因为我年轻

    火车隆隆地发出有节奏的声响，我倚着车窗看着田野和树木旋转般地向后倒退、消逝。

    1960年的老式硬卧车厢中每一格是8个铺位，每个人所占的空间是那么的少，从空气污染的角度来说，这里是大大超过标准了。把车窗打开透透空气吧，大量的煤灰伴随着新鲜空气一起倾倒进来。旅客们在那狭小的天地中挤成一堆堆的，习惯地、心安理得甚至悠哉悠哉地喝茶、抽烟、谈笑、打牌……当人们不知道车厢的每一格可以改成6个铺位的时候，当人们只知道每一格从来都是8个铺位的时候，人们对车厢便别无所求。车厢好似一个在运动着的茶馆，又是一个免费的、尤其是免去一切等级差别、行业偏见、利害关系的交际场所。各个不同的、素不相识的人相聚在一起，彼此可以了解自己所不熟悉的各行各业，还可听到形形色色的新闻。这是繁复的社会中的相对单纯的一个空间。人们的谈话是平和的、自由的、友好的。拥挤的车厢可以使很多陌生人一见如故，就如孩童们初次见面就成为好朋友似的。然而到了目的地，大家各奔东西，车厢中结识的伙伴就成为人生旅程中昙花一现的朋友。

    就如战士离不开武器一样，棋手们出门总要带上棋子。火车一开动，就摆开了“战场”。车冲锋，炮轰鸣，黑白两军杀将起来。一会儿，“战场”就被旅客们团团围住。棋艺爱好者观战总喜欢指指点点，发表自己的高见。但当这些观战者知道对局的是一些棋坛名手时，他们就专心观看，不再说话。或许是不敢说话，也顾不上说话了。我是酷爱下棋的，在以后的每次旅途上，不论是火车、轮船或飞机，我都不喜欢闲聊，更不愿玩牌。但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乡，是我第一次到首都去参加我盼望已久的全国比赛。我无心投入到“战场”中去。各种思绪像涨潮似的汹涌而来，又在不知不觉中悄然退去。涨潮，退潮；涨潮，退潮。我的心田便像一片**的、撒满了贝壳的沙滩，充满了甜蜜的怅惘和梦幻般的激动。

    我把脸掉向窗外，看着那广袤无际的田野，真觉得好似一幅大自然的风景画。尽管火车声嘶力竭地尽了它的能耐快速奔跑着，但它总是摆脱不了这幅没有尽头的风景画，好像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又好像我怎么也摆脱不了各种思绪的时涨时落。

    我把视线又从车窗外移向车厢内，辽阔、无垠马上变成狭小、拥挤。我不由回想起在造船厂中那50来人的大房间，还回想起比那更早的一次下乡劳动。那回很多同学挤在一节棚车里，连坐在地上的可能都没有，一个紧挨着一个，犹如火柴盒里的火柴棍。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还放着一个南方的马桶，好像生怕这节棚车中的碳酸气还不够味似的。即便如此，同学们一路上只是说笑，好像天下只有坐棚车的人最快活。

    火车在隆隆地奔驰着。在我们这一节车厢中有上海三项棋的男女老少众多棋手。在围棋选手中有我的同辈吴淞笙和赵之华，还有我的老师刘棣怀和王幼宸。二老是我尊重的老师，看着他俩端坐在车厢中，一种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想，不久徒弟和师傅在赛场上要拚真刀真枪了，如果我输了，那没话可说。如果我赢了呢?我不由又朝二老看去，看着两位将近古稀的老人，心中产生了歉意。我第一次感到比赛是带有残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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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七章因为我年轻（2）

    本来，上海队中还有一位老棋手，即汪振雄先生。出征前不久，一天汪振雄先生去襄阳公园下棋，在归途中突然中风。一个棋界人人尊重的棋艺高超的老前辈说走就走了，这样地突然，这样地出乎意料，这样地叫人难以相信、叫人不能接受!他才60多岁，在围棋名手中不算很老，其他年纪更大的都健在，而他却先走了一步。这可能与他每天喝酒有关系。记得有人劝他不要这样喝，他笑呵呵地说：“我不怕死，为何不喝?”他这句话一定是得罪了死神，所以死神早早地抓走了他。

    在汪老中风的前一天，我还跟他下棋呢。那盘棋我执白，发挥得较好，胜了。说实在的，几位老前辈中我感到汪老的棋风最难对付，因此那天赢了他我特别高兴。然而第二天他就离我而去了，我难过极了，直后悔不该赢那盘棋。

    值得欣慰的是汪老的棋艺被我们这代棋手继承了下来。汪老轻灵的棋风使得我原来刚劲的风格活跃起来。今天很多年轻棋手已不知道曾有过汪振雄这么一位老棋手了，但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这不仅因为他曾经是我的老师，以及他那高超的棋艺和体格上的明显特征，而且因为，或者说尤其因为他的人品。他作为一个高手却没有一点高手的架子，始终是那么礼贤下士，那么平等待人。

    我正在怀念着汪振雄先生，突然听到有人喊：“要过长江了!”可不是，长江就在眼前。20年前的交通工具较现在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虽然同是火车，但速度无法相比。那时从上海到北京要花30多小时，与如今的不到20小时相比，要多耗费一半时间。那时长江大桥影踪不见，火车到了江边先要化整为零，陆续装上渡船，由渡船慢悠悠地运送到对岸，再化零为整。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今汽笛一声长鸣，几分钟就跨过天堑，在一条江上就节约了两个小时。再过20年，恐怕几个小时就能走完这段路程。那时卧铺也可以取消了，人们摆上棋盘，杀上两局，兴犹未尽，对不起，就要请你下车了。

    火车隆隆地奔驰着，终于把长江远远地抛在了后边，但还是摆脱不了那幅大自然的风景画，不过这幅风景画的主要色彩已由绿色变为黄色。这色彩的变化意味着我们进入祖国的北方了，在不知不觉间已由江南进入了华北，当时我觉得真快呵!

    的确真快呵，几天前，就是在10月上旬，我国棋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即上海棋社宣告成立。上海棋社是上海市体委领导下的一个独立机构，组织省市间的交流，筹备国内外的比赛，指导群众性的棋类活动。其性质和日本棋院类似。在上海棋社中不但设有围棋、象棋和国际象棋的高水平棋手从事研究提高的场所，还有一个编辑室，即《围棋》月刊编辑社。这本杂志是我国唯一的围棋刊物，因此其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此外，棋社中收集了很多资料，从全国来看，无疑是收藏古今中外围棋书籍最多最全之处，其中尤以中国古谱更为齐全和名贵。后来不少日本朋友参观了这些藏书都表示惊叹。

    上海棋社的成立离不开当时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宋季文同志。他早在革命年代就是陈毅同志的战友和棋友，和陈老总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是一位很有魄力的、事业心很强的干部，而且还是一个颇有水平、落子不俗的棋手。1959年我在体育宫集训时他兼任上海市的体委主任，深得体育界人士的赞扬。然而得益最多的项目应当说是围棋了。宋季文同志经常找棋手们谈话、下棋，那时我才15岁。不知道有多少次，他把我找去，像长辈和老师一样地关心我。15岁的我和副市长的他，逐渐产生了一种友情，这种友情建筑在他对我的爱护和期望以及我对他的尊重和信任之上。直至“文化大革命”中最困难的时刻，这种友情也未动摇过。

    宋季文同志在发展围棋事业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做的头一件大事是筹备《围棋》月刊这本杂志。在纸张紧张的情况下，他那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使这本刊物很快就问世了。虽然是那么小小的、薄薄的一本刊物，然而它不但是我国解放后，甚至是我国数千年围棋史上第一本刊物。这本月刊问世后得到了陈毅同志的关心，他每期都详细阅读，并经常提出宝贵意见，几次为这本刊物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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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七章因为我年轻（3）

    宋季文同志深知培养接班人的重要，于是少年围棋训练班成立了。我的老师顾水如等名家也就成为培育幼苗的园丁。在筹建棋社这件大事上，宋季文同志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他给棋社找了座很美的花园洋房，这所房子坐落在徐汇区的衡山路和吴兴路的路口，环境之幽静在上海可谓头等。这所房子共3层，在底层的客厅中透过一面很大的玻璃可以欣赏花园中柔软的草坪以及环抱这草坪的苍劲和松柏。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中下出的棋自然也会更漂亮。无怪乎一些日本棋手来到上海会情不自禁地说：“比我们日本棋院还要好呢!”(当时的日本棋院是一座日本式的老式房屋，并非后来的8层大厦。)

    《围棋》月刊的主编由财经学院的院长姚耐同志担任。姚耐同志以前也是新四军的干部，他的棋艺在新四军中真可谓所向披靡，因此陈毅司令经常找他对弈。他对陈老总的感情也就不一般了。当有人建议请他担任《围棋》月刊的主编时，他欣然接受。

    《围棋》月刊设了一个编委会，我的老师顾水如、刘棣怀等均为其中成员，他们是这本刊物的业务骨干。不知怎的，把我这个小辈也挂上了一个名。我一直很不好意思，我一无资历、二欠能力呵!我总感到不做工作挂空名是不合适的。“文化大革命”后《围棋》月刊恢复时，又要让我在编委会挂名了，虽然比起少年时代来现在我多少能做一点工作了，但究竟还是挂名，因此我谢绝了。

    上海棋社和体育宫一样，也是个人才辈出的场所。单从围棋来说，除我和吴淞笙在其中得到过锻炼和深造外，还有比我年轻的如华以刚、邱鑫和曹志林以及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些棋手都在其中受过熏陶、获得教益。我可以肯定地说，不仅仅是我，很多上海棋手只要想到他们自己的成长过程，就必然会联想到上海棋社。

    火车继续隆隆地奔驰着。夜幕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降临。车窗外一片昏暗。这个时候，我上海的家里一定是两间屋都大亮着灯，因为我的亲人们都该到家了——爸爸、妈妈、姐姐、弟弟。他们也一定在说：德德现在到了哪儿了呢?姐姐和弟弟的眼睛里一定又充溢着羡慕和向往。坐火车，这在他们看来是妙不可言、不可思议的事呢!如果命运之神向他们预言说：你们两人将来都要经常和火车打交道，而且坐火车都得坐腻了。这，他们是决计不会相信的——坐火车还会坐腻了?时间坐得越长越好!他们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慢车的票价反而便宜，快车的票价反而贵呢?坐慢车不是可以多坐一会儿吗?

    姐姐的那对大眼睛是多么富于感情。也许她太富于激情了，她和我从小就老是吵架，但每吵一次感情就深一分。争吵的次数之多难以计算，感情深厚的程度也就无法测量。弟弟和我却是从不争吵，两个相差1岁的男孩子常年在一起能这样太平，我想世界上也并不多。我俩彼此都珍惜这种难能可贵的融洽气氛。我想从不争吵的人一旦发生哪怕是小小的口角，感情上都会受不了的。我姐姐的学业及以后的工作还算顺利，而弟弟就不同了。他从小就显示出学习上的特殊素质。我的记忆力已不算差，但如要背诵唐诗、宋词，要赶上弟弟起码得多花几倍努力。可是命运对他太不公平，他15岁时从同济大学的预科毕业，因为学习优秀本来可以直升同济大学，但预科毕业进行体验时，发现两肺有严重的结核，医生要他立即卧床休养。他这学期还评上了劳动标兵，这个不知累的、拚命的弟弟呵!不得已，只能停止学业在家养病。肺结核是富贵病，但恰逢3年经济困难时期，自由市场上一个鸡蛋值四五角，一只母鸡得花数十元!在那个年代，依靠工资要吃饱都困难，怎能给得病的弟弟滋补?于是父母把家中一切稍有价值的东西都变卖，换来那些本来是极普通的但当时却身价百倍的食品。4年后，弟弟的病痊愈了。他自己提出要到崇明岛去垦荒。他是崇明岛早期的垦荒者。芦苇搭成棚就是住房，芦苇铺地上就是床。6年后，他调到铁路局当了筑路工人。后来，我们一看到他那束之高阁的长统雨鞋和大雨衣，就想起他那风雨无阻的筑路工人的生涯……如此过了18年，他再回过头来考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集中复习了不过1个月的时间，居然夺得了全国只招一名的古典文学唐宋专业研究生的录取名额。30多岁的弟弟依然像20几岁似的年轻、英俊，一身的学生味，但是，毕竟18年过去了……

    在经济困难时期，我的父母和中国的百姓们一样，表现出对困难的极大的承受力。妈妈上班的中学离家有好几站地，每天清晨做完早餐就匆匆赶到学校，中午又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家中，把全家的一顿午饭对付过去后又以她特有的节奏迈开双腿，这不是一般的行路，而是竞走!晚上，她要备课，批改学生的作业，还得操持那永远没有完的家务。她每天从家到学校急匆匆地来回赶路，经常为了能省下车钱而不乘车。她要走多少路才能省下一只鸡蛋!更不知要走多少路才能换得一只母鸡!但无论是母鸡还是鸡蛋，她自己一口也尝不到。她的肝肿大了，人浮肿了，而我弟弟的肺结核终于钙化了。

    当妈妈知道我要上北京时，至少两个星期前就开始为我准备了。身上穿的、随身带的、路上吃的，哪一样不是经过妈妈的再三考虑。妈妈总是不放心自己的孩子，不要说第一次出远门，就是平时上街，妈妈也总要再三叮咛。直到如今，我和妈妈分手时，她还常这么说：“车钱带了没有?路上要小心!”我有时听了这些话，未免不耐烦地说：“我又不是孩子。”但再一想，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叮咛，正是包含了妈妈几十年如一日的不知疲倦的爱、不减弱的爱、不更改的爱。伟大的母亲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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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七章因为我年轻（4）

    在困难时期，我是幸运的。我因参加围棋集训，所以能享受运动员的伙食补助，我便不知道饥饿为何物。每当我在家吃饭时，我自觉无权吃荤菜。父母也是实在人，就待我以粗茶淡饭。但由于我较早踏入社会，所以在穿着方面我较姐弟又得到较多的照顾。那时的青年人不重打扮。妈妈把一件爸爸的旧西服拿到裁缝那儿，替我改成一件学生装。改动之后，本来在左边的口袋就移到右边去了，不过这件学生装一直使我很得意。1963年，我对日比赛取得好成绩，《新体育》杂志社要拍我一张彩色封面照时，我就穿着这件使我得意的上衣。妈妈又把爸爸的一条屁股后边磨出了洞的毛料裤，翻了个儿给改了条长裤，改完之后，原先在后面的补钉跑到我的裤管上了。尽管有个补钉，但毕竟是条毛料裤子，我也感到很是体面。我就穿着这身“新”衣服上北京。当我看着这身衣服时，就感到父母的温暖。

    爸爸和妈妈似乎在不言之中有了明确的分工——妈妈关心我们的生活，而爸爸关心我们的学习。爸爸!是他找来了周己任老师教我棋艺；是他在襄阳公园紧张地看着顾水如老师考我；是他不知多少次陪伴着我，看着我和不知多少棋手对弈；是他把我从造船厂中一把拖了出来参加了体育宫的集训；还是他在每次比赛前以至每次对局前循循善诱地开导我，使我能保持较好的精神状态去下每一局棋。这次我远离父母去参加重大比赛，父亲对我充满了期望和忧虑。在我临行前，他把我拉在身边：“德德，你每次下棋前，我对你讲过很多很多话了，这次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讲了，我只有短短的3句话，你要好好记住。这3句话是：胆大如虎，心细如发，波平如镜。”爸爸似乎怕我记不住，又重复了两遍。他说只要做到这3条，就能发挥出好水平。在以后的很多次比赛前，他也经常重复这3句话。这短短的3句话12个字，要记牢是多么容易，实践证明这的确是一个优秀棋手应有的修养。但要真正做到，又是多么的不易!

    当爸爸教我围棋的时候，并没想到日后我会成为冠军；当爸爸教我们背唐诗、宋词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我弟弟日后会成为攻读唐宋文学的研究生；当爸爸给我们订阅《人民文学》等杂志的时候，也并没有想到我姐姐日后会成为作家。爸爸在这一点上是可以感到慰藉的，而我们姐弟3人在这一点上是得天独厚的——我相信，只有少数人才能从父母那儿得到那么多。

    火车隆隆地向前。我离开家，离开上海，离开爸爸、妈妈、姐姐、弟弟越来越远了。多少人对我寄予期望呵!我又想到关怀着我的一位位领导同志，不由得对党生出一种感激之情。当然，某一个人代表不了党，但党的正确与否、党的伟大与否以及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否优越、是否幸福，则又是通过每一层的党的干部来体现的。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能遇到这么些好的领导干部，这是我的幸运。

    火车一声长鸣，将一支实力雄厚的上海队，其中包括上进心很强的、但棋艺和思想远未成熟的16岁的我带进了北京城。

    参加比赛的人们分别住在崇内旅馆和崇外旅馆。所谓崇内和崇外，即崇文门内和崇文门外。1960年时崇文门的城墙虽然经岁月的摧残已相当陈旧，但它的厚实和高度仍使人感到巍然壮观。这道城墙将两个旅馆南北隔开，形成崇内和崇外。如今，古老的城墙早已影踪不见，在那里出现的是现代化的地铁和高层住宅区。崇文门曾名为哈德门，我们到北京时，北京人一般都称其为哈德门，随着时间的流逝，恐怕只有老北京才叫哈德门了。今天年轻的北京人已未见得知道哈德门这个名称。崇内和崇外两所旅馆是当时新建的，虽然在今天恐怕是不入流的，但在当时是够不错了。

    比赛场地设在**东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西边是中山公园，这两个很有气派的公园加上中央的故宫以及气势磅礴的**广场，形成一个宏大的游览区，每天吸引着许多中外游客。棋类锦标赛的赛场安排在文化宫里边的一个大殿里，每天去赛场时我都要在文化宫内漫步观赏一番。历史悠久的名胜、修饰精致的花草以及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雄伟苍劲的古柏，这是上海任何公园都无法媲美的。

    这次比赛的方法首次采用积分循环制，这是在选手众多而时间不能太长的情况下的一种较好形式。由于是第一次采用这种形式，以致不少棋手不理解。新事物无论大小，它的出现往往是很多人难以接受的，否则就说明其并不新。

    很奇怪，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我并没感到紧张，跟几个月前首次参加国际比赛时的心情大不相同。经过近两年的训练，我的棋风变得锋芒了、好斗了，再也不是刚集训时那种软弱的书房棋。我的思想也敏捷了，对局用时很少，当对手落下一只子后，我总是很少思索就将棋子放了上去。由于我的这种高速度，经常使对手不由自主地跟着快了起来。结果我的对局往往很快结束。一般棋手要苦斗8个小时的对局，在我这儿老是不到半天就宣告结束。对此我心中颇为得意，我好像是学校的考场中第一个交上考卷的信心十足的学生，充满着自豪感。记得一次比赛中我只花了5分钟就把一个对手击败了，心中很痛快，于是就想进一步突破自己这5分钟的纪录。这哪是对艺术的态度?这纯粹是虚荣，这是只有未谙世事、未经磨难的年轻人才会有的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大!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这种无所畏惧的好胜心也正是获取成功的重要条件。

    我的确是在提高，而且是只有10多岁的年轻人才可能有的迅猛提高。这种速度的提高往往是旁人估计不到、自己也大觉出乎意料的。“人贵有自知之明”，所以说“贵”，是因为难能。过高地估计自己会遭失败，而偏低地估计自己会失去本来可以得到的成功。虽然我已明显感到自己提高了，可以搏斗了，但我并未意识到自己已跨入全国冠军争夺者的行列。上海市冠军和全国冠军之间有好一段距离，谁也不曾想到头一年刚得到市冠军的少年棋手第二年就可能争夺全国冠军。我的老师们无疑都认为我还嫩了些。的确我是嫩了些。但有一点却是谁都忽视了的，即，我所以嫩是因为我年轻，而年轻本身就是个最大的优势。我才16岁，而我的主要对手大多已60多了。年轻意味着体力上的优势、精力上的优势、思想上无包袱的优势以及技术上的一天天在上升的优势。年轻这一条优势就可以遮掩抵消很多劣势。可是很遗憾，不仅我的老师，即便我自己也未充分认识到这个巨大优势。如果我有较充分的认识，那我将会聚集更多的力量、鼓起更大的劲头、朝着更高的奋斗目标投入到比赛中，从而也就可能取得更出色的成绩。可惜!我当时根本没想到冠军这个称号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既没有什么包袱也没有什么压力。我在比赛中过于放松了，除了面临“南刘北过”这样的谁都不会小看的对手，一般的对局都力图进行速决战。当我很快战胜一位对手时，就悠悠然地漫步到中山公园，然后在小吃部里喝上两杯啤酒，真是心旷神怡。事实上这每一次轻易的胜利和忘形的得意都给我播下了危机的种子。

    比赛一共要进行16轮，既漫长又艰苦，这是围棋比赛的一大特点。要取得好成绩，不但要比技术，还要比体力、比精力、比意志、比思想。只有实力雄厚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又能始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选手才有可能压倒群雄、夺得桂冠。我具有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敢于拚搏的劲头，具有旺盛的精力和敏锐的反应，同时也具有年轻人的缺点——骄傲、浮躁和轻率。

    我的优点使我战胜了心目中最强的两个对手——“南刘北过”。在与他俩的比赛中我发挥得相当好，我所有的长处和优势都跃然盘上，都在那一个个投下的棋子上体现出来。这两局所取得的胜利令我自己难以相信。当然，比赛是双方下的，我固然发挥得很好，然而我的对手是否充分发挥了呢?至今我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想象，面对一个16岁的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花甲老棋手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包袱。

    我战胜了“南刘北过”，使棋界为之一震。“南刘北过”的时代从此动摇了。

天马行空

正文 第七章因为我年轻（5）

    我无疑已成为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但是我奋斗来的胜利却被轻率而导致的失败糟蹋了。我先后败给黄永吉、竺源芷和王幼宸三人。非常巧，每盘都输一子，三盘的总和才三子，微小的数字却意味着巨大的失败。

    败仗是由轻率造成的，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第一场败仗的对手是安徽棋手黄永吉。黄永吉体格魁梧，精力充沛，年龄30多，虽然比我大1倍，但无疑还是个少壮派棋手。他的棋细腻扎实，擅长后半盘收束。1960年他的棋艺正处于巅峰阶段，尽管他过去的战绩和声望都不如“南刘北过”，但其实力显然是不亚于任何人的一员大将。面临这样的强手，即使全力以赴，还不知结局会如何。全国赛之前安徽围棋队曾到上海交流过，那时我胜了黄永吉。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年轻人的自信却使我以为曾经击败的今后依然会击败。谁都知道“失败乃成功之母”，殊不知有时成功是失败之父——轻易的成功会带来轻易的失败，意外的成功也会潜伏着意外的失败。正因为如此，我在战略上有足够的藐视，而战术上缺乏应有的重视，没有将种种困难和不利因素作充分的估计。比赛一开始我较顺手，至中盘局势的天平向我这方倾斜了，我感到又可以拿下了。黄永吉不愧是位大将，临危不乱，顽强不馁，他在后半盘中把每一子的得失都看成生死攸关的大事，他死命地把一个子又一个子扣了过去。终于，我震惊了：他这一子又一子的积累，使量变成了质变，我的优势动摇了，丧失了。意外的突变使我紧张起来，但已经晚了!黄永吉的特长正好压住了我的特短。他那殊死拚搏的劲头和使我痛苦不堪的收官技术终于把局势扭转过去，赢得了宝贵的一子。一子重千金呵!

    竺源芷是浙江选手。1960年春我随日本围棋代表团去杭州观看最后一场中日比赛，当时我只知道杭州有两位有些名气的棋手，一曰孙宜章，一曰张李源。一次我和孙、张对局，旁边坐着一人观战，他挺和气，笑眯眯的，又有些似笑非笑，很有意思。经人介绍，他叫竺源芷，是浙江大学土木系的讲师。当时他也就30多些，显然是个有修养的聪明人。孙宜章和张李源两位浙江大将在那时已不是我的对手，而竺源芷的棋艺据说也就和孙、张两人相仿。因此全国赛中我一看到名单上有竺源芷，就把两分算在我的账上了。有了这种想法，比赛时自然不会尽全力。事实上即使平时相差两个子水平的棋手，如掉以轻心，比赛时也会遭到厄运。何况竺源芷毕竟有相当实力，这一盘的结果我又以一子之差败北。

    我能战胜“南刘北过”，那是因为我年轻；我之所以输给黄永吉和竺源芷，也是因为我年轻。

    年轻人有朝气、有闯劲，但一般而言，年轻人多少有些不够老练持重。而老练持重往往要用年轻作为代价才能换来。一旦你老练了、有经验了，年轻的优点往往也就丧失了。

    败给王幼宸这局是我这一辈子所有败局中印象最深的几局之一。为了把事情说清楚，我不得不披露些事实。

    我们每个棋手虽然参加的是个人赛，但并不完全是代表个人，而又是代表他所属的省或市。每次出征之前，省市体委都会对其选手提出一些要求和希望。作为我个人来说，自己的成长离不开上海的培养，因此身为上海市的一名选手，当然也想为上海取得好成绩。我想其他省市的大部分棋手也会有和我类似的想法。

    在赛前，恐怕谁都会认为刘棣怀先生夺标的可能性最大。可是没料到，他败在我的手下，之后我又力克过惕生，而刘老在以后的比赛中也并不理想。这样上海队就把夺标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比赛进行到一半，我将遇上王幼宸先生。一天，王老和我都赛完了，王老把我拉到文化宫的花园中散步，很诚恳地对我说：“祖德，你现在成绩很好，很有希望。我年纪大了，不会有什么前途了。下一轮我俩就要遇上，我想这局棋就让你赢了。你好好下，争取把冠军夺过来。”

    我根本没有过比赛中要对手让的思想，更没想到老师主动让学生。我一愣：“那怎么行?”

    但王老说他一定要让!那种使人无可辩驳的坚决，那种使人不容置疑的真挚。我当时虽然有些不快——我为什么要他让呵?我不要他让么!比赛一让还有什么劲?不过我又很感动——王老是要我好啊!

    这天晚上上海队开了准备会，会上王老又主动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上海队的领队杨明同志感到王老很有诚意，又对上海队有利，也表示赞同。

    怪就怪我这个人不争气。我和王老比赛时，以为这局棋已毫无问题了，因此下得就马虎了。而王老还是按常规在对局。王老的棋如正规部队，而我的棋却似散兵游勇，没有章法。这下可糟了，不知不觉，形势明显于我不利。王老没料到他会得到如此优势，好像一块点心已送到嘴边，不咬上一口实在说不过去。于是他真刀真枪地干了起来。我突然发现不妙，王老的架势哪像在让我，那是要把我生吞活剥呵!这下我真急了，全力反扑。但此时的形势好似两人打架我已躺倒在地，被对手使劲按住。我是极尽挣扎之能事。局势居然一点点地有所挽回，如果棋盘再大一点，我就有可能扭转乾坤。但眼看有些希望时，棋已终局。王老终于把优势维持到最后，以一子取胜。

    这局棋输下来我真有些发呆了，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想：王老呵，你要赢我，为何要先跟我打招呼。作为你的学生，我输给你也心甘情愿，毫无怨言!但你为何欺骗我呢?不过，我怎么可以把人想得这么坏呢?王老一直是爱护我的，他不但培养了我，而且赛前的一番话也完全真心诚意，他是希望我获得好的名次的。只是在比赛中我自己轻率，不认真对局，才使王老师临时改变了主意。棋手几乎是本能地要去赢对方的呵!当然，王老这么做并不能说是正确，但任何人都有犯私心的时候，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就这么一个错误，那这个人还是不容易的。

    我只能怨我自己!我悄悄地对着玻璃窗，默默地流着眼泪。任何侥幸的心理都可能带来不幸，任何侥幸心理都是可耻的、可鄙的、可悲的!这次的悲剧是对我的报应，有可能得到手的冠军只因一时的侥幸心理，就拱手让给了他人。

    教训呵!

    一个运动员，如果只以输赢为目标，而不是想在比赛中从技术、品格、意志等各方面提高自己，那末，他即使赢了，也未必能从中得到多少提高；甚至他本来可以赢的，也会因此而输掉。

    16轮的比赛终于结束了，安徽黄永吉以14胜2负得28分获第一。王老和我都是26分，由于王老胜我，因此他第二，我第三。说实在的，一次锦标赛中，第一与第二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而第二和第三的差距很不足道。“北过”排第四，“南刘”列第五，上海小将赵之华获第六。前6名中有4位上海战将，说明实力之雄厚，但偏偏最重要的冠军被他人所夺，真有些不光彩。这次比赛共取12名，较之现在只取前6名来说，能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

    1960年的全国赛还包括了少年赛，河北15岁的棋手王玉才获冠军，上海11岁的小棋手范九林得第二，安徽的王汝南当时仅14岁，获第六。

    这次比赛的最大特点是“南刘北过”已不再垄断棋坛了，一批年轻棋手开始为人瞩目。自1959年初国家抓了围棋运动后，不到两年时间面貌已有改观。以前人们认为下围棋非老翁不行的局面已过去，棋坛生机盎然。

    11月4日，在文化宫举行了闭幕式。不知谁说了声：“陈老总来了!”可不是吗，他兴致勃勃地走了过来。在比赛期间他来观战过，但在那种场合下，无法随意谈话。这次可不同了，围棋手们有好多是他熟识的，他见了我们可高兴呢。一会儿，他给获得名次的棋手们发奖，当他给我发奖时亲切地说：“祖德，又见到你了，长得这么高了!棋也长进多了。”

    我说：“我没下好。”

    “得了第三，很不错嘛。”陈老总笑呵呵地把一块铜质奖章给我套上。

天马行空

正文 第七章因为我年轻（6）

    我想：陈老总呵!如果是赛前说我打第三，我是高兴的，但今天我实在心中有愧。

    发完奖陈老总又和棋手们侃侃谈上了。他先谈了下棋的好处，说下棋可以锻炼人的头脑，也可以锻炼人的品德，要好好提倡，要在广大群众中开展这项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下棋的人多了，人材也就会越多，要注意培养新生力量。陈老总再次向围棋手们提出：10年后要打败日本，全国要有1000万人下围棋。半年前，陈老总向围棋界发出了这一号召，今天他又一次地重申，这是他的殷切期望，是他的决心呵!

    过了3天，《体育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开展棋类活动，提高棋艺水平》的社论，这是建国以来第一篇有关棋类活动的社论文章，这篇社论的发表固然和1960年棋类锦标赛的影响有关，但更重要的因素显然是陈老总的积极提倡。

    比赛是对棋手最好的检验，不但在技术上，也在思想上。通过1960年的全国赛，我感到自己在技术上有了明显的提高，面对众多的老棋手，我意识到自己年龄上的优势。但与此同时，我也发觉骄傲思想的猛然抬头，骄傲给我带来了沉痛的教训——使我终生难忘的教训。

天马行空

正文 第八章 国 耻（1）

    1960年全国赛后不到半年，我们又要准备迎战日本围棋代表团了。从各地来的围棋高手们再次云集北京崇外旅馆，进行第一次全国性的围棋集训。

    北京的春天，不知趣的风沙时时骚扰行人。头颈、眼睛、耳朵、鼻孔以至嘴巴都会被这些不受欢迎的家伙迅速占领。北京女子只好把纱巾蒙在脸上，犹如阿拉伯人。风沙大的时候，整个天空一片土黄色，天地混混沌沌，好似一幅浓重浑厚的油画。

    风沙无情，但比风沙更无情的是令人难忘的三年困难。棋手们算是幸运，享受着运动员的待遇。有时新鲜猪肉供应不上，就供应罐头肉，甚至国家体委还组织人去内蒙古打黄羊，把打得的黄羊肉拿来招待我们。

    国家如此困难，还组织这么一次集训，实在难得!

    参加这次集训的有老中青三代棋手。老的都有六七十，而小的只有十六七。上海的三老刘棣怀、王幼宸和魏海鸿加上北京三老过惕生、金亚贤和崔云趾是这次集训的骨干力量。金亚贤先生和王老同岁，两人身体一样健，精神一样爽，看他俩那像年轻人一般的动作，谁会相信他们是古稀之人。金老是满族人，能打一手漂亮的太极拳。金老的中医医术也相当高明，据说是祖传。加上他相貌堂堂、神采奕奕，更使人对他的医术信服。不少人身体不适就找上金老，他也的确治好了一些疑难病症，赢得了不错的声誉。他从不喝酒，但手里总是拿着烟斗，抽着厉害的关东烟。可能是金老的身体太好了，因此这种烟草也难以损害他的健康。人们经常议论王老和金老究竟谁更长寿，有人说是王老，因为他没有一点不良嗜好，生活最规律。更多人认为是金老，因为他拳术精通、医术高明。王老于1984年不慎摔了一交而过世，享年96岁，而金老由于某种原因于数年前绝食身亡，不然他俩在长寿的竞赛中很难说谁是胜者。

    金老的性格刚直急躁，反映在棋上是不折不扣的力战型。当时我自认为力量不弱，但和金老一交手便感到压力很大。像他这种和古代棋手几乎完全一样的风格在今天再也见不着了。金老的棋虽有千钧之力，经常不几个回合就将对手击垮，但他后半盘收束较差，你如能坚持到中盘结束，他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最有意思的是他跟魏海鸿先生的对局。魏老和金老正相反，他是中盘战斗力不足，但终盘收束高明。因此只要他俩相遇，弈至中盘总是金老占上风，有时魏老的形势惨得令旁观者不忍目睹。但魏老总不失沉着，运用他精湛的后半盘功夫，把金老的优势由大化小，由小化了。妙就妙在不管形势如何落后，魏老总能力挽狂澜、起死回生，最后以微小的优势反败为胜。记得只有一次，魏老在金老的强大攻势下溃不成军。他掏出酒瓶，往喉咙里灌了一口，然后唉的一声推枰认输。

    崔云趾先生也60多岁，是围棋界中最高最胖的一个。他那秃顶的大脑袋和整个脸盘都是圆圆的，两根又浓又短的黑眉毛下是一双铜铃般的大眼睛，他的鼻子和嘴巴的线条也都是圆的。整个脸好似一个大圆圈中画上几个小圆圈。他的饭量特大，恐怕只有如此才能维持他那鲁智深一般的体躯。奇怪的是，他的棋风和他的体形完全相反，属于最典型的小路子。往往置中腹的紧要处不顾而对边边角角特别感兴趣，有时布局未进行多少，他的思路已进入收官了。

    北京三老，过老最强，因为他棋路清楚，技术全面。金老其次。崔老有小巧之技能，但缺乏大将风度，只能屈居第三。

    老先生中还有一位叫王屏秋的，他的棋力绝非第一流，但精通日语。懂棋又通日语，在当时很难得。他的工作是给大家翻译讲解日本的名局。这位老先生长得颇像英国的丘吉尔，加上他的大嘴中总是叼着根香烟，就愈发像丘吉尔了。即使在讲棋时，一支烟也总是粘在他的嘴上，任凭怎样讲话都不会掉下来，并且对讲话也无任何妨碍。解放前他曾在国民党中任过职，和新四军作过对手。陈老总第一次接见全体集训人员时，一看到王屏秋就说：“我们早已打过交道。”陈老总一句玩笑话，把王屏秋吓出一身汗。其实陈老总对所有老棋手，包括王屏秋都很关心和爱护，因此不多久，王先生也就放得开了。

    中年棋手都是30余岁，有安徽黄永吉，北京张福田，广西袁兆骥，湖北邵福棠，浙江竺源芷和江苏郑怀德等。除黄永吉外，其他棋手的水平比老一辈都差一筹。但他们都有一定造诣，且大都有文化修养，因此在以后的围棋活动中，都起到了骨干作用。

    年轻棋手除了上海的赵之华、吴淞笙和我之外，还有江苏陈锡明、山西沈果孙、福建的罗建文和黄良玉以及黑龙江的黄成俊等。这一代人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年轻棋手，其实力已不亚于中年棋手。

    年轻人中要数赵之华的年龄最大，22岁，其次是陈锡明，21岁。锡明为人敦厚诚实，棋艺又很好，记得我1959、1960年两度与他对弈，都成了他的手下败将。

    沈果孙原籍是江苏苏州市，后来他虽然在山西生活、工作，但讲话丝毫不带山西口音，一听就是小苏州。苏州人讲话都较柔软，但他的性子却相反，加之对胜负又很认真，因此一旦输了棋，尤其是输得可惜和冤枉的，情绪就不易克制。其实他是个相当聪明的人，从小爱读古文，文章写得很快，如今他不但写了很多围棋方面的文章，还发表了科学幻想小说。他还不知从哪儿学了一手裁缝本领，无论是男式的，女式的，是冬装，还是夏装，都能对付，其裁缝水平足以使一般女子感到羞愧。

    可以说下围棋的人大多脑子较灵。罗建文是福建人，但他能讲出地道的上海话和北京话，即便遇到上海人或北京人也发现不了破绽。罗建文的聪明还表现在他的棋艺上，他的棋下得轻松自如，从不作无理纠缠，还经常使出些小技使对手遭受损失。

    崇外旅馆毕竟是个旅馆，只能睡觉、吃饭，缺少下棋的场所，国家体委就把训练场地安排在北京体育馆内。这样棋手们就得从旅馆到体育馆来回折腾。每天吃了早饭大家坐公共汽车去体育馆，到中午返回旅馆，午饭后再出发，晚饭前再返回。如此每天两个来回，年轻人当然没关系，而这么多的老年人却多少有些辛苦。但这毕竟是第一次全国集训，又是在国家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举办的，因此大家非但没有怨言，而且情绪都很高涨，每天总是说说笑笑、精神饱满地出发，傍晚时议论着当天的棋局，兴致勃勃地归来。

    北京体育馆的前边有个大铁门，有时铁门被锁上了，大家就得绕道走后门。我们年轻人不愿走冤枉路，于是两手往一人高的铁门上一搭，使劲一纵身就翻越了过去。老年人和中年人就无法进行这种高难度的翻越，而且如此翻越铁门多少有损于成年人的尊严。可是王幼宸和金亚贤这两位70岁的老先生不甘示弱，他们居然也和年轻人一样矫健地翻越铁门。要不是亲眼目睹谁会相信?

天马行空

正文 第八章 国 耻（2）

    我们的训练方法和上海体育宫集训差不多，主要就是对局。由于中年棋手中的黄永吉和年轻棋手中的我水平较突出，于是就让我俩和几位老先生为一个组训练。这样，我不但和上海的几位老前辈，同时也和北京的三老下了大量的棋，收益匪浅。

    当时的集训由于一味地下棋，缺乏身体素质的锻炼，因此我体质下降，疾病缠身。每当对局进行到下午，肠胃就不适了，腹部往往鼓得很大，实在不好受。下完棋脑子老是兴奋着，即使躺在床上，还是满脑子的黑白子。甚至形成一种条件反射——想到要睡觉就紧张，就生怕又要睡不着。眼睁睁地看着他人先后入睡，自己却毫无睡意。再过一会儿，寂静中发出了呼噜声、梦话声以及磨牙齿声，我就更难以入眠。从此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失眠这个恶魔一直缠着我不放。有时我实在睡不着就起来散步，过一会儿再躺下，但还是无法入睡，只好再度起来散步……就这么一天天、以至一年年地熬了过来，人越来越瘦，简直像个衣裳架子!

    当时真是心思全用在棋上了。有一次袜子破了(那会儿没有尼龙袜，只有很容易穿破的线袜)，我没有针线，怎么办呢?以前在家时，妈妈把什么都安排妥帖了，而我也就什么都不会料理。我只知道妈妈有针线，而不知在北京也能买到针线。所以我就写信到上海让妈妈寄给我一根针和一根线。我终于琢磨着补完了一只袜子，然后很得意地提起脚往袜子里伸，可是怎么也伸不进去。唉，我把袜面和袜底缝在一起了!这件事给我们当时紧张的集训生活平添了一些笑声。

    中日比赛临近了，我们搬入了和平宾馆去住宿。我们按年龄大小分成三桌就餐。尽管菜肴丰盛，但每顿下来，老年一桌总是盆底朝天嫌不够，中年一桌不多不少正合适，小伙子们却绰绰有余剩好多。于是，每顿饭小年轻总要向老年人进贡食物，真是咄咄怪事。

    说到健康问题，比起社会上的一般人，下围棋的人都是越老身体越健，且大多长寿。据我所知，在下围棋中凡稍有名气的，只有汪振雄先生一人在60多岁过世，其余的均在80以上。围棋界为什么有这么些老寿星?我想可能是这样：大凡一个人上了年岁，如无所事事，生活无乐趣，精神无寄托，则会加速衰老。而围棋有无穷之魅力，爱好围棋的人生活是充实的，精神是愉快的，下围棋虽然要动脑，但只要不是激烈的比赛，下围棋的动脑恐怕是有益无害的，因为这样的动脑不伤神，不烦恼，而只会使大脑得到有益的锻炼。要知道，大脑和人体的其他部分一样，如要保持其健康，延迟其退化和衰老，必须运动和锻炼。我想如果我的这个想法是符合科学的，并且能够被更多的人所理解、所接受，那么围棋爱好者将会几何倍数地增加。

    9月13日，由日本棋院理事长有光次郎率领的日本围棋代表团到达我国。有光先生曾担任过日本教育部的副部长，是位很有文化修养的人士。他带领5名棋手，其中3名职业棋手，是曲励起八段、小山靖男七段和女子棋手伊藤友惠五段。还有两名业余棋手是菊池康郎和安藤英雄。菊池曾获得3次业余本因坊的称号，安藤在第一届业余十杰战中取得冠军。与1960年的第一次日本围棋代表团相比，这次的阵容无疑要弱些。但较之当时我国的棋艺水平，则还是太强大了。

    这次比赛是一对一固定对手，连战5局，从15日开始赛第一局，以后每隔一天1局，连赛5局至23日。如此下法不但很疲劳，而且有些残酷，因为如一方水平较弱，连连败北，那个日子可难熬了。这次比赛从每方5小时减为4小时，这是尊重日方意见的结果。

    比赛安排在北海公园的悦心殿。悦心殿就在白塔附近，因为不对旅客开放，便只能看到一个不显眼的红门，难以引起游人的注意。然而一旦那扇不显眼的红门在你面前敞开，你会突然发觉在喧闹的北海公园中竟然还有这般幽静的天地，真是闹中取静!我们的赛场设在里边的庆霄楼下，在这里受不到外界的一丝干扰。庆霄楼不算很大，放上五台棋，再加上必要的工作人员和少量的观众，也就饱和了。但它小巧、精致、雅静，不失为一个理想的赛场。

    15日，第一场比赛开始了。第一台是刘棣怀先生迎战曲励起八段，这是双方的主将。第二台是黄永吉对小山靖男七段，黄永吉是新冠军，年壮气盛，坐在第二台也正合适。第三台是王幼宸先生对伊腾友惠五段，王老是二度全国亚军，如今由他来对付邻邦女将，这副担子可不好挑。第四台是过惕生先生对菊池康郎，过老虽和刘老享有同样的声望，但今天面临日本业余围棋界的最强者，显然是一番苦战。最后一台是我对安藤英雄，我17，他18，两人都是小将，又都是瘦高个。综观五台阵容，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裁判长宣布比赛开始以后，五台计时钟马上滴滴答答地响了起来。棋钟的声音应当说是微弱的，但在寂静的赛场中却显得清晰有力，好似战场上擂起了战鼓，激励将士们奋勇拚杀。

    比赛的气氛较之1960年第一次中日赛显然紧张而激烈。一方面是因为日队没有派出像坂田和桥本这样具有最高水平的棋手；另一方面，我国棋手在赛前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国集训，促进了棋艺水平的提高，只等在这次比赛中决一雌雄了!

    前四台进行得都较慢，最后一台我和安藤都是年少气锐。安藤毕竟在日本受到熏陶，布局娴熟，因此两人交手不久他就占了上风。安藤感到自己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后竟然站了起来，悠闲地在赛场走来走去观看其他几局比赛。后来他甚至离开赛场，到外边庭园中欣赏花卉和盆景。他一次又一次地起身得意地漫步，对我的自尊心是莫大的伤害。一年前坂田九段曾经也以这种态度和我比赛，当时我已感到受不住，但坂田到底是日本最强的职业棋手，我和他的水平差距也实在太大。而今我的对手是位年龄和我相仿的业余棋手，他的棋艺未见得比我高多少，但他却以坂田同样的态度蔑视我!我只觉得浑身的热血直往上冲，虽然我还静坐在棋盘前，但我的情感猛烈地翻腾着，难受、委屈、羞辱、痛苦和愤慨交织在一起，熟悉我的人看到我这张白皙的脸涨得通红就能知道我已处于一种难以形容的精神状态。

    我想到父亲再三叮嘱的“波平如镜”，尽量克制着内心的激动，但此时波涛汹涌，恶浪翻滚，实难平静了!我只是狠狠地下决心，我定要挽回劣势，我要在中盘战斗中给你颜色看，无奈局势落后太多，始终未有转机。

    我们的比赛自上午8点开始至中午12点封盘，午餐后下午两点继续，直至终局。我这盘下了3个多小时，在中午封盘前就败下阵来。中午我们到仿膳用餐。一般比赛未结束的棋手，由于神经高度紧张，满脑子都是棋势和黑子白子，他们坐在餐桌旁，往往两眼发直、神情恍惚，似乎是灵魂已去只剩躯壳。而我呢，尽管战斗结束了，但心情极坏，更无心用餐，真羡慕那几位下午还要奋战、还有回旋余地的棋手。有人想给我解解闷，跟我介绍仿膳的著名烹调以及慈禧太后喜爱的小窝窝头。我根本听不进去，当时别说是小窝窝头，就是慈禧太后坐在我对面也不想瞧她一眼!